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范文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1

成人本科毕业生自我鉴定阅读

回顾这几年的生活，通过良师的教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我已初步掌握如何运用英语知识进行一般商务活动,也养成了认真对待学习和工作的好习惯!

在思想品德上,本人有良好道德修养,并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爱护公共财产,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并以务实求真的精神热心参予学校的公益宣传和爱国主义活动.

在学习上,我圆满地完成本专业课程.并具备了较强的英语听读写能力.对OFFICE办公软件和其它流行软件能熟练操作,并在因特网上开辟了自己个人空间.平时我还涉猎了大量文学、心理、营销等课外知识.相信在以后理论与实际结合当中,能有更大提高!

在生活上,我崇尚质朴的生活,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正派的作风.此外,对时间观念性十分重视.由于平易近人待人友好,所以一直以来与人相处甚是融洽.敢于拼搏刻苦耐劳将伴随我迎接未来新挑战.

在工作上,我通过加入院学通社与合唱团,不但锻炼自己的组织交际能力,还深刻地感受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及凝聚力.更加认真负责对待团队的任务,并以此为荣!

作为积极乐观新时代青年,我不会因为自己的大专文凭而失去自信,反而我会更加迫切要求自己充实充实再充实.完善自我石我未来目标.且我相信:用心一定能赢得精彩!

"良禽择木而栖,士为伯乐而荣",勤奋的我将以不怕输的韧劲融入社会.愿借您的慧眼,开拓我人生旅程!

成人本科毕业生自我鉴定

进入xx成教学院已经将近三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树立“八荣八耻”的良好风尚，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遵守校纪校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政治上要求进步，学习上勤奋刻苦;关心同学，热爱集体。

由于成人教育的特殊性，就要求在课下练习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对于实在不明白的就要向老师积极请教，并时常去图书馆查一些相关资料。日积月累，自学能力得到了提高。并且学会了改进学习方法和独立思考。在学习中，我不只是学到了公共基础学科知识和很多专业知识，我的心智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学习知识这段时间里，更与老师建立了浓厚的师生情谊。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使我体会了学习的乐趣。我与身边许多同学，也建立了良好的学习关系，互帮互助，克服难关。

平时友爱同学，尊师重道，乐于助人。以前只是觉得帮助别人感到很开心，是一种传统美德。现在我理解理解的是，乐于助人不仅能铸造高尚的品德，而且自身也会受益，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帮助自己。我现在领悟到，与其说品德是个人的人品操行，不如说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得对社会负起一定的责任义务，有了高尚的品德，就能正确认识自己所负的责任，在贡献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个人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但关键是能否正视并利用它们。三年来，我不断的自我反省，归纳了一些自己的优缺点。

我的优点是诚实、热情、性格坚毅。我认为诚信是立身之本，通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学到了很多知识，更重要的是有了较快掌握一种新事物的能力。思想变成熟了许多，性格更坚毅了。认识了许多同学和老师，建立起友谊，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提升了自身素质，认清了自身的一些短处并尽力改正。三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这条线上的一小段，是闪闪发光的一段，它包含了汗水和收获，为我划平人生的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人本科毕业生自我鉴定范文

当炎热与时光一同退去，我们即将告别三年的大学生活。那是有欢笑和有悲伤，有成功当然也有失败的岁月。是一段抹不掉的记忆。作为成人大学生，我们所感受的也许跟普通大学生是不一样的，毕业在即，对这段时光值得作个自我鉴定。

在学习上，除了认真学好专业知识外，我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一些网络和办公软件以及管理知识来充实自己，并且顺利拿到国家劳动部颁发的企业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我认为学习是学生的职业，这份职业同样需要有智慧、毅力和恒心。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我们只有不断汲取新知识，才不会落伍。三年的大学学习虽然即将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学习的终止，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重视学习，将学到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让理论更好地为我的实际工作服务。

在思想上，我有良好的道德修养，通过系统全面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我学会了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我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注国家的时势要闻，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大一那年经过党校培训班的学习之后，我顺利通过了党校考核，获得了党校结业证书，对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社会实践上，大学对于我们这群接受成人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有着更深刻的含义，通过社会的实践和自我的发现，大学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对知识的渴望与需求，所以在学习上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学习认真刻苦，要求自己在专业知识和各项技能上全面发展，对学习一丝不苟，认真完成学校规定的学习任务且取得优良成绩。作为学生干部，我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工作责任心，对班委工作认真负责，关心同学，热爱集体。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2

[关键词]中国书画；鉴定学；学科；艺术

“学科建制是对话语的限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命题，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特殊的概念系统，通过学术体制确立知识一理解模式，它强调在特殊的语境中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先验的假设问题的答案，推行非语境化的脱离实践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因为有其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稳定的研究角度、独立的学科立场等等。中国书画鉴定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美术学学科的一个门类学科，涵盖了中国书画鉴定理论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研究的广泛领域。由于中国书画鉴定学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且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有其自身的显著特征，中国书画鉴定学属美术学范围，但又不局限在美术学范围。

一、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具有两个层面：实证层面和理论层面，而理论层面是其研究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书画作品和书画的真伪鉴别行为，其研究更注重指导鉴别中国书画真伪实践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中国书画鉴定学还关注相关学科、分析著名鉴定家的鉴定思想和艺术思想。但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丰富和指导书画鉴定理论的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是一门既关注鉴定实践更注重鉴定学理研究的学问。

(一)实证层面

在实证层面上，中国书画鉴定学着重于中国书画作品、中国书画鉴定的手段和方法的研究。

1．中国书画作品

顾名思义，中国书画是指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据此我们可以把中国书画分为中国画和中国书法两大类。书画作品既是书画鉴定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书画鉴定的依据。因此我们还可以把中国书画进一步分为真品和赝品两大类，真品包括无争议的真品、有争议的真品、赝品包括无争议的赝品、有争议的赝品。

中国画又称国画，指在中国民族的土壤上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独特体系的中国民族绘画。它是用毛笔、墨以及中国画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素上作画。随着绘画题材的开拓和观众审美要求的提高，体裁分科相应细致。按表现手段和技法可分为：工笔、写意、勾勒、没骨、设色、水墨等画法；按幅面样式可分为：立轴、横卷、册页、扇面等款式；按题材内容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三大画科。

中国画十分重视笔墨，运用线条、墨色和轻重彩色，通过钩皴点染，干湿浓淡并用，来表现客观物象的形体结构、阴阳向背；并运用虚实疏密结合和“留白”等手法来取得巧妙的构图效果。中国画的空间处理也比较自由灵活，即可以用“以大观小”法，画重山叠嶂；也可以用“走马看山”法，画长江万里。中国画特别讲究“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不但主张要“外师造化”，而且还要“中得心源”，中国画在画面上还题写诗文，加盖印章，将诗文、书法、篆刻融为一体。

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就书写对象而言的字体，如篆、隶、真、行、草；二是就书写风格而言的书体。如颜(真卿)体、柳(公权)体、欧(阳询)体、赵(孟烦)体等。

书法用笔至关重要，是对提按、藏露、转折、轻重、缓急、方圆等矛盾关系的掌握和运用，忌浮滑轻薄。书法的美在于字里行间的气势、节奏、韵律及其所传达的意兴情绪。

在中国书画鉴定中，专家们往往运用“目鉴与考订”的方法。所谓目鉴，就是鉴定者用眼睛去审视分析作品，在审视用笔用墨的个性特点中感悟被鉴定对象所反映出来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以及与此相关的印章、款印、纸张、装裱形制等。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中国书画作品，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研究掌握书画作品的笔墨、结构章法等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来研究和阐述鉴定作品真伪的方法。

2．鉴定的手段和方法

中国书画鉴定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主要包括：

(1)风格鉴定法；(2)文献著录鉴定法；(3)款印题跋鉴定法；(4)公安文检鉴定法；(5)鉴定的手段的现代化研究，如数据库的研究与建立、计算机扫描技术、激光拉曼技术、荧光光谱、显微红外光谱和能谱技术、文检破案技术、DNA技术、心理分析技术等运用于中国书画鉴定；(6)书画作伪手段的研究，鉴定书画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双管齐下地去认知书画，即一方面要精熟书画构成要素本质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要深入了解从古至今，尤其是当代最常见的书画作伪具体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在掌握传统鉴定方法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及时地将现代化科技手段综合运用于书画鉴定实践，使中国书画鉴定尽可能量化和数字化。将我国传统的经验鉴定成果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尽快改变单纯依靠个体经验和眼光的现状，建立以传统经验鉴定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的中国书画鉴定科学体系。科技断代，经验断人，实现经验加科技的两条腿走路模式，使中国书画鉴定这门学问更科学、更系统、更可信。(二)理论层面

在理论层面上，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中国书画鉴定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它包括：

(1)中国书画鉴定的研究方法，如哲学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实证的研究方法；(2)中国书画鉴定的心理机制探索，如中国书画鉴定的心理特征、心理图式、心理定势、潜感觉；(3)中国书画鉴定的基本理论，如风格学、文献学鉴定、文字学、文检学、美术考古学等的鉴定理论；(4)中国书画鉴定史和中国书画作伪史；(5)中国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研究；(6)中西绘画鉴定异同的分析研究；(7)中国书画鉴定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研究等。中国编辑。

应当指出，鉴定书画真伪手段和方法的研究不能等于书画鉴定学科理论的研究，它只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仅仅指向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而应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科的本体确立。

站在宏观的学科立场上看，具体作品真伪对错的争论解决不了整个中国书画鉴定行业中存在的实质问题。真伪的结论是一个应用的结果，它一定会受制于应用过程中的思想支配与理念掌控，而后者才是目前中国书画鉴定界最为关注的重点。中国书画鉴定家除了对具体作品具体细节的真伪考证和分析外，还应具有宏观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和明确的学科意识。中国书画鉴定学应该多一些理性的思考，探寻相关学科文化背景的支撑，构建学科框架，引导中国书画鉴定实践操作进入有序的发展状态，中国书画鉴定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应是当务之急。

当代书画鉴定，已介人了更多的高科技成分，鉴定知识的更新是现代鉴定活动中不容忽视的。目前的中国书画作伪在使用现代科技方法上，已经走在了鉴定工作的前面，中国书画鉴定领域较之以前更加复杂。中国书画鉴定越来越依赖当代科学技术是大势所趋，它已经从侧重文科的专业，转向文理兼备且越来越依赖理科的一个学科。扎实的文史功底，一定的科技知识，是未来中国书画鉴定师必备的基本素质。中国书画鉴定要尽快改变传统的师徒相传的现状，实现中国书画鉴定人才培养的制度化、科学化。我们只要制定出合理的、科学的、规范的课程，做到理论与实践不脱节，就能培养出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的合格的中国书画鉴定人才，以改变书画鉴定人才知识构成的现状。而这一切，只有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基础上进行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二、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的特征

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许多相关学科都是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必不可少的参照。中国书画鉴定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画鉴定学又是一门与众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中国书画鉴定是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背景下发生、发展的，经历了经验式辨识、感悟式品评、散论式理论叙述和概论式学科构建的演进过程，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镌刻着深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印记。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有其自身的显著特征。

概括起来，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1．多学科交叉性特征；2．应用理论性特征；3．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

(一)多学科交叉性特征

学科交叉是科学上产生重大发现的重要途径之一。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增长点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是由不同学科的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而产生的。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当代重大的科学问题往往很难归为单一的学科，多数是交叉性的，多学科协同、交叉体现着当代科学的总体水平。

美国科威尔(Colwell)博士对学科交叉的意义作如下评述：“学科交叉的联系对学术的发展是绝对根本的，科学各部分之间的交界是最令人兴奋的。”

20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同一科学系统内各具体学科也互相渗透，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规范性越来越强，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综合，传统学科之间互相作用、互相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推动着人类的文化和科技向着更深远的目标前进。

中国书画鉴定是随着中国书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随着书画作伪手段的多样化而多样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而融入现代科学技术元素，并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逐步系统化和学科化。中国书画鉴定学同其他相关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也必定是多角度的、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内容实际上广泛涉及除美术学以外的其他众多相关学科领域，例如，哲学唯物辩证法把中国书画鉴定纳入到唯物辩证的科学范畴；风格学把传统重经验、重直觉的中国书画鉴定归入到重依据、讲方法的现代轨道；文献学是中国书画鉴定的支撑；心理学探索中国书画鉴定的心理机制，对中国书画鉴定心理机制的探索，将有助于我们深化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研究；比较艺术学是中西绘画鉴定比较研究的钥匙；图像学有助于我们正确释读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品，在研究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品的时代风格、文化内涵等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伦理学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书画鉴定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法律学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制定中国书画鉴定的法律法规；管理学有助于我们探讨对中国书画鉴定的管理途径和方法；教育学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制定中国书画鉴定才人的培养规划；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学科有助于中国书画鉴定手段现代化；等等。这些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和可用知识都给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以积极的启迪。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越来越依赖当代相关学科，相关学科的发展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基础。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性特征。

(二)应用理论性特征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最终是要具体地应用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指导中国书画鉴定辨真伪、明是非、判优劣，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是指导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理论。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应该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切实管用是衡量其理论价值的主要标尺。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来源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只有经过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有效性、可信性和科学性。

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与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不能脱节。如果脱节，不仅会影响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构建，还会影响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指导作用。在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对象的应用理论性特征，防止和克服唯理论。

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在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要不断地剔除错误、发扬科学的观点，从而使书画鉴定理论逐步得到完善。“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随着中国书画的多样化、作伪手段的多样化，中国书画鉴定的手段和方法也必将多样化。这就需要我们时刻关注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所碰到的新问题，不断总结和研究新的书画鉴定方法和理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立离不开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离不开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的指导。因此，我们既要加强中国书画鉴定的理论研究，把中国书画鉴定从经验的积累上升成为一门具有先进科学体系的专业学科，以指导中国书画鉴定；同时也要注意其可操作性，切实能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起指导作用。否则，理论就只能成为空谈，毫无价值可言。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应用理论性特征。

(三)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

在中国古代美术文献中，常常把画评、画史、画论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例如南齐谢赫的著名批评著作《古画品录》开头就对画品即绘画评论做出概括：“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接着对绘画的功能和作用发表见解：“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这段话便是他的美术观念和绘画理论的表述。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这六条标准成为后世绘画品评的根本原则，也成为我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画论常将史和批评融会其中。传统的中国书画鉴定也往往把鉴与赏相融一体，鉴中有赏，赏中有鉴。

中国书画鉴定离不开中国书画。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不同风格的艺术流派。而各个历史时期审美风格的形成，又和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书画美学思想、审美风尚、审美观念的演变有关。历代的书学、画学思想和品评标准深深影响着各种书画风格流派的发展。中国古代的书画美学理论常常紧密地联系着书画家的创作实践，反映了书画家的创作观和审美观。各种理论在书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书画的美学体系。概括起来，中国书画的美学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画重要的美学原则——顾恺之的“传神论”；中国画独特的审美标准——谢赫的“气韵”说；中国画“心”与“物”交融的辩证艺术观——张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国画意境美的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书法的“阴阳辩证”观和儒释道审美思想。

书画的“格调”历来是中国书画作品的特殊要求。古人把中国书画分为四品：逸品、神品、妙品、能品，以逸品为上。逸品崇尚意境，神品注重学养，妙品追求灵气，能品讲究趣味。显然，书画鉴定者既要能分辨书画真伪，又要能给书画作品定个高下。因此，中国传统的书画鉴定往往把真伪判断与艺术欣赏混为一体，中国书画鉴定的主要任务是辨真伪、明是非、判优劣。中国书画鉴定渗透着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

三、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范围

中国书画鉴定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美术学范围，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主要在美术学范围内进行。作为美术学学科的一个门类学科，中国书画鉴定学涵盖了中国画书鉴定实践与中国书画鉴定理论研究的广泛领域。

美术学是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艺术学科的一个门类学科，涵盖了视觉造型创作与美术史论研究的广泛领域，是艺术学领域的支柱学科之一。美术学是一门研究美术现象及其规律，研究美术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美术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在这一界定中，美术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包括美术史、美术批评与美术理论。

(一)中国书画鉴定学与美术史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探讨、发掘、研究，客观地揭示一定的美术作品在材料、时间、内容、形式上的特征，考证和发现新的美术史实，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一门学科。

美术史不单是关于美术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是美术作品流传的历史。具有图像意义的书画作品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记录，是美术史家研究美术史的重要文献依据。西方美术史家潘诺夫斯基一语道破美术史与书画鉴定的关系：“鉴赏家可说是言简意赅的美术史家，而美术史家则是言犹未尽的鉴赏家。”

1．书画鉴定是美术史研究的基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美术家和美术流派等。就中国美术史而言，历代丰富的书画品评、书画史、书画著录等都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中国古代绘画史资料，自从唐代张彦远完成第一部古代绘画史《历代名画记》以来，在宋代有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后世还有不少绘画方面的著述，都是研究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的重要材料，但“文字记录最多只不过用比喻和较抽象的形容词句来叙述或描写当时绘画风格，所以给读者的印象是模糊的。”比起文字记载来，传世的书画作品是研究美术史，包括艺术发生发展、艺术风格等的更直观、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评价和研究美术史的主要依据。作为古代文化遗迹之一的历代公私收藏的书画艺术品在经过自然和人为的摧残后，能够幸存下来的已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但即使这极少的一部分，也是真假糅杂，良莠不齐。自从有了书画作品，也就有了书画作品的仿制和作伪，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传世书画作品的确切年代难以认定。这种真伪混杂的状况，严重困扰着美术史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对书画进行鉴定也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如果我们无法确定传世作品的真实年代、真实作者及其风格，就无法在对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准确认知基础上进行美术史的研究。金维诺先生在《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一文中说：“没有经过鉴定的无确定年代的作品，则无从建构真实而完整的时代风格。因此说书画鉴定是美术史研究的基础，为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提供可信的材料。”从事美术史研究如若没有一定的鉴别书画真伪的能力，就会不得要领，甚至出现严重错误，美术史的论述就不可能确切。具有基本的书画鉴定能力，有助于美术史研究者发现新的美术史研究资料和拓展美术史研究的新领域。

2．美术史为正确断代书画作品提供了史实依据。中国画脱离建筑和雕刻演变为单幅的卷轴画，成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品，还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如果简括地归纳中国绘画发展的特点，可以看出：(1)中国画的发展由带功利性的目的发展到趋向于艺术性的追求，强调笔墨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由宋至元，尤为明显)；(2)绘画从以描写宫廷贵族生活的人物画为主，发展到以更适合中国画工具性能和抒情写意特点的山水、花鸟(特别是便于脱略形迹的山水画)画为主，以至自然景物成为主流性题材，叙事性的成分逐渐减少，情趣性的成分逐渐增多；(3)从以写景为主到以写情为主，从重在客观真实到重在主观遣兴；(4)从重色到“以墨代色”、“墨分五色”(焦、浓、深、淡、清)使水墨清润成为文人画的审美风尚，这又同由工笔到写意、由装饰性到写意性，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趋势有联系；(5)绘画工具从绢本到纸本的变化促进了中国画的风格演变。

书法的结构章法也因时代的变化和个人的用笔习惯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如宋代四大书家的书风，突破了“二王”书风的统治，变唐代颜、柳肃穆庄重为轻快活泼，恣肆放达，以意为书，使人耳目一新。

鉴定时如果发现书画的题材、结构、章法、笔墨特性等时代颠倒或不合个人面貌，就要怀疑作品的可靠性。而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我们扎实的美术史知识，美术史研究是每一位从事书画鉴定研究者的必修课。从事书画鉴定研究不能不懂美术史，不能不了解作品的时代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不能不了解其艺术价值。掌握系统的美术史知识，才能在书画鉴定研究中进行科学的审理和判断，真正做到去伪存真。

3．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史和书画作伪史，美术史的分期方法对中国书画鉴定史和作伪史科学分期有着一定借鉴意义。任

何历史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放宽学术的视野，钩沉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总结古代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和方法，重审中国书画鉴定产生的原因，这对中国书画鉴定学学科构建有着重要意义。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古代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与今天中国书画鉴定家的鉴定思想之间，是一种互为衔接、承上启下的关系。

杨仁恺先生认为“书画鉴定学既包括美学和历史两种内涵，最终目的在于判断书画作品的真赝”，“鉴定学的任务，是探究书画艺术作品本身的内在实质，它又与美术史紧密相接……(判断)作品(真赝)是研究历史(美术史)的基础。”美术史研究侧重评定作品的时代风格与历史价值，梳理美术历史发展的脉络并研究其逻辑原因，研究美术的发展规律，寻找对宏观历史的解释理由，它关乎现象而不涉及对错，而书画鉴定却是科学地判断一件美术作品的年代和真伪。从本质上讲，美术史与中国书画鉴定具有互为基础的辩证关系。中国书画鉴定和美术史互相促进，就能使彼此更具有科学性。

(二)中国书画鉴定学与美术批评

美术批评是指美术批评家在美术鉴赏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与原则，对美术作品的形式、语言、风格、题材、内容进行品析、评判，揭示其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

1．美术批评离不开书画鉴定。美术批评不涉及书画作品的真伪，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术批评家不需要具备鉴别书画真伪的能力。美术批评是以理性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分析、论断活动，美术批评需要符合客观规律性。美术批评必须以美术鉴赏中的具体感受为出发点，因而优秀的批评家往往具有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情感体验，同时应当具备鉴别作品真伪的眼力，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美术作品的成败得失，真正打动读者，说服读者，真正发挥批评的作用。试想，美术批评家如果对书画真伪莫辨、优劣不分，而却对作品洋洋洒洒地作批评，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鉴定书画真伪的能力是美术批评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2．书画鉴定需要美术批评的帮助。美术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对美术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同时也包括对各种美术现象诸如美术作品、美术运动、美术思潮、美术流派、美术风格、美术家的创作以及美术批评本身等的考察和探讨。风格是鉴定中国书画的主要依据，它包括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和地区风格，时代风格若能从美术类型、流派、思潮诸方面，由小到大地了解，就能掌握一个时代的主要脉络。通过美术批评，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美术类型、美术流派、美术思潮，更好地把握时代风格、地区风格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

3．美术批评的研究内容和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中国书画鉴定学同美术批评一样，需要在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美术学、美学、哲学、风格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作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为中国书画鉴定实践进行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可以借鉴美术批评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研究中国书画鉴定理论批评和书画鉴定理论批评史。

(三)中国书画鉴定学与美术理论

美术理论是对美术问题的理论探讨，通过对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作品及美术家、美术创作、美术的功能与作用、美术的基本特征、美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美术鉴赏活动、美术的审美特征、美术和其他艺术的异同点等内容的研究，揭示美术的普遍特点与规律。美术理论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美术基本原理，在广义上则可以包括美术美学、美术哲学、美术心理学、美术社会学等内容。美术理论虽然也包括美术鉴赏，但其主要任务是揭示美术作品的普遍特点与规律，注重赏，不注重作品的真伪，更不会对中国书画鉴定的规律和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1．美术理论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构建离不开美术理论的指导。中国书画鉴定的理论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重点。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是对中国书画鉴定实践的理论探讨，需要通过对书画鉴定的发生、发展规律、书画鉴定的方法原则、书画鉴定的风格和流派、书画鉴定的心理机制、书画鉴定的伦理道德、书画鉴定的法制法规以及美术社会学、作品风格、美术流派、美术特征、中西艺术比较等内容的研究，揭示中国书画鉴定的一般规律性。这些研究内容在很多方面和美术学理论研究极其相似，因此，美术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美术理论是对美术的基本原理进行探讨的理论，无论是广义的美术理论，还是狭义的美术理论，都对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学科构建具有指导作用。

2．美术理论修养是中国书画鉴定的必备。中国书画鉴定离不开对中国书画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风格、作品的基本特征、书画家、书画创作等的把握。而这些也正是美术理论深入探讨研究的内容，因此，一定的美术理论修养对中国书画鉴定是必不可少的。

3．鉴定书画真伪的能力和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美术理论研究的必备和参考。美术理论研究美术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美术作品的基本特征等，但不涉及真假。如果美术理论研究者面对赝品而不知，那自然无法揭示其普遍特点和基本规律，其研究成果是不能说服人的，不可信的。因此，鉴别书画作品真伪的能力也是每一位美术理论研究者必备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学科交叉性特征、应用理论性特征、中国传统审美特征和美学特征，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研究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这种多角度、多学科、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为美术理论研究所借鉴。

从本质上讲，美术史、美术批评、美术理论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的基础，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主要在美术学范围内进行。但由于中国书画鉴定学所涉及的学科相当广泛，许多相关学科都是研究中国书画鉴定学必不可少的参照，因此，中国书画鉴定学又是一门与众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不局限在美术学范围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3

一、 司法鉴定制度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鉴定活动是随诉讼活动产生的。国家的司法职能出现以后，由于诉讼活动的开展，便有通过鉴定提供证据和审查证据的客观要求。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

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如鉴定的申请权、鉴定决定权、鉴定主体资格、鉴定程序、鉴定结论的效力等均写入了法典，体现了与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的特点。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反映出鉴定制度改革的时代特点及与司法制度发展的同步性、层次性。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秦汉以后，法医鉴定、笔迹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逐渐兴起与扩大。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我国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确立于本世纪初期。1906年《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鉴定问题作出规定，但这部法典末获得批准。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此中对鉴定作了较多的规定，仅鉴定人就有2条：“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真相者，得用鉴定人”(第74条)；“鉴定人须由审判官选用，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凡有一定学识经验及其技能者，均得为之”(第75条)。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作出了较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司法鉴定工作有很大发展，在处理各类诉讼案件中起了积极作用。五六十年代公检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需要，分别制定了部门鉴定工作细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共同遵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1996年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又对伤情和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作了增补。1989年和199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民事鉴定和行政鉴定问题作了规定。

50多年来，我国立法、司法、执法活动都经过十分艰难、曲折的历程，法制基础薄弱，作为诉讼制度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的司法鉴定制度无疑较显稚嫩。

二、 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司法鉴定工作一直被作为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侦查、审判工作中得到较多运用。建国以来，我国每年鉴定案件由最初几万件上升到近几年来的近百万件，司法鉴定在为处理各类案件提供线索、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技术建设角度来说，这项工作发展速度很快，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中，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动下，司法机关加强司法科技建设，把“科技强警”、“科技兴检”、“提高办案的科技含量”作为业务发展战略，具备了与其他业务建设相应的规模。但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讲，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多种弊端，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鉴定的法律制度较为滞后

1998年以来，在司法鉴定工作改革过程中司法部根据国务院职能配置，颁布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规范了面向社会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鉴定人的资质条件等准入标准；黑龙江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结合本地实践，先后出台了司法鉴定地方性法规，有力地推动和规范了上述地区的司法鉴定工作。但从全局上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对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三大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范司法鉴定的统一法律，只有各部门规定的调整特定范围的司法鉴定规则，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鉴定的标准和效力层次无统一规范，鉴定的程序和方法无统一规则，鉴定的受案范围无统一标准；鉴定的执业分类无统一规定；鉴定的管理无统一的主管部门，鉴定的法律责任无统一的确认体系等等。于是，国家各司法机关因司法工作具体操作急需，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购规章性文件：比如公安部制定的《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的《精神疾病鉴定暂行规定》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无法可依的困扰，对于本部门的司法鉴定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总的来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循其原因主要是：

1、这些规定的效力从本质上讲只适用本部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001]23号文件形式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本人与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刘洋飞律师的观点相同，即从文件本身的性质来看其不是司法解释，而是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与其他行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对外没有法律效力。该规定第4条“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的确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当然也如同刘洋飞律师所述：违反了当事人意志自治原则，侵害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平等竞争权，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从法理上讲由于这些规定仅适用于本部门，不具有普遍效力，同时诉讼活动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系统，一旦诉讼推进到新阶段，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规则，往往会出现相互扯皮、重复鉴定的情形，使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受到损害。

2、这些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3、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二)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当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为保证侦查、检察、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都建立了与本部门工作相适应的鉴定机构。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在司法鉴定各项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种种不匹配和扭曲的现象，一方面规定鉴定人同司法人员一样应实行回避制度，要求鉴定人中立于双方当事人，以体现保持“中立鉴定人”的底蕴；另一方面又规定这些人员属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如列入司法机关人员编制、享有公职人员身份等，使鉴定人处于不能中立的结构中，致使鉴定人的定位和实际处境相矛盾。一旦案件涉及司法机关自身的责任问题，鉴定程序的公正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就难以保证。

(三) 司法鉴定的范围、对象无明确界定

司法鉴定的范围，一般是指司法鉴定开展的学科范围，其鉴定对象则是指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l19条至122条、《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对鉴定的范围仅以“与案件有关的专门问题”一言概之，但对什么是“专门问题”法律上没有界定，也没有补充性法规作明确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如何调整鉴定范围，致使实践中对该对象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无法律依据。

(四) 司法鉴定的运行机制较为混乱

当前，尤其是公、检、法等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司法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有关鉴定受理的统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的鉴定受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混乱性和重复性，只要有送鉴的，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信，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管辖区域和是否有能力鉴定，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造成当前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产生了负面效应。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也较为混乱，不同的鉴定机构就同一问题作出意见相反的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的确定无章可循。尽管各级公、检、法、司以及部分院校设立了鉴定机构，可是其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却未见国家有明文规定，也使得司法鉴定工作的秩序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五)缺乏科学的鉴定人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

健全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培训制度，是进行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近几年来，在技术职称考核晋升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改进，对外语和计算机的能力与水平考核予以了相当的重视，但对于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完整体系，晋升标准仅仅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客观上形成了技术职称晋升就是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影响了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自近代以来，接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奉行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了追求案件的实质真实，司法人员积极主动地提起追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忽视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法制建设等造成的。近年来，我国通过修改民诉法、刑诉法，初步地改革了审判制度，审判实务上也正在探索审判方式的改革，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受上述诉讼理念的束缚，对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制度却未有大的突破，有碍于司法公正。因此，改革与完善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诉讼领域法制化建设的必行之路。

三、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之我见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以上认识，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一)建立鉴定机构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严格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司法鉴定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司法诉讼活动的技术性活动，其功能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司法机关确认证据。这就要求司法鉴定必须居于中立的地位，从公正的角度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因此，从司法公正的要求看，司法鉴定主体不应当是执行诉讼职能的司法机关。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一方诉讼主体，对其控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及其所属机构充任鉴定主体提供鉴定结论，并用作定案的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执行的职能是不相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执行着审判职能，本居于诉讼的中立地位。对诉讼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而诉讼证据的最终采信权也归属于审判机关。如果人民法院既充当司法鉴定的主体，又行使对该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权和采信权，就会有损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实践中，许多循私枉法案的发生与审判机关的“自审自鉴”有一定关联。

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的分离，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这种分离也可避免司法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多头鉴定，符合效率的价值准则。在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分离的基础上，应将司法鉴定机构独立设置，鉴定活动独立进行，司法鉴定管理权统一于某一职能部门，这样更能保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避免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保障司法公正。从西方国家实践和我国现情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独立于诉讼之外，对司法鉴定的管理职能应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公、检、法各自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应逐步取消或移交地方并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二)设立四级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实行两级终鉴制度

在司法鉴定组织体系中，司法鉴定机构应分级设置。本人认为应建立四级专职制，即部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司法鉴定机构。考虑到大量的一般性司法鉴定案件在基层诉讼案件中产生，从方便组织鉴定、提高办案效率、降低鉴定成本、加强属地管理等角度出发，县级、地市级司法鉴定机构的存在符合我国国情。同时考虑到司法鉴定的严肃性、专门性和高技术性，对于一些在本地区、本省、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或重大疑难的鉴定案件可由省级、部级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四级鉴定机构在人员的职能结构、专业层次、鉴定范围以及鉴定结论的效力上必须有所区别。

在鉴级制度上，实行两级终鉴制，即每一审级可进行两级司法鉴定，对初鉴定如有疑议，可申请由上一级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复鉴定，复鉴定为该审级的终局鉴定。这与我国的两审终审的审判制度相一致，也与司法职能的地域管辖相配套，兼顾了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价值。

(三)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

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确认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

国际上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主要有两种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预先审定方式，即由有关机关预先确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单位，并登记造册。只有被列入名册的人员和单位才能受理司法鉴定。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法官临时审定方式，即当事人选聘的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格，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临时确认。还有的国家是兼取两种做法，既由国家明确规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机构，又允许民间专业机构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应采取预先审定的方式。凡是专职司法鉴定机构都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审核确认、登记造册。其他可以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及其鉴定人员的司法鉴定资格也应由司法行政机关预先统一审定，并登记造册。对诉讼中涉及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专门性问题，均只能由预先审定注册的法定机构及其法定人员进行鉴定。但是，对某些不常见的专门性问题存在无鉴定能力的情况是难免的。对这类问题不得不由非法定机构、非法定人员进行鉴定，这种情况下，建议其鉴定资格由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专家委员会（或由省、部级司法鉴定委员会）安预定程序临时审定。

(四)建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的制度

司法鉴定是由司法职能部门决定和委托，还是由当事人决定和委托，不同的国家在立法上是有差异的。与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相适应，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实行由职能部门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制度，而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制度。

从我国实情来看，虽然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法院庭审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某些做法，完善了三种诉讼职能的分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有所加强，但整个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仍然趋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司法鉴定的公正价值将难以实现，同时也有悖于效率的价值准则。因此，本人认为当前我国建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的制度是适当的。

在由司法职能部门决定、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回避申请权应切实得到保障。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包括提请决定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复鉴定申请权。对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司法职能部门应予接受，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也不得将自己对鉴定结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作为是否接受当事人申请复鉴定的根据。另外，应要求司法职能部门在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之前征求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意见，鉴定人在相同专业层次注册人员中随机产生，鉴定人的人数应三人以上并呈单数，以此作为对司法职能部门行使司法鉴定委托权的一种制约手段，制止可能发生的“暗箱操作”行为，以利客观、公正地实施鉴定。

(五) 纠正立法失误，加快司法鉴定法治建设步伐

当前司法鉴定存在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严重滞后，司法鉴定呈现“没有规则的游戏”的状态，因而必须尽快制定“规则”，加快完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以此巩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使司法鉴定工作真正步入法治化健康发展的轨道。目前，司法鉴定立法工作已经有了突破，三个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两个部颁规章的颁布以及部、省有关司法鉴定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都为下一步的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我国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纠正以往立法上的失误。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作为“侦查章”中的一节，与其他各项侦查措施并列，意昧着鉴定属于侦查行为或侦查活动。刑诉法上这种结构与条文并列的关系，属于立法上的疏忽或失误，导致侦查活动与鉴定活动界限上的混淆，引起“自侦自鉴”和“依法回避”法律概念的争论。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4

⑴、保持科学、独立。公正，高效的原则。

科学、独立、公正、高效是我们做好司法鉴定工作最根本的原则。“科学”的含义就是实事求是地用科学的知识叙述或者是描绘出事实的本质，也就是说专家要通过自己的学术知识水平，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判定有关材料所能证实的事实，并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结论性意见。这就要求我们专家不仅专业知识要对口，而且在分析调查材料中要极其仔细和认真。尤其对结论性意见要反复推敲，慎重定稿。“独立”就是要求我们专家的鉴定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独立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鉴定结论是鉴定专家经过勘验和技术分析，综合有关科学知识而做出的，也就是根据客体检验的结果，对照相关依据做出的科学的判定。因此首席专家组长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公正”是指我们要求对不同委托的当事人鉴定要一视同仁。不论是省内省外、国营、事业还是民营，还是本地外地的，他们在委托鉴定业务的地位上是平等的。我们接受的鉴定中，有不少来的熟人、亲戚、朋友的说情和传话。因此，公正公平的原则显得尤其重要。“高效”是指人民法院在下达鉴定委托是有时间要求的，而我们的工作又是根据专家的时间来安排的。如不能科学安排时间，就不能按时做出鉴定报告。因此我们把法院的要求和专家的时间放在首位，许多鉴定的时间都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我们的工作人员要牺牲自己许多休息时间，虽然没有一分钱加班费，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⑵、保持对司法鉴定保密的原则

保守司法鉴定的秘密，是保证司法公正的保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鉴定人的义务之一，任何鉴定都有一定的保密范围。有些情况是不能泄露的，非凡是透露鉴定过程和有关证据情况，鉴定的结果文件报告应首先送交委托法院。

⑶保持实事求是，注重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

2.鉴定的步骤与程序“中央”在接交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项目后，首先是根据委托鉴定项目涉及的专业领域与本专业有关的学会联系，落实和聘请本专业对口的专家。成立项目专家组。由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任鉴定项目的组长，并制定出鉴定方案和鉴定时间安排表。专家组在进行案卷分析和去现场勘验询问调查后，由专家组长根据调查情况写出初步的鉴定报告，经专家组讨论修改后，将初步的鉴定报告寄给双方当事人，限期提出申诉意见。专家组在对双方当事人的申述意见进行分析修改后，最后定稿，按程序将鉴定报告送达法院。

上述司法鉴定的程序和步骤是做好司法鉴定工作的基本程序。但也有非凡情况可灵活运用。如我们在实践中碰到两起车辆造成人员死亡的鉴定时，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得到不同的效果。一个鉴定按程序在征询双方当事人对初稿的申诉意见时，一方当事人带死者家属十余人到单位来施压，要求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这种做法直接干扰了鉴定工作的正常秩序，给我们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而另一个鉴定我们没有将初稿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因此没有发生干扰鉴定工作的情况。但在专家出庭时，当事人律师的质询是相称激烈。这需要我们专家出庭前要做好充分的预备。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5

[关键词]：鉴定结论；法官；鉴定人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8)1020092-02

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种类中的一种，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均有规定。如何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和采信，是法院法官直接面对的问题。然而，对鉴定结论这种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特殊证据的审查和判断却比较困难。文章拟以法官与鉴定人之间的特关系为视角对鉴定结论审查与采信的困难予以剖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法官知识的贫乏与鉴定人参与法庭

鉴定人参与审判，从程序上看可以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法官的指定，二是当事双方的聘请。在实践中，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法官的指派，而英美法系主要由当事人的聘请。然而，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鉴定人参与法庭这一事实，均隐含这样一个前提：处理案件的法官缺乏独立认定某部分案件事实的能力，确切的说是法官知识上出现了贫乏。对于大陆法系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大陆法系中往往视鉴定人为法官的科学助手。鉴定人参与诉讼的目的即为弥补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但是对于英美法系而言，理解这样一个观点就颇费周折了。因为通常意义上讲，专家证人参与法庭是由于当事人委托的缘故，聘请专家证人甚至是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专家证人被视为维护当事人利益的科技辨手。其参与法庭从程序上看主要是由于与当事人的合约，更像是与当事人的知识短缺有关，似乎与法官的知识多少没有联系。但是事实上，如果法庭中的法官本身对于案件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知识是那么娴熟，以至对于一切法庭所需的知识的理解毫无障碍，当事人也无需颇费周折的聘请鉴定人来分析和解释。当事人双方聘请专家证人的情形总是在试图解决案件中的“专门问题”，这种“专门问题”的意思就是说解决该问题需要特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区别于一般知识而法官也一般不具备的。台湾学者陈朴生认为：“在证据法上，鉴定之功能是补充裁判官之认识能力。事实之认定系基于推测实证事实存否之基础资料，依经验法则，论理法则而判断要证事实之存否，……如缺乏特法则上之知识，则由鉴定人依其学识经验，提出报告。以补充法院之知识”。因此，如果不是过于苛刻的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总是可以认为鉴定人参与法庭隐含着这个前提，即法官对于特定的知识的缺乏。

二、鉴定人分享法官事实认定与潜在危险

然而，无论以何种方式，鉴定人事实上都分享了法官部分的案件事实的认定权，鉴定人在法庭中作证与证人有相似之处，如都提供某种涉及案情之言辞以供法庭参考，但是鉴定人与证人的最大不同在于证人必须为案件之亲历者，所作证言必须仅就亲历之感受作出陈述，而不允许加工或推论，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些特性决定证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而鉴定人本身并非案件之亲历者，其参与法庭之基础在于其拥有某些特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可以弥补法官在特定事项认定方面能力的不足。鉴定人因而可以就自己特有之知识作出推定性的结论――甚至对于案件中某一事项作出(事实认定意义上)终结性的判断，从而帮助法官可以认定案件的事实。从这种角度上讲，鉴定人事实上代行了法官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的某些职能。随着人类对科技的依赖增强。专门知识分化的加剧，鉴定证据往往在案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一些案件中甚至是唯一的证据，如亲子鉴定时DNA证据甚至可以作为唯一的定案依据。而现代社会中仅以某一鉴定结论作为判决之情形并非偶见。表面上看，法官是最终认定案件事实的主体，从法律出发可以对鉴定入的鉴定意见予以肯定或者否定，然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法官事实上均没有直接参与观察，总是在他人推论性的意见基础上作出的判断。案件事实的证明主体与认定主体角色已经产生了分离。因此，无论相对于职业的法官还是非职业的法官，鉴定人都像是在扩大了的法庭中的鉴定人法官。鉴定人与法官之间就认定事实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合作的关系。

但是如果法官与鉴定人之间仅仅是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的法庭科学将面临危险。首先，无论将鉴定人视为法官的科技助手还是当事人的科技辩手，就鉴定人分享案件事实认定这一点在理论预设上是不允许的。法庭审理中有权认定案件事实的只能是法官，包括专业的或临时的业余法官，法官要求独立于任何人的干扰而为自身的独立判断。因此，鉴定人要求与法官平等合作的愿望不能予以满足――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允许的。特别是鉴定人过于主导事实认定程序，那将对法官的独立性产生严重的影响。

其次是法官过于依赖鉴定人可能导致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结论，就法庭上的鉴定人而言，可能其本身并非是一个能力适格的主体，其提供的鉴定意见根本没有科学性的保证。然而即使就能力适格的鉴定人而言也并非必然得出其提供的鉴定意见即为科学的。首先，由于利益的驱使，鉴定人作出偏向性或虚假的鉴定意见现象屡见不鲜，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系中视鉴定人为专家证人时较为普遍，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该制度下一个大问题。其次，即使鉴定人基于良心、基于正义的观念，恪守职业道德，鉴定人同样会由于仪器的陈旧，技术上的失误等原因作出错误的结论。这些错误的判断一旦被法官毫无保留的予以接收，成为判决之基础事实，那么最终结论的错误将不可避免。法官与部分鉴定人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固定化容易使鉴定人产生迎合法官预断来制作鉴定结论的心里倾向，也容易导致法官为这些“熟人”的鉴定结论开“绿灯”而产生“误判”。

三、法官对鉴定人的质疑及其困难

那么显然需要法官具有对鉴定人的怀疑态度，或者更确切的说，鉴定人应该在法官的控制之下参与法庭程序。法官在法庭中应该处于比鉴定人更优的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可能体现在对鉴定人选任的控制上，鉴定程序的控制上。鉴定结论的结论审查上。其中，又以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最为关键，法官控制鉴定人的最根本而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承认法官不受鉴定结论之束缚，法官有权独立地审查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这事实上说，法官不应当仅仅是一位在某专业方面的学习者，而且还扮演着教导者的角色。然而，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矛盾：法官知识的缺乏需要鉴定人以专业知识判断某项事实，然而最终又需法官以专业的态度来判断严肃的学术问题。这有点无知审判有知的意味。基于法官与鉴定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审查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上，法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

首要的困难或者说困难的根源就在于法官在专门领域上专门知识的缺乏。既然缺乏某一方面的知识，那么法官在该领域内可能就难以提出有效的质疑，对某一领域的不了解，可能会被该领域具有丰富经验之鉴定人

的话语霸权的制约。也就是说，无知容易被人所引导甚至误导。特别是鉴定结论往往具有科学性的外衣，这种科学性表现出一种不容质疑的品格，即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又增强了结论的科学性和不容质疑性。特当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是某一领域的权威时，对于其鉴定意见的质疑就需要法官极大的勇气。因此。即使是在法律上明确法官不能被鉴定人所引导，法官应当作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但是，即使在美国法院中，“现在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或至少是诱惑。即事实审理者会引用专家证言作为真理，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观点。”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鉴定人太容易引导法官了。

其次是法官与鉴定人之间的沟通的困难。正是鉴定结论的专门性。与其让法官自己去了解鉴定意见的真实意义，还不如让鉴定人自己主动向法官解释鉴定结论，诸如鉴定中所采用的基础理论，鉴定过程，鉴定结论得以形成的科学上的因果关系等内容。鉴定人与法官之间实现良好的沟通――这对于英美法系而言做得更好。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沟通并非毫无障碍。首先，知识的专门化导致各类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专门术语和理论体系，对于这些专门术语和理论体系的解释并非三言两语就可以弄清楚。正如谚语所言，隔行如隔山，跨专业了解本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法庭不可能给予法官太多的时间去学习。其次，法官与鉴定人之间考虑问题的侧重点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思维方式上也有差别。鉴定人只需考虑鉴定中的科学性问题，其他问题根本就无需考虑――当然，如果还有自身的利益的考虑的话，那可能又有例外。然而法官除了关注科学上因果关系之外，还要考虑特别的法律问题。比如，基于证据规则排除某些鉴定结论等等。许多曾参与鉴定实务之鉴定人在事后看到判决书时都会感到讶异及耿耿于怀，认为他们的鉴定意见在法官的判决中被误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鉴定人与法官在谈论的是同一主题，但是两者目的可能并非一致。倘加上沟通过程中词不达意的现象，法官与鉴定人之间还会造成更多的误会。

第三，鉴定人之间的争论。对于案件中仅有一位鉴定人的参与，对于法官而言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如果案件中存在诸多争议的鉴定人可谓雪上加霜。造成多位鉴定人或多种意见争论同一事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科技发展的无限性和相对性。科学技术总是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其间还充斥着科学与伪科学并存的现象。科技总是随着人类对事物认识的加深而发展，一些在过去或现在被认为是完备的科技。在现在或将来可能是不完备的。DNA证据或许在解决亲子认定过程中是目下最为科学的一种证据，然而在现实中也出现了某些例外案例。间因此，在科技领域本身就存在诸多的争议，在法庭上使用科学也必然难以完全避免纷争。其次在于具体案例的复杂性。比如一个疑点众多的尸体的死因认定，在很多的案例中似乎并无确定的意见，这就为鉴定人之间的争论留下了空间。其三。制度设计的影响同样会产生鉴定人的纷争。比如，当事人在各自诉讼利益的驱劫下进行的鉴定大战，这在对抗制的设计下似乎是一种必然。即使在更为强调鉴定结论权威性的制度设计结构中，由于鉴定的反复启动而出现鉴定人之间的争论的现象也颇为常见。但是不管是何种原因引起了鉴定人之间的争论，法官都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6

一、关于鉴定结论的几种主流学说

（一）纯粹的主观意见说导致司法鉴定人责任心缺失。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鉴定结论完全就是鉴定人的一种基于自己经验的主观认识，充满了主观随意性和主体的差异性。他们认为，鉴定人自己不同的学术经历和个人情感等均可能对鉴定结论产生主观性的影响，所以最终鉴定人所得出的鉴定结论本身就是鉴定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代表了鉴定人自己的一种主观性认识。如此，鉴定结论就没有了客观性，应该是主观性的东西，鉴定程序也就成了送鉴材料能否成为定案依据的证据而进行的由鉴定人自己主观因素所决定的环节。根据这个观点不难推出一个推论：鉴定结论的关联性也势必成为主观的东西，因为代表鉴定人主观认识的鉴定结论如果认为送检的检材和样本具有同一性，那么关联性就得到确立，否则就没有与案情的关联性。

如此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就是，鉴定结论的关联性是由鉴定人的主观意见判定的，这与证据学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根据证据学基本理论，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均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不属于个人的主观意见之范畴。因此，就有学者认为，证据不能包含个人的主观成分在内，而鉴定结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也正是导致鉴定结论难以具有确定性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的人并非没有依据，相反他们确实是根据自己对司法鉴定实践的观察而得出的结论。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全面地观察和研究，只是注意到了司法实践中那些混乱的阴暗的一面，并且夸大了这种负面效应的影响，没有真正注意到鉴定实践中公正的一面，也就是说，大多法定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员能够负责地按照法律和科学的要求进行鉴定工作，从而作出正确的鉴定结论。笔者认为，纯粹主观论者的论调会导致鉴定人责任心的淡化和缺失，不利于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把刑事证据种类中的“鉴定结论”修改成“鉴定意见”并不表明鉴定结论的真实属性，笔者认为这种修改只不过是个别刑诉法学者的一种观点而已。

（二）主观与客观并存说未能摆脱主观主义束缚。

持有主观与客观并存说观点的学者承认鉴定结论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又没有办法摆脱主观论者的致命影响：一方面，他们承认鉴定结论的得出是基于鉴定人接受司法机关之委托，运用相关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同时借助一定的方法和仪器，通过对与案件有关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而作出的判断性意见，属于鉴定人认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因而鉴定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毕竟鉴定也是由人完成的，也是人主观认识的结果，不同鉴定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均具有差异性，从而对其结论的形成造成影响，由此，鉴定结论的得出并不必然与客观事实一致，因而不一定是科学的。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的人，与持纯粹主观论者相比，在思想上更具进步性，因为他们看到了鉴定结论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的。

由于认识的差异性，不同鉴定人对同一科学证据得出的鉴定结论也会不同。多头鉴定、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矛盾鉴定，都是这种情况的具体体现。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鉴定人这个主观因素的干扰，他们认为，“鉴定是由人完成”的“主观认识的结果”，因而鉴定结论也就“不一定是科学”。笔者不知道他们指的鉴定结论是否就是作为鉴定证据的那种鉴定结论。如果说，鉴定结论可以不必满足法定要求，“不一定是科学”的鉴定结论也能够被称作鉴定结论的话，笔者认为，这是对科学鉴定的一种羞辱。诚然，鉴定实践中是有这种“不一定是科学”的鉴定结论，并且法庭也可能会采信这种鉴定结论，尽管鉴定结论具有特定的科学内涵，但鉴定结论也有错误的可能，而非最终结论，在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上并不天然地优于其他证据，因此，与其他证据一样，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也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裁判者的判断。但绝不能就此认为鉴定结论可以不必具有科学性客观性。这种情况是由于我国鉴定制度的不周密所造成的，不能因此而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从而相对夸大鉴定结论的主观性。因此，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合理的“主观与客观并存说”，最终还是必然倒向主观论者的行列。

（三）科学证据说揭示了鉴定结论的本质。

中国人民大学的徐立根教授认为，鉴定结论是一种科学证据，这从他对物证技术鉴定所下的定义就可以看出：物证技术鉴定简称物证鉴定，是法定鉴定机构中的专门鉴定人员根据办案单位或其他机构的委托，对案件中的形象痕迹、可疑文书和各种物质、物品进行检验，并就委托人申请针对案件中涉及的专门问题通过检验得出鉴定结论的一种科学活动，其中物证鉴定是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类科学鉴定。这个定义并没有给出什么叫做鉴定结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概念，即鉴定结论是一种科学证据。既然是科学证据，那就应该是科学的东西，然而科学的东西是来不得半点儿虚假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鉴定结论叫做科学的证据。显然“不一定是科学”的鉴定结论远远未达到这种要求，原因就是它给主观因素开了绿灯，掺入了主观随意性的东西，从而偏离了科学证据的轨道。刑事司法鉴定证据材料的内涵应该包含言辞证据的主观性和实物证据的客观性两个方面。有学者认为，在刑诉法的修改中，有必要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报告”，才能更确切地反映司法鉴定的内涵。

因为鉴定报告可以涵盖鉴定意见，而鉴定意见不能涵盖鉴定报告。笔者认为，无论称作鉴定结论还是鉴定报告，都应当体现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揭示，而不是人为的主观意见。

二、鉴定结论的性质取决于其形成的过程

（一）鉴定结论的规定性源于其合法的形成过程。

鉴定结论在诉讼中有着相对较强的证明效力，无论是在刑事诉讼、论文格式民事诉讼，还是在行政诉讼中，鉴定结论对于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的鉴定结论甚至对案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司法人员也不能无条件地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那样做势必会不合理地夸大司法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作用。因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取决于它的科学可靠性，这种科学可靠性又取决于鉴定结论形成的过程是否科学。

我们知道，鉴定结论是获得司法鉴定人资格并执业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利用自己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科学方法和手段，遵循严格的鉴定程序，对接受委托的与案件中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检验，从而得出符合法定要件的确定性结论。然而如果鉴定人不完全具备本学科鉴定人所必备的资格，送检检材又不够充分、可靠，用于鉴定的仪器设备不完善，实验环境达不到要求，鉴定的方法不科学，或受其他因素干扰，或工作失误等，均可能导致鉴定结论的错误，即使是最权威的鉴定人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和方法所作的鉴定，其结论也可能因种种复杂的原因而出现错误。这种鉴定结论是不具有科学证据应有的品质的，因而就不具有鉴定结论本身的客观可靠性。因此，笔者认为，鉴定结论本身应该具有的规定性———客观可靠性来自于鉴定结论的合法的形成过程。一旦偏离了这种科学活动本身应有的合法程序，就很难保证鉴定结论保持其客观可靠性。

（二）鉴定结论的客观可靠性决定鉴定过程应该遵循的标准。

鉴定结论要想保持其客观可靠性，就需要鉴定过程始终遵循一种科学的标准，然而我国至今没有对鉴定本身制定出所适用的国家标准。鉴定技术标准是指针对鉴定技术制定一套操作程序和指标，用以评估鉴定结果、参数，使所应用的技术程序化、规范化，以保证鉴定质量。因此，建立一套成熟的国家通用鉴定标准是科学鉴定程序所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完成这项工作尽管会遇到不少的困难，但也不是不能做到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出台了法医学鉴定的相关标准体系。比如：

人身识别技术中的DNA多态性分析和鉴定，从DNA物质的提取、PCR体外扩增、电泳分析直到最后DNA指纹图谱的比对和同一认定都有了成熟的技术指标体系。操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成熟的技术标准来进行，才能够得出客观的鉴定结论。[ LunWenData.Com]一旦偏离了这种标准，再尖端的技术都将是徒劳的，甚至会得出错误的鉴定结论。假如进行DNA同一认定时，对检材（DNA物质的载体，如血液或组织碎块）和样本的保管没有做到足够的细心，引起检材和样本相互接触感染，就有可能直接认定两者的同一。在刑事诉讼中其结果是犯罪嫌疑人的DNA样本直接被认定和犯罪现场提取到的DNA物质是来自同一个人，会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公正的追诉。因此，鉴定结论的客观可靠性这一质的规定性决定了鉴定过程本身所应该遵循和达到的标准。

（三）鉴定结论主观论为鉴定人规避鉴定错案责任提供机会。

我国法律法规虽然规定鉴定人的出庭作证义务，但却没有完善相关的强制性措施，公安司法机关的鉴定人更是极少出庭作证。这就呈现一种局面，鉴定人只要出具了鉴定结论，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至于鉴定结论本身可能的错误、法庭质证的需求，或者是因采信错误的鉴定结论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鉴定人都置之度外，更不要说追究相关鉴定人的任何责任。在这种状况下，鉴定结论主观论者坚持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基于自己专门知识而出具的意见，而作为意见的鉴定结论出现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事。即便是鉴定人给出了错误的鉴定结论，法院因采信错误鉴定结论而造成判决错误，那也是法院没有查明的责任，跟鉴定人本人无关。

因此，鉴定结论主观论者在坚持鉴定结论主观性的同时，为鉴定人规避鉴定错案责任提供了方便之门。显然，在我国法官均不是各行各业专家的前提假定下，坚持鉴定结论主观性是极不负责任的学术理念。实际上，我国鉴定立法已经就鉴定错案开始了追究鉴定人责任的尝试。因为对公众来说，鉴定人作为各行业领域的专家，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应该含有一个科学证据期待的，而绝不仅仅是一个鉴定意见，一个充满主观色彩的结论。

三、鉴定结论的法定性决定其客观性

（一）证据法定性对鉴定结论的拘束力。

鉴定结论是我国法定的七种证据之一，其证据资格由法律直接做出了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也对质证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质证既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也是当事人实现胜诉目的的一项必要的手段，更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证据效力的必要前提和程序，在证据制度中处于重要地位。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的一种，和其他证据一样都必须接受质证，才能够被法庭作为证据采信。

但必须指出的是，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有其特殊性。笔者认为这种特殊性就在于鉴定结论的质证比其他种类的证据质证更加困难。因为鉴定结论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通过科学检验过程得出的结论，因此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对其真实可靠性提出有效质证的，法官也很难独立地对此形成有效的心证。英美国家专家证人制度要求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即便如此，“律师也往往很难完全掌握这些科学知识，他对己方专家的询问很可能没有抓住要点。而且对方律师对专家的交叉询问往往带有一些陷阱，专家经常发现自己没有充分的机会解释自己做出的结论”。由此可以合理判断，在英美法系要求专家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尚难对有些专家证言进行有效质证，可以想象我国的鉴定人在不出庭作证时的相关质证如何有效开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该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第58条却这样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为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以上两条规定，前者把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同证人的证言笔录、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一视同仁，均可以在本人未亲自到庭时通过在法庭上宣读的形式来完成举证。后者却宣称证人不出庭作证，他的证言照样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即作为合法的证据使用。这种鉴定证据质证问题立法的不完备性，不能够理解为鉴定结论可以增加其随意性的成分。相反，应该理解为，鉴定结论应该做到科学证据应有的客观可靠性。

（二）法定证据对鉴定结论的要求。

1.鉴定证据必须保持其科学客观性。

鉴定结论应当属于科学证据，是对特定专门问题能够反映相关事实的科学揭示。然而其科学客观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受鉴定人的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和鉴定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排除有职业道德低下的鉴定人故意提供虚假鉴定结论的可能。鉴定结论作为一种核心的科学证据，它的证明价值也体现在内容客观性和实质关联性两个方面。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对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可靠性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不能因此就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基础。

在英美法系国家，意见规则的例外规定专家可以通过运用其知识和技能，为事实裁判者在对涉及专门事实问题作出裁断时提供帮助，因为根据其他相关证据对特定事项作出判断已经超出了事实裁断者的技术能力。可见，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在意见规则的例外里为专家提供了基于其专业知识发表对有关证据事实的推论的权利，然而，这种权利的底线是：“该意见被合理地期待着可能是一种准确的认识。”笔者认为，这种“准确的认识”应该是属于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一种科学性的认识，一种真理性的认识。这与我国证据法上有关证明标准的要求是并无二致的。

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要求证据要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尽管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鉴定结论作为证据就像英美法系的专家意见书一样，具有法定的优先权。这种证明资格上的优先权集中体现在事实裁判者对鉴定人专门知识的迫切期待上，因为事实裁判者本身并不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然而又必须依据这种专门知识才能作出公正的判决，因此就需要鉴定人依据自己的专门知识来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鉴定结论，而不是肆意擅断的鉴定结论。笔者认为，那种肆意擅断的鉴定结论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玷污，因而充其量只能叫做所谓的“鉴定结论”，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来说，不具有丝毫的价值，因此，对于鉴定结论客观真实性的要求是合理而且不过分的。因为鉴定结论作为科学证据是不能徒有虚名的，应该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基础，否则，鉴定结论和一般证人证言的区分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2.鉴定结论应该具有可重现性。

在要求鉴定结论必须保持其科学客观性的同时，也就要求了鉴定结论所应该具备的可重现性。因为目前所开展的“司法鉴定”或者说“技术鉴定”所依据的基础都是比较成熟的各种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就拿笔迹鉴定来说，在人们没有认识到个人书写习惯动力定型的原理之前，要达到对两份文书笔迹的同一认定，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不同于他人的运笔习惯动力定型之后，拥有文书鉴定专门知识的人就可以就案件中可疑文书的笔迹作出认定。

更重要的是，任何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只要严格遵循科学的原理来操作，都可以得出相同的鉴定结论，这就是笔迹鉴定的科学性所在，这种科学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通过笔迹鉴定结论的可重现性表现出来。如果没有这种可重现性的存在，同样的检材和样本，由不同的人来做，会得出各自相异的鉴定结论的话，那么笔迹同一认定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就不存在了。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的原因，要么是鉴定所依据的原理不科学，要么就是鉴定人没有严格遵循科学的原理去操作。然而我们现在对于文书鉴定的科学原理是不容置疑的，那问题就只能是人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笔迹鉴定结论应该具有可重现性，只有这样的鉴定结论才能够称得上是科学证据。

3.非法的“鉴定结论”应当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当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然而，在我国，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经由非法程序或使用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包括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不得在刑事诉讼中用作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这里讲的排除是证据资格的排除，结合到鉴定结论，就是非经严格的科学程序得出的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鉴定结论是否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笔者认为，鉴定结论作为一种科学证据，如果说它的得出与鉴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倒不如说与送检的检材和样本关系更大。因为送检的检材和样本与鉴定结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什么样的检材和样本就会得出什么样的鉴定结论，而不是有什么样的鉴定人就会得出什么样的鉴定结论。因为鉴定结论是客观的，无论从谁的嘴里说出来都不能改变检材和样本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也体现在鉴定结论的可重现性上。如果鉴定人可以随便任意编造鉴定结论的话，这种鉴定结论也就失去了成为科学证据的资格。笔者认为，这种没有经过严格科学的程序得出的鉴定结论，应该属于非法“鉴定结论”，应排除其作为证据适用的资格。

值得一提的是，鉴定人作出不确定性鉴定结论的问题。既然可疑笔迹检验是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工作，鉴定人员所作出的结论就必然受到其自身理解能力的影响。通过良好的训练和正确的推理，鉴定人员应当具备正确解决复杂的可疑笔迹问题的能力。但是，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他们无法达到绝对的确定性。这种情况是由于与开放集或闭合集、证据材料的低质量等有关条件的限制，或者是缘于确定排除结论的可见差异可能不是本质差异的结果。有人认为，在这些情况下，鉴定人员可以做出不确定性或限制性的结论而不是可能导致错误的确定性结论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对于这种作出不确定性鉴定结论，并且认为是不失明智之举的观点，笔者认为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可以想象，当一份就连专门从事笔迹鉴定的专家都很难达到准确性认识的鉴定结论被展示到法庭上时，不具有笔迹鉴定专门知识的法官将如何达到内心确信？

四、鉴定制度的发展对鉴定结论性质的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已经通过了一个有关我国鉴定管理的决定，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决定》对鉴定人、鉴定机构、鉴定的业务等做出了相对较为具体的规定，取消了法院的鉴定机构设立资格，限制了侦查机关的鉴定业务范围（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进行鉴定业务），把鉴定事务的管理权划归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决定》的出台，针对的是目前鉴定实践中混乱的鉴定秩序。全国最高立法机关之所以取消了法院系统的鉴定机构设立资格，限制了侦查机关的对外鉴定业务，其价值取向在于对鉴定结论的作为科学证据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的期待，因为司法机关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势必摆脱不了“自侦自鉴”和“自审自鉴”困扰，这样势必导致鉴定结论的中立性、独立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然而鉴定结论的这些宝贵特性都以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为基础，偏离了客观性，鉴定结论的中立性、独立性和公正性便无从寄托。

因此，笔者认为，《决定》为将来的鉴定立法指明了方向，这一方向就是以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可靠性为中心的一种科学的鉴定程序。公正独立的鉴定结论应该有社会中立的鉴定机构来出具才更具有科学性。这就要求将来社会上中立的鉴定机构必须不背离这种立法的精神导向。同时也就更加要求鉴定结论的客观性，竭力避免鉴定结论中的主观因素。在这样的鉴定法律制度中，那种推断性的不确定性鉴定结论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永远也不能再称其为明智之举了。真正的明智之举是在根据具体的技术条件没有办法达到客观性的认识时，实事求是地作出不能得出结论的鉴定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不失鉴定结论的客观性，才能让鉴定结论不徒有科学证据的虚名。

五、鉴定结论本质属性的科学归纳

（一）主观性并非鉴定结论的本质属性。

鉴定结论主观论者是错误的。造成错误的原因是没有遵循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原理来透过现象看本质，被事物表象所迷惑，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鉴定结论主观论者夸大了鉴定人人为因素的干扰，认为没有办法彻底根除人为因素对鉴定结论的不当影响，这样得出的鉴定结论势必不能摆脱主观性的控制，甚至出现鉴定结论主观性把客观性吃掉的情形。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随着科学的鉴定程序的逐步完善，鉴定人人为因素对鉴定结论的影响会被逐渐削弱，直至消除，使得鉴定结论的客观性重新取得统治地位。其二，鉴定结论主观论者会把矛头指向鉴定结论的基础依据，即所依据的科学原理的正确性。他们认为，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一些大胆的假设，很难被证实。科学理论也包含有错误，也必将被证伪。科学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才得到修正和完善的。因此，一个科学原理即使现在被认为是正确的，但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可能在将来被证伪。相反，没有什么科学价值的巫术和占星术等却是不可能被证伪的。可见，即使依据科学原理作出的鉴定结论也并非具有绝对的客观性，仍属于意见的范围。笔者认为，这种看似很具辨证意义的观点，实际上是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漩涡。诚然，真理永远都是相对的，我们是在不断地向绝对真理的自由王国进发。

但是当你注视我们的科学实践的时候会发现，鉴定实践中所利用的科学原理正是这些被无数次实践证实了的正确的真理性认识，尽管这种真理性认识还是相对真理，但绝对真理是人类美好的理想，你总不能因为一味地追求绝对真理的实现，而否认目前经过成熟的严格的科学程序得出的99.999%的DNA人身同一认定的结果。因此，鉴定结论主观论者的这种疑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二）鉴定结论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客观性。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7

关键词：思政学科；借鉴研究；意义生成；逻辑路径；学科之“根”；学科之“眼”

中图分类号：D412.62；G4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高校自1980年代设立思政专业以来，已过而立之年的思政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从其学科点“量”的布局看――目前全国普通高校共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点200多个，硕士点近300个，博士点近70个，还是从本学科愈发注重内涵建设以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并取得积极突破的现实情形看，都是如此。但是，相对于哲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其他成熟学科而言，思政学科的学科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存在很大短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本学科在学科发展与学科借鉴关系问题的处理上还有很大不足，或者说思政学科的借鉴问题始终成为一道越不过去的“坎”。换言之，一直以来，思政学科依然很难通过积极有效的学科借鉴使其自身的学科建设充满自信与活力。客观地讲，能否正确处理和自信地应对学科借鉴与学科发展之内在逻辑关系，已然成为衡量思政学科有无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众所周知，学科借鉴是实现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学科发展的历程中都会面临如何处理学科借鉴的问题，思政学科也不例外。由于现实中的思政学科在学科借鉴上的方法处理与手段运用上还不够娴熟，其问题反而更为突出：由于学科自身的特殊性和学科“合法性”质疑的由来已久，使得该学科在应对学科借鉴问题时徘徊犹豫甚至“裹足不前”。譬如，从意义生成的角度对思政学科的借鉴研究展开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学界的研究就普遍不足，相关共识也极为匮乏。因此，本文主要从意义生成和逻辑路径两个方面对思政学科的借鉴问题展开思考，并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一、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生成

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生成，就是从本体论视角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所展开的哲学沉思，这种哲学沉思主要包括学科之“根”的找寻，学科之“眼”的确证与学科自信的获得。

首先，学科之“根”的找寻。长期以来，年轻的思政学科在很多人看来都被视为“无根”之学科，“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的根在何处？”等问题一直萦绕在思政人的心中，并长期未能获得真正解决。与此相随的是，该学科在学界的认同度一直不容乐观，尴尬的学科境遇也未能获得根本改观。思政学科“之所以为”思政学科的学科“逻各斯”到底有无？有，是什么？又从何而来？无，那又何以设置该学科？这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一直以来都纠缠着学界，争议不断，共识缺乏。其原因何在？据学者们的研究，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是学科历史“模糊不清”，即常常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历史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也就是说常常把思政学科史等同于党的思政史甚至等同于中共党史；其二是学科的国家政治依附色彩过浓，很多时候留给人们的印象仅仅是作为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传声筒”而存在。现实中很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仅仅只是满足于或陶醉于对党的相关红头文件的“亦步亦趋”式解读和注释，其学科应有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严重不足；其三是学科归属“摇摆不定”，学科边界至今仍不明晰。一直“寄人篱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和学科家园，其学科成长历程真可谓“历经坎坷”：从最初的教育学归属到政治学归属，直至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归属。如今国家层面的“定论”是否意味着思政学科的归属问题已经完全得到解决，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可以说，以上就是备受学者们诘诟和质疑思政学科“无根”之理由。譬如，有学者[1]不仅从“学科的本体无着落，与其他社会活动相混同；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之间的边界不清；缺乏自己的学科家园――范式”等层面形象地概括出思政学科为“无根”学科之现实表现，还尖锐地指出：“尽管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及归属的争论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而尘埃落定，但是从1984年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以来，围绕该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真正解决，比如学科归属问题就历经了教育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姑且不论这种学科归属迭变的动因究竟来自政治实践还是学科的自我确证，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边界的模糊和研究对象泛化的存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理论研究中经常出现名为学科间相互借鉴实为丧失学科立场的现象。”[2]还有学者曾以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进行整体的研究分析为例作过广泛调查。结果发现，在此期间答辩通过的306篇博士学位论文中，有约31%（96篇）的论文明显地可以归诸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范围，以至于如果不注明专业名称和研究方向，根本分不清究竟是哪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3]。可见，思政研究的学科边界模糊现象已日趋严重。表面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归属问题”从国家层面到学术界似乎已有“定论”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六个二级学科之一。问题在于，此“定论”并不完全意味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归属的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科学的解决，此一点愈发得到学界尤其是多年从事思政学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甚至还有不少学者在努力倡导思想政治教育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尽管这个设想就目前而言似乎并无多大可能，但目前不可能并不代表将来无可能。客观地讲，上述学者的观点实质上已触及到思政学科“根”的找寻这样的深层次问题，其不足在于未能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逻辑论证和有效揭示。

其实，思政学科“根”的成功找寻，从逻辑思维来看确实需要实现一个“超越”和“回归”：“超越”即在探讨思政学科的“根”的问题上应当超越那种简单地认为它发轫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这个历史节点――这是一个历史造成的认知误区，因为照此逻辑推演，思政学科的“根”最多也只能追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再往前推似乎已不可能。而把思政学科的“根”简单地依附于党的思政教育活动史，也就是试图通过一种不证自明的思维逻辑把思政的学科史简单“混同”于实践史，其历史局限和现实缺陷始终都无法回避。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学术理论界都不乏有人（甚至一些学界泰斗）坚持采用这种不证自明的思维逻辑来对待以追求严谨、负责、科学为主要特征的学科史研究问题。可见，除了超越以往传统认知误区，真正实现学科史研究的创新突破，还需要一个逻辑思维的“回归”，即在上述基础上更进一步把真正的学科源头往前移，直至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具有科学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批判地继承和积极地借鉴其他任何的理论精髓，如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成功设置也再次表明，作为二级学科之一的思政学科之“根”就是马克思主义。任何无视或偏离马克思主义这条“主根”的论调与行径，极有可能导致思政学科发展的明天无从谈起，甚至没有“明天”。长期以来缺乏独立性和自足性的学科状态必然导致思政学科的纯粹工具性地位，使得找寻本学科的“根”变得异常艰辛和不自信。总之，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成功实践，的确需要更多地从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汲取各种养分，特别是其与生俱来的，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这种兼具高度的自觉性与主动性的自我批判意识[4]（“证伪”品质）对当下思政学科的发展重新获得强大生命力极为重要。

其次，学科之“眼”的确证。所谓学科之“眼”，就是指不同的学科都有其自己的“眼睛”（或者说是“学科视野”）。例如，政治学的学科之眼是“权力”，哲学的学科之眼是“人类幸福”，经济学的学科之眼是“利润”。那么，进一步追问的问题便是思政学科的“学科之眼”是什么？迄今为止，关于此问题的回答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思想”一说，有“政治”一说，有“教育”一说，甚至还有“以人为本”一说。到底“什么”才是思政学科的学科之眼，恐怕不是一件轻易就能够说清楚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的是思政学科是否为“独立学科”的问题，或者说该“学科”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独立”的问题。有学者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学科之“眼”作为“学科赖以相对独立的一个首要条件”――用它来衡量，如今被列入我国学科制度框架中的许多学科――“XX教育学”之类――就很难称之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了，因为这些学科并没有自己的学科之眼，其学科名称所标示的其实只是一个问题域，是对该问题的基于如何学科（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的研究的总称。这些学科之所以被列入所谓的“学科目录”，被视为独立学科，主要不是根据“学科之眼”这一学科相对独立的首要条件，而是基于国家对整个学术研究队伍进行制度管理的需要，基于向在这种制度管理的作用下被激发被放大的专职研究人员配置研究资源的需要[5]。应当说，这段话的意义在于不仅道出了学科之眼与学科独立之间内在的某种必然联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即学科之“眼”如何确证的问题。

诚然，确证学科之“眼”的手段和方法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学科问题意识的判定，等等。笔者以为，通过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研究，或许能以一种崭新视角敏锐地捕捉到嵌入该问题的思路。这并非是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而是需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轨迹通过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包括历史与现状的考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和反思）的深入考察，才能帮助我们实现本学科之“眼”的确证。因此，思政学科在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方法和理论的时候，应当反复追问的是：究竟站在什么样的研究立场，以怎样的学科姿态来审视本学科与他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如何提升学科认同与展示本学科自信，如何杜绝“口袋现象”与“学科殖民”等核心问题。对上述核心问题的持续思考不仅有助于确证独特的思政学科之“眼”，其学科借鉴研究的意义也会在此过程中得以不断生成。

最后，学科自信的获得。学科自信不足的问题一直伴随着思政学科发展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对此颇为纠结与困惑。“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内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学科专著和研究文章都较多地沿袭了从教育学、哲学、政治学中借鉴的基本概念，近年来的研究中又从心理学、社会学、系统科学和信息传播学等学科中借用了不少概念和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学也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概念群，“但其中很多概念是直接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的，存在标志性概念少，概念的工具价值弱，概念的创新度低等问题。因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加强对学科概念的研究，不断进行学科概念的学理化规范和创新性拓展”[6]。事实证明，思政学科在对其他学科的借鉴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把大量的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简单地移植过来，不能够有效地消化和吸收，实现借鉴与自创的结合，即使借鉴的成果再多，对思政学科建设都是无济于事。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下的思政学科要获得学科自信就早已异化，沦为奢谈了。

在笔者看来，思政学科要通过成功的学科借鉴获得学科自信，其首要之处在于培育一种强烈而忧患的学科意识，即对本学科的真正关心、认可和热爱的程度。诚然，现实中的确存在诸多因素导致许多研究者对本学科的关心、认可和热爱的程度均存在不足――但这显然不能成为思政人对待自家学科自暴自弃的理由。改变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任何一个思政人都应当努力去培养这种强烈的学科意识，要从内心深处对本学科有信心和感情，要从内心认同本学科，关心、热爱本学科，常常关注本学科建设有什么进展，遇到什么问题，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倾注大量的耐心和足够的信心，因为关注学科建设的平台就是关注我们自身科研和事业发展的平台。此外，获得学科自信还与强烈而鲜明的思政学科的问题意识培养密不可分。所以，在思政学科的借鉴研究中，我们需要在敏锐的问题意识引导下，积极探寻本学科建设发展的“真、小、实”问题，抛弃一切“假、大、空”现象。问题代表差距，但也孕育着希望，向其他成熟学科借鉴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暗示”和孕育了本学科有实现追赶甚至超越其他成熟学科的可能。

当然，学科自信的获得，尤其是思政学科的学科自信的获得，并非空喊口号就可以实现的，更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踏踏实实地干出来的！“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作为兼具基础性、理论性、综合性等特征的思政学科，只有以十年磨一剑之精神甘于坐科研“冷板凳”，才能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出学科自信。

二、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逻辑路径

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逻辑路径可从“移植中借鉴”与“借鉴中移植”之双重维度进行思考。

“移植中借鉴”主要针对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语境而言，指的是一门学科在学科建设发展之初乃至较长一段时期内可能更多地偏重于借鉴成果“量”的产出，而忽视其“质”的提高，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此阶段中“移植”的简单化、低水平与随意性现象普遍突出，“借鉴”的反思性与批评性严重不足。观照当下思政学科借鉴研究的现状，“移植中借鉴”的现象屡见不鲜，层出不穷，其个中缘由极为复杂，有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之因素，有理论和实践相互脱节“两张皮”之因素，限于篇幅的缘故，本文不作过多探讨。但“移植中借鉴”之维度能够给思政学科借鉴研究带来的积极启示在于：真正明白自身“学科实情”非常重要――该“学科实情”表明，思政学科的起点晚，底子薄，历史短，队伍庞大而水平却参差不齐，缺乏深厚的哲学积淀，等等，它们都是任何一个有“学科理智”和“学科良知”的研究者所不能忽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对现在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移植中借鉴”的思政学科而言，我们比自身任何时候都要对可能来自本学科制造的学术泡沫保持足够的清醒――因为学科建设经不起任何折腾；也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需要脚踏实地推动学科内涵建设，尤其在把握和应对学科借鉴与学科发展之内在逻辑关系问题上需要大胆创新，不断推出有学术分量的创新性借鉴成果。

“借鉴中移植”主要针对学科发展的“成熟阶段”语境而言，指的是一门学科在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其学科借鉴过程中高水平的成果层出不穷，学科的整体水平和实力与日俱增，学科话语优势得以确立与巩固，学科影响力和社会认同都得到空前提高，其主要特征是学科独立性和自足性日渐突出，自我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意识已然成熟，学科的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形成良性态势。就目前的思政学科而言，离“借鉴中移植”的学术境界仍有很大差距，尚未真正到来，但如果有学界同仁的辛勤劳作和共同努力，这一天迟早会来临的，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的自信和足够的耐心。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移植中借鉴”语境下的“移植”为低水平状态，其成功“借鉴”的高质量成果为稀缺型资源；而“借鉴中移植”语境下的“移植”则为高水平状态，其“借鉴”的批判性和针对性已转化为一种相当的理论与实践自觉，因此成功“借鉴”的高质量成果则为普及型资源。当然，就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历程而言，以上两个阶段都是必然要经历的，其间所承受的阵痛也是必然的，这是任何一门学科成长必须埋单的学费，只不过其间的阵痛期有长短之别，学费有高低之分。进言之，这两个阶段中都无法杜绝低水平的简单移植现象，所不同的是，处于前一阶段学科的整体焦虑颇为明显，由此导致的低水平移植现象危害极大，因此需要保持足够警惕并能够有所作为；而处于后一阶段学科的集体自信已相当成熟，在高水平、高质量的学科借鉴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即便还存在个别低水平移植现象，就整体情况而言已不值一提。

行文至此，还要追问的便是，思政学科的发展要如何实现从“移植中借鉴”到“借鉴中移植”之成功跨越――这是思政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学科的必然选择。笔者以为，除需要继续注重学科内涵建设，优化学科内外发展环境外，尤其期待学界能够在学科借鉴批判精神的培育，“证伪”品质的学科发育，与成熟学科交流对话平台建设的加强，甚至学科研究队伍准入门槛的提高方面推出一系列有分量且含金量高的“组合拳”。

三、结 语

通过加强思政学科的借鉴研究来推动其学科建设，促进学科的“科学化进程”[7]，又在学科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情形下有力地带动学科借鉴水平的整体提高，此理想目标之真正达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倘若每一个思政人都能怀着学科良知，以高度负责的学科精神，积极运用新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对思政学科借鉴研究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新问题展开哲学反思，并把这种反思高度自觉地置身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场景中，或许能够得到更多新的启发和收获。如此一来，思政学科才能以“有根”学科之面貌，以独特的学科之“眼”和强大的学科自信尽快实现从“移植中借鉴”到“借鉴中移植”的成功超越，进而自信地屹立于诸多学科之林，其学科借鉴研究才有可能更加专业从容，其学科建设才能迎来发展的又一春天。

[参考文献]

[1] 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范式的哲学沉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64.

[2] 金林南.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J].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13（1）：8-11.

[3] 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关键词[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10）：44-47.

[4] 刘五景，杨黎红.马克思主义的“证伪”品质及其当代启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2-15.

[5] 吴康宁.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4）：1-5.

[6] 宇文利.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概念及其拓展[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6）：18.

成人本科生自我鉴定篇8

（一）关于“司法鉴定”。

国内学者的定义并非一致。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所谓鉴定，就是指运用专门知识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所进行的鉴别和判断。”[1]二是“司法鉴定是在诉讼中，对涉及专门知识的事物，聘请相关专家进行的检验和评断。”[2]这两种表述，或欠全面，或用语不够准确、精当，但在基本内容上大体一致。从他们的表述中可以概括出司法鉴定具有两种特征：一是司法鉴定是一种诉讼活动，是有诉讼主体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共同参与的一项诉讼行为，其目的是为诉讼提供帮助。二是司法鉴定是一种科学活动，是由鉴定人凭其所具有的专门知识，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的活动。笔者认为，对“司法鉴定”这一概念的定义，涉及到如何认识、理解国家诉讼程序的运作规则、证据原则，以及国家司法机关相互间职能划分和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中国，准确地定义“司法鉴定”这一概念，必须考虑到司法鉴定适用的范围，司法鉴定决定的机关，司法鉴定的任务或目的，司法鉴定实施的主体等方面的内容。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司法鉴定是指诉讼中，人民法院依其职权，或应人民检察院或被告人的请求，或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委派具有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的人，对案件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的诉讼活动。”这一定义，与国内学者的定义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鉴定的决定权掌握于人民法院手中。我国目前的三大诉讼法中均规定有鉴定条款（见刑事诉讼法第119至122条、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其中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鉴定有人民法院决定是否进行，而刑事诉讼法却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有权决定举行鉴定。将鉴定的决定权同时赋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给司法程序的运作造成了许多麻烦，违反了诉讼运作的法理。因为：（1）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诉讼原则，这是由公安机关“自侦自鉴”、检察机关无法真正行使其法律监督职能、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受到侵害所造成的；（2）在一个案件中，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均享有决定举行鉴定的权力，常会导致三机关各自分头鉴定，各执己见，相互掣肘，拖延案件的审理，影响诉讼效率；（3）不利于维护审判机关的判决的公正与权威，因为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各自委托鉴定，鉴定结论有时会各不相同，致使法院在判决时茫然不知该采信哪一个“鉴定结论”，又不能仅凭自己委托的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进行判决，还得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协调关系，最后不得不勉强判决或拖延判决，判决的公正、准确与权威性会受到公众的怀疑。因此，将鉴定的决定权交由人民法院独家掌握，可以避免上述几种情况的发生。公安机关在侦查行为中因需要而委派专家对某些专门性问题作出鉴别、分析、判断，不应被称为“司法鉴定”，而应称为“侦查检验意见”，是证据资料的一种。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在审判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中以请求司法鉴定的方式对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

第二，鉴定人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能够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作出科学、权威的结论或提供分析意见的人。因为鉴定涉及到的问题遍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非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就一定能够解决某些专门性问题，只要是具有能够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题的人，即“专家”，就可以被委派为鉴定人。因此，除了在特定的学科领域颇有成就、名望的学者之外，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具有特出的、多年经验的人也可以成为“专家”而被委派为鉴定人。

（二）关于“司法鉴定学”

即这一学科的名称。国内的学者尚存在一些分歧，如有“司法检验学”、“司法科技学”、“物证技术学”、“法庭科学”或“司法科学”等称谓。对于该学科的定义，有代表性的是：“司法鉴定学科是为司法机关客观准确地判断案情，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检验技术研究鉴定原理和鉴定方法的法学边缘学科。”[3]笔者认为，该定义虽然揭示了一些司法鉴定学的内容、研究对象，但尚不够完整、准确。司法鉴定学是一门法律边缘学科，是为适应、满足诉讼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既要涵盖鉴定立法、鉴定人制度、鉴定法律程序与法律学上的内容，又要囊括为诉讼服务的、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各种应用学科，如司法医学、司法精神病学、司法会计学、司法痕迹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的知识。利用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为司法诉讼服务，是司法鉴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它不仅仅是研究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进行诉讼证明活动的学科，它还需要研究这种证明活动得以顺利运作的法律环境，即由司法鉴定体制，司法鉴定法律规范、鉴定人制度、司法鉴定法律程序、证据制度等构成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因此，笔者认为，对“司法鉴定学”可作如下定义：司法鉴定学是研究诉讼活动中，在法律学的指导下，运用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查明案件事实，解决案件中，非以专门的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不能解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提供专家的意见或证言的一门融法学与相关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为一体的边缘法律学科。

（三）关于“鉴定人”。

根据前面对“司法鉴定”概念的定义，鉴定人则应当是接受人民法院委派的，凭其具有的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的经验，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向其提出的专门性问题作出解答，为案件的审理提供鉴定结论或意见的人。鉴定人必须满足的法律特征：（1）必须是经过审判机关委派、获得参与诉讼的法律资格的人。未经人民法院以决定的形式委派程序向法院提出的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解答的人，不是鉴定人。其所作的“鉴定结论”不能被采纳为证据。（2）必须是具有鉴定能力，即具有完成委派鉴定任务的业务能力的人。鉴定人之所以被委派为鉴定人，是凭籍其具有的优于普通人的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经验，能够解决案件中疑难的专门性问题。（3）鉴定人必须是自然人。因为能够解答某一专门性问题并对其结论或意见作出解释、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某个自然人或多个自然人，而不是某一社会团体或组织或国家机关。鉴定人应当在其提供的报告上签字，以示对其所为之鉴定、所提出之结论负责。

（四）关于“鉴定权”。

鉴定权是指行使鉴定这一职责的支配力量。对于鉴定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目前尚无统一的解释。许多司法实践部门，如各级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常常主张自己有“鉴定权”，而许多从事具体鉴定工作的如隶属于公、检、法、司系统或高等院校的科研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室、物证技术中心等，也主张自己有“鉴定权”。可见，对“鉴定权”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鉴定权是国家权力的一个分支，因此，它必渊源于规定有关鉴定条款的基本法，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从这些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鉴定权应该包括鉴定的决定权、委派权和监督鉴定实施的。鉴定权与鉴定资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鉴定权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只有由国家通过法律授予特定的国家机关行使，决定是否举行鉴定，才能有效地保证这一权力的对外尊严、独立和对内的完整统一；才能保证鉴定应有的法律上的严肃性；才可以保证鉴定结论的权威性；才有利于有效地对鉴定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社会的监督和党的督。鉴定权的定义则应该是：“在诉讼进行中，人民法院根据诉讼法律的有关，在遇有专门性问题时，决定委派具有专门知识、技能和特别经验的人即专家进行鉴定并对其鉴定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鉴定资格不同于鉴定权，它是：“从事司法鉴定所应具备的专门知识、支能、特别经验、身份、售货员力量、仪器设备条件及法律要件等因素的综合。”具体地讲，它应包括司法鉴定机构的资格和鉴定人的资格两部分。前者指是否具有一定的人员和设备的、独立于公、检、法系统之外的司法鉴定科学机构，后者指将交委派鉴定的人和已被委派鉴定任务的人本身的专门知识、技能、经验是否达到足以解答向其提出之问题的业务水平及是否依照法律程序接受审判机关之委派、是否具有法定的回避条件等。因此，必须严格区分鉴定权与鉴定资格，二者不睛混淆。

（五）关于“鉴定结论”。

我国学者表述的含义基本上一致：即所谓鉴定结论，是指那些受司法机关聘请或指派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运用科学技术或技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和判断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性书面意见。笔者认为，这样定义略欠妥当。理由：（1）鉴定结论的提出者就是司法鉴定关系的主体即鉴定人，不必在这一概念中重复鉴定人的含义。（2）鉴定人从事鉴定工作凭藉的是其具有的专门知识、技能或特别的经验，必须采用科学的理论、法律和先进的技术。（3）鉴定结论是具备一定格式的书面结论，而不是意见，即它是明确的、唯一的，是以肯定或否定某一问题，而不是模糊题的、非唯一的、多选择的看法或主张。所以，笔者认为，“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采用科学的原理或方法、技术或凭其具有的特殊技能或特别经验，对向其提出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和判断之后得出的唯一性的书面结论”。对于鉴定人经过鉴定工作提出的模糊的、非唯一的鉴定结果，只能被称作鉴定人意见，供委派机关作为一种资料参考，而不能采纳为诉讼证据，不能作为判决的根据。

（六）“关于鉴定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