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1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审判阶段介入诉讼履行辩护职责。此规定因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过于仓促而致种种弊端，久为人诟病。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因为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可以做什么，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即没有明确规定律师作为诉讼参与人属于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的诉讼参与人的哪一种，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论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观点称之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有人称之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有的观点称之为“法律帮助人”，有的的观点则认为侦查阶段参与诉讼的律师与日本和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辅佐人”身份很相似，因而这一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有的观点认为辩护人可以分为广义辩护人和狭义辩护人。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辩护人属于狭义辩护人，即正规意义上的辩护人；与此相对，侦查阶段的律师则属于广义辩护人。还有的观点根据上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反推得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结论。等等。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此，有必要就此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或者“法律帮助人”， 既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科学性。刑事诉讼是一种要式法律活动，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法当中均有相应的明确称谓，其称谓与其诉讼权利义务呈对应关系。查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并无上述称谓之记载，足见其缺乏法律依据。就科学性而言，因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定为委托关系，因此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难以揭示该委托关系与其他委托关系在质的规定性上的区别。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法律帮助人”，同样在种属关系上存在混淆。就律师的所有业务活动而言，其目的均为向委托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该观点亦难凸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和职能。就把该阶段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的观点而言，根据律师法第26条的规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应当为聘请人就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意见，草拟、审查法律文书，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办理聘请人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维护聘请人的合法权益。查律师法第25条之规定，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与律师刑事诉讼业务为并列关系，因此，律师的法律顾问业务内容本身不包括刑事诉讼业务。因此把侦查阶段的接受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称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顾问”亦非妥当。

其次，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地位属于“法律辅佐人”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被告人的法定人、保护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随时担任辅佐人。”“辅佐人以不违反被告人明示的意思为限，可以进行被告人可以进行的诉讼行为。”就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辅佐人而言，“辅佐人，乃于起诉后在法院陈述意见，而辅助被告或自诉人为诉讼行为之人，其用意与辩护相似，系为保护被告或自诉人之利益而设。惟辅佐人，重在充实被告或自诉人事实上攻击或防御能力；而辩护人，则重在补充被告之法律上防御能力。”根据有关规定，可以充任辅佐人的有被告或自诉人的配偶、直系或者三等亲内旁系血亲或家长家属，或被告的法定人。“得为辅佐人之人，欲为被告或自诉人之辅佐人时，得于起诉后向法院以书状或于审判期日以言辞陈明之。一经陈明，即取得辅佐人之地位，与辩护人应经被告或有选任权之人之选任，或由审判长之指定者不同，亦非由于委任。”可见，上述二立法例所规定的辅佐人均在审判阶段参加刑事诉讼，在得充任辅佐人的人员范围上亦有定规，且就功能而言辅佐人制度与辩护人制度乃互补关系。而上述论者所言的我国律师系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其必须为律师方可，这几方面的差异均说明不能把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称为与上述二立法例的辅佐人具有相同或相似意义的法律辅佐人。

第三，将辩护人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也是不科学的。这种区分的依据主要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律师权利的配置差异，即所谓狭义的辩护人可以根据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独立地发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而侦查阶段的律师，因为他只能进行申诉、控告、会见等活动。后者的性质属于接受委托后，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因此与前者存在区别，因此可称之为属于广义的辩护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采用了双重标准，是缺乏科学性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也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在其他权利方面亦不乏类似显著差别。这些差别并没有妨碍我们把这两个阶段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统称为辩护律师。因此，以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律师的权利配置存在差异为由而把辩护律师的身份区别为广义的辩护人和狭义的辩护人是不科学的。辩护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权利配置应当与每个诉讼阶段的性质、任务相适应，因而呈现出不同样态，即在具体权利方面不尽相同。然而，尽管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与后两个阶段律师的权利存在量上的差别，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此外，上述把辩护律师区分为广义辩护人与狭义辩护人的观点，也不利于正确认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作用。这种观点强调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活动是在为最后出庭辩护作准备，从而忽视了辩护职能在侦查阶段的独立作用，体现的仍然是诉讼阶段划分上的审判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认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强调侦查阶段的目的就是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人，并将犯罪人交付审判，绳之以法，从而忽视了侦查阶段保护人权的诉讼目的。从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来看，侦查阶段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侦查阶段除了要重视打击犯罪以外，还要重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有重视把无辜的人及时从诉讼当中解脱出来。这些工作并不能包容在为审判作准备这样的狭隘观念之内。因此把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称为广义辩护人不免有强调打击，忽视保护之嫌。实践中认为律师分阶段参与刑事诉讼的观点也同样反映了忽视刑事诉讼各阶段独立性的倾向。

第四，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不能称为辩护人的观点，采取了回避的方法，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地解决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问题。认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是“诉讼人”观点也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仅仅属于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为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都是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侦查阶段的律师可以称为“诉讼人”。首先，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本身在于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行使辩护权，本身就是一种防御行为；其次，刑事诉讼中诉讼人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0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人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所聘请的人。就公诉案件而言，立法并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刑事部分可以聘请诉讼人；第三，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这种行为不同于再审申诉。1、这种申诉、控告的目的具有防御性，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事中救济，而再审申诉则是一种事后救济；2、这种申诉、控告在内容上具有直接对抗性，针对的是侦查机关侦查权的滥用，而再审申诉的对抗性只能是间接的；3、这种申诉、控告的对象是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而再审申诉的对象则是生效判决、裁定。因此，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申诉、控告的这种诉讼职能是为辩护职能而配置的。这种对与本案有关的侦查机关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该申诉、控告行为是总的辩护职能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辩护职能和控诉职能并非是绝然对立的，控诉活动是可以为辩护职能服务的。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所进行的申诉、控告活动仍然是辩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就是辩护人。只有把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对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诉讼身份的界定，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的字面含义，而应当从诉讼职能的高度全面、系统地予以考察。

二、必须正确认识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上述关于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律师的身份的争论背后，实际上涉及的是是否承认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的问题。易言之，涉及到的实质上是是否承认侦查中的抗辩观的问题。

必须充分肯定侦查活动中的辩护职能。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2

关键词：辩护律师 刑事辩护 权利地位

中国的刑事辩护事业从改革开放之始获得发展直至今日，已历时二十余年，其间经历了与刑事辩护最为密切相关的两部法律即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修改。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在刑事案件中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担任人，参加诉讼。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作为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益最有力的维护行为，刑事辩护活动能否获得良性发展直接标示着一国的法治化程度，因此，人们也抱持着善良动机期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尤其是后者的修改能够为原来萎靡的刑事辩护活动提供最为强劲的发展动力和发展保障，而这也是司法改革进行过程中一项必然却又毫不过分的要求。但是令人尴尬的是，虽然上述两部法律的修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刑事辩护事业的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不仅刑事辩护活动中的有些痼疾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甚至因为法律的修订又产生了一些新的不利于刑事辩护事业发展的因素。

一、中国刑事辩护所面临的困扰①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有专为他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被称为讼师②。但在中国封建统治的专制下，讼师的作用是不可能发挥重大作用的。我国现代的律师制度是清末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进入中国社会的，虽促进了近代中国律师业的发展，但由于是舶来品，而几度兴废，水土不服。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在宪法上确认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但由于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影响，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律师制度完全被取消。1979年以后，随着我国法制的重建，律师制度也得以恢复，刑事辩护就是律师制度恢复以后从事的主要职能。伴随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有所强化，但在现实中律师辩护制度仍然处境艰难。

(一)刑事辩护活动遭遇困难重重

当下中国“刑事辩护难”几乎已经在律师界达成“共识”，在国外往往被律师作为展示自己口才和法律素养最重要平台的刑事辩护活动却在我国被律师视为畏途，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乃在于律师相应诉讼权利的缺失和被侵犯，辩护人在重重阻力和困难之下往往无法顺利开展辩护活动。

1 阅卷难

(1)原刑事诉讼法第29条规定律师可以查阅案件全部材料，而新刑事诉讼法第36条只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有部分阅卷权，即“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一审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公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只包括起诉书和“证据目录、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实践中，公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中这些“证据目录”，往往只有目录而无证据：这些“证人名单”，时常只有名单而无证人证言；这些“主要证据”，一般只是有罪的证据，而没有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证据。有的甚至连一份被告人口供都没有。有的公诉人认为主要的证据才提供，大量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公诉人认为不是主要的证据或者以此为由不予提供。也有的证据律师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开庭中公诉人突然抛出新的证据，使律师措手不及。由于公诉机关只提供被告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材料，律师看不到全部案卷材料，更没有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律师阅卷权受到限制，就无法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不能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虽然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

条第2款规定：律师认为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并可以由律师查阅。但是，由于律师不能参加侦查，未能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因此不可能知道案卷中是否有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既然律师无法知道，显然无法“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查院调取”。而在实践中，即使律师知道有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线索，但是倘若公诉人不认为其是主要证据的，仍然会不予提供，因此律师也无法申请调取和无法查阅案卷。

2 调查取证难

(1)辩护律师通过阅卷所获得的证据非常有限。如上所述，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虽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并非全部材料。即使进入审判阶段，也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其他证据材料却无法见到。而控方移送的材料中都是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律师只能从移送的有罪证据中寻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或进行推理分析。

(2)法律对律师向被害人、证人调查取证设定诸多限制。在侦查阶段，律师虽然能够介入，但没有调查取证权，只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并向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在提起公诉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但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第37条的规定，形式上法律赋予律师有自行收集证据的权利和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实质上这种权利并没有法律强有力的保障，律师能否取得证据，完全看有关单位或个人是否愿意或同意。特别是对被害人的调查不仅要本人同意还要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同意，否则律师的取证无法进行。所以，相对于被害人、证人向侦控机关提供证据乃是一种义务而言，证人和被害人是否向律师提供证据显然缺乏法律的强制性约束力，导致律师的调查取证在此一方面亦遭致严重阻碍。

(3)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在关于律师的调查取证请求权的规定上也存在缺陷。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又进一步规定：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该条对律师的调查取证请求权以“认为需要”等模糊语言来作为检察院、法院是否启动调查权的前提条件。对什么情况下检察院、法院应当同意或不予批准律师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批准后的救济程序，如何监督制约检察院、法院行使权力等未作明确规定。

(4)刑法第306条设定的辩护人、诉讼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更使律师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调查取证权时，顾虑重重，惟恐触犯该条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调查取证时浅尝辄止。

3 会见难

在侦查阶段，律师只有会见犯罪嫌疑人、深入了解案情，才能切实履行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等职责。可以说，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权是侦查阶段律师所享有的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但是在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了种种的限制：

(1)虽然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六部委规定”第11条亦规定： “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无论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都必须向侦查机关申请，而且是多重批准。各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行规定，律师先向侦查机关递交会见申请，办案人员同意后，由预审部门负责人批准，最后由主管局长或者院长批准。这一审批过程一般需要一个月，大大超过“六部委规定”第11条所设定的“侦查机关应当在48小时内，至多在5日内安排律师会见”的要求。在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中，许多会见的申请往往还不被批准。而且即使是公安机关准许会见的，办案人员仍然以工作繁忙为由一再拖延。甚至有的办案人员故意躲避律师，导致律师往往两三个月还见不到犯罪嫌疑人，无法履行职责。

(2)即使律师的会见要求得到了满足，侦查机关也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设置重重障碍：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要向看守所提供会见内容提纲，会见时不允许超过提纲的询问范围，限制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有的在场侦查人员还直接发问和插话；一些地方侦查机关不允许律师制作会见笔录；一些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由律师自备手铐，会见前先为犯罪嫌疑人戴上手铐；有的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仅限于宣读法律条文或者对法律条文本身进行解释；还有的地方看守所采取摄像、录音等监控手段，使律师无法顺利进行正常的会见活动。此外，公安、检察机关一般都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和时间做出限制，规定一个案件会见不得超过两次，每次不得超过15至45分钟不等，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后仍然很难了解实情。

(二)刑事辩护律师难保自身合法权益

刑事辩护律师的职责乃是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在实践中上述诉讼权利和执业权利无法获得保障，屡被侵犯，律师的执业风险增加了：

(1)刑法第306条制裁的是“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的行为，毋庸置疑，能够实施这些行为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律师，在案件的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和检控方接触证据和证人的机会要远远多于律师，从而在理论上能够实施“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害作证”的行为可能性亦大于律师，而且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一旦侦控方实施这种行为，则对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必定危害更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就是侦控方实施上述行为的直接表征。

（2）第306条中所谓“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缺乏可操作的客观标准，极易成为检察机关任意追诉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手段。实践中，检察机关在不少案例中都以自己一方的证人因律师的调查而改变证言为由，对辩护律师实施拘留或逮捕。

总之，作为专事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利益的刑事辩护律师倘若连自身的合法利益都时时危如累卵，在履行其职责时内心惶悚，人们又怎么能够期待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会得到捍卫和彰表?

(三)刑事辩护率连年降低

近几年，我国各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逐年增多，律师人数及其受案量也大大增加，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律师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数却呈下降趋势，有的地方甚至下降到年人均不足1件。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律师业在全国是最为发达的，2000年北京有律师5495人，但是全年办理刑事案件只有4300件，占年度业务的10．2％。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在北京，目前律师接办刑事案件的现状是：20％的律师办80％的案件。③

就全国总体形势而言，从1980年到1995年，由律师参加刑事辩护的案件占同期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总数的50％左右，占律师同期全部诉讼业务的40％。④这个比例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不仅没有有提高反而下降到2001年的30％。⑤当然，据此有人会提出论辩，指出律师业务刚刚恢复时，刑事案辩护曾是律师的主要业务，后来随着业务类型的不断发展，经济案、民事案逐渐增多，刑事案的辩护自然会下降。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律师辩护率下降到人均年办理不足1件案件这样低的比例，无论从哪个层面而言都是极不正常的。

二、刑事辩护陷入困境的原因

（一）理念迷失

制度构建的技术性层面的优劣固然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以及刑事辩护遭致困境的原因，但是因之我国自身传统诉讼法律文化的长期浸染，而导使当下我国民众中下列现代诉讼理念的迷失乃是根本原因。

1、无罪推定理念

作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刑事诉讼原则，无罪推定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占有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此理念已经成为“刑事程序民主概念的核心”，而刑事辩护制度亦以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为前提：

(1)无罪推定原则确立了被指控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其享有辩护权的根据和前提。根据此原则，任何人在未经依照正当程序的司法审判最终确认为有罪之前，有权被推定为无罪。“被指控人并不就是罪犯”这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首要之义，被指控人被假定无罪的身份使得其可以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种诉讼权利，从而真正建立起控辩对抗的诉讼体制。

(2)无罪推定原则设立了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使辩护成为被指控人的权利而非义务。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对被指控人所指控的各种罪行，都要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不能证明被指控人有罪，被指控人就被视为无罪。这必然引申出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而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以及疑罪从无的规则。因此在无罪推定原则之下，被指控人所实施的辩护行为，实乃是其的一项权利，而非义务，即使其消极行使，但是倘若控方的证明程度无法达到法定的定罪标准，被指控人仍然被视为无罪。

当下中国的民众、公安司法人员甚至立法者对刑事辩护活动和刑事辩护律师所存有的深深偏见之所以长期存在，实乃是民众既受传统有罪推定思维影响，而无罪推定的理念，没有获得确立和张扬：一个公民一旦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基于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人们在心理上就会认为其就是罪犯，既然如此，那么为被指控人辩护岂非就是在为邪恶开脱?因此不仅刑事辩护行为会遭致非难，人们会为刑事辩护活动设臂重重障碍，而且刑事辩护的律师也被视为在为“魔鬼”辩护从而“与正义无关”了，刑事辩护律师在当下中国的遭遇自然成为必然。

倘若中国的刑事辩护活动意图走出困境，刑事辩护活动和刑事辩护律师能够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必须要大力宣扬无罪推定观念，舍此所进行的制度建设必定会因为缺乏民众的现实心理支撑而名不副实从而功亏一篑。

2、程序正义理念

程序正义相对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是否达致，衡量的标准乃在于司法判决形成过程中是否遵循正当程序。因此，即使被指控人最终被确认为有罪，但是如果裁判者判决的做出是建立在公平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之上，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裁断为正确的可能性，而且亦充分彰显了法治规则下肯认不同利益、不同意见合理存在的社会宽容精神，满足了被指控人渴望被人尊重和重视的心理欲求，从而使该判决能够得到被指控人内心的接受。

毋庸讳言，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因子不仅导致当下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法不能良好地被贯彻，而且亦使程序正义的理念无法获得人们的接纳，反倒是作为衡量实体正义标准的“有罪必罚”观念从来都是大行其道。因此，实践中律师的刑事辩护活动因为有可能使一些犯罪嫌疑人被无罪释放或者减轻处罚从而被视为“站错队”，“替坏人讲话”，等等。殊不知，即使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真的有罪，哪怕是罪大恶极，依据程序正义的理念，律师的刑事辩护活动也是极有益的。

(二)制度缺位

l 律师权利特殊保障机制的匮缺

刑事诉讼程序发达的英美等国家致力于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贯彻“平等武装”的原则，即依据辩方力量相对于控方绝对弱小之事实，加强对被告人的特殊保护，使其拥有一些特权，在这些特权中，“被告人有权获得充分的时间和便利进行辩护准备活动”以及“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律师的有效协助”是被告人特权中尤为重要的两个层面。⑥

但是为我国当下从事刑事辩护律师所诟病的是，我国不仅没有建立起律师权利的特殊保障机制，许多在法治发达国家确立的律师权利保障制度在我国处于严重匮缺状态(具体是哪些制度，容在下文中详述)，反而是现行立法中的许多规定刻意限制律师诉讼权利的行使，比如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因此律师权利特殊保障机制的匮缺无疑极为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当下刑事辩护事业的正常发展。

2 中立裁判者在侦查、起诉阶段的缺席

通过检视上述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所遭致的困境可见，律师在进行刑事辩护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大部分来自于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这实乃是在控辩对抗的诉讼体制下，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自身的职业角色和职能定位使然。因为控辩双方在诉讼利益上存在对抗之事实，为了使辩方在侦查阶段和起诉阶段免受控方不合理的处遇，则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控方对辩方行使合法诉讼权利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现行诉讼体制下，在辩方尤其是辩护律师的许多诉讼权利——如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申请权等——的行使依然有赖于控方予以配合的情况下，则当辩方与控方之间就权利的行使产生矛盾和分歧时，赋予辩方向控辩双方之外的中立裁判者寻求救济的机会对于刑事辩护活动的顺利开展尤为重要且必要。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构造，在侦查和起诉阶段，中裁判者处于严重缺席的状态，这不仅表现为对强制措施以及强制性侦查措施予以控制的司法审查体制在我国没有确立起来，而且亦表现在刑事辩护制度中，当辩护人以及律师的合法诉讼权利被侵犯时，也无法从中立的裁判者那里获得救济，而依然不得不从与之发生冲突的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那里寻求帮助。

三、走出刑事辩护困境的路径找寻

刑事辩护律师是被指控人合法权益的捍卫者，因此，特定社会氛围下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及其享有权利的多寡不仅直接表征该社会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程度，亦成为一国法治化发展进程的标尺。因此通过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职业角色予以恰当定位，并参照律师权利保障的国际标准切实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不失为解决当下中国刑事辩护困境的一个颇佳进路。

(一)刑事辩护律师职业角色的重新定位

长期以来，律师一直被定位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此一定位，不仅没有揭示出律师与社会提供其他服务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亦容易使人们抱持过于强烈的商业获益模式心理来框定律师职业，从而使律师的身份沾染上过重的商业色彩。诚然，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目的的确首先乃在于谋利，但是基于人的本能，谋利以生存显然在伦理上是极为可欲的，因此这不仅无法推导出律师行为的“纯粹谋利性”结论，而且更不能据此认定律师是“邪恶的护身符”并进而否定刑事辩护律师所具有的其他社会功能。刑事辩护律师正确职业角色的定位实乃是通过法律赋予其的职责即依据事实与法律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积极、完美履行而获得下列角色的担当：

1 刑事辩护律师是人权保障的实践者

刑事辩护律师对保障被指控人基本人权之重要性已有前述，此处不赘言。

2 刑事辩护律师是法治社会的推动者

作为法治国家私权利的民间代表，律师通过发挥其熟稔、精通法律的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私权利制衡公权力，从而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进程。

上述两种职业角色定位不仅会使律师形象大为改观，从而增进律师的社会地位，最为关键的乃是民众在获得了对此两种角色的内心体认后亦会形成对辩护制度的心理认同，从而为走出当下中国刑事辩护困境奠定良好的民众基础。

（二）贯彻律师权利的国际标准，切实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合法权利

一如上述，律师权利特殊保障机制的匮缺乃是当下中国刑事辩护遭致困境的制度性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应当贯彻律师权利保障的国际标准，参酌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通过具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切实加强对刑事辩护律师最易遭受侵害的权利的保障：

1 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l条要求：主管当局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局所拥有或者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其委托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这种查阅的机会。因此为切实贯彻准则的精神，解决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阅卷难以及相应的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当下我们至少应做以下努力：

(1)为保障律师有充分的阅卷权，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 自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应当拥有到检察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包括到人民检察院查阅、摘抄、复印尚未移送法院的本案有关材料。

(2)减少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限制，赋予律师更大的调查取证权。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在侦查阶段的律师仅能提供法律帮助，无调查取证权。为了实现控辩平等，除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保护律师了解案情、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外，还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同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调查取证须经有关证人及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的规定，明确规定律师有权向了解案情的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的，律师得有权向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3)完善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请求权制度。必须看到，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请求权制度对解决当下我国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现象以及实现辩护律师在调查取证方面与侦、控机关的平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对此制度加以完善，关键乃在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决定是否批准律师提出的调查取证请求方面予以规则细化，明确规定律师提出的哪些调查取证请求法院和检察院必须予以批准，从而通过限制法院和检察院的自由裁量幅度而使律师的该项权利真正得以落实。

2 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律师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充分证据的权利

由于律师在调查取证的能力上要远远逊色于侦控机关，因此，律师通过自己的调查取证而获得数量足够充足的能够同控方展开充分对抗的证据，难度颇大。所以，为保证控辩力量平衡的实现，在强化律师现有的调查取证的权能的前提下，使律师能够通过其它的法定渠道获取证据、分享证据资源从而克服其先天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

(1)控方向辩方展示的证据范围应该是特定种类证据之外其所收集的全部证据，即控方应当展示其所拥有的所有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所有可能在法庭上出示或者拟不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当然，为了保障公正裁判之实现，避免“证据突袭”，应提倡证据展示为双方展示，即控方与辩方所各自收集到的证据的双向展示，但是辩护人所收集到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不在展示之列。

(2)确立违反证据展示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即对于检察官应当

展示但是没有展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禁止在法庭上出示，并可以排除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3)如果辩护方有足够理由认为控方隐瞒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则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控方予以展示，从而使证据展示的要求一直持续至庭审结束。如果控方不能提出不予展示的法定理由而仍然不予展示的，法官可以自由裁量降低控方现有全部证据所已经达到的证明程度。

3 保障律师的会见权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到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93条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活的距离以内。上述联合国的相关准则不仅明确了律师享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且同时规定了侦查人员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的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所遭遇的会见方面的难题不仅是难以见到嫌疑人，而且即使见到了犯罪嫌疑人也常常因为侦查人员的在场监视而使律师根本无法获取相关的案情和证据。因此，保障律师的会见权，除了要保证形式上会见权，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则任何部门、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阻碍，而应给予及时和有效的配合；另一方面亦要保证律师实质上的会见权，即在律师会见到了犯罪嫌疑人时，禁止侦查人员对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交流内容予以监视。对于有违反此规定的行为发生的，律师得向法院申请寻求救济。

4 建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者不适当的干涉；不会由于其按照公认的专业职责、准则和道德规范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而受到或者被威胁，会受到起诉或者行政、经济或者其它制裁。而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涉及刑法第306条罪名的错案率和疑案率之高，以及因为该条的存在所导致的律师对于刑事案件的拒斥心理和在刑事案件后的畏葸不前足以表明，律师的刑事辩护活动事实上已经受到了刑法该条的“恫吓、妨碍、威胁”，因此为了贯彻准则，应当废除刑法该条而明确设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

第一，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设立的场域。

(1)律师刑事辩护之豁免只能发生在执业活动中，非职业活动所引起的刑事责任不能豁免。

(2)只能对在刑事诉讼中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赋予刑事豁免权，不及民事诉讼中从事民事行为的律师。(3)所豁免之责任。仅指刑事责任，不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行业责任。

第二，律师刑事辩护豁免制度的主要内容。

(1)刑事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

(2)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向法庭提供或出示的文件、材料失实时，非故意伪造者，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3)律师在刑事诉讼进程中人身自由权利受法律保护，不受非法拘传、拘留、逮捕而使刑事辩护工作中断。

第三，废除刑法第306条，及予律师公平的社会和诉讼地位

总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的要义乃在于保障律师的辩护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致力于通过非刑事制裁手段规制律师行为，因此除非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所实施的与辩护相关的职权行为已严重触犯刑律，否则不当动辄动用刑事手段对律师辩护行为予以制裁。

5 保障律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一如前述，因为控辩对抗之事实的存在，律师的权利在侦查、起诉阶段最易遭致侵害，因此为切实保障律师权利，应当改变当下律师权利被侵犯后无处寻求救济或者只能向侵犯其权利的主管上级机关寻求帮助的局面。为此，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倘若律师的上述人身权利、诉讼权利和执业权利在刑事辩护活动中被侵犯，则除可以向有关主管机关反映外，亦可以向法院申请救济，由法院对律师与侦查机关、起诉机关之间发生的纠纷和冲突加以司法裁决。上述规定倘若能够推行，需要对法院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予以重新配置，同时，如果能够建立起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机制与之配套，则效果更佳。此举不但可以切实改变当下刑事辩护律师权利屡被侵犯的局面，而且亦可以实现司法力量对侦控机关的制约，进而优化我国当下的整体刑事诉讼构造。

注释：

①为论说简洁，本文中的刑事辩护仅指辩护人辩护的律师辩护，因此本文中的辩护人亦仅指称辩护律师。

②陈景良：“讼学与诉师：宋代司法传统的诠释。”载《中西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再版，第206页。

③胡喜盈，端木正阳：“不敢管‘刑事犯罪嫌疑人’辩护的中国律师”， 《中国律师》2002年的第7期。

④《1996年中国法律年鉴》，第181页。

⑤《法制日报》2003年1月13日。

⑥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参考文献

①陈卫东《"3R”视角下的律师法制建设》，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4月版。

②苗有水：《我国刑事辩护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律师》2003年的第9期。

③王一民、郭镇峰：《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11月13日。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3

论文关键词 英国刑事制度 上诉起诉 审理

英国的刑事制度，特别是刑事上诉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法律史学家和刑事法学者共同热衷研究的对象。而在当今法治社会的刑事司法体制中，刑事上诉制度除了实现传统的纠错功能以外，还具备了很多以往所不具备的其他一些功能，比如保障法律的司法监督、统一实施、创制法律解释和司法审查等。而随着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在一定程度上“广泛的”融合，加强对英国刑事上诉制度的借鉴和参考研究，对世界法律史的探索和各国的刑事法律制度的修订与完善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英国刑事上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英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由来已久，有着悠久的历史。1907年，英国相关法院根据1878年的“刑事法典委员会”的相关决议通过了《刑事上诉法》并据此创立了英国首个刑事上诉法院，创设的刑事上诉法院取代了之前的刑事案件由保留法院审理的做法，这标志英国正式建立起了刑事上诉制度。英国的刑事上诉法院主要审理因对事实以及法律这两个方面做出的判决不服或者是认为判决过重而提出的上诉，这是英国刑事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两种理由。刑事上诉法院于1968年被英国通过的《刑事上诉法》而予以撤销，撤消后将之前的英国刑事上诉法院的管辖权移交给1873年创设的上诉法院之下的英国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与形式上诉法院相比，权力基本相同，其主要是受理被告人不服法院的审判而提出的上诉案件。但是到了70年代后，刑事审判庭的管辖权不断地扩大，并逐渐的与大陆法系的刑事上诉制度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其主要表现在：

（一）创设了非常上诉程序

1972年的《刑事审判法》其中的第36条增设了非常上诉程序，该项程序与大陆法系的上诉程序相类似，比如，给予总检察长对宣告无罪的刑事案件中的所有的法律问题寻求上诉法院意见的权利，并且上诉法院要听取控方与辩方的意见，然后据此作出最终的裁定，这主要是为了统一法律的适用问题，但是这样却不会影响被告人的无罪判决的法律后果。

（二）准备性听证程序的设立

1987年的《刑事审判法》其中第9条新规定了，在重大诈骗案件当中，正式审判之前，允许进行“准备性听证程序”，控辩的双方对该程序中证据的可采用性及其它法律问题而做出的裁定，允许在许可后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三）扩大上诉法院可以发回重审的权利

1988年通过的《刑事审判法》，授予了上诉法院更多的发回重审的权利，主要表现是授权总检察长提交加重型过轻的判决。

（四）增加了总检察长移送案件的范围

英国于1994年通过并实施的《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其中扩大了总检察长移交案件的范围，授权其可以对一审判决较轻的案件移交上诉法院，这样也使得其上诉管辖权进一步的扩大。

（五）撤销有污点的无罪判决的制度

英国于1996年开始实施的《刑事程序与侦查法》中实施了类似于大陆法系上诉制度的“撤销有污点的无罪判决”，该制度是通过给予上诉法院在刑事案件的控方的申请下，对妨碍司法公正的无罪判决准予撤销，并且可以对那些宣告无罪的被告人依法重新审判的制度。

当前，根据1981年英国最高法院法，规定了英国上诉法院的法官的资格与审理上诉案件的合议庭成员的组成，对刑事案件的上诉权的程序以及管辖权则是由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以及1968年的《刑事上诉规则》调整的，并进行过多次的修改。根据英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英国的刑事案件主要采用两级上诉制，对于做出的一审判决可以向上议院与上诉法院进行上诉；而对于治安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可以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向上议院或者是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也可以根据其中的事实性的问题或者是相关的法律问题向刑事法院来提起上诉，然后根据刑事法院做出的二审判决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据此，对治安法院做出的判决主要有三次机会来进行上诉。

二、关于刑事法院的一审裁判的上诉

对刑事法院作出的裁定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不服的声明：第一种，对刑事法院起诉后而作出的有罪的判决、根据治安法院交付判刑后判处的刑罚、依据正式起诉后的定罪裁定的刑罚依法向刑事审判庭进行上诉；第二种，根据刑事法院作出的与起诉无关的相关裁判，允许以陈述案件的方式向高等法院的王座庭的分庭依法提起上诉；第三种，对高等法院王座庭的分庭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征求三种特别命令：即强制令、撤销令与禁制令。司法实践中，禁制令以及强制令是针对治安法官的错误的审判来进行纠正。

（一）上诉权

依据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的第1条规定，允许被定罪的人可以就其定罪问题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这里的“定罪”不仅包含陪审团对被告人的定罪，还包括被告人的有罪辩护。而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必须要符合以下情况才可以提起上诉，第一，上诉人不能理解指控的犯罪的性质或者是被告人不是有意承认其有罪；第二，根据陈述的事实，但是法律上不能对指控的罪名进行认定。但是，这两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此，根据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的第1条规定的上诉主要是针对陪审团作出的有罪的判定而进行的。

对被告人的上诉一定要有初审法官的书面的证明，然后案件要得到上诉法院的批准，但是上诉可以针对事实问题或者是法律问题，但是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得初审法官的书面证明，因此，上诉基本都需要经上诉法院许可。

除谋杀罪外，凡经陪审团审判后而被宣告有罪的被告人，允许单独对刑事法院的判决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一般情况，对宣告有谋杀罪的被告人，刑事法律必须要对被告人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而且这种判决还不允许被告人自行提出上诉。但是在治安法院中，因对被告人进行简易定罪后向刑事法院移交的被告人，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

依据1968年《刑事上诉法》的第11条规定，刑事法院的判决上诉，必须要通过刑事法院的法官出具书面证明，此案件适用于上诉或得到上诉法院的许可。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刑事法院的法官基本不会行使这项权力，因为这种证明的出具，表明自己宣告的刑罚过重，而所有寻求轻判刑的上诉行为，几乎都得到了上诉法院的许可。

（二）上诉程序

申请上诉，上诉人务必在定罪或判刑后28日内，将“上诉许可申请书”提交到刑事法院。申请书务必用上诉法院的专用表格，要求按照格式注明上诉人的姓名以及住址、被羁押的地点以及一审法院于法官的姓名、罪名与刑罚以及上诉的对象与理由也一并填上，还包括所依仗的成文法和判例。同时上诉人要求申请的法律援助和保释，以及传唤新证人出庭等，也可一并注明。值得注意的是，上诉申请书要由上诉人以及律师共同签名才生效，而对于获得初审法官书面证明的则不需要再填写上诉申请，仅仅需要上诉通知书即可。

上诉的许可申请书及其附件，都由刑事法院交给上诉法院的书记官。然后由至少一名法官审阅材料后做出决定。若允许上诉，还会对保释、法律援助、是否允许证人出庭做出决定。如拒绝上诉，还会对申诉期间是否计入原判刑期做出决定。独任法官拒绝上诉申请，上诉申请人允许在收到通知后的14日内重新向合议庭提起上诉许可，由合议庭进行公开宣布审查结果，同时说明其理由。

上诉人的人要在接到法院的上诉许可后的14日内提出上诉，同时，上诉法院的书记官以及控诉律师还要提交辩论提纲，上诉法院收到辩论提纲之后，控诉方的律师也要在14日内提交自己的辩论提纲，目的是便于上诉法官可以在开庭前及时的进行审阅，有利于二审的效率与质量的提高。

（三）上诉审理

诉讼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组成至少有三名法官，而且人数要求是单数，对那些仅仅因为不服判决而提出的上诉可以由两名法官组成，但是当两名法官意见不一致时，应由至少三名法官共同组成的合议庭来重新进行审理。判决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

英国的上诉法院对刑事法院的定罪或者判刑不服的审理主要实行“事后审查制”，其原则上不采纳新的证据，只有特殊情况下，上诉人新提交的证据非常具有说服力，此时上诉法院才会出于司法的需要，接收该证据。

（四）上诉的判定

1.对不服定罪的判定

1995年英国的《刑事上诉法》的第2条新规定了上诉法院发现定罪是不安全的，应支持上诉人上诉，而在其它所有情况下，应当予以驳回上诉。同时上诉法院无权对刑事法院的判定进行干预。

一项定罪是否是安全的，是一个主观性的评价、判断，它主要决定于上诉审判的合议庭成员对刑事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是否具有疑问或潜在的疑问。如果合议庭有疑问，那么他们会支持上诉，反之，则会驳回上诉人提出的上诉请求。而且，只有定罪合法才会认定是安全的，如果审判本不应发生，其定罪就认定为是不安全的。司法实践中，上诉理由中最多见的是对审判提出的适用法律的错误或者是程序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要总结定性为定罪不安全。如果上诉法院认定定罪不安全，应当支持上诉，并撤销其定罪。

同时，英国的上诉法院二审时可以变更上诉人罪名。起诉书对上诉人进行指控认定其是甲罪，上诉人对甲罪的判决不服而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如认定乙罪事实成立，可依法以乙罪定罪，并撤销其甲罪判决。同时，改变罪名后，上诉法院一般情况下不能加重原判刑的刑罚。

上诉法院撤销上诉人的定罪后，一般情况不会指令重审，其原因是上诉法院很少接受新证据。但是1988年的《刑事审判法》中指出，如果司法利益需要，允许指令重审。但是，在对案件发回重审时，必须要同时向重审的法院提出起诉书，并且要求指控的罪名与原来起诉书中的罪名相一致。在重审期间，上诉法院决定对上诉人羁押或保释，如再次定罪，判刑不得重于原审判刑罚。

2.对不服判刑的上诉的判定

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当中第11条第3款规定了，对于刑事法院判决而不服提起的上诉，上诉法院可以依法撤销或变更上诉提及的任何判刑或命令，允许改判刑罚或命令。但一般情况下，英国上诉法院对刑事法院的裁判是表示尊重的，只要所判刑罚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内，上诉法院一般不会去改变原判。

三、治安法院裁判的上诉

（一）向刑事法院上诉

1980年英国的《治安法院法》当中的第108条规定了，被告人在被治安法院定罪进行无罪答辩时，允许向刑事法院对定罪或者判刑或就两项问题同时提起上诉，而进行了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允许就判刑问题向刑事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在治安法院判决后或宣告移送刑事法院裁判后的21日内，可以向初审的治安法院书记官与起诉人同时递送上诉的通知书。其上诉通知书格式没有要求，也无需注明上诉的理由，但要指明是就定罪或判刑或者就两者共同提起上诉。同时提起上诉也无需经过许可。

不服治安法院判定的上诉，上诉由巡回法官或临时法官同两名治安法官进行审理，审理采取“复审制”的方式，程序同简易的审判程序一致。刑事法院可以依法维持、变更或撤销治安法院裁定的任何不合理部分，允许发回重审，也可以依法做出其它合理裁定。

（二）以案件陈述的形式向高等法院上诉

英国1980年通过的《治安法院法》中第111条作出这样的规定，对治安法院的所有诉讼当事人因不服其作出的判决如定罪与处罚等，允许他们以法律适用错误或者是越权等的理由以案件陈述的方式向高等法院征求意见，并提出不服。治安法官陈述案件的申请要在无罪或有罪裁判后的21日内提出，因定罪后而延期判刑的，也要在判刑后的21日内提起申请。申请要按照规定格式书写。

由高等法院王座庭的分庭对案件陈述式的上诉进行审理。合议庭最少要由两名法官来组成，如意见不一致，以下级法院的法官的判定意见为准来进行裁判，并驳回上诉。法庭不听取新证据。上诉审判以上诉人和答辩人进行法律辩论为方式，辩论全部以案件陈述书的陈述事实为根据。分庭可以依法维持、变更或撤销治安法院裁定的任何不合理部分，允许发回重审，也可以依法做出其它合理裁定。

四、依法向高等法院提请司法审查

高等法院对治安法院以及刑事法院的一切裁判工作享有监督的权利，其中监督的主要方式是签发特别命令，这种命令主要包含强制令、禁制令以及撤销令三种形式。强制令是要求下级的审判机构要履行其审判职责；禁制令是对下级裁判机构作出的违法或者是越权的行为进行制止和预防；而撤销令是对下级机构的裁判进行撤销。

五、向上议院上诉

1968年的《刑事上诉法》的第33条规定了，就上诉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作出的二审裁判，允许控诉方与辩护方向上议院提起上诉，但要具备两个条件：（1）上诉法院出具书面证明，上诉的裁判有重要的法律意义；（2）上诉法院或上议院认定这项法律问题，上议院应当予以考虑，因此允许提起上诉。允许口头或二审判定后的14日内以规定格式向上议院提起上诉。上议院可以不做任何解释拒绝申请，可以发回重审，接受申请必须由不低于三名法律议员组成的合议庭共同进行审理。

六、结语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4

关键词：刑事诉讼；律师；作用

在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法律行为和调节刑事诉讼法律纠纷的主要依据。近年来，在我国司法机关调查审理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以“余祥林案”及“赵作海案”等为代表的侵害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权威性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也违反了《刑诉法》的相关规定。

司法界在总结出现此类问题的原因时，发现现阶段刑事诉讼案件审理调查过程中律师职能的缺失是导致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律师辩护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寻求司法救济和维护刑事诉讼当事人与司法机关权利平衡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依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保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合法权利，也就是直接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中应发挥的作用。

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案件调查阶段可以委托有关人员行使委托权，而律师是犯罪嫌疑人委托的主要对象。而在法理学意义上讲，刑事案件的控辩双方是平等的主体，司法机关应当在二者之间创造平衡关系。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律师作为委托人的权利和作用经常遭到忽视，这也就造成了控辩双方关系不对等，影响司法公正。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中的作用，对于维护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平衡性原则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刑诉法》中对于律师作用的若干规定

我国现行《刑诉法》中对于律师作用的规定并没有集中地通过章节的形式加以体现，而是散落于其他条款之中，而，《刑诉法》对于律师的作用的规定是通过规定律师的权利来体现的，笔者将这些规定加以整理总结如下。

1.会见权。这项权利是指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中，律师有权按照规定会见当事人，并有权与犯罪嫌疑人保持通信联系。《刑诉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可以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面或通信”，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应当说，现行《刑诉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寻求司法救济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经常会受到侵害。

《刑诉法》中规定的会见权主要是一种救济性权利，其宗旨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犯罪嫌疑人与委托律师的会见权，就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渠道，也方便律师详细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目前学术界对于会见权利的研究有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律师与当事人会见过程中双方权利责任的规定问题。如果在会见过程中当事人给律师提供的案件有关情况有伪造和不实等情况，进而影响了律师对于案件的调查和取证工作，最终导致案件审理出现失误的，现行法律中并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我国《刑法》中规定了制造和出示伪证的，司法机关有权追求其刑事责任，但是这仅限于个人与司法机关之间，律师不属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当事人即使提供了伪证，也无法追究其相关责任，只能把当事人向律师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作为其义务，而并非责任。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会见过程中委托律师与当事人的权责进行规定，如果当事人提供虚假信息继而影响到了案件审理的公正，可以将其视为间接向司法机关提供伪证，追究其刑事责任。

2.有限的调查取证权。现行《刑诉法》规定了律师可以在司法机关允许的情况下针对案件进行相应的调查取证工作，也就是说律师具有有限的调查取证权。《刑诉法》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这里的诉讼文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制作的有关处理案件的诉讼材料，如立案决定书、拘留证等，技术材料是指现场勘验笔录、痕迹鉴定书等。之所以说律师具有的是有限的调查取证权，是因为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发生在刑事诉讼案件立案审理后，并且需要征得司法机关和当事人的同意才能进行。

3.辩护权。这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权利和作用的最主要方面，律师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在法庭辩护阶段代替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刑诉法》中规定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有权参加法庭审理，并可以就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进行辩护，也可以就公诉人提出的指控进行辩解。

这项权利也是律师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案件审理程序中，庭审和法庭辩护阶段是法院判断和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程度及所犯罪名的重要参考。检察机关作为公诉人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罪名进行指认，提请法庭给予采纳。而律师作为公诉人的相对人，要根据对案件调查和取证的情况，运用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针对公诉人对当事人的犯罪指证进行辩解。庭审和辩论是法院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保持公平公正的重要手段，也是司法工作民主进步的体现。我国《刑诉法》加强了对于庭审过程中律师辩护权利的保护，正是我国司法观念转变的重要体现

二、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影晌律师发挥自身作用的主要因素

1.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为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设置障碍。由于《刑诉法》规定了必要条件下司法机关可以派人现场参与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便以此为依据，无论会见行为是否符合指派专人在场的规定，都指派相关办案人员参与会见，或采取监视、监听等形式监督会见行为。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刑诉法》对于律师会见权利的规定，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寻求司法救济，使得会见行为往往流于形式，没有实际效果。还有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为会见行为设置种种障碍，以各种借口推迟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从而阻断了犯罪嫌疑人与委托律师的联系，律师无法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调查取证权利缺少必要的保护机制。正如前文所述，律师对案件的调查取证权利是一种有限权利。如果司法机关拒绝律师的调查行为，或当事人对律师的调查行为不予配合，律师则很难取得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现行《刑诉法》中并没

有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保护做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调查取证难已经成为困扰律师发挥作用的通病。

3.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案件的起点比较靠后。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只有在法院或检察院正式受理案件时，律师才可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人，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调查过程中来，这样就造成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的起点比较靠后，不利于律师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司法界普遍认可现行《刑诉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工作的起点提前到“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同时“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代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这一观点。

4.现阶段我国法律体系对于一些争议性问题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在我国现阶段司法工作实际中，仍然有许多问题司法机关还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仅以刑事诉讼为例，《刑诉法》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委托律师为其人参与诉讼活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些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作为人参与诉讼活动，而且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有为自身的行为进行辩护，这种情况下法院无法按照《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进行认定，也很难对其进行审判。由于缺少法律的明确规定，各级司法机关只能自行采取了措施解决此类问题，例如一些地区在犯罪嫌疑人拒绝行使委托权利后，为其指定律师作为人参与诉讼，如果指定行为再次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拒绝，就视其为放弃辩护权利，不再为其指定律师，法院也可以按照公诉机关的指认独立进行审判。这样就将律师排除在刑事诉讼之外，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已经失去。对于犯罪嫌疑人放弃使用辩护权利的问题，现行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律师的作用也就随之受到严重影响。

三、对于进一步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若干思考

1.完善律师权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笔者认为，建立律师权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用制度化的方法保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中的重要权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鉴于现行《刑诉法》在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度修改，笔者建议司法机关可以采取司法解释等方式，对于律师的权利加以明确规定。例如对于侵害律师会见权利的行为，律师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进行投诉，检察机关在调查属实后应当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对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律师调查取证行为的，律师有权提请司法机关协助取证等，从而在根本上建立律师权利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2.司法机关要在根本上树立保护律师权利的观念。各级司法机关在调查审理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要牢固树立保护律师合法权利的观念，深刻全面地了解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调查审理过程中的作用，不应将律师作为自身工作的对立面，为律师行使权利人为地设置障碍，要将律师行使自身权利作为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和控辩双方权利平衡的重要途径，为律师发挥自身作用提供必要的帮助。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可以建立申述渠道，对于无理阻碍律师发挥自身作用的行为，律师可以采取申述的形式保护自身权利，但律师本人应承担侵权举证责任。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5

一、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诉讼活动中具有全程性

随着辩护制度的发展，我国的刑事辩护主要由定罪辩护、量刑辩护和程序辩护组成。其中程序辩护是最近几年才兴起的，有学者认为程序辩护就是“以程序法为依据，针对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争议提出主张或程序性申请，以期维护或实现被追诉者程序性权利的辩护”[1]。

有论者认为程序辩护是“法律意义上的辩护”，是指被追诉方在裁判者面前进行的防御和辩解活动[2]。这个观点将“没有裁判就没有辩护”作为一个大前提，因而难以解释侦查阶段存在程序辩护权存在问题。顾永忠教授则明确认为，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辩护已经走出法庭，走向审判前的阶段，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伴随着这一变化，辩护的内容也不再限于实体方面，而扩展到程序辩护上，即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在诉讼过程中不受非法或合法名义的侵害[3]。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将程序辩护权延展到庭审前，其价值在于能够较好地解决审前的控辩平衡问题，并能使包括侵犯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的救济。

关于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权行使的起点，较之程序辩护，争议较少。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十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侦查活动、死刑复核程序、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监督等九个方面实行法律监督。因此，虽然律师的程序辩护与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的性质和任务不同，但两种职能几乎贯穿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个过程。

虽然程序辩护权和诉讼监督权贯穿整个诉讼过程，但鉴于前者属于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后者属于职能部门的“权力”，属性不同，其行使的方式和条件也存在差异。程序辩护权的行使具有选择性，基于辩护策略的考虑，辩护律师既可以在庭审前提出程序辩护意见[4]，也可以只在庭审时提出辩护意见[5]，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放弃程序辩护权。但是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有错必纠原则”，及时有效地控制被监督的权力，做到有错必纠、有错早纠、有错会纠、有错能纠[6]，如果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人员在不同的诉讼环节发现程序性违法行为，不及时调查和纠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目的上具有趋同性

辩护权的性质决定辩护活动是围绕维护被追诉者的权益而进行的。现代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依法针对指控，根据事实和法律，从实体和程序上，提出有利于被指控人的证据和意见，论证控方的指控不能成立，维护被指控人的合法权益，使其免受不公正对待和处理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7]。作为刑事诉讼的三大职能之一，刑事辩护职能的行使是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障之一。刑事辩护制度被认为是对国家刑罚权的制约，是一种外部监督制度。

在我国的司法制度体系之下，诉讼监督的职能与追诉职能同时由检察机关行使，而且是“参与式”的监督，使检察机关较难保持监督者的中立身份。因此，检察机关行使刑事诉讼监督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通过监督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实现成功指控犯罪之目的。那么，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程序辩护和诉讼监督为了实现各自的诉讼价值而“水火不相容”呢？特别是在审前程序向检察机关提出程序辩护意见（包括申诉、控告和举报）是“与虎谋皮”呢？

笔者认为，“参与式”监督并不绝对排斥检察官根据客观义务原则而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程序辩护意见。检察机关作为宪法确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本身具有监督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定职责，这种职责与公诉职责并不冲突。

自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加大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宣传。通过十年的努力，找到了一个较为恰当的定位，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并逐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法律监督理论体系。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不能只强调公诉人的角色，而应站在法律监督者的角度追求司法的公正。监督职责要求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应当行使发现和纠正程序违法的客观义务。检察机关在指控犯罪时既要审查有罪的证据，又要审查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符合“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目的是通过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等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人员、审判人员的诉讼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发现并纠正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从而确保司法公正。刑事诉讼监督具有法治促进功能、程序制约与保障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8]。尤其是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监督职能不仅仅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限制，还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刑事程序辩护的目的与诉讼监督的目的是一致的，最终都是为了保护人权、维护和实现司法的公正。

除了目的一致性之外，程序辩护也具有诉讼监督的属性。审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中的程序辩护，主要表现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在该程序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和赋予辩护律师通过参与侦查程序对侦查机关、侦讯人员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权利[9]。正是通过这种监督和制约，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并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体的公正。

三、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内容上具有交叉性

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辩护律师的程序辩护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基于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可以对非法证据取得进行程序辩护[10]。该条规定第一款对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作了绝对排除的规定，对物证、书证作了相对排除的规定。第二款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后果，即“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因此，如果非法证据是属于定罪或量刑的关键证据，辩护律师提出程序辩护意见被采纳后，直接结果是不能认定犯罪事实或减少犯罪事实认定，以及减轻或免除刑罚处罚。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提出辩护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具攻击性的程序辩护。

基于刑诉法第115条的规定，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对以下五种情形提出申诉或控告：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换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以上违法行为虽不直接影响实体的公正，但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因而也是重要的程序辩护权。

基于刑诉法第47条规定，即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辩护人诉讼权利行使的充分性直接影响程序辩护和实体性辩护的有效性。如刑诉法第37条规定的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权利，第38条规定的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的权利，第39条的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的权利，第41条的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申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或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等。实践表明，发生刑事错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及其辩护意见未得到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的足够重视。

广义而言，程序辩护的实现方式包括直接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辩护意见、对程序性违法行为提出控告或申诉以及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非法证据进行审查，收集调取证据、通知证人出庭等。

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范围发生了变化，即在传统的刑事立案活动监督、侦查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看守所执法活动监督、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监督等基础上，新增加了对死刑复核的法律监督、羁押和办案期限监督以及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等内容。但监督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有检察意见、检察建议、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抗诉等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在审查批捕环节和审查环节追捕漏犯、追加或减少犯罪事实的认定视为诉讼监督内容，但在2012年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十四章“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中并无此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追捕漏犯、追加或减少犯罪事实的认定，包括依法作出不决定，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属于指控犯罪的职能，而不宜作为诉讼监督的职能。此外，对于司法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是否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呢？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受追诉，或者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其受追诉，或者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等12种情形，通过依法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者建议更换办案人、立案侦查职务犯罪等措施进行法律监督[11]。该《意见》契合了联合国《关于检察官的作用的准则》的精神[12]，并丰富了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的内容和方式，监督的后果从建议性、程序性制裁提高到对有渎职行为的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表明法律监督“由软到硬”，力度更大。

四、程序辩护与诉讼监督在启动上具有牵连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辩护律师通过行使程序辩护权实现程序性制裁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在庭前会议和法庭辩论中提出程序辩护意见，通过法官裁决来实现；二是要求检察机关对程序性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审查。检察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监法律督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依职权主动行使，如在审查批捕、审查工作中自行发现诉讼监督线索后启动监督程序；另一种是依申请行使诉讼监督权，主要是通过受理申诉、控告、举报等，经审查后启动监督程序。如前文所述，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了刑事侦查阶段，并贯穿到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律师提出的程序辩护意见成为检察机关启动诉讼监督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在启动立案监督程序方面，根据《规则》第553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或者当事人认为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规则》对于侦查监督、刑事判决裁定监督、死刑复核程序监督、看守所执法活动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规则》对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提出程序辩护意见向检察机关申诉或控告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规则》第577条对十六项“审判监督活动”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以及第578条关于“审判监督活动由公诉部门和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承办，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定期限的，由监所检察部门承办”的规定看，对如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等方面的内容，辩护律师可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部门提出，检察机关应当受理。

此外，《规则》对刑诉法新增加的羁押和办案期限监督、强制医疗执行监督等启动程序也做了明确规定，即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或控告、举报和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开展相关的审查。

综上，广义而言，辩护律师对于侦查机关违反诉讼程序行为以控告、申诉、举报等形式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意见，属于程序辩护意见。因《刑诉法》和《规则》对检察机关做了“应当受理”的义务性规范的规定，因此，程序辩护是启动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在庭审中，律师针对侦查或检察环节的违法行为提出程序辩护意见，如非法证据排除，严格意义上讲，就不能启动诉讼监督调查程序，而是申请法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由公诉人通过出示同步录音录像、管教人员谈话记录、嫌疑人入出所看守所身体检查证明，以及申请侦查人员出庭接受交叉询问等方式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最终由合议庭作出裁判。但是，如果辩护律师就审判活动违法向检察院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也能启动审判活动监督程序，检察院“可以通过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控告等活动，监督审判活动是否合法。”[13]

结 语

辩护权与指控权具有天然的对抗性，没有指控就没有辩护。辩护权行使以围绕被追诉者合法权益保障为前提。指控权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刑事犯罪指控成功为目标。诉讼监督权以限制公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程序正义为目标。准确把握程序辩护和诉讼监督的特点和规律，就是要消除检察和辩护“对立”的偏狭认识，而是从两者的关联性中寻求诉讼活动中的“共赢意识”和“合作意识”，共同促进和保障司法公正。

注释：

[1]闵春雷 刘铭：《审前程序中的程序辩护》，《国家检察院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2]卫欣：《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和完善程序辩护的探讨》，黑龙江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3]顾永忠等著《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245页。

[4]根据新修改的刑诉法的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在法官组织的庭前会议上提出程序辩护意见。2013年4月，笔者所在的怀柔区人民检察院就一起诈骗案件申请法院召开庭前会议，被告人张某的辩护律师提出了其委托人曾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的辩护意见，后经公诉人提供相关的证明侦查活动合法性的证据，辩护人表示在庭审时不再进行程序辩护。

[5]事实上，在新修改的刑诉法实施之前，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的法院已经有过非法证据排除的先例。2011年7月11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法院依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排除了检察机关提交的部分证据，只认定章国锡自己承认的收受6000元，判章犯，免予刑事处罚。该案被认为是“国内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6]伦朝平：《刑事诉讼监督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6页。

[7]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页。

[8]伦朝平：《刑事诉讼监督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8页。

[9]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313页。

[10]该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诉和采取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11]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http：// 2010-10-11 8：48：26 来源：检察日报。

[12]《关于检察官的作用准则》第16条规定“当检察官根据合理的原因得知或认为其掌握的不利于嫌疑犯证据是通过严重侵犯嫌疑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尤其是通过拷打，残酷、非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或以其他违反人权的办法而取得的，检察官应拒绝使用此类证据来反对采用上述手段者之外的任何人或将此事通知法院，并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确保将使用上述手段的责任者绳之以法。”见杨宇冠 杨晓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72页。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6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那么为何要修刑事诉讼法，修改刑事诉讼法对司法考试与学校法学教学将产生哪些影响·笔者拟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考试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三方面加以探析。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我国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律。我国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于1979年制定，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实践证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总体上是科学的、合理的。自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16年来，虽然经济社会呈现快速平稳发展的良好趋势，但在刑事犯罪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的许多相关法律已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认真梳理议案、深入总结经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完善。

（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完善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

虽然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只有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才能解决当前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使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程序之间保持协调一致，最终实现司法体制的完善。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进一步加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

当前，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对于如何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公民权利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各界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十分关注，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

（三）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刑事案件居高不下，严重暴力犯罪增多，犯罪的种类和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有的相关制度已不能满足当前形势的需要，为了保障公共安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安居乐业都有必要进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考试的影响分析

（一）刑事诉讼法在司法考试中的重要性。

“得民法者得天下，得刑法者得诸侯”。由此可见这两科在司法考试中的地位，其实诉讼法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它在司法考试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刑事诉讼法是三大程序法的组成部分，在法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司法考试的重点。从具体分值来看，就以近五年的分值（总分均为600分）为例：2007年分值72分，2008年分值72分，2009年分值73分，2010年分值73分，2011年分值74分。总体上，本学科在历年的司法考试中都占据了12％左右的分值。显然，如此多的分值，值得我们重视，需要花很多工夫进行学习。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司法考试带来的影响。

2012年对于司法考试考生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其一是依据《司法部关于确定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意见》（司发通［2007］38号）及有关规定，自2007年5月起至2011年12月31日，部分地区的国家司法考试报名学历条件可以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报名时申请享受放宽地方政策、成绩合格可以申领b类或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由于今年是2012年，因此一度关于各种司法考试改革的信息满天飞，直到2012年6月5日，司法部关于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有关事项的公告的公布才最终确定今年司法考试改革的走势。而另一方面一门重要得分学科刑事诉讼法已进行了全面修订。

与2011年相比，2012年刑事诉讼法部分调整较大，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大纲及教材重新梳理和撰写，大纲新增考点32个，即第六章第四节“刑事”中，新增考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和“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第八章第六节“逮捕”中，新增考点“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第十二章“侦查”第二节“侦查行为”中，新增考点“技术侦查”，包括子考点“技术侦查的概念”和“技术侦查的程序和要求”，新增第六节“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包括考点“申诉、控告的范围”和“申诉、控告的受理及处理”；第十三章“起诉”第一节“起诉的概念和意义”中，新增考点“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犯罪追诉机制”，第二节“提起公诉的程序”中，新增考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

刑事诉讼法新大纲的调整力度如此之大，必将对今年刑事诉讼法出题产生较大影响，刑事诉讼法大纲新增考点，也必将成为今年刑事诉讼法司法考试出题的重点，因此，我们必须下工夫将新增考点理解和掌握。

三、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分析

（一）诉讼法在法学教学中的重要性。

刑事诉讼法是法学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法科学生的必修课程，是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确定的法学专业本科生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

刑事诉讼法课程主要包括总则（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和基本原则、管辖、回避、辩护与、证据、强制措施等），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审判（审判组织、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特别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等）等内容。该课程的要求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刑事诉讼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各项诉讼程序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熟悉刑事诉讼法律条文，培养和提高分析、解决刑事诉讼问题的能力。

（二）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教学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法课程的常规教学和考试中，必须充分考虑该专业课程和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的双重特点，教学内容的设计必须使二者尽可能地吻合，这样才能使学生学好该课程，更有利于学生通过司法考试。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我校法学的教学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就以上学期为例，因为刑事诉讼法是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而于2013年1月1日起才开始正式实施。因此上学期老师上课基本上都是使用修改前（教材更新的滞后性）的教科书，而且教师出题也基本上重点考查修改前的知识，而司法考试则是使用修改后的法律作为考点，这当然对我们将来要参加司法考试是非常不利的。为了防止这种不利状况出现，为此教师上课时通常会采用将刑事诉讼法进行前后对照讲授。以利于同学们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及时了解与掌握，使其更好地应对司法考试。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7

一

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利）制衡是指基于刑事诉讼权力（利）的设置而构建的刑事诉讼权力（利）之间的互相制约或者互相抗衡关系。公检法机关、当事人或其它诉讼参加人只有享有诉讼权力（利）才能进行相应的诉讼活动或行使相应的职能。因此，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法律必须针对上述诉讼主体设置相应的诉讼权力（利）。一般来说，权力（利）的设置不但根植于一定的诉讼目的，而且与诉讼结构、诉讼主体地位及其所处的诉讼阶段密切相关。同时，刑事诉讼中权力（利）的设置还要以诉讼主体的攻击或者防御能力是否相当为标准，使权力（利）在对抗中达到平衡。也就是说，设置相互制衡的刑事诉讼权力（利）既能满足刑事实体法的要求，又能体现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内在需要。刑事诉讼权力（利）制衡作为一种观念是人们对刑事程序公正的心理需求。由于人们对封建黑暗司法制度的痛恨和法西斯主义时期践踏人权、乱捕乱杀的反思，要求法律赋予刑事诉讼主体（特别是当事人）以法定诉讼权力（利），而法律上的权利又是对权利的定位，它要求权利不得滥用，权利需要制衡。权利制衡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针对诉讼权利设定相应义务，把不违反义务作为合法行使权利的必要条件，可称为对权利的静态制衡；另一种是在冲突性的诉讼法律关系中，诉讼主体地位相对等，权利相对抗，可称为动态制衡。刑事诉讼因其所解决的纠纷的特殊性而决定了刑事诉讼权利是静态制衡和动态制衡的统一，以权利制衡因权利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权利的存在因权利的制衡而得到充分行使或保障。刑事诉讼法对人权的保障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保障被害人的人权（以及保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第二个层次是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第三个层次是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审判，防止轻罪重判；第四个层次是保护受审人（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判决有罪的人的人权，包括不得对其虐待，不得侮辱人格以及不得给予其他非人道的待遇等。（注：崔敏。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因此，刑事诉讼权利制衡对人权（包括诉讼权利）的保障明显地表现为当事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同时也满足社会上每个人对刑事诉讼的公正需求，尤其是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是潜在的“当事人”时更是如此。美国学者戈尔丁提出判断程序公正标准的理由有二：一是公平能够促进争端的真正解决，而不是简单的了结；二是确保诉讼各方对整个审判制度产生信任，而没有这种信任，这些法律制度将无以复存。（注：（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出版社，第241页。）可见刑事诉讼要确保当事人等诉讼主体对整个审判制度产生信任，这种信任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对当事人等诉讼主体的公正对待，既能充分有效地行使权利，又能对侵犯权利的行为享有抗衡的权利，这就是人们基于理性而对刑事诉讼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要求。

刑事诉讼权力（利）制衡作为一项原则贯彻到刑事立法和司法之中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相统一的具体体现。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在形成某一好的裁判结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的价值标准。（注：樊崇义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0—31页。）刑事裁判的结果是罪之有无和如何处理的问题，其独立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实体正义、和平、秩序、安全等价值，而作为手段的程序价值相对于作为结果的实体价值而言，若能够产生好的结果或具有产生好的结果的能力，就说明它具有一种外在价值。随着诉讼理论的深入，人们不再仅仅关注作为手段的程序价值，而更多地关注作为目的的程序价值，即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所谓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是指人们据以评价和判断一项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是否具有善的品质道德标准。（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0—31页。）也就是说，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果符合正义、秩序、安全等价值标准，即具有外在价值，并不表明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乎理性。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内在价值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否使那些受程序结果不利影响的人受到不应得的待遇，即是否体现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意味着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公正地对待当事人，保证当事人有足够和充分的表述自己愿望、主张和请求的手段和空间。（注：陈兴良主编。《刑事司法研究》， 中国方正出版社，第432页。）刑事诉讼行为反映程序设计者的偏好，因而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的行为是否公正只能以实体法为依据，司法机关在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中进行的活动，不应该受到非议。这种情况留给人们的不公正的感受则要在诉讼法律制度中去找原因。刑事诉讼应该像其他事物一样有自己的规律，而这种规律的认识只能根植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之中。人们对完全符合伦理要求的终极正义无法完全感知，但对现实中存在的不正义却能轻易感到，因而普遍认识到刑事诉讼应满足最低的权利保障标准，进而对刑事诉讼程序作出评价。刑事诉讼权力（利）制衡要求为诉讼主体设置必要的诉讼权力，以保证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能及时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以实现实体法的要求；刑事诉讼权利制衡更是关键强调权利制约或抗衡，以保证当事人等有充分的活动手段和空间，有必要的攻击或防御手段，以实现程序公正。

二

纵观刑事诉讼法，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体现于其中的权利制衡观念。一是国家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国家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呈阶段性传递关系，公检法三机关就像一条流水线上的三个车间，依次经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和审判三道工序，每道工序都为一个统一目标而相对独立，因此，司法机关之间不仅应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更应该互相制约。如果只讲配合不讲制约，就会发生程序上的混乱，导致司法权互相侵越，甚至出现放纵犯罪或冤枉无辜。刑事诉讼法有关司法机关之间权力的制约体现在不同阶段、不同司法机关之间。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立案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享有立案权，人民检察院享有立案决定权；公安机关有权采取强制措施或专门的调查方法，人民检察院享有检察监督权。第二，在提起公诉阶段，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有权决定退回补充侦查，若补充侦查后（以二次为限），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第三，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的案件有独立的审判权，对证据有疑问的有调查核实权，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定罪权；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有法律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确有错误时有抗诉权。

二是司法机关与诉讼参与人尤其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力（利）抗衡。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由一般的诉讼参与人提高到当事人的地位，并赋予了其极为广泛的诉讼权利。主要表现有：申请回避权；委托诉讼人参加诉讼的权利，报案和要求对其控告行为的保密权及保障措施；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有申请权；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在审查起诉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不起诉不服，有提出申诉的权利；在庭审时有广泛的参与权；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等。被害人享有的以上权利，是法律在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的同时，增强被害人与公检法之间的权力（利）抗衡的保障措施。至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与公检法之间的权力（利）抗衡，刑事诉讼法规定得更加具体：第一、总则中规定了被告人有辩护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权利以及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其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行为的控告权、申请回避权、委托辩护人告知权，对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权。第二、在立案、侦查、提起公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聘请律师的法律帮助权，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权和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权，对人民检察院的酌定不起诉不服的，有申诉权等。第三、在审判阶段，被告人享有起诉书副本获得权，申请回避权，辩护权、告知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权、调取新的物证权，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权、法庭辩论权、最后陈述权（自诉案件的被告人享有反诉权）、对一审判决享有上诉权、对二审判决有申诉权等。

三

刑事诉讼法在一系列原则和制度上的改革，体现了权力（利）制衡观念在人们心中的觉醒，但是，笔者认为要全面体现权力（利）制衡，在刑事诉讼中构建制衡的权力（利）体系，立法和司法的当务之急是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侦查阶段的权力制衡有待完善。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通过侦查所得的证据材料是提起公诉的基本依据，同时在经过质证后，也是人民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采取的强制措施和专门的调查方法，在适用的原则、对象、程序等方面作出了较详尽的规定，然而，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的监督的规定却显得苍白无力，对此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说明。1.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66条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时需经同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其他的强制措施或专门的调查方法的监督是通过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来“查明”的，这是一种事后的间接监督。由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材料有时并不能直接地全面反映侦察活动的实际情况，人民检察院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就没有保证。第139 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但是，犯罪嫌疑人往往所知法律较少，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权利，加上对坦白从宽的误解，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也很难查明活动，由于审查起诉与侦查分属不同科室，这种内部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方式更难保证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2.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可见，在侦查阶段，律师并不具有辩护人身份，没有调查取证权及调查权等，这样的规定不符合权力（利）均衡的要求，犯罪嫌疑人的辩护职能受到很大限制。针对上述两点，笔者建议：第一，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应将案件报送人民检察院备案，并由检察院决定是否派员临场监督。派出人员的唯一任务是行使监督权，并不会干预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因此，这样做不仅具备灵活性，而且能更好地实现对侦查权的制约，克服事后监督的种种弊端。第二，将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将辩护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界定在审查起诉阶段，不仅与国际惯例和国际公约的规定相差甚远，而且使侦查阶段控辩失衡，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辩护律师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当然，由于受侦查手段性但非实质性的因素影响，立法上的这种改革宜在试点进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

（二）非法证据的效力的规定有待完善。非法证据，严格来说，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司法机关采用威胁、利诱、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而收集的证据，包括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非法证据因其客观性和关联性而对揭露和证实犯罪有一定作用，它一方面可以为获取其它证据提供线索，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也因其非法性而造成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他证人的人权的践踏，它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公安、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在得不到及时惩处或在继续采纳的情况下，会增强侦查机关对非法证据的依赖性。非法证据的效力，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的对立与冲突。从价值选择上看，依“两害相较择其轻”的原则，从保障人权的大趋势出发，应当建立排除规则；从权力（利）均衡的要求上看，非法证据是侵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的结果，若不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就不能克服非法取证行为，就不能保证权力（利）之间的抗衡或制约。国外对非法证据效力的认识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等都不同程度地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非法证据的效力作出任何规定，只是在第43条粗略地规定：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取得的证据通常以其他方式转化为“合法”证据而加以采用，对非法取证行为很少追究，甚至不予追究，但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践踏人权的现象还广泛存在，而导致此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立法上的不严密，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尽管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有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定，但是，规定不仅口径不一，而且不彻底。笔者认为，基于上述理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势在必行。

（三）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问题。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强化了庭审功能，即在法庭上公开举证、质证、认证和辩证。庭审方式的改革有利于保证裁判公正，提高办案效率，同时也使证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然而现实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普遍现象，给庭审方式的改革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证人如果不出庭作证，审判人员、公诉人和当事人就无法当庭对证人发问和质证，无法对证言进行辩论，人民法院也就无法审查判断证言的真假，更无法认证，从而造成对世界各国公认的直接言词的背离，重新陷入庭审形式化的泥潭，控辩双方的对抗也失去了前提条件。证人拒绝作证的原因很多，立法上没有贯彻权力（利）均衡的缺陷是根本的原因。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立法或司法解释中应规定证人享有如下权利：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人格名誉保障权；因作证的经济损失补偿权；特定案件的拒绝作证权。同时，也应确立证人强制出庭以及证人责任制度。从正反两方面着手，把保障和惩罚两种手段有效地结合起来使用。

（四）应当赋予刑事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上诉权。刑事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及精神损害的直接承受者。被害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该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享有独立的上诉权。虽然，刑事诉讼法第82条规定被害人是当事人，而第182 条规定被害人不服判决的只有申请抗诉权，不像其他当事人一样享有独立的上诉权，不能全面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悖于权力（利）均衡的要求。有人认为，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会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发生冲突，也会影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贯彻实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对法院的判决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及提起抗诉的前提是否符合三者的共同要求，不受被害人的意志所左右。但是，当检察机关因认为被害人的损害不很严重或其它原因不抗诉而怠于行使抗诉权时，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就是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最有效的救济手段，并且不违背设置抗诉权的本意。因此被害人上诉权与检察院的抗诉权不存在根本矛盾，它们统一于保护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之中。上诉不加刑原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90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被靠人或者他的法定人、辩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不受前款限制”。表面看来，若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且与自诉人上诉权等同，二审法院就可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从而不可避免地对上诉不加刑原则产生冲击。其实，在一般情况下，被告人因量刑畸重而上诉、被害人因量刑畸轻而上诉、被害人的上诉与上诉不加刑原则不发生冲突。只有被告人因怀侥幸心理而上诉，同时被害人因缠讼或其它非正当目的而上诉时，被害人的上诉才与上诉不加刑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应本着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都应平等保护的精神和有错必纠的法治原则，合理地加以解决。笔者认为，被害人行使上诉权时，二审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上诉的理由加以审查，若认为上诉理由不成立时有权驳回上诉，若认为理由成立时应受理上诉，二审法院的审理不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这样做能克服因法律规定而使被害人面对选择上的矛盾，即在依靠国家力量揭露证实犯罪时，他希望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在对一审判决不服而人民检察院不抗诉时，他希望自己是自诉人。可见，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当今走向权利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在权利自主的过程中，又要防止权利滥用而进行权利制衡，因此，又有必要对被害人的上诉权设置审查制和同意制。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篇8

德国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统一由初级法院的司法行政人员负责执行（法官不负责执行），司法行政人员由司法部任命。具体执行程序是：各法院法官作出生效判决后，将判决书副本报请本级法院院长转交初级法院的司法助理员或执行员执行。初级法院的司法助理员或执行员必须根据胜诉方或债权人申请才能启动强制执行程序。有三种强制执行方式。一种是部分扣押工资，另一种是查封或拍卖不动产。这两种财产的强制执行都由司法助理员负责。还有一种是扣押动产（如汽车等），由州司法部长聘用并授权其行使一定公权力的执行员负责，执行员按法律规定收取执行费。在民事生效判决强制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或第三人有异议的，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司法助理员和执行员疏于执行，当事人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司法助理员和执行员在执行中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构成犯罪的，国家将按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法国，绝大多数败诉方会自动执行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如其不执行，胜诉方可申请执达员执行。若败诉方仍不执行，执达员则向法官申请批准采取强制措施，扣押败诉方工资、财产。若被执行人无财产可执，申请执行方只能等到其有财产时才能执行到位（法国法律规定执行期可达30年）。执达员同公证员类似，经过复杂考试和特殊培训，由司法部长签署政令任命，受司法部长授权行使一部分公权力。执达员按法律规定收取执行费。

五、刑罚的执行和对有现实危险性的特殊人员的处置

（一）德、法两国对轻罪罪犯的处置

德国对轻罪罪犯，70％判处财产刑，20％判处自由刑并缓刑，只有10％判处自由刑并立即执行。对这10％被判处自由刑并立即执行的轻罪罪犯，一部分送开放式监狱执行，罪犯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监狱睡觉；一部分送封闭式监狱执行。在开放式监狱执行的罪犯，如违反监规（例如携带回监狱、逃跑等），则被转入封闭式监狱关押；在封闭式监狱执行的罪犯，若经过一段时间改造，成效明显且不会逃跑，则可被转入开放式监狱完成剩余刑期。

法国对轻罪罪犯可判处收监、收监缓期执行。被判缓期执行的，常附带有18个月、2年或3年的考验期，考验期内轻罪罪犯要承担刑罚适用法官选择要求其履行的禁止进酒馆、赔偿受害人、禁止出国、参加公益劳动等义务。受刑罚适用法官委托负责监管的人员要定期向刑罚适用法官报告情况，若被监管人在考验期内没能履行义务，刑罚适用法官视情况结束其考验期并将其收监。对收监罪犯，刑罚适用法官随时了解情况，召集由刑罚适用法官、检察官、监狱长组成的监狱委员会会议，根据罪犯表现，决定是否给其每年3个月内的减刑、减多少刑，是否给其假释。

（二）德国对有现实危险性的刑满罪犯和精神病人的保安处置

德国对累犯、惯犯等有犯罪习性，执行主刑后仍有社会危害性的人处以保安监置，继续在监狱限制其人身自由。法官在宣判主刑的同时，参考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区的意见作出保安监置决定；主刑执行完毕后，经过法官的再次评估确认才将保安监置决定付诸执行。法官每两年审核一次，决定是否需要延长，保安监置没有时间限制。

精神病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后，经法庭调查证实确属精神病患者，且犯罪行为与其精神状态有密切联系

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并不是放任不管，若其仍有社会危害性，法官会判决将其送保安处分执行医院接受免费强制治疗，如治疗不可能见效，则送监狱关押。 （三）德、法两国对吸毒人员的处置

德国对吸食一定量以下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非法持有一定量则要追究刑事责任。对罪犯中的吸毒人员，法官判定其毒瘾有可能戒除的，送保安处分执行医院治疗；毒瘾难以戒除的，则送监狱关押。法国对吸食、持有、提供的行为都作为犯罪处理。对吸食硬如海洛因等的罪犯交专门机构戒毒；对吸食软（如大麻等）的罪犯主要借助公益机构通过心理疗法矫治。

六、司法鉴定制度

（一）德国司法鉴定制度

法院没有统一的司法鉴定专家名册。法官可自由委托专家进行鉴定，但一般会委托各行业协会认定的专家进行鉴定。专家鉴定结论只作辅助证据材料。对法官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者，必须到庭说明理由；理由成立的，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共同委托鉴定人作出鉴定。

（二）法国司法鉴定制度

法国共有6500名司法鉴定专家，其中最高法院有390名，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平时在本行业从事本职工作，只在需要时才做司法鉴定。

成为司法鉴定专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一是道德操守，不能有受过刑事处罚和其他纪律处分的经历；二是能力，必须提供毕业证书和从业经历的证明；三是住所，必须证明自己居住在某个上诉法院司法管辖区内。

上诉法院司法管辖区内的鉴定专家，由上诉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受司法部长的委托指定。他们根据审判工作需要，委托相关行业组织起草本行业专家资格报告，上诉法院院长审议后，与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共同批准，并制作司法鉴定专家名册。上诉法院每年要对司法鉴定专家名册上的五分之一人员进行考查，确定是否继续保留其资格。最高法院的司法鉴定专家由最高法院执行局从各上诉法院司法鉴定专家中挑选产生，他们受最高法院委派，可到全国各地从事司法鉴定工作。最高法院执行局由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和6个庭的庭长共同组成，每年开一次会议确定最高法院司法鉴定专家人选的增减。

司法鉴定专家主要从技术角度为法官服务，帮助法官认定和澄清事实。专家只能根据法官的要求进行鉴定，不能超过也不能低于法官所要求的鉴定内容范围。鉴定结束，专家要向法官提交技术报告，分析损害是由什么造成的，但不能有适用和解释法律的任何内容。鉴定报告对法官没有约束力。

刑事司法鉴定费由国家负担。民事司法鉴定前，法官预付专家一定的鉴定费，然后综合考虑鉴定工作实际所需，一般按每小时100欧元的惯例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再转交给鉴定专家。当事人不得直接付给专家鉴定费。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专家（如公立医院医生、宪兵、警察等）做司法鉴定不得收取任何劳务费用，从事自由职业的专家做司法鉴定可收取鉴定费。

专家在做司法鉴定过程中有违纪、违法行为的，会受到除名处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七、诉讼收费制度

德国主要按诉讼标的收费，收费项目包括法庭费用和律师费用两种。法庭费用标准由议会制订；律师诉讼收费标准也由议会制订，非诉讼收费由双方商定。法庭费用和胜诉方律师费用统一由败诉方承担，但下级法院因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的，则法庭费用由国家承担。

法国诉讼收费与诉讼标的没有关系，诉讼收费标准由法律明确规定。刑事诉讼中，轻罪法庭、重罪法庭和上诉法院都向被告人收取90欧元的诉讼费，若被告人被宣判无罪则不收费。民事诉讼中，原告先支付诉讼费，最后由败诉方承担，民事诉讼收费是象征性的，主要用于司法助理员传唤、通知、准备法律文书等工作。律师收费没有统一的标准，但事实上哪类案件该收多少钱，已经形成公认的大体数额标准，具体收费主要根据案件难易和当事人经济条件确定，一般一个案子3000欧元左右，如胜诉可再按标的的一定比例收取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