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1篇

一、刑诉法修改后对控申工作做出了新的规定

归纳起来，新刑诉法直接涉及控申工作的新规定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首次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被侵害的救济渠道

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首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了律师权利救济渠道，充分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

（二）首次建立了对侦查阶段各种违法行为的投诉处理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刑事诉讼法第115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对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前这类投诉多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处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构，投诉难、执行难的现象大量存在，这次修改将会有力的解决这一难题，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

（三）首次将程序违法纳入再审程序，细化、补充了案件重新审判的条件

新刑事诉讼法第242条明确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达到“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程度，“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再审。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242条还专门增加一项将程序违法作为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的条件，即：“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将会成为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和程序公正的实现的强力保障。

（四）首次赋予了控申部门对再审案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建议权

新刑事诉讼法第24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再审案件，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的申诉复查后，认为需要提出抗诉的，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检委会决定抗诉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派员出庭支持抗诉。这个规定明确将抗诉权从公诉部门完全剥离出来，强化了内部制约和审判监督职能，据此，控申部门认为在再审程序中需要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时可以依法提出建议报检察长批准，从而保障再审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新刑诉法的修改将使控申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一）控申举报工作量将迅速大幅上升

修订后刑诉法新增的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救济权利和渠道以及检察监督权，大部分会通过控告检察部门以控告、举报、申诉或群众的形式来表达或启动引导，工作量会大幅上升。

（二）应对、协调、处置难度加大，化解息诉更加困难

刑事诉讼法做为程序法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为保障人权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很多时间上的限制，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一旦在检察机关得到不及时处理或处置不到位，就会使法律问题社会化、简单问题复杂化，致使矛盾纠纷升级，并累积于控告检察部门。

（三）新的程序给控申部门执法能力带来挑战

在新刑诉法中新增和完善了多处法律监督内容，进一步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加强监督，并且赋予了控申部门再审程序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尤其是新刑诉法第246条的规定，使重新审判条件细化和抗诉权转移，由控申部门进行审查和出庭支持抗诉，这对控申干警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控申部门面对新挑战的应对措施

（一）加强学习，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

控申干警要不断学习和研究新刑诉法中规定的新程序、新机制，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和程序意义，在不断提高理论水平的基础上转变执法理念。在新的执法理念的指导下更要注意不断发现和总结出现的新问题，着重寻找解决问题之道。只有不断提高执法办案和释法说理能力，才能适应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加强刑事法律监督的迫切需要。

（二）坚持畅通渠道

在应对修改后的刑诉法产生控告、申诉中，控申部门应充分发挥检察便民服务联络站的作用，延伸接访平台，深入基层倾听群众诉求，坚持有访必接，对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及时答复；对一时解决不了的，耐心向群众解释，取得理解和信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不管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是否有道理，都要充分发挥通道的矛盾释放化解功能，耐心热情接待，做好析理说法和稳控息诉工作。

（三）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新刑诉法在实施中对控告、举报或申诉的办理要求更高。针对控申部门工作繁多，在举报初核案件时应当增强“自侦一体化”的意识，加大与反贪、渎检部门的办案联系，集中精力办好案件。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等机关的联系、沟通，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的控告、申诉权利。

（四）积极探索新刑诉法赋予职能的办案流程，建立科学有效的办理模式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2篇

一、法律援助机构与检察机关的合作与探索

第一，值班律师需要驻所检察官协助以充分实现其职能。在法律援助律师试点工作中，驻所检察官的职能逐步得到加强，带动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首先，驻所检察官可以比较方便见到被羁押人，而值班律师在这方面限制较多。通过与驻所检察官合作，值班律师可以开展更多样的咨询工作，例如让更多被羁押人知道自己的权利，并且借助检察官发放和回收咨询资料，进行书面法律咨询。此外，对于被羁押人向值班律师提出一些申诉内容，值班律师可以转发给驻所检察官，推动检察机关查明情况，纠正错误，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第二，值班律师可以协助检察机关完成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职能。《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16条指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时，认为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公安机关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2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值班律师可以作为中立一方，帮助被羁押人及其家属处理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互动关系。由值班律师协助处理相关申诉工作，不仅可以缓解驻所检察官的工作压力，也可以提升值班律师的影响力。在试点中，将值班律师办公室设立在驻所检察官办公室旁边，不只是形式上的规整好看，还意味着法律援助机构与检察机关强化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未来合作。因此，我们在通过政法部门协调的过程中，确定值班律师的工作模式时，也将值班律师与驻所检察官以及检察院沟通、协调的机制以明文规定下来。

二、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为了进一步拓展值班律师在看守所开展工作的平台，在今后与检察机关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应该突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注检察院方面有关完善羁押场所监督职能的试点工作，例如关于羁押期限的“一证通”制度等，从中找出值班律师参与其中的契合点，扩大值班律师参与看守所管理和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范围。二是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渠道，收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需求方面的数据，比如被羁押人提出申诉的数量、内容，以及获得辩护的比率等。以这些实证数据为基础，司法行政机构可以更好地设计相关的法律援助工作方案，以及争取更多来自政府、社会的资源支持。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国法院一审生效刑事判决每年判处的罪犯，其中农民、农民工、无业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所占比例为87%，这些人大部分经济困难，但实际能够获得刑事法律援助的还不到一半。还有实证研究表明，被判处轻缓刑的农民工曾经被大量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除此以外，监禁刑罚适用率为79.13%，农民工非监禁刑罚适用率低于全国整体水平。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当前刑事法律援助的一大挑战在于，被羁押人及其家属很少知道可以申请刑事法律援助。其次，就算他们想申请，在羁押期间，依据目前的看守所管理规范和机构设置，也几乎不可能将这一诉求传递到当地的法律援助机构。近年来，司法部正力图在全国各地推行“看守所值班律师”试点方案，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支持的法律援助经费在飞速增长，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应该争取将这些增长的资源分配给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这其中的挑战在于，为刑事案件中的农民工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是有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办案补贴有限，而办案成本较高，有限的人力多做刑事法律援助，就意味着民事法律援助案件少去更多，会减少总体的案件数量。另一方面，基层老百姓乃至政府官员认为刑事法律援助是“给坏人打官司”的看法，削减了对这一领域的投入。因此，设立值班律师办公室，还需要争取地方政府加强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投入，通过深入的法制宣传来改变落后的刑事司法观念，才能够契合法治发展趋势，落实新《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部《规定》的要求，推动刑事法律援助的发展。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刑事法律援助领域的重大突破，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效果，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公安、检察机关如何落实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告知和通知义务？如何安排值班律师与被羁押人的会见？值班律师办公室如何收集数据和反馈，评估被羁押人对这项工作的需求，以及值班律师制度的实际效果等？需要在试点的过程中，在多方的尝试中，集思广益，总结最佳做法。一是注重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沟通协调，共同探索看守所值班律师等试点方案，合作推进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积极落实《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所提出的要求。二是通过探索出一套可负担、可持续的看守所值班律师工作模式，争取地方政府对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视和经费支持。三是争取更多相关方的参与，包括与当地法学院校、社会团体合作，组织小型的工作坊、培训班，共同开展被羁押人需求评估，借鉴国内其他试点地方的经验，设计因地制宜的值班流程，为值班律师提供持续的能力建设和指导，以及通过地方人大、政协提出对试点方案的建议和倡导等。把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作为刑事法律援助领域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效果。

作者：孔焰 丁鹏 单位：湖北省司法厅法律援助处 武汉大学法学院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 控告申诉 检察机关

一、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控告检察工作的条文修改

新刑事诉讼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地会对控告检察工作产生影响：

（一）当事人、辩护人权利的扩大以及行使，救济程序、方式的法律化，为当事人、辩护人通过控告监察部门进行控告、举报和申诉提供了法律保障

新刑事诉讼法把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到各项诉讼制度的设计当中，同时，明确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并且完善了律师会见权与阅卷权的相关规定。如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可“秘密”出庭、部分案件近亲属可不出庭作证、逃避作证情节严重的可处以拘留、侦查阶段可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的有关情况、法律援助范围的增加、辩护人会见不被监听、未成年人的轻微犯罪记录可封存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等等。同时，对权利的行驶途径、程序以及救济方式作了相应规定。

（二）检察监督权的强化，为群众主张和救济权利提供了有效途径

新刑事诉讼法优化了公权配置，进一步强调和加强了检察监督权，以防公权力擅用，确保当事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特别程序七个方面，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解决证人出庭难、细化逮捕条件、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还对实践工作中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强制措施等监督缺失的环节，明确人民检察院应该监督。

（三）新增的内容为当事人维护权利提供了法律基础

新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程序四种特别程序，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非法证据排除等内容，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要求以及人民检察院相应的法律监督权。这些规定扩大了当事人维权的范围、渠道和方式，为他们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通过控告、申诉渠道救济自己的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控告检察工作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将会对控告检察工作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申举报工作量将大幅上升

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原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自行处理的事项，归入检察机关受理、办理。比如，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说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实践中，以上这些转由检察机关受理、处理的事项，在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日常的量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些将会导致检察控告部门的量大幅上身。

（二）应对、协调、处置难度加大，化解息诉更加困难

一是应对、处置难度增加。相关业务部门的监督实效，直接影响控告检察部门处理控告、申诉的难易程度，影响秩序。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3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审理抗诉案件13308件，其中依法改判的为3006件，改判案件仅占抗诉案件的22.6%。这表明民众的纠纷通过检察监督纠正得很少，反而加剧了诉讼预期和现实处理的矛盾，滋生了大量涉检问题的产生，加大了控告检察部门应对、处置的难度；二是案件协调处理难度进一步加大。根据检察工作规定，通过控告申诉或渠道反映的辖内案件，由控告检察部门受理，受理后再转相关职能部门具体办理，办结后反馈给控告检察部门，再由控告检察部门督办、催办、协调处理，统一答复人。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是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互不隶属，协调案件相当困难，这些也给控告检察部门增加了不小难度。三是化解息诉将更加困难。主要是由于一些控告申诉渠道变得明确、唯一；一些事项关系切身利益，控告人、申诉人不会轻易止诉；大多数控告、申诉事项难以查清。

（三）控告检察工作水平和能力面临挑战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控告、申诉主体层次、结构将发生变化，诉求进一步扩张，无序将更加突出，这些对控告检察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是控告申诉主体结构、知识层次、综合素质明显提高。二是检察监督事项进一步多元化、复杂化。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监督，尤其强调在强制措施、辩护制度、证据制度、侦查措施、执行程序、特别程序等容易侵犯诉讼权利的关键点，要进一步加强监督。三是秩序受到冲击。控告热闹、申诉人依法、依程序控告或申诉、服判止访的法律意思仍相对滞后，所以，无序将更加突出，秩序会受到冲击，这些对控告检察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

三、控告检察部门面对新挑战应采取的举措

（一）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进一步畅通渠道，切实保障公民的控告、申诉、举报等诉讼权利

控告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观测新刑事诉讼法的前沿哨所，是检察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窗口，是受理人民群众控告、申诉的重要渠道。为了确保新刑事诉讼法在控告检察环节得到坚决贯彻实施，控告检察工作要坚持：一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进一步转变观念，树立宗旨意思，把依法解决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深入学习新刑事诉讼法、熟悉管辖范围，热情接待，及时依法受理，妥善处理。二是要进一步扩展群众诉求表达通道。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总量、涉法涉诉量、涉检量将大幅攀升，为了方便群众，使控告或申诉都能及时得到受理或依法妥善处理，要进一步扩宽人民群众诉求表达通道，在已有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的基础上，要逐步开通视频接待群众通道，着力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二）充分发挥涉检功能价值，妥善处理诉求

涉检有四大功能价值，一是法律监督程序引导功能；二是映射功能；三是救济功能；四是矛盾释放化解功能。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程序引导功能，依法及时受理相关控告或申诉。要及时回复群众的诉求。要把作为一面镜子，通过群众了解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中存在的问题，了解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情况、存在的问题，了解人民群众对新刑事诉讼法的看法、意见和建议，从而总结经验和认识规律，提高检察监督水平和能力，促进依法、有效地贯彻实施新刑事诉讼法，促进矛盾纠纷化解。要充分发挥救济功能，切实解决合理诉求。救济功能就是切实解决反映的实际问题。控告、申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其反映的实际问题，所以始终要坚持在“事要解决”上下工夫。要充分发挥矛盾释放化解功能，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不管是否属于检察机关管辖，反映的问题是否有道理，都要充分发挥通道的矛盾释放化解功能，耐心热情接待，做好析理说法和稳控息诉工作。要向控告或申诉群众敞开大门，解决群众“告状难，申诉难”的问题，贯彻好新刑事诉讼法。同时，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热情文明，给上访群众依靠感和温馨感，从而化解积怨。要坚持“法”、“理”、“请”的综合运用，从而化解群众的心中积怨，做到息诉罢访。

（三）以创建文明接待室为载体，着力提升控告检察工作水平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4篇

一、新刑诉法对诉讼监督的完善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要求，检察机关既是刑事诉讼的参与者，又是司法公正的法律监督者，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责任，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对诉讼监督职能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完善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刑事立案监督、刑事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新刑诉法为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扩展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范围，增添了诉讼监督的内容。例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又如，增设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由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新刑诉法还在现行监督的范围中新增了诉讼监督的内容。例如，为了贯彻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的比例原则，控制和减少审前羁押，立法修改在保留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职权外，赋予检察机关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再如，对于新增设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为了保证此种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等。另外，此次立法修改，还注意将刑事执行活动全面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并且以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的监督为重点，增添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内容，健全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制度。

（二）对诉讼监督职能的手段和效力进行完善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时，因缺乏监督手段或者监督效力不明确而影响监督的实效。新刑诉法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适当增加了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如：为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发现违法行为是纠正违法行为的前提，要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首先要保证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和调查权，因此授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同时，为了改变实践中监督滞后的情况，也是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以便适时开展监督，立法明确规定有关机关在采取某种诉讼行为或者作出诉讼决定时，要将相关行为或者决定同时告知检察机关。

此外，针对实践中监督效果不明确的问题，此次立法修改也作了一些补充性、强制性的规定。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且规定，检察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有关机关应 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又如，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审查。

（三）对诉讼监督的程序与职责进行完善

新刑诉法强化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责任，健全了诉讼监督的程序。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不仅依照法律授权承担追诉犯罪的任务，同时还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妥善处理好肩负的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而不能仅仅把自己看做是控方。新刑诉法注意强化了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方面的责任。例如，为维护辩护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辩护人依法履行职务，新刑诉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新刑诉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案，实现程序正义，如根据该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诉讼中有违法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外，新刑诉法还健全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方面的程序，特别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如第86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二、树立监督意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为贯彻落实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切实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需要我们检察机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法律监督意识。

（一）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辩护权的保障。充分通过发展国家经济、推动民主法治、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办案程序、技术和装备等方式来实现，而不是在法律上回避“保障人权”。

（二）树立法律监督者的意识。检察机关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应以诉讼监督为切入点，充分履行其监督职责。同时将诉讼监督与惩治司法腐败紧密结合起来，突出查办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案件。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律师；阅卷权；取证权

一、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亮点之一就是在律师辩护制度上的改变与创设，例如提升律师在侦查阶段地位，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得以实现；又如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辩护范围得以扩大等。在涉及律师的阅卷权与取证权方面主要是：其一，律师阅卷的内容范围扩展，阅卷权行使效果可待增强。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可见，新刑诉法在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后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和审判阶段，都可以查阅、摘抄以及复制案件的材料，内容上也不再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这种“全案阅卷”和“双重阅卷”的规定不但把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犯罪事实材料的阶段提前至审查阶段，从而有利于律师及早了解指控所依托的证据体系，有更充分时间去应对，而且还扩大了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的范围，直接增强了阅卷工作的实效性。其二，律师可申请调取证据，取证权得以被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正视”。新刑诉法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检察院机关或法院予以调取。同时，新刑诉法还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一点可以理解为是从另一侧面肯定了律师有自行取证的权利。

综上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则有重大改进：阅卷权行使的时间提前、范围扩大使得律师辩护的针对性提高了，这在相当程度上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正向的推动力。然而不得不承认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律师辩护制度距离理性的状态和良好的预期尚存在差距，例如辩护律师的强制取证权这样本可增设的制度并未被正面认可等。

二、新刑诉法背景下律师辩护阅卷权与取证权的实施障碍

新刑事诉讼法在有关律师诉讼权利整体上有制度性缺失，突出表现为缺少对律师主动调查取证权的直接确认。新刑诉法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从事的行为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进行申诉、控告或者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以及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这是以列举的方式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进行了规定，显然其中没有明确涉及“取证权”。如果把“法律帮助”理解为包含调查取证似乎也不为过，但将这样一项事关辩护成败的基础性权利涵盖在那样一种略显牵强的理解中实在是不适宜的。另一方面，新增制度缺少细化规范，可操作性受到牵制。就律师的阅卷权而言，律师阅卷权行使的具体方式例如地点、时间、次数、手续，以及阅卷时可为和不可为行为的范围，乃至其阅卷权受到不当限制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向哪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寻求救济等等，都欠缺详尽和实际化的规范。

除了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之外，现实之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制约着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的有效实现。所谓现实不利因素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基于制度设计缺陷而产生并积存下来的一些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形成了一种“负能量”，反过来制约着新制度的显效。一方面，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积习难改的做法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加之不同机关之间由于诉讼职能和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不一样，就难免在同一制度的执行上发生冲突，或者基于本机构的职能需要而做出利己的理解和操作。

三、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律师阅卷权与取证权的提升空间

基于对理性律师辩护制度的理解及我国新刑诉法现存问题，律师阅卷权与取证权完善拟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律师强制取证权的设置与制度性建构，二是律师阅卷权现有规范的细化和提升其可操作性。

（一）律师强制取证权的确立

刑事诉讼法中有必要直接地明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后享有主动取证的权利，取消律师取证的不合理限制。辩护律师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以“强制”取证，这也是遵循国际惯例的设置。这样设置主要是基于控辩平衡的原理以及行使辩护权的实际需要。原本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诉方就享受远比辩护方更厚重的权力基础和诉讼实力，在此情形下再限制律师取证的权限显然是加重了控辩的失衡。诉讼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据的较量，虽然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承担着举证责任，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势必也需要坚实的证据材料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我国有关法律早有关于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律师的取证权也是与之相呼应的设计。

综上所述，我国律师取证制度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加以构建：第一，切实保障律师申请法院、检察院调查取证的权利。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必要收集的证据情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具体执行。第二是取消针对被害人、被害人的证人等人的取证限制，即被害人一方如果愿意接受辩护律师的取证，公安司法机关不做干涉。第三是针对单位作证，应当规定辩护律师向单位取证时，有关单位有义务为其提供有关证据。这些单位包括税务、工商等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一般的企业、事业单位等。总之，辩护律师应当有权向证人以及有关单位或个人收集、调查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对于无故不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措施强制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具体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行为实施相应的制裁。

（二）律师阅卷权的制度完善

律师阅卷权目前实现了“全案阅卷”与“双重阅卷”，这项具有意义的新规则使得律师可以阅览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并且在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都可以全案阅卷。这样的扩大化势必会涉及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律师不当泄密而对正常的诉讼程序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大大打击刑事追诉的效果。比如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有机会查阅案卷材料，就等于有机会了解公诉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信息，一旦律师有泄密行为，很容易导致诸如翻供或串供等行为发生。再者，当被追诉方全面了解案件证据情况，并根据这些证据情况来确定供述和辩解的内容，对追诉行为本身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打击。因此关于律师的阅卷权制度的完善必须渡情其保密义务。我们认为，律师在阅卷后的保密义务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其一，在涉嫌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律师阅卷之后不得将其通过阅卷而获悉的其他嫌疑人任何供述或辩解告知自己的委托人，亦不得透露给其他嫌疑人或有利害关系人及其人。其二，律师会见嫌疑人和被告人时，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将其通过阅卷所知悉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尚未对嫌疑人、被告人公开的有关信息。其三，律师的保密义务还必须涉及到对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保密，即律师不得向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可能影响其作证的任何信息，只要这些信息是来自于律师阅卷。毋庸置疑，上述三方面的保密义务能够在保障律师阅卷权实现的同时降低其可能给刑事追诉带来的副作用，但不能否认由于律师会见有不被监听的权利，所以上述三项保密义务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存在。这既有赖于律师的职业道德，更有赖于其职业纪律，也就是说既要加强对律师这方面职业责任感的养成，更要有明确的法律责任予以警戒。

另一方面，为保证权利的合法实现，还应建立、健全违法限制阅卷权的制裁和救济机制。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或者控告权利以及检察机关行政化处理的规定约束力不强，因而需要明晰程序性内容以及加重制裁性条款。对此，建议将其修订为“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10日内将审查的结果告知申诉人或控告人。经审查情况属实的，人民检察院应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的通知后必须按通知书内容行事。拒不纠正的，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另外，该类规则还应当与其他有关规则相互衔接以加强其制约力，例如证据资格的认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等。

参考文献

[1] 樊崇义主编.公平正义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与专题解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

[2] 顾永忠等著.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检察机关 新刑事诉讼法 归纳分析

这次新刑事诉讼法修改或增加的新章节、条文共计90多条，对我国司法机关及法律工作者带来严竣挑战，特别是对检察机关在实施职能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监督、反贪及控告等环节的新规定，确保正确运用法律，本文从检察机关职能的角度出发，对公诉、监督、反贪、控告等各环节的变化进行归纳总结。

一、公诉工作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对公诉工作中的辩护、证据确认、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刑事和解等制度进行了修改。一是强化了辩护权保障。新刑讼法对律师权利进行了重新确认，新增加了律师权的保障措施，同时把律师辩护程序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健全了对法律援助与辩护人阅卷权等制度的保障，除此之外，也对辩护人和诉讼人的诉讼权利救济出台了新规定。二是进一步健全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证据的调查范围、排除原则标准、辩护人及当事人的相关权利，法庭对证据的合法性判定等内容进行了重新考量和修改。三是新增加了对未成年人附条件不制度。目的是为了用感情、道理挽救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不制度的应用范围、适用程序和条件、救济程序等进行了重新界定和修改，在不制度的使用上增加了新的条件“符合条件，但同时要具有可能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且有悔罪表现的”，进一步完善健全了该制度的实行。四是新增了和解案件的公诉讼程序和拘留羁押期间在看守所对嫌疑人进行审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内容主要涉及案件适用的条件、范围，在适用范围上，规定了和解的前提条件“负主要责任的当事人主动赔偿道歉，且得到另一方的谅解，双方自愿和解的”，同时规定执行侦查人员要在嫌疑人拘留期间内必须审问的，要在看守所进行，不得擅自挪移地方。

二、侦查监督方面

刑事诉讼法中侦查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羁押等。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监督等强制措施上，给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对监视居住的合法性实行监督，另一方面，对逮捕后的关押必要性实行监督。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取保候审制度，扩大了取保候审的范围，对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进行了具体化，同时对监视居住作出的相应措施给出明确规定。这里重点说明一下关于逮捕的相关新规定。首先，新刑事诉讼法对逮捕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了完善，根据逮捕时的具体情况新增了“应当逮捕”和“可以逮捕”的几种具体情形，并且增加了审查逮捕时辩护律师参与的情景；其次，对逮捕的程序进行了相应完善。新增了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讯问”的三种情形，并规定根据具体情况可以对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新增了延长“拘传时间”、“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时间”的特定情景，首次提出羁押期间的定期审查制度。

三、反贪工作方面

由于在反贪案件中，有没收非法所得一说，所以，新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非法所得进行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对没收违法所得的程序进行了明确，主要包括违法所得内容的申请和要求，违法所得审判时的管辖，违法所得程序的终止等。同时，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提前介入案情，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这一规定充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同时也给侦查工作带来一定困难，比如，在侦查过程中，可能增强犯罪嫌疑人与司法人员的对抗心理，给工作带来一定的被动性。同时，旧的刑事诉讼法对传唤、据传时间规定不得超过24小时，新刑事诉讼法对这一规定给予完善，修改为“传唤、据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更具有人性化的色彩。

四、控告申诉方面

新刑事诉讼法涉及控告工作环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律师的权利被明确受到法律保护，辩护人、诉讼人认为执法过程中，自身作为律师的权利受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的干涉或阻碍时，有权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和控告。检察机关应当及时进行必要的审查，如果情况属实，必须通知涉及机关马上纠正。二是建立侦查、审查阶段的投诉受理机制。人、辩护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检察机关在侦查或审查阶段存在违法收集证据、收受他人贿赂的，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检察机关在接到报案后，要对涉及情形依法调查，情况属实的，要提出纠正意见；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三是规定在抗诉的再审案件中，人民检察院有权决定是否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这一规定把案件的抗诉权从公诉机关分离出来，进一步强化了内部制约以及审判监督的职能。控申机关在再审过程中认为应当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可以直接报请检察长，保证了再审程序的接续进行。

五、结论

新刑事诉讼法的施行标志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更重要的是对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职能提出明确措施。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对提高检察机关执法水平，提升审判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律师可以依法介入审判程序，检察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实施保护，依法规范审查、讯问制度，并依法规范公诉、监督、反贪和控告等审判环节，为坚持依法办案，推进法治文明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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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旺年.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J].法律科学，2002.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7篇

1.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内容，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然早有规定，但是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仍然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决不能理解为只是同一内容的简单重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对每个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会更加受到重视，人民法院的职责会愈来愈重，在这种形势下，从我国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把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明确加以规定，其意义和作用也不可低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则颇具新意。这类性质的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出现还是第一次。它不是国际通行的那种无罪推定，却又有点像无罪推定。根据这条规定，有权确定有罪的机关只有人民法院，只有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才能确定某人有罪或确定某人犯有某种罪行。同时这条规定也当然意味着，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之前，不得将任何人确定为罪犯或者确定为有罪的人。

2.提前了公诉案件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和非律师辩护人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从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可以委托辩护人。同时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所以，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特别是律师，在参加诉讼的时间上，比之原来只能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之后，是大大提前了。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及非律师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或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等内容。这些新规定，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创造了更为充分的保障条件。

3.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期限，即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同时延长了拘留期限，

降低了逮捕条件。原规定拘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天，现在可以到14天。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到40天。原逮捕条件之一，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现将这项条件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上述这些修改和补充，既注意了制止犯罪、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注意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符合我国实际，特别是取消收容审查后的实际。

4.扩大了被害人的权利。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权利；在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期间，被害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人民检察院的不决定，被害人有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的权利等。总之，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扩大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切实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告状难问题，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特点。

5.强化了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中的作用，弱化了人民法院偏重与控方配合的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些规定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显然有所不同。按照原规定，法庭调查主要是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当庭出示物证，当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和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调查阶段不起多大作用。现在则基本相反，法庭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虽然仍有权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有权调查核实证据，但审判人员的这些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毕竟已不是法庭调查的主要内容。这些变化，对于更充分地发挥控、辩双方的积极性，更充分地体现人民法院裁判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是非常有利的。

6.进一步明确和加重了合议庭的责任，突出了法庭审判这个重心或中心环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一规定，对增强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责任心，杜绝先判后审、先定后审等违法现象有重要意义。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案件的要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只要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至于被告人是否确实有罪、是否需要判刑及证据是否充分等，均不影响人民法院作出开庭审判的 决定。其结果，必然是法院审判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有关证据是否充分、是否需要判刑等问题，都应当而且也只能在法庭上解决。

7.对已生效裁判的申诉可以直接引起再审。原来申诉只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种材料来源。即使有证据证明已生效的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是否应当对案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当事人等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即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这些规定，缩小了申诉人的范围，改变了这种申诉的性质和作用。根据这些新规定，当事人等的申诉，只要具有法定的某种情形，人民法院就应当重新审判，否则就是违法的。

当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如把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规定为自诉案件等，还需要进一步领会和探讨，这些规定可能带来的问题如何解决，也有待于今后的实践。

另外，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的内容，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条的内容，没有按照宪法第134条的规定加以修改；以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7条已经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

既可以由审判员若干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也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若干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却依然规定在任务和基本原则一章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点小小的遗憾。

我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还很不深入，所谈看法，难免有错，愿听指正。

对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之我见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国内外获得了一致好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突出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时也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惩罚犯罪提供了更科学、有效的法律武器。现在，我就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对扩大拘留范围的认识

扩大拘留的范围主要是将以往收容审查中与犯罪作斗争有实际需要的内容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那些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和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同时不再保留作为行政强制手段的收容审查制度。过去，收容审查对查明罪犯，特别是查清流窜作案和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收容审查羁押时间较长，而且不经其他司法机关只由公安机关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决定》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

对上述变化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取消了收容审查，扩大了拘留范围，认为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拘留的规定把收容审查的内容全部吸收了，在实践中如遇到符合过去收容审查条件的就可适用拘留措施。这种把扩大拘留，理解为代替收容审的认识是不正确的。首先，收容审查的对象与刑诉法中规定的拘留的对象不完全一致。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的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而刑诉法中新增加的拘留对象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两相比较，拘留的条件比收容审查的条件严格。其次，吸收并不是简单的移植，因为拘留的法律依据、性质、适用的目的等与收容审查不同：拘留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而收容审查的依据则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有关规定；拘留是刑事诉讼中为保证侦查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是一种行政强制审查措施，不具有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拘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现行犯和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防止新的犯罪行为及其他意外情况的发生，收容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的真实身份，可见收容审查和拘留在性质、目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根本不同。因此，公安机关在决定拘留时，一定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彻底纠正过去收容审查中对被收审对象掌握偏宽，以收审代替侦查、代替刑罚的现象。决不能简单地照搬收容审查的适用条件来适用刑事拘留。

二、关于不制度的完善

不制度的完善表现在将免予中部分合理的因素吸收到不的范围中，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更科学、完整地规定了不制度。

免予，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分子定罪但不予的一项制度。免予制度在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作用在处理涉外案件、过失犯罪、青少年犯罪、共同犯罪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从立案到处理都由检察机关一家承办，违反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原则，不利于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它分割了审判权，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有些无罪的人决定免予，使不该定罪的人被定了罪，侵害了被处理者的合法权利；对一些依法应当判刑的，不送法院审判而免予，使应当判刑的人逃避了法律制裁。为此，修改后的刑诉法删除了免予的规定，将原来免予中的部分合理因素吸收到不中，从而构成了三种不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不制度。

一是存疑不。刑诉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这就是说对于移送的案件，经过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仍然认为据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决定。

二是绝对不。刑诉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的决定”。这里的用词是“应当”，即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不条件，检察机关就必须依法决定不。

三是相对不。相对不是检察机关在拥有诉权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权衡后认为舍弃诉权更为适宜时作出的不决定。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决定”。这里用的是“可以”一词，说明对具备法定条件的，人民检察院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可以酌情决定不，作无罪处理，但并非必须不，如果确有定罪必要的，也可以依法决定。

这三种不形式中，相对不制度吸收了免予制度中的合理内核，同时取消了免予所含的定罪权，使相对不只具有终止诉讼的效力而不具有定罪效力。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一精神实质，对于正确运用这一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原适用免予的对象 ，可以全部适用相对不来处理，受到相对不处理的人是有罪的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适用免予处理的对象不完全都能适用相对不来处理，对其中一些需要定罪的人，应提起公诉，由法院来定罪免刑。对不需要作定罪免刑处理的人才可作出相对不的处理；受到相对不处理的人，其行为虽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但由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故对其作出不处理，实质上是不以犯罪论处，也就是说这个人无罪。这种理解才符合刑诉法第12条规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可见，相对不与免予是有明显区别的，主要是：1、性质不同。对某人作出相对不决定，

实质是说该人无罪，而免予则是确认该人有罪。2、适用的对象不同。

虽然刑诉法规定，对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决定，这似乎与原刑诉法规定的免予的条件是相同的，但实质不然，免予是检察机关对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普遍适用的，而修改后的刑诉法中的不的条件，虽然也包括“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这两种情形，但这却是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上述两种情形中确定可以不以犯罪论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免予适用的对象比相对不适用的对象广泛，适用相对不时要对原来适用免予的人再进行分类，对其中不需要定罪的可不，对其中需要定罪免刑的则应提起公诉。

三、关于审判方式的完善

刑诉法现在规定的审判程序与原来的审判程序相比，最明显不同是：庭审前的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实行控辩对抗，充分发挥控辩审三方的作用，强化了合议庭的庭审中的作用。这些改革克服了过去庭审时存在的先定性后开庭，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限制控辩双方职能作用的发挥，使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

这种改革要求审判人员不仅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还要求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敏锐的反应能力、正确的判断能力，同时要熟练掌握庭审的程序和规则。其中需注意的几点是：

1、由过去主动纠问被告人变为以相对超脱的地位主持审判后，要注意发挥控辩双方的积极作用；

2、对控辩双方指责对方问话方式、内容妥当与否作出正确判断，勿使控辩双方陷入无谓的争辩之中；

3、证人原则上都要出庭，证言要接受质证，证人出庭作证，审判人员要告知其应尽的法律义务和承担的法律责任，要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4、对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的被告人，人民法院一般应尽量为其指定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以避免只听一面之词而影响公正判决。新的刑事庭审方式是在总结了国内外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的，为公正、及时审理刑事案件找到了好方式，刑事审判人员应尽快熟悉它、掌握它，以使新的审判方式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

严格执行刑诉法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穹）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和完善。修改刑诉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发展和进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需要。新刑诉法从立法精神到具体条款的规定，都更加有利于惩治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有着重大意义。

一、充分认识新刑诉法对加强检察工作的重要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总结了我国16年来的司法实践，借鉴了国际上刑事诉讼发展的成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进行刑事诉讼，也更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了检察机关四个方面的职能：

1.加强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刑诉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与原刑事诉讼法相比，更加清楚、明确，并且对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职权在法律上明确化了。这样规定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力量搞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有利于开展反腐败斗争。二是新刑诉法同时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是加强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又一体现。三是新刑诉法扩大了人民检察院使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权力，完善了有关规定。对这些规定，检察机关一定要学懂、弄通、会用，充分行使刑诉法赋予的权力。

2.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修改后的刑诉法放宽了逮捕条件，审查批捕的工作量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错捕，关键在于能否正确理解刑诉法修改后的逮捕条件，尤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行为；有证据证明该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同时，对证据本身的质和量必须有一定要求。从质的要求上讲，证据必须确实，从量的要求上讲，证据数量要足以证明，孤证不能作为逮捕的依据。这时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3.加强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的权力。公诉权包括提起公诉权、不权和撤诉权。关于提起公诉权，这次修改刑诉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庭前审查由实质性审查变为主要进行程序性审查，强化了庭审功能。检察机关不仅要指控犯罪，还要展示证据，运用证据证明犯罪，在法庭上展开充分的辩论，来确定犯罪的证据和事实，代表国家指控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刑诉法加强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职权，但也加重了提起公诉的责任。关于不。这次刑诉法修改，扩大了不的范围，不再使用免予。规定了不的三种情况，一是绝对不，即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的，应当不。二是相对不，即原来的免予范围转为不，即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不。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给被不的人定罪，这是一个较大的修改。为保证不的正确适用，避免原来免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作出不决定的案件在程序上必须报经检察委员会决定。

三是存疑不，也即经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的决定。对存疑不，如果发现新的证据，符合条件的，可以撤销不决定，提起公诉。

4.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权。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同时规定了立案监督、逮捕执行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的具体方式，所有这些规定都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立案监督。为正确、充分行使刑诉法关于立案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如果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不属于此类案件的，发出通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件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总之，刑事诉讼 法的修改，加强了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为新时期开展检察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检察机关要不折不扣地严格贯彻执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

二、转变执法观念，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严格执行新刑诉法，首先需要转变和提高执法观念。一是要树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的观念。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工作的根本要求。要加大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法律监督力度。二是要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诉讼观念，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三是要树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观念，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执法活动置于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保证司法廉洁公正。四是要树立效率的观念，快侦快诉。五是要树立文明执法、文明办案的观念，做到不仅要保障公民，而且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转变执法观念，推动和促进检察机关的全面发展。各地检察机关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检察机关的问题要注意加以研究，特别是围绕如何提高侦查水平和侦查能力，如何提高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决定逮捕的工作效率，如何提高公诉水平，如何将法律监督落到实处等问题进行研究。

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要制定好实施刑事诉讼法细则。制定实施细则，要遵循以下四个指导思想：一是《细则》的规定要不折不扣地忠实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不能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二是通过制定《细则》，保证充分行使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为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提供明确的、具体的、完备的操作规程。三是根据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解决好三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协调与衔接。四是《细则》的规定要有操作性，用好、用活法律规定，把法条规定具体化，便于全国检察机关统一正确实施。

努力提高律师的刑事辩护素质

（司法部副部长 张耕）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发展。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在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标志着我国的律师工作，特别是刑事辩护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又参考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对刑事辩护制度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和完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大大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之日起，律师就可担任辩护人。同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做了重大修改，强化了辩护律师举证、质证的职能，规定在公诉案件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有权向法庭出示物证，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并可以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这些规定，使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提高，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良好形象。

二是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可以向证人、有关单位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查取证，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等等，这些规定无疑为律师顺利地参与诉讼，履行其辩护职责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三是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上第一次明确确认律师法律援助制度。依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发展。

四是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责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强化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权利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律师违法的责任，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律师队伍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使其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由此可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修改，意义十分深远。它既使律师刑事业务的领域广阔了，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扩大了，为进一步加强律师刑事辩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又对律师的素质和律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广大律师和律师管理工作者都要加强对这部法律的学习，掌握其基本精神，并在实践中严格贯彻执行。

一、要提高认识，更新思想观念。首先，要增强全面做好刑事辩护工作观念。每个律师要充分认识做好刑事辩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重经济案件，轻刑事案件的倾向。要看到，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律师不仅有权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还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在新的庭审方式中律师不仅要进行一般的辩论，还要进行举证和质证。这就要求律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强的责任感，要积极做好刑事辩护中的各项工作，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其次，要增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观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始终体现了更好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利既是法律赋予律师的神圣职责，也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尽职尽责地维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再次，增强严格依法办事的观念。新的刑事诉讼法在扩大律师权利的同时，增强了律师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对律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每个刑事辩护律师都要正确行使诉讼权利，认真履行诉讼义务，严格依法办事，做到忠实于国家法律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高度统一。

二、要大力提高律师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平和执业修养。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律师综合素质是一个全面考验。在新的形势下，律师要高质量地开发诉讼业务活动，充分履行刑事辩护职责，就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技能、职业道德水平和全面修养。一是要不断提高律师的政治素质。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良好的政治素质，主要应体现在忠实于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利益上。律师的一切活动都要坚持和执行社会主义法制，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与维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要切实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技能。应当看到，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律师对其在侦查和审查阶段以及庭审方式改革审中如何开发业务活动，还缺乏应有的经验。因此，对每一个律师来说，在业务知识、办案技能方面都有一个重新学习、提高和适应的问题。一方面律师要加强自身学习，改进知识结构，提高业务水平，要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掌握新的工作方式，努力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另一方面，律师管理部门要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抓紧对律师进行专业培训，全面提高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能力。要引导律师向高层次、专业化方向发展，努力培养一支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的刑事辩护队伍。三是要进一步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与司法人员有更早和更长时间的接触，而且要与侦查人员接触，还要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接触。这就要求律师要特别注意履行法定义务，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泄漏国家秘密，不得行贿司法人员，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 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不得有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为了促使律师正确运用诉讼权利，认真履行诉讼义务，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强化对律师队伍的管理，加强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对在诉讼中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法定义务的律师，一定严格依法查处，决不姑息迁就，以树立律师队伍的良好形象，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三、要尽快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为了做好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需要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制定相应的规章和具体的操作规则。比如，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问题，就需要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明确在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具体内容、帮助的方式、程序以及律师的权利、义务等。又如，法律援助问题，同样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法律援助的对象、方式、程序、机构设置和法律援助基金的来源与管理等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刑诉法的修改内容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进而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工作，以便为贯彻执行这部法律，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刑事辩护制度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四、要加强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协调与配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既各司其职，又都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修改后的刑诉法进一步科学界定了律师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强化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能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同公检法机关的协调与配合显得尤为重要。当前，要尽快在律师和公检法机关之间建立协调与配合的工作机制，以便在新的诉讼模式下更好地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和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共同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五、要切实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在实施新的刑诉法过程中，要特别尊重和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律师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使律师依法执业得以顺利进行。

加强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陈光中）

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于3月17日顺利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法的决定》（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新里程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既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又加强了人权的保障，特别是后一方面的步伐相当大，成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突出特色。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的加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人民法院依法统一行使定罪权，取消免予制度

对公民的定罪处刑，事关生杀予夺，不可不严肃对待。现代法制国家，都规定只有经过法院依法定程序审判，才能对公民确定有罪。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因此公民有罪应当经过人民法院审判加以确定。但是原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免予制度，即“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被免诉的公民在法律上定为有罪，与法院判决有罪有同等效力。这就使得定罪的权力不统一和缺乏高度的严肃性，并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过多使用免诉的弊端。为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同时取消了免予制度。考虑到便宜主义有利于体现刑事宽大政策，有利于轻微犯罪者的改造，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又将免诉的条件纳入不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类案件经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后，被不的人在法律上作为无罪对待。这显然更符合法制原则并加强了人权保障，而且第12条的规定，与西方无罪推定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即“任何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均不得视为罪犯”，其精神是一致的，也可以说，第12条是根据中国国情吸收了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

二、完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是科学的，可行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根据国务院法规采用行政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来对付身份不明的流窜嫌疑犯时，往往扩大收审对象，延长收审时间，导致以收审代替拘留、逮捕，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有鉴于此，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取消收审制度。为了防止因取消收审而削弱追究犯罪的力度，又将原收审的对象列为刑事拘留的对象，从而妥善解决了这个久议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另外，过去由于监视居住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工作人员采取监视居住时，往往成为变相长期拘押。针对此种情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第57条）。这就明确了监视居住不是拘禁，而只是在通常情况下，不准其离开自己的住所，并规定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第58条）。

三、律师提前参加诉讼，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能够充分行使辩护权，是衡量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而律师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则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基本保障。正因为如此，修改后的刑事诉法改变过去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才可以委托辩护人的作法，允许在侦查时就可以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审查和法庭审理时，则可正式聘请辩护人。

还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34条）。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加强保障，还体现在吸收西方无罪推定的精神，确定了罪疑从无的原则。即规定：对犯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在审查时可以作出不的决定（第140条），在法庭审理时则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162条）。这比原刑事诉讼法对此回避规定，导致不少疑案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长押不放，在人权保护上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明显改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保障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的同时，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也予以很大的重视。原刑事诉讼法把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作为一般诉讼参与人看待，而修改后则把他定位为当事人，赋予他及其法定人有申请回避权；一审法庭审理时，公诉人宣读书后，被害人和被告人一样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经审判长同意，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二审程序中如果不开庭，合议庭也必须事先听取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事人的意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范围，规定自诉案件不仅包括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还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这就有力地加强了被害人追究犯罪的权利。对被害人诉讼权利如此之重视，实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所鲜有。

此外，第一审程序的改革和第二审程序的完善，也有利于加强司法人权的保障。当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某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死刑复核制度等。但总的来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人鼓舞，也得到了海外人士的普遍好评。

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加强人权保障，决非个别立法决 策人的心血来潮，而是适应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的客观需要，体现了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方针，也是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因此只有掌握刑事诉讼中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有力武器

（公安部纪检书记　罗锋）

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重新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过程迈出的新的重大步伐。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公安部就召开了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对公安机关实施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目前，各级公安机关在按照公安部的要求，认真做好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工作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是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强调，要把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修改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迈出的新的重大步伐，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认真总结我国刑事执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惩治犯罪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实际需要，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善，更加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同犯罪作斗争的职能作用，依法准确、及时地严厉打击犯罪，强有力地遏制犯罪活动，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同时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公安机关是国家重要的执法机关，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执法力量，担负着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执行国家刑事法律的任务；也担负着国家治安管理和有关行政管理，执行国家行政法律的任务。而刑事诉讼法正是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基本法律依据，是我们做好公安工作的重要法律武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加大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如取消了收审，律师提前介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等等，也更加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刑事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于进一步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纠正执法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公安机关的廉政建设，克服执法中的腐败现象，改善执法形象，密切警民关系，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刑诉法；辩护律师；权利界定

一、重新定位了律师辩护人的责任

辩护人的职责定位是刑事辩护制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辩护人只有明确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维护辩护的效果。新刑诉法第35条从两个方面对辩护人的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其一，取消了律师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有利于律师自由发挥，毕竟证明犯罪嫌疑、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证据材料对于律师这样一个相对于公诉方为弱势的群体而言，不论是调查还是研究证据的难度系数都很大；其二体现了实体辩护和程序辩护并重的精神，突出强调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新刑诉通过这样的方式降低了律师辩护的难度，更充分地发挥控、辩双方的积极性，提高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明确了关于侦查期间辩护律师的权利

旧刑诉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个别条文的规定甚至可以合法地排除这种介入。律师除了一般的维权活动外，不享有在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实质性权利，导致律师介入案件时间缩短，不能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真实的案件情况。

如今新刑诉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这样的规定首先将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使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争取了有利时间，在权利范围上得以扩大，为在审查阶段、审判阶段的刑事辩护做好了良好的铺垫；其次明确了律师享有会见在押嫌疑人、了解嫌疑人涉嫌罪名等法定权利，能够全面履行辩护人的职责，积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及时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三、保障了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权利

会见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辩护律师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才可以充分交流案情，确定辩护方向，为辩护进行充足的准备。如果无法做到会见的及时、畅通，则势必会影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律师有效地行使辩护权，进而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为了保证会见权的行使，新刑诉第37条中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职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同时还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包括不在现场监听和采用技术手段监听。”

新刑诉的规定将大大缓解律师会见“受制于人”的难题，有效防止公权力机关对会见有意或无意的拖延，明确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的权利，法律上对律师方便会见委托人给予保障。

四、扩大了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

阅卷权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利于律师辩护，不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由于旧刑诉法没有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可以提出辩护意见和查阅全部案件材料的权利，导致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往往在审判阶段才可以查阅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无法及时了解全案事实，为辩护进行准备。

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审查阶段，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检察院全案移送法院后，辩护律师可以查阅全部卷宗材料，而不再只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

辩护律师通过阅卷，能够全面审查证据，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及时找出可以影响犯罪嫌疑人罪轻、无罪的证据，便于行使申请回避权等权利，同时辩护律师通过现有案卷材料、证据材料能够预测公诉人的公诉意见，继而从中找到辩护缺口，完善辩护提纲，做好庭前准备工作。这样的法律规定为高效、便捷行使辩护权提供了保障。

五、完善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在司法实践中，公、辩双方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甚至是直接法庭对抗和证据对决，双方都希望拿出自己的有力证据。在这个时候律师能否通过调查得到与公诉方不一样的证据就显得很重要了。然而公诉机关的“合理怀疑”可以启动监督程序，这样会造成不公平的对决，往往司法机关追究律师伪证的警惕性和积极性很高，启动监督程序对律师进行审查，即使罪名不成立，也会影响律师的业务和声誉。这样一来，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不知如何平衡自身的权利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权利，有时甚至失去了深入了解案情的机会，使辩护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

因此为了保证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据和收集证据的权利，新刑诉对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进行了完善。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但是另一方面，新刑诉规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新刑诉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在现实中可能会导致有些案件并不属于这三类案件，但也遇到无法在侦查期间会见的情况。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9篇

蔡宁检察长曾提出，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化反向审视工作，促进严格、公正、文明司法。各县区院要紧紧围绕深化反向审视效果，着重抓好工作，提高案件讲评质量，认真总结本地开展案件讲评工作的成效与不足，完善工作标准，规范工作程序。该院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项会议强调控申部门要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认真开展反向审视工作，按照《河南省检察机关控申部门案件讲评办法(试行)》要求，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做到件件讲评，案案分析，主管检察长亲自参与主持每一起案件并作出具体工作安排，案件讲评涉及到部门和干警要认真讲评总结。院党组的高度重视对推动该院反向审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二、协调配合

反向审视工作的目的是通过案件讲评探讨为什么会出现涉检、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反思在办理具体的案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即是所谓的回头看。为解决个别干警、部门不配合不理解的被动尴尬局面，院党组积极疏通干警思想，让干警认识到开展案件讲评的目的不是搞秋后算账，而是为了提高办案质量，逐步形成领导高度重视、控申部门敢于审视、业务干警积极参与的有效工作局面。在武某某案讲评会上，公诉局的办案干警说:“在执法理念上存在偏差，在办案中还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思想，对立案标准理解、把握不准、不严，没能严格依法审查认定证据;在审查环节仅就办案而办案，一定程度上存在审查把关不严，审查认定证据及把握犯罪构成方面过于机械保守，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意识不强。在以后的审查工作中，我必须树立全面审查证据原则，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坚决避免出现类似问题。”

三、丰富形式

反向审视工作是以回头看的独特视角开展的一项综合性工作，既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还要解决问题，总结类案分析规律。紧密结合规范司法要求，从本地司法办案现状出发，对一个时期的控告申诉案件进行集中审视，查找执法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组织开展专项审视，扩大监督效果。为此，控申部门在办理、申诉、国家赔偿案件的过程中要认真找准问题。依据人的诉求，找准执法问题。比如在刘某某申诉案件中，人反映法官办案中，要求追究承办法官刑事责任。在开展案件讲评的时候进行全面分析，让原办案干警讲述办案过程，办案体会和办案认识，进而进行分析解决。同时在案件讲评的基础上，紧密结合规范司法要求，查找执法办案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组织开展专项审视，扩大监督效果，形成书面分析报告，提出完善工作机制的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四、突出重点

通过对原案办理进行深入分析，查找执法办案中存在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深入剖析原案办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建议，从整体上提高执法公信力。为此我们明确反向审视工作的重点是突出问题导向，特别是对赔偿案件和重复访、越级访案件进行重点分析。为了让每位公民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我们在开展国家赔偿工作过程中，不是就办案而办案，而是全面分析原案办理过程中存在的执法错误和瑕疵，与相关业务部门人员共同深入分析，查找国家赔偿案件产生的原因，针对查找出的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提高相关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排除干扰、严格执法的意识。对重复访、越级访的案件，重点审查案件复查结论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纠错、赔偿、改判、释法说理不到位的问题，用准用足终结手段，维护司法权威。

五、拓展范围

立足检察职能，不断拓展监督领域，对办理涉检、刑事申诉、国家赔偿案件中发现的其他行政、司法机关在依法行政、执法办案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灵活运用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形式，及时提出建议意见，促进规范司法和社会管理创新。通过反向审视，帮助相关执法司法机关提高司法规范化水平，减少涉法涉诉问题的发生。加强与公安、法院部门的协调配合，对于案件中涉及公安机关侦查环节、审判机关审判环节存在的问题，邀请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原办案人员参加案件讲评会，共同探讨问题，改进工作。主动邀请法律援助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案件讲评，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高传伟，吕峰．案件办完还要“反向审视”［N］．检察日报，2014－3－22．

［2］高旭红．最高检:将全面开展刑事案件反向审视工作［EB/OL］．正义网，2015－02－05．

律师刑事申诉总结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检察监督

中图分类号：DF8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6.16

引题近些年，媒体曝光了“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令我国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不难看出，导致这些冤假错案一再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在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等违法侦查行为。“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1]。基于此，侦查权控制问题很自然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并催生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司法实务界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成效显著的监督制度。从现行法律看，我国侦查权控制模式采取的是以检察监督为主的控权模式，尽管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3]，但是201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还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对违法侦查行为的权利救济既是检察监督的重要内容，也是诉讼参与人维护其合法权益免受违法侦查行为侵害的主要途径。所谓侦查救济，是指在侦查阶段，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或处理的一种事后性补救措施[4]。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55条和第115条，从基本法律层面确立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申诉、控告及处理程序，明确了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违法侦查行为侵害其合法权利的申诉与控告权利，使我国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和突破。但是，该法对违法侦查行为权利救济的规定仍然比较原则，为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特别是在程序设计上要解决好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主体、受理条件、利害关系人的范围、调查处理方式、侦查机关自我审查程序、违法侦查行为的处置等。

一、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之概说（一）违法侦查行为

违法侦查行为是相对于合法侦查行为而言的，属侦查行为的下位概念，因此有必要先弄清楚侦查行为的内涵。何谓侦查行为？学界尚无共识，“侦查行为事实上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5]。我们认为，侦查行为是指具有法定侦查权的机关，为获取有关证据、查明案件事实而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及强制性措施的总称。从语义分析，违法侦查行为是指违法的侦查行为，与合法侦查行为相对应。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一、二章比较系统地规定了侦查权的运行程序，因此凡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都是合法侦查行为；反之，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都是违法侦查行为。对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年）（以下简称《诉讼规则》）第565条逐一列举了20种违法侦查行为。违法侦查行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违法侦查行为主体具有专属性，只能是具有法定侦查权的国家机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具有法定侦查权的国家机关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缉私部门，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侦查权，也不能成为违法侦查行为的主体。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定侦查机关采取违法委托、纵容等方式履行侦查职能，这只表明侦查机关履行法定职能的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不能因此否认违法侦查行为主体的专属性。二是违法侦查行为的本质具有违法性。违法侦查行为是一种违背刑事诉讼有关法律规定，不为法律所容忍的侦查行为。三是违法侦查行为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诉讼规则》第565条先列举了19种常见违法侦查行为，再以“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来概括尚未列举的其他违法侦查行为，以解决简单列举难以穷尽的问题，足见违法侦查行为的多样性。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梁田，谭金生，肖波：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实务探究——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为视角（二）违法侦查行为分类

为便于研究和处理违法侦查行为，有必要依据不同标准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适当分类。我们认为，根据违法侦查行为的内容，可以分为七类：一是违法取证行为，即侦查机关不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获取案件证据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一）、（二）、（八） 、（九）、（十八） 项规定的违法取证行为。违法取证行为侧重于证据采集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直接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据排除规则，以确保证据采集取得合法性。二是违法强制措施，即侦查机关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和限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主要包括《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十一）、（十三）、（十四） 项规定的对人和物的违法强制措施。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侧重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直接影响到人身权利的限制，因此《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六章强制措施专门予以规范。三是妨害诉讼权利行为，即侦查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妨害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主要指《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十七）项规定的阻碍辩护人、诉讼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四是妨害司法公正行为，即侦查机关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故意实施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司法公正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三）、（四）、（五）、（七）、（十）、（十五）项规定的妨害司法公正行为。妨害司法公正行为，对司法活动破坏性极大，因此有必要纳入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范围。五是谋取非法利益，即侦查机关违反法律规定，在侦查过程中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六）项，即“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十二）“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的”。六是不履行告知义务，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对法律规定应当告知当事人而不告知的行为。主要指《诉讼规则》第565条第（十六）、（十九）项规定的应当履行而没有履行的告知义务。七是其他滥用侦查权的行为，即除上述六种违法侦查行为之外的其它行为。

（三）违法侦查行为投诉

从文字源流看，“投”是形声字，“扌”为形，“殳”为声，本义指投掷，引申为投入、抛弃、寄送、依附、投靠等。“诉”也是形声字，“讠”为形，“斥”为声，本义指诉说，特指吐露自己的委屈、悲苦等，以及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引申为向官府陈述冤屈或控告他人。“投诉”是由“投”和“诉”两个字组成，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投状诉告。如《北齐书魏收传》：“时论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於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二是指投案自首。如许地山《凶手》第二幕：“原来凶手是你这小厮，今日既然自己投诉，权免用刑。”三是指公民向国家机关或者人民团体控告、申诉，请求解决某一特定事项的行为。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是指第三层含义。如《旅游法》第91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定或者设立统一的旅游投诉受理机构。受理机构接到投诉，应当及时进行处理或者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告知投诉者。”《律师法》第46条规定“律师协会应当履行”的职责之一就是“受理对律师的投诉或者举报，调解律师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受理律师的申诉”。在我国刑事法律中，基本上不采用“投诉”一词，而是以控告、申诉等表达诉求之类的术语代替。但是，“投诉”一词广泛存在于司法实务中，如高检院《关于侦查活动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就采用了“投诉”这一术语。简言之，违法侦查行为投诉是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或者组织，对侦查机关违法实施的侦查行为，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提出的控告或者申诉，以实现权利救济为目的。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投诉主体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公民或者组织；第二，投诉对象是侦查机关实施的违法侦查行为；第三，投诉以实现权利救济为目的；第四，投诉以控告或者申诉为主要形式；第五，投诉受理主体为有管辖权的机关。

二、我国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之现状（一）检察机关的基本做法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高检院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出台了《关于侦查活动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试行）》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也出台了大量规范性文件，如北京市检察院《侦查活动监督细则》，以强化对侦查行为的监督。这些文件均规定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程序，其中《关于侦查活动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比较系统详细。

第一，完善了投诉受理制度。一些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了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主体、受理主体以及受理条件。如《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进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试行）》第4条对投诉主体、受理主体以及受理范围都作了明确规定：投诉主体不仅包括“当事人和其他直接利害关系人”，还规定“当事人和其他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法定人可以依照本规定代为投诉，当事人、其他直接利害关系人和其法定人可以委托近亲属、律师、辩护人、诉讼人依照本规定代为投诉”；受理主体为“侦查机关”和“同级检察机关”；受理范围则包括涉及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有关的七类违法行为。湖北武汉市检察院根据“一个窗口对外”原则，在控申部门设立了专门投诉接待窗口，并在接待室内墙上公布投诉接待制度，公开专用投诉电话和网址等。此外，还在各类讯问室和留置室等场所设置了非常醒目的投诉告示及电话号码牌。

第二，建立了投诉调查制度。近些年，媒体曝光了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等重大冤假错案，客观上推动了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违法侦查行为调查处置机制，取得了较好成绩。如湖北武汉汉阳区检察院率先创新违法侦查行为调查机制，明确了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监督的知情权、调查权及处理和处理建议权。湖北省检察院出台《侦查监督工作规范（试行）》，比较系统地建立了违法侦查行为调查制度。一是明确了调查范围、对象和事由。检察机关调查违法侦查行为的范围，从侦查部门立案开始到侦查终结为止，包括退回补充侦查期间。调查对象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及其他专门机关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调查事由包括侦查部门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所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的强制措施，但并非所有违法侦查行为都由检察机关调查，只有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影响公正办案，且介于轻微违法与犯罪之间、需要调查才能准确定性的侦查行为，人民检察院才启动调查程序。二是明确了调查部门。对违法侦查行为的调查核实，在侦查阶段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在审查、审判阶段由公诉部门负责，但是控告检察、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也要密切配合。三是明确了启动程序。对违法侦查行为的调查，分别由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公诉或者监所检察部门提出意见后报经检察长批准，并及时通知办案机关。四是细化了调查措施。调查核实不同于侦查，不得对人身和财产采取强制性措施，也不同于违纪调查，必须与刑事诉讼规则紧密结合起来。调查过程中，可以询问违法侦查行为涉及的当事人、证人、在场人员，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调取讯问笔录、录音、录像，调取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还可以查询、勘验、辨认、鉴定和查阅案卷材料等。

第三，拓宽了投诉监督手段。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手段不足，一直是影响检察机关监督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也是学界之所以普遍反对检察监督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有学者指出，“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监督常常流于形式。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通常也别无良法。尽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中，对于公安机关通过上述五种手段所获得的三种非法证据，可以拒绝作为控诉犯罪的证据，但由于‘配合原则’的要求以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很少使用这种手段”[6]。为了解决检察监督方式和手段方面的缺陷，检察机关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例如山东临沂苍山县检察院会同县公安局，制定出台了《更换办案人员制度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反映暴力取证且情节较为明显、存在办关系案可能、经办所不具备办理条件、侦查方向明显偏差及办案人员明显不作为等5类情况可以更换办案人员。此外，广东深圳宝安区检察院加强与区人大的沟通，实施检察机关监督文书报区人大法工委备案制度，并在监督文书中明确要求将整改情况的书面回复抄送区人大法工委，弥补检察监督缺乏强制手段的不足。

第四，探索了投诉答复制度。在答复投诉人时，如何增强释法说理，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各地检察机关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如湖北荆门市检察院注重结合侦查监督工作中的执法行为和作出的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法律及事由进行分析论证和解释说明：一方面在接待投诉人时，加强对当事人开展说理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检察法律文书说理工作。尤其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或者对在罪与非罪上有较大争议且社会关注的敏感案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复议复核维持原不批准逮捕决定，向侦查机关发出立案通知、撤销案件通知、提出纠正违法意见，认为侦查机关立案、不立案、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措施以及其他侦查活动不违法向投诉人作出答复等检察法律文书中，加强说理工作，增强了侦查监督工作的透明度，提升了执法公信力，促进了当事人和有关机关全面正确地理解人民检察院的执法行为和所作决定的事实、法律及政策依据，进而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江苏泰州市检察院扩大检调对接的适用范围，创新投诉机制下矛盾纠纷的处理方式。将投诉矛盾纠纷的化解放在重要位置。对于辩护人、诉讼人的诉讼权利被侵犯的，存在非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以及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的情形，经调查不存在或不属于投诉范围的，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出发点，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以检调对接为平台，拓展和延伸检察服务，及时处理矛盾纠纷，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中的积极作用。重庆市检察院积极开展侦查监督工作的公开审查模式研究，在全市部署了对立案监督、强制性侦查措施监督及侦查阶段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等公开审查机制的探讨，并从实践上探索了侦查监督公开审查的有效途径，包括听证程序的启动、听证的期限和效力、听证程序参加人及其权利、听证的具体步骤、当事人权利的救济等，形成了初步的侦查监督公开审查机制，确保投诉矛盾纠纷处理的公平公正，把公开审查程序视为办理投诉案件质量的保证措施，以程序的公正保障实体的公正。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在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等冤假错案推动下，全国检察机关都在探索不断强化侦查监督职能的有效途径，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例如某市检察机关在2008-2012年间，共查处和纠正违法侦查行为3903件，是2003-2007年间的50倍有余。这一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检察机关曾经长期忽视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也就是说在实践推动不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荒废”了对侦查行为的监督；二是近些年随着多起震惊全国的冤假错案的曝光，在客观上推动了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强化侦查行为监督的努力，并且在事实上证明检察机关强化侦查行为监督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媒体一而再、再而三地曝光冤假错案，从侧面反映出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仍然存在大量亟需改进的地方。有学者很好地总结了检察监督的缺陷：首先，侦查和检察都行使控诉职能，共同承担着追诉犯罪的责任，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使得检察官在监督公安机关时往往“心太软”；其次，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监督常常流于形式；最后，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运用任何强制措施[8]。那么，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呢？事实上，检察监督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突出问题：第一，违法侦查行为投诉渠道不够畅通。司法实务中，违法侦查行为受害人投诉率极低，存在着大量的违法侦查行为甚至如刑讯逼供之类的严重行为，受害人也没有向检察机关投诉。例如2012年某市检察机关书面纠正违法侦查行为493件，其中受害人投诉90件，投诉率仅为18.3%；2013年1-6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以来，全市检察机关书面纠正违法侦查行为285件，其中受害人投诉84件，投诉率为29.5%，比率虽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第二，现行侦检关系严重影响检察监督的效能。按照法律规定，我国现有侦检关系首先体现的是双方平等制约关系。《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使得侦查监督缺乏应有的效能，检察机关难以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建立有力的调查机制，调查工作难以深入展开。第三，监督方式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削弱了检察监督的客观效能。侦查活动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封闭性过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缺乏必要的介入，难以及时获取侦查监督的全面信息。这种滞后性、被动性使得违法侦查行为难以被发现，而且由于是事后监督，检察机关接到当事人投诉后，许多违法侦查行为的证据已经人为地或者是因客观原因灭失，使得违法侦查行为调查活动无法开展。第四，侦查机关自由裁量权降低了侦查监督的影响力。目前，我国侦查权行使的自由度大，除了逮捕以外的大量涉及到公民人身、财产或隐私的专门调查工作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实施，都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检察机关难以实施有力的监控。第五，检察机关各内设机构未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公诉、监所检察、控申检察、渎职侵权检察等部门都负有对侦查机关违法侦查活动的监督职责，而且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方面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保证了监督的层次性和全面性。但在实践中，这几个部门缺乏相互间的信息反馈制度，沟通协作机制不够畅通，未能真正形成监督合力。第六，检察机关仍然面临“自我监督”困局。按照现行法律，我国检察机关负有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当然也就存在滥用侦查权的现实可能性，而侦查监督的实质就是检察监督，那么就职务犯罪侦查而言，检察机关必然陷入“自我监督”困局。

三、我国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之完善一般说来，处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的基本程序是：受理分流调查处置答复反馈，因此，完善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机制，也主要围绕这几个环节展开。

（一）受理

受理是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程序的第一个环节，是投诉受理机关接受投诉主体投诉的环节，反映了投诉人与受理机关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环节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投诉受理主体；二是投诉主体范围；三是投诉受理条件。

1.关于投诉主体范围。对各类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主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上都有明确规定，如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但也存在一些模糊不清之处，如第55条中的“报案、控告、举报”主体并不明确，此外第115条中的“利害关系人”也需要明确界定。我们认为，投诉主体范围原则上应限定为当事人及其法定人，即“只要是权利被侵害，都应有资格寻求救济，这样才能体现对权利保护的绝对平等性。只要违法侦查侵犯到该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个公民就应当有权申请权利救济”[7]，但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辩护律师也可以“申诉、控告”，因此辩护律师在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投诉。第115条中的“利害关系人”，是指除当事人及其法定人之外的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或者组织，如与案件无关的财产被扣押、冻结的第三人。此外，根据第108条第1款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因此对可能涉嫌犯罪的严重违法侦查行为，任何单位和公民都可以“报案或者举报”，顺理成章地成为此类违法侦查行为的投诉主体。

2.关于投诉受理主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47、55、115条也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监督职责，因此检察机关是受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的法定主体。不过，根据《诉讼规则》第157条之规定，“人民检察院控告检察部门或者举报中心统一受理报案、控告、举报、申诉和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因此控告检察部门或者举报中心是检察机关受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的具体部门。但是，基于方便当事人的原则，有些投诉由其他部门受理更为适宜，因此在坚持控告检察部门或者举报中心是受理部门之外，《诉讼规则》第57条在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具有下列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之一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控告检察部门应当接受并依法办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辩护人、诉讼人认为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有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监所检察部门应当接收并依法办理；控告检察部门收到申诉或者控告的，应当及时移送监所检察部门办理”。据此，对“辩护人、诉讼人”投诉“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有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情况，监所检察部门是当然的受理部门。

3.关于投诉受理条件。对违法侦查行为投诉的受理条件，《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55条、第115条均没有明确规定，《诉讼规则》第68条也仅规定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人报案、控告、举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至于其他违法侦查行为投诉的受理条件则没有规定。我们认为，不论投诉何种违法侦查行为，都应当符合一定条件，检察机关才能受理并进行审查。受理条件的设置，应当遵循提供基本线索原则，即必须以提供违法侦查行为存在的基本线索为条件，如相关法律文书等。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规定行为之一的，应当首先向该侦查机关提出申诉或者控告，对该机关对申诉或者控告的处理不服的，才能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因此，未向办理该案件的侦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或者办理该案件的侦查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尚未作出处理决定，直接向检察机关控告或者申诉的，检察机关应当不予受理，并告知其向办理该案件的侦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但是，如果投诉反映严重违法侦查行为甚至涉嫌犯罪的，如果仍以“向侦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为前置条件，那么“不仅不利于及时、有效查处和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可能会遭到某些侦查人员的打击报复，使公民的权利遭受更多的侵害，不利于权利救济的实现。”[6]27因此，检察机关应当根据第108条第1款之规定，直接受理投诉并进行审查。

（二）分流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检察机关控告检察部门或者举报中心在受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后，应当按照首办责任制流程，将投诉分流到检察机关各内设职能部门，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对于有些“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的投诉，由于有管辖权的职能部门不明确，将导致正常分流变得非常困难，而《诉讼规则》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人民检察院工作规定》（2007年3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第30条规定：“对于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群众多次举报未查处和检察长交办的举报线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初查”；同时，《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2009年4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第30条也规定：“举报中心对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群众多次举报未查处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初核，查明举报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属于本院管辖，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因此，对于那些“性质不明、难以归口”的投诉，控告检察部门或者举报中心可以根据以上规定及时初核，以确定投诉线索的性质和归口。

（三）调查

《刑事诉讼法》第47条、第55条和第115条，分别规定了三类违法侦查行为。同时，对各类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在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基础上，还规定了相应的调查处理方式。

1.调查核实。《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这赋予了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权，这一方面是基于程序性制裁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是基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地位[6]560-561。在程序性制裁理论的要求下，对于可能涉嫌非法获取的证据，有必要在法庭采集前对其合法性进行调查核实，如果查证属实，法庭应该不予采纳，这样才能在诉讼程序上根本杜绝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所谓调查核实，是指检察机关通过询问有关证人、被害人等人员，收集和查阅有关检查报告、录音录像等材料，以确认侦查人员是否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况[8]。为此，《诉讼规则》第70条比较详细地列举了调查核实的具体方式：“（一）讯问犯罪嫌疑人；（二）询问办案人员；（三）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四）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五）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六）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七）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八）其他调查核实方式。”总体上看，体现了查清投诉事实为原则。

2.审查处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第115条规定，对“辩护人、诉讼人”投诉侦查机关“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及“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投诉除违法收集证据之外的违法侦查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因此，审查是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第115条规定的违法侦查行为投诉的主要手段。问题在于刑事诉讼法对“审查”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审查权”就会存在一些疑惑。对于如何“审查”违法侦查行为投诉，《诉讼规则》也没有作进一步细化。应该说，《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第115条规定的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一般通过文书审查就基本能够查清事实。但是，对一些比较复杂的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仅仅通过文书审查可能还难以查清事实，因此人民检察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包括可以要求侦查机关说明有关情况和理由，询问有关办案人员和其他知情人员，查阅、复印相关案卷材料等具体措施[6]400。

3.调查主体。对所有违法侦查行为投诉，除《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之外，人民检察院都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同时，《诉讼规则》就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办理违法侦查行为投诉，也作了大致划分。例如第5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具有下列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之一的，可以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控告检察部门应当接受并依法办理，相关办案部门应当予以配合”；但是“辩护人、诉讼人认为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有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的，监所检察部门应当接收并依法办理；控告检察部门收到申诉或者控告的，应当及时移送监所检察部门办理。”第69条规定：“对于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在侦查阶段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在审查、审判阶段由公诉部门负责。必要时，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可以派员参加。”此外，第十四章第二节侦查活动监督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均暗含了一个基本前提，即在正常的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提出的投诉，例如侦查环节、公诉环节、审判环节等。然而，对事实上存在的诉讼终结后提出的违法侦查行为投诉，《诉讼规则》却没有作出合理安排。笔者认为，基于刑事申诉原理，原则上可以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调查办理，如果涉嫌犯罪的，则应按规定程序移送侦查部门办理。

（四）处置

通过审查处理或者调查核实后，发现确实存在违法侦查情形，检察机关应当如何处置？这是整个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制度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制度能否取得实效。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处置，一般从两个维度来展开研究：一是从处置形式维度，即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哪些形式纠正违法侦查行为；二是从处置结果维度，即检察机关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处置违法侦查行为。

1.处置违法侦查行为的形式。根据现有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纠正违法侦查行为：一是“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即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可以以通知的方式，要求侦查机关予以纠正。例如《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辩护人、诉讼人”投诉侦查机关“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但是，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何种形式通知，法律则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原则上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以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严肃性。但是，考虑到侦查过程中的复杂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应当允许采用口头形式通知。例如，一些非常轻微的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可以采取口头通知的形式，但是必须以确保监督效果为前提。二是“提出纠正意见”，即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因此，“提出纠正意见”一般只适用于“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对其他违法侦查行为一般应当适用“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但是，从字面意义看，“提出纠正意见”其实是一种建议权，理应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因此其监督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我们认为，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检察机关理应依法及时作出严肃处理，因此有待立法机关在监督效能上进一步明确规定。此外，为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严肃性，有必要赋予这两种形式以更强的法律效力，例如要求侦查机关必须立即执行通知，并将结果在规定时限内回复检察机关。

2.处置违法侦查行为的结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纠正违法侦查行为：一是就“违法收集证据情形”规定了程序性制裁——“非法证据排除”，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司法机关对于侦查机关采取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不得采纳作为定案依据的一种制度”[8]。《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二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对经查证涉嫌犯罪的违法侦查行为，检察机关应当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追究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法条规定看，这两种严厉的处置措施，均针对非常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违法收集证据，而对其他违法侦查行为则语蔫不详。我们认为，为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效能，有必要赋予检察机关更为刚性的监督手段，增加监督纠正的效果[6]。一是赋予检察机关提出更换承办人的建议权。对于办案人使用侦查措施违法的，建议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二是对于超期羁押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决定释放、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三是赋予检察机关直接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纠正权，即对于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返还财物不影响侦查工作的，检察机关可以制发纠正违法侦查措施通知书，直接决定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返还公民合法财物。此外，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处理，检察机关还可以提出处分建议，侦查机关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处理并书面回复结果。

（五）答复

答复是整个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流程的最后环节，也是解决矛盾纠纷最关键环节。因此，如何设计好答复制度，在当前社会矛盾相对突出的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试行）》（高检发办字[2003]9号）第9条之规定，“对有办理情况和结果的控告、申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应及时答复来信来访人，必要时可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答复，并做好办结后的息诉工作。”按照字面理解，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是答复投诉人的当然主体。但是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答复。我们认为，基于“统一对外窗口”原则，由投诉受理部门统一答复投诉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投诉办理与答复分别授予不同部门，可能带来答复上的难题。例如投诉人一般要求答复查办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答复可能难以使投诉人信服。对此，有必要细化投诉答复程序，将答复分为程序性答复和细节性答复两个层次：对投诉处理结果一般由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答复，但是如果投诉人对投诉处理结果不服的，应当由投诉承办部门会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共同答复，以促使投诉人息诉罢访。

此外，建立违法侦查行为投诉处理制度，还应当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认为，至少应完善如下机制：一是完善权利救济告知程序。侦查机关在实施侦查行为过程中，特别是采取涉及公民权利的强制措施时，应当以书面形式或者其他容易理解的方式，告知其享有对违法侦查行为投诉的权利，以及知悉如何进行投诉的程序性规定。权利救济告知情况，侦查机关应当附卷备查。二是完善侦查机关投诉处理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规定的违法侦查行为，应当向该侦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可见，先向侦查机关投诉是必经程序。但是，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详细操作程序，因此侦查机关有必要制定，并规定办理期限。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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