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
时间：2023-03-15 05:23:08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1篇
关键词：自侦案件 监督 问题 对策
一、目前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总体现状
（一）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
1、内部职能部门的监督制约。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提出了自侦案件由检察机关内部不同机构承办、互相制约的监督机制，就举报中心、控申、纪检监察、审查逮捕、审查等相关部门对侦查部门的监督内容作了概要性规定。
2、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陆续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对自侦案件在线索受理、立案、侦查终结等方面备案、批准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如，省级以下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决定立案的，按照有关规定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审查。省级以下检察院对自侦案件需要逮捕的，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省级以下检察院对自侦案件拟作撤销案件、不决定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
（二）检察机关外部监督
1、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制约。2003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就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拟作撤案、不处理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在办案中发生的“五种情形”进行监督，提出监督意见。
2、律师的监督制约。最高人民检察院2004年2月4日印发的《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就保障律师在执业权利方面作出了规定，如第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等。新刑诉法也就律师在自侦案件监督上作出了新的规定。
3、审判机关的监督制约。审判机关的制约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对职务侦查过程中形成的证据进行实体和程序审查，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予以排除，或者对其他非法证据要求补强，或者宣告无罪，以督促侦查人员严格执法，文明办案。
4、其他主体的监督制约。主要表现在人大、新闻媒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监督。
二、当前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
实践中，检察机关自侦活动的监督主要是内部监督，即由本院侦监、公诉、纪检监察等部门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在监督内容上，也主要是审查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等一些实体问题，而对一般诸如各种强制措施适用是否得当、法律手续是否完备、传唤、拘留是否超期，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等程序问题很少进行严格监督。
（二）重事后监督，轻同步监督。
对自侦案件侦查活动的监督，各项监督措施多是事后监督，如开展执法检查、填写“一案三卡”、调查核实对案件承办人的举报，追究错案责任，查处严重违法违纪等，而相对轻视同步监督，导致如果在侦查活动中出现违法违纪、等现象，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甚至追究办案人员的违纪、违法责任。
（三）重配合，轻监督。
在同一检察院内部，自侦部门作为检察院主要业务部门，其他部门与自侦部门往往只注重配合，而轻视对侦查活动中的实质性监督。当侦查部门个别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出现违纪、甚至违法办案时，监督与被监督人员本身又是同事关系，甚至曾经是领导关系，就容易出现碍于情面或存在其他顾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成不愿监督、不敢监督等局面。
三、完善自侦活动监督的对策
（一）加强侦查活动的内部监督
1、加强纪检监察的监督制约。改变纪检监察目前的事后监督方式，把监督“作用力”提前，使监督“着力点”渗透到办案的每个环节当中去，从办案源头抓起，进行跟踪。对案件重特大、复杂、社会影响力大的案件，对初查、审讯、取证、扣押等各个环节进行全程监督，对特别重要环节亲临办案现场进行监督。
2、加强办案质量评查的监督制约。充分发挥案管办的办案质量评查功能，对自侦办案着重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程序规范、风险评估、文书使用和制作、涉案款物处理等方面进行有力监督。以案件质量评查机制为基础，结合“一案三卡”、“四档合一”、执法考评等机制，为干警的执法情况建立更加系统的执法档案，对干警的违法行为及时进行纠正，以进一步规范干警的执法行为。
3、加强对赃款赃物管理的监督制约。目前，自侦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对查封、扣押、冻结、保管等环节存在诸多不完善地方。笔者认为，对涉案款物的监督，应建立统一的审查管理模式，并建立相关工作机制，自侦、侦监、公诉、案管办、纪检监察、计财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强化对涉案款物管理的监督制约。
（二）加强侦查活动的外部监督
1、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在目前的总体监督框架下，应创新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模式，加强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外部监督，利用人大听取、审议、执法检查、执法评议等监督模式，着重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进行监督，以促进检察机关正确适用法律，提高办案质量，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加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力度。一是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通过对检察官的任免、考核、考查进行监督，对检察官具体的工作实绩和工作作风的仔细考核和考查，来监督其司法行为的廉洁性。二是加强司法评议的监督。通过对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总结、工作情况、查处重大案件等的评议进行监督。三是加强司法活动的监督。对自侦案件的侦查活动的监督，并不是对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的具体过程的监督，而是对其结果或效果的监督。
3、加大律师的监督力度。严格按照按照新刑诉法规定，加大律师监督力度。如辩护人、诉讼人可以要求回避以及回避复议的权利，将律师在侦查期间的地位确定为辩护人。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可以收集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责任能力、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等三类证据。
参考文献：
[1]向芙蓉.论自侦案件监督制约机制的构建[J].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9期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律师；阅卷权；取证权
一、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亮点之一就是在律师辩护制度上的改变与创设，例如提升律师在侦查阶段地位，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得以实现；又如辩护人的责任体现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辩护范围得以扩大等。在涉及律师的阅卷权与取证权方面主要是：其一，律师阅卷的内容范围扩展，阅卷权行使效果可待增强。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可见，新刑诉法在吸收《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后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和审判阶段，都可以查阅、摘抄以及复制案件的材料，内容上也不再限于诉讼文书和技术性鉴定材料。这种“全案阅卷”和“双重阅卷”的规定不但把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犯罪事实材料的阶段提前至审查阶段，从而有利于律师及早了解指控所依托的证据体系，有更充分时间去应对，而且还扩大了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的范围，直接增强了阅卷工作的实效性。其二，律师可申请调取证据，取证权得以被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正视”。新刑诉法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期间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明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检察院机关或法院予以调取。同时，新刑诉法还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以及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这一点可以理解为是从另一侧面肯定了律师有自行取证的权利。
综上来看，新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辩护律师阅卷权的规则有重大改进：阅卷权行使的时间提前、范围扩大使得律师辩护的针对性提高了，这在相当程度上为律师辩护提供了正向的推动力。然而不得不承认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律师辩护制度距离理性的状态和良好的预期尚存在差距，例如辩护律师的强制取证权这样本可增设的制度并未被正面认可等。
二、新刑诉法背景下律师辩护阅卷权与取证权的实施障碍
新刑事诉讼法在有关律师诉讼权利整体上有制度性缺失，突出表现为缺少对律师主动调查取证权的直接确认。新刑诉法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从事的行为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进行申诉、控告或者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以及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意见。这是以列举的方式对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进行了规定，显然其中没有明确涉及“取证权”。如果把“法律帮助”理解为包含调查取证似乎也不为过，但将这样一项事关辩护成败的基础性权利涵盖在那样一种略显牵强的理解中实在是不适宜的。另一方面，新增制度缺少细化规范，可操作性受到牵制。就律师的阅卷权而言，律师阅卷权行使的具体方式例如地点、时间、次数、手续，以及阅卷时可为和不可为行为的范围，乃至其阅卷权受到不当限制时通过何种途径和方法向哪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寻求救济等等，都欠缺详尽和实际化的规范。
除了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之外，现实之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制约着律师阅卷权和取证权的有效实现。所谓现实不利因素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基于制度设计缺陷而产生并积存下来的一些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形成了一种“负能量”，反过来制约着新制度的显效。一方面，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根深蒂固的观念和积习难改的做法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加之不同机关之间由于诉讼职能和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不一样，就难免在同一制度的执行上发生冲突，或者基于本机构的职能需要而做出利己的理解和操作。
三、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律师阅卷权与取证权的提升空间
基于对理性律师辩护制度的理解及我国新刑诉法现存问题，律师阅卷权与取证权完善拟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律师强制取证权的设置与制度性建构，二是律师阅卷权现有规范的细化和提升其可操作性。
（一）律师强制取证权的确立
刑事诉讼法中有必要直接地明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后享有主动取证的权利，取消律师取证的不合理限制。辩护律师在符合特定条件时可以“强制”取证，这也是遵循国际惯例的设置。这样设置主要是基于控辩平衡的原理以及行使辩护权的实际需要。原本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控诉方就享受远比辩护方更厚重的权力基础和诉讼实力，在此情形下再限制律师取证的权限显然是加重了控辩的失衡。诉讼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据的较量，虽然在刑事诉讼中控方承担着举证责任，但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势必也需要坚实的证据材料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我国有关法律早有关于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律师的取证权也是与之相呼应的设计。
综上所述，我国律师取证制度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加以构建：第一，切实保障律师申请法院、检察院调查取证的权利。最高法院及最高检察院应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有必要收集的证据情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以便具体执行。第二是取消针对被害人、被害人的证人等人的取证限制，即被害人一方如果愿意接受辩护律师的取证，公安司法机关不做干涉。第三是针对单位作证，应当规定辩护律师向单位取证时，有关单位有义务为其提供有关证据。这些单位包括税务、工商等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一般的企业、事业单位等。总之，辩护律师应当有权向证人以及有关单位或个人收集、调查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对于无故不提供证据的单位和个人，辩护律师有权申请司法机关对其采取措施强制其提供证据，并可根据具体情形由司法机关对其行为实施相应的制裁。
（二）律师阅卷权的制度完善
律师阅卷权目前实现了“全案阅卷”与“双重阅卷”，这项具有意义的新规则使得律师可以阅览所有“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并且在审查阶段和审判阶段都可以全案阅卷。这样的扩大化势必会涉及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即律师不当泄密而对正常的诉讼程序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大大打击刑事追诉的效果。比如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有机会查阅案卷材料，就等于有机会了解公诉方所掌握的全部证据信息，一旦律师有泄密行为，很容易导致诸如翻供或串供等行为发生。再者，当被追诉方全面了解案件证据情况，并根据这些证据情况来确定供述和辩解的内容，对追诉行为本身来说也是相当大的打击。因此关于律师的阅卷权制度的完善必须渡情其保密义务。我们认为，律师在阅卷后的保密义务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其一，在涉嫌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律师阅卷之后不得将其通过阅卷而获悉的其他嫌疑人任何供述或辩解告知自己的委托人，亦不得透露给其他嫌疑人或有利害关系人及其人。其二，律师会见嫌疑人和被告人时，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将其通过阅卷所知悉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尚未对嫌疑人、被告人公开的有关信息。其三，律师的保密义务还必须涉及到对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保密，即律师不得向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可能影响其作证的任何信息，只要这些信息是来自于律师阅卷。毋庸置疑，上述三方面的保密义务能够在保障律师阅卷权实现的同时降低其可能给刑事追诉带来的副作用，但不能否认由于律师会见有不被监听的权利，所以上述三项保密义务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存在。这既有赖于律师的职业道德，更有赖于其职业纪律，也就是说既要加强对律师这方面职业责任感的养成，更要有明确的法律责任予以警戒。
另一方面，为保证权利的合法实现，还应建立、健全违法限制阅卷权的制裁和救济机制。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申诉或者控告权利以及检察机关行政化处理的规定约束力不强，因而需要明晰程序性内容以及加重制裁性条款。对此，建议将其修订为“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10日内将审查的结果告知申诉人或控告人。经审查情况属实的，人民检察院应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有关机关接到检察机关的通知后必须按通知书内容行事。拒不纠正的，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另外，该类规则还应当与其他有关规则相互衔接以加强其制约力，例如证据资格的认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等。
参考文献
[1] 樊崇义主编.公平正义之路——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义与专题解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
[2] 顾永忠等著.刑事辩护——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3篇
一、新刑诉法对诉讼监督的完善
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要求，检察机关既是刑事诉讼的参与者，又是司法公正的法律监督者，赋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责任，对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对诉讼监督职能的内容和范围进行完善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刑事立案监督、刑事侦查监督、刑事审判监督、刑事执行监督。新刑诉法为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扩展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范围，增添了诉讼监督的内容。例如，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又如，增设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由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新刑诉法还在现行监督的范围中新增了诉讼监督的内容。例如，为了贯彻刑事强制措施适用中的比例原则，控制和减少审前羁押，立法修改在保留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职权外，赋予检察机关在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再如，对于新增设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为了保证此种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等。另外，此次立法修改，还注意将刑事执行活动全面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并且以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和减刑假释的监督为重点，增添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内容，健全了检察机关执行监督的制度。
（二）对诉讼监督职能的手段和效力进行完善
长期以来，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时，因缺乏监督手段或者监督效力不明确而影响监督的实效。新刑诉法总结了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适当增加了诉讼监督的手段，明确了诉讼监督的效力。如：为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发现违法行为是纠正违法行为的前提，要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首先要保证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和调查权，因此授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同时，为了改变实践中监督滞后的情况，也是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以便适时开展监督，立法明确规定有关机关在采取某种诉讼行为或者作出诉讼决定时，要将相关行为或者决定同时告知检察机关。
此外，针对实践中监督效果不明确的问题，此次立法修改也作了一些补充性、强制性的规定。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且规定，检察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有关机关应 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又如，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审查。
（三）对诉讼监督的程序与职责进行完善
新刑诉法强化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责任，健全了诉讼监督的程序。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不仅依照法律授权承担追诉犯罪的任务，同时还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妥善处理好肩负的诉讼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而不能仅仅把自己看做是控方。新刑诉法注意强化了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方面的责任。例如，为维护辩护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辩护人依法履行职务，新刑诉法第47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新刑诉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专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办案，实现程序正义，如根据该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诉讼中有违法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对受理申诉或者控告的机关处理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此外，新刑诉法还健全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方面的程序，特别是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如第86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二、树立监督意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为贯彻落实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切实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需要我们检察机关转变观念，牢固树立法律监督意识。
（一）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对辩护权的保障。充分通过发展国家经济、推动民主法治、创新社会管理、提升司法人员素质、优化办案程序、技术和装备等方式来实现，而不是在法律上回避“保障人权”。
（二）树立法律监督者的意识。检察机关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应以诉讼监督为切入点，充分履行其监督职责。同时将诉讼监督与惩治司法腐败紧密结合起来，突出查办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背后的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案件。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4篇
1.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和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内容，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然早有规定，但是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刑事诉讼法，仍然有其非常重要的意义，决不能理解为只是同一内容的简单重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对每个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会更加受到重视，人民法院的职责会愈来愈重，在这种形势下，从我国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把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明确加以规定，其意义和作用也不可低估。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则颇具新意。这类性质的条文，在我国的法律上出现还是第一次。它不是国际通行的那种无罪推定，却又有点像无罪推定。根据这条规定，有权确定有罪的机关只有人民法院，只有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才能确定某人有罪或确定某人犯有某种罪行。同时这条规定也当然意味着，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之前，不得将任何人确定为罪犯或者确定为有罪的人。
2.提前了公诉案件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时间，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和非律师辩护人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从案件移送审查之日起，可以委托辩护人。同时还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所以，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辩护人、特别是律师，在参加诉讼的时间上，比之原来只能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之后，是大大提前了。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以及非律师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或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等内容。这些新规定，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创造了更为充分的保障条件。
3.明确规定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期限，即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同时延长了拘留期限，
降低了逮捕条件。原规定拘留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天，现在可以到14天。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到40天。原逮捕条件之一，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现将这项条件修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上述这些修改和补充，既注意了制止犯罪、打击犯罪的需要，也注意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符合我国实际，特别是取消收容审查后的实际。
4.扩大了被害人的权利。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权利；在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期间，被害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对人民检察院的不决定，被害人有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的权利等。总之，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扩大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切实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告状难问题，是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特点。
5.强化了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中的作用，弱化了人民法院偏重与控方配合的功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的意见；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这些规定与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显然有所不同。按照原规定，法庭调查主要是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当庭出示物证，当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鉴定人和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公诉人和辩护人在法庭调查阶段不起多大作用。现在则基本相反，法庭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进行。审判人员虽然仍有权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有权调查核实证据，但审判人员的这些活动，在一般情况下，毕竟已不是法庭调查的主要内容。这些变化，对于更充分地发挥控、辩双方的积极性，更充分地体现人民法院裁判的客观性与公正性，是非常有利的。
6.进一步明确和加重了合议庭的责任，突出了法庭审判这个重心或中心环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合议庭开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一规定，对增强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责任心，杜绝先判后审、先定后审等违法现象有重要意义。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案件的要求，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按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只要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就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至于被告人是否确实有罪、是否需要判刑及证据是否充分等，均不影响人民法院作出开庭审判的 决定。其结果，必然是法院审判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有关证据是否充分、是否需要判刑等问题，都应当而且也只能在法庭上解决。
7.对已生效裁判的申诉可以直接引起再审。原来申诉只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种材料来源。即使有证据证明已生效的裁判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是否应当对案件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当事人等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即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这些规定，缩小了申诉人的范围，改变了这种申诉的性质和作用。根据这些新规定，当事人等的申诉，只要具有法定的某种情形，人民法院就应当重新审判，否则就是违法的。
当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如把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把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规定为自诉案件等，还需要进一步领会和探讨，这些规定可能带来的问题如何解决，也有待于今后的实践。
另外，有权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原则的内容，即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条的内容，没有按照宪法第134条的规定加以修改；以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7条已经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
既可以由审判员若干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也可以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若干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却依然规定在任务和基本原则一章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点小小的遗憾。
我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还很不深入，所谈看法，难免有错，愿听指正。
对适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之我见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国内外获得了一致好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突出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时也为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惩罚犯罪提供了更科学、有效的法律武器。现在，我就执行修改后的刑诉法中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对扩大拘留范围的认识
扩大拘留的范围主要是将以往收容审查中与犯罪作斗争有实际需要的内容吸收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那些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和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同时不再保留作为行政强制手段的收容审查制度。过去，收容审查对查明罪犯，特别是查清流窜作案和身份不明的犯罪分子，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收容审查羁押时间较长，而且不经其他司法机关只由公安机关决定，缺乏监督制约机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决定》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
对上述变化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取消了收容审查，扩大了拘留范围，认为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拘留的规定把收容审查的内容全部吸收了，在实践中如遇到符合过去收容审查条件的就可适用拘留措施。这种把扩大拘留，理解为代替收容审的认识是不正确的。首先，收容审查的对象与刑诉法中规定的拘留的对象不完全一致。收容审查的对象是有流窜作案嫌疑的或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又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而刑诉法中新增加的拘留对象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两相比较，拘留的条件比收容审查的条件严格。其次，吸收并不是简单的移植，因为拘留的法律依据、性质、适用的目的等与收容审查不同：拘留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而收容审查的依据则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有关规定；拘留是刑事诉讼中为保证侦查顺利进行而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是一种行政强制审查措施，不具有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拘留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现行犯和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和防止新的犯罪行为及其他意外情况的发生，收容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来历不明的人的真实身份，可见收容审查和拘留在性质、目的、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根本不同。因此，公安机关在决定拘留时，一定要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彻底纠正过去收容审查中对被收审对象掌握偏宽，以收审代替侦查、代替刑罚的现象。决不能简单地照搬收容审查的适用条件来适用刑事拘留。
二、关于不制度的完善
不制度的完善表现在将免予中部分合理的因素吸收到不的范围中，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更科学、完整地规定了不制度。
免予，是人民检察院对于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分子定罪但不予的一项制度。免予制度在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这些作用在处理涉外案件、过失犯罪、青少年犯罪、共同犯罪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特别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从立案到处理都由检察机关一家承办，违反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的原则，不利于保护公民权利。特别是它分割了审判权，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对有些无罪的人决定免予，使不该定罪的人被定了罪，侵害了被处理者的合法权利；对一些依法应当判刑的，不送法院审判而免予，使应当判刑的人逃避了法律制裁。为此，修改后的刑诉法删除了免予的规定，将原来免予中的部分合理因素吸收到不中，从而构成了三种不的方式，进一步完善了不制度。
一是存疑不。刑诉法第140条第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这就是说对于移送的案件，经过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仍然认为据以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可以作出不决定。
二是绝对不。刑诉法第142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具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的决定”。这里的用词是“应当”，即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不条件，检察机关就必须依法决定不。
三是相对不。相对不是检察机关在拥有诉权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权衡后认为舍弃诉权更为适宜时作出的不决定。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决定”。这里用的是“可以”一词，说明对具备法定条件的，人民检察院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可以酌情决定不，作无罪处理，但并非必须不，如果确有定罪必要的，也可以依法决定。
这三种不形式中，相对不制度吸收了免予制度中的合理内核，同时取消了免予所含的定罪权，使相对不只具有终止诉讼的效力而不具有定罪效力。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一精神实质，对于正确运用这一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有一种观点认为，原适用免予的对象 ，可以全部适用相对不来处理，受到相对不处理的人是有罪的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适用免予处理的对象不完全都能适用相对不来处理，对其中一些需要定罪的人，应提起公诉，由法院来定罪免刑。对不需要作定罪免刑处理的人才可作出相对不的处理；受到相对不处理的人，其行为虽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但由于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免除刑罚，故对其作出不处理，实质上是不以犯罪论处，也就是说这个人无罪。这种理解才符合刑诉法第12条规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原则。可见，相对不与免予是有明显区别的，主要是：1、性质不同。对某人作出相对不决定，
实质是说该人无罪，而免予则是确认该人有罪。2、适用的对象不同。
虽然刑诉法规定，对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决定，这似乎与原刑诉法规定的免予的条件是相同的，但实质不然，免予是检察机关对认为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普遍适用的，而修改后的刑诉法中的不的条件，虽然也包括“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这两种情形，但这却是检察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上述两种情形中确定可以不以犯罪论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免予适用的对象比相对不适用的对象广泛，适用相对不时要对原来适用免予的人再进行分类，对其中不需要定罪的可不，对其中需要定罪免刑的则应提起公诉。
三、关于审判方式的完善
刑诉法现在规定的审判程序与原来的审判程序相比，最明显不同是：庭审前的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实行控辩对抗，充分发挥控辩审三方的作用，强化了合议庭的庭审中的作用。这些改革克服了过去庭审时存在的先定性后开庭，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限制控辩双方职能作用的发挥，使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病。
这种改革要求审判人员不仅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还要求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敏锐的反应能力、正确的判断能力，同时要熟练掌握庭审的程序和规则。其中需注意的几点是：
1、由过去主动纠问被告人变为以相对超脱的地位主持审判后，要注意发挥控辩双方的积极作用；
2、对控辩双方指责对方问话方式、内容妥当与否作出正确判断，勿使控辩双方陷入无谓的争辩之中；
3、证人原则上都要出庭，证言要接受质证，证人出庭作证，审判人员要告知其应尽的法律义务和承担的法律责任，要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4、对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的被告人，人民法院一般应尽量为其指定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以避免只听一面之词而影响公正判决。新的刑事庭审方式是在总结了国内外成功经验基础上制定的，为公正、及时审理刑事案件找到了好方式，刑事审判人员应尽快熟悉它、掌握它，以使新的审判方式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
严格执行刑诉法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穹）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和完善。修改刑诉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发展和进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需要。新刑诉法从立法精神到具体条款的规定，都更加有利于惩治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对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有着重大意义。
一、充分认识新刑诉法对加强检察工作的重要意义
新刑事诉讼法总结了我国16年来的司法实践，借鉴了国际上刑事诉讼发展的成果。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进行刑事诉讼，也更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在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加强了检察机关四个方面的职能：
1.加强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新刑诉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案件的范围，与原刑事诉讼法相比，更加清楚、明确，并且对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职权在法律上明确化了。这样规定有利于检察机关集中力量搞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有利于开展反腐败斗争。二是新刑诉法同时规定，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这是加强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又一体现。三是新刑诉法扩大了人民检察院使用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的权力，完善了有关规定。对这些规定，检察机关一定要学懂、弄通、会用，充分行使刑诉法赋予的权力。
2.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修改后的刑诉法放宽了逮捕条件，审查批捕的工作量加大，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错捕，关键在于能否正确理解刑诉法修改后的逮捕条件，尤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一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行为；有证据证明该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同时，对证据本身的质和量必须有一定要求。从质的要求上讲，证据必须确实，从量的要求上讲，证据数量要足以证明，孤证不能作为逮捕的依据。这时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
3.加强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的权力。公诉权包括提起公诉权、不权和撤诉权。关于提起公诉权，这次修改刑诉法，对庭审方式作了重大改革，庭前审查由实质性审查变为主要进行程序性审查，强化了庭审功能。检察机关不仅要指控犯罪，还要展示证据，运用证据证明犯罪，在法庭上展开充分的辩论，来确定犯罪的证据和事实，代表国家指控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刑诉法加强了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职权，但也加重了提起公诉的责任。关于不。这次刑诉法修改，扩大了不的范围，不再使用免予。规定了不的三种情况，一是绝对不，即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的，应当不。二是相对不，即原来的免予范围转为不，即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不。这种情况下不能再给被不的人定罪，这是一个较大的修改。为保证不的正确适用，避免原来免诉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作出不决定的案件在程序上必须报经检察委员会决定。
三是存疑不，也即经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条件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的决定。对存疑不，如果发现新的证据，符合条件的，可以撤销不决定，提起公诉。
4.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权。刑事诉讼法在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同时规定了立案监督、逮捕执行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的具体方式，所有这些规定都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立案监督。为正确、充分行使刑诉法关于立案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同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如果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不属于此类案件的，发出通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案件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总之，刑事诉讼 法的修改，加强了检察机关的各项职能，为新时期开展检察工作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武器。各级检察机关要不折不扣地严格贯彻执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
二、转变执法观念，推动检察工作全面发展
严格执行新刑诉法，首先需要转变和提高执法观念。一是要树立依法履行法律监督的观念。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是检察工作的根本要求。要加大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法律监督力度。二是要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的诉讼观念，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三是要树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观念，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执法活动置于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保证司法廉洁公正。四是要树立效率的观念，快侦快诉。五是要树立文明执法、文明办案的观念，做到不仅要保障公民，而且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通过转变执法观念，推动和促进检察机关的全面发展。各地检察机关对新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检察机关的问题要注意加以研究，特别是围绕如何提高侦查水平和侦查能力，如何提高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决定逮捕的工作效率，如何提高公诉水平，如何将法律监督落到实处等问题进行研究。
当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要制定好实施刑事诉讼法细则。制定实施细则，要遵循以下四个指导思想：一是《细则》的规定要不折不扣地忠实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不能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二是通过制定《细则》，保证充分行使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为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提供明确的、具体的、完备的操作规程。三是根据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解决好三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协调与衔接。四是《细则》的规定要有操作性，用好、用活法律规定，把法条规定具体化，便于全国检察机关统一正确实施。
努力提高律师的刑事辩护素质
（司法部副部长 张耕）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发展。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在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标志着我国的律师工作，特别是刑事辩护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既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又参考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对刑事辩护制度作了许多重大的修改和完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强化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大大提前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之日起，律师就可担任辩护人。同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做了重大修改，强化了辩护律师举证、质证的职能，规定在公诉案件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有权向法庭出示物证，以支持自己的主张，并可以对案件情况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这些规定，使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提高，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良好形象。
二是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可以向证人、有关单位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法院调查取证，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等等，这些规定无疑为律师顺利地参与诉讼，履行其辩护职责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三是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上第一次明确确认律师法律援助制度。依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发展。
四是增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违法责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强化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权利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律师违法的责任，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律师队伍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使其严格依法履行职责。
由此可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重大修改，意义十分深远。它既使律师刑事业务的领域广阔了，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扩大了，为进一步加强律师刑事辩护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又对律师的素质和律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广大律师和律师管理工作者都要加强对这部法律的学习，掌握其基本精神，并在实践中严格贯彻执行。
一、要提高认识，更新思想观念。首先，要增强全面做好刑事辩护工作观念。每个律师要充分认识做好刑事辩护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重经济案件，轻刑事案件的倾向。要看到，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律师不仅有权为被告人提供辩护，还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在新的庭审方式中律师不仅要进行一般的辩论，还要进行举证和质证。这就要求律师应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强的责任感，要积极做好刑事辩护中的各项工作，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其次，要增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观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始终体现了更好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利既是法律赋予律师的神圣职责，也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尽职尽责地维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再次，增强严格依法办事的观念。新的刑事诉讼法在扩大律师权利的同时，增强了律师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对律师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每个刑事辩护律师都要正确行使诉讼权利，认真履行诉讼义务，严格依法办事，做到忠实于国家法律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高度统一。
二、要大力提高律师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水平和执业修养。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对律师综合素质是一个全面考验。在新的形势下，律师要高质量地开发诉讼业务活动，充分履行刑事辩护职责，就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技能、职业道德水平和全面修养。一是要不断提高律师的政治素质。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良好的政治素质，主要应体现在忠实于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利益上。律师的一切活动都要坚持和执行社会主义法制，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与维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要切实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和业务技能。应当看到，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律师对其在侦查和审查阶段以及庭审方式改革审中如何开发业务活动，还缺乏应有的经验。因此，对每一个律师来说，在业务知识、办案技能方面都有一个重新学习、提高和适应的问题。一方面律师要加强自身学习，改进知识结构，提高业务水平，要不断总结工作经验，掌握新的工作方式，努力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灵活的应变能力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另一方面，律师管理部门要根据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抓紧对律师进行专业培训，全面提高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能力。要引导律师向高层次、专业化方向发展，努力培养一支在国际、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的刑事辩护队伍。三是要进一步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要与司法人员有更早和更长时间的接触，而且要与侦查人员接触，还要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接触。这就要求律师要特别注意履行法定义务，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得泄漏国家秘密，不得行贿司法人员，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不得威 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不得有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为了促使律师正确运用诉讼权利，认真履行诉讼义务，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强化对律师队伍的管理，加强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充分发挥其监督职能。对在诉讼中违反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法定义务的律师，一定严格依法查处，决不姑息迁就，以树立律师队伍的良好形象，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三、要尽快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为了做好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需要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制定相应的规章和具体的操作规则。比如，关于律师提前介入的问题，就需要与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范，明确在侦查阶段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具体内容、帮助的方式、程序以及律师的权利、义务等。又如，法律援助问题，同样需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法律援助的对象、方式、程序、机构设置和法律援助基金的来源与管理等作出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刑诉法的修改内容进一步规范化、具体化，进而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要加强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研究工作，以便为贯彻执行这部法律，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刑事辩护制度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四、要加强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协调与配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既各司其职，又都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职责。修改后的刑诉法进一步科学界定了律师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强化了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职能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同公检法机关的协调与配合显得尤为重要。当前，要尽快在律师和公检法机关之间建立协调与配合的工作机制，以便在新的诉讼模式下更好地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和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共同实现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五、要切实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在实施新的刑诉法过程中，要特别尊重和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律师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使律师依法执业得以顺利进行。
加强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陈光中）
全国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于3月17日顺利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法的决定》（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新里程碑。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既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又加强了人权的保障，特别是后一方面的步伐相当大，成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个突出特色。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人权保障的加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人民法院依法统一行使定罪权，取消免予制度
对公民的定罪处刑，事关生杀予夺，不可不严肃对待。现代法制国家，都规定只有经过法院依法定程序审判，才能对公民确定有罪。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刑事诉讼法也规定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因此公民有罪应当经过人民法院审判加以确定。但是原刑事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免予制度，即“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被免诉的公民在法律上定为有罪，与法院判决有罪有同等效力。这就使得定罪的权力不统一和缺乏高度的严肃性，并导致司法实践中产生过多使用免诉的弊端。为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同时取消了免予制度。考虑到便宜主义有利于体现刑事宽大政策，有利于轻微犯罪者的改造，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又将免诉的条件纳入不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类案件经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后，被不的人在法律上作为无罪对待。这显然更符合法制原则并加强了人权保障，而且第12条的规定，与西方无罪推定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即“任何人未经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均不得视为罪犯”，其精神是一致的，也可以说，第12条是根据中国国情吸收了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
二、完善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是科学的，可行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根据国务院法规采用行政强制措施——收容审查来对付身份不明的流窜嫌疑犯时，往往扩大收审对象，延长收审时间，导致以收审代替拘留、逮捕，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有鉴于此，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决定取消收审制度。为了防止因取消收审而削弱追究犯罪的力度，又将原收审的对象列为刑事拘留的对象，从而妥善解决了这个久议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另外，过去由于监视居住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工作人员采取监视居住时，往往成为变相长期拘押。针对此种情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第57条）。这就明确了监视居住不是拘禁，而只是在通常情况下，不准其离开自己的住所，并规定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第58条）。
三、律师提前参加诉讼，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能够充分行使辩护权，是衡量刑事诉讼是否民主的重要标志。而律师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则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基本保障。正因为如此，修改后的刑事诉法改变过去被告人在法庭审理时才可以委托辩护人的作法，允许在侦查时就可以委托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在审查和法庭审理时，则可正式聘请辩护人。
还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以及可能被判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34条）。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加强保障，还体现在吸收西方无罪推定的精神，确定了罪疑从无的原则。即规定：对犯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在审查时可以作出不的决定（第140条），在法庭审理时则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162条）。这比原刑事诉讼法对此回避规定，导致不少疑案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长押不放，在人权保护上无疑是一大进步。
四、明显改善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利保障
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利害关系是对立的，双方的诉讼权利保障构成了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忽视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不适当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的同时，对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也予以很大的重视。原刑事诉讼法把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作为一般诉讼参与人看待，而修改后则把他定位为当事人，赋予他及其法定人有申请回避权；一审法庭审理时，公诉人宣读书后，被害人和被告人一样可以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经审判长同意，可以向被告人讯问，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对一审判决不服，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在二审程序中如果不开庭，合议庭也必须事先听取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事人的意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范围，规定自诉案件不仅包括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还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这就有力地加强了被害人追究犯罪的权利。对被害人诉讼权利如此之重视，实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所鲜有。
此外，第一审程序的改革和第二审程序的完善，也有利于加强司法人权的保障。当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某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死刑复核制度等。但总的来说，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的确令人鼓舞，也得到了海外人士的普遍好评。
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着力加强人权保障，决非个别立法决 策人的心血来潮，而是适应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的客观需要，体现了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方针，也是国际上人权斗争的需要。因此只有掌握刑事诉讼中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有力武器
（公安部纪检书记 罗锋）
第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并重新公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推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过程迈出的新的重大步伐。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和新的刑事诉讼法公布后，公安部就召开了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对公安机关实施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部署。目前，各级公安机关在按照公安部的要求，认真做好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工作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是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会议强调，要把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修改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迈出的新的重大步伐，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认真总结我国刑事执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惩治犯罪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实际需要，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善，更加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同犯罪作斗争的职能作用，依法准确、及时地严厉打击犯罪，强有力地遏制犯罪活动，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同时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公安机关是国家重要的执法机关，人民警察是国家重要的执法力量，担负着惩罚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执行国家刑事法律的任务；也担负着国家治安管理和有关行政管理，执行国家行政法律的任务。而刑事诉讼法正是公安机关打击刑事犯罪的基本法律依据，是我们做好公安工作的重要法律武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加大了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制约，如取消了收审，律师提前介入，加强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等等，也更加有利于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刑事执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于进一步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纠正执法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公安机关的廉政建设，克服执法中的腐败现象，改善执法形象，密切警民关系，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5篇
杨怀瑾（1983―），男，汉族，河南驻马店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1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
摘 要：“徒法不足以自行”，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人们关注的是这部基本法律在实际运行中的效果，纸面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需要严格公正的司法。当然，表面的司法效果体现的是内部的司法权的配置，这些权力布局的背后充满着权力的博弈，而且这些权力的博弈肇始于立法阶段。立法的目标应当是更好的保障人权，规范并限制公权力。透过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表象分析其中的立法本意才是每个关心刑事司法的学者应当做到的。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 强力机关 博弈 权力分配 制衡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一、引言
立法是一个权力博弈的过程。①刑事诉讼法规范的是公检法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程序和规则，它不仅承载着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更要限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恣意伤害，因而又被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公民权利保障的小”。刑事诉讼法修改关系到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军队等，另外还有学者、律师等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均衡。通过研读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可以管窥强力机关在立法中的权力博弈。
二、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背景
（一）国际背景
这些年，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完善，基本确立了被《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认可的国际刑事诉讼准则，即公开审判；独立审判；法庭中立；无罪推定；及时告知被控罪名和理由；保障辩护权；法庭上公平质证；避免不合理的拖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向上一级法院上诉的机会；刑事错案赔偿；免受双重危险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刑事法律发展也必须体现对外符合世界潮流，对内顺应民意，方能契合中国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二）国内因素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变： 2001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修改《宪法》增加“依法治国，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内容；2007年制定《物权法》；2008年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居全球第二。
当前，我国社会日趋分化，作为社会细胞的单位家庭越来越小，公民缺乏宗族、单位、阶层、社团的组织化保护。因此，如何设定合理的规则，加大人权保护力度，应该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旨归。
三、修法中的权力博弈
有“小宪法”、“人权”之称的刑事诉讼法，因为涉及多家执法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安排，被业界认为是最难修改的法律。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各个参与机关历经多年较量，终有成果。比如公安机关做出了难得的“警察出庭作证”的妥协，检察院争取到了秘密侦查权，法院得到庭审前对案件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利，司法行政机关强烈要求与公检法“三法司”并驾齐驱；相形之下，代表民间力量的学者和律师声音弱小。
立法似乎体现了“丛林法则”，以公检法为代表的强力机关的权力继续扩充和以律师、学者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的持续萎缩形成对比。刑事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应是国家追诉犯罪过程中公权与私权的分配与制衡，但法律虽显现出某种立法对私权的重视，但更多的却是维护公权力的强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侦查权继续扩大
增加了公安、检察部门的窃听权，窃听内容可以作为证据指控犯罪嫌疑人，而且县级以上（含县级）公安局长就可以批准窃听。这意味着多种技术侦查手段将广泛使用于刑事司法。如何保障公民的隐私权，法律的平衡是不够的。相反，法律默认了现实中一些非法行为，如将犯罪嫌疑人羁押于指定的非羁押地点，名为监视居住。强制措施没有得到有效约束甚至加重。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原本规定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这次修改则将上限延长至二十四小时。逮捕的条件仍是“可能判徒刑以上”，这使得实践中高达80%多的逮捕率将很难下降。原本未被赋予技术侦查权的检察机关终于遂愿，技术侦查期限可长达3个月，且可申请延长。将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称呼变为辩护人，但是，涉及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要经过批准。实践中，大多是不批准。这类案件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权利消灭了，既不利于保护人权，也无法钳制侦查机关刑讯逼供。
众望所指的刑事被追诉人“沉默权制度”未得到确认：尽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如此，必将导致形式上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毫无实际意义。特别应引起人们警惕的是，还允许公安、国安等部门使用监听窃听等技术侦查手段，以后公权对私权的监听、窃听取证将合法化。②
托克维尔说，平衡社会原子化的方法是公民结社。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法制保护，需要对国家公权力进行限制，以强大的国家资源对付原子化的个体，犹如以石击卵，公权力胜券在握。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更应强化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只有跟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方能体现我国法治的进步。
（二）庭审方式的退步
1996年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是引入对抗式庭审模式，避免法官因提前阅读全部案卷，形成先入为主、先定后审、主观臆断的情况。在对抗式的庭审中，法官不提前了解案情，才能在法庭上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质证、辩论，从而有效地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
此次修改规定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要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法院。据说这一修改意见主要来自于法院系统，理由一是便于法官审理案件，二是便于律师阅卷。从便于法官审理案件角度做出这项修改，是一种倒退，回到了1996年以前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老路上。既要保证公正审判又要保证律师的阅卷权，最可行的是公诉机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
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使“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的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难以确立。在理想的刑事诉讼模式中，侦查是为服务的，侦查要服从于；另外，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关于“人们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规定，导致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主要监督审判而非侦查。因此，必须考虑从宪法层面进一步限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最终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这一任务，单单依靠修改刑事诉讼法显然难以完成。
控辩双方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地位，破坏了刑事审判的对抗模式，让刑事诉讼法中保障公民权利的规定流于纸面。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么上帝才能辩护。”刑事诉讼法的作用在于调节控辩审三方的平衡关系，要做到有效辩护，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权利、手段上就必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和平衡。③
（三）侦押不分方便违法取证
为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针对呼声较高的“侦押”分离要求，有人设想把公安机关掌控的看守所、拘留所等羁押机构转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最终未果。从遏制刑讯逼供的角度看，侦押分离是可行的。
四、民间力量的边缘化
虽然与刑事诉讼法密切相关的利益群体是刑事辩护律师，但是被邀请参与讨论法律草案的律师并不多，律师无缘接触这一立法过程。刑事辩护是律师最有价值的业务，因为它与人的自由和生命相关。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律师因“辩护人伪证罪”身陷囹圄，越来越多的业界精英弃绝而去，使我国刑辩率屡创新低，已伤及司法公正与基本人权的保护。这个律师业务的皇冠，在三十多年的法制恢复与建构过程中，从未像现在这样黯淡。
比如，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可行使的范围在刑事诉讼法草案中都比律师法缩减。司法鉴定权，嫌疑人一方仍无启动权，依然“被鉴定”。讯问时同步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是遏制刑讯逼供、规范和限制侦查权的基本制度，由于侦查机关强烈反对侦查阶段律师在场，结果只保留了一项。
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的权利在实践中遭到侦查部门强力抵制，形同虚设，加之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处于“日趋恶化”状态。据统计，当前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不到27%，全国各地刑事辩护数量逐年锐减，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律师拒绝参与刑事辩护的局面。一个严重后果是，辩护律师不敢去调查取证，而调查取证是律师辩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辩护人相比于侦查和公诉机关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在无法界定律师正常职务行为和“威胁、引诱”的界限时，刑辩律师往往处于危险境地，80%的涉嫌律师伪证案件疑似“报复性执法”，而办错案假案的司法人员无需负任何法律责任，无形中纵容了司法人员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④
学者、律师曾要求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修改，法律不能不仅仅规范律师，还应当规范侦查人员和公诉人员。显然，公检法内部经过考量和博弈，在某些具体条款上各家适度让步，换个名称，寻求平衡。这也表明在重大争议问题上强力部门博弈后的“折中”思路。
上述条款的影响有：一加剧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失衡；二助长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性报复，恶化控辩双方的关系；三对律师事业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消极作用；四对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有害无益。
五、总结
刑事诉讼法是涉及公权力的重要法律，它的修订涉及到公、检、法和律师等各方利益格局调整，前者代表公权力，后者多象征私权利。总体而言，本次修改在细枝末节上小步前进，在关乎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和公民人权保护方面踯躅。
总之，刑事诉讼次修改应该更多体现为对程序法治的完善。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没有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就很难保证。程序法修改亦是对公检法部门的权力再分配，必然撼动公检法各部门的实体利益。因此，只要公检法权力博弈格局不变，只要法律没有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刑事诉讼程序优先”价值理念的建立便会任重而道远。
注解
① 按照博弈论的定义，博弈是指在一定规则的约束下，基于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条件，各参与方依靠所掌握的信息，选择各自策略或行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成本最小化的过程。
② 参见《参与者否认刑诉法修改草案是“警察系统的全面胜利”》，2011年09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
③ 见《当前刑诉的热点问题》，载陈有西学术网，2011年09月17日。
④ 以重庆李庄案、广西北海案等为代表的律师涉嫌“辩护人伪证罪”的审判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刚开始显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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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6篇
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与中断
古罗马的时候就有律师制度的雏形，但在中国数千年漫长的历史中，我们只能看到讼师的背影。中国封建社会的讼师只能给人写状子，在法庭上是没有地位的，与近现代意义上的律师根本不是一回事。
中国开始有律师活动要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取得很多治外法权，外国的律师开始渗透深入到中国，尤其是在上海、天津等沿海大城市，有大量的外国律师在活动。当时外国律师在中国活动范围比较广，包括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李鸿章就聘请了一个美国律师为法律顾问。后来，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候，中国政府竟然聘请一个日本律师为法律顾问。可以说，律师在中国的最早活动是带有耻辱性和侵略性的。
中国真正有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始于清末。1906年，法律大臣沈家本主持起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并于1910年颁布。这个草案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有聘请辩护律师的资格。
1911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后，律师制度沿袭了下来，并得到一定发展。不过，辛亥革命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一直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谈不上法律、秩序、民主。因此，律师制度总的来讲只不过是一些点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不能否认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律师界还是出了一些杰出人物，如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董必武、为维护工人阶级基本人权而惨遭杀害的劳工律师施洋、著名民主人士史良。
随着政府败退台湾，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律师制度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废除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根据上述规定，旧中国的律师制度就随同旧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废除了。有的地方公告，明确要求旧律师及讼棍停止非法活动，出庭辩论不准延请律师、讼棍为人。1 950年12月21日，针对社会上还有一些旧律师和讼棍在积极活动，产生了一些问题，司法部又发出《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重申私自从事律师业务的非法活动应该予以取缔。1952年开展司法改革运动时，更是发动群众深入揭露“黑律师”的非法活动与危害。
旧的律师制度被废除，新的律师制度开始酝酿。1949年10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建立，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律师史良担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史良对律师这个环节很重视，上任之初就提出要建立律师制度。她在1950年7月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所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的律师工作与公证工作”，并把它作为“当前的主要工作”中的一项工作。
不过，那个时候共产党刚取得政权，百废待兴，律师制度显然不是当时大家关心的问题。史良的建议没能得到各方响应，未引起重视。而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我们还需要律师制度干什么呢?!这段时期，有少数大城市的人民法院建立了公设辩护人室，对建立律师制度进行探索。但公设辩护人一般只是在审判一些重案、大案时，才参与辩护，形式大于实质。从全国来讲，仍未建立与推行新的人民律师制度。
1953年，我国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和发展，试建律师制度的工作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4年7月31日，司法部发出《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定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沈阳等大城市试办人民律师制度。同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第76条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9月21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还进一步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可以委托律师为他辩护……”
针对社会上尤其是法院工作人员当中对律师制度的一些非议，1954年11月，彭真指出：“有的法院同志认为，实行辩护制度太麻烦。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从全国发生的错判数字可以看出，我们过去的审判工作并不很高明，实行辩护制度有利于避免错案。”后来，在党的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发言指出：“律师制度是审判工作中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可缺少的一项制度……应该逐步建立起来。”
1954年，司法部成立公证律师司，第一任司长是王汝琪同志，负责新型律师制度的创建工作。谭文玑回忆：“当时除了我这样的年轻人，有不少同事是解放前读过法律专业，后来又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家都很有朝气，工作积极，律师制度的筹建工作进展很快。”
到1955年，律师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天津等26个大城市开展。根据试点的经验总结，1956年1月10日，司法部正式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7月，国务院批转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对律师的性质、组织、任务、条件等问题作了一系列规定。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律师制度在全国已经初步建立起来。
新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以当时的苏联为仿效对象，其主要特点是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统一领导，统一工作。除了少数是刚从法律院校毕业出来的担任学习律师外，大多数律师是从公、检、法系统调来的。当时还规定，律师经费要逐步实现自给自足。
新的律师制度特别标示为“人民律师制度”，以区别于旧律师制度。当时，律师的职业道德和办案作风好，对当事人热情，清正廉洁，收费低廉，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每天都有很多人要求请律师。有的委托律师民事案件，有的聘请律师作刑事辩护，更多的是法律咨询和请求律师诉讼文书。法律顾问处因为律师数量有限，只能实行像医院看病那样的每天早晨事先挂号的办法。有的当事人为了请到律师，天未亮就到法律顾问处门口排队等候挂号。
1956年六七月间，由冀贡泉、徐平等28名律师组成律师辩护团，为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公开审理铃木启久、藤田茂等日本战犯出庭辩护，效果良好。这些日本战犯对律师为其辩护，一再表示感谢，认罪服法。
到1957年6月，全国已经有19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成立了律师协会筹备会，法律顾问处820个，专职律师2500多人，兼职律师350人，各项业务较快发展起来。
1957年6月24日至7月3日，第二次全国律师工作座谈会召开。除讨论《律师暂行条例(草案)》、交流律师工作经验外，会议提出，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和中级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顾问处一般都已经建立，接着要考虑在一般市、县筹建法律顾问处。
不幸的是，这次座谈会还没有开完，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反运动又把律师制度硬拉回到原来的起点。由于我国封建主义思想遗毒比较深，一些人或出于对律师辩护工作的误解，或是出于“左”倾思想的作祟，主张彻底废除“这种妨碍办案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当时比较普遍和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律师依法执行职务为刑事被告人辩护，指责为“丧失立场”、“敌我不分”、“为犯罪分子鸣冤叫屈，开脱罪责”；认为律师“吹毛求疵”，“蓄意捣乱”，“在大庭广众面前同公、检、法唱对台戏”。不少律师被无辜打成。有些律师虽然没有被划成，但大都被视为“思想偏右”、“不可信用”的人被陆续调离政法部门，不得不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由此，人民律师制度被迫中断。1959年，随着司法部被撤销，各地管理律师工作的机构也基本被撤销，这是法制建设的一场大灾难。
经过这番劫难，只有少数地方留下了法律顾问处筹备委员会的牌子，这也仅仅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告诉外国人我们中国有律师。比如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筹备委员会就只留下5名律师。外国人来旁听案子时，这5名律师就出来“表演”，其他时间这5个人在法院门口接待室做接待。
由于律师制度遭到否定，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不到保障，法院审理案件也就出现了纠问式为主的不正常的局面。这种诉讼方式后来为、“”在十年浩劫中大搞封建法西斯，制造冤假错案开了方便之门。
新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
“”结束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重返工作岗位。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在一个没有建构起完善的法律框架的国家，为一个受冤屈的人进行辩护有多么重要。在“”中被关押9年，复出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彭真说：把咱们关起来的时候，要是有人给咱们辩护该多好啊!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拨乱反正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拨“”中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之乱，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和保障公民权利。为适应这种要求，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刑事诉讼法》和同时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都明文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可委托律师辩护。七部法律刚刚通过，彭真就在对公、检、法人员讲话时指出：“所有案件都要允许被告辩护，本人可以辩护，近亲属可以辩护，律师可以辩护，所在单位和人民团体也可以派人辩护……这样，冤案、假案、错案就不容易发生，发生了也比较容易发觉和纠正。”所以，恢复律师制度成了当时法制建设的一项当务之急。
1979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起草律师条例，很快形成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彭真对律师制度重建工作很重视，批示“在京、津、沪、广州试点”。各地按照实际情况，参照该条例稿试行。不要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公布该条例后，才开展工作。
1979年9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司法部，任命魏文伯为司法部部长。这样，撤销了整整20年的司法部得以恢复重建。紧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10月31日，中央组织部在《关于迅速给各级司法部门配备干部的通知》中，提出配备的重点就包括律师在内，并指出律师要配备处级或者科级干部。12月19日，司法部发出《司法部有关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当前首要的是抓紧时间，先把大、中城市的法律顾问处建立起来，迅速开展工作。”
沈白路回忆：“1980年3月，我被调到司法部公证律师司工作。当时司里有十来个人，老司法部搞律师工作的同志差不多都回来了，第一任司长还是王汝琪。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和老同志一起干。这些老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恢复律师制度充满信心。他们在‘’的时候大都被折腾得很惨，因此有切身体会，一定要把律师这种代表民主和进步的制度建立起来。大家整天研究这个事，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干得热火朝天。特别是王汝琪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情况，抱病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律师界一致公认和好评。”
在恢复律师制度的过程中，一些地方走在了形势发展的前列。1979年初，即司法部重建前，黑龙江省呼兰县就配备了律师，开始承办刑事辩护业务。继而北京市、上海市和黑龙江的大庆、哈尔滨及四川的璧山等七八个市、县，也先后恢复了律师组织，开展起部分律师业务。广州市因办理涉外案件的需要，早在1977年9月就设立了律师代办处，这是恢复律师制度的先声。我们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社会对恢复律师制度的迫切需求。此后，各地陆续调配一些适合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组建律师业务机构。到1980年10月，全国已有河南、陕西、山东三省成立了律师协会；北京、天津等17个省、市成立了律师协会筹备会或筹备领导小组；全国共建立了381个法律顾问处，共有专职律师3000多人。
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法律出台
司法部恢复建制后，律师条例的起草工作就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转由司法部具体承担。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委员们考虑到律师制度还不为人们所了解，需要一个宣传教育的过程，而且律师队伍也需要有一段准备筹措时间，所以通过决议，把《律师暂行条例》开始施行的时间规定为1982年1月1日。
《律师暂行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法律，也是世界上最简明的律师法律。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为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法律依据，具有非常积极的历史意义，比如，它明确规定，律师负有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法定职责，进行业务活动，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实际上是明确了律师的任务和活动原则，为反斗争时给律师强加的种种罪名翻了案。
《律师暂行条例》最大的特点，是基本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的做法，明确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受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组织领导和业务监督。”沈白路回忆：“当时，法律顾问处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从上到下要设到区、县这一级。每一层次的法律顾问处，是什么级别，有多少编制，都是有
政策文件明确规定的。律师享受政法干警的工资待遇，走的是国家干部级别。有的律师名片上往往还会印上诸如‘处级律师’、‘科级律师’这样的头衔。这现在听起来都有点可笑的问题，当年确确实实存在。那个时候的律师吃公家饭，和做国家干部没有什么区别，有的甚至还可以穿警服，协助公安人员带手铐押犯人。”
应当说，这种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基本还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产物，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来讲，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对提高律师的地位，保障律师的权利，促进律师队伍建设，起了积极作用，甚至相对于今天的律师制度来讲，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优势。谭文玑回忆：“1980年初，我回到司法部，在王汝琪司长领导下参与恢复律师制度的各项工作。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我们有了一点经验。大家有一个共识，不能搞西方国家的那种律师，我们的律师必须是国家干部，遇到麻烦可以顶一顶。律师出庭可以为犯罪嫌疑人辩护，这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普通不过的事务，但那时候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在很多地方还是惊世骇俗的，搞不好就会被人指责是‘为坏人辩护’。有干部编制才能调来人，没有人怎么建立律师队伍啊!当时从法院调一些人来，从大中学校调一些人来，待遇和国家干部一样，只不过干的是律师这一块工作。不然，谁敢出去辩护，干这种走钢丝的活儿?刚刚经历了这么多政治运动，大家都是心有余悸啊!当年，法官、检察官是干部，我们律师也是干部，打起交道来比较方便，和今天相比当年这方面情况要好很多。不管是看案卷、与犯罪嫌疑人见面，还是法庭辩护都是如此。后来，随着开放搞活，慢慢地律师就不仅仅是法庭辩护了，经济案件、民事案件越来越多。但因为编制、经费限制，律师队伍无法大发展。而且涉外案件也开始出现，外国人觉得律师是国家干部，怎么能给我服务呢?可以说是本能地不信任。由于这些现实的要求，律师制度又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改革，一步步创新，走到今天。”
恢复律师制度后的第一次大型亮相
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在北京进行的一场世纪审判吸引了全中国甚至世界的目光。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集团10名主犯的审判。在这个历史性的画面上，戏剧般地出现了另一群人的身影，他们就是中国律师。这些人似乎从来没想到，他们这个曾经消失了20多年的特殊群体，竟是以这种惊奇而恢弘的方式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这是恢复律师制度后中国律师第一次大型亮相。
就在两三个月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刚刚获得通过，“两案”指导委员会审时度势，认为审判中应有律师参与。第一个赞成律师辩护的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当时中央的精神，主要就是要让群众知道，无法无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严格依法办事。还有一点，我们既然要执法，我们在法律面前应当能够做到一律平等。基于这些考虑，中央下决心要找律师进行辩护。
司法部根据“两案”指导委员会的原则批示，提出了筹建“律师小组”的设想，经过公证律师司的多方物色、遴选，最后确定上报“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下称“两案办”)备案的律师共17人。
按照司法部要求，韩学章、马克昌、张思之等17名律师，于10月11日以前全部到达北京。办公地点设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后因保密原因，律师们又移到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沈白路回忆：“根据司法部领导的分工，‘两案辩护律师小组’由陈卓副部长分管，具体工作由王汝琪司长负责。陈副部长主持，召集这些律师开会。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些律师认为他们能被选上，体现了组织上的信任，感到很光荣。同时也有顾虑，老百姓对‘’恨之入骨，骂得很厉害，还要为他们辩护，会不会又被人误解为‘替坏人辩护’、‘充当帮凶’?!还有就是违心。他们这些律师全是挨过整的，深受‘’的苦，现在让他们为“”辩护，真是感到很违心。但为了社会进步，为了法治，他们还是鼓起勇气，承担了律师的责任。”
经“两案办”审查同意并报彭真圈阅的《辩护工作方案的建议》，其中关于“辩护的原则”方案规定4条。律师小组正式成立后，王汝琪又提出了4项要求，即不搞单干、要谨慎、把问题想周全、严格保密，报经“两案办”批准下达，实际上是司法部既定原则的补充。
1980年10月18日，律师小组得到《书》的未定稿。根据这份材料，开始有了如何进行辩护工作的设想。律师小组首先草拟出《律师会见被告人应注意事项》，接着又提出了《会见被告的原则、步骤与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报“两案办”批准的这两份材料，都经由司法部顾问、老法学家贾潜修改，说明上上下下对律师的活动非常慎重。
在律师的努力下，吴法宪书中的60条罪行被减为48条，李作鹏的两条重大罪名也被抹去……
虽然留有很多遗憾，也遭受了许多非议，但办理“两案”的律师恪尽职守，尽力而为，他们在种种局限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定要载入史册!
“两案”审判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开创了拨乱反正以来依法办案的崭新时代。从那一刻起，也同时向世界宣告，中国恢复了律师制度!
中国律师制度从建立、中断到恢复，都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律师制度中断是因为许多律师被打成分子，律师制度恢复是因为“”中许多老干部被打倒，复出后要拨“”之乱。现在回过头来分析，这种说法有道理，符合历史事实。但我们进一步分析，根本原因不在于此。新中国律师制度的演变，是同国家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确立与转变相联系的。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约5年后，才开始建立律师制度?这是因为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根本任务，是要继续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的民主改革。与这个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斗争方式只能是军事性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群众运动。如果硬要搞一套所谓完备的法律，建立律师制度，其结果只能是束缚群众手脚。直到50年代中期，我们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并在党的上，指出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强调国家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情况下，律师制度得以建立并获得较快发展。
为什么刚刚建立的律师制度会很快中断?这是因为我们对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判断出现了反复，再次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发动群众直接斗争作为处理矛盾的主要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律师制度成了必然要去掉的障碍。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7篇
关键词：侦查监督；机遇；挑战；应对措施
一、机遇：新刑诉法给侦查监督工作带来的有利条件
（一）细化了逮捕条件
新刑诉法第79条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细化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性”等五种情形；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等三种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将原刑诉法关于违反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予以逮捕修改为“可以予以逮捕”，这些修改都使逮捕逮捕的依据更加明确，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完善批捕审查程序、建立羁押定期审查机制
新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等3种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其中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第91条还规定将犯罪嫌疑人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此外新刑诉法第93条创设了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定期审查机制，虽然何为“定期”、如何审查等具体规定并未在法律中加以明确，但这一新制度已经为检察机关继续探索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延长了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的期限
新刑诉法第165条，直接规定对自侦案件中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应在拘留后十四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延长一至三日，即修订后的刑诉法将自侦案件被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决定时间提高为十七日，比旧法最长时间增加了三天。这有利于缓解针对职务犯罪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后由于异地办案而使审查逮捕时间不足的问题，缓解审查办案期限紧张的压力。
（四）办理未成年人逮捕案件的特殊规定
首先，规定了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措施的原则，新刑诉法第269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应“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次增加了专人办理的制度。该规定确立了办理未成年人审查逮捕案件，应由专人办理的制度。再次，增加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最后，规定了讯问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一方面，确立了必须讯问的制度。另一方面，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制度。
二、挑战：新刑诉法给侦查监督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一）将“尊重和保障人权” 写入刑诉法，对转变执法理念提出新挑战
刑诉法的修改，对侦查监督执法理念将产生深远影响。在刑诉法任务中“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利和其他权利”之前又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绝非同义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强调了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相对于原来规定的“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在保障人权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其意义深远、重大。
（二）逮捕条件的细化，要求加强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 对逮捕质量提出新要求
新刑诉法对逮捕质量提出新要求。当前，逮捕案件质量总体较高，但是全国的逮捕率仍处于高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捕后被不或宣告缓刑等轻刑。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看，减少逮捕还有较大空间。检察机关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要求侦查机关提请逮捕时，不仅要提供犯罪事实证据，而且要提供逮捕必要性的证据。
（三）关于职务犯罪审查逮捕决定权的配置，刑诉法并没有规定“上提一级”的问题
实行审查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客观上加强了对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同时，没有任何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成份。这样的改革不但不违背法治的精神，反而可以视为我国法治进步的标志性事件。[7]这还有利于缓解针对职务犯罪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后由于异地办案而使审查逮捕时间不足的问题，缓解审查办案期限紧张的压力。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体现了内部的有效监督。
（四）关于审查逮捕阶段如何适用刑事和解的问题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是恢复性司法理论，是指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的接触，并经过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的调节，促进当事方的沟通与协调，并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新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了明确规定，但是没有对审查批捕环节如何适用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在审查逮捕阶段可以进行，但必须予以规范。
三、应对：侦查监督部门应对挑战的措施
（一）更新执法理念，增强人权保障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监督意识
保护人权是宪法中非常重要的法律理念，刑诉法的修改充分体现了这一重要理念。我们在办案中要进一步增强人权保障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时效意识、监督意识，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客观公正、有罪追究、无罪保护的原则，对犯罪嫌疑人实行权利义务告知制度，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各项诉讼权利，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法律帮助的权利。
（二）加强逮捕必要性条件的审查，转变审查逮捕的方式，提高逮捕办案质量
逮捕条件的细化，逮捕程序的完善，要求检察机关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逮捕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要求侦查机关提请逮捕时，不仅要提供犯罪事实证据，而且要提供逮捕必要性的证据；进一步转变了审查逮捕的方式。新刑诉法规定增加了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并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可以询问证人和听取辨护律师的意见，对审查逮捕方式由类似行政审批式审查向司法式审查转变提出了新要求；关于建立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继续审查等规定，给审查逮捕工作增加了新的任务，应当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严格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新规定，进一步提高逮捕办案质量。
（三）侦查监督部门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的同时，要强化自身监督
新刑诉法要求检察机关一方面要加强法律监督力度，同时要加强对检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和制约，并且要将检察机关自身的制约与加强法律监督的重要性放在同等位置。“强化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强化自身监督是检察机关的发展之基”，要履行好侦查监督职责，必须狠抓自身监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
（四）新刑诉法对逮捕必要性已经做出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应建立相应的逮捕必要审查工作机制
逮捕是同犯罪做斗争的重要手段，正确、及时地使用逮捕措施，可以发挥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过量适用逮捕，错捕滥捕，就会伤害无辜，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利。建立逮捕必要审查工作机制对于确保审查逮捕案件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一些介于捕与不捕之间的案件，侦查机关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多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罪的证明，要求侦查机关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材料，可以引导侦查机关更加全面地进行案件侦查。
参考文献：
[1] 朱孝清：《侦查监督、公诉工作如何实施新刑诉法》，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3期。
[2] 张佰晋：《如何应对刑诉法修改对诉讼监督的新挑战》，载2012年6月22日《检察日报》，第5126期。
[3] 孙谦、童建明：《检察机关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学习纲要》，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4] 刘方：《检察环节如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2012年7月2日《检察日报》，第6503期。
[5] 孙文红：《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司法理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6] 敬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强化“五个意识”推动新刑诉法贯彻落实》，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5期。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8篇
张志忠1950年11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阳曲县西凌井乡上善姑村。这位毕业于外国语学院的农家子弟，从一名士兵一步步走上民航领导岗位，历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副总裁、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和民航局规划财务司司长，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身为手握重拳的正厅级高官却广交地产商、煤老板，最后竟被自己的“干妹妹”送进监狱。
当“朋友”主动亲近你的时候，他们亲近的是你的权力而不是你人格魅力，所以落井下石的自然是这些曾经极尽巴结之能事的朋友。2010年5月31日，刚刚卸任首都机场董事长的张志忠，因涉嫌受贿472.77万元被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检察院批准逮捕，继而成为前任董事长李培英之后，又一位落马的民航高官。
法庭上，张志忠话不多，但他的几个长短句子却给人们了极深的印象。
出庭受审起波澜：“我需要律师辩护!”
2011年的11月15日，是北方传统的供暖日，尽管这个暖冬并不严寒，但在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张志忠的亲友和律师杨旭生的脸上却冷若冰霜，他们的内心也都降到了冰点。
早上8点30分，衡水市中级法院第四审判厅里开始人头攒动，工作人员在准备开庭审理各项程序。公诉人则把厚厚的卷宗整齐地摆放在公诉席位。旁边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候审办公室里，聚集了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他们在为案件开庭审理进行简短的意见交换。看上去一切都按部就班，与任何一桩刑事案件没有两样，只等9点开庭。
让刑辩律师杨旭生颇为意外的是，开庭前，猛然涌来20多人均称是张志忠的家属，大家七嘴八舌，最后一致意见为：开庭时不让律师辩护，更有利于保护张志忠。
杨旭生没见过这阵势，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当事人家属无理取闹。
这种对峙情绪一直持续到张志忠即将上庭受审的那一刻。僵持中，在本案审判员出面调停的情况下，一名家属代表与杨旭生单独交涉。但双方刚一见面就情绪高涨，仍然达不成辩与不辩的共识。家属代表最后决绝地说：“我们的意见是即便辩护也不让你去，换人!”
杨旭生也赌气地说：“那好，开庭我不上去就行了，反正钱你们已经交了，以为我是追着你们给你们辩护似的。”
事实上，就在开庭前两天，张志忠的家属就突然告诉杨旭生，不要律师出庭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杨旭生匪夷所思。
此前，杨旭生律师和他的同事刘培甲受张志忠妻子的委托，共同为张志忠出庭辩护。为此，他们曾七八次赶赴衡水会见张志忠。杨旭生说：“通过多次会见，我们认为张志忠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也做好了充足的开庭准备。”
而突然临阵换将，张志忠的亲友又没有找新的律师，也死活不明说改弦更张的缘由。恰在这时，押送张志忠的车辆缓缓进入法院，所有人急匆匆朝着法庭走去。法官最后说：“只有张志忠本人才有是否要求辩护律师出庭的最终决定权。”
不一会儿，只见审判长大踏步迈向审判庭，法槌敲响，庭审开始。显然，张志忠本人坚持让杨旭生和刘培甲代为辩护。
而引起这场矛盾的直接原因，是家属们的一个认识误区。也不知家属中有些人从哪里得到消息，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腐败案没找律师辩护，从而得到党和组织的原谅，给予宽大处理。他们认为，如果张志忠请律师辩护，就是跟党跟组织对着干，那么罪刑只会更重，因此家属得出的结论是坚决不要律师。所以，才跟律师起了争执。
对此，审判员哭笑不得地说：“律师能为张志忠在证据取得、量刑定罪等多方面提出辩护，而这些是张志忠本人在法庭上自己做不到的。辩和不辩能一样吗?”
而当审判员就是否请律师出庭辩护，征求张志忠意见时，张志忠的回答非常简捷：“我需要律师出庭辩护!”
办公室搜出5个金元宝：“那是朋友的一点心意。”
上午9点整，当张志忠被法警押上审判席的那一刻，他特别难为情地扭头看了看旁听席上的家属们，只轻轻掠过一眼，就赶快垂下眼帘将头又扭了过去。
张志忠脸型瘦削，浑身仿佛只剩骨架在支撑。他轻飘飘坐在凳子上，对于审判长的问话，他也只轻声回答，很少作出辩驳，但却思路清晰。当审判长在公诉人宣读完几组关键证据之后询问：“张志忠，你对以上证据有无异议?”
张志忠把腰弯得更深，虽然没回答审判长的问话，但看得出，他在极力思索。直到审判长等得有些不耐烦，再次问他对上述证据听清了没有，有没有什么别的看法，他才缓慢地回答说：“就这样吧。”
在关键处深深的沉默，成为整个庭审中，张志忠不可或缺的一个表达方式。
公诉人宣读书时，提及2002年至2005年间，张志忠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某货运公司老总黄某提供航空货运销售人资格的办理和航空客运销售提供帮助。事后，2005年10月，张志忠为个人提职之事让黄某为其准备5万美元，第二天黄某将美元送到张志忠办公室。
检方认定这5万美元是张志忠索贿。张志忠在审判长那句“张志忠你对以上证据有无异议”问话之后，又陷入了沉默。法庭上此刻是死一般的沉寂。这种沉默持续了有一分钟左右，审判长以温和中透出更加严厉的声调，催问：“张志忠，您听到我刚才的问话了吗?”
张志忠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道出了习惯说的那几个字：“就这样吧。”
检方认为，除这5万美元是张志忠索贿以外，2007年底~2009年上半年，张志忠在其担任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将山西潞安矿业集团领导曹某的儿子及另外两个朋友的子女，安排到首都机场集团下属的公司工作。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初，张志忠分两次向曹某索要人民币130万元。
张志忠向曹某索要130万元时，也是说明办事需要活动费用。而在曹某看来，张志忠为自己帮忙，花钱办事天经地义。
而没办成事的周某，竟然也送来价值不菲的5个金元宝。2008年某房地产老总周某结交张志忠，当时正值金融危机，周某有意将其开发楼盘的200多套住宅及车位、9万多平米的商业用地、290多亩土地的一级开发权，打包出售给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张志忠安排下属公司与张良见面协商，但由于双方出价差距太大，最终导致合作流产。
即便如此，2009年春节后，周某还是提着一个盒子到了张志忠的办公室，以拜年为由留下了。盒子里有5个金元宝，张志忠并没有太在意，就扔在了办公室里。直到公安机关在他办公室里查获这5个金元宝时，张志忠才知道那是价值37.6万元真金铸的。
在法庭上，面对这项指控，张志忠
长长沉默之后说：“那是朋友的一点心意，我以为是工艺品。”
对此，杨旭生律师当庭辩护时也认为，张志忠当时收下金元宝时，不知道这几个金元宝价值如此昂贵，并且张志忠也没有帮助周某谋取私利，因此不能认定为受贿。
公诉人则指出，张志忠收受的那几个金元宝经鉴定价值37万元之多。而他本人作为民用航空局的司长、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手里掌管着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的权力，张志忠应该认识到这种感谢和自己的职权之间的关联。
此外，张志忠还有多笔受贿。公诉机关查明，1996年至2010年间，张志忠在担任中国民用航空局部门负责人、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货运包机和货运计划的调配和审批、机场工程项目承揽、人员工作调整、安排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72.77万元。
包机女王两次行贿：“我根本意识不到这是犯罪。”
从旁听席上望去，只能看见坐在被告席上的张志忠背影单薄，声音气若游丝，而这一切似乎在诠释他对于过往的哀叹。
对于坊间传闻张志忠与神秘的雅宝路“包机女王”魏景波的交往，以及收受魏景波两次贿赂之事，张志忠回忆说，他早在1989年就已经和魏景波相识，那时候，她还是个20来岁的女学生。
1997年初，张志忠就任民航局运输司司长不久，魏景波和丈夫邀请张志忠在北京顺峰酒店吃饭，席间，魏景波突然提出认张志忠为干哥哥。当时，面对魏景波的热情，张志忠一时难以拒绝，只好推杯换盏喝下了认亲酒。也就是在这场酒宴上，魏景波夫妇为了将这门干亲进行得淋漓尽致，拿出提前准备好的10万元存折塞到张志忠的口袋里，存折上写着张志忠女儿的名字，魏景波说：“你是我哥，你女儿就是女儿，这点钱聊表心意。”
对此，杨旭生辩护说：“这lO万元是魏景波夫妇给予干哥张志忠女儿的认亲费，并不是向张志忠请托事项的行贿款。同时魏景波夫妇在席间并没有向张志忠请托办任何事项，由此也印证了张志忠主观上不存在为他人谋利益的故意。”
此后的2001年，张志忠的妻子又收受魏景波送来的2万美元作为新房子的装修费。魏景波在证言中这样说：“临走时从我的手包拿出事先准备好的27万美金，对张志忠妻子说，大嫂，这是我和老公的一点意思，留着你们装修房子用。”
对于此举，张志忠辩解说：“那时我根本意识不到这就是犯罪。”
杨旭生也为此辩护说：“干妹妹送2万美金作为装修费，不能说是张志忠有意受贿。”
实际上，此时魏景波和丈夫手头有北京联洲国际物流和联洲航空两大公司，联洲国际物流是中国最早的莫斯科专业清关运输公司，而联洲航空是最早一批的俄罗斯包机承运商。魏景波夫妇这两大公司的发货量，曾经占到雅宝路地区对俄罗斯货运量的半壁江山。
而张志忠正是拥有货运包机架次审批权的民航局运输司长，魏景波有“干哥哥”张志忠在，她这个“干妹妹”的生意要不火都难。后来魏景波供述说：“包机数量和航次多少，决定赚钱多少，他(张志忠)使我们在生意上挣了不少钱。”
杨旭生律师接受采访时说：“交友不慎，江湖义气是张志忠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律师的辩护，公诉人当庭指出，张志忠自身有着巨大的职务影响力，拥有公司业务决策、人员工作调整、安置等权力，当这些人给予张志忠大量钱财时，有的是明确向其提出希望能够给予关照，而有的是在张志忠办事之后进行感谢。这其中均表现出张志忠利用自己手中权力，与他人进行权钱交易的愿望，张志忠每次伸手拿钱时，权钱交易的本质彼此心知肚明。
对于收受百万贿款：“我没有偏袒朋友，只是公正协调。”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张志忠一直表现出少有的沉默，主要是律师在为他辩护，当听到公诉人宣读“2006年至2009年间，张志忠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深圳市某航空服务公司在海航客运包机款的讨要、首都机场用地的协调及其朋友的广告公司广告费用的核减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五次收受林某送予的8万美元、40万元人民币、20万元人民币银行卡、10万元人民币购物卡”等罪状时，张志忠不由前后摇晃了几下，顿了顿之后说：“其他没有异议，关于协调广告费的事，我想解释一下，跟事实有出入。”
张志忠辩解道，他作为机场老总，由他出面为首都机场的广告商协调减免广告费问题，因为此事涉及机场广告经营费，是他的职责所在。首都机场开会决定，核减包括林某公司在内的多家广告公司25％的广告费。张志忠本来有权最低可以减免30％，而在对待他的朋友广告商林某，只减免了25％，张志忠强调说：“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偏袒朋友，而是出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协调。”
对此，杨旭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志忠的犯罪与其他落马官员有很大不同的地方。通常，受贿官员大多是接受请托人钱物，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然而本案中，把张志忠拉下水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日常进行感情投资，等到有事时，便水到渠成。”
公诉人则分析认为，张志忠的犯罪特点就是持续时间长、次数多、数额特别巨大，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分不清，自己到底在哪里违法犯罪了。
此种所谓朋友之谊、兄妹之情的交往，张志忠自1996年至2010年，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收受8个单位或个人的财物，共计14次。而之所以那么多人向张志忠奉上重金，实在是因为张志忠手中的权力太大，一句话或者一个签字就会让他人发大财。
从受贿数额上看，张志忠受贿总额高达人民币472万余元。而据我国刑法目前量刑标准，贪污贿赂犯罪数额10万元为“特别巨大”，张志忠单笔受贿达到和超过10万元人民币的，就有12次之多。
最后陈述：“我把金钱看的很轻，最终却栽倒在钱上。”
张志忠受贿案庭审过程持续了3个小时，张志忠的情绪始终比较平静，对于检方指控的罪行均供认不讳，只在关键处作出类似说明式的辩解，并未抵赖或者狡辩。
在最后陈述环节，张志忠缓缓地说：“在长达一年半的羁押期间，我认真总结了几十年来的工作，特别是担任中级领导干部职务20多年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几乎彻夜难眠，熬白了头。我最大的优点是忠诚和善良，最大的缺点也是忠诚和善良。正因为如此，我从来不懂得保护自己，经常被他人利用。”
在短暂的反思之后，张志忠依然用说明式的口吻辩解说：“我从政几十年来，从没损害过国家、企业、集体的利益。在与魏景波及其他人员的交往中，我没有为他们多批过一架包机，也没有为朋友多减免过广告费。”
而杨旭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志忠其实也有原则性，纵观全案，可以发现张志忠为朋友们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不当利益。当然，客观上他收受他人财物，涉嫌犯罪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为朋友真能做到两肋插刀，直到在庭审时，他听到帮过的朋友对他做了不利证言，还在嘱咐我，算了，不计较了。”
据杨旭生透露，书指控，张志忠收受林某钱物，为林某从海航集团要回2000万元债务。张志忠听了林某的证言很生气，他觉得他们那样说“与事实不符。”
庭审即将结束时，张志忠慢条斯理的话语开始变快，并且增加了节奏感，他说：“面对庄严的法律，我百感交集，悲痛万分!万万没想到，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最终落了个前功尽弃、身败名裂的下场!万万没想到，我一辈子把金钱看的很轻，最终却栽倒在钱上……”
“我和我爱人的两个亲侄子在北京打工10多年，我也没有利用职权和关系，为他们解决进京户口和安排他们到民航系统的单位工作……”张志忠在谈到家事时声音依然不高，却似乎发自肺腑，而在他身后旁听的家属们，早已泣不成声。
在经过一段长长的自白之后，张志忠最后动情地说：“大错已铸成，但我仍企盼能够得到组织和领导上的宽恕，无论法庭如何判决，我都坚信是公正合理的，我都会认罪伏法，决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说完这些，张志忠在陈述时慢慢挺直的腰杆，再一次像泄气的皮球一样蜷曲起来。而被法警押出法庭的那一刻，回望着眼含热泪的亲友们，张志忠的眼角的一滴清泪，是那么不合，那么凄凉。那一刻，张志忠头上飘散的白发，如霜后的枯草，稀疏，干涩。
2011年12月7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张志忠受贿案进行公开宣判，一审以判处张志忠有期徒刑12年。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9篇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从国情出发，在承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优秀成果、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基础上，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了社会公正，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司法制度总体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符合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和民众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司法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完善和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积极、稳妥、务实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以维护司法公正为目标，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强人权保障、提高司法能力、践行司法为民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扩大司法民主，推行司法公开，保证司法公正，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司法制度和改革进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启了中国司法制度建设的新纪元。1949年9月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奠定了新中国的法制基石。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法令，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和基本职能，确立了合议制度、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法律监督制度、人民调解制度，形成了中国司法制度的基本体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特别是“”（1966—1976年）期间，中国司法制度一度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恢复重建了司法制度，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基本法律。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伴随着社会进步和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国司法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一）中国司法制度的基本特点
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司法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开展民事、行政执行和国家赔偿等执法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在诉讼活动中，实行审判公开、合议、回避、人民陪审员、辩护、两审终审等制度。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行使权力情况接受人大监督，并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和社会的监督。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二）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原则和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显著增强，司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司法工作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行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存在的不完善、不适应问题日益凸显，需要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和发展。
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可靠的司法保障。
中国司法改革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既博采众长、又不照抄照搬，既与时俱进、又不盲目冒进；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着眼于解决民众不满意的问题，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坚持依法推进，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为依据，凡是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应在修改法律后实施；坚持统筹协调、总体规划、循序渐进、分步推进。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了以强化庭审功能、扩大审判公开、加强律师辩护、建设职业化法官和检察官队伍等为重点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和司法职业化改革。
从2004年开始，中国启动了统一规划部署和组织实施的大规模司法改革，从民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入手，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从司法规律和特点出发，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中国司法改革走向整体统筹、有序推进的阶段。
从2008年开始，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司法改革，司法改革进入重点深化、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改革从民众司法需求出发，以维护人民共同利益为根本，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线，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加强司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改革任务。目前，本轮司法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并体现在修订完善的相关法律中。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中国司法改革也将进一步深入推进。
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中国从完善司法机构设置和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完善诉讼程序、强化司法民主和法律监督方面进行改革，努力提高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
（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司法职权配置的合理与优化，直接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中国从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出发，加强司法机关内部机构制约，理顺上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审判、检察业务关系，规范完善再审程序，建立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和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些改革提高了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能力，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满足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新期待、新要求。
法院实行立案、审判、执行分立。各级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的基础上增设立案庭、执行局等机构，立案、审判和执行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负责，强化内设机构职权行使的相互制约，促进了审判权、执行权的公正行使。
规范发回重审和指定再审。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发回重审、指令再审程序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刑事案件，原则上由原审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审理。
规范完善统一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工作体制。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充分有效执行，事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和司法权威。近年来，各地法院普遍建立了与公安、检察、金融、国土、建设、工商、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密切配合的执行联动机制。法院实行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分立。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建立执行指挥中心，统一管理和协调执行工作，必要时实行提级、跨区执行。执行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执行权运行的内部制约，提高了执行工作的公正和规范化水平，有效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
改革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为有效防止错误逮捕，中国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进行了改革，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这项改革加强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工作的监督。
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是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改革前，中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着立法不完善、管理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等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2005年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实施《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确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的登记管理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再设立司法鉴定机构；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再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服务。推行行政管理与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实施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执业制度，提高了鉴定的规范性和中立性。截至2011年底，中国经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有5014家，司法鉴定人52812名。
（二）规范司法行为
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应当落实到每一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司法行为上。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司法人员司法能力存在差异、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权的行使不透明、司法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加强案件管理，有力促进了司法行为的规范化。
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为了规范量刑活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明确量刑步骤，细分法定刑幅度，明确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在法庭审理中，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辩论。人民法院在刑事裁判文书中说明量刑理由。这些改革进一步规范了量刑裁判权，保障了量刑活动的公开与公正。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2010年，中国的司法机关出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相关规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得以确立。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不同，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在以成文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下，运用案例对法律规定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的一种制度。近年来，中国司法机关选择法律适用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供各级司法人员处理类似案件时参照。案例指导制度促进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加强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加强对案件办理的管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别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加强办案流程管理和质量管理。截至2012年5月，全国共有近1400家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近1600家检察院设立了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公安机关在基层执法机构普遍配备专（兼）职法制员，对案件办理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司法机关普遍建立了案件管理信息化平台，实行网上办案、监督和考核，提升了案件办理的规范化水平。
（三）扩大司法公开
面对社会矛盾多发、案件数量大、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的状况，中国司法机关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全面推进司法公开，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
扩大公开的事项和内容。人民法院将审判公开延伸到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等各个方面。人民检察院依法充分公开办案程序、复查案件工作规程、诉讼参与人在各诉讼阶段的权利和义务、法律监督结果。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将主要职责、执法依据、执法程序、执法结果及警务工作纪律等向社会广泛公开。
丰富公开的形式和载体。司法公开从各部门分散，转变为统一的信息服务窗口集中。公开载体从传统的公示栏、报刊、宣传册等，拓展到网站、博客、微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网络新兴媒介。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和新闻例会制度，及时司法信息。
强化公开的效果和保障。加强裁判和检察、公安业务文书的说理和论证，邀请民众、专家参与公开听证、论证过程，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设立全国统一的举报电话，建立部门负责人接待日，加强司法公开的人力物力保障，确保了司法公开的有序推进和良好效果。
（四）加强司法民主
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和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同样需要发扬民主，确保公正司法。中国积极建立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社会公众依法直接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方式。2004年中国的立法机关颁布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拓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来源，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广泛选任，采用在名册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参审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除在合议庭中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享有同等权力，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各级法院还围绕陪审职责开展以审判程序、职业技能、法治理念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履职能力。
探索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2010年10月，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通过从社会各界选任人民监督员，依照监督程序对人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出现的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拟撤销案件、拟不等情形进行监督与评议。从2003年10月至2011年底，各地人民监督员共监督案件35514件，提出不同意人民检察院原拟定意见的有1653件，其中908件的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被人民检察院采纳，占54.93%。
（五）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审判、执行等司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中国将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作为改革重点，并推出加强法律监督一系列举措。
加强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和共享平台，通过审查批捕、受理来信来访、当事人投诉、社会舆论、媒体报道等途径，及时发现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线索并依法审查处理。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强化对审查逮捕、延长或者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等环节的监督。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监督立案19786件，对侦查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39432件次。
加强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判决、裁定、调解，如认为确有错误，或者发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定程序影响司法公正的，检察机关有权采取抗诉或者提出检察建议等监督措施。人民法院应在收到检察建议后一个月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
加强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法律监督。针对近年来看守所、监狱内发生的个别恶性事件暴露出来的问题，检察机关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全国看守所监管执法专项检查和全国监狱“清查事故隐患，促进安全监管”专项活动，促进依法文明监管。规范和加强派驻监管场所检察室建设，推进与监管场所的执法信息联网和监控联网，完善和落实收押检察、巡视检察等工作机制，加强对监管场所的监督。加强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活动的监督，探索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开展保外就医、看守所械具和禁闭使用情况专项检察。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监狱、看守所等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建议或者书面意见的，应当将建议书或者书面意见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监督。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等12种渎职行为，可以通过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建议更换办案人员等措施进行监督，依法惩治渎职行为，维护司法廉洁和公正。
三、加强人权保障
加强人权保障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中国的立法机关2004年颁布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中国司法机关依法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防范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限制适用羁押措施，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健全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扶制度，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等制度，努力把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落到实处。
（一）防范和遏制刑讯逼供
完善侦查讯问制度是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强对侦查讯问的有效监督、依法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中国不断完善法律，防止和遏制个别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
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
制定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并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审查和审判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的，都应当予以排除。
完善拘留、逮捕后送押和讯问制度。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侦查人员对被羁押人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结合司法机关执法信息化建设，在讯问、羁押、庭审、监管场所实行录音录像。全面推行侦查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制度，明确规定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讯问过程必须进行录音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为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辩护权而建立的辩护制度，是中国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现了国家对生命、自由等人权的尊重。近年来，中国改革和完善辩护制度，改变过去司法实践中“重打击、轻保护”的观念，积极发挥辩护制度保障人权的作用。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获得辩护。中国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才有权委托辩护人。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后有权委托辩护人。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
扩大法律援助范围。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从审判阶段扩大到侦查、审查阶段，并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范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义务。证人出庭对提高庭审质量至关重要。为提高证人出庭率，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证人必须出庭的范围，建立了证人出庭作证补助机制。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由国家财政予以保障。证人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
完善证人保护制度。对一些严重犯罪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不公开证人信息，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方式，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或者其近亲属，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保护等措施。
（三）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对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公正处理至关重要。针对律师在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活动中存在的困难，近年来，中国修改完善法律，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法律保障。
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对律师参与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应当享有的权利进行了补充和强化。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除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外，不受法律追究。这些举措促进了律师辩护职能的有效行使。2006—2011年期间，全国律师共为2454222件刑事案件提供了辩护，比2001—2005年期间增长了54.16%。
及时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查阅案卷材料和调查取证，直接关系到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辩护职能的发挥。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规定，除极少数案件外，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即可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在审查阶段，即可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辩护人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同时规定，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限制适用羁押措施
为保障社会公众安全，保障犯罪案件侦查顺利进行，中国法律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和非羁押强制措施，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为进一步规范强制措施的适用，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羁押强制措施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细化逮捕条件，严格审批程序。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作为逮捕条件的社会危险性的具体标准。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犯罪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或者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些规定有利于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准确把握逮捕条件，防止错误羁押。
建立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被羁押人的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有关司法机关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完善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制措施的解除、变更程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羁押措施不当或者法定羁押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撤销、变更强制措施或者释放被羁押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
扩大监视居住的适用，减少羁押。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将符合逮捕条件，但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以及系生活不能自理者的唯一抚养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纳入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
（五）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
看守所是中国羁押被依法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羁押机构。依法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是提升看守所文明规范执法水平的重要方面，也是保障人权的现实需要。
中国高度重视改进看守所监管水平，严格防范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改善羁押和监管条件，改善被羁押人的生活条件，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被羁押人送入看守所后七日内每日进行体表检查。被羁押人被提讯前后和提解出所及送返看守所时，严格实行体表检查制度。逐步实行被羁押人床位制，推动看守所医疗服务社会化，使被羁押人患病能得到及时治疗。完善被羁押人投诉和调查机制，建立被羁押人约见民警、看守所负责人和驻所检察官制度，及时受理、调查处理被羁押人投诉、控告。被羁押人羁押期限即将届满的，看守所书面报告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由其对侦查机关是否及时释放被羁押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进行监督。2008—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检查，纠正看守所违法羁押5473人。大力打击和防范“牢头狱霸”，在每个监室设置报警装置，在押人员被侵犯时能够及时报警；实行在押人员出看守所谈话和跟踪观察访谈制度，了解看守所有无“牢头狱霸”等违法行为；落实主、协管民警监室管理责任制，对因管理松懈，发生“牢头狱霸”致其他在押人员死亡或重伤的，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建立特邀监督员巡查监督看守所制度，特邀监督员可以在工作期间采取不事先告知的方式对看守所履行职责、执法管理等工作进行监督。2010年，看守所发生事故数量同比下降31.6%。在全国看守所推行被羁押人视频会见方式，方便家属探视。建立被羁押人的安全风险评估和分别管理制度，加强对被羁押人的心理干预。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以管理促教育，寓教育于管理之中，充分体现对被羁押人的人性关怀，帮助其重塑积极向上的人生信念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六）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保障
中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惩戒与保护并举的措施，尽最大努力促进失足未成年人回归社会。中国的法律明确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人员承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分别羁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亲属和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或询问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庭审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其宣读。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有女性工作人员在场。对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并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的决定。司法机关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作为办案的参考。审判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实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除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以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未成年人应当适用缓刑的条件，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一般累犯。截至2011年7月，全国已经建立少年法庭2331个。2002—2011年，经过各方努力，中国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基本控制在1%—2%。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下降趋势，未成年罪犯占全部罪犯的比例逐渐减少。
（七）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
中国保留死刑，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中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标准。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规定对审判时已年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一般不适用死刑，并建立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逐步减少死刑适用创造法律和制度条件。
死刑直接关系到公民生命权的剥夺，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从2007年开始，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中国实行死刑第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加强死刑复核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确保了办理死刑案件的质量。自2007年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以来，中国死刑适用标准更加统一，判处死刑的案件逐步减少。
（八）完善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和刑满释放人员帮扶制度
改善监狱执法条件，增强教育改造效果。中国努力建设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新型监狱体制，逐步实现监狱“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改革目标。监狱行政运行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等均列入财政预算，全额保障。监狱建立罪犯劳动报酬制度，实行每周五天劳动教育、一天课堂教育、一天休息的教育改造制度，加强道德、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就业技能培训，提高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回归社会的能力。2008年以来，全国共有126万名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完成扫盲和义务教育课程，5800余人获得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毕业证书。全国监狱开设各类技术培训班3万余个，服刑人员职业技术获证率达到参加培训总数的75%以上，完成技术革新近14000项，获得发明专利500多项。
开展社区矫正。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从2003年开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2009年在全国推开，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矫正机构，在社会力量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不良行为，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中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已将社区矫正确立为一项法律制度。截至2012年6月，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人员105.4万人，解除矫正58.7万人，社区矫正人员在矫正期间的再犯罪率为0.2%左右。
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教育。中国政府关注并帮助解决刑满释放人员在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生活困难且符合条件的人员，及时纳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对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但生活确有困难的，给予临时救助；对自主创业的刑满释放人员和为其提供就业岗位的企业，落实减免税费政策。据统计，2008—2011年，全国接受社会救济的刑满释放人员数量增加了2.7倍。监狱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
（九）完善国家赔偿制度
中国确立国家赔偿制度，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国家依法予以赔偿。2010年修改的国家赔偿法健全了国家赔偿工作机构，畅通了赔偿请求渠道，扩大了赔偿范围，明确了举证责任，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提高了赔偿标准，保障了赔偿金及时支付，进一步完善了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和非刑事司法赔偿制度。近年来，国家刑事赔偿标准随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金额从1995年的17.16元人民币，上升到2012年的162.65元人民币。2011年，各级法院审结行政赔偿案件（一审）、刑事赔偿案件、非刑事司法赔偿案件共计6786件；其中，审结刑事赔偿案件868件，赔偿金额3067余万元人民币，与2009年相比，分别增长16.04%、42.9%。
（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建立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制度，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生活陷入困境，特别是因遭受严重暴力犯罪侵害，导致严重伤残甚至死亡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由国家给予适当资助。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定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并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与落实法律援助、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相衔接，完善了刑事被害人权益保障体系。2009—2011年，司法机关共向25996名刑事被害人发放救助金3.5亿余元人民币，提供法律援助11593件。
四、提高司法能力
提高司法能力，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国不断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道德建设，改革经费保障体制，有效提高了司法能力，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将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和担任公证员的考试纳入国家司法考试。作为法律职业准入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在规范法律职业人员任职资格、提高司法人员综合素质、推动法律人员职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02年起，国家司法考试每年举办一次，由国家统一组织实施，实现了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由分散到统一的转变。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近50万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建立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为提高人民警察的能力素质，国家规定所有在编在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必须参加执法资格考试，未通过考试的不得执法。2011年，173万余名公安民警参加了首次执法资格考试，其中169万人通过考试。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教育培训。为适应时展、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中国越来越重视完善司法人员职业培训制度，不断提升司法能力。目前，中央和省级司法机关设立培训机构，制定培训规划，把培训范围拓展到全体司法人员，确立首任必训、晋升必训以及各类专项培训制度。在培训中，转变传统的以提升学历、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培训模式，选择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法官、检察官、警官担任教官，围绕司法工作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教育培训，不断强化针对性和实用性。近五年来，全国共培训法官150万余人次、检察官75万人次、公安民警600万人次。
加强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司法机关结合各自工作特点，普遍制定了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从职业信仰、履职行为、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礼仪、职务外行为等方面，对司法人员道德修养和行为举止提出具体要求。2011年以来，在司法人员中广泛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把“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作为共同的价值取向。
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在律师中开展以“严格依法、恪守诚信、勤勉尽责、维护正义”为核心内容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作用，建立律师诚信执业制度，完善律师诚信执业的评价、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促进广大律师不断增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感，提高律师行业的职业道德水准和公信力。
拓展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借鉴国际上建立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制度的经验，2002年以来，国家推行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试点，为政府决策和公司重大经营提供法律意见，进一步完善了社会律师（包括专职律师和兼职律师）、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共同发展的律师队伍结构。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完善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允许个人开办律师事务所，形成国资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事务所和个人律师事务所共同发展的格局。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律师事务所1.8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31.6%，其中合伙律师事务所1.35万家，国资律师事务所1325家，个人律师事务所3369家；共有律师21.5万人，其中，专职律师占89.6%，兼职律师占4.5%，公司律师、公职律师、法律援助律师和军队律师占5.9%。2011年，全国律师共担任法律顾问39.2万家，与2008年相比，增长24.6%；办理诉讼案件231.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7%；办理非诉讼法律事务62.5万多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17%；承办法律援助案件近84.5万件，与2008年相比，增长54.5%。
改革完善司法经费保障体制。在2008年启动的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明确提出建立“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司法机关经费保障体制。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经费投 入，确保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大大提高了基层司法机关的履职能力。司法机关依法收取的诉讼费和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国库，做到收支脱钩、罚缴分离，遏制因利益驱动而乱收滥罚的现象。国家还制定了司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和装备配备指导标准，改善办公、办案条件，提高信息化、科技化水平，为提升司法能力提供扎实的物质保障。
五、践行司法为民
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是中国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中国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不断推进基层司法机构建设，强化司法工作的服务意识，延伸工作平台，完善工作流程，切实为人民群众行使权利提供便利。
（一）加强基层司法机构建设
司法机关办理的绝大部分案件发生在基层，基层司法机构是为民众提供司法服务的第一线平台。各地基层审判、检察、公安和司法行政机关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庭、检察室、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等派出机构建设，使司法服务更加贴近民众、便利民众。
加强基层人民法庭建设。人民法庭审理各类案件年均240余万件，占全国法院一审诉讼案件的三分之一。近年来，为方便当事人诉讼，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对其派出的人民法庭进行了恢复、新建和调整，并推行人民法庭直接立案机制，简化立案程序。全国现有人民法庭近万个，覆盖到绝大部分乡镇、街道。同时，在边远乡村设立便民诉讼站、诉讼联系点并选聘诉讼联络员，在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置巡回审判点，大力推行巡回收案、巡回办案，最大限度服务群众。
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各地基层人民检察院在一些中心乡镇设置检察室等派出机构，接收群众举报、控告、申诉，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对诉讼中的违法问题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开展犯罪预防和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监督并配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截至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共有派驻检察室2758个，检察联络站、检察工作站等其他形式的机构9622个。
加强基层公安派出所建设。公安机关以加强派出所建设为载体，深入推进城乡社区警务战略，全国现有派出所5万多个、警务室17万多个，实现了对乡镇和街道的全覆盖。警力分布和警务服务更加贴近基层、贴近公众，公安机关预防打击犯罪、驾驭社会治安局势、服务群众的能力明显提高。2006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杀人、抢劫、、绑架、伤害等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连续下降，2010年比2009年同比下降9%,2011年同比下降10%。
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近年来，司法所在原有法制宣传、法律援助、指导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等职能的基础上，新增了实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职能。目前，全国共有司法所4万多个，覆盖到绝大部分乡镇和街道。2004—2011年，全国司法所累计开展纠纷排查284万次，参加调解疑难复杂纠纷4677万件，参与接受刑满释放人员269万多人，指导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12万件。
（二）简化办案程序
近年来，诉讼案件大幅增加，人民法院在对案件性质、繁简程度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将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不同案件适用不同的审理程序，使案件性质与审理程序相一致，促进了审判资源配置优化和诉讼效率提高。
扩大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由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扩大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案件。
推进小额诉讼制度改革。为及时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小额速裁试点工作。试点法院在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争议标的金额较小的简单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简单的民事案件，争议标的金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从立法上肯定了小额诉讼的改革成果。
探索行政案件简易程序。人民法院对基本事实清楚、涉及财产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一审行政案件，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可以实行独任审理，简化诉讼程序，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
（三）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为应对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的状况，中国立法机关201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构建起符合国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先行调解、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内容，巩固了司法改革成果。
发挥人民调解作用。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方式。中国在全国村（居）委、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以及矛盾高发行业和领域广泛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截至2011年底，中国有人民调解组织81.1万个，调解员433.6万名。2011年调解纠纷893.5万件，调解成功率96.9%。
发挥行政调解作用。行政机关依据法律规定，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对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争议和与职权相关的民事纠纷积极进行调解，使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促进矛盾纠纷及时、合理解决。
发挥司法调解作用。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民事案件，依职权或经当事人申请，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化解纠纷。2011年，全国法院调解民事案件266.5万件，调解撤诉案件174.6万件。人民检察院建立健全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民事申诉案件，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检察机关再根据调解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共同化解矛盾纠纷。
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注重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社会团体、律师、专家、仲裁机构等的作用，积极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加强三者之间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对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人民法院尊重其自身规律，并在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强制执行等方面依法予以支持。
完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一些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故意犯罪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四）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国家加快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2006年出台了《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在保障正常司法工作秩序、防止滥用诉权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显著缓解了诉讼难、请律师难等问题。
降低诉讼收费。明确限定诉讼费用交纳范围，人民法院只收取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大幅调整财产、离婚、劳动争议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案件的收费起点和比例、标准，实际收费大大减少。对行政赔偿案件等情形免收案件受理费。对行政案件不论是否涉及财产标的，一律按件收费。
减免诉讼费用。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并明确了免交、减交、缓交诉讼费用的情形、程序和比例，保证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依法充分行使诉讼权利。
规范律师收费。在扩大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收费范围的同时，对国家赔偿案件及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等律师服务收费，继续实行政府指导价，并严格规范律师收费环节和程序，在促进律师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有效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
方便当事人诉讼。司法机关普遍建立诉讼服务中心、业务受理接待中心，建立健全首问负责、服务承诺、办事公开、文明接待等制度；改进诉讼引导、查询咨询、诉前调解、举报受理等服务；利用信息技术，开通服务热线，探索推行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庭审、查询等便民措施，为公众提供便利的诉讼环境。
（五）开展法律援助
中国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2003年颁布实施《法律援助条例》以来，逐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建立健全经费保障机制，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使越来越多的困难民众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近年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从刑事辩护向就医、就业、就学等民生事项拓展，经济困难标准参照各地生活保障标准，办案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并针对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五类特殊群体建立了专项经费保障制度。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3600多个法律援助机构，1.4万名专职法律援助人员、21.5万名律师和7.3万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了法律援助地方法规。2009年以来，全国法律援助经费年均增幅为26.8%，2011年达12.8亿元人民币，法律援助工作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
（六）畅通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沟通渠道
司法机关高度重视听取民意，积极保障公众对司法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司法机关普遍成立专门机构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沟通联系，并办理与司法工作相关的提案、建议。聘请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群众代表担任特约监督员、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特邀咨询员等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并听取意见和建议。设立网站、微博客等平台，建立网络民意表达和民意调查机制，方便与公众沟通交流。通过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举办开放日活动等方式走近公众。
结束语
通过司法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司法改革促进了司法机关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推动了中国司法工作和司法队伍建设的科学发展，赢得了公众的认可与支持。
实践不断发展，创新永无止境。司法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深化。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中国将为此继续不懈努力。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讯）
资料检索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奖仪式上的答辞（2012年10月2日）（10月3日《人民日报》）
在全国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总结表彰
大会上的讲话（，2012年10月12日）（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讯）
律师一级辩护总结范文第10篇
我国的法律援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在法律保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履行职能、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保证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缺少统一的评估操作体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全国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指导性意见。省、市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省、市案件质量评估的统一的标准。区、县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制定具体的评查办法。
二、没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评估机构或者专业评估员。起湖南省政法系统推出的执法档案考评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没有针对性，市、区进行执法质量检查没有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考评范围。从开始，我区司法局成立的法规股将法律援助案件并入司法系统案件质量考评，但市司法局法规管理没有作相应要求。区法律援助中心负有管理和服务双重职能，履行案件质量把关职能时，既充当“运动员”，又充当“裁判员”。
三、缺乏对质量监评结果的有效控制。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考评对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没有实质影响。奖惩机制直接关系法官、检察官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而中介机构人员以追求经济价值为从业主要目的，从本来就不多的办案补贴中扣发部分作为奖惩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目前，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仅仅作为一项业务工作来进行管理。要实行有效的控制，必须理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与事务所自律管理、行业协会管理、司法行政管理的关系，必须与法律服务有关的管理机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依托司法行政、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强化控制力度和效果。
三、对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的几点建议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系统的建立要保证整个体系的设计、指标取舍具有科学性，要保证评估系统所用数据的科学性，要保证评估工作逐步开展、稳步发展，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评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上级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下级法律援助机构的评估工作。同时整合各级司法行政、律师、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管理资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按照统一的目标任务和评估标准，制定上下统一、科学具体的可行性方案。
（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制定《关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 体系的指导性意见》。可以根据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需要，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流程公正、办案效率、办案效果三个二级指标。流程公正由受理申请率、复审批准率、不予受审复议率、维持不予受理决定率、违法收费率、拒绝指派率等内容构成；办案效率指标由法定期限内受理率、特殊情况先予受理率、年人均结案数等内容构成；办案效果指标由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诉率、受援人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等内容构成。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或者减少三级指标内容，也可以根据案件的类别，将评估指标体系划分为刑事援助案件、民事援助案件、行政援助案件、非诉讼援助案件四个二级指标。刑事援助案件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率、申请率、申请受理率、会见次数、受援人拒绝辩护率、新证据调查、法院采用新证据、辩护意见采纳、受援人满意度、受援人上诉率、抗诉率、未成年人案件主动提前介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帮助教育效果、法律文书质量等内容构成。民事援助案件由法律援助工作站初审与援助中心复审程序公正、审请受理指派程序公正、特殊情况先予受理、不予受理决定复议率、复议维持率、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免予审查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证据采信率、意见采纳、案件胜诉率、诉前调解率、诉中调解率、案件（履行）执行到位率、受援人上诉率、受援人申请再审率、受援人满意度、案件卷宗质量（包括法律文书质量）、接受异地协作等内容构成。行政诉讼由案情研究、决定受理率、受行政干预因素拒绝受理率、拒绝受理复议率、复议维持率、附带行政赔偿调解率、维持行政行为率、判决撤销、部分撤销行政行为率、受援人上诉率、申请再审率、获得国家赔偿率等内容构成。非诉讼案件由咨询接待台帐、接待笔录、一次性告知书、首问负责制、代书审查、诉前调解、人民调解、非诉案件卷宗统一标准、受援人满意度、调解案件履行率、重新率等内容构成。咨询和代书均应纳入评估范畴，提供咨询意见、代书诉状设定诉讼请求等非诉业务决定受援人对合法权益的取舍。咨询和代书的评估质量应当通过咨询台帐、首问负责制度、一次性告知制度、律师值班制度、接待笔录、非诉案件档案评比、非诉风险告知制度等内容来评估服务质量。
评估实行信息化管理，评估指标的数据采集、整理、传输和指数编制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和实时更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对评估的干扰。评估计算机管理软件由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开发。应评估目的多元化的要求，采用模块化的指标设计方法，除对办案质量进行综合评估外，通过评估指标、评估指数的转换和组合，实现对案件办理各环节、各类别的评估，以及对援助工作者个人办案质量的评估。建立和完善与法律援助工作发展和管理需要相适应的统计制度．统一统计指标的名称、统计口径、统计时间、计算方法和计量单位。
（二）、省市两级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建立案件质量考评机制。制定全省、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办法》和《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目标考核标准》。
成立专门的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安排专业人员。因各级法律援助机构既承担管理职能又承担服务职能，案件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独立于法律援助机构，也可以与司法行政其他管理系统进行整合，依托省市两级行业协会和司法行政单位现有的监督管理机构进行质量评估，扩大监管职能，如法规处、法规科等机构，完全可以将法律援助案件纳入统一管理、考核、评估。
有效控制办案质量，整合司法行政和法律行业协会的资源进行管理。法律援助机构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协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协会联合制定各省、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细则》，将法律援助办案质量明确为年度考核内容，法律援助案件服务质量决定执业人员年度考核、人员异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将案件质量纳入司法行政、法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奖励处罚范围；建立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律师年度考核执业终身档案，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考评纳入档案管理内容。
（三）、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任务
成立案件质量自评专门小组，由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主任三类人员组成，负责对所有案件全程跟踪，全程监测。
细化案件质量标准。制定《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实施细则》，以案件办理程序为依据，针对案件办理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对各类案件各个办理环节的质量标准进行细化，以确保受理质量、指派质量和办理效果。按照部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内容制定管理流程和各项工作台帐。按照部级、省级、市级法律助案件质量管理文件内容制定相应的制度，特别要规范法律援助工作站法律援助案件初审、提交审批、指派的流程，以具体的制度指导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