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论文范文

民族学论文篇1

(一)本体观

本体观是指学科之“存在”，反映了学科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性在实践层面上的意义。苏格拉底引导式的追问，单凭对话的方式获取本体性知识存在着片面性，唯经验性的归纳是不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以超经验的世界树立“理念”为本体性知识的内在依然存在偏激。毫无疑问，民族教育学科应探索出内在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此作为起点来实现学科的应然价值。对于学科建设这一命题来说，存在着三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应该做什么?如何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这三个问题可以衍生出其他细小的问题，诸如当前我国民族教育实践面临的困境、主要范畴和基本规律问题、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诸多问题的解决都要以本体观作为突破口，遵循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方可挖掘出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创新点，完善其本体性知识。

(二)对象观

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以及研究方法可通过“目的－手段”关系发现其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这也是凸显民族教育学功能最富有成效的维度。“任何研究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对象，每一个领域的对象又都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正是这两个‘特殊’，决定了各学科之间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别”。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应当以民族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以小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具体;而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则应当以教育学基本理论为基础，同时兼顾民族学的基本理论，比较偏好将大样本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应从教育的微观领域去把握，探讨民族地区的多民族教育现象。它以不同民族群体的教育现象和教育生活为研究对象阐释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教育规律，学科体系包含一切与民族历史文化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比如宁夏回族教育的研究，一方面特指宁夏区域内的回族教育，另一方面也“包括回族地区各民族的教育，不仅限于宁夏回族的教育”，既要着眼于民族教育的共性，又要研究其个性特征。

(三)价值观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成熟要以专业化的努力实现学科内在的价值，完成学科体系的科学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广义的民族教育学指的是全国人民的教育;从狭义角度来讲，民族教育学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下自成体系的各民族教育，比如民族学前教育、民族中等教育等，表明民族教育学科层次清晰。这些学科的分类以民族历史文化为依托，通过民族课程的实施，培养民族人才、传递民族文化传统，繁荣民族发展。民族教育学科一定要有科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学科研究的内在逻辑，解决民族教育中的实践性难题。现代社会情境下，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都是通过互动方式产生的。民族主义情感是认同的一部分，而民族教育提供给民族个体整合的机制以期望达到自己归属于某一民族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民族教育学应肩负起社会责任，由内在的“为己”意识转向为外在的“为他”情怀，传承共同民族文化和培养共同体成员的文化适应性。

二、多元化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实践的根基

方法论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共通的桥梁。民族教育学科最终的目的是走向民族实践，丰富民族生活。在研究方法上，兼通民族学或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做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我国学者苏国勋指出:“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从认识论层面来说，民族教育学理应拥有多学科的属性，因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涉及到多门学科。所有的社会研究必然包含文化的、民族志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民族教育学坚守来源于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采用田野考察法和教育研究中诸多方法的综合使用。比如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访谈法和实物收集与整理，这些方法强调现场的进入与观察，“把直接观察到的事项进行转述、分析和解释，最终书写出所理解的某种文化”，多维度地展现民族教育的现实和民族共同体真实的教育生活。从教育生态学的角度来看，“田野”二字被解读为本义上的原初、自然、本真和真实的再现;从民族学角度来看，“田野”则是指研究者进入现场，后来聚焦成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自进入某一教育场域，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走进教育的“田野”，意味着走向教育实践、体验教育生活的本真，开展真实的民族文化实践研究。民族学的田野考察法实际上具有既注重深入实际调查、体验生活，又强调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得出自己的理论研究构架，秉承自下而上地得出研究结论的学术传统，要求“研究者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方式”。田野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效的实践行为。当然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方式，除过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之外，教育学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比如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考量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同时，还应注重其他诸如教育叙事研究、比较研究法等。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应用促进了民族教育学科不断走向实践、趋向成熟。

三、民族教育学科的实践模式

(一)功能建设

如前所述，民族教育学的一大功能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探寻民族教育生活的过程和规律，注重文化性、区域性和多元性特点。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价值。为什么需要民族教育学?在理论层面，民族教育学要树立学科自信，追寻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基于多元化需求、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差异化发展等因素，民族教育学理应破解个人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矛盾，遵从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实践层面，民族教育学坚持文化多样性，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族教育活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民族地区建立文化学习交流中心、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秀的文化，增强民族的包容性;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作品等，有计划有目的地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族共同体在融入现代社会情境中彰显民族特色。一门学科的价值，当站在为人类全面进步做出巨大贡献的角度去考量时才能获得对学科价值更科学的解释。民族教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始终以民族教育发展为己任，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构化整合;始终以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目的，自觉深入民族地区教育的内涵、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加强与多学科的共同合作研究，为民族教育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建议，它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教育培育民族认同感，发展民族族群自身;另一方面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提高民族地区学生的学业水平。通过多元化的路径，民族教育学研究不断自觉地介入民族地区，促进民族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制度建设

学术生产力的创造来源于良好的制度建设。民族教育学科的生产力一方面来源于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开展田野调查研究，提高学术成果的转化力。另一方面来源于实践成果的理论回归，以便科学地指导民族教育实践。这两方面都需要规范的制度来支撑，促使民族教育学研究工作常态化、自觉化。民族地区高校应尝试成立专门的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制定研究计划、引进高层次人才、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开展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不断与民族定点地区学校实施一系列的深度合作研究，加强与民族基础教育的联系和互动。不间断地深入民族农村地区，贴近民族教育的现实，探究民族教育前沿性课题。总之，制定好各种规章制度、定期开展民族教育的相关论坛、培养好学术研究梯队，加强国内学术机构和国际学术平台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推动学科实践的科学化。

(三)创新建设

民族教育学的发展，离不开跨文化、区域化的综合性研究。民族文化是民族教育滋生的土壤。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以民族文化为基因。教育因文化的发展而产生，而文化又因教育而得以传承与发扬，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是构成民族教育特色的客观基础。教育就是一种天然的文化现象，民族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更是民族教育的过程。因此，民族教育学的文化创新建设是其实践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旨在鼓励学生利用民族文化知识、先前的经验、思维结构和表达风格，建立与学习之间的相关性，以提高民族文化学习的有效性。可以合理设置民族传统文化课程，比如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体育、民族风俗等课程;创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校园环境，在积极渗透民族文化的同时，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民族教育学科的创新要立身于民族文化，注重学科的顶层设计，使学科拥有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融合的视域。同时关注民族教育学微观方面的实践，例如双语教育有效性的探索等，都离不开创新性实践模式的导引。

(四)人才培养

第一，人才培养要兼顾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培养方案，做到人才培养模式相互补充和互动，这样有利于学科领域的拓宽。两种培养方案的结合既能够使民族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特色更加鲜明，又能使人才培养结构多样化。民族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厚重的民族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置的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方案，突出了教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应用。人才的培养过程要做到教育阶段的相互衔接，据此来设计相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环节。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厘清培养机制的基本技术路线，掌握人才培养的现状，整合学科建设的外部环境和人的社会发展的内在目标，重视人才培养模式的科学化和应用性。第二，人才培养要坚持多元文化理念，开发多元文化课程。富有民族特色、内容丰富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文化群体学生的教育需求。积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实践，形成正确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多元化教学目标，一方面注重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正确审视文化多样性，关注学生的情感和技能的发展，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另外，整合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基础课和选修课，进一步探索、优化课程资源建设，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在执行国家课程计划的同时，突出民族地区学校的办学特色，将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整合到相应的课程中。第三，学校职能部门制定出具体的保障措施。譬如人才培养目标、结构、评价等体系，通过相关的管理制度来监控、评估、反馈，产生民族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协调增益”之效。通过提升人才培养模式的机制化管理，做到不断优化整合和反思改进学科教学，从而科学地拓宽研究视野。提高民族教育学科的研究水平，要加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这个过程是一个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绩效考核以及培养质量改进等因素相互适应、相互调整和再改进的循环性过程。

四、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

民族教育学是民族学和教育学相互渗透、交叉融合而形成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它的学科目的清楚:以人为本，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均衡持续发展，促进我国教育质量全面提高。学科属性上，民族教育学既属于民族学或人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也属于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学科设置上采取的是“自设”方式，同时兼有教育科学与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前景在于挖掘具有时代特色的学科发展方向，形成专业化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民族教育学的聚焦点在于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微观层面的民族教育现象。民族教育学是对民族区域范围内的人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实施教育影响，不断促进民族成员之间的文化传承和身心发展的活动，它的研究旨趣在于微观领域民族文化教育现象的探索。随着不同研究方法、思维范式的不断更新和浸透，民族教育学表现出方法论上的多元化现象，需要研究者根据具体的研究情境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民族教育学科建设的现实问题上，还存在学科理论偏离实践的问题，因此必须反思学科发展的内在机制。各民族文化固有生命力的相互影响和交融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统一的文化背景。民族教育学的发展，一要开展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学科建设，秉承“一元中的多元、多元共存”的文化互动理念，开展民族教育理论、少数民族教师教育、双语教育、民族心理与文化教育以及民族学校乡土教材的开发等领域的研究。二要推动各地民族教育行政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交流，建立专门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咨询协作平台。三要制定明确的学科建设目标，建构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四要培养高水平的学科队伍，创建良好的学科环境。成立以学院系所、教研室、科研平台与团队为体系的学科研究团队，开发民族教育学科专业方向、课程、教材及教学内容的协同一体化体系。民族教育学拥有广阔的发展远景，它面向的是民族生活的幸福愿景和丰富的生活方式，具有关注人类多样化生活的胸怀。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属性为其发展奠定了本体性基础。民族教育学科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学者们树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学术热忱，培育勇于担当起民族教育学科发展的责任意识，这取决于遵循学科体系自信、学者研究自觉和学术发展自新的价值取向。民族教育学科应坚守民族文化传承的公平理念，秉承符合时代与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性原则，走学科体系自信的道路。无论是在理论建构层面，还是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民族教育研究都需要承载民族情结和社会责任感。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教育学研究应树立与时俱进的精神，夯实学科发展的理论范式、建构模式等技术性概念和命题，引领本土化民族生活实践，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科发展前景奠定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民族学论文篇2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

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2]

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3]

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

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

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

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

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4]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

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

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5]，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6]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

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7]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

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8]

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地关注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帮助各民族改善生活，给予各民族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快消除各民族的贫困，即努力消除各民族的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9]民族政策是推动民族工作进步、促进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政政策实践过程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一)民族政策以维护和实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利益和人的发展为根本，但它强调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以人为本理念中的“人”，指的是中国人民，利益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以中国56个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以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本。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保障和实现各族人民的利益，一项具体的民族政策既要使作为政策客体的民族受益，也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二)更好地体现照顾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哪类人。在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综合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大局。为此，以人为本应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亟待加快发展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差距度决定了以人为本要具有“民族特色”和针对性，要突出强调通过民族政策激活民族发展的内部活力，让受益的民族获得自身永续性的发展能力，而不是一时的“福利”。

(三)更好地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共享和共有，意味着同等地位的同等待遇。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之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各民族内部结构性变化和民族社会分层流动加快，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就表现得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高度概括为是“族体共享”的政策。民族政策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时代变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联动性作用加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

五、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反思了过去发展的挫折与教训，汲取了人类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其内涵集发展应体现的人性伦理关怀、发展的理路与范式选择、对发展的本质认识于一体，对民族政策的内容优化、实践过程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将理想目标微观化、具体化，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的规范作用

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为了聚合民心，提高各民族成员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提出和确立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的原则及目标设定和旧社会民族关系恶化的状况相比，无疑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未来多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一种价值理想，是一种宏观原则，也是一种发展目标，将其从抽象的信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身体力行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将其从口号、辞令层面切实内化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一种包容、尊重、理解、善待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以人文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不单单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人人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来自于政府权威，而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却在民间。

民族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民族政策的执行并不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民族工作也不只是某个或某些部门的工作。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因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人人有责。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实践，要在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通过微观化、具体化的政策渗透，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作为规范的作用，规范政府、社团、公民在民族交往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得体的言行。民族政策既要通过看得见的一面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看不见的一面体现出来。

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也是公众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固定化的认为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其结果是社会公众的责任淡了。民族纠纷、冲突的出现后，往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普通民众怕、躲、靠、看，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说明，民族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社会基层发挥得比较薄弱。

民族政策贯彻实施需要创新，民族政策要通过微观化、具体化、基层化、社会化来实施。如果各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彼此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克制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真正人人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和谐的基础才会建立起来。

(二)民族政策过程中体现民族关怀

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民族政策是益民的社会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行政工作和任务。贯彻执行好一项民族政策的“催化剂”是民族关怀。所谓民族关怀就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带着感情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带着对受益民族的尊重、爱护和关心去工作。这是政府公共责任感在民族政策执行上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政府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

高效应的民族政策实践过程离不开民族关怀因素，民族关怀应充分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控等各个环节。

民族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起始阶段和首要环节。在这个阶段要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汇集各方面民族发展的政策意向和信息，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进行政策实施预测，形成政策提案，经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正式的准备付诸执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形成的政策符合民意，应把民族政策的制定置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吸纳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和新闻媒体介入、举行听证会等途径、方式了解各方反应，了解受益民族群众和利益相关民族群众的真实想法，以确保政策目标真正为民族群众所急、为民族群众所想。

民族政策执行是构成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既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个环节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本身又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和组织准备、试点和全面铺开等环节。体现民族关怀以尊重民族群众的知情权为前提，通过必要的宣传让民族群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和目的，让民族群众觉得民族政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支持政策，积极参与政策执行。体现民族关怀也体现在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上，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自治权的充分运用，发挥出政策效益。在这个环节，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避免主观作风和单一的行政行为模式化，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服务于当地各族人民。一些对口援建项目采取的“交钥匙”工程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必要的民族关怀。为了各族群众、相信各族群众、依靠各族群众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民族政策评估是判断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政策评估将为政策的继续、调整还是终结提供依据，有利于促进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运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估可采用专家评估、民意收集、综合评估等方式，要以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为评估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民意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民族政策监控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末，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来监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有助于确保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挖掘民族政策的监控源，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派、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尤其应注意吸收受益群体的代表参与政策监控工作。

(三)从群体受益向地区受益和个体受益转化

目前，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族体共享”的政策。[10]这一传统来自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满族、回族以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分布在传统的居住区域内，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一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情况不突出，因此，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实现民族政策“族体共享”是合理的。

时至今日，我国民族政策的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民族散居化趋势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居住区域相对固定，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各个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现象比较普遍，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群体性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被个体化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替代；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平、公正、平等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都不断地叩问“为什么在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方面不实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

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社会整体的扶贫工作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如果再简单地实施“族体共享”的做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民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应该微观化、细致化，不能再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某些省在招收民族预科班学生时，招生政策原则上规定录取分数线可降低80分，结果吸引了大批城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满计划数的录取方法，实际录取分数线只降低了几分到十几分，结果是：被录取的学生成绩好，但又不愿意多上一年的预科班，而这些省内欠发达地市需要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却没有真正享受到政策优惠，城市内与享受这一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同等家庭环境和同等教育条件的汉族学生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11]这一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以照顾差距为基础，简单的以族体受益为标准，因而其结果是“该照顾的没有受到照顾”，“不该照顾的却受到了照顾”。

科学发展观要求民族政策实践应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以人为本，既要体现民族照顾，又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受益对象界定方面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同样或相近的政策，做到民族发展和地区整体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即谁需要帮助，政府就扶助谁。[12]

总之，随着时代演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应对这些新情况，就要以人文本，不断创新。

注释：

[1]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75.

[2]青觉.民族政策：国家行为的政治规范[J].中国民族报，2007-02-02.

[3]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94.

[4]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J].开发研究，2004(4)：23.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8.

[6]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于1963年前后提出了公平理论。其中公平差别阈(EDTequitydifferencethreshold)理论强调条件不相等的公平感，认为在人们心理承受的范围内，存在分配差别是允许的.根据个人工龄，职位，资历，劳动投入量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人的收入存在的差别。条件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称为悬殊差别)或差别过小(称为无差别)时，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只有适宜的差别分配才能产生公平感。所以，公平差别阈的概念是：刚刚能使两个条件不相等的人产生公平感时的适宜差别分配的比值。将这一理论借用到民族政策的影响上来，如果民族政策对某一民族的照顾过于优惠，超过了其他民族的心理承受限度就会对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7]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08.

[8]靳薇.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J]，科学社会主义，2008(2)：94.

[9]严庆.浅谈民族发展政策对科学发展观的回应[J].贵州民族研究，2005(3)：18.

[10]熊坤，新严庆.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政策的时代特色[J].满族研究，2007(2)：2.

[11]严庆.现阶段民族教育政策实践环境浅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49.

民族学论文篇3

就现在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来看，大部分学生的音乐素质令人担忧。生源音乐素质偏低。由于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在招生过程中，不进行音乐专业技能面试和考试，学生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于农村地区，在南疆少数民族农村地区与北疆汉族地区生产力水平相差更大。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造成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家庭经济贫困，办学条件差，使大多数学生错过了五、六岁幼儿智力开发阶段，也错过了十三、十四岁思维发展的最佳阶段，大多数进校的少数民族学生纯粹连汉话都听不懂，更别说学习音乐了。但试想，能歌善舞乃少数民族之特长，少数民族学生不可能没有音乐艺体素质潜能，只不过没有早期开发而已。因此，教师必须面向全体少数民族学生并充满信心进行教育，必须细致观察民族学生素质中可挖掘的潜能，并辅以相应手段精心培养，那么，少数民族学生中大器晚成者不乏其人。少数民族学生长期在本民族群体中生活，长期使用本民族语言，一旦进入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习，特别是离开本民族聚居地区到其他地方学习，由于语言而造成民族学生不可想象到的巨大困难，所以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来说，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一定要耐心加爱心。

二、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的音乐素养的方法

1、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自身能力素质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教师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该认识到少数民族学生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积极改善教育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育质量的同时，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趣味性，从而有效激发少数民族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提高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要调动一切教学手段(包括电化教学手段)，采取直观教学，降低难度，先基础后深化，先具体后抽象，既要照顾原有基础，又不能停留在原有思维水平，要使其学会还要使其会学。逐步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敏捷性，使之思维水平上升到高级阶段，开发智力，发展能力。

2、增强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音乐听觉的准确性，培养乐感少数民族学生在音乐学习中唱不准的关键是听不准，唱是外在的表现，听却有本质的意义。因此，要想少数民族学生解决音准问题，大多少数民族学生对音乐感训练造成困难，把许多问题带到了新阶段，形成了许多错误，增加了教学困难。教师可借用钢琴练耳。键盘是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都要学习的，正是练耳的好帮手。在乐理视唱的课堂上，要让少数民族学前教育学生养成正确读谱的习惯。在教学中要求少数民族学生注意不要看到谱例张嘴就唱，而是先看看调号、拍号，再看看有无难点，这样对视唱谱有一个总的结构概念，唱起来才不至于心慌，速度也会控制得恰到好处。强调视唱与乐理相结合的原则，多唱、多练习，通过视唱加深对乐理的理解，以乐理指导视唱的练习。唱的时候耳朵要注意听音准、节奏、速度等是否正确;边唱边打拍子，注意拍点的准确性，借助手的动作把握好速度的快慢和节拍的强弱。

3、在键盘教学中，把音乐知识融入其中教师除了需要教授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学习钢琴演奏技巧外，还需要在教学中将相关的音乐知识慢慢灌输给学生，使少数民族学生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作品，并加以演绎。听大量的音乐作品，以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读大量与音乐相关的书籍，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曲家在作品中表达出的情绪有所领悟，，提高整体艺术素养，在钢琴上的取得更为广泛的突破和演奏领悟力上的提高。

4、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不但运用声乐技巧，还要了解音乐形象学前教育专业声乐课的教学应加强对学生的应用技能的训练。为此，除了应通过教学使少数民族学生掌握声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的演唱技能与技巧之外，还应让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儿童嗓音保护常识，了解儿童歌曲演唱的特点，并能运用自己所学的歌唱方法正确地范唱儿童歌曲。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用自己的最佳音域来范唱儿童歌曲的能力，要使之做到歌唱的声音位置靠前、音色明亮而甜美、表情亲切而自然。同时，还要指导少数民族学生能正确地理解儿童歌曲的音乐形象，提高自己歌唱的艺术表现力。

5、感受与鉴赏音乐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感受与鉴赏音乐是重要的音乐学习领域，是整个音乐学习活动的基础，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和素养的有效途径。良好的音乐感受能力与鉴赏能力的形成，对于丰富情感，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6、在教学中，教师应促进音乐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多样化，通过各种方式使少数民族学生逐一感受。学前教育教师可以开设一些排练课来提高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教学环节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强化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对未来岗位的技能训练，要积极组织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参加各种社会艺术实践活动，提高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还可以组建学院艺术团学生合唱团、器乐团等，经常排练丰富多彩的节目，开阔少数民族学生的视野，提高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舞台实践能力。学院方面还应该同附近幼儿园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学前教育专业少数民族学生提供良好的实习实践场所，让少数民族学生去亲身感受这种良好的工作氛围，督促少数民族学生认真学习相关文化知识，同时，还能够给少数民族学生以锻炼的机会，在实践中找到自身的不足，从而加以整改和完善，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全面提高中职学前教育少数民族学生的音乐素养

民族学论文篇4

[摘要]民族政策是推进我国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促进民族发展方面能够发挥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面临政策实践环境的诸多变化，我国的民族政策应遵循服务于各民族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不断实现优化与创新。

[关键词]民族政策；科学发展观；优化；创新

科学发展的实质是创新发展，促进民族发展离不开民族政策的推动，在民族发展问题上践行科学发展观，离不开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一、民族政策的实质与作用

民族政策是执政党民族治理理念的具体化，是政府为了处理民族问题、改善民族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法规、准则以及措施的总和。

法规和准则作为一种规范，规约和导引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普通民众在对待民族问题、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应持怎样的态度、该如何去做，并通过褒扬与惩戒达到维护道义和秩序的目的。措施是贯彻执行和维护法规、准则的具体手段，一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即国家根据法规和准则，主动采取行动，保护和支持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为维护法规、准则的严肃性，对违反法规和准则的行为予以惩处。我国民族政策的特点是以“积极干预”为主，国家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社会事务中，比如身份认定、社区发展、国家直接投入和管理的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国家主导的文化活动等。[1]

民族政策通过具体运行可以发挥出中介作用、调控作用、促进作用和规范作用。

民族政策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的中介。民族政策是执政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向具体民族工作转化的中间环节，民族政策以法律、法规、准则等形式将执政党和国家的民族治理理念制度化，并进一步通过规范和指导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成员的行动，外化为政府作为或公民行为，发挥民族理论指导民族工作实践的作用。通过理论—政策—实践的循环链条，民族理论会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另一方面，民族工作实践过程出现的问题又会通过民族政策的评估反馈给政策的制定者，并进而督促执政者对民族理论进行思考，对民族政策进行修正和优化。

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具有调控作用。国家凭借合法性权威，依靠政治动员力量和社会资源运用，能够实现对政治单元内部各民族关系的调整，通过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调处和化解民族社会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促进民族内部结构的优化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顺畅和谐，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

民族政策可以推动民族发展。我国的民族政策以对少数民族的优待和倾斜为特点，能够以外部助推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加快发展。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不少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民族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发展滞后的民族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难以实现常态发展，与此同时，原有的民族发展差距还会不断加大，为此，为了实现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快速发展，就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民族政策，“催化”和助推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范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一方面规约着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承诺，影响着国家对民族的政治态度、地位承认和权利赋予；一方面规约着民族对国家的义务和忠诚，影响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2]

我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前，历代封建王权以强力维护帝王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其主要措施是实现不同民族统治者之间的联合，但在社会内部却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民族歧视、剥削与压迫。新中国的成立则以各民族无产者的联合为基础，以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为目标，以民族区域为制度安排，结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很快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后，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主导，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以民族平等、团结为总原则，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工作中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错误，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保障和扩大各民族的政治参与，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从政治、经济、语言、风俗习惯、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和发展制定规范。旧社会遗留的民族隔阂逐步被民族团结弥合，民族歧视被民族团结化解，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不断增加，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境况大为改观。尽管其间经历了“”的冲击以及一些环节的曲折和失误，但民族团结进步在今天依然是主流。“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比较好的处理民族问题，赢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确定了行为规范，消释了种种矛盾，赢得了人心。”[3]

二、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

民族政策实践环境是指既定民族政策贯彻执行环节所处的环境。我国当前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由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要素组成，社会环境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还可以将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分为宏观环境(整个国家的民族教育政策环境)和微观环境(如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环境)。

由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组成的自然环境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区域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一项民族政策的执行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灵活执行，避免一刀切。这也决定了国家政策要么给出宏观指导意见，由民族自治地方配之以具体方案；要么具体针对某一区域的特点，将政策微观化、细致化。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民族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成本，在进行政策评估时，要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一并考虑。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为现阶段的民族政策实践环境增加了关心生态的新内容。

由社会经济环境、社会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具有时代性、综合性、主题性的特点。社会环境的时代性表现在21世纪的民族政策执行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潮流，又要保持民族性的特点，共性与个性同时关照；社会环境的综合性是指在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期，既要重视民主政治建设，又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还要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特点；社会环境的主题性是指在现阶段民族政策面临解决一些必要的主题，比如民族地区的生态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民族扶贫问题、和新疆等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问题等等。

政策实践环境的变化要求民族政策随之而动。一方面要阶段性的评估、终结一些失效的、与现行环境脱节的政策。有关学者的研究统计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财政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62.5%、人口生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文化教育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就业职业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100%、农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0%、工业发展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7%、民族贸易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20%、扶贫优惠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92.31%、扶贫开发计划执行的稳定程度为50%、扶贫专项基金执行的稳定程度为80%、对口联合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5%、外贸边贸政策执行的稳定程度为71.43%。[4]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实践环境要求及其衍生的发展任务的需要，制定和实施新的民族政策。新世纪以来，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宏观政策规划；在2001年至2010年具体制定实施“西部地区民族自治地方企业可以定期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对西部地区实行为保护生态环境，退耕还生态林、草产出的农业特产品收入，在10年内免征农业特产税”、“对西部地区实施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特殊政策”、“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政策”等十多项微观政策。

把握现阶段我国民族政策实践环境的特点，明晰我国当前民族政策的目标和任务，是深入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三、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因素分析

民族政策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的指导思想和举措，对其效应的评价可能来自于执政党对预先政策目标设定完成情况的评估，还可能来自于政策受益群体的满意度反馈，还可能来自于综合的社会评价，包括一项政策对于其他民族的连锁影响。但从根本上，有两点会对民族政策效应的评价产生影响，那就是道义和公正。

道义是一种原则，这一原则会影响到民族政策的合法性，即公众对民族政策内容和目的的认可和支持程度。符合道义是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只有更多不同民族的民众认为国家的某一民族政策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这项政策才会得到支持和认可，否则，将因缺乏道义支持而失去效应，甚至产生负面效应。

公正是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必须恪守的价值基础。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不仅要体现公平原则，而且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公平原则。人类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只有在体现了公平的社会规则和社会关系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协作劳动、分工生产，积极创造社会财富，越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就能够创造越高程度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5]，民族政策应遵循社会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原则。我国各民族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以“不公平”的倾斜性支持政策形式，朝着公平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目标努力。但这种“不公平”不能超出公平阈[6]的范围，否则，将导致逆向性歧视。

此外，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也是影响民族政策效应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民族问题及其诱因复杂多变，民族政策的立策基础和效果评价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与民族问题之间关系的把握。如果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一般来讲，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但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其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成立，甚至相反。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分立主张在实现经济富裕后反而愈演愈烈。在特殊的情况下，贫穷不仅会成为民族分立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民族分立的借口，而且这种情况已不是特例，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比利时的佛拉芒人以及意大利北部“帕达尼亚”的独立，都有这方面的原因。[7]此外，西方的后物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也启示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或基本满足以后，其注意力很有可能转向对非物质生活以外的诉求，包括信仰、文化甚至是民族主义情结。

此外，民族优待政策也可能诱发新的民族问题产生。在一些国家中，政府为减少民族冲突实施一些优待政策。其理论支持是：民族冲突是民族间经济差距的产物。实施优待政策的政府认为：这是一个成本较低的应付民族冲突的策略。为了绝大多数民族群体最终能够平等的竞争，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必要实行倾斜的优待政策；来源于客观经济差距的民族冲突可以通过针对这些差距的政策的实行而消除。但引出的一个后果是使另一些在优待政策之外的民族心理失衡，导致民族之间、民族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些国家的事例表明，政府在施行民族优待政策的同时往往要承担经济和政治代价。研究者认为，如果严格地实行优待政策，有可能引起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发不被优待民族群体受歧视的愤怒，增加民族冲突；另一方面优待政策增加了落后民族中普遍存在的竞争无能感，增加他们需要特殊照顾的负罪感，还会增加他们由于实际竞争失败产生的对竞争的恐惧。[8]

可见，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准确把握政策环境为基础，还要考虑到政策的综合效果。一个民族区域如果传统社会特征浓厚，在信仰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民族特殊性，又存在政治精英的狭隘民族主义动员，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煽动，经济落后则有可能成为反动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借口，但经济发展也可能会成为地区民族主义激升的基础。为此，针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民族政策要进行“多处方”的综合，共同致力于民族问题的解决。

四、科学发展观对民族政策的指导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现阶段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民族工作开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地关注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增强各民族的发展能力，帮助各民族改善生活，给予各民族更多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加快消除各民族的贫困，即努力消除各民族的知识贫困、权利贫困、人力贫困和收入贫困等。[9]民族政策是推动民族工作进步、促进各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民政政策实践过程就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

(一)更好地体现公平

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公平，意味着权利和利益的共享和共有，意味着同等地位的同等待遇。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之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各民族内部结构性变化和民族社会分层流动加快，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就表现得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进而会影响到民族关系。因为我们的民族政策可以高度概括为是“族体共享”的政策。民族政策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时代变化，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联动性作用加强，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

(二)更好地体现照顾

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中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在政府的决策、政府的行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哪类人。在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综合原因，形成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基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民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大局。为此，以人为本应体现出明确的指向性，那就是加大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力度，尤其是要特别关注那些亟待加快发展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族之间发展的差异性、差距度决定了以人为本要具有“民族特色”和针对性，要突出强调通过民族政策激活民族发展的内部活力，让受益的民族获得自身永续性的发展能力，而不是一时的“福利”。

(三)民族政策以维护和实现各族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

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以人的利益和人的发展为根本，但它强调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决定了以人为本理念中的“人”，指的是中国人民，利益指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以中国56个民族人民的利益为本，是以中国56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为本。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保障和实现各族人民的利益，一项具体的民族政策既要使作为政策客体的民族受益，也不能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

五、民族政策的优化与创新

科学发展观反思了过去发展的挫折与教训，汲取了人类关于发展的最新理念，其内涵集发展应体现的人性伦理关怀、发展的理路与范式选择、对发展的本质认识于一体，对民族政策的内容优化、实践过程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将理想目标微观化、具体化，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的规范作用

在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初期，为了聚合民心，提高各民族成员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提出和确立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理想目标是必要的。平等、团结、自治、发展的原则及目标设定和旧社会民族关系恶化的状况相比，无疑激发了各族人民对未来多民族国家的向往，并积极投身于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是一种价值理想，是一种宏观原则，也是一种发展目标，将其从抽象的信念转化为各民族群众身体力行的自觉需要一个过程，将其从口号、辞令层面切实内化为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一种包容、尊重、理解、善待同样也需要一个过程。而以人文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并不单单是要求国家和政府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本，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人人以人为本。社会发展的引领力量来自于政府权威，而实现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却在民间。

民族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民族政策的执行并不只是国家和政府的任务，民族工作也不只是某个或某些部门的工作。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工作因而是整个社会的工作，做好民族工作人人有责。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实践，要在继续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人、财、物支持的基础上，也要注重通过微观化、具体化的政策渗透，进一步发挥民族政策作为规范的作用，规范政府、社团、公民在民族交往中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得体的言行。民族政策既要通过看得见的一面体现出来，也要通过看不见的一面体现出来。

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也是公众行为。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固定化的认为民族政策是政府行为，其结果是社会公众的责任淡了。民族纠纷、冲突的出现后，往往需要政府出面解决，普通民众怕、躲、靠、看，不主动去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这说明，民族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在社会基层发挥得比较薄弱。

民族政策贯彻实施需要创新，民族政策要通过微观化、具体化、基层化、社会化来实施。如果各民族群众在日常交往中，都能彼此尊重对方、包容对方、克制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真正人人以人为本，那么社会和谐的基础才会建立起来。

(二)从群体受益向地区受益和个体受益转化

目前，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族体共享”的政策。[10]这一传统来自于新中国建立初期。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满族、回族以外，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集中分布在传统的居住区域内，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稳定，同一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情况不突出，因此，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实现民族政策“族体共享”是合理的。

时至今日，我国民族政策的整体运行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向横向拓展，民族成员间跨传统居住区域的多向流动增加，民族散居化趋势更为明显，也就是说，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居住区域相对固定，民族社会环境相对封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二是在各个民族社会内部，社会分层现象比较普遍，民族成员内部贫富两极分化明显，群体性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被个体化的民族经济社会差距替代；民族成员之间之地位与待遇的比较更为直接，这种局面致使相同社会分层上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为享受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感受，三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到社会各层面、各领域，同时，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公平、公正、平等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社会价值追求，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公众的维权意识、民主参与意识都不断地叩问“为什么在生育、入学、就业、提干、福利等方面不实行各民族的完全平等”?

以人为本要体现人本关怀，要体现对各民族弱势群体的同样关照。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做好社会整体的扶贫工作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助工作，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要求。由此可见，如果再简单地实施“族体共享”的做法，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民族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应该微观化、细致化，不能再简单地“一刀切”。比如某些省在招收民族预科班学生时，招生政策原则上规定录取分数线可降低80分，结果吸引了大批城市少数民族学生报考，按照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满计划数的录取方法，实际录取分数线只降低了几分到十几分，结果是：被录取的学生成绩好，但又不愿意多上一年的预科班，而这些省内欠发达地市需要照顾的少数民族学生却没有真正享受到政策优惠，城市内与享受这一政策的少数民族学生同等家庭环境和同等教育条件的汉族学生认为这对他们不公平。[11]这一政策的实施由于没有以照顾差距为基础，简单的以族体受益为标准，因而其结果是“该照顾的没有受到照顾”，“不该照顾的却受到了照顾”。

(三)民族政策过程中体现民族关怀

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各族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民族政策是益民的社会工程，不只是简单的政府行政工作和任务。贯彻执行好一项民族政策的“催化剂”是民族关怀。所谓民族关怀就是要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相关人员带着感情去工作，诚心诚意的带着对受益民族的尊重、爱护和关心去工作。这是政府公共责任感在民族政策执行上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是政府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

高效应的民族政策实践过程离不开民族关怀因素，民族关怀应充分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监控等各个环节。

民族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起始阶段和首要环节。在这个阶段要进行充分地调查研究，汇集各方面民族发展的政策意向和信息，广泛争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科学论证，进行政策实施预测，形成政策提案，经过合法化的过程，成为正式的准备付诸执行的民族政策。在这个阶段，为了确保形成的政策符合民意，应把民族政策的制定置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吸纳广泛的公众参与，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和新闻媒体介入、举行听证会等途径、方式了解各方反应，了解受益民族群众和利益相关民族群众的真实想法，以确保政策目标真正为民族群众所急、为民族群众所想。

民族政策执行是构成政策过程的中介环节，是将政策既定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唯一途径。因此，这个环节相当重要。这个环节本身又包括政策宣传、政策分解、物质和组织准备、试点和全面铺开等环节。体现民族关怀以尊重民族群众的知情权为前提，通过必要的宣传让民族群众了解政策的内容和目的，让民族群众觉得民族政策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从而支持政策，积极参与政策执行。体现民族关怀也体现在充分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上，通过民族自治地方对民族自治权的充分运用，发挥出政策效益。在这个环节，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避免主观作风和单一的行政行为模式化，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服务于当地各族人民。一些对口援建项目采取的“交钥匙”工程的做法，往往忽视了必要的民族关怀。为了各族群众、相信各族群众、依靠各族群众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民族政策评估是判断政策效果的重要环节，政策评估将为政策的继续、调整还是终结提供依据，有利于促进民族政策的制定及其运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民族政策的评估可采用专家评估、民意收集、综合评估等方式，要以政策的效果、效益、效率为评估重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注意从经济指标、环境指标、生态指标、民意指标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

民族政策监控贯穿于整个政策过程的始末，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来监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有助于确保政策是否得到贯彻实施，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挖掘民族政策的监控源，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各级党委、派、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团体的作用，尤其应注意吸收受益群体的代表参与政策监控工作。

科学发展观要求民族政策实践应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以人为本，既要体现民族照顾，又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在受益对象界定方面可采取两种思路：一是将民族照顾与地区照顾结合起来，即对于一些发展水平相近、自然环境相似、经济发展困难相同的民族和地区，实施同样或相近的政策，做到民族发展和地区整体发展同步考虑。二是由群体受益转向个体受益，基于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向基于个人需求的扶助政策过渡，最后转变为基于公民权利的政府扶助，即谁需要帮助，政府就扶助谁。[12]

总之，随着时代演进，我国民族政策的实践环境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而要有效地解决这些新问题、应对这些新情况，就要以人文本，不断创新。

注释：

[1]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于1963年前后提出了公平理论。其中公平差别阈(EDTequitydifferencethreshold)理论强调条件不相等的公平感，认为在人们心理承受的范围内，存在分配差别是允许的.根据个人工龄，职位，资历，劳动投入量等因素决定不同的人的收入存在的差别。条件不相同的人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称为悬殊差别)或差别过小(称为无差别)时，都会造成人们的不公平感。只有适宜的差别分配才能产生公平感。所以，公平差别阈的概念是：刚刚能使两个条件不相等的人产生公平感时的适宜差别分配的比值。将这一理论借用到民族政策的影响上来，如果民族政策对某一民族的照顾过于优惠，超过了其他民族的心理承受限度就会对政策的合理性产生质疑。

[2]青觉.民族政策：国家行为的政治规范[J].中国民族报，2007-02-02.

[3]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94.

[4]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J].开发研究，2004(4)：23.

[5]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6-10-18.

[6]关凯.族群政治[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75.

[7]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108.

[8]靳薇.世界各国的民族政策及其影响[J]，科学社会主义，2008(2)：94.

[9]严庆.浅谈民族发展政策对科学发展观的回应[J].贵州民族研究，2005(3)：18.

[10]熊坤，新严庆.科学发展观与民族政策的时代特色[J].满族研究，2007(2)：2.

[11]严庆.现阶段民族教育政策实践环境浅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49.

民族学论文篇5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定位为培养“通用法律人才”、“复合型的法学应用人才”，反对过分强调职业性倾向。不少学者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孙笑侠认为，法学教育是职业型的教育，而不是通识型的教育。方流芳认为，大学本科法律教育应定位为职业教育，而非培养法学大师的学术教育。培养法律人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学本科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其目标也应分阶段。要培养应用性的通用人才，先要培养其单项的职业技能，逐步渗透，最终成为复合型应用人才。所以，笔者认为法学本科教育定位应为职业型教育，这样的定位对民族大学生尤为合适。新疆的民族大学生有其独特的特点，一是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律，有语言转换带来的困难；二是新疆的法律职业人才奇缺，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数很少，有了资格愿到民族地区工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三是民族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由于没有语言的障碍，并且深谙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他们在民族地区处理案件更得心应手。既然民族地区急需民族的法律职业人才，那么对民族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定位首先应该是职业型的教育。

二、新疆民族大学生的调查研究

（一）民族大学生的基本特点

1.对国家法生疏

民族学生上大学前大多没有接触过法律，他们接触到的是本民族的习惯法，他们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都按照耳濡目染的习惯进行。加之汉语水平较差，要用第二语言精通法学理论势必难于登天。如果将法条规定对比他们的习惯法讲解，结合具体案例，引导他们讨论、比较，逐渐渗透法学理论，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相对失落感”

民族大学生在家乡是各个群体的佼佼者，从小就受到村民、老师的宠爱。然而，到了以汉族学生为主的大学校园，由于语言不通、基础教育落后造成的学习障碍，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平日的交流也局限在本民族学生之间。虽然学校组织的民汉互动拉近了民汉学生之间的距离，但用第二语言学习的困惑，造成的学业成绩差异使民族学生总处于被帮助的地位，角色变换使许多学生不适应。因此，增强其学习能力，恢复其自信心尤为重要。

3.渴望学习法律

民族法学学生性格直率、坦诚，通过和他们交谈，发现大部分同学选择法学专业是为了将来能够处理好当地纠纷，为民汉和谐社会的建立发展作贡献。他们对本华民族习惯法有一定研究，这为学习中华民族习惯与国家法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4.熟悉民族习惯

新疆民族大学生都是土生土长的，对民族习惯了如指掌。在以后的法律职业工作中，他们能更好地处理民族纠纷，做好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调适。如对结婚不登记习惯的处理及以后的离婚财产分割、离婚被告、一夫多妻等案件的裁判、调解更有利。

（二）塔里木大学法学民族大学生的实证调查

1.汉语水平能力较差

虽然民族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年经过了一年的汉语学习，汉语水平有了很大的长进，但是由于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汉语，总体上看，凭他们的汉语水平，要想精通深奥的法学理论有些勉为其难。

2.法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调查

正是由于汉语基础较差，学生用第二语言学习法学就比用母语学习困难得多。况且目前的情况是汉语老师用汉语讲解汉语课本，语言转换造成的知识上的偏差，更增加了民族生理解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学生喜欢案例、举例法的讲课方式就顺理成章了。法学理论对法律条文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法学教学中必不可少，对民族生讲法学理论时宜用案例、举例法引导。此外，对少数志愿考研、考博的学生，可要求他们多阅读法学理论的书籍，打好坚实的法学基础，因为这部分同学将来要参与民族研究、民族教育，为培养更多的优秀民族法学大学生服务。

3.对学生司考的调查

民族学生毕业后一般在民族地区工作，大部分学生学法学的目标是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他们课外阅读的书籍也大部分与司法考试有关。

4.学生喜欢的课程

学生喜欢的课程集中在案例较多的刑法、合同法，应用较多的婚姻法、经济法上。学生不太愿意上难以理解、案例较少的行政法、国际法等课程。

三、对民族大学生的法学教学的建议

（一）对尖子生个别指导。对少数汉语基础好、志愿考研的同学进行个别辅导，努力培养一批精通法学理论的民族大学生，为以后的民族生教学培养师资力量。

（二）课堂教学重点向司法考试倾斜，以案例教学法为主。笔者认为对民族大学生来说，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比较实用。课堂教学以案例为主，用案例、举例等方法导入法学理论，学习法学理论的目标定位是更好地理解法条，将一些较难理解而司法考试不考的课程（如法律逻辑学）改为选修课。尽快为民族地区培养大量的法律人才，以解新疆法官、检察官、律师匮乏之急。

（三）混合编班，加强民汉互动。开展民汉法学辩论赛、法庭对抗等活动，迅速提高民族生的汉语言转换能力，达到学汉语课本像学维语课本、听汉语老师讲课像听维语老师讲课一样，不明白的地方可及时请教汉族同学。加强师生互动，建议老师兼任班主任，多与同学们交流，及时解决民族生学习、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与民族生交往的过程中学习一定的维语，了解其风俗习惯，为以后的教学、科研打好基础。

（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搞科研。民族大学生是他们本民族的骄傲，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本民族的繁荣发展有一种历史责任感。积极搜集本民族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研究、融合并发展。学习法学就是要发展他们本民族的习惯法，国家法应重视与习惯法的调适，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教会他们设计调查问卷及实地走访的技巧，研究民族地区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民族习惯法、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可以分配好课题，让他们假期去做，一是可以锻炼他们的调查研究能力，为以后的工作、写论文打好基础，二是可以为老师收集到相关的科研资料，帮助老师完成自己的课题。

民族学论文篇6

关键词：民间舞教学规格风格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几千年优秀灿烂的文明史，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各民族民间舞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进程中，世代生息演进，流传至今，其风情醇厚、绚丽多彩的民间舞蹈生动而鲜明地表达了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构成了我国传统艺术丰富的内容之一，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舞蹈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源泉。

一、民间舞教学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舞蹈教育和艺术人才的培养课程体系中，民间舞始终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舞蹈课堂教学，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训练课，也是培养民族舞蹈或舞剧演员、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舞蹈理论研究工作者的专业必修课程。民间舞这门课程所担任的教学任务及目的是：通过系统规范化的教学内容，配合相适应的、生动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民间舞基础知识、技术运用方法、基本能力（形态技能、心智技能）等诸多方面得到培养开发和训练，以适应掌握各种民间舞所特有的节奏、动律和风格，提升学生的综合表现能力，为学生在舞台艺术实践和将来从事民族舞蹈教学科研创作等方面的研究奠定基础。

民间舞的课堂教学，是以中国各民族独具风格特点、生活气息浓郁、个性特点突出、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训练价值的教材为教学内容，解决学生在其他专业课程不能解决的技术技能问题。同时，通过民间舞这门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民族民间舞的基本技能、美学思想和舞蹈历史文化知识，其教学目的和训练意义是其他课程无法取代的。

二、民间舞教学特点

民间舞的课程教学特点，体现在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有代表性的民间舞教材为教学内容，而其教材是经过无数艺人和民间舞专家、舞蹈教育工作者几十年来的悉心研究、精心磨砺、不断加工、提炼升华、在实践探索中逐步规范而形成的，非常丰富而具有代表性，有较强的系统性和规范性，使之变成课堂教学培养训练学生不可或缺的有效手段，有很大的训练价值意义。在民间舞教学中，以具有训练形体技能和心智技能两方面价值和作用的内容，着重解决学生的身体松弛和协调性、灵活性、柔韧性、气质性以及控制力、力度、弹性、速度、节奏感、乐感、技术技巧性和表现力等。学生通过长期实践与研究学习，不但学到和提高了表演技能和心智技能，还体会感知和掌握了解了不同民族民间舞的风格韵律和民俗风情，包括对其民族审美思想、审美追求、审美心理、审美表达和审美情趣等基础文化知识的积累。这容易激发学生尊重和热爱民族舞蹈文化艺术的热情与追求，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塑造与培养，有利于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我们深知，教学的过程不单是知识技能的传授，同时又是育人的过程。实践证明，在舞蹈专业学科对培养优秀的舞蹈艺术人才的教育中，中国民间舞是一门必不可少的专业必修课，其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民间舞与其他舞种的区别在于，无论是形式、风格、动态都有着其固定或特有的地域风格，这是中国民间舞区别于其他舞种所固有的一种舞蹈形式。另外，舞蹈以非文字语言的肢体为特征，它对内心情感的表达，要通过身体的形态、动作的表现得以实现。那么，在民间舞教学中，经过严格的训练与学习，不但让学生充分掌握民间舞的动律特点和节奏的要求，还要学会把握民间舞的风格及表演技能。如今，我们的民间舞课堂教学的教材与教学内容，不是简单纯粹地把流传在民间的自然形态民间舞搬进课堂教学，而是经过反复深入研究，找出其规律特点，不断进行提炼、加工、升华、规范而形成系统的教材，并以此作为训练学生和舞蹈演员的有效手段，其针对性、目的性是很明确的。不同地域的民间舞，其舞蹈的形式、风格、动态有其共性，也有个性，而民间舞蹈内在特有的规定性，形成了民间舞蹈自身特有的风格特点和形态样式。例如：东北秧歌的风格特点概括为“稳重浪”，其舞蹈的“艮劲儿、美劲儿、泼辣劲儿”，以动作急出慢落、有动有静、有张有弛，音乐曲调以唢呐和小钹器乐吹奏出迷人的节奏变化，把舞蹈烘托得更动人，为其舞蹈的“艮劲儿、美劲儿、泼辣劲儿”增添声色。从动感和风格上，艺术地概括出东北秧歌的韵律感和审美特征。由此来分析，在民间舞的教学中，规格的要求(动和静、力度大小、位置、高低、过程、线路、方向等的规范)、风格的把握，是学习民间舞方式方法中的着眼点，也是民间舞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

三、民间舞的规格与风格分析

在民间舞教学中，如何使学生理解教师的教学意图和要求，在既严格又生动活跃的气氛中展开互动学习，以致达到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完成教学目的？显然，分析研究民间舞动作规格与风格的关系，这在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它关系到学生如何能更好地准确把握不同民族民间舞的动作规格与表演风格。从理论上分析：规格是风格的基础，风格是呈现的结果。民间舞的规格与风格是水融、紧紧相扣，离开规格（动和静等的规范）、风格（格调、气质、情感、韵律、节奏等），就难以完整地表现；而规格的统一，确定动的流程、线路、力度、高度、方向等，又是完美的动律体现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朝鲜舞中膝盖柔韧的运动伸展、身体的呼吸移动、手的自然松垂、抽丝般的舞韵“雕塑感”；维吾尔族民间舞的优美挺拔、步伐稳健，“上身洒得开、脚下不离散”，以及山东鼓子秧歌舞中的“稳、抻、沉”等，成为表现细腻情感和内在精神气质的基础。

在民间舞的教学中，规格的形成、风格的培养，是完成民间舞教学极重要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教学中仍有主次之分，当进行不同民间舞的教学时，开端应以学会动作、掌握要求、明确规格为前提，在动作熟练协调之后，应着重于在情感方面的细致培养、启发和诱导。当动作呈现了情感、动律、规格、(转第107页）(接第95页）节奏、音乐等几方面的高度融合时，也就是组合形成的最后阶段，再注入民间舞的“自娱性”的要素（自我主观感觉发挥），并贯穿到整个学习民间舞教学及表演的全过程中，这才能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而“自娱性”的具备，对学习民间舞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培养学生自我感觉的表演意识，同时又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创造思维和想象力，但这需要教师通过以各种各样方式的启发、长期的培养，才能使学生不断增强这方面的表现能力，从不自觉的把握到有意识的掌握，达到所谓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认识层面。因此，单有严格的要求、呆板的训练而没有生动的启发，就会失去民间舞的本色；光有启发，而不注意细腻的规格要求和“瞎跳”，就会形成自由发挥无从要求，失去民间舞教学的特定性。这两者须互为联系、相互依助，互为转化的。

民族学论文篇7

民族文化和特征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社会的显著特征，犹太民族文化和特征也是如此。虽然随着犹太移民不断地融入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犹太移民的诸多问题逐渐被搁置一边，他们可以与异族进行通婚，经济上也开始不断好转。这个时期的东西方冷战思想以及麦卡锡极端主义等文化外在的因素使美国社会淡忘了犹太民族的犹太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完全接受了犹太民族，这只是表明犹太人移居在美国社会中进入到一种更加复杂的社会处境。移民的文化困惑在这个时期没有消解反而更加严重了，反映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就是通过犹太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来表现文化冲突的困惑。这种困惑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犹太作家通过对犹太民族性因素的挖掘和描写来表现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处境。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以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伯纳德•马拉默德等代表的犹太作家群，他们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通过对犹太民族中的犹太性因素和犹太特征进行加工整合，使他们文学作品中的犹太性表现得极其明显，这与该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特征有明显的关系。这些犹太作家并不局限于挖掘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同时也通过对犹太民族文化特质的描写来揭示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历史遭遇。犹太民族的“犹太性”在犹太作家群中的描写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创作主体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特征中形成的独特内涵，再与美国的社会生活相结合形成的犹太文学品质，与其他的犹太性具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犹太性的体现有轻重强弱之分，有时甚至比较隐晦，但是犹太文学的特征与影响力也恰恰体现在这里。比如犹太人出身的卡夫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犹太”的字眼，但是只要仔细地阅读就能感受到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犹太特征。因为犹太性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就是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不断地表现出来。美国当代犹太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索尔•贝娄（SaulBellow），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

贝娄在他的作品中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当代流浪汉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贝娄的小说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作品中主人公的流浪主要是通过空间的流浪和心理的流浪两个层面来展开的，在空间方面，主要是通过主人公在社会中找不到归宿，不得不到处流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空间意义上的流浪。心理上的流浪主要是以主人公心理和情感为主要描写对象，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找不到心灵的归属和慰藉，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困惑和焦虑之感，这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当代犹太作家在展现犹太民族在精神上困惑与受难的同时也在追寻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贝娄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塑造了出身在社会底层中贫苦的犹太人———奥吉•玛琪。通过奥吉•玛琪自述的形式展示了他的流浪经历，他要做一个自我创造者，他从离开家之后经历了不同的社会生活，足迹遍布了欧洲、美洲，在各种不同的生活体验中认识到社会发展的不公平现象。他狩过猎、参过军，也逛过妓院，作者通过奥吉•玛琪流浪生活接触过的人和社会环境，向我们展示了探索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在这个世界中不断地流浪下去。在《雨王汉德森》中，作者描写了汉德森这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汉德森是个继承大笔遗产的富人，由于对现实非常不满，于是他去非洲旅行，称自己为“雨王”。他在茫茫的沙漠中进行不断地思考、质问和探寻后，完成了自我精神使命的探索。终于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和终极目标，他最后回到了美国，抱着一个捡来的孤儿，这不仅是作者的象征意义，而且是他新生活开始的象征。这些小说都体现了犹太作家对犹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把对民族文化与美国生活上升到人类生存的状态。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有民族主义，而且有世界主义的存在。这表明了犹太作家在追求民族认同感的时候，往往把犹太人的困惑和追求上升到人类生存困境的追求，具有普遍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在美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而且体现了在民族文化历史变迁过程中犹太作家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影响力，体现了他们对美国当代生活的领悟和感知。犹太文学民族性和整合性作为文学现象的特征存在。犹太民族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是以分散的方式居住在各个国家，形成了他们对不同文化的认同，但是属于犹太民族文化传统的特征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民族特征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为显著的因素，不管历史如何发展，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要。因为犹太作家群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无法被其他人取代的。犹太文学的整合精神主要体现在不同的方面，如犹太作家都能够结合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内涵，通过文学作品把它们表现出来。从美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当代西方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性的交替转换之中，犹太作家描写的这些困惑不仅是犹太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困惑，也是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犹太作家通过犹太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二、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

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犹太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倾向。70年代之后，美国的多元化思想不断发展，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的许多群体开始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犹太民族也是如此。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来讲，不仅是一种解脱，更是一种慰藉。这个时期的美国犹太文学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是美国主流文化却在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陷入混乱状态。因此，犹太文化在犹太移民对其认同和挖掘中不断在美国当代文学中体现出来，主要的文学主题就是重返犹太家园，重新审视犹太价值观等方面。犹太民族文化中的犹太性对美国文学主题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70年代之后。但是在此之后，一些犹太作家开始摆脱犹太性，追求回归犹太传统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第三批犹太作家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崭露头角，他们追求犹太文化的传统性，文学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犹太性。比如美国犹太移民的当代作家艾萨克•辛格（IsaacSinge）r，他的文学创作是美国当代文学中非常独特的现象，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不仅体现了犹太原始的语言形式，而且小说主题基本上都是表现对犹太传统的回归。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在各种利益与诱惑面前无法自拔，金钱、权利、欲望等都是他们罪孽的源头，都是在最后关头总能悔悟，回归到犹太传统。这些人物形象开始在社会中总是找不到自我，深深陷入各种诱惑之中无法自拔，他们违背了犹太人的原则，背弃了自己的宗教，成为社会的抛弃者。都是在关键的时刻达到了内心的醒悟，于是不断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他们不仅重新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而且开始了新的人生，这是辛格小说中最主要的主体模式。辛格的《肖莎》充分体现了他作品中的回归主题模式。肖莎是艾伦的初恋情人，小说在开头简单地介绍过她，后面主要讲述了艾伦远离肖莎之后沉溺于放荡的生活，他和四个女人的关系纠缠不清，为了金钱可以放弃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但是当他看到肖莎时勾起了他所有的回忆，艾伦在肖莎身上看到的不仅是自己失去的美好品质，更是失去了内心的信仰和作为犹太人独有的特征。所以，他决定回到自己以前纯真的生活中去，他为了肖莎放弃了去美国，表现了他对回归犹太传统的坚定信心。这种“背弃—忏悔—回归”的小说模式不仅是辛格小说的主题模式，更是他创作的态度，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现代犹太人只有珍惜自己的生活和犹太的宗教传统，在犹太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洗礼中才能得到回归，才能够真正体会世界的安宁和人生的意义。

三、新时期犹太作家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文坛上出现了第三代犹太作家。这批作家与第二代犹太作家有很大的区别，以贝娄、罗斯和辛格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的作品具有超越犹太性的意义，但是在这批第三代犹太作家中却有意识地凸显犹太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探索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作家对英语的运用进行了探索，认为英语的运用不符合犹太人的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播。这个时期美国当代犹太文学的犹太性就更加体现出来，深入到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层面上讲，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小说不再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同化现象，与此相反，他们在犹太文化传统中吸取经验，从历史发展与民族生活中寻找素材，在作品中表现出浓厚的救赎意识和思想观念，而且对犹太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描写。辛西娅•奥齐克、休•尼什桑和库尔特•莱文恩特等一批学者是第三代犹太作家的典型代表。其中成就比较高的要数奥齐克，他希望在英语环境中创作出一种属于犹太人的本土文化，虽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和环境空间，但是他始终认为犹太文化复兴之路一定会到来。在他的论文《创新与救赎：文学的意义》中，他主张人有改变生活的自由和创造新文学的自由。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漂浮：五个短篇故事》中，救赎仍然是他文学的主题。在《普特尔梅瑟：他的工作经历、她的家世和她的余生》中，女律师普特尔梅瑟是犹太文化传播的典范，她有犹太价值观，把自己的命运与犹太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奥齐克通过普特尔梅瑟的行动与思想说明了犹太语言与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掌握犹太语言和民族文化传统，犹太民族的文化才能不断发扬光大。他的另外代表作《流血》也是突出救赎的主题思想，在这篇小说中奥齐克揭示了犹太人赎罪日的神学意义，向我们展示了犹太叛教者回归的心路历程。《律法》是尼什桑的代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现的是犹太人的宗教价值观，小说的主要思想就是肯定上帝对人的圣约，指出犹太人应该遵循古训。故事从叙述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开始，其根源是是否继续遵守犹太教规，是否让口吃的儿子当众诵读摩西律法。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对犹太教规和律法都不屑一顾，他们是被德国纳粹同化了的德国犹太人，心中早就没有犹太人的信仰和追求，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也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但是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疯狂的屠杀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点民族意识和犹太情结，父亲决定抛弃祖父的教诲，把属于民族宗教的东西作为遗产传给了儿子，而且儿子非常高兴地承担宗教义务。这部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残酷的杀害，告诫人们战争的残酷性，同时，说明了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盲目地追求同化是徒劳无益的。

这表明了在第三代犹太作家中，他们不断认识到犹太民族性特征对犹太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且在美国社会中也越来越自信，从小说中反映出的对犹太民族特征的坚守，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挖掘都可以看出。他们通过其文学作品活跃在美国的当代文坛，对美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贝娄、辛格和马拉默德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犹太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主题主要是关于战争带来的苦难，犹太人在美国的身份困惑以及美国对犹太人的排斥等。而且这些作品中主人公大部分是社会生活底层中的普通人物，他们大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中也是流浪汉的角色。但是以奥齐克和尼什森为代表的第三代犹太作家不管在描写主题还是表现手法方面与第二代作家都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笔下，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是精通犹太传统文化和了解犹太民族历史，都是精通犹太语言的虔诚的犹太教徒。这些在奥齐克的代表作品与尼什桑的代表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四、结语

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美国文学中的犹太文学同样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它与美国当代其他文学一样丰富了美国文学的内容。但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犹太文学与美国当代的其他文学又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主要探索了犹太民族文化传统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指出美国犹太文学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几代移民犹太人在美国不断探索文学意义的成果和结晶。文学的主题从犹太人在美国寻求身份的认同到在美国获得承认之后的自豪感，充分显示了犹太移民在美国坚持文学理想的心路历程。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美国犹太文学在美国的历史演变中向我们说明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个民族只有不断挖掘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够在世界文化中得到认可，得到发展。犹太民族文化对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犹太民族文化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价值体现。

民族学论文篇8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泛地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学科名称的“比较音乐学”开始被“民族音乐学”替代。“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1、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本世纪50年代前称“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年轻的音乐理论学科，大约萌芽于18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从字面来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洲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感受到异国的新奇的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音乐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18世纪末叶，他们之中的部分学者对所到地区的音乐开始进行音乐性质的考察和资料搜集。调查者本身带有“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因此，调查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也有一部分著作例外。如：比利时作曲家，音乐学费蒂斯，在他的著作《音乐通史》中，就较公证的和客观的论及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欧洲国家及其有关民族的传统音乐。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大肆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英法两国对东方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基泽维特发表的《阿拉伯音乐的起源说》等。由于没有音乐学家到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欧洲人对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描述和分析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能构成一个学科。19世纪中期，这一“低劣”“肤浅”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状况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首先提到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在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论诸民族的音阶》，才是在真正理解、认识非欧洲音乐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而向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它为后来比较音乐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比较音乐学”的提出是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音乐学季刊》提出了把“历史音乐学”和所谓“体系音乐学”加以区别的构想，并把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列入“体系音乐学”的范围。他认为这是一门“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当时，阿氏把这门学科称为“音乐学”，就是后来说的比较音乐学。从18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音乐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音乐学家施通普夫于1902年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之后与在研究室工作学习的萨克斯等人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导致学术研究的绝对性、武断性。但是，柏林学派也有它的优点，这一学派通过欧洲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相互比较，打破了音乐学历来只重视研究欧洲音乐的局限，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鲍亚士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当时是既反对进化论又反对传播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学派。此学派主张文化相对论，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人们不应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各自的价值。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和柏林学派相互融合，同时，音响和录音及其摄影技术的进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族音乐学界兴起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它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瑞士音乐学家索绪尔所创立。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人类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西方世界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消解中心，复苏边缘，反对同一，追求多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东欧，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是东欧国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著作，为这一音乐学科的发展筑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科学基石。在东亚，中国音乐学家、音乐活动家王光祈，最先系统的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首开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日本音乐学中的比较音乐学亦开始苏醒，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者，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兴起准备了早期条件。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民族音乐学”以被多数国家的音乐学学者们公认，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比较音乐学”名称，但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保留在民族音乐学的总体研究方法系列之中，并在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开放和多样。80年代后半期，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从那时到现在，以下课题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不同音乐的商业销售额，不同题材音乐作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和如何通过音乐建立人际关系等不同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2、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把民族音乐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他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把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分为“世界乐系”的三大类。王光祈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的音乐学家，也是把这门学科从西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学者。从王光祈先生把民族音乐学介绍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1927年在上海出版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之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一直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去做中国民间音乐的调查工作，而并不是在用看世界音乐的眼光去研究音乐，当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全面地推广民族音乐学打下基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做法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总体上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时期继承了第一时期的做法，在大量搜集中立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分支学科地位。至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论坛会之后，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超级秘书网

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的编译和出版、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和对学科建设的建议、民族音乐志的编辑和出版、音乐文化区划性质的研究、音乐文化历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等。随着民族音乐学的逐渐形成发展，它形成了它特有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分为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个阶段。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案头工作则包括对搜集来的音乐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的撰写。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及杰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案头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描写和记述；在描写和记述的基础上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领域非音乐理论学科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如：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民族音乐学是发展时间很短的学科，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它以后的发展面积将会更广，内容会更加博大精深。

参与文献：

1、费蒂斯：《音乐通史》论文

2、王光祈：《东方民族之音乐》

3、阿德勒：《音乐学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