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1 18:21:49
社会变迁论文篇1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价值观念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在此条件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转变行政机构、党团组织以往注重管理控制的理念，强化对青年的引导、影响作用；分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寝室、社团、网络的实践性特征；创新组织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单位体制和现代社会新的组织形式各自的优势，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渠道；放宽眼界，创新调整利益关系的各种制度和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通过制度保证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
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团十六大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是值得信赖的，是能担当重任的!n那么，当代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些变革对青年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如何使得青年能够永远值得信赖，真正担当重任?本文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对青年产生的消极影响人手论述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以市场化改革为基础的全方位的改革，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等方面。
(一)组织结构的变迁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处于“以单位制为细胞的、以纵向组织为中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之下”，单位是中国社会组织和调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单位构成了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单位制(农村主要是制)条件下社会组织结构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结构。各社会组织彼此分别属于条块分割、相对封闭的不同系统，并直接对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他们之间不存在也无法存在直接相互的联系。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各类事务的管理只有通过不同的行政条块按自上而下的途径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职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转变经营机制，所有制结构改革，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大量涌现，政府与单位、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对各企事业单位、个人的管理控制能力逐步削弱，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学校办社会、机关办社会的状况，弱化单位行为的非专业性目标，弱化职工对单位的过分依赖性。政府与单位、个人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广大职工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下级单位不再倾向于成为上级单位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单位对职工，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社会整合作用逐步弱化。从而使各组织问的互动模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模式13渐被复杂的多元互动、纵横互动模式所取代。社会组织结构也相应地由原来单一的纵向垂直管理结构变成了多元的纵横互动结构。这种组织结构要求政府、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和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决定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二)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
一是传统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首先，工人阶级的队伍明显壮大，结构与过去大不相同。产业职工的总数从改革初期的不到1亿人发展到目前的3亿多人，工人阶级的来源主要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人子弟和农民工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成员。工人阶级队伍除了公有制单位职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加入。其次，农民阶级大规模分化。农村改革后，农民突破了以前单独从事农业生产的界限，大批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流动到城镇，走进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就业于社会各个生产、经营、服务和管理部门。再次，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生产生活方式、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就业渠道的改变，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比如，改革以来，大量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成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二是新社会阶层的初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转变为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使传统阶级阶层分化的同时，也给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提供了制度基础。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又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创造了就业条件。这样，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应运而生。
三是阶层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阶层结构定型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阶层之间的界限、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开始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与再生产逐渐强化；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目前，我国阶层结构已经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比如近些年来在城市中出现了不同档次的住宅小区，居住在不同档次小区的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能力、文化模式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再比如城市中出现的高级会馆、俱乐部等社会组织，要进入这些组织需要交纳高昂的会费，这就将低收入者拒之门外，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则有特定的行为方式和再生产机制。阶层结构开始出现定型化的趋势表明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雏形在我国已经初露端倪。
(三)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
社会的发展，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必然导致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人”的文化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这种变迁表现为，一是价值取向由单一转向多元。改革以前，人们的价值观念比较单一，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关系时，往往是集体利益优先，公而忘私、重义轻利。但随着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传统的一元化的价值观念结构逐渐分化，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持有不同的价值观。同时，社会分化的加速还使社会异质性特征日益突出，这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映，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扩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发生相互碰撞与冲突。
二是价值评价由被动顺从转向自主独立。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发展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和自我价值实现意识显著增强，人们习惯于自主认识、自主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收外面世界的变化。
二、社会结构变迁对青年产生的消极影响
社会组织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和主体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对青年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学校的组织体系“松散”，青年对“组织”的依赖性弱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体制是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在这种组织制度下，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被组织到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单位组织之中，成为单位组织的成员，单位组织处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成为联结二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改革以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使曾经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单位组织开始瓦解，政府对各企事业单位、个人的控制、整合功能大大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单位”体制的逐渐瓦解使得社会对青年的控制整合功能有所弱化。
青年对传统单位体制下“组织”的依赖性大大弱化的同时，“组织”在学生心自中的权威有所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控制与被控制、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学生越来越倾向于自主独立、自我选择，尤其是在课堂、教室等传统组织体系之外的诸如寝室、社团等自由生活空间，学生更是“我行我秀”，充分展示了现代年轻人个性突出、愿意表现、关注自我的性格特征。网络的出现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由于网络空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质，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虚拟社会，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腐朽思想、色情暴力等网络垃圾也随着互联网的传播，浸染着当代的青年们，对他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真实社会”中的一些被恪守的道德准则在“网络社会”中就可能变得不那么具有约束力，有些青年在上网时就可能出现放纵自己言行、忘却社会责任，甚至丧失道德感的现象。
(二)青年群体出现了分层化的倾向，利益多元化、差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使社会主体利益日渐多元化、差异化。传统意义上通过单位来表达利益诉求的机制瓦解，新的利益表达机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原来高度重合、相对简单的利益结构逐渐解体的同时，社会未能建构起公正合理的利益结构，致使整个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日渐紧张。利益结构日趋失衡，利益关系紧张主要通过各种社会问题明显的表现出来，最直接最突出的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
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在青年中的反映也非常明显。例如有关统计资料显示，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约占在校生总数的15％一30％，其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为8％一15％。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使得学生中间出现了贫富分层的趋势。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得青年在观念和行为上更加重视现实的利益尤其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物质化、功利化。一些青年往往把人际交往建立在诸如经济、权势等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在选择交往对象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及个人的可利用价值等；在交往方式上，为拉关系、结同盟、摆阔气，动辄请吃、请喝、请玩，比如生日、节日、获奖学金，甚至入党、当选干部、确定恋爱关系等都要吃喝一番，大家对此也是司空见惯，彼此之间互相迎合，你来我往，乐此不疲，把人际关系功利化。
(二)青年的道德与信任关系受到冲击，传统的观念认同出现危机
价值观念结构的变迁，使得青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的趋势。旧的社会规范几乎瓦解，而新的社会规范尚未确立起来，这必然出现新旧规范之间的冲突与脱节，从而导致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被扭曲，有些青年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荣誉感和职业伦理有所弱化，在群体与个体关系上，更重视个人；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更重视利益，在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上，更重视现实。同时，社会价值观念的快速分化，使得一些青年的道德底线受到了冲击，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信任危机。比如，现在高校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拖欠贷款，甚至有一部分学生毕业以后不知去向，贷款更无从追讨。
道德的失范，信任危机的出现，使得青年的观念认同发生深刻变化。青年对传统条件下一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的认同逐渐弱化甚至丧失的同时，整个社会并没有重构起一套得到大多数学生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导致一些学生或者由于没有信仰而处于迷失与痛苦的境况中，或者由于自身利益的受损而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心理。信仰的缺失、价值观念的扭曲，使得一部分青年奉献意识淡化，学习动力不足，艰苦创业意识不够，畸型消费现象大量出现，金钱意识变浓，享乐思想滋生，人际关系出现物化现象，精神生活格调低下，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等等。
三、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在社会结构变迁对青年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要通过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先进文化武装青年头脑，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既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内容和方式，又要放宽眼界，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创新调整利益关系的各种制度和机制，把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在通过制度保证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
(一)转变行政机构、党团组织以往注重管理控制的理念，强化对学生的引导、影响作用
青年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力量要发挥真正的作用，不仅要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在于人格的完善与升华。实现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升华的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社会而言，坚持以人为本的意义在于尊重和利用青年成长的规律，加以有效的引导而不是各种人为的控制。在青年对组织的依赖性逐渐弱化的条件下，必须适时地转变传统单位体制下控制管理的观念，强化对青年的影响和引导作用。这就要求行政机构、党团组织挖掘各种组织资源优势，充分尊重和利用青年成长的规律，把其承担的育人目标和青年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有机结合，即要实现育人目标，又要体现满足青年自身需要的努力和坚持，这样才能赢得青年的认可和配合，教育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三)分清思想政治教育的层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寝室、社团、网络等新领域的实践性特征
从其内容、功能、目标以及教育环境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分层次的。比如，就其目标来说，可以分为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本身又分为不同层次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是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等诸方面的发展，把受教育者培养成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培育“四有”公民，它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具体目标如思想素质目标、政治素质目标、道德素质目标和心理素质目标等；社会目标同样有不同的层次如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等。
思想政治教育在不同的环境里，具体的内容和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课堂上，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进行理论的宣传、讲解，使青年在认知层面理解、接受这些理论知识。而在课堂以外的诸如青年寝室、社团、网络等其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应该体现在青年理论认知基础上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青年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表现，就是要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主要是指青年在理论认知基础上的实际行动和表现。因此，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实效性，必须分清层次，在不同的环境里强调不同的内容、方式、过程和效果。对于寝室、社团、网络等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更主要的应该在于青年的实际行动和具体表现。可以通过不同内容的主题活动，加深青年对课堂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认同，培养其各个方面的意识和能力，比如通过以寝室为单位的卫生评比活动来增强青年的团队精神和环境意识等等。
(四)创新组织形式，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新的组织形式的优势，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渠道
社会变迁论文篇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超级秘书网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社会变迁论文篇3
一、宪法变迁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宪法规范的变动形式之一，一般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款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某种宪法规范的含义已消失，在规范形态中出现适应社会生活实际要求的新的含义与内容。德国的公法学者叶林纳克(g•jellnek)最早从宪法学的角度提出了宪法变迁的概念并把它理论化、体系化。叶林纳克认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志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条文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则是指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即继续保持其原来的存在形态，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变更。[1]叶林纳克系统地提出了发生宪法变迁的几种情况：1.基于议会、政府及裁判所的解释而发生的变迁；2.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的变化；3.根据宪法惯例而发生的变化；4.因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发生的变化；5.根据宪法的根本精神而发生的变化。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都是宪法规范变动形式，具有同等的宪法效力，但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宪法修改是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宪法规范进行变更的明示的行为；而宪法变迁是一种基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宪法规范实质内容的变更，宪法条文本身则继续保持不变。宪法变迁一般从两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一种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变迁，即把宪法规范内容与现实的宪法状态之间发生的矛盾认定为客观的事实；另一种是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即以规范与现实的矛盾为前提，某种成文的宪法规范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出现具有新内容的宪法规范。宪法学上讨论的宪法变迁主要是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从宪法变迁概念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时期，宪法变迁存在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更大一些。由于宪法修改程序的严格性，故某些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便通常采用宪法变迁的形式。在有些国家，宪法变迁是进行宪法修改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宪法修改正是在宪法变迁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用以丰富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生活的形式。
二、宪法变迁的性质
宪法变迁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对宪法变迁性质的认定。宪政实践中应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认可宪法变迁的社会效果以及宪法变迁对宪政体制的具体运行是否具有直接约束力的问题均直接涉及到宪法变迁的性质。围绕宪法变迁的性质，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事实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定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不能允许新的宪法规范的产生。宪政实践中存在的违背宪法规范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是一种对宪法权威的侵犯，构成违宪的事实。对宪法变迁概念的认识实际上是默认违宪事实的合法存在，故不能提倡；二是习惯法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所产生的宪法规范实际上成为一种宪法上的习惯法。由于规范与现实相互矛盾，成文宪法规范实效性的发挥遇到障碍时新的宪法规范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进一步充实了宪法规范本身的内容。习惯法的合理性与社会规范意识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规范与现实的矛盾，避免宪政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规范空白；三是习律说，根据英国宪法理论中的习律概念说明宪法变迁的法律性质。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实效规范不仅是一种违宪的事实，而且不宜以习惯法的角度完全承认其法的性质。宪法变迁作为一种习律，其法律性属于“低层次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把它表述为“未完成的变迁”。[2]上述三种学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学者们对宪法变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判断。这些判断表现为三种情况：一种判断是对宪法变迁价值的肯定。认为当社会现实中符全一定条件时应肯定宪法变迁在宪政实践中的积极意义。比如，同宪法条款相抵触的国家行为在长时期内反复出现，并得到国民法律意识的认可时，这种国家行为便具有法律性质，可以改变某种宪法条款。这一观点强调了宪法的实效性，认为无实效性的宪法规范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二种判断是否定宪法变迁的价值，认为对违反宪法的国家行为不应在事实上给予承认，不具有任何法律性质。其主要理由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互矛盾时，基本的解决方法应是通过宪法的修改程序来完成修宪任务；如果承认宪法变迁的事实，无疑会影响刚性宪法的性质；在现代宪法中，通常都要规定宪法的最高法规性，宪法变迁的事实实际上冲击了宪法的地位。第三种判断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违反宪法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不具有改变宪法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从宪法规范的理论与实际运行过程看，第三种判断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如果简单地肯定宪法变迁的价值便有可能为违宪的国家行为提供正当化的基础，直接破坏宪政秩序。但对那些忠于宪法的基本理念且意在补充宪法规范不确定性的变迁事实则应采取有条件认可的原则。对宪法变迁性质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宪法变迁的界限与具体分类问题。按照宪法变迁的动机一般可将其分为依宪法解释的变迁、依宪法惯例的变迁、补充宪法规范的不足等形式；依变迁的性质又可分为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积极的作为而形成的变迁与国家权力的不作为而发生的变迁。宪法变迁的不同形式都以相应的界限为其存在的条件。
三、宪法变迁的界限
多数宪法学者在谈到宪法变迁的理论价值时，通常都要提出宪法变迁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具体界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宪法变迁现象具有特定的界限而并不具有任意性。宪法变迁的产生一般需具备物的要件与心理的要件。物的要件指在一定期间内存在并反复出现的宪法事例；心理要件则指对宪法事例国民给予的一定认可。社会的变化、宪法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国家权力运行的特殊的政治必要性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宪法变迁事实的出现。但在确定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的条件下，社会变革对宪法本身价值的冲击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社会变革的合宪性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严格地限制宪法变迁的意义与适用是实现宪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宪法变迁界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之一是规范与现实价值的平衡与选择。宪法的最高价值首先表现为规范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规范本身意味着“为共存而形成的妥协的结果”，这种结果在一个社会中被封为“最高的价值”(obersterwert).当然，规范与现实价值的平衡中所说的规范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宪法学所主张的“当为的规范”(sollen)理论。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现实并为合法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服务是宪法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现实的变化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存在应以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系为基础，故不能以政治的必要性与形势的变化简单地否定规范的价值。在追求法治理想的国家中，国家生存的必要性与宪法规范存在的意义是相同的，两者的一体性是宪政体制发展的基础。宪法变迁的界限在宪法规范本身内部是难以确定的，所以，应从规范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规范所能容纳的现实要求。过于现实化的规范可能失去对现实生活的调整能力，某些明显的违宪行为亦可能得到合法化的基础。在当代的宪政实践中，人们更应关注规范价值的维护问题，以避免宪法的运用陷入实用主义化的局面。
在宪法变迁理论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宪法实现(a erwirklichung der verfassung)概念的使用问题。宪法实现是基于宪法的规范性形成符合宪法规范精神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规范的具体运用过程构成了宪法实现的具体形态。宪法规范的现实适应性与现实的宪法适应性是相互依存的，保持其平衡是宪法学的重要课题。由于规范与现实经常处于冲突和矛盾之中，故宪法实现概念中自然包含着两者的不协调性。有的学者提出，宪法实现的概念反映了与宪法规范相互矛盾的社会现象。如果在宪政实践中不能正确地使用这一概念便可能导致轻视宪法权威的结果，使社会现实的规范效力处于宪法规范的规范效力之上，违宪现象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时宪法变迁的意义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违宪行为得不到正当化，另一方面通过宪法政策的功能使违宪的社会现实重新回到宪法规范约束的范围之内。从宪法政策学的角度讲，任何违宪的社会现实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得到正当化与合法化。对违宪现象的默认与认可，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与人们宪政意识的薄弱。
宪法变迁理论的运用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与适用范围。有的学者认为，宪法变迁是在宪法优位观念还没有确定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政治权力调整过程中宪法学所处的软弱地位。在宪政实践中规范并不是以消极形式去适应现实的变化，规范的调整是积极而多样化的，合理行为的基础是合宪性。由于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当规范的内容来不及通过正规的修宪程序得到调整时虽可采用宪法变迁的方式，但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既不得扩大解释也不得固定化。特别是涉及国家政策的制定或调整时，轻易采用宪法变迁可能导致弊多于利的局面。世界各国的宪政经验表明，实证主义宪法学与实质主义宪法学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故应综合宪法本身的各种内在因素，以维护其本质的价值。宪治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过大量的宪政实践，使社会主体体验丰富的宪政生活，进而形成依宪法办事的习惯。
在有关宪法变迁界限的理论研究中，德国宪法学家konrad hesse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73年他在《宪法变迁的界限》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宪法变迁的理论与实践界限。他认为，宪法变迁存在的条件之一是要有明确的标准，从法律和规范意义上确定宪法变迁的内容与具体步骤，超越变迁界限的宪法变动不具有正当的基础，也无法明确合宪行为与违宪行为。[3]在分析宪法变迁的运行机制时，他对从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中观察宪法变迁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不能从宪法状况与实定宪法之间的对立角度认识变迁的意义，因为变迁的内容并不是依条文而确定的(mitbestimmt)宪法规范的内容，而是其他的内容，即规范中反映了某种现实的要求。规范与现实的统一是宪法价值的必然要求，表面上的分离并不否认本质上的相互连贯性。具体论证宪法规范的规范领域变更的依据主要有“事实的规范力”(normative kraft des faktischen)与“国家生存的必要性”(lebensnotwendig keiten desstaates)。[4]在他看来，缺乏界限的宪法变迁是一种会给整体的宪法秩序带来全局性损害的现象，构成宪法破坏或宪法废止。[5]
四、宪法变迁事例的分析
各国在宪法的运用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完善宪法得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与形式，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关宪法变迁的理论与实践中形成的一些事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德国的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判决中对宪法现实的变迁作了如下说明：当一定的社会领域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新的状况，或因人所共知的事实进入整体发展进程中具有新的意义时，宪法规范的意义便已发生变迁。在这里宪法法院一方面确定了宪法变迁的理论界限，另一方面肯定了变迁的实践意义。在美国的宪政实践中宪法变迁的意义是比较广泛的，1803年司法审查制的确立、总统选举制的运行过程以及有关人权条款的扩大解释等，基本上均通过宪法变迁的形式得到实现。在英国，通过大量的宪法习惯同样实现了宪法变迁，如国王权限的演变、议院内阁制的确立、政党活动的形式等。宪法变迁问题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与具体运用，第九条中规定的和平条款本身虽然没有任何变化，但其条款的内容却已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发生了宪法变迁，对此日本学者之间意见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第九条的变化并不是宪法变迁，其理由是：有关和平主义根本问题的调整必须经过国民的讨论，不能以变迁的形式来决定；宪法上已规定了严格的修宪程序；多数宪法学家认为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最高法院对第九条与自卫队的问题没有作出总体判断。但在实际的宪政运行中根据政府的宪法解释，第九条的和平条款已发生部分变质，政府强调国家固有的自卫权，并制定了《国际联合国和平维持协力法》，从而使自卫权的行使得以合法化。这种宪法变迁是脱离其界限的变迁，对宪政价值的维护是极其有害的。在其他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形式的宪法变迁，有的变迁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有的则带来了消极的效果。由于宪政实践的多样性与社会变动的急剧性，故在宪法规范的调整中只采取正规的形式是不够的，有必要以非正规的形式来加以补充。在实现宪政理想的过程中，适当地采用宪法变迁是必要的，但变迁的时机和内容必须限定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并及时地把非正规的形式转化为正规的形式，以保证宪政的价值性与操作性的统一。
注释：
[1] 叶林纳克：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转引自konrad hesse：《西德宪法原论》，三英社，1984年版，第76页。
[2] 参见川添利辛：宪法变迁的意义与性质，载《法学家》，1985年增刊。
[3] konrad hesse：西德宪法原论，法文社1985年版，第74页。
[4] 同注[3]，第93页。
社会变迁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变迁；物质主义范式；观念主义范式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4-0040-07
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很难将物质因素与国际变迁结合起来，很难用物质因素发生的变化来解释国际关系的变迁。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既有的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就会发现，那些能够解释变迁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观念因素的视角之上的。本文试图对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给以部分解释。首先，本文以社会科学中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已有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规律。然后，本文将会分析以观念因素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不足，以及导致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困难的原因，并将指出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必要性。本文特别强调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能否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在列举新近的几个试图以物质因素解释变迁的理论之后，本文特别强调这个转向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国际关系变迁相关理论的规律
本文对国际关系变迁理论中的规律的分析，需以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作为分析工具，旨在寻找国际关系理论中各“基础范式”之间彼此可能存在的联系。
1.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唐世平认为，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实只有11个基础范式，它们分别为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化、冲突范式、和谐范式、社会系统范式和社会进化范式，各种学派或理论实际上是基础范式经过组合后得出的结果。一个学派的理解能力，主要取决于这个学派能够有机地整合基石性范式的能力。但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
2.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
笔者经分析发现，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一个并不绝对的规律，即物质主义范式往往与冲突范式及静态的或循环的理论相联系，而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往往与和谐范式及变迁理论相联系。当一个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中的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物质主义范式比观念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它更多地强调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与循环，并且缺乏时间维度；而当一个学派中的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本体论比重时（亦即观念主义范式比物质主义范式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时），或者越采纳社会化范式时，则往往越表现出乐观的、变迁的或进化的特点。好像只有借助于观念因素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变化。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回顾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这里是以各个理论中的物质主义与观念主义范式二者在本体论上的比重（也包括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作为分类标准而进行回顾。
1.纯粹的物质范式与纯粹的观念范式
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基本上可以说都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的理论。新现实主义的学者所理解的国际政治无非都是新旧权力分配的交替，即国际体系永远是一轮又一轮冲突的循环。新现实主义所论述的“变迁”并不涉及国际关系在时间上的质的改变，只不过是国际体系中不同的权力结构的转换，或不稳定状态与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国际制度、国际规范都依然依赖于权力结构的最终支撑。或者说国际制度只能延缓权力结构变化的作用，但最终无法改变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国际体系的变化最终还是取决于物质权力结构的变化。
2.基本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特别强调观念的作用，而物质因素则受到极其明显的忽视或贬低。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自由理想主义、英国学派、自由建构主义和过程建构主义。早期的自由理想主义强调以好的规范为指导来建立国际组织。理想主义都认为规范可以脱离权力而单独发挥作用，将变迁完全依赖于观念因素，贬低利益、权力等物质因素。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也都是纯观念主义范式的，而且越到后来观念主义越强，和谐范式特征强于冲突范式，并且常体现西方中心论中的进化或进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建构主义，严格地讲应该是“自由建构主义”（liberal constructivism），就本体论的比重来讲，它是纯粹的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的结合，非常善于解释变迁。此外，秦亚青教授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模式，是中国学者非常重要的创新之一。过程建构主义的取向是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发展，也基本符合笔者总结的上述规律。
3.介于前两种理论特点之间的国际关系理论
还有一部分理论介于上述两种理论特征之间，即物质主义、观念主义在本体论比重上均占据重要分量的中性理论。这类理论主要有四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以及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认为它们是中性理论，是因为尽管这些理论中的观念因素大多是物质因素的附属，但恰恰是其中的观念因素使其理论体现了变迁的性质。这些理论既包含了冲突也孕育了和谐，既体现了循环也暗含了变迁。
（1）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古典现实主义强调物质、观念两种因素的结合，寻求两种力量的平衡。其理论主要关注于现实，但也包含对变迁的讨论。它不完全是静态的理论，带有鲜明的历史视角并憧憬未来。从总的世界观上看，古典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冲突中寻找维持和平的办法，冲突是永恒的，但和谐也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的理论坚持了弱物质主义的特点，而且明显包含了观念主义范式与社会化范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和平不能仅仅靠权力的均势来保证，观念能使和平更为可靠，国际道德和国际舆论能够制约权力。
（2）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大体是冲突的，但绝不是静止的、循环的，它具有很强的历史维度以及历史进化论的性质。大致地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上述规律不完全相符，它是物质主义范式理论中的一个特例，它从生产力角度解释国内发展和国际变迁。它强调生产力、经济等物质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强调政治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冲突范式为主，同时兼具和谐范式，但和谐仅存在于阶级内部。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兼具物质主义、观念主义两大范式，而它不仅关注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循环与周期，也强调从现存的、冲突的国际政治到理想的、和谐的国际政治的进化，因此也属于前面所说的中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强调国际秩序变革中主观革命的作用。
（3）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可以分为两大支柱：相互依赖、国际制度。相互依赖理论是一个以物质主义范式占主要比重的理论，尽管观念会对相互依赖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相互依赖理论，是前面所述的规律的一个例外，也是长期以来少有的能够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基欧汉曾列举了几个可能导致和平变迁的重要因素，即相互依赖、政府功能、信息、国际制度和规制等等。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国际制度的形成以及它对国家行为的作用，实际上是前者而非后者更明显地体现了国际变迁。就国际制度的形成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明显体现变迁的过程。国际制度又是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是对相互依赖的反应，这一过程中，物质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关注的却是国际制度形成后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物质的作用，也有观念的作用。物质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相互依赖的深化、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及国际制度通过改变理性国家的偏好进而改变国家的行为。而观念的作用则主要体现为从国际制度中产生的国际规范与准则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但新自由主义者对此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兴趣。新自由主义者的理论中并未体现出太多的对国际制度形成后的国际变迁的研究。大体上说，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性的，它以国际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及其对行为体的作用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变迁，认为国家间有可能通过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实现国际进步。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变迁的解释，既有物质上的因素，也有观念上的因素。
（4）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中对国际问题看法比较乐观的一支，其内部包括很多学者提出的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安全两难存在，但并不一定导致冲突或战争，而导致这一乐观结果的原因有两个方面：观念因素和国内政治因素。防御性现实主义学者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并且能够对此给以一定的解释。概括地说，防御性现实主义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一种仍然是从观念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变迁的原因。尽管这种理论仍然是以观念来解释变迁，但它们要比纯观念主义范式的理论以及前几种中性理论相对要好。因为它们讨论国际政治的基点是物质性的利益，而非观念上的身份、认同，其理论根基较为稳固。另一种则是从物质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即物质因素的制约机制或者进化机制，请读者见本文第五部分。
三、对已有部分国际关系变迁理论的反思
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一些批判理论，都将对国际关系变迁的解释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这就导致了此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问题，要么很难解释变迁，要么带有偏见地将西方价值作为国际关系变迁的终点。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才有了近些年来关于变迁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仍然以观念因素解释变迁，主要是通过心理学路径。第二个方向也是以非物质因素解释变迁，但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而构建非西方特色的理论。第三个方向是国际变迁研究的物质主义范式转向，主要从物质因素自身的变化机理来解释变迁，并结合部分观念因素，这就可以尽最大可能避免上面所说的四个问题。
1.物质主义范式为何难以解释变迁
物质主义范式之所以难以与变迁相联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物质因素和物质主义范式本身的特点所致，二是由国际关系理论科学化与简约化的结果所致。目前的理论局限和未来的理论突破主要指在第一个方面。
第一，物质因素本身难以与变迁相联系。物质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假定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在社会性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给定因素，是不以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话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也是非历史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将物质因素默认为静态的、不会发生变化的因素。各个国家的物质资源、经济力量或军事力量的变化只有一种取向，即数量上的增长或减少，因此单个国家的物质权力也就只能有增长或衰退的变化。而除此以外，物质因素很难再有其他的变化取向。一旦解决了这个理论难题，使物质因素的变化取向得以拓展，就会使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联系起来。物质主义范式更多地与冲突范式相联系，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物质资料最早地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大多具有固定性以及明确的归属，特别是物质因素难以避免稀缺性和零和性。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冲突都是由于领土问题和资源问题导致的。物质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更多地表现为冲突的、悲观的和循环的理论。
第二，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科学主义以及简约化的结果。物质主义往往与理性主义相结合，即物质因素总是比观念因素更加容易衡量，因此更适合作为理性计算的标准。而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又都是物质主义决定论，排斥建构因素。因此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国家的理性就是执行与自身物质资源（即权力）相符合的外交行为。能够研究变迁的理论，要么是完全抛弃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代之以观念主义和建构主义，要么是实现理性主义与观念主义的通约。而物质主义与变迁的联系则很少有人探究，只是近期学界才有少量的理论涉及到。
2.物质因素与变迁的联系
尽管建构一个能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变迁理论结合起来的逻辑存在很大困难，但物质主义范式，即使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范式，仍然可能有助于为国际关系的进步提供重要解释。当然，笔者只是认为，从物质因素寻找导致国际关系变迁的原因要比观念因素更为可靠，并非认为只有物质因素才能导致变迁。而构建新理论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
与观念主义相比，物质主义范式基础上的进步式的理论更为可靠，由观念导致的国家间关系的变迁，结果既可能是进步，也可能是退步。凡是那些将变迁依赖于观念主义范式解释的理论，都刻意忽视了退步的存在。物质因素导致的变迁，基本上是与国际政治的长时段的历史相联系，其进步的性质更为可靠。观念因素可以导致国际关系的变迁，但无论结果是进步还是退步，都必须在由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的具体时间段上发生，不能超越这个时间段。具体的由观念因素导致的进步或退步只能由物质因素的变迁提供基础，不可能超越这个基础。
四、以物质主义范式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尝试
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变迁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趋势，即开始逐渐由观念主义范式和社会化范式转移到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国家之间的物质因素的某些变化取向，本身就是推动国际关系进步的重要甚至根本力量。如果构建新的理论，使其能够解释变迁，关键是找到合适的解释物质因素变化的维度。目前较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有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以及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等等。
但物质因素导致的国际变迁或进化又是复杂的，物质主义范式不可能直接与和谐范式结合起来，冲突范式对和谐范式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在物质因素导致变迁或进步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概括地说，物质主义范式方面导致的社会进化，主要体现为冲突（或竞争）与合作的交织与统一，通过冲突引向合作。下面例举几个相关研究的重要努力与尝试。
1.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相互依赖理论是第一个比较系统的从物质主义范式角度研究国际变迁的理论，尽管仍然存在缺陷。新自由主义学者将相互依赖看作是权力的替代。新自由主义学者论述的权力观，实际上就是将权力理解为经济权力，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和平、进步、相互依赖都是相对容易的。但这又是不完整的，一个好的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变迁理论，应该包含对经济和军事要素的考虑，因此还需要完善。
2.防御性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物质要素间的相互制约性增长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前面说到，防御性现实主义都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迁，它解释国际变迁的方法有两种，本部分仅探讨从物质因素角度解释国际变迁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攻防平衡理论，以及对国家间物质制约机制的研究。攻防平衡理论认为，当具有防御性属性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时，进攻将变得难以发生，从而缓解安全两难。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则是从近几十年来国家间的物质制约机制的维度来探讨当代世界的变迁的。在当代世界，国家间的平衡“机制”会遏止扩张行为。
3.社会生产力与国际变迁
布赞等人强调从社会生产力的维度来解释历史的进步。英国学派在解释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再到世界社会的变迁中，主要是观念主义范式的。布赞继承了英国学派的历史主义研究传统，以社会生产力（主要是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国际体系的演变，在英国学派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他强调了生产力在国际体系形成与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布赞用上述逻辑论证了生产力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的直接联系，尽管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阐释导致国际变迁的动力和机制。
4.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理论，主要是从争夺物质要素的行为的自我否定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唐世平将社会进化范式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指出国际政治已经从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稳固地进化到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它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变成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这一转变恰恰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国家行为的必然结果。唐世平的研究中，这一深刻变革背后的根本机制（“征服或被征服”导致的国家数量减少与国家规模扩大，以及征服变得困难）主要是以物质主义范式为出发点的，能很好地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变迁与进化。
5.体系功能理论
杨原的体系功能理论是从各种物质要素之间的互补性的维度来解释国际变迁的，是体现了将物质主义范式与国际关系变迁或进化二者相结合的较成功的研究。这个理论合理地综合了物质主义范式、观念主义范式、社会化范式、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杨原认为，国家功能理论揭示出了国际政治进化的一个内在机制，能够为从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到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进化提供很好的解释，从而完善国际政治进化的理论。他认为，国家功能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国际政治本质的全新视角：国际政治曾经可能是冲突的，但它总是在向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如果大多数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彼此有差异的国家功能，就会形成和谐状态。
五、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启示
很多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现状修正国”或“侵略国”，以遏制中国作为其政策建议。例如权力制衡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动态差异理论、霸权稳定论、霸权战争论、文明冲突论、战略文化理论以及进攻性现实主义等等。前面回顾的这些现有的以观念因素来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大部分也是美国的理论，这些变迁理论很难为中国所用。尽管中国的学者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也在注意对其逻辑进行批判，但我们很少能提出真正能让西方学界和政界信服的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理论。以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为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看不到国际关系的变迁与进步，只看到国家之间争夺利益以及权力制衡或是霸权转移，在外交政策上只能教导美国如何维护霸权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与此本质相同，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以美国的价值观的观念因素来解释变迁的理论，实际上都是要将世界西方化或美国化，也只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才有指导作用，难以对中国有指导作用，只可能使我们落入理论陷阱。
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议题，就是要与和平发展这个最重要的国家需要联系起来。一方面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寻找理论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理解和运用理论而营造和平发展的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如何从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理论的逻辑中证明，中国现有的与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会导致中国的进攻性政策；第二，如何证明物质资源分配的增加，即权力的上升，不一定会导致一国对他国的威胁。这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未来理论研究的突破口。本文的归纳与总结，正与上述后一个方面有密切联系。
社会变迁论文篇5
「关键词宪法变迁，宪法变迁的性质，宪法变迁的界限，宪法变迁的事例，宪法变迁的争论
随着对宪法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宪法既具有规范性价值，又具有现实性价值，两者同样重要。而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化和发展，宪法的规范性价值便与现实性价值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和冲突的逐步解决过程之中，宪法本身和社会便得到了良性的发展。而如何解决此矛盾和冲突便成了宪法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即规范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如何协调？宪法与社会如何并行发展而不悖？在解决的过程之中，学者们提出了种种解决两者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如宪法修改、宪法变迁等等。宪法修改由于其比较显性和我国宪法修改的实践而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而宪法变迁却很少有人谈及。而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社会生活之中却存在着此类现象以及关于这种现象的争论，因而似有探讨此类现象之必要。本人不揣浅陋，冒昧地写出拙文以试探讨。
一、宪法变迁的概念
宪法变迁一词一般在四种意义上加以使用：（1）世界各国宪法，或某一国宪法发生或发展的经过；（2）一国宪法制定修改的经过；（3）一国的成文宪法，并未修改，由于解释与惯例的变更，或国会制定的法律，使其实质上的含义发生变化；（4）具有固定性的宪法能够适应动的时代潮流而维持其生命之意，宪法一方面仍可维持其根本精神，同时又得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变迁。本文是就其第三种意义加以运用的。[1]
宪法变迁[2]，宪法规范变动形式之一，一般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文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某种宪法规范的含义已消失，在规范形式之中出现适应社会生活实际要求的新的含义与内容。[3][4]
其实，在学理上，宪法变迁一般在两种意义上加以运用的：第一，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宪法变迁，是指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宪法条文没有变动，但它的实质内容及社会效果却发生了改变，它关注的是微观的宪法规范；第二，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变迁，是指由于宪法的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宪法在观念、内容与体系结构等方面，均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沿革，它关注的是宏观的宪法制度。我们所说的宪法变迁是就其第一种意义加以探讨的。
最早提出宪法变迁的概念并将之系统化、理论化的是德国公法学者叶林纳克（g·jellinek）。他于1906年的《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一书中具体分析了宪法变迁的五种情形：（1）根据议会、政府或法院的解释而发生的变化，如议会在其订立的议事规则之中，允许了为宪法所不允许的秘密会议等情形；（2）出于政治上的必要而发生的变化，如根据当年德国宪法的规定，联邦参议会都必须加以召集，但最终成为常设会议；（3）由于宪法上的惯例而引起的变化，如在英国出现的失去众议院信任的国务大臣必须辞职的惯例，即属此情形；（4）由于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产生的变化（不过，君主的否决权和大臣的弹劾制度即使没有被实行也并不会因此而丧失，为此，在此情形之下不会引起宪法变迁）；（5）宪法精神的根本变化，如在美国，国会的势力从本会转移向委员会，尤其是转移向财政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就属于此情况。[5]
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同属于宪法规范因应于社会生活的变动形态，两者的区别何在？宪法修改是通过宪法文本的修改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而宪法变迁则是在保持文本的一致性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的[6].宪法修改只能通过严格的修改程序进行，而宪法变迁则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惯例或政治传统等方式来实现。因而，叶林纳克认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志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条文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则是指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即继续保持其原来的存在形态，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的变化而发生的一种变更。”[7][8]
二、宪法变迁的性质
对宪法变迁性质的认定是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它关系到对宪法变迁的法性质的承认以及宪法变迁对现实政治体制的法效力问题。
在对宪法变迁性质的认定上存在三种学说：
第一种学说为习惯法说，即肯定宪法变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满足一定的要件，如与宪法规范相冲突的国家行为长期反复出现，并为国民的法意识所认可，在此情形下，该国家行为就具有一种习惯法的性质，从而自然引起宪法规范的改变或废除。
第二种学说为事实说，即否定宪法变迁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违宪的国家行为仅仅只是一种事实的存在，根本不具有任何法的性质，为此谈不上会导致宪法规范内容的变更。
第三种观点则是惯例说，此说认为，该类国家行为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并不是一种“法”，而是一种惯例（convention）。根据这种学说，该类国家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并不具有改变宪法规范的效力。
上述三种学说中，第一种学说侧重于从宪法的现实性价值出发，认为这种国家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如此，宪法规范就会变成具文，立宪的基础便会遭到破坏，陷于实用论之中，不利于一个国家立宪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第二种学说尊崇法规至上的原则，无视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生活冲突的事实，认为这种国家行为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无视宪法的现实性价值。如此，宪法调整不了社会实际生活，而社会实际生活定会冲破宪法规范的束缚而出现违宪现象或受到束缚而停滞不前；第三种学说认为该类国家行为具有一定层次上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较为妥当。因为它兼顾宪法的现实性价值与规范性价值，能够较为及时有效地调整社会生活，而且能够为另一种宪法变动形式-宪法修改准备条件和时间，同时也便于一个国家立宪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三、宪法变迁的界限
宪法变迁现象虽具有其合理性，然而正如任何事物一样超过了度，便失去了其合理性的空间，宪法变迁亦如此；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宪法变迁是在宪法优位观念没有确立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政治权力调整过程中宪法学所处的弱势地位。的确，盲目承认宪法变迁，则会使宪法修改这一程序无用武之地，这是违反宪法精神的。同时，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加以否认。那么，宪法变迁的界限是什么？正如前文所说，宪法既具有规范性价值，又具有现实性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规范与现实冲突的条件下，便涉及到规范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的价值权衡。规范性价值与现实性价值孰优孰先，不可盲目定论，一定要结合具体实际来加以考虑。然而，提出抽象的衡量标准却是适宜的。
在关于宪法变迁的界限的理论研究中，德国宪法学家konrad hesse的研究成果较为瞩目。1973年他在《宪法变迁的界限》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宪法变迁的理论与实践界限。他认为，宪法变迁存在的条件之一是要有明确的标准，从法律和规范意义上确定宪法变迁的内容与具体步骤，超越变迁界限的宪法变动不具有正当的基础，也无法明确合宪行为与违宪行为。[9]在分析宪法变迁的运行机制时，他对从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中观察宪法变迁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不能从宪法状况与实定宪法之间的对立角度认识变迁的意义，因为变迁内容并不是依条文而确定的（mitbestiments）宪法规范的内容，而是其他的内容，即规范中反映了某种现实的要求。规范与现实的统一是宪法价值的必然要求。表面上的分离并不否认本质上的相互连贯性。具体论证宪法规范的规范领域变更的依据主要有“事实的规范力”（normative kraft des faktischen）与“国家生存的必要性”（lebensnotwenclig keite des staates）。[10]在他看来，缺乏界限的宪法变迁是一种会给整体的宪法秩序带来全局性损害的现象，构成宪法破坏或宪法废止。[11]
正如上述论及宪法变迁的性质时所指出，宪法变迁这种现象是一种“惯例”，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并不具有改变宪法规范的效力。因而，笔者认为，明显违反宪法规范的，如与宪法的语词直接相抵触，并不能称之为宪法变迁。同时，故意通过宪法解释或公权力的运用等使宪法规范发生变迁的情形，如其并不具有正当性，其动机和内容不符合宪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也不能视之为宪法变迁。因而，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界定宪法变迁的范围，一方面，宪法变迁不能突破宪法条文的可能含义，即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能将其涵摄于宪法条文的含义之内（当然，宪法惯例、政治传统等也只能具有其补充性，而不能越于宪法条文的含义之外）；另一方面，宪法变迁应当具有其宪法价值体系的正当性，其动机与内容应当符合宪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只有符合上述的两种界定，才能称之为宪法变迁，否则就是违宪现象，而不能给予其合理性的评价。
四、外国宪法变迁事例
作为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生活冲突的解决形式之一，宪法变迁现象在各国的运行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众多的国家都曾出现，有的甚至得到了国家机关的确认。
德国在1971年的判决中对宪法现实的变迁作了如下说明：当一定的社会领域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新的状况，或因人所共知的事实进入整体发展过程中具有新的意义时，宪法规范的意义便已发生变迁。在此判决中，德国一方面确定了宪法变迁的理论界限，另一方面肯定了宪法变迁的实践意义。
在高度文明的美国，宪法变迁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联邦最高法院对种族隔离、正当法律程序、堕胎案件、州际贸易管理权等的种种解释和“总统不得连任两届”、总统办事机构的设立运行等惯例及其对运行的影响，均是宪法变迁的表现形式。以至美国学者布赖斯指出：“美国宪法为解释所发展，为判例所修饰，为风俗习惯所扩张”。
在不成文宪法的英国，也存在大量的宪法变迁的事例。例如，内阁的提案不为议会同意时应总辞职或提请国王解散议会进行选举，以及国王只是虚位元首，“统而不治”。这些皆是靠惯例、政治传统等来实现变迁的事例，而不曾为成文法所规定。
对宪迁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宪法变迁现象，即日本宪法第9条解释与运用的问题。二战后，日本制定的新宪法最大的特色是放弃战争，否认国家的交战权，确立和平主义思想。其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而由于右倾军国主义势力力量的增强以及美国占领当局的纵容，战后日本逐渐建立起强大的自卫队。至此，自卫队的存在是否属于宪法变迁的现象，在日本宪法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议。大部分日本宪法学者均认为日本存在自卫队违宪问题，不存在宪法变迁问题[12].然而，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势力的逐渐强大以及右倾军国主义势力的种种举动，不得不引起作为日本近邻的我国的极大关注。
五、我国的事例及有关争论
外国的宪法变迁的事例已经写完，那么，我国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呢？有！例如，我国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第25条第3项），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至1982年制定了11个法律。这便是宪法变迁的一个事例。[13]并且在有关理论争辩中也有所涉及，前几年有关学者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便是。
按“良性违宪”的提出者与支持者-郝铁川教授的说法，“良性违宪”是指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14]他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立宪体制等几个不同层面对“良性违宪”现象加以肯定，同时也对该类现象加以一定的限制和约束。
而“良性违宪”的反对者，童之伟教授对该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提出“形式合宪”这一概念。他认为，如果理想化地对“良性违宪”加以肯定，会破坏法治，危及我国刚刚建立的体制。同时，为了顾及“良性违宪”现象的合理之处，他提出“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这一理论概念，并将之概括为 “形式合宪”，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做出的行政行为，虽然事实上不一定合宪，但按照逻辑和通行的语义确定方法，在最大限度从宽解释有关宪法条款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合宪的外观。[15]宪法实施的灵活性的实现方式不应当到任何一种违宪形式中去寻找，而只能通过合理地解释宪法的方式来获得，也即，通过在最可能的范围内扩大解释宪法的方式来使社会实际生活纳入宪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从而实现宪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其实，这里也就涉及到了宪法变迁的问题。在前述叶林纳克（g·jellinek）对宪法变迁情形的分类中，第一种即为“根据议会、政府或法院的解释而发生的变化”。童之伟教授所说的“形式合宪”这一现象，不就是这一情形吗？在有的学者的分类中，明确将因宪法解释发生的变迁明确列为宪法变迁的一种情形[16].因而，可以说童之伟教授的这篇文章间接地提出了“宪法变迁”，只不过没有明确而己。即通过对宪法最大化的解释，达到宪法对社会实际生活的调整，实现宪法规范的变迁。
当然，童之伟教授的这篇文章肯定了“形式合宪”，但也有其遗憾之处。正如宪法变迁有其界限，“形式合宪”作为“宪法变迁”的一种情形，应有其界限，而童之伟教授并未提出。而此为这篇文章的遗憾之处。
参考文献：
[1] 参见林纪东著：《中华民国宪法释论》（影印本），中华民国七十年十月改订四十一版，第27页；刘庆瑞著：《中华民国宪法要义》，三民书局总经销，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三月八十三年修宪后修订版，第19页至29页。
[2] 国内有学者称之为“宪法演变”，并区别了这两个概念。在笔者看来，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参见郭道晖著：《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出版，1997年3月第1版，第394页以下。
[3] 引自韩大元：《宪法变迁理论评析》，载于《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秦前红著：《宪法变迁论》，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7月第1版，第3页。
[4] 台湾有学者提出“宪法的成长”这一概念，与此意思相近，但又有不同。“宪法的成长”，意指宪法与国家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宪法出于成长，而非出于制造”。宪法成长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风俗习惯的扩张、政治传统的补充、文字的自然适应、出于解释的途径、透过宪法修改的途径等。参见董翔飞著：《中国宪法与政府》，三民书局总经销，中华民国八十六年三月修订版三十二版，第17至36页；邹文海著：《比较宪法》，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八十二年九月十版，第8至16页。
[5] 引自阿部照哉、池田政章编：《宪法》（1）， （日本）有斐阁出版，1975年版，第80页以下；转引自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出版，2001年5月第1版，第288页。
社会变迁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制度变迁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制度变迁的贡献。
除了新制度经济学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制度变迁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包含了新古典经济学遗漏的产权、制度、国家等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对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这两种较为系统论述制度变迁的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二、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区别
尽管诺思本人也承认他的制度变迁研究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归纳起来，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含义不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的制度，虽然在有些场合也指微观的经济制度如企业股份制度等，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或者叫社会形态。从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来看，社会制度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从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社会制度是按照由低向高的顺序向前发展的，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因此，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制度变迁主要指的是人类不同社会制度的更替。
新制度经济学所指的制度，是为了协调和处理人们的关系而设定的“规则和准则”。以制度对人的约束是否正式为标准，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宪法、法令、产权等）和非正式制度（道德、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等）两种。相应的，制度变迁就是作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规则、准则的变化与调整。
（二）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变迁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生活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处于不同利益集团和阶级之中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同，所代表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不同。由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从事社会生产实践，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阶级即人民群众才能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有不同的层次和划分。从主体类型的角度，可以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三种类型。由于三者在本质上都是从事制度创新而获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因此可以把他们统称为“企业家”。根据行动次序与作用程度的不同，可以将制度变迁的主体分成“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初级行动团体，是由于预见到潜在利益而率先从事制度创新的“企业家”；次级行动团体，是通过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而获得利益从而拥护并进行制度变迁的团体。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度是从人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而来的，而社会关系又是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制度变迁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当生产力发展受到现有社会制度的阻碍时，社会变革就有可能发生。因此，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客观条件，也重视分析制度变迁主体――人的作用。由于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同，人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利益不同，发展生产力的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要求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变革，而落后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反对变革。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推动了社会制度的更替与变革。因此，阶级斗争是社会变迁的直接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利润。如果这种利润无法从现有的制度结构中获取，社会成员就只能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再安排才能获取潜在的利润。诺思指出，由于相对价格和个人偏好会发生变化，因此已有的制度均衡不可能永久地保持。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信息成本、要素价格、技术进步等，偏好的变化则来自于理论观念、宗教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它们的变化都会引起潜在利润的变动，从而诱发制度的创新与再安排。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大多数情况下是内生的，是各种组织和行为主体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结果。那么，行为主体在什么情况下做出新的制度安排和设计呢？诺思认为，作为“经济人”的行为主体必然会通过成本与收益的分析来做出决定，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了预期的成本，则制度变迁就会发生。
（四）制度变迁的方式不同
在马克思看来，制度变迁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两种不同的方式实现。社会根本制度的变迁是由两大对立阶级来承担和实现的。为了实现各自的要求和主张，代表新制度的进步阶级和代表旧制度的落后阶级往往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甚至有可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与社会根本制度不同，一些具体经济制度的调整则可能采取和平改良的方式，如8小时工作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普选制度等有利于工人利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行，就是工人通过罢工、游行等和平改良的方式争取来的。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变迁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或经济的企业家”而不是选民，并且制度变迁是以渐进式为主的。尽管诺思将制度变迁划分为“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两种方式，并相应地提出了“连续性变迁”与“非连续性变迁”的概念，但是他多次强调，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式、连续性的变迁。
（五）制度变迁的路径不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变迁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其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起着决定作用。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状况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人类社会不存在统一不变的制度变迁路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良性的路径依赖和恶性的路径依赖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市场竞争充分、信息相对公开透明的环境中建立起一整套的规则、制度并与其组织和配套设施相互匹配，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改善就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路径依赖。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市场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建立起一整套规则、制度，则会给那些具有资源和信息优势的人带来特权，从而产生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会维护和强化现存的不合理制度，阻碍制度变迁，使制度变迁进入“锁定”状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一旦进入“锁定”状态，不仅不能实现制度变迁的初衷，反过来还会延缓和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侧重于从宏观层面和长期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制度的演变与更替，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尽管马克思也在一定的条件下从微观角度对具体经济制度如企业制度等进行了分析，但其最终目的是为论证社会制度的变迁服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则侧重从单个行为主体角度去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在不同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发挥作用，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因此，尽管两种制度变迁理论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二者从论述的角度和层次上是相互补充的。
三、现实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有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方面，也在研究层次和内容上存在着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方面。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一部分内容是科学的，而另一部分内容有不科学的成分。我们应该吸取其科学的成分，摒弃其不科学之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经济制度的有效变迁。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坚持基本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既有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也有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经济制度的变迁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实践证明，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制度变迁所产生的效率是巨大的。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有效结合起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不断在实践中推进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特别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安排，深化对路径依赖与锁定的研究与认识，以制度变迁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三联书店，1994.
社会变迁论文篇7
关键词：社会变迁；价值观；利益；理性化；世俗化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68-03
一、社会变迁理论的研究脉络
国外对社会变迁理论的研究，就社会转型道路而言，大致经历了一元论、怀疑一元论、多元论三个阶段。［1］(P40-41)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进入到工业社会，人们开始关注社会转型问题，包括转型的道路、模式和机制等基础理论问题，代表人物有孔德、斯宾塞和摩尔根。他们倾向于类比生物体的进化，认为社会转型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混沌到有序的上升运动；其转型道路是一元的，在不同社会只有快慢之分，没有因果序列之别，具有统一的转型模式；转型因素可以是宗教、道德或技术的，但最终社会发生整体、全方位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认为每种文化类型各不相同，其转型道路也并非是一元的，对欧洲中心主义一元论提出挑战，建立了多元文化史观；另一方面，为了寻求对经典一元论的支持，怀特、斯图尔特、萨斯林和塞维斯试图在承认文化多元的前提下，寻求内在本质上的同一性，研究转向了古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编纂学等实证领域。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停滞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转型的本质。史蒂文瓦戈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指出，变迁意味着某种特征的改变。汉斯·格兹和怀特·米尔斯认为，社会变迁是指一段时间内，角色、制度或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的出现、发展和衰落方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2］（P2，6，8-9）
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力量。“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3］(P32-33)可以看出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的变动视为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
在国内，李培林较早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社会转型问题。［4］他认为，社会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结构型变动，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它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它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三是指它是一个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 ［5］(P42)陆学艺在总结西方学者有关社会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将我国社会转型概括为“六化”。一是经济转型即工业化；二是社会转型即城市化；三是政治转型即民主化；四是文化转型即世俗化；五是组织转型即科层制；六是观念转型即理性化。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动机受宗教或情感的因素支配转化为遵循普遍的理性原则。
二、价值观意义上的社会变迁
国内针对价值观问题，有两次集中的讨论。第一次在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社科院联合在北京召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座谈会，来自不同学科的40余位学者就目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变化之现状及意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结构的整合、价值目标的内容及其确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次是在2007年，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盘点价值观30年变迁的研讨会，来自海内外3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讨论，并出版了《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
在价值观意义上，对社会转型的内涵大致有两种看法。从宏观而言，社会转型可以理解为文化形态的更迭。翟学伟认为，“当某种变化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或价值上的形态时，即使是在失去它之后我们仍然受到它的影响并形成一种文化认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6］(P18)吴家华认为，社会转型从宏观上看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从微观上看是人的行为方式的转变，是支配人的行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价值观念转变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观念反映，是社会转型造成的人们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表现。［7］（P37）哈根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格性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以固定的阶层为特征，人格是专制型的、缺乏创造性的、不思改革的；在现代社会中，人格类型以创造性、好奇心、对经验的开放性为特征；当一个特定社会集团中的成员察觉到自己的目的和价值观不被他们所尊重的并对其尊重很看重的社会其他集团所认可的时候，变迁就发生了。［2］（P56、58-59）英克尔斯也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尺度和主导因素。他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8］(P11)
社会变迁论文篇8
关键词：理性行动理论;迁移意愿;西部农村居民;家庭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107-06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强大的再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医疗教育、以及普遍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城市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农民迁移至城市，这是中国目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本走向[1]。
除非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强制性迁移，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意味着无数人的决策，权衡利弊，决定去留。目前我国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大规模的自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属政府通过各类政策引导下的自愿性迁移。因此，人口流动过程中涉及了无数农民的决策，决定是否进城打工，并进一步居留城市。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首先，人们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在何种条件下，农村居民更倾向选择向城市迁移;第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的主体单位是个人还是家庭。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性行动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许多社会学家在使用数据分析社会行为的时候，往往热衷于分析某种行为差异性的具体原因，而并不试图建立社会行动的理论解释[2]。实证数据分析的资料多自于个人数据，但在分析这些数据时，研究者却很少考虑个人在选择某种行为时的目的、意愿，行动的主观意义，对个人行为的解释通常归因于个人的社会特征及他们所处的环境，而根本不提“介入行为目的”，这就是数据分析的悖论。
对数据进行有关社会行动的分析与解释，理性行动理论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这不仅仅在于理性行动构成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部分，更在于社会生活的规则性主要源于理性的社会行为，而对社会规律和规则的探究恰恰是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旨[3]。理性行动理论可以捕捉行动的趋势，提供概率性的预测，对微观层面的社会行为提供主观意义方面的理解，从而为宏观社会现象的内在活动机制与运作提出解释，这正是数据分析有能力揭示的结果。
目前，国内已有对迁移意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这样一个误区，他们注重于探讨不同群体之间的迁移意愿差异，而忽略了从决策者的主体意愿出发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将以理性行动理论为指导，对影响西部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因素进行探讨，试图弥补这个缺陷。
（二）对迁移意愿的相关研究
在分析当前的农村至城市的迁移行为时，国内的研究更注重于个人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如年龄、学历、性别、收入等[4]。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新移民经济学派的斯塔克提出劳动力转移的相对贫困学说[5]，指出迁移决策背后的理性计算更多的时候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家庭被看作是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支持，家庭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行为决策的核心[57]，少数研究涉及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8]，全家共同迁移的被调查者更有可能选择留城[9]，但是由于分析的薄弱，得出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
英国社会学家戈德索普认为，许多使用数据分析的社会学家们并没有给予包括理性行动理论在内的社会行动理论应有的兴趣[3]， 国内对理性行动理论的讨论还停留在科尔曼的理论框架中[10]，仅有部分研究涉及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与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不同，理性行动理论充分认识到决策者的社会“嵌入性”[11]，认为个人的社会行动，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综合各方面因素权衡之下做出的决策。托达罗[12]认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力来自于城乡预期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城市的就业概率，迁移因素中涉及个人基于经济状况的理性选择，在户籍制度严格的中国也是如此[13]。蔡禾等[1]认为迁移多是农民工基于人力资本及城市生活方式认同的经济理性选择和地域性因素及制度合法性保障的社会理性选择。托达罗及蔡禾等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个人想法在这个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考虑到迁移，特别是永久性迁移，往往是一种家庭行为，以及家庭户在农村地区地区不仅是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生产单位这一基本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迁移意愿更多时候是一个家庭决策，而不是仅从个人角度考虑的个人决策。
本文将探讨个人是如何基于家庭结构而做出理性决策，以及这其中的机制是怎样的。
（三）研究假设
在本文中，我们将家庭结构操作化为以下两个基本特征：是否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是否有子女。随着年纪的变化，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人群的迁移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城市中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户口体系上，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教育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大，家里是否有学龄子女会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随着年纪的增加，个人在农村的生活已经建立，放弃已有的生活模式成本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迁移的成本会大幅降低，迁移意愿较高。并且，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自身与父母对医疗资源的潜在需求都在逐渐增加，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通过理论分析，我们初步断定了家庭结构对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组假设：
假设一：
假设1a：有子女的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假设1b：是否至少父母一方在世对年轻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二：
假设2a：是否有子女对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2b：至少有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其他西部省市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的“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此次调查在西部省市范围内使用了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抽样），采取入户调查的方法，分别在陕西、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宁夏、广西、新疆、、贵州、内蒙古、重庆等12个省市进行了调查。最终该调查获得了有效农村样本6 523个。变量的具体描述。
（二）研究方法
在对比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以及家庭结构与迁移意愿的关系时，本文使用了列联表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了卡方检验。在分析不同年龄阶段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是否受到家庭结构影响的时候，我们使用了二项式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建立了两组嵌套模型进行分析。其方程表达式为：
lnpi1-pi=β0+∑βjxji+∑βkxki
其中，p 为选择迁移的概率，lnp1-p为迁移意愿的对数比率（log odds），β 为回归系数，xj 为家庭结构变量，xk 为控制变量。此模型设定家庭结构变量和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决定了人们的迁移意愿。通过对客观数据的模拟，我们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并从中发现家庭结构变量与迁移意愿变量的关系。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居住意愿的二元分析
首先，对所要分析的变量进行二元分析，对假设进行一个初步的验证。分别分析了迁移意愿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不同父母状况下的迁移意愿;是否有孩子与迁移意愿的相关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逐渐下降。18～25岁年龄段的居民中有47.6%的人打算5年内定居在城市，或者已在城市定居;而随着年龄的增高，这个这个比例逐渐降低。卡方检验表明，迁移意愿与年龄的关系高度显著。此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
迁移意愿与家中是否有在世的父母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32.5%计划在5年内迁移城市或者已经在城市定居;而在父母均不在世的农村居民中，有5年内迁移城市的打算或者已在城市定居的比例仅为20.1%。从百分比来看，有至少一方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更高，与假设相符。家里是否有子女与个人的迁移意愿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家里有子女的农村居民中，有26%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而没有子女农村居民中，有42.1% 的人打算在5年内移居城市或已在城市定居。没有子女的农村居民有更强的迁移意愿，验证了我们的假设。但是，这两组变量的关系都有可能受到年龄的影响，显示出虚假相关，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回归分析，以证明变量间的真实关系。
（二）居住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将家庭结构变量分别放入模型，做了两组嵌套模型来进行分析。其中，模型一为基准模型，模型二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模型三加入了交互项来看年龄与家庭结构变量如何作用于因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
模型一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教育和婚姻状况之后，年龄变量依旧对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迁移意愿逐渐下降，35岁之后，随着年纪的增长迁移意愿降低的幅度增大。此外，性别和婚姻变量对迁移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迁移呈正影响，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在二元分析中，我们初步验证了是否有父母在世与迁移意愿之间的关系，即父母在世提高了迁移的意愿。但是，模型二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等其他变量之后，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有父母在世的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较低。
虽然在控制年龄后，父母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但不能排除父母在世变量在不同年龄段的作用有所不同的可能。在模型三中，我们加入了年龄组与父母是否在世变量的交互项。加入交互项的目的是检验在不同的年龄组里父母是否在世变量对迁移意愿的效果是否有所不同。结果显示，年龄和有父母在世变量的主效果仍然是负向的，但交互项回归系数（除去与26～36岁年龄组的交互项）呈正向影响，且统计显著。换言之，虽然年龄愈大，迁移意愿愈低。但是，在同年龄组中，父母健在部分地提高了迁移的意愿，而且此效果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这说明了，虽然整体看来，年纪越大迁移意愿越低，但在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中，有父母在世的人迁移意愿要更大，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表4给出了是否有子女与迁移意愿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为了结果更易解读，本组模型选择年龄组5为参照组。在这组模型中，年龄的影响依旧非常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意愿逐渐降低。在加入了家庭结构变量――是否有子女后，所得的结果与二元分析一致，即有子女的人迁移意愿更低。但是，模型三的结果表明，在加入了交互项之后，此变量的效果就不在呈统计显著。这说明，是否有子女对迁移意愿的影响与年纪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有没有子女的影响，实际是有没有学龄子女的影响，这与我们的推测相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四个交互项中，只有前两个是显著的。可以推测，比起年纪最大的一组（大于55岁），有孩子的年轻组的迁移意愿较低，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多处于学龄期间，而其它年龄组的子女对教育的需求已经不重要，所以交互项并不显著。
以上两组模型的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二元和多元分析所揭示的模式可以从农村居民的年龄所代表的生命历程阶段以及家庭结构中找到解释。迁移是有选择性的。年纪较轻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迁移的机会成本较小，经济回报较高，因而迁移的动力最强。但是，对年纪较轻的农村居民而言，如果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子女，正处在上学阶段，对教育的需求非常突出，虽然城市的教育条件比农村好，但是由于户口的限制，农村居民的子女在城市并不能平等的享受教育资源，所以他们的迁移意愿较其他人要更低。而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的子女已经离开了学校，或者进入后中学时代，迁移对子女上学的影响不大，所以家里是否有子女对他们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对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来说，由于在农村生活时间较长，在农村社会人际关系的嵌入性较高，若是在农村的生活（例如农业生产、照看留守儿童，社会往来，等等）有父母照顾，则迁移的成本会相对降低。并且，他们的父母已经迈入老年，对好的医疗条件更有需求，加之城市医疗资源的获取相对容易，城市的医疗城市的优质医疗资源也是迁移的一个重要拉力。因此，家里有父母会促使非新生代农村居民有更强烈的迁移意愿。以上的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表明了迁移决策是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各方面因素的理性选择行为，并非是完全基于个人特质的选择。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居民迁移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机制有代际差异。家里有学龄子女的农村居民对教育资源的需要较高，虽然城市中的教育资源更好，但是对他们来说难以获取，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就较低;家里有父母的农村居民可以帮助照看在农村的生活，帮助年纪较大的农村居民降低迁移成本，并且城市中医疗资源具有优势，因此他们的迁移意愿较高。
以往大部分有关迁移意愿的研究将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城市做工往往是迁移的第一步，农民工代表着农村中已经具有一定迁移意愿的人群。基于农民工调查的研究回答了农民工是否计划成为“永久性城市居民”，但对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由于自我选择误差，其得到的回答并不准确。本文使用了“西部社会经济变迁调查（CSSC）”数据，对西部12省份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整体分析，该数据资料包括了城市及农村样本，因而弥补了之前大部分研究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所可能造成的偏误，对全体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进行了分析。
迁移是一种选择。以往的研究和本文所叙述的研究都表明，如果要实现农村居民向城镇逐步转移，年轻的农村居民最有可能实现迁移。但是，在教育资源等由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不平等抑制了农村居民的迁移意愿，成为阻碍农村居民迁移的重要因素。迁移农民子女教育问题，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制度的阻隔，因此，要解决该问题，首先应进行制度改革，更加合理的进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建构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教育制度;其次，针对农村居民整体上收入较低以及城市教育成本相对较高的现实情况，对在城市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最后，针对目前普遍出现的在城就学的农村户口学生“认同危机”以及该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社会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服务机制，让他们真正的融入城镇生活。
如果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那就应该打破教育资源获取的壁垒，消除农村居民迁移的障碍，让农村居民的孩子可以更平等地享有城市教育资源，这样才可以走出城镇化的困境，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提供必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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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tructure and Migration Inten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Western China
HAO Yufei1，CHEN Jiemi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2.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Texas A&M UniversityKingsville， Texas 77843， U.S.）
Abstract：Guided by rational action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structure factors on migration inten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 We contend that rural residents’ intentions to migrate into cities are rationally formed and are based on concerns of the whole family units，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s onl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Change Survey， we found that the presences of older parents and young childr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individuals’ decisions of whether to migrate. When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ose who have schoolage children are less willing to migrate， and those who have older parents alive are more willing to mig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