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1

“我选择哲学系，本来就不是因为钱途或前途。”中山大学10级哲学系研究生李天保的这句话，固然说明他有志于哲学本身，却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成哲学与 “钱途”或“前途”的疏离关系。

在中大1978级本科生杨群生的回忆录里，当年的中大哲学系可谓“同学少年多不贱”：

“当年哲学系在中国是从政的摇篮。因此，班上不少同学都计划于将来投身官场，其中不乏志在问鼎主席、总理、部长之人。当时同学们个个兴奋不己，热血沸腾，公开或私下都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该做些什么。大家都感到中国的前途和未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今天在中大读书是为明日施展作准备。”

而在2009级本科生江佩蓉的眼里，选择哲学这个曾经在众人眼里“高高在上”的学科，却让她有了曲高和寡的尴尬：“面对别人的不理解，其他人不屑的眼光……我不知是骄傲还是心酸。”

神坛之下，行路多艰

中山大学哲学系创办于1924年，为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学系之一。首任系主任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辉煌时期的中大哲学系，傅斯年、何思敬、曹汝匡、罗鸿诏、吴康、朱谦之等著名学者相继任教于此。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山大学哲学系招收的首届本科生有98人。2010年，分别招收哲学专业本科生64人，逻辑学专业本科生46人，总共为110人。

在这23年里，中山大学历经1999年的高校扩招大潮，屡次扩招，至2010年，每年招生总数达到8000人左右，而哲学系招生人数与23年前相比，只增加了12人。

即便如此，中大哲学系的现状在国内高校哲学系当中已属不易。2007年，首次施行大类招生、自主选择专业的浙江大学，当年的哲学系只招到了3个人，一时引发热议。此后，虽然招生情况有所回温，却仍然只能保持在10名左右。

为什么哲学系越来越“冷”了？

就业形势低落或是一个重要因素。

翻开中大1960级本科生秦锡清的《求学日记》，在1965年毕业前夕，他写道：“今天，我们系领导向我们公布了1965年度毕业分配方案。其中第三工业机械部3人，第八工业机械部3人，中国人民3人，第一轻工部1人，第二轻工部1人，财政部1人，高等教育部7人，高级党校2人……”

这样“统包统分”、“包当干部”的大学“福利”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还惠及哲学系学子们。对此，中大哲学系81级校友邢益海感触颇深：作为中大这样的名校学子，当年很有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感觉，因为“我们上了大学之后很少担心将来，将来注定是很好的。”1988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的生源地是安徽，当时安徽省拼命找中大要人，但他因为想留在广东，赖着不回去报到，最终去了一个“钱最多”的单位――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

然而， 199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打破了哲学的“铁饭碗”，与大部分学科一样，教改后的哲学系，离开了“国家分配”的襁褓，不得不直面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同等竞争条件下，人文学科应用性不强的弱势一下子暴露了出来，当时带来的冲击是国内很多高校哲学系所共同体会过的。

“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据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唐正东教授回忆，1987年之后的十年里，南大哲学系的招生快速滑落，从之前的每年75个逐年减少到40个左右；到了本世纪初，再度下滑到30人左右，而且70%以上是第二、第三志愿甚至是调剂的，连一些哲学系老师也弃学“下海”了。1993年，复旦哲学系也进入了建系以来的最低谷，本科仅招生6人。

进入新世纪以后，哲学系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仍旧不能企及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虽然目前看来，名校哲学系的就业率不低，大部分保持在90%以上的水平，但这是建立在哲学系毕业生基数小、就业方向单一的基础上的。

在中大10级研究生郭海鹰眼中，最理想的工作是留在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他有师兄师姐工作找得不错，直接去了社科院。大多数哲学系毕业生却并没有这样幸运，他们有的去了高校做公共课教师或辅导员，也有一些去了中学甚至是小学教书，或者考公务员、进公司做文秘。

然而进高校或研究机构，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说广东省的高校，没有几个有哲学专业。很多人博士毕业之后做老师的话，也是教一些“毛邓三”、马哲之类，找真正对口的很难。本科生就更难了。”

“哲学家”之逝

招生与就业的困境也直接加剧了哲学学科地位的下滑。

2005年复旦大学校庆前夕，原本正为一笔1000万美金的捐助款激动不已的复旦哲学系老师，却接到校方通知，该款项经由校方与捐助人协商，易主给校重点院系法学院了。此举引发有关学科歧视的讨论。

而在2007年浙大招生事件中，不得不屡次回应媒体质疑的浙大哲学系董平教授认为，目前哲学系所遇到的尴尬不能说明是哲学本身不行，而是哲学教育有问题，没有把哲学的生命力发扬出来。

“这是一个没有哲学家的时代。”郭海鹰的语气里有些惆怅，“有的只是哲学工作者。”

上个世纪哲学系的“冯友兰”时期，在今天的中大学子们看来，似乎更像一个传说。

李天保在进入哲学系之后觉得，师生之间交流比较少，老师很多时候都是在做自己的研究。

而在1961级本科生的记忆中，当年的中大哲学系老师们，不仅在课堂上为学生传道授业，而且每天课后的下午或晚上，几乎所有任课老师都到过学生宿舍辅导，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也和学生们谈心。这样的人文氛围，在如今的高校中早已十分少见。

“他们关心的是怎么写论文，但是他们研究的东西离现实有多远呢？” 李天保一直力图做一个关心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实践者”，在他看来，很多学者所研究的现实其实“只是书桌上的一份材料”。

虽然他也认为，教学与真正的实践者是不一样的，但关键是，“是不是教学和论完了之后，哲学也就完了？”

选择读哲学系的人，多少算是有点坚持有些理想的人。在郭海鹰看来，很多人会觉得学哲学的人有些“不可理解”、“不可理喻”。某种层面上，这种姿态还是与社会主流和常识保持着一种张力，有对现实的反思。但是他也承认，“可能当下的哲学没有一种很强的时代意识在里面”。

他对“哲学家”的定义是：“必须能够敏锐地洞察这个时代的精神，为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

但他并没有看到哲学家的存在，当下国内的学者，更多的是一些“哲学工作者”，纯粹将哲学当成一种学术、一门职业来对待。至于原因，他想了想，然后说：“可能是因为当下有很多东西是不可触碰的，哲学变得比较意识形态化了。”

毕业之后，他也许同样会成为这些“哲学工作者”当中的一员。

上层建筑：支点何在？

尽管在功利时代，哲学系的生存处境日渐尴尬，但仍然有很多人为哲学所吸引，他们也从未怀疑过“哲学是有用的”。

中大哲学系教授朱谦之先生，曾在《中大二十年》中回忆起战争年月，哲学系在日寇的轰炸之下几次随校搬迁，而他一边还要在空袭下讨生活、做学问：“我自己生存一日，便须负责维持此研究机关生存一日，我无论如何，不避艰难，决不说‘我不干了’。”

复旦哲学系陷入招生低谷的1993年，当时校内有人提出取消哲学系的方案，但立即被时任校长谢希德否决：“复旦任何系都可以撤，哲学系不能，如果没有哲学系，复旦就不成其为大学了。”

郭海鹰当初选择哲学系，也是因为觉得哲学与他“有一种很契合的关系”，在日用伦行、个人修为诸方面都对自己有着深刻的影响。

而李天保甚至不认可“哲学冷门”的说法。他认为，不能以一种功利主义的看法来看待哲学，虽然哲学与应用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哲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生活和工作。

“任何学科都会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发达，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理工科学生就多。但社会并不能缺少搞上层建筑的人，当我们认清自己的定位之后，无论理工科怎样热，都不能把我们排挤掉。所谓‘冷’、‘热’门的说法，是因为没有看到社会的运动。”

但是在说到很多哲学系尤其是非名校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时，他想了想，还是承认“这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做好自己。这是没办法超越的，这就是现实。”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2

关键词：通识教育；专业精英教育；哲学精品课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88-02

本科哲学专业精品课建设是新时代综合大学哲学教育的一个新尝试，本文试图结合黑龙江大学哲学专业本科实验班开设的哲学精品课的实践，对本科哲学精品课的目标及内涵进行初步探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争，是近年来世界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试图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本科哲学精品课的目标及内涵，对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的一点思考。

一、通识教育和专业精英教育的互补关系和现实处境

通识教育是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古典教育和自由教育的理念。这种理念以文史类课程为核心，以阅读古典著作为主要手段，以培养“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饱满的人”（well-rounded person）为主要目标[1]。在20世纪，通识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发展，以美国为例，很多一流大学建立的“核心课程”体系成为通识教育的主要模式，内容不仅涵盖人文科学，也涵盖自然科学。核心课程被分为几个大类，学生必须在其中选择一定的学分才能毕业。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分有六类：一是外国文化，二是历史学，三是文学与艺术，四是道德推理学（伦理学），五是自然科学，六是社会分析。核心课程的分类大体呈现出以人文类为主，自然类为辅的特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识教育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标，对人性本身和人类社会的了解自然占据核心位置。

从专业教育的目标上来看，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高层次的专业教育是以培养各个理论学科领域和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实践领域的专家和精英为目标，低层次的专业教育是以培养各种相对容易掌握的谋生技能为目的的专业教育。本文探讨的专业教育，主要指高层次的专业精英教育。

通识教育和专业精英教育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二者各有各的功能目标。一方面，每个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都必须擅长和精通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不能是面面俱到的“全才”。因为在高度现代化的21世纪，知识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个体能够掌握的极限，前现代时期达・芬奇式的精通多学科的天才学者已经不可能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专业分工体系，通过各专业人才分工协作来推进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实践能力的增加，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急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高度发达的分工体系使得每个人乃至每个专业领域都无法涵盖人类知识的全部图景和内容，使得“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为自己的专业性思维所限制，已经难以超越自身的局限，全面地思考关乎人类社会整体命运和人类文明走向之类的大问题。而且，专业思维的另一个误区，是不同专业之间相互隔绝，会阻碍交叉性学科的产生，而后者恰恰是与创新型思维互为因果的。创新型思维必须突破学科壁垒，有了创新型思维，就会促进交叉性学科的产生，而交叉性学科的产生也会促进创新型思维。所以，通识教育在这个时代不应该被遗忘、被边缘化，而应该加强。

中国近年来的大学改革中，也把通识教育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这种改革的理由和国外略有差别。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学教育沿袭苏联的办学模式，以专业教育为主，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首先，从原来的计划性比较强的专业设置，转为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但由于市场需求变化比较快，而大学的专业计划调整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再加上一些教师的知识和技能更新较慢。所以，一些紧跟市场需求的新专业也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其次，市场需求也具有一定的功利化色彩，导致一些传统的“冷门专业”不受用人单位重视，而且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学位高消费”。第三，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数量大规模增长，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处于一种数量上的“”，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这种种因素导致专业教育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

有鉴于此，中国一些高校开始进行通识教育改革，开始重视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性，在大学课程体系内设置通识教育模块，或设置以通识教育为目标的机构。第一种通识教育改革的思路是以复旦大学的书院制为代表，其通识教育改革走在全中国大学前列，它把一年级本科生新生编入不同的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再进入专业教育阶段。它把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即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课程由长江学者、部级教学名师以及知名教授等担任主讲教师和课程负责人，形成了经典导读、助教制度、小班讨论、多元考核、网络互动等富有特色的教学模式。第二种通识教育模式就是独立学院模式，以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等一系列学校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首先，通识教育部门和其他专业学院并列，学生可以从其他学院的高年级学生选拔。其次，这种模式的教学目标是以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专业精英人才为主。如果说第一种模式的重点是“拓宽知识基础，塑造全整人格”，那么第二种模式的重点在“打通专业壁垒，塑造学术大师”。

上述两种通识教育改革的模式主要是在国内一些一流大学中实施的，而在其他的综合性大学中，通识教育改革基本是模块式的改革办法，即把“公共必修课+全校性的选修课”作为通识教育模块，和专业教育并行不悖。这种通识教育改革模式只能说是一种不完整的通识教育改革模式。改革力度如何，完全看各个学校是否重视，课程体系是否完备[2]。如果通识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则这些学校有可能按照上述两种模式来改造自己的课程结构。现有的这种模块式通识教育模式是否可以成为第三种可行的模式，则有待于观察研究与实践。

二、哲学精品课的两面性

黑龙江大学哲学专业开创于1958年，至今已经有五十余年的历史，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专业素养突出的教学科研队伍，在国内大学的哲学院系之中属于中坚力量，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哲学理论人才。从2004年开始创设哲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实验班，至今也有十年的历史。在历史悠久的哲学课程基础之上，建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专业基础课程在内的哲学精品课体系。哲学精品课的目标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为主，但又同时面向全校开放，这一点又带有通识教育的功能。

根据哲学精品课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哲学精品课教育切勿掉进两种误区。第一种误区，是按照培养学术大师的标准教授课程，特别强调课程的学术性，讲课和辅助教学手段务求专深。这种误区起源于错误地理解“研究性学习”的理念，不仅容易导致拔苗助长，而且也混淆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区别。第二种误区则是尽量地按照非哲学专业的标准，通俗易懂地进行讲授，而忽视了哲学课程的专业性，这种误区不经常发生，但是也值得警惕，因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历来都是强调专业性，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通识教育理念都是全新的，原有的全校性选修课被很多人理解为无关紧要，按照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这个误区源于对通识教育的误解。通识教育本来就不等于通俗易懂，而是强调不要限于狭窄的专业思维，并不等于完全不进行任何专业探讨，只是探讨的方式和目标有所不同而已。

在笔者看来，本科专业的研究性学习模式还不能等于研究生的学习模式。研究生的学习目标是以学术训练的方式培养学生，以严格的学术论文形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本科阶段的学习虽然也有学术论文，但是这种学术论文并不一定要求有特别强的学术性，实际上，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还很难达到真正的学术创新，因为哲学专业的特点，博士阶段才能谈到真正的学术创新，本科生的学术训练还远远达不到可以进行学术创新的水平。本科阶段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的特点应该是鼓励和推动学生主动探索和主动研讨，教师多布置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加大课堂和课后的讨论和互动分量，加大学生的阅读量，以此摆脱传统的“上课抄笔记，课后背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总之，本科专业的哲学教育还是以课程为中心，精品课的任务并不直接以科研为任务，而是促使学生习惯哲学思维，而并非直接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作为第一目标。所以哲学精品课的内容切忌太深，而是重视初步的哲学思维训练，核心是围绕着“哲学家提出了什么思想，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思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什么意义和启示”，即了解哲学知识背后的“所以然”。与之相比，研究生的哲学教育的核心则是掌握“纯技术”层面的论证方式，并对哲学思想提出自己的论证，两个阶段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从另一方面看，本科哲学精品课的讲述方式又不能过分地讲究通俗易懂。有的老师可能认为追求一种《百家讲坛》式的方法讲授哲学课程，就是哲学通识教育了。笔者发现，电视学术讲座基本集中在历史方面的内容上，因为历史学的特点是通过“讲故事”来总结历史规律。但是哲学教育的特点又不能简单地用讲故事作为载体。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桑德尔的视频公开课《公正》，就会发现他在讲课过程中虽然也举了大量的实例，但他的课程的核心还是通过举例子来进行思想的论证，而这恰恰是英美政治哲学界擅长的论证方式，并不是像历史学那样“讲故事”[3]。实际上，离开哲学论证而片面追求通俗易懂的讲课方式可能并不适合哲学教育。

总之，笔者认为，哲学精品课同时具有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特点和功能，所以我们把哲学精品课放在哲学本科一二年级，并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是有道理的，也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效果比较好的一种措施。这种措施既能够为优秀的哲学专业学生（乃至其他专业学生）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为日后在学术道路上深造做准备，也能够为广大青年学生接受初步的哲学知识，养成良好的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同时也可能为中国普通综合性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打下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薛涌.美国大学原来是这样的[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1.

[2]王义遒.推进通识教育，催生一种新的教育模式[J].北京大学学报，2005（5）.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3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涂又光出生于河南光山的一个塾师之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先生。他在先秦儒学、楚国哲学史以及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上都有不凡建树，有《楚国哲学史》、《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等学术论著。

图为2004年12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院涂又光教授在研究生活动中心进行“家国·事业·人生”讲座

在参加一次文化沙龙时，一位学友告诉我：涂又光先生于十一月四日逝世了，终年八十五岁。那是2012年11月30日，周五晚七点。

坊间有一种说法，涂又光1949年从清华哲学系毕业，恐怕是以讹传讹。华中科技大学讣告中，说涂又光1947年入清华哲学系。纵使涂又光少年颖异，也不可能两年就完成大学学业。可见涂又光先生遽归道山，已经成为一个“传说”。《清华大学史料选编》记载，涂又光1948年入清华外国语文学系。

涂又光先生说一生有三个老师，分别为家庭老师、学校老师和社会老师，幼承庭训，造就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在清华由外国语文学系转入哲学系，与“乡贤”冯友兰先生结缘；在改天换地的年代，将改造中国文化为己任的毛润之，奉为社会导师。涂又光在1987年离休之前，面对的是短缺的环境、不公的境遇，仅有短暂时光在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工作；离休之后，1993年返聘到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有一间独立的研究室，被认定为“校宝”。

涂先生的课已成为传奇，被学子们届届相传。他夏季不用空调，而是手执蒲扇；上课不用多媒体，而是沿用黑板、粉笔。涂先生上课从不带任何的书籍和教案，拒绝照本宣科。更让学生惊叹的是，研究古代学问的涂先生，在讲课时竟常常用中文与英文相互释义，板书更以英文为主。其实，老先生的心境是苍凉的，他也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但从不招生，理由是明摆着的：没有人可以与先生的思想对接。

老先生的心思，单凭写作《楚国哲学史》，翻译《中国哲学简史》，整理《三松堂全集》，就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哲学史上，可涂先生偏偏又没有任教于哲学系科；返聘于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写出《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文明本土化与大学》这样经典著述的涂先生，逸闻趣事口耳相传，但是高等教育学界认定的“大师”是门生故旧遍布的潘懋元先生，涂又光先生在高等教育学界，属于典型的非主流。

先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论》高屋建瓴，将中国的高等教育史梳理成私学、太学、书院和大学四种形态。最可贵的，先生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将中国高等教育史分为三大阶段，先秦至清末为“人文阶段”；清末迄今为“科学阶段”，将来为“人文·科学阶段”，真是别开生面，独辟蹊径。

先生秉持自己的大学理念，那就是著名的“泡菜说”。我们知道，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汤，先生就近譬喻，学友的成色，取决于学校的熏陶。散步、吃饭、读书、上课，处处皆是先生的“课堂”，随时都在调制“泡菜汤”，散发出君子的光辉。华中科技大学深怕把握不住特立独行的涂先生，所以有很多事体，主事者不愿让老先生与闻，还不是怕较真的老先生“拍桌子”？别看涂先生耳背，但是内心澄澈，对于时代具有深刻的洞见。老先生将政治、经济、文化，换算成中国特色的语言，便是力、利、理。“三LI”说，是涂又光先生的又一创获。在老先生看来，将“力、利、理”配以“仁、义、诚”，那么就有助于促进世界的和谐，老先生又站在文明研究的前沿了。

涂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是文明的自觉，亲手调制“泡菜汤”，为的是增强文明的原生动力，不要让大学成为“在中国的大学”，而要成为真正的“中国的大学”。大学一解，人文科学相激荡；君子之道，生活哲学共沉潜。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4

关键词 职业生涯规划 文史哲 可持续发展 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05.076

The Difference Competition below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Plann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ANG Yining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Jiangsu Teach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1）

Abstract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students facing growing pressure of employment. They need in the different looking for the core competence of competition， seek self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actively improve self ability in social interaction. School and family should fully respect the students' choice， builds the platform for their growth， and create a positive environment for good， and give them proper life guidance.

Key words occupation career planning;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近年来，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调整，文史哲专业学生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据《2014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中显示，在研究生各学科初次就业率中，哲学类毕业生就业率最低，为 77.16%;其次历史学类，就业率为 79.79%。在本科各学科初次就业率中，历史学类毕业生就业率最低，为 84.39%;其次法学类，就业率为 86.85%;第三是哲学类，就业率为 91.33%。①从就业率数据的角度看，不论是研究生或是本科生，文史哲学生的就业率较平均就业率低。

1 原因分析

2008年以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成了学生工作中一个热门主题，但是还没有针对文史哲这个就业弱势群体的专项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1）产业结构对专业的供需失衡。近代以来，我国的科学技术长期落后欧美。邓小平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本身也是吸引外资和技术升级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急需产业工人和技术工程师。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2）就业过程中核心竞争力弱。核心竞争力是1990年密西根大学教授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伦敦商学院教授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首先提出来的，指企业或个人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或能力。②

文史哲的学习过程，往往是对学者思想境界、知识的提升，但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由于人文学科的特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仅仅依赖文凭便显得含金量低，核心竞争力弱。

（3）高校文科教育能力不足，学科培养存在“技术论”倾向。当前高等教育过程中，存在一种急功近利的“技术论”倾向。这种倾向在理工科领域表现为偏向于培养工程师;而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中，则把文科当成理工科培养，要求学生太多的识记和背诵，而不求思考与创新。

2 差异化竞争下文史哲学生核心竞争力分析

所谓职业是指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知识和技能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获得合理报酬，满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工作。因此，职业客观上要求让每一个人参与了社会分工，同时要求每一位职业人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参与创造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

（1）从差异化竞争中寻找核心竞争力。差异化竞争的概念由企业竞争战略引申而来，指将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树立起企业在全行业范围中的独特性，通过市场细分和个性化服务来获得差异化竞争优势。③差异化竞争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差异化技能，而这些能力对于招聘者来说是重要的。

（2）从社会分工中寻找自我价值定位。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社会分工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文科和理工科，而是需要各类人才。职业发展论认为在职业的每一个阶段结束后，人们就进入到下一个职业阶段。这种归零状态既是心态，也是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萨柏的生涯彩虹图充分地说明了职业生涯发展论，他认为在个人发展历程中，随年龄的增长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同一年龄阶段可能同时扮演数种角色，彼此会有所重叠。④在这个过程中，专业的重要性下降，自我定位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更为重要。

（3）在社会交互中积极提升自我能力。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于1977年提出社会学习论，该理论重视榜样的作用，认为行为、环境与个体的认知（P）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人的多数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而学得的。⑤社会学习论极大地鼓舞了毕业生的职业信心，该理论表明在每一个领域只要努力学习，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能建功立业。

3 文史哲学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运用

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一门课程，不是一门僵死的理论，而是在每一位实践者身上都有所区分的活的理论。对于文史哲学子而言，重要的并不在课堂的启迪给予他们确定无疑的就业之路，而在于如何给予他们持续发展的力量。

3.1 学校广泛搭建平台，供学生发挥创造力

由于缺乏理工科学生的专业性，文史哲学生有必要向知识的广度上求发展。学校方面仍应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努力培养“博学多才”的毕业生。

（1）校内举办大学生创新创意竞赛，鼓励更多文科学子携带创意参加比赛。学校应当加强“产学研”联系，邀请企业进入校园揽才;另一方面将创新创意大赛中涌现的优秀作品展现给企业，以期赢得它们的支持。（2）邀请优秀校友回校传授经验，定期开设优秀大学生先进事迹报告会，发挥榜样的力量。生动的报告会的力量常常超越僵硬的教条的理论。（3）打造积极创新创业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是校园的风骨。宽容的校园文化有助于文史哲大学生对知识的兼收并蓄，助力他们成才。

3.2 发挥学生主动性，抓准核心竞争力

真正的高层次人才绝不是单靠课堂就能培养出来的，学校教育仅仅是“毛坯”，要进入社会遇骇浪、经风雨，才能百炼成钢。

（1）抓紧在校机会，更多接触社会。文史哲学生可以有意识地增加“田野考察”的机会，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2）读书需博杂，让广博的知识融化为个人素质。文史哲学生应当变“励志”为“立志”，学习其他学科的有关知识，努力自我培养。（3）锤炼意志、广交善友。孔子说过：“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大学阶段文史哲学子不能局限在本专业朋友圈，而要对寻觅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3.3 家庭应尊重学生的选择，创造宽松的环境

班杜拉“社会学习论”认为，儿童会通过学习榜样强化自身的行为。她认为个人自我效能的预期来自四个方面：（1）行为的成败经验;（2）替代性经验，即榜样行为的成败;（3）言语劝说;（4）情感的激发。

（1）因材施教，尊重和培养学生兴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古人的智慧与当代教育学研究理论都证实，兴趣才是学生终身发展最好的老师。家庭教育中，家长应当是孩子兴趣爱好最初的发现者和引导者。

（2）家长要以身立教，给予学生积极的人生引导。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岗位层级的上升或者专业技能的发展，还隐含着人格的健全和思想的积极向上。古文《伤仲永》中叙述了一位神童方仲永从幼即有作诗的天赋，但是“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仲永最终泯然众人的事迹。仲永的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父亲将其作为牟利的工具，让没有让他持续的学习。

家庭教首先要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尊重孩子的人格，充分信任孩子。其次，家庭教育中不搞“双重人格”。家长的言行表里如一，学生才会从家长身上受到教育和感染，引起他们的仿效和学习。

（3）家长可以从自身职业出发，结合人生经历和工作经验对学生予以教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的发展是建立在先辈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积累是后代的宝贵财富。

文科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是学生个人、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没有一个人的发展是可以复制的。但是作为职业生涯规划的指导教师，同时也作为过来人，总是要努力探讨一条可行的道路，供文史哲学生参考。

注释

① 广东省教育厅.2014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EB/OL].

② 唐正道，孙彦彦.从转型升级看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建设[J].现代企业，2013（03）：6.

③ 张占东.企业竞争中的产品差异化战略研究[J].经济经纬，2002（3）：51-52.

④ 曹金华，曹爱华.萨柏的职业生涯理论及其对高校职业指导工作的启示[J].江苏高教，2006（1）：77-78.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5

关键词：高校 哲学本科生 就业指导

基于哲学毕业生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针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及国家就业促进政策中潜在的问题，我们提出把哲学专业本科生的人才培养和就业指导逐步试点地纳入基础学科建设体系的提案，以期完整化、规范化哲学人才培养模式，帮助诸高校找准各自的学科定位和教学侧重点，完善国家就业促进政策，纠正社会上日趋功利的择业观，挖掘哲学经世致用的本质，淡化哲学身上的“弱势”学科烙印，为广大哲学毕业生营造公平受教、平等竞争的理想环境。

一、个人篇

当今大力改善高校哲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现状和就业前景，最根本的应该从哲学本科生入手。只有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解决各方偏见以及发展的绊脚石，才能更好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就业格局。

（一）保持正确心态，激起专业兴趣，培养专业自信，提高专业素养

当今的哲学专业大学生普遍不能正确面对哲学暂时“冷门”的现实，和所谓的经管等“热门”专业的学生攀比，形成严重的心理落差；还有部分同学采取逃避、消极的应对方式，久而久之形成了不良的学习习惯和不端正的工作态度。因此应通过有效沟通，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引导他们正确认识所谓“热门”、“冷门”专业，以辩证的世界观正确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正确处理眼前困境与人生未来发展的关系。

（二）适应社会转型，调整专业定位

哲学专业教育是通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哲学专业的学生既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 也要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及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这就要求哲学专业的教师， 在对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 亦要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论， 帮助学生把握哲学素质的核心。只有具备了这种素质， 才能使得学生毕业后无论从事哪种工作， 都可以较快地掌握必要的相关知识， 迅速进入角色，取得工作实绩。

（三）追求全面发展，培养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学校应注重因材施教。可通过引导学生参与教师的研究课题、提倡学生自主进行课题研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研究小组等方式，进行个性化教学，以发掘和培养创新人才的特殊才能。同时，学校应该投人一定的专项资金，资助学生的创新活动，为学生开展创新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条件，营造出有利的创新氛围，力求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二、学校篇

校园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健康成长。良好的校园环境具有奇特的感染力和约束力，会潜移默化地优化学生的心理品质。

（一）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建立和谐校园、和谐班级

大学不是为社会输送一般的职业技术人才，而是要培养一个民族的中坚力量。因此，人才的培养要有一定的梯度和人文理念。当今浮躁的大学风气下，哲学专业的专业人才培养，对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需求更加迫切。营造学术氛围绝不是只注重知识积累而轻视文化的养成，浓郁的学术氛围是大学的生命和灵魂，是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条件。大学学术氛围是大学中以追求比较专门的、系统的学问为目标的相关人与物的群体在学校活动中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大学教育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它的目的是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以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着得世界。

（二）创建完善就业咨询平台，给大学生提供就业指南

1、学校成立专门的就业辅导中心，配备就业指导老师，全天向学生开放，以及时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困惑，进行细致的专业分析和应聘辅导。

2、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发挥网络资源优势，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咨询网站，提供多种工作交

流与辅导的平台。

3、将专业就业分析纳入日常的教学进程。一方面，教育大学生学会自我分析，疏导因专业不适产生的不良情绪；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抗压受挫能力。

4、邀请职业工作者传道授业，开展有益的就业工作类型的讲座，通过强大的宣传和教育，帮助学生正视专业学习以及走入社会后的工作。

（三）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

哲学专业本科阶段的教学，必须使学生有尽可能广阔的知识视野和相关的具体科学知识积累。对于面向21 世纪的哲学专业人才来说，更须了解当代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与动向。哲学作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具体学科的概括和总结， 如果没有相应的具体科学的支撑， 哲学大厦本身便不可能稳固。同时，哲学人才的培养， 还必须注意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和热点问题。就知识的架构而言， 哲学处于科学宝塔之顶， 它必须与其他学科的密切相关， 并把这些学科的成就， 纳入自己的哲学大视野中才不致成为空中楼阁。而真正要使哲学为社会建设、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服务，在强调和重视专业基础理论学习的同时， 发掘哲学的应用功能也必不可少。

（四）改革教育教学、课程体系，加强教学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

人的素质培养是贯穿一生的过程， 它取决于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共同作用。高校哲学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渐地启发、培养和刺激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一方面可设立哲学导课， 培养学生学习的目标化和自主化；另一方面，以学生为主体， 逐步建立师生交互的教学模式，以科研促进理论教学。双管齐下，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理念。

三、社会篇

（一）树立科学用人观念

传统的思想观念制约着人们对哲学的认识，导致社会公众对于哲学专业的认识和了解普遍不足。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职能的转换，要求哲学专业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专业定位。只有这样， 学生方能适应当今的就业市场。因此，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政策调控，规范就业市场，同时通过媒体等文化宣传手段，纠正社会对哲学的片面认识，加强各方面接触和了解，让更多的企事业单位接纳哲学生，为其走向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

（二）积极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多方面解决职业对口问题

为了优化哲学本科生就业前景，政府职能部门要适度调整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强绿色高效工作，为哲学生就业创造更多的“对口”岗位；并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从基层做起，不断积累社会阅历、扎实学科应用，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奠定良好的经验基础及人脉基础。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孙承叔.复旦大学哲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方案[j].教学与研究.2001（9）

2. 岳介先.地方综合大学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方法的几点思考.安徽大学哲学系.230039.

3. 杨晓峰.高素质哲学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南开大学哲学院.300071.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6

从1900年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1901年12月10日首次颁奖以来，诺贝尔奖已有百年的历史，世界各国已有400多名科学家获奖。它已经成为人类原始性创新的重要标志，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范围几乎包括了20世纪中，发生在这些相关领域的所有科学大事件。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理论，从胰岛素的发现到基因工程的研究，从原子弹爆炸到大爆炸理论，无不包括在内。

在中国，诺贝尔奖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有人对它顶礼膜拜，有人对它不屑一顾。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日前在广州作了一场学术报告，他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和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盖茨和任天堂这类会赚钱的人才，暂时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

此言一出，立即遭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福家教授的反对。他认为，目前我国的确在经济人才方面太过欠缺，以致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鼓励一些学校、一些人从事和经济无关的基础研究，因为这是将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所在，反对杨振宁教授“中国暂不需诺贝尔奖”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有3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其中有6位具有中国血统的华裔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分别是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

美籍华人杨振宁

1957年与李政道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中国,杨振宁这个名字是相当响亮的。从知识阶层到平民百姓可谓家喻户晓。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具有这样广泛的知名度,不仅因为他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之一,还因为他2004年在中国大陆以82岁高龄与28岁的中国女子翁帆结婚。

杨振宁1922年10月1日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他出生不满周岁,父亲杨武之考取公费留美生而出国了。整整6年,他一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4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认方块字,1年多的时间教了他三千个字。杨振宁在60岁时回忆说:“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2倍。”

1949年,杨振宁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开始同李政道合作进行粒子物理的研究工作,其间遇到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最终了宇称守恒律,使迷惑消失，问题解决。杨振宁在1957年诺贝尔演讲中这样说道：

“那时候，物理学家发现他们所处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摸索出路一样。他知道在某个方向上,必定有一个能使他脱离困境的门。然而究竟在哪个方向呢?原来，那个方向就是宇称守恒定律不适用于弱相互作用。”

杨振宁谨记父亲杨武之的遗训：“有生应记国恩隆。”在1971年夏,他成为美国科学家中率先访华的人。他说：“作为一名中国血统的美国科学家,我有责任帮助这两个与我休戚相关的国家建立起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我也感觉到,在中国科技发展的道途中,我应该贡献一些力量。”

美籍华人李政道

1957年与杨振宁因“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7年12月10日，同35岁的杨振宁一起登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奖台的，还有31岁的李政道。

李政道和杨振宁曾荣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基于他们在1956年提出的“李―杨假说”――在基本粒子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是不守恒的，这被另一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1912-1997年）用实验所证实，从而了过去在物理学界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为人类在探索微观世界的道路上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生于上海。他自幼酷爱读书，整天手不释卷，连上卫生间都带着书看，有时手纸没带，书却从未忘带。抗战时期，他辗转到大西南求学，一路上把衣服丢得精光，却一本书未丢，反而越来越多。

1946年，20岁的李政道到美国留学，由于他没有获得过中学和大学毕业文凭，在美国进研究院很难。可芝加哥大学是个例外，只要念熟了哈金斯(Hutchins）校长指定的西方著名经典著作，没有学位也可以进研究院。李政道告诉招生处负责人,他念过等价于这些经典著作的东方作品，如孔子、孟子、老子等，招生处就接收了他。3年后他以“有特殊见解和成就”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被誉为“神童博士”，其时年仅23岁。

李政道关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建议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他建议建立博士后制度，他建议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建议成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和北京近代物理中心，……这些建议都得以实现。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98年1月23日，李政道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美籍华人崔琦

1998年与德国的霍斯特・斯托尔默和美国的罗伯特・劳克林在量子物理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10月13日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德国科学家霍斯特・斯托尔默、美籍华人科学家崔琦和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劳克林，以表彰他们为量子物理学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

崔琦，1939年生于中国河南省，20世纪50年代到香港接受教育，1957年在培正中学毕业，随后到美国继续深造，196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到贝尔实验室工作，1982年至今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目前他从事电子材料基本性质等领域的研究。

崔琦是一个很具幽默感的人,他常视物理实验如玩游戏。他说:“能随心所欲设计新模型,能制造一个个用钱都买不到的新产品,那种满足感难以形容,做实验又有何难?做研究报告才烦人呢!”

2000年6月,崔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4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2005年被聘为中科院荣誉教授。

美籍华人丁肇中

1976年因发现“J粒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丁肇中1936年1月27日出生在美国，但出生3个月后,父母又把他带回到大陆。在他12岁时,随全家迁往台湾，才进中学读书。高中时,他特别喜欢理化，刻苦钻研，成绩很好,他的一个同学曾在毕业纪念册上给他这样的赠言：“你的理科可以说在班上无敌手，我希望你集中全力向理科进攻，发明几个丁氏定律！”中学毕业后，丁肇中被保送进台湾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1956年他20岁时只身赴美，进密执安大学，于1962年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丁肇中选定了实验物理作为他的主攻方向。1972年他领导一个小组在纽约的布鲁克国家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去寻找新的重粒子。对于实验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他曾经这样比喻道：“在雨季，一个像波士顿这样的城市，一分钟之内也许要降落下千千万万粒雨滴，如果其中的一滴有着不同的颜色,我们就必须找到那滴雨。”

1974年11月12日，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两年多，全力攻关的丁肇中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小组发现了一种未曾预料过的新的基本粒子――J粒子。这种粒子有两个奇怪的性质：质量重，生命长，因而它一定来自第四夸克，这了过去认为世界只由三种夸克组的理论，为人类认识微观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被称为是“物理学的十一月革命”。

1977年秋，丁肇中访华期间向邓小平建议中国科学院派遣物理学家参加他的实验小组工作。自1978年1月他迎接第一个中国物理学家小组迄今二十多年来，已有上百人去到他的身边。1992年7月4日他被中国科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获1996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03年4月18日担任新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美籍华人朱棣文

1997年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朱棣文于1948年2月28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他的父母是江苏太仓人,20世纪40年代定居美国。他们育有三子,朱棣文是老二,都学有所成。大儿子朱筑文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专长DNA研究;三儿子朱钦文是南加州比华丽山庄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律师。

1970年，朱棣文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78年,朱棣文进入美国贝尔实验室任研究员,1987年起任斯坦福大学教授至今。

朱棣文最早发展出了一套利用激光冷却并捕捉原子的方法。打个比方,犹如以喷水的方式来使一个行进当中的小球静止下来,让它悬浮在空中,把它看个够。这项成就,可使科学家在前人所无法到达的领域内操控物质,同时也是对物理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此,朱棣文从1976年做博士后起整整奋斗了20年的时间。

然而,朱棣文在得知他获奖的消息后却平静得异乎寻常。他说：“我不希望因这个奖励打断我的时间表,我仍会像往常一样地去学校上课。”

1998年6月5日,朱棣文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台湾李远哲

1986年因“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成为可能，为研究化学新领域――反应动力学作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迄今为止,在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6位华人中,有5位都是获得物理学奖,只有一位例外,那就是在1986年获得化学奖的李远哲。

1936年11月29日,李远哲出生于台湾新竹，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童年时代的李远哲非常爱玩，棒球、网球、乒乓球都打得很好。“我可以把球打到对方球台上的任一指定点，”李远哲兴致勃勃地回忆说，“误差不会超过一英寸。”

中学时代的李远哲看了大量的书。“我几乎每天看一本书。”他读了《居里夫人传》后,这样说道：“我第一次感到当科学家不仅能从事很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可以享有非常美好的人生。”

高中毕业后,李远哲被保送进台湾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又到新竹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1965年获化学博士学位,然后到哈佛大学化学系随赫希巴哈(D.Herschbach)从事分子反应动力学的研究。1967～1968年间，李远哲几乎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自己设计，自己动手，殚精竭虑地把一台交叉分子束实验装置建立了起来。他的导师赫希巴哈看后感叹地说:“这么复杂的装置，大概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出来。”他称赞李远哲是“化学中的莫扎特”。

分子反应动力学是采用动力学方法,从分子和原子等微观层次上研究和揭示化学反应过程，回答“化学反应是怎样发生的”这一基本问题。李远哲在这方面的杰出工作使他在1986年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旋即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7

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学位，拥有硕士学位者通常象征具有基础的独立的思考能力。硕士课程主分为两种，分别是修课式和研究式。修课式硕士一般只需要完成特定的课程，并且达到学院所要求的成绩便可以毕业。而大部份哲学硕士课程则除了要求在修学课程上取得优异成绩和担任教学助理外，还要进行全职学术研究，并且撰写硕士论文才能毕业。修课式的硕士课程主要有理学硕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文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而研究式的硕士课程有哲学硕士。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篇8

初冬时节，来自全国各地的鸿词大儒、耆宿名流，一时间汇聚在石柱山下、唐河之滨，参加冯友兰纪念馆落成典礼，纪念冯友兰先生116周年诞辰，人们津津乐道着冯先生的杰出成就、道德文章，抒发着对这位世纪哲人的盛赞与钦佩。我应邀到此，虽对冯先生素无研究，但受此感染，对冯先生的仰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生于唐河县祁仪镇一个书香之家。他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去世后，年幼的冯友兰在母亲教育下成长，私塾基础良好。到上学的年龄后，他先后到唐河县城上高小，到当时的省会开封上中学，继而转入武昌中华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预科班学习，1918年北京大学毕业。第二年，为了从哲学上寻找解释中西方文化冲突的答案，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等人。留学期间，他一方面系统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一方面反复思考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自从与西方接触就节节失败?为什么西方富强、中国贫弱?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哪里?通过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从哲学上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中国在思想领域，自秦朝以后逐渐由主张“中庸”的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春秋时期一度兴盛的墨家“人为”思想日渐式微，东汉时期传入的佛教，又是一种极端“自然”型的思想体系。这样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心灵始终徘徊在儒、释、道之间。因此，中国哲学基本上是内向型的，哲学家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希望征服的也只是他们自己。而欧洲哲学在思想体系上遵循的是“人为”路线，它是外向型的，哲学家首先必须努力认识外在世界，而且对它熟悉之后也要力求去征服它。冯友兰的这种研究从一定意义上比较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重大差异。在研究中，冯友兰还超越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关于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争执，把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注重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相互理解，着力于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寻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势。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1923年回国后，他先后执教于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在长达70年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中，他以哲学上的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哲学泰斗。20世纪30年代，他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工作期间，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其独到的时代划分和思想见解，出版了重要学术专著《中国哲学史》，开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先河。这部著作是中国现代第一部完整的哲学史著作，不仅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他以“贞元六书”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使中国哲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在他的这个哲学体系中，人类精神生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自然，二是社会，三是个人。按照这个体系，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学说，在很多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如他提出的人生四种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具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是一个大哲学家对人生和世界的认识与思考，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在其教学和研究过程中，他讲授和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等一大批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杰出成就，奠定了他在哲学界的崇高地位，使之成为蜚声中外的哲学家。他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哲学简史》，为的是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哲学发展历程，该书出版后先后被翻译成法、意、西、日、朝等12种文本，深受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广泛欢迎，成为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经典。新中国成立后，他由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他所尊崇的“旧邦维新”思想，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大闪光点，这一思想方法使他能够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成为一个社会通人，并在耄耋之年还在思想上放出熠熠光辉。

冯友兰一生并非一帆风顺，但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未曾停止自己的研究与写作，他把所有的荣辱褒贬、环境逆顺、个人得失，都淹没在自己的学术创作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境界中，以“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的崇高精神，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思想文化事业。著名学者李慎之评价他：“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他更是得到了总书记的高度评价。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骄傲，更是他的家乡河南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