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伦理论文范文

医学伦理论文篇1

1.医学生行为存在严重的失范，影响和干扰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

比如缺乏公德、论文造假、不尊师重教或者考试作弊等，这些问题和现象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医学生良好职业行为习惯以及伦理规范意识的形成、培养，继而进一步影响其今后上岗操作。

2.教学和课程设置中过于重视技术忽略了伦理教育

很多医学生在学习期间简单地认为只要熟练掌握专业操作技术即可，对于医学伦理学方面的知识不够重视，认为其可有可无，其实不然当医学生进入到实践工作岗位以后，若缺失良好职业人文素养，很容易迷失在价值困惑或者道德困惑中，影响和干扰其人生道路。

3.缺失无私奉献的意识和竞争，同时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以及单纯经济主义等现象严重。

因受利己主义的干扰以及影响，部分医学生以及医生在学习和工作中多做一点就会抱怨，遇到困难或者加班等退缩，再加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部分医学生和医生过于追求个人经济利益，而使得医疗服务逐渐商品化，自愿奉献的人逐渐减少，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以及经济指标，而缺失作为一名医生应有的素养以及道德。

二、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的分析

1.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医学伦理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为医学道德，经医德现象研究，将其所表现于医德关系中各种问题矛盾和其发展规律揭示出来，医学伦理学着重从三个方面对医务人员提出了要求，即医德伦理、医德实践以及医德规范。目前就国内医患关系来看，普遍都比较紧张，医患纠纷事故频发，所以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使其成为一个技术精湛以及具有良好医德的医生应变得尤为重要。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和其他行业工作者相比，医疗工作自身的特殊性要求从事该项工作的人要更为严格地按照职业伦理要求和规范操作

在工作中不仅要及时缓解患者疼痛，同时还应保护好患者隐，尊重其人身权利，若忽略了这些很容易发生医疗纠纷。对此，只有医务工作者具备良好职业伦理素养和规范意识，自觉约束自身行为，才可更好地担负起自身工作使命，减少和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

（2）因医疗工作自身比较繁杂

一旦出错很容易引起医疗纠纷，严重时还会引起医疗事故，在这种形势下对医务工作者的伦理规范意识和技术水平所提要求也就更高。只有具有良好伦理规范意识以及道德操守，同时具备高水准职业道德的医务工作者才可更好担任起作为医师的责任，本着对患者负责这一态度，严格按照规定和要求操作，且甘于奉献，能够和他人进行密切配合，以此最大程度避免和降低错误、医疗事故的发生。

2.对策

基于上述医学生伦理教育所存问题和加强伦理教育必然性的分析，下面就如何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提出相关对策：

（1）改变以往陈旧教育观念，加大伦理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正确引导。

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均应改变其以往的陈旧教育观念，将专业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以及人文素养的学习与培养有机结合，强化医学生人文意识。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媒体技术宣传医学伦理教育重要性，比如网络、报纸以及电视等。同时树立先进榜样和典型，正确引导学生，从而帮助其提升自我修养，使其伦理规范意识得到增强。

（2）合理且有效地应用各种教育方式和培养方法。

在教学中应避免照本宣教和教条主义，综合考虑学生自身情况和当前医学行业的需求，和临床实例有机结合，经具体实例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伦理教育重要性。或者设定相应的医疗工作场景，要求学生来扮演病人，以此实现换位思考。构建合理且有效的课程体系，大力实施课外教育，比如讲座、心理咨询、卫生服务、知识竞赛以及社会时间等，充分利用网络实施现代化教育，加强学生人际协调交往能力、心理素质、沟通能力、应对突发问题能力、创新能力、相关法律法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等的培养。此外，还应健全医学伦理教育方面的评价体系，综合考核与评价学生各项素养和能力。

三、小结

综上所述，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教育非常重要，经学生对职业伦理教育重要性的深入理解和认识，改变陈旧教育观念，树立正确榜样且正确引导，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培养方式，完善教育体系，提高医学生综合素养，使其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从而提供更为合理且优质的医疗服务。

医学伦理论文篇2

德国的康德曾说过，只有两种东西能让人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一是头顶璀璨的星空，二是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所言无外乎敬畏自然与敬畏生命。伦理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它不仅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而且包括做人的道理，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做学问者不可无德。古今中外都把医学视为治病救人的“仁术”，大医精诚。先贤说“医乃生死所寄，责任重大，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沈铭贤倡导生命伦理应当在与生命科学和医学相关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建设中有所体现[1]。钱尔凡提出，医学期刊编辑只有具备“敬畏生命”的伦理观，才能时刻意识到自身岗位的特殊性和所肩负的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在自己的编辑实践中有所体现[2]。笔者现结合在实际处理稿件中遇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医学研究论文伦理审核的依据与意义

美国学者乔治?萨顿研究表明，科学研究者如果只是埋头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成果而研究，为了利益而研究，就会像《蜘蛛侠》里的绿魔――丧失人道的情怀，变得冷淡，甚至成为可怕的试验机器。科学研究首先要把为人类谋福祉放在第一位。

医学期刊编辑所把关的领域是对生命肩负责任的领域，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生命医学领域，应树立“敬畏生命”的价值理念，传播正确的伦理。临床医学研究多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涉及人的隐私、自由、尊严、权益等诸多敏感议题。研究者们必须遵守伦理原则，这不仅是研究者的道德要求，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则要求。作为医学研究成果的者及推广者――医学期刊，其编辑在审稿中应高度关注、严格把关相关问题。从整体上审核医学研究论文的伦理问题及其在临床上的实际指导意义，从细节上审核研究者在试验过程中的疏忽和不适当[3]。

国际上公认的伦理原则：尊重（自主、保密）、有利/不伤害、公正。国际社会普遍倡导遵循《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贝尔蒙报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等纲领性文件。世界医学编辑协会专门提出了《医学期刊伦理道德政策声明》，我国卫计委要求遵循《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等法律、法规。此外，还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知道原则》等条例和准则。这些国内外法规、文件为医学编辑进行医学论文的伦理审核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医学期刊编辑目前论文伦理审核面对的问题

医学期刊尤其是像《实用医学杂志》这种综合性的医学期刊，专业性很强，编辑即便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论文进行客观的判断，论文的取舍主要还是依靠同行评审。《实用医学杂志》在给专家的审稿指南中明确指出审稿中应注意的伦理问题。目前编辑部常常面临的论文伦理问题有：（1）论文没有提及是否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对研究的伦理问题只字未提。（2）论文提到了获得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但没有提供任何的相关证明，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文字的描述上。（3）审稿专家、编辑部注意到了伦理问题，要求作者修改，但作者的修改仅仅停留在类似“本研究通过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等文字的补充，未见任何证明文件，普遍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

而且，期刊目前即便有伦理审核，也要面对很多其他问题：第一，论文伦理审核一直停留在边缘，没有作为录用的必要指标。论文是否录用主要还是看专业及方法学方面的指标是否审核通过。有专家提议对未经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不遵守知情同意、有利、无伤和公平公正原则的论文，不予发表[4]，但这在国内的期刊中少有执行。医学伦理学方面的内容，编辑部只能要求有相关的表述信息，基本没有能力跟踪、判断论文是否符合伦理要求。而且当研究论文处于投稿状态的时候，研究和实验已经完成，是否符合医学伦理学已无法跟踪，编辑部只能选择用或不用。第二，医学期刊编辑的医学伦理学知识缺乏，不具备伦理审核的素质与能力，只能依靠医学方面的专家来把关。目前，医学期刊的审稿专家全部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伦理学知识的具备情况并不是选择审稿专家的标准。第三，编辑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的途径匮乏，主要还是通过自学来完成相关学习。陈丽文等对我国88家医学期刊编辑部伦理意识现状进行调查与组合评价，发现63.6%的期刊在2010年的投稿须知中尚未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学要求[5]。医学期刊编辑的伦理学知识培训少、相关知识有限，导致其在编辑过程中对稿件中的医学伦理学问题缺乏判断能力；调查表上医学期刊编辑的教育与培训得分几乎为0，表明被调查的编辑缺乏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的途径。

三、医学期刊如何关注论文的伦理学问题

我们应多渠道、多途径着手，将编辑部建设成伦理学知识的集散地，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收集伦理学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尽可能广地播散伦理学方面的信息。

第一，应当发挥行业协会、学会优势，凝聚一批期刊的力量，推动一批期刊对伦理学研究的关注。中国的科技期刊很多都关注到了论文的伦理学问题，也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推广效果。比如2004年10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要求旗下杂志，从2005年起在投稿须知中必须增加有关医学研究伦理方面的要求。《临床儿科杂志》《解放军护理杂志》等期刊在约稿函中提出了科研伦理规范的问题。2006年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与发表协作网（ChiCTRPC）创建，其联合一些编辑部呼吁构建和完善我国医学期刊出版和编辑伦理学，建立了“医学期刊发表伦理网”（mjpe.net）。2010年ChiCTRPC重申对进行伦理审核的重要性并赋予其新内涵，即编辑要利用已有的临床试验结果、伦理审查平台和资源，从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环节对临床试验质量进行监督[6]。

医学期刊虽然抱团关注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并且进行了一些实践，但目前看来效果仍不明显，实际工作中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比如雷水英等研究者调查了10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2009年发表的涉及人体的研究论文，以及约稿函中关于医学伦理学方面的要求，结果很不乐

观[7]。这方面的工作仍需我们医学期刊编辑人员不断推进。

第二，提高编辑人员医学伦理学知识储备，从简到繁，从易到难，提高他们的审核素质。首先，编辑要先做自己能够完成的审核工作。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要注意：（1）研究是否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2）有伦理审查描述的论文是否具有相关的证明材料。（3）作者补充的伦理审查材料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4）临床研究论文中经常缺失的资料是否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编辑在审稿过程中重视医学伦理学审核，并要求作者提供补充材料，这有助于研究人员日后注意研究和处理伦理问题。

其次，从论文的审核入手，培养和提高作者的伦理意识。编辑部审核论文伦理，可要求作者提供伦理审核通过的文件，这有利于促使研究者树立伦理观，遵守研究原则。论文的内容很多是医学期刊编辑无法把握的，需要作者（研究者）具备伦理素养。比如：临床科研设计方案是否严密合理？研究方法是否正确、完善？是否严格遵守试验操作规则？研究者是否存在为了扩大样本量，对可保守治疗的患者采取手术治疗，对可行无创检查的患者进行有创检查，对可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采用输液治疗，对可自愈的疾病进行药物治疗等违反道德的行为？研究者是否为了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利用患者的信任以及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漏洞，未对他们采用已经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济的治疗方案，而采用新的、昂贵的治疗方案？这些内容的伦理审核，医学期刊编辑很难把握。所以，一方面要依靠研究者本人的伦理素养，另一方面，编辑可要求研究者提供伦理审查通过的文件。此外，编辑部可以通过论文回溯核对医学研究的伦理学问题，促使研究者提高伦理意识。

第三，作者与编者的互相学习与促进。虽然期刊是论文审核的把关者，但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笔者，作者其实是最了解论文存在哪些缺点的人。投稿医学期刊的作者很多都是医学方面的专家或者专家的学生，他们对这个专业及专业研究的伦理问题知道得要比医学期刊的编辑多得多。编辑可利用作者提供的伦理学方面的资料，多向作者学习，通过作者群体学习伦理审核的要点；让作者知道期刊需要这方面的材料，作者在之后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就会多加关注。同时，医学期刊编辑对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及政策的积累会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最后就能更好地把握论文的伦理审核问题，将编辑部建设成为伦理学知识的学习园地。

第四，利用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多途径地丰富伦理学知识，传播伦理学知识。网络中有大量的有用信息，编辑可以浏览国外的权威期刊网站，看看别人如何阐述论文的伦理学问题，看有哪些是值得借鉴学习的，都有些什么样的准则及要求，等等。编辑完成伦理学知识的收集汇总，可通过期刊的网站、微信、微博进行传播；可通过协会、学会申请伦理学的继续教育项目；可借助网络问卷调查等途径推广伦理学知识，利用网络技术推动伦理学的纵深发展。BMJ认为编辑对病人负有道德义务与责任。其伦理委员会每年召开三次会议。BMJ在网站上给出了可供参考的有关论文伦理审核方面的文件和组织：（1）研究伦理方面：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加拿大关于人类研究的伦理行为指南；NHS研究伦理委员会；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指南；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赫尔辛基世界医学会宣言。（2）出版伦理方面：国际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出版伦理委员会（应对）；世界医学编辑协会（腹部）（3）网络伦理资源方面；网上应用伦理资源；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资源网站；医学伦理杂志；应对―流程图等[8]。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可以在期刊官网上期刊收集到的伦理学文件，供作者、读者浏览学习。

医学伦理论文篇3

[关键词]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现代医疗技术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其二，以对“问题”或“难题”的充分关注，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文化研究。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界定为：运用种种伦理学方法，在跨学科的条件下，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的伦理学维度，包括道德见解、决定、行动、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路径，在生命伦理学和医事法学的研究进展中，在根本上颠覆原有的关于理论与实践、思想与世界的关系的传统认识，它使得生命伦理学总是在一种伦理突破的意义上，着意去介入、去发现或者重建一种生机勃勃的伦理生活及法律秩序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学和法学的应用研究，既是世界伦理学形态整体变革之大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创建新的、顺应世界潮流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伦理文化运动的一个具体实践环节。虽然今天的生命伦理学理念主要是发端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但由于生命伦理学问题往往对任何文化来说都是难题，生命伦理事件的全人类性和前沿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仅仅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提供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故而取消了任何一种特殊文化的话语霸权。因此，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希望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伦理视野和论辩平台，使不同观点可以在生命伦理实践中更平等、更自由、更深刻地进行对话交流，在属于全人类的范畴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整个道德体系，判断、描述并引导我们未来生活的应然。

其三，以“现状调查”和“国情对策”的研究，探索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道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和中国道路，并不排斥那些针对相对微观而专项的医疗技术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研究，相反，这些微观而专项的研究最易于从“实证调查”或“案例分析”的视角上提供切近或进入中国医疗技术实践的生命伦理研究之进路，因而它们始终是解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出发点和归结点。然而，仅有这种微观而专项的研究是不够的，探索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道路还必须以对各项具体的现代医疗技术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为基础，在打通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我们应对生命伦理及法律问题的中国理念以及我们必须应对的中国问题。因此，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化道路的探索而言，现实调查和国情对策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它特别突出“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作为生命伦理学研究的交叉点和跨学科对话背景。在研究进路上，以此为基础来整合社会学调查、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的研究成果，凸显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与法律问题的中国立场、中国背景和医疗（卫生）民生之内涵，并将之作为跨学科交叉整合的首要前提，回答我国的研究现状和我们面临的特殊难题。同时，在世界性难题与中国问题这两大并行不悖的视野上，贯通伦理反思、法律分析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并由此探讨打通医疗技术世界与人文价值世界的可能路径，从而建构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价值的生命伦理体系。

医学伦理论文篇4

1.医学伦理学是什么

医学伦理学（MedicalEthics)就国内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此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有学者将医学伦理学称之为医德学，还有学者认为医学伦理学就是生命伦理学，二者的区别不过是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称谓而已。由朱贻庭教授主编的《伦理学大辞典》认为，医学伦理学是研究医疗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活动中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规范的一门应用伦理学科。据此，李本富教授将医学伦理学划分为医德学、近现代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三大部分，并认为这三部分反映了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不同阶段。

对于医学伦理学的不同界定，笔者认为，在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初期阶段，轻率地否定任何一种观点都不利于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因为不同的研究视角，有利于丰富和繁荣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2.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邱仁宗'研究员认为医学伦理学是规范伦理学;丘祥兴教授则主张医学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伍天章教授也坚持同样的观点;而孙慕义教授则认为医学伦理学是伦理学与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既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又是理论医学的一部分，是医学人文学的学科成员之一。

关于医学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在不同研究者的视野里’其学科性质是很模糊的，甚至在同一作者的文本里也是模糊的，这必然置医学伦理学在学科地位上处于尴尬困境。目前在全国性的伦理学会议上，甚至在专门讨论以应用伦理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几乎听不到医学伦理学的声音；即使在全国性的医学伦理学会议上，也很少听到医学伦理学以外的伦理学界其他学人的声音W。与此相似而又颇为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是，因医学对医学伦理学的笼罩而形成的医学伦理学好像是寄生于医学之上的、可有可无的、道德说教的阴影。笔者认为，摆脱此种困境，真正确立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地位，对其研究必须明确两点：一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绝不应是伦理学原理的简单套用，二是必须突出医学伦理学是一门为医学道德立法的价值学科，是医学的精神家园。

3.关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医学伦理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医学伦理观是有差异的，就算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医学伦理观念和规范也有所区别。这体现在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在我国的争论也较多，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杨同卫、封展旗等学者认为可以从职业伦理层面、技术伦理层面、制度伦理层面展开对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李本富、李传俊、丛亚丽等教授认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医德的基本理论、医德的规范体系、医德的基本实践、医德难题等四大部分。

应该说上述看法都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但关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在我国学界仍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误区：一是在研究中总把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混同起来；二是研究仅注重医学伦理中的个体德性，而不是从个体与整体相结合的角度拓展其研究内容。笔者认为，医学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因此，对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与时俱进，紧扣医学发展的时代内涵，探讨医学发展各个层面的伦f问题，惟此，医学伦理学才能更好地服务和引领医学实践。

4.关于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从一定程度上说，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是看其是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方法，基于学科的性质定位、不同角度的审视等原因，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丘祥兴教授认为研究医学伦理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李本富教授则认为，研究医学伦理学在坚持唯物史观和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基础上，还须运用归纳和演绎法、系统方法、比较法等;而伍天章教授则主张典型案例分析，提倡数据统计法。

当前在我国从事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实践的人员，大多分别来自医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既熟悉社会科学，又从事医学工作的人员并不多，这就造成医学伦理研究要么缺乏“伦理学”理论厚度，要么脱离“医学”实际。笔者认为，在遵循医学伦理学一般研究方法的同时，必须借鉴、引入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5.脑死亡的伦理问题

自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议特别委员会提出与制定了脑死亡的标准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北欧等也先后提出了脑死亡的标准。目前，全世界约有8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或间接地实施脑死亡制定标准。

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也开始了脑死亡判定的理论研讨。围绕脑死亡标准产生的伦理争论，孙慕义教授认为“从医学和立法两方面承认脑死亡标准已渐渐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具体情况，提出我国的脑死亡标准是十分必要的。”邱仁宗研究员就脑死亡病人终止治疗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决策的程序也做出了宝贵的探索w。笔者认为，关于脑死亡的伦理之争，从积极方面说，关系到怎样破除陈旧观念以排除对医学科学发展的阻碍；从消极方面说，关系到怎样防止利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谋杀他人。国家卫生部脑死亡标准起草小组制定的《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修订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修订稿)》无疑表征着脑死亡在我国的实施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6.安乐死的伦理争议

1986年陕西省汉中市发生我国首例安乐死事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安乐死合法化与否的激烈讨论。456安乐死观念的提出和实施，冲击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使伦理学和法律面临新的问题。当前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主要有四种不同意见。其一，反对任何类型的安乐死;其二，赞成任何类型的安乐死；其三，赞成在严格监督条件下施行“自愿直接”或“自愿间接”两种安乐死形式；其四，赞成被动安乐死。就以上争论的理论依据来说，持不同意见者都不同程度地将人道主义、功利主义、境遇论伦理相对主义作为自己的伦理依据。

我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死都是命中注定的，谁都无法干预。用儒家的观点审视，主动安乐死不仁，被动安乐死不善；道家认为人类生死均受自然规律支配；佛家思想崇尚生命、力戒杀生。安乐死的提倡与这些传统观念有一定的距离，直至现在仍很难为我们的文化所接受。但是，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能不能给活着的人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们期待着。

7.克隆人的伦理问题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问题引起了人类的无限退想，并夹杂着兴奋、不安或焦虑，由此引发的巨大伦理学争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当前关于克隆人的伦理争议主要存有三种观点：其一，坚决反对。甘绍平研究员指出，克隆人是人类不可逾越的伦理禁区。其二，无条件支持。其三，审慎理性对待克隆人技术是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何作庥院士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去妨碍科学的进步，人类应宽容地对待克隆技术。高兆明教授则站在中华民族医学科学飞跃发展的角度客观审视克隆人技术的影响。

克隆人技术及其应用问题所引起的全球范围的激烈论争仍在进行着。我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是：主张区别对待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禁止进行生殖性克隆人的任何研究，鼓励和支持以治疗为目的的人胚胎千细胞研究，促进我国人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发展。

8.关于器官移植

充足的、高质量的供体器官是开展器官移植的前提，然而当前器官移植的现状是：供体器官来源匮乏，严重地阻碍着器官移植工作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伦理争议有，关于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采集的伦理问题，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器官商品化和器官的分配的伦理问题。针对器官移植引发的伦理争议，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我国首部《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经于2007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在器官分配的伦理制度上，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认为在选择受体时应把配型相容性排在前列，术后具有良好的存活前景的优先，其他参考项目是：社会价值、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支付能力、医疗卫生资源的公正分配等。

9.基因组研究与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

自2000年人类基因组草图公布后，基因组研究便进入后基因组时代，但由此引发的伦理争论也十分激烈。争论的问题主要有：是否发生基因歧视现象，基因资源的专利与资源争夺，基因决定论还是非基因决定论，基因技术普及带来老龄化社会的压力，基因治疗对个体和人类社会是否安全，基因诊断、治疗是否会造成医疗费用的猛增，体细胞、性细胞及非医学目的的基因增强或基因修饰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影响等。由于基因治疗不同于一般的药物或手术治疗，其高效性和风险性并存，从国际上看，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_。但是，在基因与伦理的矛盾冲突中，我们的伦理选择应该是什么？这正是当前迫切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10.健康伦理和卫生资源分配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健康伦理已成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有学者指出健康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如何确保全体居民公平地享有卫生保健，尤其是贫困人群的卫生保健问题；二是怎样提高全体居民的生命质量，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在影响卫生保健的诸多因素中，卫生资源分配状况无疑与之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有的学者主张遵循公正原则和效用原则分配卫生保健资源;有学者主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元的公正标准和原则，认为应坚持公益性原则、公平性原则、效益性原则、价值性原则。

以上概述分析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是近三十年来医学伦理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论及较多和争议较大的热点问题。此外,'学者们还对生殖伦理、临终关怀伦理及医学科研中的伦理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医德教育、诚信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也是我国医学伦理学取得更大辉煌成果的指导原则。因之，在争论中创新，在争鸣中发展，这是我国医学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由路径。

医学伦理论文篇5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新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新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目前状况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熟悉到，和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新问题和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新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新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新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探究和探索，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新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探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熟悉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目前状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摘要：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探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喜好，更不用说把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和规范了。和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定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新问题及分析、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新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

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新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非凡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和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轻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摘要：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喜好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策略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探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新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探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探究起了很大的推动功能。21世纪是生命和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和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新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目前状况，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非凡重视选择和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碰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实，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目前状况，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摘要：一是建立专门教学探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和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医学伦理论文篇6

关键词 道德难题 人道主义 功利主义 义务论

Medical Moral Perplex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Abstract: The disputing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is basic conflict in ethnics’ theory， with the same so as the modern medical ethnics. Medical humanism is always the basic spirit of medical ethnics， confronting the utilitarianism and axiology， how to resolve the controversy has different attitudes. Among them， the general viewpoint is to meditate the conflict; someone even attempts to use urelative ethnics， eclectic ethnic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at all. This attempt is actually in vain. The utilitarianism led into the modern medical ethnics or bioethics cannot displace the medical humanism in token of deontology. In modern persified medical moral theories， how to pursuit “reasonable balance” based on medical humanism is the fundamental outlet of the contemporary bioethics.

Key Word: moral dilemma; humanism; utilitarianism; deontology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应用的规范的伦理学，道德理论与原则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作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各类相关著作与论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1．义利之争：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对立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就医学道德难题的涌现。可以说该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现代医疗生活面临着大量的医德的难题，需要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么一群人着力研究，寻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Potter所说，“生命伦理学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开处方”。

现代医疗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进退维谷，使得分析或判断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现代医学伦理的焦点演变为解决医德难题。美国上一个世纪70年生的“爱琳案件”可以看作一个起点[1]

爱琳案件：美国迈阿密布曾发生一起不寻常的诉讼案。一个女孩刚出生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是让她自然地死去还是使她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医院方面请求法官公断。晕个名叫爱琳的女婴一离娘胎，医生便发现她的背部有个红色肿瘤，如果不动手术，脊髓液流到脑中就将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发育。即便实施了手术，让孩子自生自灭。可是医院方面不同意，说手术有成功的可能，爱琳可能长大成人。医生们同时也承认孩子将终生瘫痪，但他们坚持要为孩子动术。

该案例道德冲突的焦点是义务论的生命神圣与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由此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难题，大多数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相关。

其实义利之争始终是伦理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过传统的伦理学在理论的冲突中，更多地将天平倾向与道义论。

现代医学面对的最大的伦理学挑战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均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关联。例如人体实验、安乐死、优生学、残废新生儿处置。

其实，面对许多涉及义利之争的道德难题，伦理学只有永远面对，而无法根本化解。

传统的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往往是“舍利取义”的选择，那么，是否现代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必然是“舍义取利”？

2．功利与价值：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特点

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应用，显然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区别与传统的医务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没有该理论的存在，无法构建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功利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能否替代义务论、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论文，发现在这两个基本理论的关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体说，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

根据作者多年的体会，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不恰当的使用。在此，简单举几个实例：

笔者曾经出了一个简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一项医学研究，可以拯救200万儿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20名儿童的健康乃至生命，这项研究是否可行？在没有学习过医学伦理学的学生中测试，回答有些困难。但是对于一些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惊：可以讨论或可以做。

该问题实质上是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义利之争”的极端化与尖锐化，但回答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必须绝对压倒功利主义或有人主张的集体主义。

在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是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国内的一些论著在讨论该问题是问题较多。

作者出过一道考题：现代医学伦理学对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A、生命价值论 B、生命神圣论 C、生命质量论 D、生命质量与价值论。绝大多数学生回答的是“D”或“A”。

作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论”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论”替代其地位。人类古往今来对待生命的最基本态度应该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价值论只能是对生命神圣论的补充与完善。

国内的一些论述在两种观点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结论。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价值的，即有价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无价值的生命，即使延长1小时，也并不神圣。”[2]在这里，“生命价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条件，如此伦理观如何人道？试推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权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伦理学证明，也表现出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出发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从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等，是功利主义主义的立场。前者是安乐死的正确立场，而后者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据此当生命呈现负价值，在消耗医疗资源的病人均应该安乐死。这时的安乐死道德吗？只有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病人权利的安乐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据均不是安乐死的出发点。

3．医乃仁术：并没有过时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内容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医学伦理学困境，因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不适应新的情况了。”[3]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对于现代医学同样如此。医学是人道的事业，人道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医学灵魂。

医学人道主义一直就是医学界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种医家道德思想里隐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医学道德文献中处处均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字眼。

世界医学会1949年采纳的《日内瓦协议法》中指出：“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决不利用我的医学知识违背人道法则。”

1975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针对“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学知识、技术做出违反人道原则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医生应遵循的10条道德标准。

面对医学道德难题的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仍然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医乃仁术对于现代医学并没有过时。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医学伦理学》一书中，坚持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原则，而在原则指导下的大部分医学道德原则，均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无伤、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病人权利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原则有生命价值原则、公益原则等等[4]。国内其他的许多教材延续了这一规范理论构思。

考察以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价值论，而是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4．消除两极：医学中“人道功利主义”的谬误

人道功利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道德理论的新概念，认为：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是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用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用道义与功利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去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道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论点是“德”“得”相通，“义”“利”统一；理论机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取向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人道以功利为内容，功利以人道为目的。在各种生命利益冲突时，坚持个体生命利益服从群体生命利益，暂时的生命利益服从长远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义主要误区在于奇迹般地化解两个完全对立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对立的理论，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话，这个世界既简单又美妙。但是对立的化解，可能是极端的出现。

两极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一种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种道德理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例如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对立。通常我们鼓励积极的理想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的思想也有积极的价值。就以生命伦理学建立的基本背景为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诞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确立的思想背景与悲观主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与其对立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没有对科学技术发展深刻担心，又和谈“为人类生存开处方”？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学术组织，曾因发表《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警钟。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恰恰是在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对人类生存的忧患与困惑中诞生的。

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更为尖锐。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坚持医学人文精神；此外，还必须用伦理学的智慧，在对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出路

就医学传统来看，医学人道主义显然是医学实践中行为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这是由于医学亘古不变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对前述“爱琳案件”的看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一定很多，但没有绝对可以说服他人的伦理学根据。统一的、一致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幢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学不在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说这种统一性下面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论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境遇。单一的理论与多极理论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多极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生命伦理学面对困惑并不奇怪。

医学人道主义的确在多元化道德理论的挑战，但绝不是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点。道德理论在应用中有的策略问题，道德原则也可能在应用发生变形。但基本点不会改变。例如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权威，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原理》中主张的“允许原则”。[6]该原则在规范伦理背景应该是“人权”或“病人的权利”。涉及到人的权利理论更靠近人道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

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主题为：生命、人性、权利。[7]无论怎样去够建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基本点无法根本改变，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而不是其他。

医乃仁术是医学的精神，也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论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替代。多元理论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理论体系。在国内的许多医学伦理学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混乱。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应该建立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点的多元理论平衡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薛影，何伦，施卫星．医德困惑与选择．南京，东出版社南大学，1993．

2．王军，第八章安乐死，孙慕义，马家忠主编 新医学伦理学概论。哈尔滨出版社，1997：158

3．马家忠，导论 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孙慕义，马家忠主编 新医学伦理学概论 哈尔滨出版社，1997：158

4．何伦，施卫星，主编．现代医学伦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53

5．施卫星，何伦，黄刚主编．生物医学伦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

6．恩格尔哈特著．生命伦理学基础．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

医学伦理论文篇7

【关键词】 医院管理伦理； 应用； 医院管理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伦理问题已不仅仅限于传统医患之间的伦理问题，而是向卫生政策伦理、医院管理伦理等多领域渗透，并使伦理与管理在医院管理中得到有机结合、进一步发展。如何运用医学伦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发挥医学伦理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解决医院管理过程中各种利益冲突，是当前医院管理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分别从医院管理伦理的定义、加强医院管理伦理建设的重大意义、当前医院管理面临的挑战、“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践行医院管理伦理的核心、医院管理伦理实践过程中的体会5个方面阐述医院管理伦理在医院管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笔者如何将医院管理伦理应用于医院管理的思考和实践。

1 医院管理伦理的定义

医院管理伦理不同于以医学科学工作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伦理，是以医院管理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揭示道德和论证管理及解释道德现象，研究医院管理与伦理完美结合以适应医院管理需要的科学。医院管理伦理的内涵是探讨如何将伦理学应用于医院管理的各项实际工作中，以满足医院管理的需要。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这样的误区，即用医院管理道德或医院管理艺术混淆了医院管理伦理。医院管理伦理的任务是协调医院内部与外部的利益关系，即医院与医院员工之间、患者和医务工作者之间、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医院管理伦理强调的是从制度层面约束医院制度、政策的制订、修改和完善，并升华到管理伦理学层次。医院管理道德受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组织的监督评价等影响，具有外环境的强制性，更多的是强调医院、医务工作者的个人约束行为，而医院管理艺术更多的是强调医院管理技术层面。医院管理伦理要求医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自觉地调整不规范的行为，具有约束性。医院管理伦理结合了医院管理道德和医院管理艺术对于医院、医务工作者的要求，使道德规范或管理艺术融入医院各项方针、政策的制订中，使之内化为每位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行为，让医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自觉地规范服务行为，按照医院管理伦理的要求对医院各项工作进行有序管理，使之更加符合社会规范及人文要求。

2 加强医院管理伦理建设的重要意义

加强医院管理伦理建设、规范医院管理伦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医院管理与医院管理伦理联系紧密。医院管理是为保证医院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依照各项工作的客观条件和规律，对医院内各相关要素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和协调的过程。具有思想的人是实现管理目标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技术如何发达，都无法取代人的地位，技术越发达，人越重要[1]。医院管理伦理是以医院管理者为核心对象，涉及医院内各相关要素，重点研究管理过程中各相关要素之间的道德关系，特别是研究与医院有关的人际道德关系。医院管理伦理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引申出有关医院管理伦理的原则、规范、范畴等要求。

现代医院是各种伦理关系交汇的场所，现代医院管理非常复杂、涉及面广。目前医院管理既要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公平、公正、合理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管理领域中社会关系的直观反映，是医院管理者在医院管理中概括和提炼出的行为准则，是在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医院管理的客观要求和主观认识的高度统一。医院管理中必备的规定、规范、规章，通过习惯、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经过总结、概括、升华到医院管理伦理上，成为医院管理人员调整医院内部道德关系的准则。现代医院和医院管理者只有正视医院管理与医院管理伦理的关系，才能明确医院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医院管理伦理遵循的伦理原则；医院管理者只有遵循符合现代医院自身特征的伦理管理，才有可能切实推动现代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医院管理伦理对于现代医院开展有序、高效的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各项管理的基础：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公平、公正、合理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是保证现代医院一切工作向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2）医院管理伦理是医院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医院管理伦理认为现代医院各项改革和发展均应立足于充分调动医院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在制定改革政策、开发卫生资源、颁布医院发展战略和实施步骤、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利益、增减医疗卫生服务项目之前，首先应作出伦理学判断，即该项措施是否违背医院管理伦理的要求。（3）医院管理伦理提高医院管理效率：医院管理伦理涉及医院管理伦理的原则、规范，为医院管理人员确立行为准则，使医院管理人员约束自己的管理行为，促使医院管理者通过自身的品格修养和高效的管理，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医务工作者自觉地完成工作任务、提高管理效率。（4）医院管理伦理为医院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现代医院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医院管理伦理也需要和社会伦理相适应。医院管理伦理与社会伦理一致，有利于医院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广大患者的信赖，提高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医院管理者遵循医院管理伦理的基本原则，公平对待职工，尊重职工的各项权利，可以增强员工对医院的信任感、责任感、归属感，调动工作积极性，形成互利、互助、和睦共处的亲密关系。

3 当前医院管理面临的挑战

目前医院管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体现在投入不足、人民对健康的需要日益增加，包括管理者的既有观念不能适应伦理思想发展需要、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理念的不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难以协调，也包括医院管理伦理缺失造成的医患矛盾。医院管理伦理是一项有别于医院管理道德、医院管理艺术的科学，有独特的属性、目标和内涵。长期以来，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医院管理者往往忽视了医院管理伦理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更新，更不可能自觉的将医院管理伦理的理念应用于医院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忽略了医院管理伦理对于加强医院管理的积极意义。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岗位的划分和行政级别的制约，医院管理者往往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即单纯的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置于对立面，忽略了两者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医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除了有行政岗位和行政级别的不同之外，更多的是要如何配合，将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共同落实好，以便更好的提供医疗服务。在医院管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中，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理念的不协调源于医院管理者未能正确处理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仅仅是从属关系。管理者只有将被管理者置于合作者的地位，认为医院员工是实现医院有序管理的最重要因素，才能真正使管理制度与人文关怀理念协调统一起来。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政府对于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医院除了承担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之外，必须通过一定的收益来满足医院长期发展的需要，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两者不能偏废。在医院管理道德要求的层面之外，医院管理者必须在医院管理伦理的约束下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忽略了经济效益，医院不能正常运行，长期发展受限，长远来说不利于实现社会效益；忽略了社会效益，医院立足社会的基础发生动摇，长远来说同样不利于实现经济效益。在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和监管体系中，医院做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特个体，有自发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因此，必须用医院管理伦理约束医院管理过程中过分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倾向，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医院规范、有序、可持续的发展。目前我国医患矛盾频发，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现行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医务工作者一方面缺乏人文精神，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对患者缺乏同情心，另一方面忽略患者的情感和心理需要，将患者置于被动接受治疗的位置，容易引发医患矛盾。医院管理伦理要求患者有自主选择医疗方案、建立平等医患关系的权利。医院管理伦理要求医务工作者尊重患者实现个人自主医疗的权利，将从根本上保证医患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我国医疗卫生行业改革的深入，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医院管理面临诸多挑战。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局面，医院管理者必须更新伦理观念，直面挑战，自觉的以先进伦理道德为指导，解决现代医院管理中的新问题，适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先进的医院管理伦理理念和方法可以为医院管理变革做出充分准备，论证改革的合理性、科学性，从思想理论上阐明改革的重要意义。笔者在实践过程中，自觉去除传统医学模式的束缚，摈弃医学伦理思想只有生命神圣论、美德论和义务论的旧观念，提倡生命价值论、生命质量论、公益论，以实际行动践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适应新时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4 “以人为本”的理念是践行医院管理伦理的核心

我国现代医学人文教育基础十分薄弱，表现为缺乏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医务工作者与医院管理者之间有效沟通。部分管理者在倡导“以患者为中心”的同时，并未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并未将医务工作者作为医院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2]。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医院管理者缺乏个性化管理及对被管理者心理过程的及时把握和分析，容易形成因事议事、治标难治本的管理局面，不利于医院管理的顺利进行。笔者在实践过程中，不仅重视经济、技术管理，更重视从伦理角度强化规章制度约束与情感投入、人文关怀与心理激励，弥补过去普遍存在的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两方面情感体验的缺乏。

医疗卫生服务不同于一般商业服务，必须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公平、公正、合理以及社会效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因此现代医院的宗旨应该是首先满足社会效益。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立医院是独立的经营个体，在政府投入不能完全满足医院发展的情况下，医院承担筹集资金的职能，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性和盈利性的弊端。医院要发展，既不能只顾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效益，也不能只求社会效益而放弃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为医院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社会效益为医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医院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加重患者的负担，造成社会公众的不满，将会因丧失社会效益而陷入经济困境[3]。笔者在实践过程中，将社会效益摆在医院管理的中心地位，兼顾经济效益，最大限度满足患者对健康权的合理需要。

由于现行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以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缺乏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知识，医务工作者一方面缺乏人文精神，对工作缺乏责任心、对患者缺乏同情心，另一方面忽略患者的情感和心理需要，将患者置于被动接受治疗的位置，容易引发医患矛盾[4]。医院管理伦理要求患者有自主选择医疗方案、建立平等医患关系的权利，医务工作者有尊重患者实现个人自主医疗的义务。不能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会引起患者及其家属的焦虑、不满，也容易造成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压力和紧张心理，影响医患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进而对医院管理工作带来困难[5]。笔者在实践过程中，重视医务工作者毕业后人文修养和伦理学知识的教育，自觉用医院管理伦理指导医院各项制度、流程的制定，最大限度避免因医院管理伦理缺失造成的医患矛盾。

5 医院管理伦理实践过程中的体会

在医院管理伦理实践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培养和提升医院管理者伦理素养、充分发挥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作用是提高医院管理水平的重要方法。坚持将医院管理伦理的基本理论运用于医院管理的实践，才能充分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

在医院管理伦理的实践过程中，笔者意识到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不仅仅是对患者的尊重，也是对医务工作者的尊重[2]。医务工作者虽然是被管理者，但更为重要的角色是医院管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在医院管理中处于中心地位。只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充分调动员工―医院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要素的积极性，才能让医务工作者积极投入到医疗卫生改革的实践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要求医院管理者进行个性化管理，自觉抛弃因事议事、治标难治本的模式，及时掌握和分析被管理者心理过程；不仅重视经济、技术管理，更重视从伦理角度强化规章制度约束与情感投入、人文关怀与心理激励，弥补过去普遍存在的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两方面情感体验的缺乏。笔者在医院管理的实践中，自觉的运用医院管理伦理的基本理论，发挥医院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医院管理中作用，设计医务工作者参与医院管理的有效制度，完善医务工作者参与医院管理的流程。只有充分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利于医院管理的顺利进行。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医院管理伦理的实践过程中，笔者意识到培养和提升医院管理者伦理素养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医院管理者需要不断更新管理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做到管理与人文关怀并重，自觉将医院管理与伦理有机结合，同时不断学习医院管理知识和医学伦理理论，加强自身修养和伦理实践，保证医院预期管理目标的实现[6]。笔者在在医院管理的实践中，定期组织医院管理者参加伦理学集中学习，不断更新医院管理伦理的知识，了解医院管理伦理的进展，与兄弟医院交流医院管理伦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经验，管理伦理渗透于医院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必须用制度体现管理伦理原则，让管理伦理原则来指导医院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实现依法行医和以德治院相统一、道德自律与他律的互补[7]。

随着现代医院医教研的充分融合，作为医院管理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医院伦理委员会往往只充当科研伦理审查的工作，并未充分参与医院管理的全过程。笔者在医院管理伦理实施过程中，同样面对诸如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医院、医务工作者与患者权利和利益的冲突，医院人事、分配制度调整等问题。本院伦理委员会既为涉及医院发展、人员福利等重大决策提供伦理学咨询，确保医院重大决策符合伦理原则，又指导医务工作者对伦理难题进行正确的决策，预防和减少医患之间、医务工作者之间及医院与社会间的伦理、法律纠纷，有利于医院管理更加规范和健康发展[8]。

参考文献

[1]郑志春.医院管理中的伦理因素分析[J].经济师，2003，18（1）：139-140.

[2]卢建敏.强化人文关怀的医疗服务理念[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7，23（3）：213-214.

[3]王志杰，王亮.卫生政策走向与公共健康及其伦理思考[J].医学与哲学，2006，27（10）：24-25.

[4]朱士俊.构建和谐医院的思考[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7，23（1）：1-5.

[5]邓巍，袁政文.社会转型期医患关系中的问题与伦理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4）：62-63.

[6]罗永忠.和谐医院建设的伦理因素分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7，23（1）：5-8.

[7]杨凤仙，冯正文，王燕.关于医院管理道德的思考[J].医学与社会，2003，16（6）：26-27.

[8]刘典恩，张黎.发展和谐医患关系与医疗秩序重构[J].医学与哲学，2007，28（3）：46-49.

医学伦理论文篇8

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是我国医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医学伦理学探新》《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等专业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杜治政教授认为，医学哲学的灵魂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又要围绕美德伦理、技术伦理、利益伦理三个基本维度。他的医学伦理观对于探讨我国当代医学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谋求其合理解决途径以及当前医学科学的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美德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核心

杜治政教授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性前提在于他对医学和医学伦理学基本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医学是“躯壳”，医学伦理学是躯壳之“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亦步亦趋，相伴而行。首先，“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一个医生运用某种技术医治病人，救人性命，本身就是一种善行，就是一种伦理行为。”[1]其次，“医生的美德（德性）伦理和医疗技术伦理是医学伦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不能互相取代，亦缺一不可。”[2]当代医学一方面使人类在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手段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突现了许多医学伦理的新问题，譬如生与死的道德问题、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在道德上的可允许性问题、生命质量与医学道德问题等诸多道德难题。杜治政认为，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关键在于重塑美德伦理。基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美德”乃是“医学伦理原德”的医学伦理学核心命题。

美德伦理是基于我们“是什么”而断定我们要去“做什么”的一种伦理。美德伦理为塑造医生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杜治政提出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医患关系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美德要求。他指出：“医生的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伦理的原德。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医生做什么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具有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2]

杜治政认为，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医学主体群的内在要求。美德可以调节社会人群的各种关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在医学伦理学中，美德伦理首先应当是医生的美德伦理。医生的美德是有效处理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医学科学的精神支柱。在医患冲突升级的当今社会，医生美德显得尤为重要。杜治政认为，一个医生对身患疾病的患者表示同情，深切地想为患者解除痛苦，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无关技术高低的仁爱之心构成了医生的美德；高尚的医德是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保证。首先，医生对自己职业生活的崇尚和向往是美德的内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对各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法规、标准的坚决执行力上；其次，医生的美德不仅表现在其对患者生死抉择的关注和责任上，更表现在其对病患的人道理解和支持上。正是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医生美德才构成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永恒的保护伞。

显然，在当今社会，单一的医生美德已很难适应医学科学的飞速进步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传统的美德伦理需有新的改造、补充和完善。对此，杜治政剖析了现代医学道德伦理的几个特点，其一，“医务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由面向单个病人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3]即医生不仅要面对病人个体，而且需面对社会各种不同的群体。其二，医学道德主体与医学道德客体的扩大。即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亦成为重要的道德主体，道德客体也亦有亚健康和健康的加入。其三，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的新进路。其四，现代医学道德伦理需补充公益论的原则。

美德伦理是医学道德评判的核心视角。杜治政认为，美德需内化为所有医学道德主体的思想理念，外化为实际的医学行为。医生的美德无疑是医学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是当代医务人?T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应成为医院和其他医疗建制决策的理论基础。

二、技术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基底

医学技术作为医学科学的工具化和实践化的延伸，是医学活动尤其是临床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学科学的现实存在形态。杜治政首先肯定了当代医学技术的重要性，指出医生如果没有医疗技术的支撑，其美德伦理就无法实现，就是空谈。在此基础上，他全方位地剖析了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特征，尤其对于医学技术主体化问题、技术-资本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试图为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应用提供新的参考模式。

杜治政认为，医学技术就是医生在医学实践中的工具，医学技术伦理就是决定医生在应用技术时“该如何做”的问题。这是医生在应用医学技术时的道德向导，美德伦理最后必须通过医生运用医疗技术这一工具性的方法来实现。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生用于治疗疾病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愈来愈多，这就引发了该如何应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和方法的伦理决策问题。这是医学伦理从医生自身的美德伦理延伸到以器械、手术等为主的技术伦理的阶段。

当代医学技术已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技术主体化已成为医学中的一种突出现象[4]。也就是说，当代医学的某些技术，已经开始脱离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开始基于其自身的发展潜能去决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活动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而是为实现医学技术的自身价值。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医生大量依赖检查数据、过度使用高新设备，诊疗受制于医学技术的科学性，而忽略了医生自身的经验性和病人的特殊性。此外，技术主体化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结合所呈现的特征，造成了医学宗旨的异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技术对美德乃至人性的奴役。

杜治政指出：首先，技术伦理具有群体性特征。医学技术的主体已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医生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者、药商以及政府，使得技术伦理的责任分散化。其次，技术伦理具有多维性特征。医生的医疗行为内在于信念伦理，外在于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其中以信念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指示，也是医学技术伦理的最基本要求。再次，技术伦理具有过程性特征。从技术的创想到临床的实践应用，都应寓于一种必要的伦理学思考。最后，技术伦理具有或然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要对其有一种预测和防范的伦理警觉。

三、利益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的诸多实践行为尤其是临床医疗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利益伦理即医学活动中展现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变化的。”这使得利益问题日益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危机[5]。医学伦理要在医生、患者以及相关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以及调和中产生、存在和发展，不能离开利益的语境而孤立存在。

然而，利益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往往被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所忽略。而这种忽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缺失了其时代性特征，也缺失了一个能够作为其新的研究框架和条件的重要边界性参数。为了矫正这种缺失，杜治政明确指出：当今应把利益纳入道德范畴一并考虑；利益伦理不仅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必要补充。“医学伦理学……只要我们精心思考一下，揭开其外层的种种面纱，便不难发现这些关系的背后正是利益的纠葛；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也正是利益的合理调节和配置。实际上，我们对当代许多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和研究，都没有绕过利益这个门槛。”[6]这样，杜治政从我国当前医学伦理学若干纯粹思辨性的争论漩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伦理的重要性。

杜治政认为，当今的卫生保健争论、以药养医问题、医患关系其实质都是利益使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将病人利益放在医务人员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之前，在这个前提下处理医疗服务的一切问题。这是杜治政利益伦理观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医学主体从事医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驱动力，这不仅导致了美德伦理的丧失，也导致了技术伦理的迷失。为有效协调医学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杜治政教授强调，我们要设置利益的道德界限，也就是让道德成为利益的内在保证，恪守利益的边界原则。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制建设，使得从外部环境到医院集团以及医生患者都能够将各自的利益置于合理的道德限度内，从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支持并强调医务人员的合理利益。总之，只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正视利益伦理的存在感，才能使利益伦理有效引导医学实践，规范医疗行为，也才能使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得以真正的实现。杜治政所主张的利益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道功利主义。这是解决利益伦理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和向度。首先，人道功利主义强调利益的本质应当是人道的。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必须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出发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人类最大的利益。其次，利益的博弈应具备合理的法制外部环境。最后，利益分配应当向社会弱势群体适当倾斜。这就是杜治政所提倡的以病人利益为导向的人道功利主义的利益伦理观的内核。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