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13 17:33:21
世界农业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WTO，农产品贸易现状，中国农业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入世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的高效、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高等优势使我国在农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避免入世后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业造成不利影响，要求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发展可持续农业，促进农业的整体进步。
1 中国农业发展及农产品贸易现状
1.1农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主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稳定。农产品总量成倍的增加，从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321亿公斤到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农产品贸易现状，我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粮、棉、油、肉、水产品、水果等已跃居世界首位, 肉、蛋、水产品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农业产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见图1）。
图1 2002-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及增长速度
但是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人口、资源等原因，我国的农业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1）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中国论文网。中国农民一年收人均在6000-7000元，在种植上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养殖上，除去幼苗、饲料以及家禽的医药费等，农民一年净收入也能有4000-5000元。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一年人均收入为12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虽然农民占全国总数的70%，但人均收入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2）资源快速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农业资源方面，由于水资源的过渡开采和被污染，导致农业用水严重失调，由于城市建设以及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方面，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草原退化面积达0.87亿公顷农产品贸易现状，并仍以每年133万多公顷的退化速率在及扩展；森林覆盖率仅为20.36%左右，人均林地面积不足0.12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6%；（3）政策对农业倾斜的扶持不够，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相对不足；（4）生产方式不适宜生产力的提高。目前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发展，也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以后对社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5）随着农村外出务农人数的增多，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城市中对农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2农产品贸易现状
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8年来，广大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入世”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农产品出口与入世前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可喜局面，出口的增长在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进口更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现阶段农产品贸易呈现以下主要特点是：（1）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即饲料、粮食、棉花，丝类等初级产品多，而高档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较少；传统产品多农产品贸易现状，创新产品少；（2）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产品大部分主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而南美、拉美、非洲等发展国家及欠发展国家地区出口量较少，但从贸易保护上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更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但2009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较2008年有所下降(见下表1)。
表1 2002-2009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亿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产品贸易总额
306
403.6
514.2
562.9
634.8
781
991.6
世界农业论文篇2
关键词:重农;轻商;中国;西方;比较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673 9841(2012)04-0162-11
在工业文明诞生前的人类经验中,重农是所有农耕文明世界的不二选择。所以,重农思想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而直观的存在反映,举世皆然。同样,在早期经济思想史的绝大多数时段中,与重农思想直接而密切相关的轻商观也是中西共享的。重农轻商具有历史的普世合理性。但是,从重农轻商走向重农抑商的极端,却显然是中国古代产业经济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求索这种始同终异的原因并非是纯粹的经济思想理性可以胜任的。
一、普世共享的“重农”
美国的经济思想史名家韩讷(Lewis H.Haney)指出:“东西两洋之经济思想不同,学者所公认也。”无论东西方经济思想有多么不同,重农都是早期东方和西方的不二选择。遍观农耕文明世界诸国各族早期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言论,无不盛赞农业,重农思想一目了然。中国乃早期第一农业大国,也是第一重农大国,自无须赘言。东方和西方的早期经济思想无不秉持“重农”观,且西方丝毫不落东方之后。希伯来人的经济思想;上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古罗马的贾图、瓦罗、科伦麦拉、西塞罗、奥古斯丁的著述;中世纪的日耳曼人经济观念、基督教寺院文献、代表经院学派的阿奎那思想;直到18世纪名噪一时的重农学派的洋洋大观,无不直接或间接充满了将农业奉为首要产业的溢美之词。
论及15到17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时代,情况则较为复杂。当时的英国思想界视商人为“最利于国之民”,但绝非如重农而轻商的时代那样地重商而轻农,其法令政策中仍有“奖农律例”。重商学者蔡尔德在其《贸易论》一书中指出:“以余观之,商人,工人,与农人(注意其所言之次序)……实为一国之精华……”,这一表述诚可被确认为一种重商且尊农的产业观。被视为重商主义最后一人的斯图亚特受重农主义的影响,对农业剩余甚是重视。
韩讷总结道:“上古及中古以农业为第一,今则以商业为第一……中古之时,农业之优势甚盛;十七世纪之秋,商业之权衡日增;迨至十八世纪中叶,……农业复见重于世;及工业革命兴起,工业遂超乎各业之上矣。”即便如此,这里仍须补充说明,在现代社会中,举凡禀赋农业资源条件、且工业文明的形成由农业文明转型而来的国家和地区,重农依然是天经地义而顺理正道的基本经济观念。一种产业是否受重视,主要不是由其在整个经济中的规模大小所决定的。自工业革命开展至今,欧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均显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所受重视的程度从未因一波接一波的工业化浪潮而弱化,尽管比之工商各业的强劲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和所占比例下落到了次要的地位。从原理上讲,重农思想的地位不可撼动。一方面由农业所具有的内在自然属性所决定,另一方面由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所决定。越走近远古,农业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越具有刚性;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又决定了农耕社会依赖农业的刚性。由这两方面的自然刚性相结合所决定,农业必然被视为各种经济活动中最不可或缺和最不可轻慢的部分。农业的自然刚性最容易为直观朴素的早期产业经济思想所认知和敬畏,而这正是集重农观之大成的重农学派奉自然主义为圭臬的缘由。显而易见,农业的自然刚性奠定了其“本业”的地位。早期经济思想的任何演进都不可能与农本思想背道而驰。由于农业的本位性从未受到过质疑和挑战,所以,孤立的重农主张本身不能成为一个思想命题,至少不是一个富有弹性的经济思想命题。
“只要是经济过程简单到不需要特别解释的时候,对于经济过程的推理便无从开始。”。当经济领域只存在原始朴素的农业部门时,就不可能存在重农或农本思想。重农思想不可能孤立地产生和延续。按产业形态来界定,农耕文明是指以耕畜业为主体而主导整个经济活动的文明。耕畜业自产生后,延续其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至少有四千年。在耕畜业最初发展的四千余年中,考古和文献均没有留下足以证明工商活动与农畜活动分离的证据。实际上,工商活动真正从农耕业中分离出来而形成专门的行业或职业——手工业和商业,几乎是在国家产生以后的事情。工商业的形成和初期发展仍然立足于农业的发展,且对农业的影响作用限于单纯而微弱的正相关范围。在“农重工商轻”的现实中,重农思想无由所生。尽管农业与工商业产生先后相去甚远,但是重农思想与轻商观却是同时降生的。重农思想一定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形成的:耕畜业失去惟一经济部门的地位;工商业独立壮大,对农业的影响作用日益复杂而强大乃至触动了既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由此可以解释这样一个普遍事实:最早表达重农思想的早期文献尽出现于东西方各国上古文明的中晚期。在这个时期之前,东西方各国已分别经历了至少五千年农业发展和至少五百年工商业发展。无工商而独农畜,则无产业轻重比较之虑,从而,重农思想乃无的放矢。只有在农工商业并存、工商业日益繁兴的情况下,才存在各种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对比的可能性,才能形成比较思考,才能引出农业轻重的问题,最终形成重农思想。重农思想既然是由多种产业比较认识而产生的结果,且奉农业为首要的产业,与之对应,工商业理所当然是次要的产业。韩讷指出:“既重农矣,工商不能不为其所轻视。”。可见,重农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孤独,而是与轻工商观或轻商观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最终完全融为一体而成就了重农轻商的命题。
二、“轻商”观的共享与分化
世界农业论文篇3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着，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
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着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着的是中国农业遗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缪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着；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着《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着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齐民要术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着，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着作，最着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着，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着，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着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着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着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着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
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着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着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着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着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缪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着，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着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着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着，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着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
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着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着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着，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着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着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着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
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着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着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着。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着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着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农业出版社，1983年。
《农说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着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
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着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着《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着《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25] 张波：《农业灾害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卜凤贤：《农业灾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99年第3期。
[26]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世界农业论文篇4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国农业的历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运变幻，甚至关涉到对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宏观认识，因而成为久谈不衰的话题。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脉络形成了若干种不同的看法，但研究传统农业经济和近代农业经济的学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数研究成果将传统与近代联系起来作连贯的考察。假如将已有的各种分歧连缀对读，将会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结论。
一
对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大致可以归纳为发展论、起伏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认为，自秦汉至明清，中国农业经济经历了连续上升的过程。秦汉时代为中国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个时期，至唐代出现新的发展。如阎守诚以唐代后期工商业发展、货币经济、赋税制度等变化为依据，认为其时中国经济已出现向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自此之后传统经济的发展转进到一个新的时期。两宋时代，传统农业承继晚唐的特征，并获充分发展，明清时代则将传统农业经济推至更高水平。[1]以粮食亩产量为例，有学者认为明清水稻产量不断提高，明代中后期粮食亩产量高于宋代，清代中叶又高于明代，达到传统农业时代的顶峰(甚至比20世纪上半期还要高)。农业发展的证据不仅限于此，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也显示，明清水稻亩均投入的劳动量无明显增加，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这些看法与一些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应。麦迪森认为11世纪的中国经济领先于世界，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明清时期，人均经济收入仍大致稳定于较高水平。[2]
起伏论者认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先兴后衰，大致以宋代作为分界线，此前为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时期，宋代超越前代，达至发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转衰，明清为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时期。与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与宋元时期一样，也是传统农业发展的高峰时期，只不过此一时期传统农业的发展不及前两个高峰时期显著，且受到更多消极因素的制约。这种观点可视之为变相的衰退论。章有义、吴慧、赵冈等人的研究显示，清代前期以后，粮食的平均亩产和人均产量都呈下降趋势。尽管此一时期粮食等农作物总产量有所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致使整个社会经济陷于停滞，尤以清代中期最为典型。黄宗智的区域研究成果也支持这种观点，他发现尽管单位面积产量上升，并以此支撑了城镇的发展，但绝对产出量的增加是以单位劳动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还有学者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农业生产工具使用情况判断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不发展，认为明清时期的科学技术与唐、宋、元相比虽有进展，但进展不大，个别方面甚至衰落，总体上陷入停滞状态。[3]
衰退论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历了由精耕细作到过密化经营的演变，结果导致生产者的贫困和社会的退步。但持此观点者认为，这并非简单否定传统农业的成就，而是兼顾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制约并存的两个侧面;从农业产量、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多重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经济变迁，既可看到自秦汉至明清中国传统农业在空间布局、区域分工、生产总量等方面的发展，又可看到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人均耕地数量、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似乎是两面兼顾的观点，重在指出传统农业发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论断而言，仍可视为衰退论。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国农业，学者们的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可大致归类为发展论和衰退论。
发展论者将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总产量上升、人均产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据此，他们认为近代中国至少到抗日战争前，并未发生持续性的农业衰退。珀金斯的研究显示，在近代中国，粮食产量非但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上升。至于单位面积产量，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时期粮食亩产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时期粮食亩产均呈上升趋势。罗斯基甚至对近代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断。[5]
衰退论者认为，与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顶峰相比，近代中国农业耕地面积、人均粮食占有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趋势;即使农业经济有所发展，也是过密化发展，实际上是陷于停滞倒退，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终至全面破产。这一时期农村资源贫乏、农家生活水平低下、农村金融枯竭，这些都是农业衰退的征候。一些国际经济比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看法。如麦迪森，他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应下降为例，认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时间内，中国农业经济持续衰退。
二
对于上述宏观经济变动趋势，学者们在逐步深入的争论中，已经从资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合理性等角度进行了辨析，但较少跨越传统与近代，以连续的眼光看待这些争论。因此，有必要将传统和近代作为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整体过程看待。这里，我们把上述传统农业与近代农业变迁趋势的主要观点加以简化，两两连接组合，可以得到自秦汉以迄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变迁基本趋势不同描述的示意图(其中传统、近代仅作为时间概念)。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悖论：
第一，如果认可传统农业和近代农业都是持续发展的，那么就要承认自秦汉时代起，农业经济虽然经历短期波动，但基本上持续发展直至清代中叶，19世纪中叶转入近代后，农业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了2000多年。若中国农业如此连续发展，那么以往被学者们所强调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就要重新估计，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工业发展与农业传统关系的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也要重新评价。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传统与近代的区隔也就成为多余。此外，还将面临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农业经历了两千年持续发展(当然，不排除其间小的间歇与停滞)，到20世纪上半叶，超过半数的农民却难以过上温饱的生活。有学者说，中国农业的持续发展的成就都被增长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下，农业持续发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对农业的双重(积极与消极)作用转换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认可传统农业是发展的，而近代农业是衰退的，就要承认中国农业持续发展至清代中叶，而当进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却转趋停滞或倒退。这样就要认同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各种有利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增进等证据;同时，认同近代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因素恶化、劳动生产率下降等证据。此外，还需要说明在中国近代化转折的过程中，在近代工业开始启动、城市经济规模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却经历了衰败的过程。近代农业经济究竟面临着哪些新的因素(或旧的困扰)，使农业由波峰骤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业发展、农业劳动力外流、农村经济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等因素，导致了农业的停滞倒退吗?以农业劳动力变动这一因素为例，尚需证明近代农业劳动力流出农村经济领域、农业生产部门并未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带来更佳的生产条件。那么，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均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农业中产生积极作用，还是农业生产未受到劳动力数量的制约，而是被其他更为关键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认为传统农业先升后降，至近代却由衰转盛，重新获得发展，就要证明近代工业和城市发展、商品化等新的经济因素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而不是像衰退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造成了农业经济的停滞与倒退。还需从上述有关近代农业衰落的证据中，找出农业经济发展的依据;或者证明中国农业经济自有其变迁周期，就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它与人口、土地、气候等长时段诸因素关联更为密切，却不一定与传统到近代转折期诸新经济因素有紧密关联。[6]而且要有足够的说服力，重新评价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影响的普遍看法。这样，关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经济与社会剧变的一系列论证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从逻辑上给出合理的解释。
第四，如果认定传统农业持续下降，近代农业继续停滞或衰退，承认自秦汉以来中国农业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在生态环境日益破坏、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劳动生产率等主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就整个农业经济和农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逊于秦汉。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释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何以解释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一系列发展的现象?难道中华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过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论外，即使就20世纪上半叶短短50年而论，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悖论。一些学者看到的是市镇勃兴、乡村工业拓展、金融网络延伸;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农家收入减少、农村土地兼并加剧、农村金融枯竭。试问，这两种矛盾的现象，如何能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区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产生上述悖论，除了学术理路的歧异，还有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研判标准和倚重的侧面不同，各种观点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停滞与衰退的判断不免产生分歧。学者们所用的指标包括总产量、人均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劳动生产率、边际生产率;考察的侧面除了技术水平、生产条件，还有收入水平、劳动分工程度，甚至还有人均GDP的增长等。各类判断虽都兼顾多项指标，但却各有所依以为据的侧重点，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断上产生歧异。因此，以连续性、长时段的眼光看待中国农业的变化，建立一套评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才可能对两千余年的农业经济做出恰当判断。同时，还需将近代农业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判断贯通。近代农业是自明清农业延续下来的，而明清农业也不是无源之水。同样，明清及其前代农业的成就也会在近代农业经济中延续。每一个时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应“瞻前顾后”，尤其应关注被认为是转型时代的近代与明清之间的连续性。固然要重视“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样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变”的时候忽略了“常”。换言之，我们不能离开农业生产的历史生态评估近代农业经济。
其次，检视前述各种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两个问题：相对于唐宋而言，明清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相对于明清而言，近代农业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区域经济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农业经济还是近代农业经济，都存在着重大的区域差异，是发展还是停滞，要分别区域具体而论。对中国农业经济历史轨迹的判断，还需要在跨区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兴盛与衰退、发展与停滞的判断，往往是在比较的视野中得出结论的。应当注意的是，认为明清经济发展和认为明清经济滞后有时并不矛盾。因为，有的学者是从纵向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明清较之唐宋时代而言，经济继续发展。而有的学者所提出的明清滞后论，则是从横向比较而言的，认为唐宋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较为发达，居于世界各国前列，而明清时期已经落后于西方。换言之，自秦汉至唐宋，中国经济是绝对地发展的，也是相对地(与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发达的;但自唐宋以后，虽然仍保持绝对地发展，却相对地落后了。一些争论的实质就在于这种相对性、绝对性判断上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对中国农业经济判断的异同时，系统区分其结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会减少似是而非的争论。
再次，在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时，不能套用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这已为经济史学者们的共识。也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农村经济时，曾有意避开经济理论的预设，注重考察具体的生产条件，而较少讨论诸如价格、运销诸因素。然而，就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而言，不考虑农家经营中的市场因素，如何理解农业和农村经济呢?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但完全无视经济分析也不能给予农业经济以充分理解。实际上，上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业经济兴衰共存、荣枯互见的矛盾现象，恰恰需要从与市场相关的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场的条件下，农业产品由农村流向城镇，工业产品则由城市流入农村。在这种对流过程中，农村原来的手工业、劳务、农业收益的一部分经由市场流向城市乃至国外，日积月累，遂致农业经济衰退。这正是劳动生产率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经济区域，在接触较为发达的经济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谓近代土地兼并加剧，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外部产品输入农村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不应视之为农家经济破产的根源。因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变化;实际上，由于永佃制的扩展，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权关系变化。这说明制约近代农业经济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土地产权制度，还不如说是与市场关系紧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诸因素在市场条件下的相对水平。这就提醒我们，在解释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市镇规模扩大、农村贫困化的悖论时，除了考察中国农村和农业内部诸因素外，还需更多地联系“世界体系”加以认识。
总之，增长与停滞、发展与衰退都不过是认识农业经济变化的视角，不要说这样简单的概括无法涵盖区域差异广泛存在的中国农业，即使就某一个区域而论，农业经济变迁也往往是增长与停滞交错、发展与衰退互见的过程。历史研究似应注重还原农业经济变迁的真实面目，充分展示农业变迁诸内因以及外部关系，予纷繁错杂的历史图像以合理的解释。
世界农业论文篇5
「内容提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农民收入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是各方面较为关心的问题。本文首先对粮食安全和粮食自给作了区分，并回顾了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所做出的成就，以及实现粮食自给的政策和存在问题。中国取得的成绩主要来自于市场改革，而中国存在的问题也是由于对农产品市场的控制。本文接着较详细地介绍了一个中国区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CERD，并应用该模型对入世对中国粮食生产、贸易和自给率的影响进行了模拟。模拟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入世对中国经济有益，但各地区和各部门受到的影响不一样。农业是受到冲击的部门之一，不过入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并不太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业保护水平在入世前就比较低。尽管如此，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某些中西部农民而言，入世后收入可能下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粮食安全。本文最后对入世后提高粮食自给率的一些措施，如提高对农业的保护和补贴、增加农业研发投入、增加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改革土地使用制度以及进一步促进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行了模拟和讨论。
「关键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粮食安全/一般均衡模型
经过15年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中国于2001年11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作出了WTO 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有史以来最为苛刻的加入承诺。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R.Lardy ，2002）指出：“中国关于市场准入及其他方面的承诺不仅远比10年前加入的国家当时所作出的承诺苛刻的多，而且超出了1995年以来任何一个加入WTO 的成员所作的承诺。”例如，中国同意把工业品的平均法定关税水平降低到8.9％，然而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税水平则被允许分别保持在30.9％、27.0％、32.4％和30.9％。在农产品方面，中国同意不对农产品出口进行补贴，并承诺将对农民的国内支持总量限制在农业生产总值的8.5％，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国内支持总量却可达到农业生产总值的10％。
由于预期在农业条款上会有所让步以及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劣势，加入WTO 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基于这样的预测：农业部门是入世后受冲击最大的部门。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两个：粮食安全和农民收入。
根据世界粮食高峰会议的定义，食品安全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获得或者能够购买到足够的、安全的、有营养的粮食，以满足积极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饮食要求和食品偏好。它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要素：（1）确保获得足够的粮食；（2）维持相对稳定的粮食供给；（3）让需要粮食的人能够获得粮食；（4）确保粮食的生物学利用。
然而，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粮食安全在中国几乎完全意味着粮食自给，或者谷物自给。作为中国的粮食安全目标，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以下是对中国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粮食自给率的几点理由的讨论。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依赖世界市场的粮食供给。布朗（Brown ，1995）为中国粮食供求描绘了一个可怕的前景，即中国国家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的粮食短缺将会严重耗尽世界粮食供给，并且危害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政府和学者们对布朗的观点予以反驳，但这一观点还是增加了人们对中国粮食供给能力的关注。
第二，粮食是一个特殊的商品，自主的粮食供给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战略方面与西方主要大国有许多差异，有些人甚至担心粮食可能遭到禁运。然而，卢（1997）和Yang（2000）指出，针对中国的粮食禁运是不可能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粮食在过去常被排除在禁运名单之外。同时，粮食禁运也难以实施，并且给粮食禁运发起国带来的经济成本可能比被禁运国还要高。
第三，由于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收入仅仅来源于农业生产，加入WTO 后的低粮价可能会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Zhou，2001）。这种影响以前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发生过。如在1930年代，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为了解决他们的粮食过剩问题，把大量粮食倾销到中国市场，引起粮食价格的显著下降。结果，许多中国农民破产，中国粮食产业遭受重创（许，1997；转引自Zhou，2001）。
笔者以前的论文（Jiang ，2002a ，2003）讨论了这种收入效应，特别是加入WTO 后的地区收入不平衡问题。尽管中国加入WTO 后，各地区农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均会有所提高，但由于较富的东部地区获益较多，地区不平衡和城乡差距仍将会继续恶化。
本文将主要讨论粮食安全问题。第一部分介绍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实现粮食自给的政策工具。第二部分介绍一个为分析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建立的中国区域经济一般均衡模型，CERD.第三部分报告入世对中国粮食生产、贸易和农户收入影响的模拟结果。第四部分是关于实现粮食自给目标的政策措施的讨论，有些并给出了模拟结果。
一、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粮食自给政策
1.中国粮食安全的成就
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仅为2017卡路里，低于25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2200卡路里的消耗量。截至2001年，中国人均日食物消耗量已达2963卡路里，比原来增加47％，高于2800卡路里的世界平均水平。营养摄入和食物品质也有所改善。中国是在降低绝对和相对营养不良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国家。在1990～1992年和1998～2000年期间，中国营养不良人数减少7000万，比以前降低7个百分点（FAO ，2002）。
世界农业论文篇6
关键词 全新世暖期 土地利用 降水复原
分 类 中图法 f301.24
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有何影响，是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利用我国丰富的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相似型分析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也是我国在世界上独具优势的领域。全新世暖期期间我国普遍温暖，其鼎盛时期我国东部平均温度较现代高 2.5℃[1]，是未来变暖的可能相似型之一。全新世暖期也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本文根据大量考古资料复原了全新世暖期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期间（7000～4000abp）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并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对全球变暖后对我国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新疆、青藏高原、西南及东北地区由于资料限制没有列入讨论。
1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我国新石器考古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建国后获得了重大发展，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发掘，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也有了重大突破，其中一部分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地层学、类型学研究和动物骨骼鉴定与植物孢粉分析，不少地方还进行了区域性史前农业研究[2-10]。虽然有些细节问题还有待深究，但利用考古资料重建我国全新世暖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已有可能。
对于已发现作物遗存的遗址，其作物遗存明确地指示了当时的土地利用状况，对没有发现栽培作物的遗址，其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主要从出土的生产工具、陶器有无及房屋建筑等特征来分析。
1.1 前仰韶时期的土地利用概述
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原始农业文化出现于 8000abp 前后，8000～7000abp 的前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相对较少，但已可看到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以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及陕西关中平原的白家—李家村—老官台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均表现出较高的生产水平[2、5、6]。磁山遗址灰坑粮食储存量估计达 5万kg[5]，表明农作栽培已发展到方修琦等：全新世暖期我国土地利用的格局及其意义。相当水平，裴李岗、沙窝李、许昌、大地湾及北辛遗址等也发现了粟的遗
存[11]；辽宁新乐下层发现了作物遗存，内蒙古赤峰亦出土了石锄、石磨盘、石磨柱等农业用具，但较黄淮地区要粗糙，渔猎采集文化占相当重要的地位[9]。长江流域发现的栽培作物都为水稻，如彭头山、罗家角[12]等。稻作遗存向北可分布到河南舞阳贾湖、汉水流域的西乡李家村、何家湾等地[11]，其北界大致在 33°n。华南地区渔猎采集居主要地位，并可能存在种植块茎、果树类植物的园圃式农业[13,14]，但迄今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1.2 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土地利用的区域差异
原始农业文化在 7000～4000abp 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得到重大发展。表现在文化遗址的数量大增，规模增大，农业生产工具制作更加精良等多方面。以仰韶—龙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文化最盛时的状况为标准，忽略在此期间文化波动对分布范围的影响，可以大致地勾画出该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的基本轮廓：仰韶—龙山时期的土地利用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北方旱作与南方稻作的土地利用格局，但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进一步向北推进；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为主的地区；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沿海以渔猎经济为主，内地则可能继续维持薯类栽培。
黄淮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农耕在原有水平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保持了其领先位置。文化遗址分布密集，龙山时期黄河中游遗址分布密度已同现代村庄分布差不多，安阳市洹水沿岸 7.5km 的地区内就发现了 19 处龙山文化村落遗址[15]，龙山晚期黄河流域已出现城市[16-18]。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仰韶、龙山文化影响的范围北达内蒙[19]，西到甘青地区[20-22]。根据考古证据，农业文化遗存北界的大致位置为：从绥芬河至宁安镜泊湖南岸，经农安左家山、通辽，沿西拉木伦河北侧向西南延伸，至化德、商都，沿阴山南麓、大青山南麓至包头、乌拉特前旗，向南经东胜以西，鄂克托旗、杭锦旗以东，向西经宁夏固原沿河西走廊北界至嘉峪关、玉门，再折向东南，沿祁连山北麓，
向南经青海湖东岸至贵南、泽库（图 1）。
在很多遗址中发现的栽培作物遗存表明（图 1）北方为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其次还有黍，其它的如小麦、大麦等也有发现，但只是个别现象。发现粟遗存的遗址中赤峰、北票、熬汉旗大甸子墓地、兰州白道沟坪、临夏东乡林、民和、乐都柳湾等，都是位于旱作农业北界附近的遗址，发现黍遗存的文化遗址有临潼姜塞、山西万荣荆村、新郑裴李岗、甘肃秦安大地湾、甘肃临夏东乡、青海民和、沈阳新乐等，黍的分布区大致与粟相当，是一辅助性的旱作作物[9,26,27]。因此，粟的分布北界基本就是旱作的北界。
北方在旱作农业区之外的文化为渔猎采集或畜牧为主。青海只有共和盆地约 6700abp 的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石器均为打制，动物骨骼种类多为羊、雉、兔、旱獭等[21]。西北的巴吉丹林沙漠地区的乌科靠海遗存中细石器占绝对优势，并与少量陶片和其它石器共存[28]。呼伦贝尔草原出土物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打制反映当时人们过着畜牧狩猎的生活[29]。松嫩平原出土的石器多为压制，有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网坠、骨刀等渔猎用具，密山县兴凯湖边还发现 10 座大型鱼窖[30]。
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高超，品种齐全，造型生动[31]。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在 400m2 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迹或稻谷与谷壳、稻秆等混在一起的堆积物，厚度达 40～50cm，表明了当时粮食之丰富[32]。整个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或为稻栽培区，很少单一的粟、黍栽培区。从黄淮地区发现的作物遗存的数量分析，粟作 26 个，稻作 17 个，但在 36°n 以南，稻作 16 个，粟作 18 个，稻作与粟作遗址的数量已大体相当，显示黄淮地区稻作已很普遍。当时稻作栽培的北界大致推进到了 35°n 附近的扶风—户县—华县—渑池—洛阳—郑州—衮州—日照一线（图 1），较现今偏北 2～3 个纬度。稻作区南界的具体位置目前尚难确定，大致在南岭北侧至福州以北。
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南方沿海地区的狭长地带上，发现的文化遗址多为贝丘（或沙丘）型，其生产方式有别于邻近的内陆地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发现了大量堆积很厚的贝壳或大量的鱼骨，还有两栖类、陆栖类、飞禽类等骨骸，农业工具很少或者没有，以渔猎采集为主要食物来源[33,34]。华南内陆地区大部分时间可能仍以薯类栽培为主，直到距今 4000 多年前的石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才发展起来[11]。华南地区发现新石器时期稻作遗存的有广东区江石峡、泥岭、福建南安[23]、东张等，石器以石锛、石斧最普遍，但真正磨光的并不多[35,36]，农业生产水平仍明显仍落后于黄淮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2 全新世暖期土地利用区域分异的意义
2.1 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形式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在技术尚不发达的人类社会的早期更是如此。处在全新世暖期之中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应与当时的环境相适应，土地利用的边界应是某种资源制约作用的反映。我国许多农作栽培主要受降水的限制，古人由于生产力水平限制，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很小，一些作物分布的界线在反映降水量方面的意义具体明确。
2.1.1 旱作农业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在我国大兴安岭以西的半干旱地区，降水是限制农业分布的主要要素。我国现代旱作农业主要分布在降水 350mm 以上的地区，降水 250～350mm 的区域内有少量的农业，250mm 雨量线是现代旱作的最西、最北界线[37]。
粟是一种耐旱、适应能力强、生长期短、易保存的旱作栽培植物，其全生育期 120～140d（春谷），粟生育期需水量为 290～310mm[38]，在农牧交错带内生育期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 80% 左右，生育期间内降水等于粟需水量时对应的年降水量为 362～387mm；在 250mm 雨量线附近地区，谷子一般年份灌水定额为 60～70m3，根据灌水量与降水量的换算表，相当于降水约 100mm[39]，转换成年降水 130mm 左右，则粟作要求的最低全年降水约 380mm。
根据粟对水分需求的特点，以及现代农业的分布特征，可以把 350～400mm 降水量看作是现代以粟为主的旱作农业北界的临界值。考虑到史前农作的原始性，没有灌溉或灌溉水量极小，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也不大，仰韶—龙山文化时期以粟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北界的降水量应与 350～400mm 相当或略高。将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的北界与近 40 年平均的等雨量线相对比（图 2）发现，暖期时旱作农业的北界在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与现今雨量线 300mm 吻合
很好，意味当时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分布到现今降水 150～200mm 以下的地区，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在克什克腾旗以东直到东北地区，农业北界与现代 350～400mm 等雨量线差异不大，在此区域内降水对作物分布的限制已不十分显著，此段的农业界线可能并不反映降水变化。
2.1.2 稻作分布北界对降水资源的反映
现代“南稻北麦”的分界线位于秦岭淮河一线。此界线在指示降水资源方面的意义有二：第一，水稻（单季稻）生育期（5～9 月）内需水量 600～650mm，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以南同期降水均在 600mm 以上[40]，折合年降水量为 900～1000mm。秦淮一线常年降水量与此相当，基本可满足单季稻生长的需求，秦淮以北也有零星水稻种植，但降水不足，一般得益于现代灌溉渠系的水源保障及优良抗旱稻种的培育推广。因此，水稻分布的北界大致与 900～1000mm 降雨量线对应。第二，作为“南稻北麦”的分界线秦淮线也是我国伏旱区的北界，线南春雨伏旱，宜种水稻，线北春旱夏雨，宜种小麦[41]。伏旱区是副热带高压作用的产物，因此，由伏旱区的位置可以进一步推断副高的位置。
二熟制的耕作制度在汉代才发展起来，因此，史前人类种植的水稻是单季稻，全新世暖期水稻北界北移到 35°n 左右，从渭河和黄河沿岸向东直到连云港附近。与现代对比，年降水量在济宁以东较现今高出 100mm 左右，济宁以西、郑州以东高 200mm 以上，郑州以西可能大约高 300mm，反映出在大暖期内陆比沿海降水量增加更多的趋势。相应地，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黄淮之间地区降水的季节分布形式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呈现春雨伏旱的特征。由伏旱区的北进可以进一步地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2.1.3 与自然证据的对比
以农作界限推算的降水资源状况可能受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误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古今位于边界位置上的作物类型的差异的影响，如全新世暖期时旱作农业北界上的作物为粟、黍，而现代农作北界上作物组成较复杂，有春小麦、谷、糜、马铃薯、玉米和高粱等[37]，因而用 350～400mm 的降水量来标定全新世暖期时的旱作北界可能存在一定误差。此外，农作物需水量的确定较为困难，同一作物现在与全新世暖期的需水量指标可能不一致，农作栽培也有可能受到局地因素影响等，这些都有可能增加复原结果的误差。判断复原结果可信程度的一个可行途径就是利用多方面的证据进行综合校核。
根据旱作农业的北界推测的全新世暖期时甘肃白银以东、克什克腾旗以西一线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的结论与许多根据自然证据复原的结果相近[42～45]。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北界反映的当时降水最多较今多 200mm 以上，与根据水量平衡、孢粉组合推测的青海湖地区全新世暖期相当[1,46]。
在稻作北界附近，定量地反映降水变化的资料不多。全新世暖期时稻作的北界与安芷生等[47]根据以花粉、古土壤等多种代用资料重建的全新世最佳期 1000mm 雨量线吻合较好。在西安、武功地区，根据水稻分布北界推测的降水量与当地中全新世发育的棕壤所反映的降水量比较接近[48]，而高于据古磁化率复原的年降水量[49]。
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在北方旱作区内，根据鄂尔多斯和陕北地区黄土—古土壤系列的磁化率复原的降水高出现在 100mm 左右[49]；根据水蕨等指示性孢粉和孢粉组合推测，河北平原降水增加 150～250mm[50]；它们与根据农作物界线推断的结果相吻合。
在南方稻作区内，以浙江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为依据，恢复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全新世温暖期鼎盛期 (6000～7000abp) 的年降水量为 1500～1800mm，较今多 200～400mm[51]。在江苏宁镇丘陵宝华山（32°n，119.3°e），根据所发现的中南亚热带成分山龙眼推测 5000abp 的降水量较今高 200mm[52]。以上结果与根据稻作北界推测降水量可以相互对比。
以上对比结果表明，根据作物界线复原的降水结果与根据其他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即在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普遍较现代增多 100～200mm 以上。
2.2 暖期对我国的影响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在全新世暖期的高温多雨环境之下，农耕区范围显著扩大，相应地可耕地面积也将增加
，水稻种植区向北扩展。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增暖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发展。历史时期也是这样，历史上暖期一般都是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
3 结论
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复原出仰韶—龙山文化时期我国东部地区土地利用分区的基本轮廓为：北方旱作南方稻作，在北方旱作区之外为渔猎文化，在南方稻作区之南的华南地区可能为渔猎文化或以薯类栽培为主的地区。旱作区和稻作区的北界都较现代偏北，水稻种植北界达到 35°n，较现今北移了 2～3 个纬度，北方旱作相应向北扩展到现今以畜牧为主或半农半牧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及西北的甘青地区，其中粟是最主要的旱作栽培作物。
稻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900～1000mm，粟作北界对应的降雨量为 350～400mm，根据旱作农业北界和稻作北界所反映的降水可以推断，全新世暖期时我国北方旱作地区内的年降水量一般较现代多 100～200mm 左右，最多可能接近 300mm。以上结论与根据其他代用资料所复原的结果基本吻合，显示出全新世暖期我国北方地区降水资源普遍增加。
根据稻作北界推断，古伏旱区的北界较现代偏北约 2～3 个纬距；进而可以推断，古副高（相应地，古副高脊线）也向北移动了 2～3 个纬距。
全新世暖期时暖湿的气候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因而农业界线向北扩展，从历史相似型的角度看，未来环境变暖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是有利的。
图 1 仰韶 - 龙山文化时期的粟、稻遗存与土地利用的区域分异
fig .1 the reiics of millet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land in thd periods of yangshao-langshan cultures
图 2 仰韶 - 龙山时期水稻种植和旱作农业北界与现代降水分布的对比
世界农业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WTO，农产品贸易现状，中国农业
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入世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的高效、农业生产者素质的提高等优势使我国在农业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为避免入世后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农业造成不利影响，要求我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发展可持续农业，促进农业的整体进步。
1 中国农业发展及农产品贸易现状
1.1农业发展现状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 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 主要农产品市场供求稳定。农产品总量成倍的增加，从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321亿公斤到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0616亿斤农产品贸易现状，我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粮、棉、油、肉、水产品、水果等已跃居世界首位， 肉、蛋、水产品已超过或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农业产业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见图1）。
图1 2002-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及增长速度
但是农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人口、资源等原因，我国的农业还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1）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中国。中国农民一年收人均在6000-7000元，在种植上除去种子、化肥、灌溉等方面，在养殖上，除去幼苗、饲料以及家禽的医药费等，农民一年净收入也能有4000-5000元。而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一年人均收入为12000美元左右，因此中国虽然农民占全国总数的70%，但人均收入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2）资源快速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农业资源方面，由于水资源的过渡开采和被污染，导致农业用水严重失调，由于城市建设以及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生态环境方面，全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草原退化面积达0.87亿公顷农产品贸易现状，并仍以每年133万多公顷的退化速率在及扩展；森林覆盖率仅为20.36%左右，人均林地面积不足0.12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2.6%；（3）政策对农业倾斜的扶持不够，国家在农业上的投入相对不足；（4）生产方式不适宜生产力的提高。目前的小农生产方式，已经阻碍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和发展，也阻碍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以后对社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道路；（5）随着农村外出务农人数的增多，农村劳动力大部分转移到城市中对农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1.2农产品贸易现状
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8年来，广大农产品加工出口企业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入世”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农产品出口与入世前相比发生了“质”的改变，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可喜局面，出口的增长在带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产品进口更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局面。现阶段农产品贸易呈现以下主要特点是：（1）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即饲料、粮食、棉花，丝类等初级产品多，而高档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制成品较少；传统产品多农产品贸易现状，创新产品少；（2）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不合理，我国农产品大部分主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而南美、拉美、非洲等发展国家及欠发展国家地区出口量较少，但从贸易保护上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却更容易采取贸易保护主义。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每年的农产品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但2009年由于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较2008年有所下降(见下表1)。
表1 2002-2009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亿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产品贸易总额
306
403.6
514.2
562.9
634.8
781
991.6
816.1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海关统计年鉴》2002-2009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中国农产品市场不断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但也给中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挑战，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传统的农产品对外贸易由顺差变逆差（2002-2003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是顺差），并呈现一直延续的趋势(见下表2)。
表2 2004-2009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亿美元）逆差
46.4
11.4
6.7
43.7
181.5
113.9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海关统计年鉴》2004-2009
分析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品种数量增加、消费需求增加以及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仍较弱等是造成逆差的主要因素。在需求刚性增长和供给增长乏力的共同约束下，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额将保持扩大态势。但对农产品贸易存在逆差，不必过于敏感中国。要加快实现农产品出口方向的战略转变，努力使中国的农产品进出口由调剂国内市场余缺转变为面向世界大市场实现供求平衡，农产品出口的重点由土地密集型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
1.2.1中国农产品贸易相对优势
目前， 中国农产品贸易品种的格局是:畜产品、水产品是主要出口产品，粮食、棉花、食用植物油是主要的进口产品。初级农产品出口在减少，而加工农产品在增加。从市场结构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产品出口市场已经日趋多元化。进入90年代，由于畜产品、水产品出口出现了强劲，中国农产品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使中国农产品贸易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比重有所上升，已经从 198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105.9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17%，上升到2008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991.6亿美元农产品贸易现状，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的6.33%。中国畜产品、干豆、水产品、食用油籽、植物油、食糖和棉花等农产品进口均在世界各类农产品进口中居前十位；茶叶、水果、干豆、坚果、蔬菜、水产品和食用油籽等农产品出口均在世界各类农产品出口中居前十位(见下表3)。
表3 2008年
中国分类农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
出口
进口
产品
位次
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比重（%）
产品
位次
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比重（%）
茶叶
3
14.43
畜产品
10
3.07
水果
8
3.58
干豆
10
2.70
干豆
3
11.50
水产品
6
4.76
坚果
6
4.67
食用油籽
1
44.60
蔬菜
3
11.19
植物油
1
10.68
水产品
1
11.17
食糖
6
3.62
食用油籽
7
0.91
棉花
1
43.96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2 入世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WTO框架下我国的农业既会迎来机遇也会面对挑战，虽然WTO会对中国农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来说仍然是利大于弊的。
2.1入世对中国农业的有利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专业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大环境下，势必会带动中国农业的发展与进步，不断缩小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
（1）入世可以享受 WTO现有成员已经享有的好处 ，有利于改善我国现有的农产品出口环境。加入WTO后，我国回到了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直接享受到100多个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进口减幅在40％左右，同时还要取消有关非关税的歧视性规定。我国农产品出口不再受高关税和非关税的歧视性的限制，同时还扩大了农产品出口份额。这对扩大我国农产品出口和促进我国农业走向国际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2）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有利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我国农业领域，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加快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中国。此外，加入WTO有利于中国参照国际规范，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农业生产的步伐，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与现代化[1]。
（3）可以促进国内流通体制的改革
加入WTO后，可以促使我们加强农产品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信息主导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视培育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提高农民素质搞活农产品流通；发挥政府的调控与服务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4）增强中国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中国将不再仅是国际贸易的执行者，而且将有资格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规则的协商与制定。这样，中国就有资格提出有利于我国的贸易规则，保护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有序竞争，促进我国农业的健康发展[2]。
2.2 入世对中国农业的挑战
入世后中国农产品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入世前中美两国签订农产品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入世后逐年降低农产品关税(见下表4)。
表4 入世后中国农产品关税减让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农产品关税减让百分比
21.30%
19.90%
15.80%
15.50%
15.50%
15.50%
15.20%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2002-2008
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国外农产品将涌进中国市场，将使我国农业直接面对国际大市场的冲击，经受着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
（1） 入世后我国农产品价格的不利影响
由于我国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简陋农产品贸易现状，科技含量较少，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多，并且大多数的农产品质量较低，导致我国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意味着我国农产品在不同程度的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势必会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和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比例，导致出口不断减少，进口不断增加。
（2）入世对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将会逐步放开经营，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中国农产品行业将接受国内外市场的严格挑站，物美价廉的绿色农产品，将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而现在中国农产品质量低、品种少、层次低，已严重不适应国内外市场消费者需要。因此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急需解决的事情，以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地位。
（3）对农业就业的影响
我国在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国外农业产业的冲击农产品贸易现状，农业结构的调整会导致落后产能部门的淘汰，农业生产部门的部分收缩，这就会造成食品制造业等部门劳动力的失业，并且农村信息闭塞，农民转移成本较高，这也将会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减让和削减非关税壁垒的承诺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入世前中国农产品长期依赖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及非关税措施调控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加入WTO后，各种非关税措施将被禁用，只能转化为相关的等效关税之后，按规定削减[3]中国。关税减让一旦实施， 中国的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政策手段就会丧失，国内市场将面临来自国际市场廉价优质商品的冲击， 为国外农产品占领国内市场创造了便利条件，进而对我国农业形成更大的挑战。
3 入世后中国农业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不仅面对国内市场的竞争，还要面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为迎接WTO 给中国农业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保护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和增长，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我国农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农业经营规模小、成本高和劳动生产率低的情况下农产品贸易现状，根据我国农产品的相对竞争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的加工转化，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促进农产品多层次增值，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从而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2）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
我国对农业投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我国农业基础实力较低的情况下，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政府与民间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补贴，确保农业的产业化，优质化增长。
（3）加快农业科技推广
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关系到农业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是否具有发展后劲，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与长远的战略意义。为适应入世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农业科技的推广，提高农产品的质量，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出口的整体实力。
（4）积极应对国际上农业保护政策
入世后农产品贸易现状，高关税政策会逐渐被取消，但替代它的是绿色壁垒，各国为保护本国的利益，都采取绿色壁垒，抵制我国农产品进入，我们必须建立相关的与国际接轨的质量安检与认证体系，以应对国际上的农业保护措施。
（5）加快农业集团化经营的步伐
农业产业化、集团化经营将是加入WTO 之后，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最有效途径。农业的集团化经营旨在拉长农业生产链条、创建规模化生产基地， 通过合并、合作的方式增强其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建立有代表性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并严格处理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三者之间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关系， 巩固和壮大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体系， 从而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4 结 论
受近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产品贸易环境呈现出不稳定性，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日益增高，中国未来农产品贸易的格局依然复杂多变，农产品对外贸易逆差仍然存在。中国应加强对国内农业支持，以提高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扩大农产品出口。
参考文献
[1]何伟林.WTO 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J].平原大学学报，2003年10月
[2]刘慧宇.浅析加入WTO中国农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商业研究，2002年08月
世界农业论文篇8
的信仰，存在主义，本体论的信仰，本体论的信仰。
的信仰与任何人都相关，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信仰是什么。有很多争论，没有尽头。人们的信仰植根于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才能澄清信仰问题。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信仰进行阐释，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主客二分，就是人类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改造和征服自然，以经济建设换取生活资料。因为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只能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这种主客体二分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转化转化关系、人与人的阶级统治关系、商品交易主体之间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精神支配身体是建立在人与自我的身心分离的基础上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从人类在自然脚下爬行到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是人类实践和人类进步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三次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手工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商业代表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开始了。分野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大河流域建立了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礼物，古印度是印度河和恒河的作品，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产物，古代中国是黄河的母亲孕育的。由于河流泛滥和枯竭，大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中有三个灭亡。只有中国没有因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回旋余地大而灭亡。它的农业文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并被西方强行打破。
文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古希腊的崛起。古希腊文明不是本土的农业文明，而是建立在已灭绝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原因是古希腊半岛多山，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有适合全年航行的天然无冰港口，适合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因为有许多岛屿，每个岛屿上都建立了城邦，而城邦这就是城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直延续着，在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奴隶主是工商奴隶主，罗马文明是工商文明，罗马法律是古代社会最完整的商品交换法。随着日耳曼的入侵，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消失了，欧洲进入了农业文明的中世纪。然而，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开启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崛起，是以大型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文明。以海洋环境为基础的工商文明又称海洋文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法的主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时期达到顶峰。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过度的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靠拢。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代表。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破和中断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迫使中国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结束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中国工商文明的大发展,正处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从农业的转变文明到工业文明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工业化必然导致主体与客体的过度二分法，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的分裂。它还需要向生态文明过渡，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但这种回归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古代农业和工业文明时期的天人合一。
。信仰是人们自觉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在大自然脚下爬行，万物有灵，衣食匮乏，再加上洪水和野兽的威胁，原始先民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主观世界也不发达。一切都是盲目的探索，没有意识到意识的主观基础。如果说原始人有类似的信仰，那就是崇拜，崇拜整个自然，崇拜区别于自然的氏族图腾，崇拜刚刚死去的祖先。但这里的崇拜不是信仰，原始人不具备形成信仰的主客观基础。在文明的奴隶社会中，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发展，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可以安居乐业。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主观世界的发展，人类有了信仰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当人类有了信心，信仰就产生了。农业文明人认为，日出日落的生产节奏和生活方式并不高，农业文明只是使自然适应农业适合驯化的植物和动物是固定的。人们定居生活。人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氏族解体，家庭建立，男人耕种，女人编织。这个家庭幸福和睦。乐生，受过教育的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还有耕读传家。他们的信仰是对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信仰。他们相信来年会更好，天气会更好，他们相信子孙满堂，会有接班人，他们相信知识和理性，以及人类的和谐。因此，农业文明中的农民最怀念家乡，与其说是怀念家乡，不如说是怀念黄土地这一代农民。这是他们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的对象是他们所依附的熟人世界，他们的父母和村民，他们的山、水、植物和树木，他们生活在其中。这种信仰可能不是有神论人的，但它必须是深情的、正义的和美味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扩大的家园，它已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信仰，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体论信仰。
的本体论信仰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本体论信仰。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信仰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工业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工业是自然的加工和改造，商业是商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换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分离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象总是被分割的。这种划分是无止境的吗？人们开始探索自然的起源，原子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继续问，原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成功了。当他们找不到答案时，他们推测不仅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帝，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古代科学的不发达，无法解释现实。工业依赖于技术，技术需要探究，而科学无法回答，所以只有猜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生的孩子没有信仰。孩子独立于父母，他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在实践经验中，他开始建立自己对成功的明确信念。正是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信念让她最终站起来，站起来，长大，开始了家庭和事业。随着成年人有了系统的实践和精神空间，他们的信仰开始形成。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就会形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工商业，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们往往会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就会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
。本体论是一个探索世界起源或母体的哲学理论。本体问题是关于本质和共性的问题。本体论，即本质主义，专门探索事物的本质、矩阵和起源。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打破砂锅，最后提出要求。黑人，对与错是有明显区别的和白色，这显然是工商文明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信仰是相信本体存在并努力追求本体的信仰。上帝信仰是典型的本体论信仰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本体论是研究一切事物统一的整体知识，它包含一切事物。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存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点精神认识和对世界的一个展示。本体论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是整体的，而本体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范式，本体论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本体论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整体，追求这个整体，并将自己融入整体。本体论信仰的生存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认为信仰是本体论的信仰，所以它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信仰。中国人民基于农业文明对儒家的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目的地，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由于
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伟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业文明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两种信仰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本体论信仰的基础——工业文明优于农业文明，本体论的信仰处于攻势和斗争的优势，而本体信念的基础——农业文明处于劣势，所以本体信仰处于防卫和不利的地位。冲突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已经演变为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督文明是侵略性的，尽管伊斯兰文明已经撤退，但它仍然顽强，原教旨主义大学已经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烈渗透下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解。本体论信仰有望在生态文明时代重生，这也是一种回归。
对当今世界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两种。伊斯兰信仰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游牧民族的信仰。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关联的，但他们的“旅行”与工商文明的商业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伊斯兰的信仰传达了本体论的信仰和本体论信仰。按照本体论本体论的顺序，目前的信仰体系大致如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新教强调主客二分，佛教强调天人合一。新教征服了世界，佛教充满了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合理的，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解决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不能靠争论，而要靠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超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思想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思想教育是建立在解决思想问题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的。一些跨时代的思想问题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而应该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解决。信仰冲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类生产中找到答案。本体论信仰与本体论信仰冲突的实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生产矛盾的解决，思想矛盾的解决。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未来，它还将经历信息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等等。渔猎时代的原始初民没有系统的信仰。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立了第一个信仰体系，这表明人类取得了成功和自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然而，古希腊在欧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工商业时代。原来,历史时代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冲突,转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固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种固化的思维影响了历史思维的形成，扩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将消失。
认为，当今时代的人类已经跨入了生态文明的门槛，但离生态文明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生态文明正在到来共产主义将真正成为现实。马克思指出,“这座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客观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不是农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不是工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人道主义。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必然与工业文明的人道主义发生冲突，形式完整的自然主义与形式完整的人道主义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两者是一体的，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共产主义是生存与本质之争的真正解决方案。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存在与本质之间的斗争无法停止。作为本体论与本体论之间的斗争，二者之间的斗争具有理论魅力。本体论阵营也有现象学、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形态。本体论的营地有本质主义，现代性、简单性和其他理论，而斗争一直在进行。存在主义信仰和本体论信仰之间的斗争在所有生物中都很普遍。我们无休止地争论，坚持自己的话，失去了片面性。这场辩论将持续到共产主义的建成。
的当代中国既有农业文明的遗产，又有工业文明的推进和生态文明的建设，这决定了人们信仰的复杂性。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学和许多其他信仰都存在，更重要的是，还有马克思主义。这些信仰在当代中国交织、交织、融合、冲突。情况非常复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基督教的引进和接受与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是相容的。这并不是人们愚蠢地接受基督教。用有神论和唯心主义这样的字眼简单地否定基督教是没有用的，甚至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来抵制基督教也是没有用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来引领意识形态，使许多信仰体系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中国尽快完成工业化和超越工业化，并迅速进入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时代。届时，所有冲突都将得到解决。在共产主义，信仰问题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