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论文范文

律师论文篇1

关键词：律师文化

个体文化

所文化

行业文化

一、律师文化建设的意义

律师是法律人，就其作用与地位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常常有将其与教师、医生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仅仅是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具有了高层次的价值追求，成了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然而我国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却远不如教师、医生那样不可或缺，甚至还让人误解，被不少人认为是“见钱眼开”“颠倒黑白”的人。因此，律师文化建设的意义深远显而易见。

1、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论价值

二十一世纪是以知识为主导的世纪，各种文化将会有一个冲击。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每一次的转型与变革都会带来文化的繁荣发展。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融合，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行业或者说是一个群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文化的融合，文化就是这个行业或群体的生命，是灵魂，是主观支配客观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胡锦涛总书记也进一步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律师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当然也要重视律师文化建设。

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司法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法律职业化已经成为今后的主要发展趋势。律师职业化也是现代律师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的律师文化一旦形成体系，就会凝聚成一股力量，其对司法及社会的影响将会显得日益突出，从而也就可以让律师更彻底地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和面对许多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律师也就会形成以律师团体性的法律人身份和团体性的力量来推动司法改革，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推动社会的发展。

2、律师文化建设的实践价值

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前面没有任何可供参考或者能够指导我们前行的理论成果。当我们的律师文化建设有了自己的体系和理论成果时，我们就可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而不必摸着石头过河。一个团体一旦以文化理论向社会昭示它的存在时，其存在的地位与作用必定会与日俱增，同时，这个文化理念也是一面旗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由于律师文化涵盖着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力量、精神面貌、职业道德、执业水平、所文化以及行业文化等方面，其核心内容便是塑造律师的诚信理念、人文思想、价值目标和人生追求；律师文化的实质也是为了培育一支为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的高素质律师队伍。律师文化建设的实践价值就是通过律师文化所倡导的共同理念、共同目标、共同事业、共同追求在实践中发挥出独特的魅力和作用。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会理性地融入并推动社会主流思想所倡导的法律文化的发展，并通过它指导实践活动为社会积极服务；从律师事务所的角度而言，它具有统一价值观、凝聚人心、形成团队的作用，并成为一个所品牌形象与竞争力的象征；从律师个体的角度而言，他将从中找到个人理想抱负与经济效益的最佳契合点，也会结识志同道合、有着共同信仰的亲密“战友”，从而获得个人价值实现的导航系统和群体感、归宿感。

二、律师文化的含义与特征

文化，通常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众所周知，文化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就在于能够营造一种使人遵从的氛围，并以此来规范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生活信念等。因此，律师文化将成为律师事业发展的管理软件，其能发挥物质资源等硬件所起不到的作用和功能。

1、律师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所谓律师文化是指律师群体在所处法系环境、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以及在法律服务的实践中形成的，能够为广大律师认同并遵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包括律师行业文化、所文化和律师个体文化。

由于律师文化具有社会一般文化的普遍性，又具有依托律师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律师文化的内涵集中体现在理念文化和行为文化两个方面。律师理念文化即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认同或形成的成长观、发展观、价值观等一直影响着律师执业生涯的思想观念的总称。律师行为文化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具有规范性、制约性、行业性的惯例，是理念文化的外在行为表现，包括律师执业行为的约束、律师制度制定与实施、律师机构管理等。

律师文化的外延是指影响律师文化培育与形成的社会环境，包括法系、政制体制、经济发展程度和法律文化。由于历史和法制环境的局限，我国律师在社会上的活动空间和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律师在习惯认识中只是为个体或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而不是像西方国家的律师在政治、经济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律师文化的外延有待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律师文化的发展，从而推动律师业的大发展。

2、律师文化的内容

（1）律师定位：笔者主张律师应该区分不同时期作出不同的定位，从而提出一个律师发展三步走战略。在执业初级阶段要定位在理论钻研和实践操练上，做一名热衷于理论钻研的业务型律师，这是律师的第一步定位；当在律师实务界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时，就应当积极加入到管理行列，参与律师事务所的经营管理和行业的经营管理，做一名懂经营会管理的合伙人律师，这是律师的第二步定位；当在整个律师行业享有较大影响和较高知名度时，就要积极参政议政，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做一名政治型律师，以此来提高整个律师行业的地位和影响，这时，律师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这是律师的第三步定位。

（2）律师使命：以法为剑，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进程。

（3）律师精神：引用苏东坡讲过的三句话，一是“守道而忘势”，“守道”就是坚守正道。律师要坚守诚信之道、做人之道、处事之道，规规矩矩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同时恪守律师的执业宗旨，不离谱、不走调、不搞歪门邪道、不走旁门左道。“忘势”就是不顾及权势的存在，不畏权势，不趋炎附势，也不去装腔作势，更不要仗势欺人。二是“行义而忘利”。律师要身体力行法律的正义、公正，这叫行义。行义而忘利就会对个人得失处之泰然。我们守护的是最后一方净土，我们撑起的是一片正义的蓝天，这就是一个正直的律师应有的精神气概、职业品位和道德情操。三是“修德而忘名”。我们抱定以律师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就不能急功近利、贪图名利、沽名钓誉、更不能盗名欺世。

（4）律师价值观：挣钱不是目的，只是自然所求。律师是依托专业独立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人，既不依附于当事人，又不依附于司法机关。律师具有独立的人格，所以律师的价值体现在法律得到了公平、公正的执行上和民主法治进程的完善及事业的追求与发展上。

（5）律师服务理念：委托人不是上帝，不能纵容其无理要求，但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却是我们的责任，而且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6）律师管理理念：律师队伍是高素质的精英队伍，对律师的管理没有任何的特权和命令，说服引导和示范是最好的管理。

（7）律师团队观念：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所以不能做“万精油”式的律师个体户，而要做有钻研精神的学者型律师团队中的一员。

（8）律师人才理念：青年律师是律师业的未来和希望，所以要多引导、帮扶和带教；律师同行是最重要的人才资源和依靠力量，所以要尊重同行、维护同行、团结同行，结伴而成推动民主法治进程的亲密战友乃至兄弟姐妹。

3、律师文化的分类与特征。

（1）律师个体文化。律师是律师文化的主体，律师文化必然依附于律师这一特定职业，所以律师个体文化是以律师的言行、举止和执业活动为载体来反映和传播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包括律师的个人气质、人格力量、精神面貌、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以及律师形象。

律师职业是一门实践的艺术，而律师个体文化正是这门艺术的映像，其具有以下特征：①具有鲜明的个性；②具有对新文化和行业文化认同性；③具有可塑性；④具有自主性；⑤具有具体性；⑥具有任意性。

律师个体文化反映了律师的作用与功能，反映了律师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遵守职业道德，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的先进理念。律师个体文化的形成除了在法学院培养形成的学术基础和法治理念素养外，主要还是依靠加强自身修养的“自塑”和所文化感染与熏陶，以及行业文化的培训与约束的“他塑”来实现。

（2）律师事务所文化，简称所文化，又称集体文化。它是律师事务所基于自身的传统特色、价值理念，通过全体员工在工作、共事过程中形成的自己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由律师事务所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事业追求、职业道德、行为习惯、社会承诺、品牌宣传、管理制度、组织结构、工作环境、CI策划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因素构成。从形式上讲，所文化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属于人的思想范畴，亦指律师的价值理念；但从内容上讲，则是律师事务所的整体视觉效果，发展规划与远景战略、管理运作制度、法律服务模式等，其本质是一种做大做强做有文化的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观、经营观，是一种唯真、唯善、唯美的追求。

一个律师事务所是否重视文化建设，不仅影响到律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团队化与凝聚力的形成，而且还决定着律师事务所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成熟的所文化对于一个所意味着培植了原始股和创造了品牌价值。所文化的载体表现为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包括所名、所徽、所歌、所旗、所标、所服、所规、所风、所刊、所容、所仪、所之网站、域名、网络实名、形象大使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所文化的特点表现为：①统一性，②包容性，③规范性，④系统系列性，⑤传承发展性，⑥稳定而不断创新性，⑦人本与人文性，⑧独立性和开放性。

随着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壮大，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也将随之发展与升华。对于身处重视文化建设的律师事务所的每个律师而言，其个体身上积极的人文精神会逐渐地整合成集体的人文思想，并且反作用于每个律师个体，最终个体律师与事务所拧成一股绳，而所文化成为全体律师事业发展的思想、根基，成为行为规范的导航系统，成为律师团队的事业核心与精神支柱，也成为对个体律师行为进行评价的价值标准。

（3）律师协会文化，简称行业文化，又称群体文化。相对于所文化而言，行业文化是以律师协会作为整个律师行业的行业管理机关所倡导和营造的，为整个执业群体所认同和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行业文化是律师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律师文化本质上升到一定高度的集中反映，也是最能够形成行业标准与制度的规范来源。所以它影响和主导着整个律师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代表着律师文化的主流意识，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是一定时期律师行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具有行业性与社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稳定性与发展性，统一性与多元性，时代性与政治性，传统性与发展性等特征。

律师行业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律师的行业力量、价值追求、政治抱负、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等，集中反映了律师维护法律权威、崇尚法治、忠于法律、维护正义、服务社会、诚信执业等先进理念。律师行业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政策引导，更重要的是依靠全体律师的自觉培养、共同维护。

三、律师文化的功能与作用

对于现代律师业的建设与发展而言，律师文化的作用与功能不容忽视。

1、律师文化的内在功能作用。

（1）律师文化具有激励作用。律师文化与社会文化一样，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其倡导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民主法治之风，可以极大地调动律师工作的使命感，增强律师的职业荣誉感和事业成就感，使律师为了理想和信念不懈努力。

（2）律师文化具有自我规范的作用。能够成为文化沉淀下来的东西。首先是得到了大众认可，并引人积极向上，从善从真从美的东西，所以律师文化在无形中规定了律师行为准则，使律师个体的个性、棱角在律师文化的约束下走向规范。

（3）律师文化具有凝聚作用。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像一个孤独的舞者，他的心灵往往漂浮不定，因而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其流动性较大。但实践证明，一个有文化的律师事务所，其律师或其他人员的变动很少，甚至是只有进去的，而没有出来的。所以律师文化可以营造一种归属感、认同感，从而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

（4）律师文化具有导向作用。律师文化反映了律师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能够引导律师的发展方向，使律师融入发展大环境，为共同的理想、远景而奋斗。这种导向作用会渗透到律师的思想、心理以及行为中。

（5）律师文化具有融合作用。律师文化具有感染性，其形成的环境氛围和自我调节机制，可以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性格特征和生活习惯的律师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让大家相互合作、相互关心、共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荣辱与共、和睦相处的家庭观。

（6）律师文化具有提升律师素质、增强个人魅力和提升律师事务所形象品牌的作用。优秀的作品能鼓舞人，优秀的文化能提升人。律师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已经对律师个人成长和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轻视的作用。她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和规范着律师的行为习惯、心理动机和价值观念，使人向上、催人奋进。

2、律师文化的外在功能。

（1）律师文化具有协调功能。律师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价值观必然要符合社会文化的要求。这就有利于帮助律师协调好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律师之间，律师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2）律师文化具有教育功能。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在执业过程中形成的先进律师文化，必然地对当事人，乃至广大人民群众起着良好的教育作用，从而达到西方传教士般的教化功能。

（3）律师文化具有辐射功能。先进的律师文化具有扩散性，律师凭借自己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以及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向社会各界传播律师文化的先进理念，自然而然地会辐射到律师业以外的领域，最直接地就会影响到法官文化、检察官文化和警察文化，对整个社会风尚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4）律师文化具有美化功能。律师文化虽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具有客观实践性，能够通过有形的物化形态表现出来。它引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重视“软环境”建设，设计优美的环境、优雅的形象，使律师群体成为文明高尚的职业群体，美化社会各界的视线。

（5）律师文化具有增强竞争力的功能。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企业之间竞争所比拼的不是产品，而是文化。我国律师业经过25年的发展，到今天比拼的也是文化。一个有着优秀律师文化的事务所不仅在人才引进和市场开拓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且在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品牌形象上会首先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律师文化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经济创收。

四、我国律师文化的发展沿革

1、律师文化的历史沿革

律师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律师作为一种社会特殊职业，其产生远远晚于农业、工商业、医药业等传统行业，因而其虽起步晚，但起点高。由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内涵，决定了它必须承载民族、历史的东西，任何文化都不能割裂开文化的背景与主体、客体和内容的关系。我国的律师文化在反映出律师行业文化特色的同时，还必须折射出律师文化的宗旨、服务对象和文化底蕴。以往的律师文化更多地体现为法律条文的娴熟运用和赢得官司，到了今天，律师文化的内容大大突破了这个局限，它已经上升到了企业文化的高度。

加入WTO后的社会发展及现代司法体制的改革，都对我国律师文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尤其是律师业务的国际化、自由化、规范化和专业化，迫使律师事务所要尽快从传统的小作坊小生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引进现代化的经营理念、管理制度、营销手段，实现事务所结构、体制、管理、服务方式和业务领域等根本性转变，走向现代化、专业化、团队化、规模化的发展之路。

2、我国律师文化的基本特点和现实状态。

我国律师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也导致了现阶段的律师文化建设有些先天不足：

首先，中国没有形成崇尚法律的社会环境。这对律师文化影响后果是律师功利性的价值观侵蚀了社会责任感，绝大部分律师更多注重经济收入，而对参政、议政的意识淡泊。

其次，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法律稳定性较差，法律修改、变动频繁，这对律师文化影响后果是使其具有不成熟、不确定性，处于探索与形成阶段。

再次，由于我国司法不独立，导致律师文化的依附性较强，不能形成一个体现职业共同体的独立文化体系。

最后，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域差异大，这对律师文化影响的后果是律师两极分化比较严重，表现出多元化倾向。

上述是我国现阶段律师文化的基本特点，也是现实状态，这决定了我国的律师文化建设将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

3、当前我国律师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误区及原因分析。

误区之一，认为律师文化建设就是搞一些文体娱乐活动，在办公楼张贴或者悬挂一些字画，制作一些宣传册等就代表有文化。这种认识是因为只看到了律师文化建设的表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内容。

误区之二，对律师文化建设缺乏系统了解和深入研究，把握不住律师文化建设的核心、本质，没有统一性、整体性、全面性，文化建设不能自成体系，甚至出现朝令夕改、自相矛盾之处。这主要是因为律师文化建设个人化倾向强，随兴所至，人员一旦变动，律师文化也随之变动。

误区之三，忽略律师职业的特点，脱离实际，没有彰显个性、照搬照抄，让人看不出律师行业气息，反而有附庸风雅、东施效颦之嫌。这主要是因为对律师文化建设缺乏理性分析，没有投入心思去精心设计，有些急功近利。

误区之四，只重形式，矫揉造作，没有实质的文化管理，没有重视文化积累，只强调口号，只讲空话、套话。这样不仅对内起不到激励作用，反而会使员工反感；对外不仅起不到形象宣传的作用，反而遭受外界的指责。这主要是因为行政作风作怪，显得有些肤浅和冒进。

误区之五，对抓好律师文化建设雷声大，雨露小，故弄玄虚，哗众取宠，让人摸不着头脑，故意制造“噱头”，给人一种虚浮、不诚信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不成熟，把律师文化建设当作商业广告来运作，反而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五、建设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目标、任务和路径

1、建设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目标

建设中国特色律师文化，就是要让单干、个体户式的律师完全融入律师群体，而不是挂靠式的、有名无实。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行业的力量，让自己来管理自己，自己来维护自己。其目标是要让中国的律师个个成为一面旗帜，更多地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推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摇旗呐喊，贡献力量。

2、建设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任务

目前，我国的律师文化已初步形成，在客观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律师文化理论体系，所以建设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任务主要有三：

一是发挥律师文化作为法律文化中主流文化的作用，通过律师执业活动和法制教育活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让中国律师文化早日走向成熟。

二是要抓住当前这一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借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和严格依法行政、司法为民的东风，加快律师文化建设的步伐，达到以成熟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律师实践的目的。

三是要全面实施律师文化战略。这就要全体动员、认真组织规划，树立律师界的典型，大肆宣扬与号召学习，营造律师文化建设氛围和环境，使全国律师界形成一个整体与合力，共同促进律师文化战略的实施。

3、建设中国特色律师文化的路径。

(一)律师文化建设要纵横结合、双管齐下。纵向上，国家司法部和全国律协要把律师文化建设作为律师事业的全局性工作，并在全国律协建立律师文化建设专门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各级省、市律协要大力配合和加强对律师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各个律师事务所要认真贯彻落实，设立律师文化建设基金，以促进律师文化的发展繁荣。横向上，律师之间，律师事务所之间要加强沟通与交流。律师文化建设是行业的整体工程，不是某个律师或者某个律师事务所自发提出的工程，没有沟通与交流，就很难引起共鸣与形成合力。所以，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固执地坚守“同行是对手”、“同行是冤家”的传统偏见，要主动联谊，共同发展。

(二)律师文化建设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要有文化核心，形成文化特色。这里说的普遍性，是指律师协会要着重抓好文化建设中的共性，统筹兼顾，多方引导。这里说的特殊性，是指律师事务所要有个性，走自己的特色文化建设之路，不搞大而全、小而全，眉毛胡子一把抓。分处各个区域的律师事务所要结合当地的特殊情况和实际来抓律师文化建设。如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可以借助革命传统的宝贵财富来建设律师文化;有国际业务的地方，可以多借助国际上的先进律师文化来培养自己的律师文化。总而言之，律师文化要与所处的职业环境联系起来，使律师文化建设服务于律师业务，服务于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壮大。

(三)律师文化建设要塑造自己的行业英雄，要充分借助大众传媒、影视文化的力量，把律师文化图文并茂、声像共举地传播到日常生活中去。笔者曾搜遍书刊、影视等传媒，少有发现反映律师执业的题材；想找到自己行业的英雄，但收获甚少。这就充分说明，以往我们自己对这方面重视不够，不是作家、编导没有发现，的确是我们自己没有推广出去。所以我们今后要更多地利用传媒的力量，把律师队伍中的优秀分子推出去，把律师执业的点滴放到屏幕上，从而放映在百姓的生活中。正如有了一个雷锋，就会有千千万万的雷锋；有了一个任长霞，就会有千千万万的任长霞；有了一个金桂兰，就会有千千万万的金桂兰一样。

（四）律师协会要认真抓好律师队伍的培训工作，而且要突破传统的培训方式。对于培训，笔者认为不能把它的功能完全等同于会议的功能。会议是为了传达精神，布置工作任务，下达指标等，而培训的主要功能是借助团队的号召力、感染力来启发人的思维，调动人的工作热情，专题学术研讨，以及倡导一种工作方式或生活方式。律协组织的培训，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搞领导做报告的形式，而应该创新培训的方式与形式，可以专门组建律师培训团队，有自己的教练、主训师，并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体系以及专门的培训基地。培训内容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局限于传达会议精神、文件精神，不能搞行政的那一套，而要借鉴商业化模式中的成功经验，正如同样是法律知识培训，为什么北京万国学校会那样吸引人；同样是行业培训，为什么保险业的培训会造就那么多优秀的保险经纪人；同样是管理型培训，为什么陈安之的成功训练营会造就出那么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就是这些培训满足了相应人群的需求，形式新颖、感染力强，能够激发人的潜能、使人上进。

我们已经迎来了律师文化建设的春天，值此国家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召开全国律师管理工作培训班之机，中国的律师文化必定会有一番新的景象。我们期待着领略律师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满园风光。

参考资料：

1．《律师的角色与律师文化》 焦洪宝

2．《我国律师文化的与众不同》 钱剑奎、朱媛

3．《让法律文化与律师同行》 严崇伟、王家忠

4．《论律师文化》 宋占文

5．《倡导培育律师文化、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季丽枝、

6．《浅谈律师事务所文化建设的特点与内容》 刘文君

7．《律师事务所的文化建设》 谢海琼

律师论文篇2

律师制度，是指国家法律规定有关律师的性质、任务、组织、和活动原则，以及律师如何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业的发展水映了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程度的高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对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律师队伍、律师的素质、律师的执业水平、律师执业机构等都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律师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律师业的发展同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什么时候律师业向社会提供了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满足了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法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什么时候律师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同世界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同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实施的不断深入，新世纪的律师业再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律师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律师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律师队伍已经发展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培育健康发达的律师业对于建立完善的国家司法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律师制度法治完善对策

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对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律师队伍、律师的素质、律师的执业水平、律师执业机构等都需要有更大的发展。律师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律师业的发展同时代的发展和要求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什么时候律师业向社会提供了高质量的法律服务，满足了国家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法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什么时候律师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中国已经加入WTO，同世界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同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实施的不断深入，新世纪的律师业再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律师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般而言，律师通过帮助解决民事、刑事等案件中参与到诉讼中，律师通过辩论与法官交流等方式参与诉讼，有利于案件的解决。我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律师为社会提供发律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一）担任法律顾问；（二）担任诉讼人：（三）担任刑事辩护人：（四）担任非诉讼，参与调解和仲裁；（五）解答法律咨询，法律文书等，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根椐我国《律师法》规定，我国律师的任务具体表现为：

（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明确的规定，即法律规定和保护的当事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利益，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权利，律师应当坚决维护，对于某些法律没有明确的权利，只要不是法律禁止和限制的，律师也要尽力维护。而且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旦受到侵害，维护的方式与途径也多种多样，既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或第三人调解解决，也可以通过国家公共救济的方式解决。但必须注意的是，维护的首先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非法权益，即使是实施了非法行为的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也应当予以维护；其次维护的合法权益必须是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合法权益，如与当事人无关，则不是律师应尽的责任范围。

（二）维护民权，制约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力

律师是其客户的代言人，代表民众的利益，因而是与公共权利相“对抗”的，尤其表现在刑事诉讼中。因为国家与政府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导致对其限制成了一个重大课题，国家权力滥用可能比个人的危害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刑诉中控制国家权力，如刑诉中的排除合理怀疑以证明标准与无理由地拒绝陪审团人员的制度，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体现了对政府权力制约和对个人权力尊重的价值观念。当然这种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三）、维护法治统一

但是，应该看到，法治也是有其缺陷的，明显的例子，就是法治社会建立在依照法律有良好的可预期性基础上，即使过去存在的规则统治将来的生活，这样可能产生法律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情形；而如果法律频频修改的话，又往往会减弱法律的权威性，因为权威恰恰是建立在不变的基础上。这些就出现了法律的稳定与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间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表明了一个社会是法制社会。我思考了一下我国古代社会的“法治”，其最大问题是法治不统一，包括空间维度和时间为维度上的不统一，充满了个别主义，每个案有每个案的判决方式。因而法律的确定性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利益受保护程度与其个人身份实力有关，恶霸横行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正式的法律不足以平等地恒定地保护人民的权益。另一方面，法治的统一性取决于司法过程中的制约，使法官不能随心所欲的判决。这背后蕴藏着知识的制约，法官受到律师的制约。我国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律师有义务促进和维护法治的统一。

（四）增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

我们知道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方式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团结，如统一的法律教育与训练背景，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层次繁多，甚至法官的任命不需要法学教育，我认为最大的根源是选任上的的混乱。另外，国外的三种法律职业都需要需过统一的考试，且有研修过程使大家都经历和体会三种职业，这样三种职业的团结强化了。美国和香港等地一般做法法官是做律师的顶峰，有利于法官拒贿，制约律师耍花招。有效的在知识上引导诉讼，且法官更理解这个制度和律师的行为，这也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

二、律师履行上述使命的现实障碍

（一）律师缺乏历史资源的支持。

一个社会有其文化传统，现在社会仍受其影响。我发现中国古代社会逻辑学不发达，与西方相比缺乏层层论证。如东西方都出现的对话题文章，孔子的话很简练，缺乏明确界定，例如何为“仁”；而柏拉图则特别长，对概念的界定很清晰，层层跑析，例如何为“正义”。不讲逻辑是中国法律史和思想史的最大缺陷，这便导致了社会对律师以“敌意”，如儒家学派对邓析的攻击，律师这一职业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而讼师讼棍与律师想差甚远。现在人们对律师的看法仍有不同，并没有把它作为令人尊重和高尚的职业，甚至还对律师做一些不合理的限制。因而，律师这一职业并未得到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

（二）、官民隔阂带来的律师地位难以提高。

我们都知道，法官的职业从本质上是反等级的，以为司法独立说到底是法官独立，是排斥等级的，可是，我国的司法改革中也涉及法官的等级制度问题。官本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导致了对律师的不尊重，律师在公共生活中不能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社会中出现李有些律师借助“行政职位”来提高自己地位的现象。则当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因为律师应该有自己的知识荣耀和逻辑。

（三）律师选用标准还不够高

现在律师资格考试受到了关注，并且有严格的趋势。但在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标准方面，我国恐怕是最低的，在国外一般需要有四年的法学本科学习。当然，我们所要求的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标准有历史原因，有其一定合理性。但现在随着对法学教育的反思，参加考试的资格标准会有所提高，以便形成一个高水准的律师共同体，以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所以律师要获得自己的尊荣必须提高自己的标准，法官、检察官也是这样。

（四）律师过浓的商业气息会损害律师履行自己的使命[1]

律师是法律职业者，有正义于改进社会现状的利益在里面，它不仅仅是个“饭碗”，还应是一种抱负，否则会成为社会中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会成为社会的敌人。

（五）律师职业的伦理规范缺乏广泛的社会认知

律师有其独特的职业伦理规则，它不同与其它职业，甚至不同与法律中的法

官职业，例如律师为其客户保密的义务。这些职业伦理规范不仅仅要在律师界达成共识，更要让社会了解律师职业的特点，理解和尊重律师职业。

三、我国律师与法治建设的关系

（一）律师是法律尊严的坚决维护者，是完善法治实现法治的重要力量

律师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有人形象比喻律师同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为法治的四个轮子，缺一不可。律师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律师的职业活动有助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制度为国家法律所确立，体现的是现代司法制度和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律师制度以建立与国家司法制度建立的宗旨完全一致，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正确实施，实现司法公正。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方面作为当事人的人，帮助当事人实现其合法的利益，同时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执业的过程中要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律师如果不能有效的把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机的结合起来，律师的职业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在诉讼领域和非诉讼领域，律师执业的这一过程都表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与促进国家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施的有机统一。

2、律师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在帮助公民、法人、单位正确行使法律权利，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权利观念、法制观念。法律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但其终极价值在于追求权利观念的实现。律师在案件过程中，通过提供法律服务，维护和促进了法律的实施，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充分体现并得到有效的保护，这对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培育法律现代化发达的土壤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律师的执业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国家司法的监督和制约的过程，有助于减少司法腐败，促进司法公正[2]。律师独立于国家司法机关的体系之外，律师执业的权利更多体现的是私法上权利，这种私法权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共权的制约来实现。由于现行司法制度的客观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只要在具体操作过程不被扭曲的情况下，其作用的发挥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律师在完善国家法治，促进国家立法的权威性、科学性、统一性、可操作性方面也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律师是法律的最忠实的实践家，对于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于不足具有发言权，对法律的社会底蕴体悟也最深，因此律师是国家法治完善的重要力量。这在西方国家体现的比较充分的认识，更没有被有效的挖掘和利用。

(二)进一步发挥我国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作用的对策

1、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律师制度。

我国法律律师制度的建设是从八十年代初《律师暂行条例》开始的，一九九六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律师法》，标志着我国律师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律师法》毕竟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律师实践的发展和新的要求，《律师法》的有些规范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如律师的规范、律师惩戒等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新的形势进一步完善。

2、进一步提高律师的自身素质。

由于法律服务本身专业性较强，同时法律活动本身同公民、法人组织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这就要求律师要具备较高的素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律师制度的历史很短，参加律师考试的条件、内容、科目都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被考核授予律师资格，加入到律师队伍中的人员参差不齐，因此我国律师的素质总体上还不尽人意，这不仅仅表现在法律素质方面，还表现在律师的道德方面、政治素质方面。由于律师自身素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律师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

3、进一步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

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包括执法环境的改善、司法人员对律师执业的尊重、司法制度的健全、律师权益的有效维护、法律服务市场的有序竞争等。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人身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法律服务市场的净化问题。由于法律服务具有盈利性的一面，因此在法律服务市场上除了律师之外，还有其他非律师人员参与提供法律服务，还有基层法律服务人员，还有所谓专打关系案的“黑律师”，规范的法律服务市场的秩序远未建立起来。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律师的正常执业，影响了律师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

四、对我国律师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对策

律师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是制约我国律师职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律师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如果不仅快扭转也很难适应在西部开发中法律服务的需求。因此，无论是从加快我国律师职业化的进程的角度，还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的角度，对律师业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都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律师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律师职业化的总体进程。因此，要推进我国律师职业化的进程，就必须高度重视律师业发展地区不平衡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观键，就是要采取分类指导，政策扶持等措施来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是要对西部律师业的发展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3]。

如律师税收上的优惠政策，鼓励西部律师与东部律师联合办所，促进西部律师事务所上规模、上层次等，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高层次法律人才向西部流动。

（二）、是对西部律师业要加大改革力度，推进当地律师职业化进程。

西部律师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部一些地区律师职业化程度较低，如国有所改革的步伐太慢，律师职业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没有在律师事务所内部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是要采取措施，加大教育培训的力度，着力提高西部律师的素质。

为适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吸引外部人才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是要立足本地人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要着力通过培训教育等手段提高西部律师素质。

（四）、要积极培育西部法律服务市场，为律师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执业环

律师管理部门要加强同其他部门的联合，在西部一些大型项目上要求律师

提供法律服务。同时要加强对西部法律服务市场进行整顿和规范管理，为西部法律市场的培育和律师的执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关于在我国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在世界上有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将法律援助确认为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并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是作为制度化、系统化的法律援助的出现是在九十年代，以新《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为标志，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客观上要求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由于新旧体制转变和改革的深入带来了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而不可避免的在社会发展中出现贫富差距。因此切实保障经济状况较差的公民的基本的生存权，是他们平等的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样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法律援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力得到切实的实现。

（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政治社会基础。

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开展了大规模的普及法律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自觉性大大提高，这在客观上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政治社会基础。

（三）国家法律顾问体系不断完善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的法制基础。

《律师法》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律师法律援助的内容，法律援助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这样，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就有了法制的基础和法律的保障。

（四）律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律师队伍的超速发展为建立和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队伍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为适应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国家加快了律师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律师队伍迅速扩大，律师素质明显提高。从而律师承办一定的法律援助的案件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须的。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律师制度的发展也有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毕竟我国的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只有短短的二十年，律师职业还是年轻的职业，有许多规律需要认真的探索和总结，国外有律师业发展的经验还需要认真的汲取，实践当中还会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建立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律师论文篇3

本文作者：石正义工作单位：湖北科技学院

确定教师法律地位应考虑的因素

教师法律身份的定位，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技术问题，既要符合法理，也要便于实务，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第一，要考虑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明晰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是确立教师法律地位的理论基础。就学校与教师的法律关系而言，实际上存在三种法律关系：公勤关系（或行政关系），劳动关系，民事关系。民事关系对于所有用人单位与其职工都存在，属于所有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的共性关系，不在讨论范围之内，余下的只有公勤关系和劳动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公立学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体现为两重属性，即公勤关系属性和劳动合同关系属性同时并存[4](p217)。所谓公勤关系，即公法上的勤务关系，存在于行政主体（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学校不是行政机关，但它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能对教师实施行政管理，如教育法赋予学校对教师行使奖励和处分的权力，国家授权学校为教师评定职称的权力，这些行为都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劳动关系是劳动法调整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实现集体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虽然学校与教师签订的是聘用合同，不是劳动合同，但从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征来看③，聘用关系也完全符合。有学者认为，聘用合同本质上就是劳动合同，[7]聘用关系本质上就是劳动关系。鉴于教师与学校具有公勤关系和劳动关系的特点，教师的法律身份也应该具有两重性，一是公法上的教育者，二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第二，要考虑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过去教师一直被赋予国家干部身份，列入公务员队伍。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三类具有不同特点的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先从机关和企业入手，先后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3）和《劳动法》（1994），以后又修订颁布了《公务员法》（2005）和《劳动合同法》（2008）。相比之下，事业单位由于主体多样，涉域较广，关系复杂，职能特殊，改革相对滞后。鉴于事业单位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国家首先对事业单位进行了分类改革，划分为监督管理、经营服务和公共服务三大类，然后对三类事业单位区别对待，采取的方法是回归、改制和保留，即对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回归行政序列，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公益服务类保留事业编制。文化、教育、卫生和科研院所属于保留下来的事业单位。为了解决保留下来的事业单位的依法管理问题，国务院办公厅于2002年转发了《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随后国家又对该“意见”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国务院法制办于2011年11月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可以预见该“条例”正式文件不久将会正式颁布，这将是事业单位一部非常重要的法规。以《公务员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为标志，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类不同特点的分类管理制度基本形成。纵观近二十年的改革，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事业单位不再实行机关的管理模式，事业单位将独立于机关和企业，成为第三类独立的组织。事业单位自成一类后，虽然会有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管理制度，但由于机关和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先于事业单位，因此事业单位有些管理制度仍然会比照机关和企业的成功管理模式。那么事业单位对其工作人员的管理是更多地参照公务员管理，还是参照劳动者管理？从改革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事项中可以窥见一斑：一是大部制改革。由于聘用关系和劳动关系性质的相近性，国家开始将人事管理与劳动管理进行融合，以统一人力资源市场，2008年将人事部、劳动部合并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二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的颁布和实施。过去，我国事业单位聘用纠纷适用的是人事争议仲裁，企业劳动纠纷适用的是劳动争议仲裁。2009年1月1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颁布并实施后，结束了我国多年人事争议和劳动争议相分离的管理模式，将劳动、人事“合二为一”。另外，《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六十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发生人事争议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三是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201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这一政策表明，在社会保险制度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企业劳动者没有区别，实行相同的制度。从以上几项重要的改革动作中可以看出，劳动管理和人事管理在许多方面是可以“合二为一”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从公务员队伍分离后，事业单位对其工作人员的管理许多方面参照企业对劳动者的管理，少数事项参照机关对公务员的管理，这就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这一改革走向表明教师的公务员身份逐渐淡化，而劳动者身份则逐渐显现。第三，要考虑与现行法律规范的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地将教师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说明公务员法没有为教师聘用纠纷的法律适用留下空间，也就是说将教师定位为公务员无法与现行法律相衔接。但是劳动法等相关法规并没有拒绝事业单位，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第一条指出：“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程序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实体处理应当适用人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涉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劳动权利的内容在人事法律中没有规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合同法》吸纳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法函[2004]30号）的意见，《劳动合同法》第96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劳动法等相关法规从来就没有排除聘用纠纷的法律适用，一直为聘用纠纷留有适用的空间。《劳动合同法》第96条提出这样一个法律适用的原理，即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法律适用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即先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再适用一般法。对于教师来说，这里的特别法指的是教育法、《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以及即将颁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一般法指的是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因此，从当前现行的法律规范看，《劳动法》为人事争议留有适用空间，但《公务员法》则未留空间。也就是说，将教师定位为公务员的可能性为零，而将教师定位为劳动者则能够与现行法律规范很好地衔接。第四，要考虑教师职业的性质和劳动特点。教师不是公务员，但教师也不像企业职工一样是普通的劳动者，必须承认教师与普通劳动者的区别。教师是教育者，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所以国家针对教师的职业性质和劳动特点，对教师进行专门立法，通过教育法律法规特别规定了教师的权利义务、薪酬待遇、工作条件，以及国家和学校对教师实行管理的教师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和聘用制度等基本制度。同时教师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事业单位可以对其工作人员实行奖励和处分，执行国家统一的工资制度和工时制度。法律法规对教师的这些特别规定，都是企业等普通劳动者所不具备的。

教师的法律地位———公务劳动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教师的法律地位作出这样的设计：第一，由于学校和教师的法律关系存在公勤关系和劳动关系两重属性，因而教师的法律地位不可能是单一的，即不可能是单一的公务员或单一的劳动者，而应当是双重的，即公务员性质与劳动者性质并存。第二，考虑到我国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和与现行法律规范的衔接，特别是《公务员法》排除了教师，而《劳动合同法》则为解决教师与学校之间的人事争议留有适用空间，因此应当将教师归入劳动者。第三，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又不能将教师简单地与普通的劳动者同样看待，而应作为劳动者中的特别群体，在管理制度上区别对待。鉴于这样的分析，教师法律身份的正确定位是———公务劳动者（或特别劳动者）。这种定位的理由在于：一是考虑了教师与学校存在公勤、劳动两重法律关系。《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对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两重身份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事业单位与工作之间的聘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基本上相同于企业对职工的管理；另一方面事业单位对工作人员的奖励处分和考核又基本上类似于机关对公务员的管理。二是考虑了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教师不是一般的劳动者，而是特殊的公务劳动者。三是与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走向是一致的，将教师从公务员队伍中分出，同时打破干部、工人身份之别，将人事关系和劳动关系一并纳入人力资源统一管理。四是可以与现行法律规定很好地衔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教师聘用管理中的纠纷首先适用特别法，即人事法规和教育法规；人事法规和教育法规没有规定的再适用一般法，即劳动法规。五是与公立学校的法律地位一致，公立学校的法律地位是公法人，学校首先是法人，同时又是公务法人，教师的地位与之相对应，教师是劳动者，而且又是公务劳动者。六是国外也有先例，如美国、英国将公立学校教师定位为公务雇员，这里的“雇员”类似于我国劳动法的“劳动者”。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担心，将教师定位为劳动者，会使教师与学校的关系向“私”法关系发展。本文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劳动法并非私法，它是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产物，是公法和私法兼有的社会法。教师作为公务劳动者，某些方面纳入劳动法调整，并没有改变教师职业“公益”的性质，而是有利于对教师权益的保护，因为劳动法主要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

律师论文篇4

按《辞海》的解释，“文化”有三重含义：“1、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2、泛指一般知识。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阐述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的精神财富，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历史源远流长，任何人也难以穷尽其内涵。 本文作者认为，就“律师文化”而言当归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即为律师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指律师这一职业群体所共同具备的人文素养和专业水平。具体来说就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积淀的由“服务理念和核心价值、道德、知识、专业素质、语言沟通能力、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及团队文化等”诸元素构成的总和。 一、律师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服务理念，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职业的核心价值 《律师法》明确了我国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职业使命。“两个维护”之所以成为律师的职业使命，是因为权利是公民和其他组织赖以生存和进行社会生活的根本，对其至关重要。权利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其不可缺少。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限，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人们生产或生活等社会活动中常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产生种种不平等的因素，使权利受阻碍，甚至遭非法侵害、剥夺。有阻碍就必须有疏通，这是现实需要。基于这种社会活动的现实需要就产生了律师制度，出现了以专门维护权利为职业的中国律师。只有律师积极参与“权利疏通”，公民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有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积极维护法律的实施，我国社会才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因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服务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职业的核心价值，法律至上，广布法理写文章，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传播法治原则。 二、律师应明德、博学、缜思、慎行 律师是个高智商、高文化、高修养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对律师的要求都很高。因为，社会上的事物是复杂多变的，作为一名律师，没有渊博的法律知识、精深的科学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是不可能准确地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解释或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之中，并定纷止争、化解冲突、维护人权和法律尊严。基于此，律师要以“明德、博学、缜思、慎行”为最高境界。 明德，要求律师求公正，趋平和，守诚信、遵师道。社会的法制造就了律师，市场经济发展了律师，“律师应该有商业头脑，但律师绝对不能成为商人”，成为当事人的雇佣军，只要收了钱，就毫无原则地为当事人说话，搞假证，甚至教唆翻供。律师应积极追求并维护社会的公正，以和善之心待人，以和善之心持事，以和善之心立行。有诗云：“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境界。”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律师事业的腾飞首先源于纯正的心灵和良好的信用。以“诚”待人，以“实”处事，以“信”取胜，应成为律师执业活动的基本准则。倘若律师丧失诚信，其直接后果是丧失当事人的信任，而其潜在的恶果将导致整个律师业的社会公信度的衰退。为确保律师服务的诚信度，应健全律师诚信体系建设，用制度的力量来保证守信者获益，失信者受诛。 唐朝韩愈《师说》中论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律师是法律之师，传播法律文化、传播法治理念。“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律师应克服好为人师的毛病，不可不懂装懂，以讹传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害人害己。 博学，要求律师知识面要广博，博览群书，触类旁通。律师工作的本质是一项理性的职业，平衡和理性的判断是敬业律师的职业财富。平衡判断既要求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又有捕捉事实的法律细微末节的洞察能力。由此要求律师，一要悉法，研修法律，争取机会与同业交流切磋、学习或改进法律技能。交流产生价值，联谊促进发展。二要通法，不仅要掌握立法背景， 理解立法精神，明确立法目的，而且要探求立法者具体的规范意思、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不仅要懂民事，而且要懂刑事、懂经济。要对各类法律烂熟于心，了解法律哪里不公平、哪里有漏洞。更为重要的是更懂得和更愿意运用法律的程序来纠正法律本身的偏差，敢于对法律的不完善处进行质疑。无知孕育了教师的壮大，纠纷造就了律师的兴盛。三要学贯中西，文史哲不分家。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四要博闻强记，处处留心，勤于积累。在社会这个大课堂，只要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会“民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慎思，要求律师要有精细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敏捷深邃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想出别人不能想出的办法。 慎行，要求律师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应三思而后行。律师工作独立性很强，其业务活动与他行业相比有着更为浓厚的个人色彩。当你为当事人当参谋，作决策时，因受个人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的局限，倘若急于决断，稍不慎就要出问题，给当事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在服务活动中，律师弄错法律关系，错误行使请求权的事并非鲜见。因此，律师处事应遵循古训，“三思而后行，可以为师焉”。 三、律师应“在法不言法”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语言是社会潮流的“体温计”，中国市场经济已造就了一批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对法律已不再陌生，律师在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心目中地位日益跌落，不再受企业家追捧。倘要保存地位，就必须与其沟通，将法律语言转化为工商语言，把“民法法条”的说教转化为市民社会的“生存发展理念”，变“在法言法”为“在法言官”、“在法言商”、“在法言民”、“在法言学”、“在法言世”、“在法言情”；把“公司语言”转化为企业家的“MBA语言”，用“市场调节经济”比“用计划管制经济”好，是《价格法》解决的问题之一，“现代企业制度”比“人民公社”好，是《公司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律师能提炼，总结，并进行知识扩展，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句不谈法，而句句不离法，就能同企业家产生共鸣；把入世后的“WTO语言”转化为综合提高民族竞争力，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国际化语言。如美国的波音公司要将产品推销中国市场，把“波音7E7”改成“787”，因在中国文化理念中“8”是一个吉利数，“8”即“发”，代表着特殊的和谐含义。这一微小的改变让这个公司打败了欧洲的“空中客车”，一次向中国销售了60架客机。如果律师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理念，就增加了与所有民族精英对话和交流的机遇，其价值绝不可低估。用新语言表达新理念，就能创造新价值。 四、律师应有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 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和平的手段则为斗争。律师真正而全部的工作是挑战权力，包括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要履行并实现这一使命，就要有挑战权力的勇气。任何社会都有个权力制衡问题，律师制衡作用的力量是通过一种民间的力量。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律师包括律师制度、律师职业看作是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私权的保障者。律师一天到晚和各种层次的人打交道，了解人民的脉搏，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百态律师先知。律师救弱扶贫，要勇担挑战权力的重担，为权利而斗争。作为一个律师，其使命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他人的权利而斗争。律师的任务是使当事人懂得自己有哪些权利，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如何行使保护自己权利的程序。律师为当事人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就是一个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为权利而斗争，对于律师来说，本身就包含着为一种信仰而斗争，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种执著的信念来追求，在我们的律师队伍中，有的仅仅为了赚钱，而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而赚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赚钱。律师的最高信念，无论作为一个服务之道还是作为一个治国之道，但为权利而斗争，就是律师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好体现，也是律师的最高精神境界、精神追求。法律所经过的路程不是香花铺路，而是腥血涂地。中国的法治之路即坎坷又艰辛，但为了保全权利，实现社会正义，律师应不偎强权，挺身而斗！ 五、律师应以团队文化，打造大牌律师 律师的业务活动有着浓重的个人色彩，律师习惯于单兵作战而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可单兵作战是无论如何战不过团体的。在现代信息社会，脱离集体单靠个人力量进行创新也是不可能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律师事务所的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公开的信息共享、优势互补，依赖于律师之间默契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反馈，越来越需要 团队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要在中国律师中打造大牌律师，品牌律师，就必须走团队发展之路，打造出规模宏大、管理先进、财力雄厚、声名显赫的名牌律师事务所。因为成就一个大牌律师，个人因素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打造大牌律师的机构。一个律师，他的头脑再好，技能再精湛，如果一生栖身于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型事务所，他终究也成就不了一个大牌律师。律师事务所就像是一家工厂，规模小、档次低的工厂，很难制造出名牌产品。只有当工厂达到相当的规模，它才有可能问鼎“名牌”二字。可以说，大牌律师是个人奋斗的成果，但更是环境铸造的产品，是打造的结果。 当代人已经发现，自我实现离不开他人价值的实现。降低他人的价值等于降低自我价值。现代的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本质已从“自我中心”转变为“我—你公式”，崇尚团队精神，业已成为时展的必然。 总之，律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追求民生，崇尚科学，维护人权，促进法治为己任，“坚定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努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过硬，品质优秀的律师群体，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谱写和谐的音符。

律师论文篇5

摘 要：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更是当代律师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当今律师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新形势，加强律师行业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完善律师行业制度、提高律师业务素质、强化律师法律信仰、加强律师诚信教育及建立律师行业诚信体系等都是加强律师诚信建设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律师；诚信；WTO；法律信仰

一．诚信的价值意蕴

诚信，就是诚实而有信用，也是忠诚信义的概括。诚信道德要求人们诚善于心，言行一致。诚信规范与“忠”相通，也与“仁”、“义”相联系。诚在于“仁”，信近乎“义”。诚信离开仁义，就失去价值。儒家把诚信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不仅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思想，而且把信提到“民无信不立”，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孟子将信与诚相联，阐发了诚信的内在联系和规范意义。荀子则进一步推行于选贤治国，使诚信不仅是朋友伦理、交际伦理的规范，而且扩至一切伦理关系皆应以诚信为本，后来的儒家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对诚信作了哲学思辨的析理，一方面对诚作了更全面的阐发，另一方面又有近于玄学不产之弊，甚至有神秘化的倾向。但总体说来，儒家还是重视诚信的经世致用方面，强调无论上下左右关系，其诚信之德都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好善，博济于民。

在现代社会，诚信道德规范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也是市场经济领域中一项基础性的行为规范。没有了诚信，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就失去了基本的维系和支撑；缺少了诚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缺少了前进的动力和可靠的保证。坚持以诚信为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从运行机制上讲是一种契约经济，从法律层面看是一种法制经济。各市场主体之间、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等等都要在规定的范围内承担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的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利。但如果大家都视契约或法律法规为儿戏、不诚实、不守信、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如果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投机取巧、虚报浮夸盛行，就会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同时，坚持以诚信为本，是实施依法治国的需要。道德与法同属于行为规范的范畴，二者虽然有区别，但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法律约束相对道德约束而言，法律是强制性的低层次的既定范围的，道德是自律性的高层次的更为宽泛的。在现实生活中，违法一般必为缺德，但缺德不违法的现象还是较为常见的。只有法律与道德并举，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之策。而无论是法治还是道德之治，都必须以诚信为本。没有了诚信，道德之治就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了诚信，法治就变得无所适从。法律法规是要靠人去执行去实施的，是否违法及违法到何程度应予以什么样的惩处都要靠人去裁定。执法是否公平、公正、公道，这里就有一个执法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法治的环境问题，法制的信誉问题。另外，坚持以诚信为本，也是我国加入WTO的需要。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于我们的各级政府、各级组织、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和广大干部群众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熟悉掌握世贸组织规则，并且要严守规则，践行承诺，诚实守信，取信于世界市场主体。如果不诚实守信，我们就无法同国外企业和经济组织打交道。特别是我们的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要重合同，守信誉，视信誉为企业的生命，靠信誉去开拓占领世界市场，靠信誉竞争，靠信誉发展。

二．加强诚信建设对于律师业生存发展的现实意义

1．加强诚信建设是律师行业生存发展的形象工程，是提高律师地位、拓展律师业务的关键举措。

律师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包括律师地位的高低和业务大小，受两大因素制约：一是作为外因的国家法治化进程，二是作为内因的律师队伍整体素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相对于律师业来讲属于客观环境因素，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律师业的生存发展而又不以律师的意志为转移，但律师队伍的不懈努力能够对法治化进程起到一定的反作用。在既定的客观环境之下，律师自身素质高低就成为关键。律师素质有两大方面内容，即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律师业务素质是指律师从事法律服务所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水平。律师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业务素质才能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才能完成当事人委托的法律事务。业务素质是律师从业的前提和基础。而律师道德素质则是律师业发展壮大和提升律师声誉地位的关键。律师道德素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依据《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的要求，包括忠于宪法和法律，忠于职守，维护国家法律与社会正义，敬业勤业，同业互助，公平竞争等等。其中第五条规定的“诚实守信”规范，于中国当代律师发展现状而言具有特殊含义。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广大律师忠于法律、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生存环境，一些人不守诚信而不受任何惩罚，反而因此得到好处，“当谎言和虚伪在一些时候总是比真、诚、信、实更适合某种环境并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时，就必然导致更多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不守诚信。”当前律师队伍建设中就存在这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律师队伍中，极少数人将目光不是放在如何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以赢取业务，而是聚焦于如何营造这种可怕的投机环境以逸待劳；一些律师拜金舍义，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虚假承诺，玩忽懈怠，甚至作伪证以达目的；一些律师对当事人委托事项敷衍塞责，甚至收了费不办事；一些律师滥做广告，进行虚假宣传；一些律师吃喝嫖赌，生活腐化，严重损害了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还有个别律师利欲熏心，不惜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去送礼行贿；律师同行之间相互诋毁，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争抢案源；以及律师行业的乱收费现象等等，都涉及到一个诚信的问题，与没有建立良好的律师诚信制度、少数律师诚信失范密切相关。许多民众把律师称为“讼棍”、“钻法律空子的专家”、“法律骗子”等等，有些媒体也对律师进行了相类似的报道。都严重损害了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诚实是一座阶梯，也是达到真理之前的手段之一。”律师依法服务，借法结缘，若坚持诚实守信，可以使自己建立个人信用，拓展业务空间，打造品牌，走向成功。否则将失去客户信任，自毁长城，同样也会使我国律师业改革与发展成就毁于一旦。“律师工作的本质和律师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律师必须以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和拓展业务之源。律师既是诚信制度的维护者，又是诚信制度的实践者。” 诚信是我们拓展服务领域的基础，是我们提高服务质量的根本，是我们提升律师队伍素质的关键，是我们完善律师整体形象的前提。在法律服务面临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建立健全律师诚信制度显得尤为迫切。

2．加强诚信建设是律师行业应对WTO新形势的现实需要

由法律制度所产生的诚信机制是WTO的主要精神，也是这一国际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WTO规则几乎涉及到当今世界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规则统帅着各成员国，彼此间相信其他成员必将在WTO法律规则框架内活动。多边贸易谈判机制促使各成员国在矛盾与妥协中求得共同意志，并在诚信制度的保障下信守承诺。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成员国无论大小强弱，一视同仁地得到规则的有效保护，在保障WTO各协议有效实施以及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基于法律制度产生的诚信背景下，西方国家对律师提出了十分严格的道德要求。比如英国要求申请者必须“性格良好”、美国要求申请者“人格高尚”、德国要求申请者“品格良好”、意大利则要求申请律师资格者必须达到“人品高尚，堪称楷模”。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虽然也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之说，但总体而言，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法和规则为中心的一种文化范式，特别强调对权力和拥有权力的人的服从，注重关系、人情，人的权威完全代替了法的权威。诚信表现为对某一个权力者的愚忠，法律和规则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是没有地位可言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穆尔尖锐地指出，中国入世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中央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公民在诚信方面的某种缺失，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亦把“诚信”列为主要道德规范内容。律师作为在所有行业中更需要诚信立身的行业，在现代规则和传统文化的夹逢中生存，诚信方面显得更为引人注目。自加入WTO以来，中国律师的对外业务越来越多，办理每一件业务就是为中国律师树一面镜子。只有努力去适应外国诚信文化，以法律和规则为根本尺度，忠诚于法律和规则并努力加以践行，才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律师形象，才能有利于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司法部专门下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律师诚信制度的通知》也充分说明了律师队伍在加入WTO以后加强诚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三、律师行业诚信价值构建

1．完善律师行业制度是诚信建设的外部动力

认真抓好律师诚信制度建设。诚信是对律师基本的道德和法律要求，是律师执业活动的生命线。建立律师诚信制度，必须依靠健全的规章制度规范律师信用行为，用制度来保证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受损。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要根据本地区、本所律师失信行为的多发环节和部位，有针对性地加强诚信制度包括业务制度和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完善诚信约束机制。从全国看，近年来，在律师办理刑事诉讼和证券法律业务等方面失信问题比较突出，为此要加快制定完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和证券业务规范，杜绝和遏制提供虚假证据、虚假陈述和虚假法律意见等行为。

从律师执业活动的环节看，当前要着力完善以下四项诚信保障制度：一是委托制度。要修改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的委托合同，进一步规范合同格式，更加具体、明确地规定律师对当事人应尽的义务，强化律师责任，防止和减少收费不办事，不勤勉尽责等失信行为。二是律师事务所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进一步规范律师行为，防止因执业利益冲突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影响律师诚信形象。三是进一步完善律师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通过建立健全服务质量监督卡等方式，把律师执业的诚信情况更好地置于当事人的监督之下。服务监督卡要在签定委托合同时发给当事人。要严格实行一案一卡制度，在案件办结时，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回，并附卷归档。四是责任赔偿和保险制度，使由于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都能够得到赔偿，以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律师行业的社会信用。

2．提高律师业务素质是诚信建设的前置条件与基础

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需要我国律师服务的国际化。我国律师职业发展的历史并不长，缺乏在国际环境中提供法律服务的知识和经验。与国外律师事务所相比，我国律师的整体素质（包括对国际法和外国法的了解、国际业务的经验、法律服务的技能、外语的应用程度等方面）确实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方面为了扩大律师业务，一方面又不具备相应的业务素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牺牲诚信，通过各种歪门邪道来招揽业务，通过不法手段来完成业务。可见，提高律师业务素质是诚信建设的前题和基础。3．树立法律信仰是诚信建设的内部动力。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五年的立法活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乱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社会公众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厌恶、规避或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期待、认同和参与。究其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政党的、国家的和民众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当然也就成为律师行业在理论上的最高问题，它是律师法律服务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只有信仰法律，才能忠诚法律，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执业纪律来规范自己的法律服务行为，严格以法律应有的精神来为当事人提供科学合法的法律服务，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诚实地交付给法律管束，成为法律的忠实臣仆。

4、教育是提高诚信的重要环节

律师大发展的这些年，正是社会诚信大滑坡时期。党中央下发《公民道德建设纲要》和司法部下发《关于加快建设律师诚信制度的通知》以来，各地律师协会和律师所着力完善委托制度、利益冲突审查制度、律师服务质量跟踪反馈制度、责任赔偿和保险制度等四项制度，建立健全律师各项作业的执业规则，系统构建诚信体系，已经收到成效。但是，良知是制度约束的基础，在构建律师诚信体系时，必须坚持“两手抓”，在建立制度规范的同时，把思想教育作为重要环节，加大律师诚信教育的力度。因为，诚信毕竟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必须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习惯势力来维系。诚信制度对执业行为的强制规范作用是决定性的，但再好的规范也要靠具有诚信意识的绝大多数律师来自觉遵守，还要靠对律师整体诚信形象具有强烈事业心责任感的管理者来严格执行，这应当说是在诚信建设上法制与德治的结合。我们应以极大的决心和力度在全律师行业进行一次诚信启蒙，促使诚信美德在中华律师界的复归。当然，开展诚信教育，必须从律师行业的实际出发，由存在的实际问题确定教育课题，以律师的执业特点选择教育形式方法，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真借鉴外国同行的先进作法，使教育具有针对性、富有操作性、充满思想性。

5、建立律师诚信体系是关键举措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和开放化，以及近年来律师队伍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律师行业诚信建设日益凸现出它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理性分析律师行业诚信缺失的深层次原因，探寻提高律师行业诚信度的途径和方法并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整改。斯如此，律师才能够不仅成为正义与睿智之师，还将成为道德高尚之师，成为公民行为的楷模。

参考文献：[2]高宗泽：推进和完善律师行业管理体制 加快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J]，《中国律师》，2002年第6期；

[3]王海云：再说中国律师在“刑辩”中的困惑[J]，《中国律师》，2002年第4期；

律师论文篇6

关键词：信用权、双重属性、中国民法典、行政立法

目录

一、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现状

二、信用权民事立法研究

（一）不宜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理由

（二）对信用权在《中国民法典》立法设计的建议

（三）信用权外国立法与认定侵权的难题

三、信用权行政立法研究

(一)当前信用权行政立法特点

(二)为什么信用权立法要把行政信用立法当作当前重点

（三）信用行政立法中对信用权的立法保护建议

四、信用权刑事立法研究初探

五、律师信用权的立法保护

一、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现状

我国对信用权的立法,很明显是沿两条轨道进行的：一条是呼吁保护信用权的立法，以《中国民法典*人格权发编*信用权（草案）》为标志；另一条是通过信用立法保护信用权，这是社会主流，以政协委员提案和中国法学会商法年会将2002年中心议题定为信用为突出标志。因此，当今情况下,单独片面研究信用权的立法，而不考虑信用的立法，就会失之偏颇，反之亦然。这应当是信用、信用权立法的出发点，也是本文立法研究的立脚点。

我国信用权立法研究，主要代表人物目前是杨立新、吴汉东两位教授。早期以杨立新的《论信用权及其民法保护》为代表，近期以吴汉东的《论信用权》为代表。另外还有苏号朋的《信用权研究》和张新宝的《网上商业诽谤第一案：恒升诉王洪等侵权案评析》。当然也有在强调信用立法战线中，提醒注意保护信用权的江平教授等学者，但内容不具体。他们关于信用权研究的主要观点之间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在是否必要对信用权立法存在对立观点；即使主张立法保护的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杨立新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建议稿）起草说明》提到：“对信用权是否要规定，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已经死亡的权利，不必加以规定，并举出《德国民法典》关于信用权的规定，在日后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的实例加以说明。另一种意见认为，信用权是有必要加以规定的，因为这是关于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评价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举出我国台湾最近修订民法债编补充规定信用权的实例加以说明。草案最终也没有规定信用权。”在提供《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稿中，王利明、杨立新负责的建议稿和梁慧星负责的建议稿都没有信用权的规定。但人大法工委建议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人格权编”中有信用权的规定。目前主张立法保护信用权成为主流观点。杨立新教授、吴汉东教授都主张对信用权实行立法直接保护，但内部分歧却比较大，前者主张信用权属于人格权按照人格权法保护,并已经纳入《中国民法典（草案）》；后者和张新宝则主张信用权属于财产权应按照财产法保护。

而另一条立法战线——随着全国信用立法呼吁声音逐渐加大,目前涉及的信用权法律条款也引起重视。信用立法人士抱怨信用权的民事立法缓慢进展阻碍了整个信用行政立法进程。原因主要在于大家对信用权的基本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

期望本文有助于弥合这种分歧。本文分别从民事、行政、刑事立法四个方面展开，并以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为应用范本。

二、信用权民事立法研究

（一）不宜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基本理由

将信用权全部纳入人格权，这合适吗？我认为，信用权更具有财产权属性，原因有三：

1、从实践中看：以美国为例，信用是美国个人“第二身份证”，没有信用，律师服务都要关门。获诺贝尔奖的纳什教授因为精神病侵袭信用崩溃，听到获奖消息的第一个反应说，“我希望诺贝尔奖可以提高我的信用度，因为我实在是很需要一张信用卡。”该事例鲜明了信用权的财产权属性。有调查表明，发达国家信用交易占90%，而我国仅占20%。从反面角度看，只需要列举几个数字就可以说明：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蒋正华在某论坛指出，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5855亿元，约占财政的收入37%，中国企业存在五大信用危机：假、赖、骗、诈、欺。其中造假低劣损失2000亿元，银行胜诉案件执行率只有15%，银行由于讨债直接损失每年约1800亿元，很多企业被迫采取现款交易导致增加财务费用每年有200亿元左右。这正反两个方面数字还不足以证明信用权利在市场经济的经济属性吗？

2、从法律性质上看，即使主张人格权的杨立新教授也认为，“信用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性”，“信用利益在具体经济活动中，能够转化为财产利益”①。吴汉东教授主张：“信用不是一种人格利益，而应归类于无形财产的范畴。”②按《德国民法典》第824条信用权侵权认定的规定，信用与“他人的生计或前途”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说明信用权的经济依赖的财产权属性。

3、从立法目的看，承认信用权的财产权性质，就能够适用财产权全部赔偿的原则，更能够充分保障权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我认为，吴汉东教授否认信用权的人格权属性是不妥当的。实际上在吴汉东教授对信用与信用权定义——“笔者认为，法律上的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偿付债务的能力而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和评价”中，他也承认人格“信赖”和“评价”的基本属性，而且说“是一种从一般人格权中分离出来的新型民事权利。”因此，否定信用权的人格属性也是偏颇的。

综上，我既不同意杨立新教授的“人格权说”观点，也不同意吴汉东教授的“财产权说”观点。我认为，信用权具备人格权、财产权的双重属性。信用权就象知识产权一样，是一种混合权利，更在于它给权利人和我们的社会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趋向）。这一点是本文从民事、行政、刑事研究问题的基石。

（二）对信用权在《中国民法典》立法设计建议

基于上文对于信用权的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分析，若把信用权单纯列入人格权就会有失偏颇。所以将它要么转移到合适位置，要么删除以免误解。

第一方案，移植到“侵权责任”章中，作为侵权的一种方式，不必直接列明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或同具两种属性。这是最省事的选择。

第二个方案，移植到“第一编民事权利”中，列在人身权条款后面知识产权条款前面，也能避免信用权的法律属性争议。但该编因为属于原则性规定，信用权具体条文就要删除一部分。

第三个方案，要对民法典权利体系动大手术。在财产权法（物权法/合同法）和人身权法（人格权法/婚姻家庭继承法）后面，设立兼具财产权人身权的“混合型权利”法——其他民事权利法：知识产权、信用权、股份权、物业业等新型民事混合权利。图示如下：

财产权（物权---合同债权-----侵权债权）

人身权（人格权---身份权）

混合权利（知识产权、信用权、股权、社员权等）

这也解决了“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体系的位置争议，还解决了股权、物业业主社员权等21世纪民法典新民事权利在民法典上的法律依据问题。同时，在该编最后一条规定：“本法典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民事权利，适用本法典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典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我认为这是个理想选择。

第四个方案，也可以暂不在《中国民法典》中明文规定。因为信用权不是没有法律规定就不承认的民事权利，只是“不是最佳的直接保护方式”；另外，可以留给单行行政法规、司法解释来保护。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三）外国立法比较与认定侵权的难题

1、大陆法系：在形式上，法典性有《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台湾的《中华民国民法典》第432条、《奥地利民法典》第1330条II、《希腊民法典》第920条和《葡萄牙民法典》第484条；专门立法有西班牙通过《个人名誉保护法》保护信用权；没有规定通过一般条款保护的有比利时和法国；没有规定但通过法院判决承认的有意大利。可见不论是《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越南民法典》，还是被认为是体现了法国人改进民法典愿望的蓝本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并没有信用权规定。

2、英美法系：英美法主要是通过商誉（goodwill）、对商品或者财产进行诽谤三种保护方式，对商品和财产的诽谤，通常要求加害人恶意为要件。③

3、对信用权侵权难题的处理建议

（1）信用权的界定——啥是信用权？

例如，据报纸报道，某公司老总在大酒店招待重要客户结账时，被告知该信用卡上了“黑名单”，老总认为当着客户的面，丢了面子，事后查明属于错误登记上了黑名单。这里的问题是侵害的是名誉权吗？应当是信用权。信用权是一项民事权利，信用不是信用权，信用权也不是诚实信用。信用权不是用益物权，要把信用权与商业秘密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区别开来。立法和司法中，首先要界定信用权范围。而具体界定是个难题，依赖于具体规则和情形——这需要制定具体的关于信用规范的行政立法。

（2）侵权行为难题——“黑名单”的认定、公布与间接侵权

“黑名单”，此处专指信用实际情况确实比较差，被公布真实情况的名单。（对于错误登记在黑名单的属于侵犯名誉权范畴，不再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实际上，每个人、公司、甚至国家，都有自己的黑名单，只要不公布一般就不存在侵害。一旦公布，则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该公布、公布方式、公布范围是否侵犯了隐私权或商业秘密？还附带产生了该黑名单认定是否合法的问题。

“黑名单”的认定与公布，我认为不同的主体要求也不同：黑名单，由执法部门（如法院、税务、工商、人民银行）认定公布的，和企业（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通讯供电公司）公布的，两者认定的标准和公布范围应当区别，前者法律要求的认定标准应当从严，公布的范围初法律规定的属于隐私权、商业秘密、国际机密的除外应当可以任何范围公布；相反，法律要求企业的认定审查标准应当是适当放松，但公布的范围应当限制在自己行业领域或者被公布送达合理区域范围内，目前存在的，通讯公司在报纸上公布逾期不交费用者，这涉及到“欠帐者”与“赖帐者”之间的界定。我认为在公布范围和方式上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黑名单的公布，取决于公众知情权范围的把握，还要衡量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应当以不违背社会善良风俗为前提。对此我国法院在司法案件中应当掌握“合理”尺度，促进社会信用的建立和发展。

在信用侵权中，除了直接侵犯信用权外，往往涉及间接侵犯信用权的情况：例如，甲告诉乙某丙信用卓著，乙付款参加后倒闭的损失；因中介评估机构或银行信贷员评估不实导致他人放款或投资造成的损失；报纸电台公布了不适当的黑名单引起报社电台责任等。台湾的王泽鉴教授在《银行征信科员评估信用不实致银行超额贷款损害的民事责任》主张，按照侵害“纯粹经济上损失”侵权行为处理。④我国大陆对此类间接侵权，应当借鉴司法解释——会计事务所验资责任、网络提供商侵犯著作权责任、银行提供资信不实责任等司法解释精神，要求间接侵权人承当与其过错相应的法律责任。

（2）主观过错----轻微过失也追究吗？

如上所述，英美法以恶意为条件，大陆法包括过失。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主张以“故意”为限。⑤我国主流派采取大陆法观点，这反映在《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建议草案）》中。

我认为，排除轻微过失造成的法律责任，以故意和重大过失为条件，这是值得借鉴的。因为考虑到国情与现实，要求轻微过失承担责任，不利于限制滥诉，对当前得知情权、社会公共利益都是弊大于利的。

（3）侵害后果是否按照一般标准？

属于大陆法系的台湾民法典原来把信用权作为一般人格权保护时，要求构成“情节重大”。情节重大，是个模糊词语，应当理解为造成“实质性影响”，及该侵犯信用权的行为，已经足以是他人依据此错误信用在决策或履约中采取了措施，例如他人根据他人公布的信用报告依据不安抗辩权采取了中止履行合同、被诉讼保全等。反之，情节轻微的私人间的信用公开就容易造成诉讼，这有违于法律的初衷。

我认为把情节较为严重作为侵权构成条件，是值得借鉴的。

（4）损害赔偿----按人身还是按财产赔偿标准？

基于本文认为，既然信用权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属性，就要根据不同的侵害对象来确定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如果没有造成现实财产损害,仅仅是社会评价降低,那么应当按照人身权损害赔偿标准计算和责任形式如赔礼道歉；如果同时造成两种责任后果，分别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和责任方式。显然，人身权损害赔偿是抚慰金标准，比较低；而财产权赔偿标准按照因果关系却是全部赔偿原则，两者赔偿标准差别比较大，但是人身权责任方式比财产损害责任方式更灵活多样。

我想，上述问题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法学家的比较分析阶段，将来还要依赖于司法实践检验。我们的信用权司法判例极少：根据笔者收集的我国大陆司法判例，只有一起法院以侵犯信用权名义判决的案例——“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香港万骏实业有限公司等在项目开发策划活动中侵害其法人形象权及信用权纠纷案”，利用广告视觉错觉贬低对方经济实力。在欧洲，正如著名民法学家v.Bar所说，欧洲许多国家的法院都曾对侵害信用作出过判决，积累了较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例如，意大利最高法院1992年2月曾判决过这样一个涉及意大利公共电视公司责任的案件：10该电视台的记者断言原告公司所售的鱼滑水中含有抗生素，并作了现场直播。事实上他部分是正确的，在鱼刚捕到不久，确实使用这种物质进行过处理。但是在对鱼进行完加工后，这种物质就不再有活性了。我们完全可以移植他们成熟的处理意见。

综上而言，信用权侵权认定，首先要仔细界定是否属于信用权范畴。对侵权条件构成上，本文建议，要么借鉴英美法,对过错条件进行限制(以重大过失和故意为条件);要么借鉴原来台湾民法典,对损害后果进行限制(情节较为严重)。建议规定为：“因轻微过失导致的除外”；或者“且情节较为严重的”。其目的，在当前我国面临的较长时期建立信用社会过程中，信用权立法应当服从这个信用立法大局，不能照搬已经建立信用社会基础的信用权立法模式。

三、信用权行政立法研究

（一）通过笔者查阅比较,对我国当前信用权行政立法，加以概括下列特点:

1、对信用立法强烈呼吁大大促进了信用权的立法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的市场经济在是发展于个体户市场上的。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糟糕的信用状况。以至于信用成为高考作文题目、中央电视台等各种媒体开设专栏的主题，“信用危机”成为继“金融危机”后的常见词汇。对信用立法强烈呼吁，来自全国各个阶层，很象当年呼吁制定《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的立法背景。

这使得信用权立法也受到重视。但实践中，目前生效的规章都是在信用行政立法中。主要由行政机构如地方政府、工商局等完成的，他们在制定规章、规范时多多少少都提及到信用权的保护，大都是原则性的抽象规定。

2、信用权民事立法进展缓慢，阻碍了信用行政立法进程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的“全国银行信贷登记查询系统”，是目前我国最大资信数据库,由于相应的信用信息披露办法无章可循,信用权利益界定模糊,导致难以公开使用。上海资信公司已存入上海200万个个人信用数据,也难以对社会公开使用，这导致了重复调查使得营业成本提高。公安、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所掌管的大量的企业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人民网2002年9月10日报道：“专家们认为，信用信息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间的法律界线模糊不清也成为规则中的软肋。”

3信用权保护的行政立法现状初级、混乱、粗浅。

首先，立法层次初级。与全国重视信用程度相比，没有一个全国性信用法律\法规，就更谈不上信用权了。即使在全国性部委规章层次中,目前有眉目的只有中央人民银行牵头成立一个”全国征信办公室”,没有全面综合规范规划和授权，正在制订限于某个方面的,主要是《征信管理办法》《征信机构管理办法》规范规章。其他报道的有文化部推行信用签约，司法部提倡的律师信用、余姚颁布的《公务员信用守则》、《汕头市民信用公约》等包含都没有法律约束力。⑥

其次，立法机构混乱。地方性行政立法大兴其道，大金融公司自行其是。北京市、深圳市、汕头市、余姚市等已经出台规章,更多地体现在各地工商局出台的规章更多。社会规范,主要表现为各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规定在贷款信用条件。

第三，立法范围狭窄。往往局限某一个侧面、尺度不一、内容肤浅。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合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仅仅限于归集、公布使用,信用范围限于企业,主体限于行政机关。深圳市《企业信用征信与评级管理办法》限于企业征信、评级管理办法。

(二)为什么要把信用权行政立法当作重点

1、即使我国民法典规定保护信用权，目前只有三条。没有具体规定。

2、如果信用规则立法不明确，对信用权的立法就不可能明确，就象会计师事务所验资评估操作规范不明确，其侵权民事责任就难以界定一样的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3、这符合我国对信用大厦整个立法的大趋势，单独信用权的立法不足取。这是一个主次大问题，信用立法更紧迫，如果信用权保护的立法不完整明确（目前也不可能）甚至基本问题判断失误，就会大大加重信用制度建立的压力，对整个社会利益的衡量来看也是不值得的。

（三）在信用行政立法中对信用权的立法保护建议

1、在立法技术上，重点要提高立法档次及其法律效力。国家经济是全国性的，信用守则就不应是区域性的。建议由国务院制定《信用管理（暂行）条例》，如果有关信用权的具体规范目前还不成熟，可以通过立法授权某某部委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相应的实施细则。

2、在立法原则上，要明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3、在行为规范上，要尽量全面。按主体对象分国家机关信用、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按行为包括调查、披露、评估、评级等，立法应当体现这些方面规则，这样才能构成较全面的信用权规范体系。

四、信用权刑事立法研究

我国目前没有对信用权刑事立法，这和民事行政立法不同。将来对信用权刑事立法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和民事、行政立法一样，必须要解决信用权到底是人格权还是财产权的性质问题，否则满盘皆输。更何况罪行法定是不得逾越的门槛，“比照”其他名誉权或财产罪处罚是被禁止的。按照我国民法学者观点，刑事立法的结果还会分成两派：主张人格权性质的划归为侵犯人身权利罪，主张财产权利的划归财产罪。按照本文信用权兼具人格权与财产权观点，似乎更不符合刑法体系，这是理解误区。

对于这种兼具人身权财产权的混合权利的刑事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这样的分类。但是诸如著作权、商标权的刑事追究都是按照财产刑追究的。同样的道理，既然信用权更主要的属性是财产权属性，也就可以纳入财产刑进行立法处理。其次，侵犯信用权人格权几乎很难具有社会危害性足以构成犯罪，这和侵害著作权人身权的侵害后果几乎就是一样的，因此按照现行刑法精神是不予追究的，需要追究的是侵犯信用权财产权客体的刑事违法行为。

至于信用权犯罪的构成条件，我想和著作权犯罪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难点有两个，一个是侵权后果什么才算数额较大，另一个是主观上过失是否构成犯罪?著作权犯罪的司法解释为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对信用权来讲，应当大大提高数额标准。理由是信用权侵害的客体是社会上的经济能力客观评价，并不象著作权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当事人直接经济财产权利。其次，在主观方面，我认为采取和著作权犯罪一样的直接故意条件比较现实，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

五、律师的信用权立法保护

律师的信用与信用权，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律师信用受到了挑战，曾经作为去年全国律师论坛大会讨论的一个主题。律师的信用权保护还没有引起重视。根据本文上述研究成果，谈谈律师信用权立法保护。

1、律师信用权具有鲜明的财产权属性和人格权属性。

律师界行内人都知道，好的律师信用口碑能带来经济利益,信用权是一种经济利益价值趋向.另外,我国大部分律师还是个人化服务,并不是律师事务所整体服务,因此律师信用也是人格服务的一部分。应当大力宣传信用权双重属性，如果每个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都能深切感受到它的“名利双收”，就会主动积极地建立律师信用，改变主管部门大力呼吁而成效较小的被动局面。

2、律师信用权的立法关键是司法部的信用立法规范。

不但要改变由地方司法局（各自为政）和全国律师协会（非法律效力）制定规范的局面，又要解决法律效力的范围与层次，因此应由司法部制定律师信用管理规章。通过信用行政立法保护信用权。

（1）规范主体包括律师、律师事务所、司法主管部门、律师协会、有关当事人。

（2）保护两个方面包括：从对象上，包括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信用权保护，也要提及含有部分对有关当事人信用权的保护。

（3）规范行为包括：

律师对外业务行为：要对可能侵犯他人信用权的律师业务行为进行规范。例如律师调查对方资信、律师对客户资信资料或档案资料的保管与公布（不论采取写书、律师所网上刊登、电台采访等方式）、相关的律师声明、律师法律意见报告等。目前律师协会出台的办案指导规则说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把其中需要强制性的规范纳入规章里。有的还需完善，如律师应当客观、公正地收集、记录、制作、保存自然人、法人的信用资料，者需要制定具体规则。

律师之间内部行为：律师之间和律师事务所之间不得“窝里斗”。涉及捏造或散步虚假律师信用的，要按照犯不正当竞争法处理，也可以要求按照信用权侵权案件处理。

律师管理行为：主管司法部局或律师协会的行为是重要组成部分。如受到投诉后，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信用情况的调查、披露、奖惩、评级等方面都涉及到律师本人和律师事务所的信用权利保护。建议制订具体调查、听证、异议制度救济程序规则；在公开披露前应当听取投诉人对公开与公开方式的意见；在颁布荣誉称号前应事先公开评比规则与候选人等等。

还有，就是需要律师协会、司法部要对涉及信用或信用权方面的律师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和其他主管部门协商处理意见。例如律师调查问题，目前是否由司法部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出台档案律师阅卷规则与收费办法，和建设部、公安部、人民银行等等国家机关也联合出台这样的办法。最好，建议国务院或人大立法时写入这样的条款：凡各国家机关没有明文禁止查阅的资料，有义务配合律师依法调查；凡不属于企事业法人或自然人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情形，有义务配合律师的依法调查，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文抛砖引玉，期望促进共识。无论如何,立法时都应当注意信用与信用权的立法平衡,实践中亦然。

注释：

①杨立新，《论信用权及其民法保护》，《杨立新作者文集》第四卷第102页

②吴汉东，《论信用权》，《法学》2001年第一期第23页

③张新宝，《网上商业诽谤第一案：恒升诉王洪等侵权案评析》，中国民商法网（）判例精解

④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262页

⑤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78年版第148页

⑥该具体资料见其机关和该部门网站网页。

本文关键词：信用权立法律师

律师论文篇7

关键词：律师业；税收管理；问题；对策

我国1970年恢复律师制度，1996年5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经过近50年的发展，律师业在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律师事务所正成长为大型的现代意义的事务所。但在它们的成长中，税收环境一直困扰着律师业的发展。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将使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更具活力。

涉及律师事务所的税种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其中企业所得税仅限于国资律师事务所和合作律师事务所缴纳（律师事务所改制后，国资所基本消失，合作所数量也很少，所以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很小），合伙律师事务所、个人律师事务所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余为各类型的律师事务所共同涉及的税种。

因此，合伙制是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形式，主要缴纳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分析了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行业中的普遍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1营业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营业税是对在我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就其所取得的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律师业的营业税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如何合理确认营业税的应税所得额。根据《关于律师事务所办案费收入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1995］479号）的规定：律师事务所在办案过程中向委托人收取的一切费用，包括办案费等，无论其收费的名称如何，也不论财务会计如何核算，均应并入营业额中计算应纳税额。而司法部2006年4月13日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和查档费，不属于律师服务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实务中，律师事务所在业务委托开始时预收款项时，很难确定哪些是办案费、哪些是律师服务费，要等到案件结束后才能确定。（2）中间业务管理中的问题。律师业务活动中存在代为收取、支付保证金、鉴定费等中间业务，法律未明确相应管理办法，没有设立相应的委托人账户对该部分资金进行专门管理，导致该部分款项与事务所的收入容易混淆，在税务机关核定应税所得额时出现问题。当税务机关无法认定代收代支款项性质时只能要求纳税，迫使律师在承接法律业务时不得不放弃业务，或者让当事人自已处理这些中间业务。（3）对信托业务缺乏有效管理。信托业务是指信托公司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经营行为。律师在业务活动中常会持有委托人的资金或财产，由于我国没有系统的管理办法，可能导致律师的收入与客户的委托财产无法及时区分。

合理划分这些业务，律师业的应税所得就可以得到合理确认。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律师行业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这也是在行业扩展新业务领域的时候必然碰到的问题。

2个人所得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律师事务所根据类型不同及人员之间收入构成的差异，不同人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适用不同的法律，税率和扣除额也有不同规定，其中的主要问题是：（1）合伙律师事务所及个人律师事务所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对其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征收5%~35%个人所得税，未考虑律师服务的特殊性及其经营应有的维持与发展，缺乏对法律服务业的扶持。（2）对法律顾问费等的不当处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律师从接受法律服务的当事人处取得的法律顾问费或其他酬金均按“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支付报酬的单位或个人代扣代缴。担任法律顾问本是律师行业的重要业务，应并计入律师事务所应纳税所得额中。但上述规定不但划错了纳税主体和扣缴义务人，而且还以“劳务报酬所得”的应税项目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造成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责任不明确。（3）律师间收入差距很大，且不同会计期间的收入不均衡。因此，对于工资薪金等所得非常均衡的雇员律师和兼职律师这些实行效益工资纳税人，律师行业的税收负担明显加重，尤其当其收入按事务所规定比例从办案提成取得，按月缴纳个人所得税方式下尤其突出。

3对策

3.1提高律师业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针对律师业的特殊历史发展水平和会计从业人员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进行专门的会计业务培训很必要，从整体上快速提高行业会计业务处理水平为合理确定收入、费用数额并划分收入、费用期间提供专了业支持，也有利于提高税务机关依法查帐征收的效率。

3.2合理设定某些费用的扣除率。雇员律师的费用应根据业务类型进行合理的区别对待。调查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较大，而且收费通常较低的刑事、行政诉讼案件费用可制定较高的扣除率。民事诉讼案件、非诉讼类案件可制定较低的扣除率。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费用，如教育培训费和业务招待费用的扣除率是否能因事务所而易。

3.3对不同地区的税收政策实行差别化管理。是否对某些西部或欠发达地区的律师业适用较低营业税率。这些地区尚处于发育阶段，虽然规模总量较小，但对当地经济的运行和法制化发展会产生巨大作用，有利于提高宏观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3.4合理减少合伙律师事务所与个人律师事务所的税负。合伙律师事务与个人律师事务所在营运中因无限责任而要承担更大的风险，风险压力及过重的税负使事务所成本过高。适当降低合伙律师事务所与个人律师事务所的税负能激励其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明星，刘洋，刘磊.关于我国律师业产业化分配制度的探讨[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1（6）.

[2]上海市律师协会财税法律研究委员会，财税律师业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任旭梅.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纳税及筹划[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6，23（2）：31-33.

[4]齐金勃.律师事务所税务筹划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6.

律师论文篇8

1．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从1995年度开始，我国财政部陆续和修订了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法律界和一些公众人士认为：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是一种行业规范，不能将其作为注册会计师规避法律责任的依据，判断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不能依据审计准则。

2．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够清晰。从法律角度上讲，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四个法律要件为：第一，违法行为的主体为注册会计师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第二，注册会计师在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的心态；第三，注册会计师在客观上实施了违反《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行为结果侵犯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第四，损害事实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审计报告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为的一种结果，评价其真实性、探究其偏颇的原因。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问题，决不能简单地以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这样的标准来判别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

3．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类型“重行轻民”。目前，我国颁布的《注册会计师法》、《公司法》、《刑法》、《证券法》中涉及注册会计师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条款较多，关于民事责任的条款则较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环境的不断改变．在对会计信息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法律冲突中，有关民事纠纷的问题最多。可是这方面的规定恰恰最不完善。实际当中，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法律责任类型大多都是行政责任，很少有民事责任。不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受害投资者的经济损失也就得不到弥补，也就不能对注册会计师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同时我国相关的法律也只是规定了事务所应进行民事赔偿，而对注册会计师个人的处罚没有做出规定，这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力就大打折扣。西方等发达国家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合伙制的，承担无限责任，这样，一旦发生重大违规行为，注册会计师个人就有可能由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倾家荡产。所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注册会计师也就会尽可能遵循执业准则。

4．法律条文不明晰，弹性大，法律用语模糊。《注册会计师法》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仅就自身的“重大过失”和“故意”行为对第三者承担法律责任，《刑法》中也明确提出了注册会计师要为“故意”和“重大过失”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目前却无如何区分“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和“故意”等的专业判断标准。另外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中对注册会计师的刑事责任追诉规定仅有损失数额的绝对数，没有损失的相对百分数，这就没有考虑到相同的损失数额在不同的经营规模的公司中所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这不利于在刑事判决中保护注册会计师的权益。

5．不同法律规定之间、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公司法》、《证券法》和《注册会计师法》强调的工作程序与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刑法》以及《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强调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结果与应承担法律责任之间的联系。按《证券法》与《注册会计师法》规定要求，只要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程序符合有关专业标准的要求，即使其工作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注册会计师也不一定要承担法律责任。其他法律则是按工作的实际结果与实际情况来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些法律的不同规定．而相关的司法解释又不一致，使实际司法判决不一。现实当中，法院往往只从审计报告与客观事实是否相违来判断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而忽略甚至无视审计报告的基础——被审计单位会计资料的真实性。

二、完善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规定的思路

1．明确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与作用。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按照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操作的，为提高《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可在《注册会计师法》等更高一级法律中明确提出独立审计准则的概念、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绝对担保与合理担保的区分，明确注册会计师没有违反独立审计准则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会计师职业界还应完善执业规范，根据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和自身能力，对各项审计规范要准确定位，正确界定哪些必须执行而作为行为准则，哪些参照执行而作为指南，以界定责任。

2．正确界定注册会计师的违法行为。会计师行为的违法性主要应表现为：第一，违反我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出具了该条所列三种情形不应该出具的报告。第二，违反《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所出具的报告中没有指明该条所列四种应予指明的情况。第三，违反《证券法》第161条之规定．在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没有按照执行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没有进行核查和验证．导致出具虚假或不实报告的。

3．正确界定注册会计师的过错问题。注册会计师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故意，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已经发现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中存在错报或漏报，并且认识到该错报或漏报足以影响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公允性，却不在审计报告中披露：或者注册会计师发现了被审计单位的重大违法行为。却不披露或不向有关方面汇报。过失，是指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缺少应具有的合理的谨慎。评价审计人员的过失，是以其他合格审计人员在相同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谨慎为标准的。对于注册会计师的故意行为。毋庸置疑，注册会计师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对于注册会计师的过失行为的责任承担问题，国际上的做法一般是：对于审计客户，审计人员的责任建立在两者直接的“契约关系”基础上。按照民事侵权法，审计人员要对客户承担一般过失责任。(一般过失，是指没有给予应有的职业关注，对审计人员而言，应有的关注实际上意味着遵守独立审计准则)。显然，注册会计师的重大过失和欺诈行为更需要对客户负有责任。而对于日益增多的有第三者提出的诉讼，审计人员一般对自己所知道的可能依赖审计意见的人(审计工作主要受益人)以及任何自己可以想象到依赖审计意见的人(可以预见的第三者)承担一般过失责任。重大过失和欺诈责任扩大到所有第三者，包括“可以预见的第三者”。

4．正确界定注册会计师的“损害结果”。注册会计师对委托人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任，违反合同约定产生的损害事实应为财产损害，它可以表现为委托人现有财产的减少和损失，也可以表现为未来收益的丧失。注册会计师对于有利益关系的第三者（如报表使用人)，也会对其财产产生不利影响，如证券购买者因为作为重要参考信息的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会计报告不实带来的价格下跌的危害；贷款商由于以不实审计报告为依据，失误地贷出款项带来的坏账损失等等。确定损害事实的存在，还关系到赔偿额的确定问题。目前针对注册会计师的诉讼案的索赔金额愈来愈大。有些甚至达到令人瞠目的天文数字。赔偿金额应该根据受害一方的财产损失确定，由于经过审计的会计报告是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来源，因此目前发生的许多涉及资本市场的诉讼案例，往往牵连着广大股民，牵涉的索赔金额也往往成为巨额数字。但是有不实陈述的审计报告决不是股民产生损失的唯一原因。

所以适当确定注册会计师的赔偿比例与股民的财产损失数额的关系十分重要。否则，注册会计师因一时工作不慎，就可能引来导致事务所破产的“灭顶之灾”，将会使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风险过于巨大，将会阻止人们从事这一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职业。

5．正确界定注册会计师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损害后果与损害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是确定中介机构赔偿责任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由于因果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如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一果等。所以不能简单认定注册会计师的不当执业或过错行为是造成损害的唯一原因，如果造成的损失事实上是由混合过错或共同过错等多种原因所致，就应当按照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强调这一要件，是要强调只有在注册会计师的主观违约行为与委托人之间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注册会计师才应承担责任。若该项损失不是由注册会计师的行为引起的，注册会计师也就无需对此项损失负赔偿责任。确认因果关系，也就是确认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范围。注册会计师对于委托人的法律责任在法律条文中都有明文规定。争议较多的是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的责任关系。但对于第三者的定义，我国法律条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通常是以“审计报告使用者”言概之。在这一领域中，美国相关法律对于第三者范围的确定，从合同关系原则到直接收益原则。再到必然预见人原则，一直呈现着扩大趋势。笔者认为，我国的相关法律之中也应对第三者范围做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