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传播论文范文

对外传播论文篇1

关键词：中华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非语言交际

中图分类号：H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2-0176-02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仅交流渠道、交流方式和交流舞台逐渐增多扩大，而且传播手段也不断地推陈出新。作为传播中华文化的主流方向之一，对外汉语教学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掌握好中华文化的精髓，怎样理解并运用好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将我国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长久屹立于世界强国以及世界优秀民族之林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在论述以上观点后，旨在研究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并希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者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弘扬东方智慧，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中华文化的传播——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八个字只是简单的描绘，但不足以表述其特征。中华文化的特色可以概括出若干条，但其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应属兼容并包，或者可以说是兼收并蓄。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这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表现得最为深刻：首先表现在中华文化非常善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例如：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地被融合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并在中华文化中有了独特的意义，这对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为了强大祖国、唤醒人民，不断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力求贯通中西学，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其次，中国作为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其文化对东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文明进程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

（一）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在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已不单纯是传授汉语知识的教学，而是一种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的交际语言的教学；如果要有效地、成功地实施这种教学，就必须首先培养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只有掌握了这种能力，才能成功地组织教学，有效地给学生传授这种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决不能把对外汉语教师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解为在语言能力之外的一种辅助能力，尽管它包括了语言能力之外的其他能力，如：跨文化的心理能力、跨文化交际策略能力等等，但它首先是一种语言的能力，并且其他所有跨文化的交际能力最后都要落实到语言的能力上。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果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就很难有效地、成功地实施对外汉语教学。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语言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根据交际渠道的不同，交际可以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人们只注意到语言交际，却忽视了非语言交际行为。然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往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言语行为，其他则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由此可见，非语言交际在人际交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它是文化的重要反映，它在一切非语言交际行为中都要放到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去理解和体会，如果忽视了文化背景就很可能会发生误解。非语言交际包括：眼神、手势、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服装打扮、身体的接触、谈话者之间的距离、时间观念等等。下面仅选择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进行非语言交际的跨文化对比。

1.沉默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沉默的态度和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中国人奉行“沉默是金”，常常用沉默来表示思考、慎重、默许和谦让等含义，然而英语国家的人对这种沉默态度感到很不习惯，在他们看来，沉默意味着轻视、不感兴趣等，因此他们在讲话或与人交谈时最忌讳沉默不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声的反应。而中国人则重视沉默在交谈中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有时甚至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就笔者个人的经历来说，在国内的课堂上都是老师占主导地位，整节课下来基本都是老师在传授知识，学生只作为听众将老师所讲的内容记在本子上。而在国外的课堂上，学生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老师只讲重点部分，而其余大部分知识都需要学生课前自己做好预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组讨论，基本每个人都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对于刚来国外读书的学生来说非常难以适应，因为我们习惯了当一个听众，而非侃侃而谈者。因此国外的课堂上就会出现整节课都是外国学生不停地发言，而中国学生一直保持沉默的两种极端差异，在外国学生的眼里，我们的这种沉默或许会被视为不积极上进的体现。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我们就必须清楚这种非语言交际的现象，到国外深造时，一定要多多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融入国外的课堂文化氛围中，改变沉默。

2.目光语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对方保持目光接触是十分必要的。目光语的功能极为丰富，但是它的使用也因文化而异，我们就需要掌握各个国家不同的目光语内涵，在去一个国家教学或交流前，做足准备工作，以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在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进行社会交际的时候，相同的非语言行为可以表达出不同的意义，因此，深入了解造成这种差异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研究可以总结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不尽相同，因此要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交际双方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特性以及非语言行为差异。而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更要不断培养文化适应力、提高文化差异敏感度、有意识的培养自身非语言行为的能力。例如，可以多了解非语言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准则，以此来提高对不同非语言行为准则的敏感度；需恰当地使用非语言行为，来正确地理解不同的文化内涵；多观察、多总结，对他人的非语言行为所表达的含义不要凭自身主观意识妄下定论；同时，在非语言交际过程中，不能为了照顾对方而丢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定要做到兼顾双方，以使文化得到恰到好处的融合。

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学院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汉语热”现象的出现，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散发出的深厚魅力。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承汉语教学的载体，以中国古代圣人——“孔子”来命名的“孔子学院”就应运而生了。“孔子学院”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用以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求、向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提供优秀的学习资料、推广汉语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机构。众所周知，孔子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教育家，用“孔子学院”来标榜学汉语的教育机构则再合适不过了，而孔子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和”的推崇者，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中华文化之精髓的来源。

近年来，全世界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这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因素，自然也有经济动力，可以说，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蓬勃兴起，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升，已然占据了世界大格局的重要部分，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当今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从世界各地来华工作的各领域工作人员蜂拥而至，而只有懂得汉语并熟悉中国的国情和民情者才能在中国更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因此，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本国学生和某些领域的工作人员学习汉语。同时，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大，中国已经成为各国留学生留学的首选之地。笔者就读的学院与美国的迈阿密大学和意大利的米兰大学有着合作关系，我们学院在这两所大学里创建了“孔子学院”，而每年都有一批批优秀的外国汉语学习者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和“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我们的学院学习。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孔子学院”这一平台，向那里输送更多更好的对外汉语教师，将我们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四、结语

作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应该为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中华文化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夺目的光辉，而且必将在未来的世界文明中继续发光发热。作为炎黄子孙，每一个龙的传人都应该振奋民族精神，不断弘扬中华文化，肩负重大历史使命，为振兴中华与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由于非言语交际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进行跨文化对比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不但可以揭示非语言交际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怎样的异同，还可以增强人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我们应该了解并学习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非语言交际行为中的不同含义，以此找到运用的最佳方法，进而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冲突，来提高跨文化交际质量。对于想要成为对外汉语教师的我们，更要不断努力地学好中华文化知识，做跨文化交际的使者，提升自身素质，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而不懈拼搏。

参考文献：

[1]傅荆原.论中华文化之精魂[J].中华文化论坛，1997，（3）.

[2]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3]梁镛.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5]蒋印莲.对外汉语教学与语言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6]毕继万.跨文化非语言交际[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对外传播论文篇2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分析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文由收集整理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

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重要环节。中国的传统文化颇多，以“茶艺”为例，自丝绸之路开通起，“茶”就成为了中国的象征。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有句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古代，文人用茶以激发文思；道家用以修心养性；佛家用以解睡助禅等，物质与精神相结合，人们在精神层次上感受到了一种美的熏陶。“茶艺”顾名思义，就是沏茶、品茶、喝茶的艺术。茶艺包括：选茗、择水、烹茶技术、茶具艺术、环境的选择创造等一系列内容。茶艺讲究氛围，不同的风格的茶艺有不同的背景要求，只有选对了背景才能更好地领会茶的滋味。在品茶过程中，人们与自然山水结为一体，接受大地的雨露；调和人间的纷解；求得明心见性回归自然的特殊情趣。所以品茶对环境的要求十分严格：或是江畔松石之下；或是清幽茶寮之中；或是宫廷文事茶宴；或是市中茶坊，路旁茶肆等。学习和了解中国的茶艺，有助于留学生对中国茶艺精神有深层次的了解，从以前空泛的茶印象有一个提升过程。除了茶叶，中国其他的传统文化以及习俗，如压岁钱、古典舞表演、花轿、护身符、灯笼、春联、针灸、书法、京剧等，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侧面，让留学生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对外传播论文篇3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部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在全球化、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由于国家需求的拉动，及国际传播与国家战略的高度相关性，中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力度和投入力度保持稳定的增长力度，这不仅意味着国际传播将持续成为部级科研项目的热点议题，而且意味着学界将会持续的高度关注。前期国际传播研究的应用性导向，出现了研究成果的碎片化，这已经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反思。从发展趋势上看，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心将在坚持实践导向的基础上，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化取向，多学科关照下的跨学科研究也将日益强化。

对外传播论文篇4

一、发展的历史机遇

近20多年，世界与中国都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对于中国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多年，充满了艰辛与感慨。苏联解体后，美国将中国视为下一个“假想敌”，屡屡在人权、、台湾等议题上向中国发起舆论挑战。面对波谲云诡的变局，中国一方面韬光养晦、负重致远，一方面积极因应西方国家的舆论挑战。

1990年，中国恢复了中央外宣小组，1991年又成立了隶属于政府系统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和平、发展、合作”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提高，其中包含着对外传播工作的努力推动。

进入21世纪，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革。一方面，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其国家实力先后在“9·11”事件和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崛起，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面对中国的发展与强大，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够欣然接受并予以真诚祝福。在一个依然称不上公平与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对外传播”之于中国的意义，恰在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动员支持、争取认同、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中国民众对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也空前高涨。2009年底，外交部设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标志着公共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种崭新形式。诚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所言：

国家领导人、各级官员，以及大型活动组织者、工作人员、志愿者，乃至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都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公共外交积极参与者。

20多年来，历史赋予中国“对外传播”以特殊的使命，也同样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吸引了更多的学术人才共同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群策群力。

二、20年历史轨迹

近20多年，是中国对外传播学从起步到发展的奠基阶段；然而，若回溯其缘起，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又岂止20多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学直接孕育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就无可避免地在时间上滞后于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批以“对外传播”和“对外宣传”为主题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其作者则大多是具有几十年实践经验的对外宣传工作者。1988年，历史即将迈入90年代，中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著作《对外传播学初探》问世，其作者正是新中国对外宣传的优秀实践者、中国外文局原局长段连城。1999年，历史即将告别90年代，与前著遥相呼应，段连城的老同事与老邻居、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另一位老前辈——沈苏儒，出版了另一部奠基之作《对外传播学概要》。两位大家的学术结晶，滋养于他们几十年所经历的时事变迁和人生历练。尽管迟至90年代前后才诞生，但是追根溯源，两本著作的源头却远在半个世纪之前。彼时，中国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苦撑待变，与此同时，在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过程中，也开始逐步走向世界。

1945年7月，年仅19岁的段连城负笈美国，在久负盛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学位。几乎与此同时，刚刚大学毕业的沈苏儒也踌躇满志，在堂兄沈钧儒的介绍下，开始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并因此结识了一位对他影响深远的中国籍同事——刘尊棋。

抗战时期的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在中国进行对外宣传的专门机构，其负责人是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教授——后来闻名世界的美国汉学翘楚——费正清。为了能够发出地道的中文稿件，费正清物色了一批中国籍记者，其中即包括了主持中文部工作的刘尊棋。

直到1949年10月1日，刘尊棋被任命为新中国国际新闻局的常务副局长，已回到哈佛教书的费正清才恍然大悟——原来，刘尊棋是当年潜伏在美国新闻处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美国的财力物力，他在国统区的报纸上刊发了许多有利于抗日动员和民主运动的进步稿件。

借鉴当年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经验，刘尊棋将国际新闻局打造为一个对外传播新中国的专业机构；与此同时，年富力强又精通外语的段连城和沈苏儒也深受其鼓舞，分别成为《人民中国》和《今日中国》两本对外刊物的骨干力量。

历史是一条源远流长、永不停歇的大河。从1949年开始，段连城和沈苏儒亲历了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峥嵘岁月，段连城更曾奔赴朝鲜，亲身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报道与谈判工作。上世纪90年代前后，当两位老人的对外传播学著作问世之时，读者在纸面上看到的是他们洋洋洒洒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归纳，在纸面上看不到的却是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既勤习西学又扎根中国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悟。

段连城与沈苏儒的学术著作和理论框架，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宗立派树立了以实践为导向的重要标杆。同一时期，一批类似的具有实践色彩的对外传播学著作还有不少。①1994年，由国务院新闻办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以探讨外宣理论和促进外宣业务为宗旨的专业期刊《对外大传播》（后更名为《对外传播》）问世，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与中国对外传播学的源起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中国外文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等一些对外宣传的主管单位也编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史料档案。更为珍贵的是，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的三任主任——朱穆之、曾建徽、赵启正，也分别出版了《风云激荡七十年》、《融冰·架桥·突围》和《向世界说明中国》，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必读书目。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学院派”队伍也在日益壮大。事实上，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本来就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衍生基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文局文化学院、新华社新闻学院、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等相继举办了一系列的外宣干部培训班。正是在三尺讲台上，段连城与沈苏儒一面悉心讲授“对外传播学”课程，一面追踪国内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将实践升华为理论，最终在讲课提纲的基础上整理汇编成了两部中国对外传播学的经典著作。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日益频繁地被国际媒体关注和报道，一些高校学者也开始从学术角度研究并阐释中国的对外传播：从传播学视角借鉴西方的国际传播理论②；从外交学视角引介西方的公共外交理论③；从文本分析的视角论述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关系④；从历史分析的视角梳理中国对外传播实践的演变过程⑤。

与此同时，各类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对外传播学的论文更是多达上千篇，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外传播学研究的欣欣向荣；然而，若要实现对外传播学的真正繁荣，还有赖于各项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中国化。沈苏儒先生晚年即曾念兹在兹地指出：

我们对外传播工作者已形成为一支人数众多、人才济济的队伍。过去互不通气，不能形成合力。现在应该组织起来，建立研究团体，开展各种科研活动，并使科研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去。

近年来，一批以对外传播、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为宗旨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如：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2008年10月，清华大学成立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致力于对外传播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2012年12月，根据十报告中“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的中央要求，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北京成立，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当选为首任会长。目前，与公共外交和对外传播相关的职能机构分散于不同的外事和新闻单位，有鉴于此，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已计划开展一系列有政策导向性的研究课题，致力于整合各方力量以共同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认知。

三、20年历史经验

20多年的风雨兼程，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后来者的继续深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线索。

第一，在“术”的层面，要继续借鉴“西方经验”。

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促使中国人反思和向往，与西方工商业文明“求同”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之一。

毋庸讳言，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工业文明的制高点时，其他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便不得不与之交流并向其学习。于是，借助经济优势，美国在国际舆论界也获得了“高人一等”的话语权，诚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共关系顾问迈克·麦德沃所言：

在全球争取民心向背的角逐中，美国曾经占了上风，因为它支配着形象、偶像和信息的流动，更别提由于美国以及此前大英帝国的霸权，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

于是，在一场西方业已掌握了“标准制定权”的形象竞赛中，在一个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空前提高的新媒体时代，为了与国际社会有效沟通，中国在对外传播时便不得不使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不得不学会更具说服力的表达技巧与传播创意。

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向西方学习新技术以发展工业；今天，中国人还必须学习新媒体以讲好“中国故事”。这无疑也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发展方向设定了命题主旨。近年来，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国际传播”和“公共外交”理论的学习与借鉴，已经蔚然成风。

第二，在“道”的层面，要努力实现“本土化”。

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与“世界的话语”求同之时，对外传播学若想在中国扎根发展，还必须探索和总结“中国的话语”。不能用“中国的话语”解释中国问题，这才是中国对外传播学的根本困境。哈佛大学汉学翘楚费正清曾说：

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

对于中国而言，对外传播的本质使命即是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然而，倘若连自己都对“我是谁”不甚了了，那么不论传播技巧何等高明与先进，对外传播也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也是对外传播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所必须重视的核心问题。

遗憾的是，某种程度上，比之“世界的话语”，中国学界现在对于“中国的话语”甚至更加陌生。如果永远停留在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与引介阶段，如果不能以中国的视角去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我们这一代学人将注定无法在对外传播学的传承和发展中取得新的突破。正如云杉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中所言：

吸收外来文化，贵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重在实现中国化、本土化。……只有通过转化再造，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第三，在“战略”的层面，要强化“国际视野”。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多以西方传播学为其研究框架；然而，展望未来，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中国的对外传播学必须重视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的战略研究。

对外传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其工作者必须兼具外事与新闻的长才；与此相应，对外传播学也绝非一门简单的学科，更非套用西方传播学的某某理论就能够有所突破。据上世纪50年代任职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曾多次批评参与对外宣传的新闻人们“不懂外交”：

对我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研究国际问题，多同一些有见解的人交换看法，慢慢形成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遇到国际上突发事件，就不致惶惶无主或临时抱佛脚。

国际的经验也是如此。1953年，美国新闻署建立，其工作任务是实施一系列借助大众传媒的国际交流项目，这些项目被冠以一个全新的名称——公共外交。曾在美国新闻署工作30多年的公共外交官阿兰·汉森，在其专著《电脑时代的公共外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像我们这些资深的公共外交官心知肚明，纵观美国新闻署的发展历程，美国公共外交的根本使命，除了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传播与落实以外，别无其他。

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原主任曾建徽同志在回顾自己六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时，也曾就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本质做了如下总结：

外宣就是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外宣有种独特作用，就是舆论先导的作用。

今天，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机遇，我们要抓住历史的契机，将对外传播学与中国整体的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贡献心力！

「注释

1如：陈斌发的《地方对外宣传》、李超尘的《漫谈对外对台宣传》、孙殿伟的《对外报道成功之路探索》、黄泽存的《新时期对外宣传论稿》等。

2如：蔡帼芬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郭可的《当代对外传播》、关世杰的《国际传播学》、程曼丽的《国际传播学教程》等。

3如：韩方明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贾庆国主编的《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赵新利的《中日传播与公共外交》等。

4如：刘继南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段鹏的《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等。

对外传播论文篇5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传播模式 北京外语广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和研究过程中，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BMIC）、认知模式（CMIC）以及理解模式（IMIC）是该领域的主要传播模式，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作为全国首家都市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勇于创新，使以上三种基本传播模式更好地融入到了各个层面的节目中。

一、行为模式传播：最大发挥传播者的作用

行为模式（BMIC）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诞生最早的传播模式，由爱德华・霍尔创立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一时间节点也是跨文化传播理论刚刚起步阶段。其研究可以分为文化主位（EMIC）研究、文化客位（ETIC）研究、文化冲突中的传播行为研究三大领域。

1.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进而阐释传播的意义

文化主位研究是从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即活动发生者的视角出发，从而对传播模式进行文化阐释，进而能够让受众理解这个活动或者事件对于动作发生者本身的意义。在北京外语广播的节目中，主持人常常会邀请节目嘉宾参与到节目的过程中，并让嘉宾自己对于自身的某些经历进行阐述，或者主持人在询问嘉宾的过程中，就能够让他们解释出他们某些行为的目的、意义以及初衷。

《听世界》作为北京外语广播主打资讯节目之一，节目在内容上主要以传播北京与国际间最新发生的热点资讯为主。在节目的制作中，不论是记者在现场采访当事人，还是主持人将当事人请到直播间参与节目的录制，都是让当事人站在自身文化的角度向受众传递信息。

2.通过传播者表达方式的对比传达传播的意义

不同于文化主位的研究领域，文化客位研究则更强调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传播者以旁观者的视角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异文化与自身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两种文化传播形式以及文化本身的异同，让受众对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异文化有更具体的认知。

再以《听世界》为例，该节目的主持人每期都会由一位外籍主持和一位中国主持人担任，另外有些节目也会聘请国内外嘉宾参与到节目之中。在对节目叙述的同一话题的看法和评价中，由于他们自身文化背景不同，他们对于事件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从而能够比较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认知的差异。

通过中西方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二者在表述和解读同一话题时的差别。例如中方主持人或者嘉宾更多习惯用铺垫性的语言进行表达，而外国主持人及嘉宾更倾向于用直接的表达方式。我国作为高语境国家，程式化的语言特点突出；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国家，他们在表达过程中则更倾向于运用信息量大的语言。通过对比，受众可以更具体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播者传播方式和传播习惯的差异。

3.通过传播者文化的碰撞彰显传播的意义

该领域更侧重于探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冲突来源，即传播者以及受众自身的文化背景的不同。如何规避文化冲突，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是这一领域的侧重点。从而跨文化传播训练应运而生。

《感受北京》是一档反映外籍人士感受北京风土人情、帮助其适应北京生活的节目。节目以英文广播人物专题的形式为主，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外籍受众传播北京的地方性信息。这一档节目实现了以提供信息为主的跨文化训练方法。节目中经常会讲述那些成功在北京生活的外籍人士的故事，用树立榜样的形式，让刚刚来到北京的外籍受众在心理上拉近与北京的距离，从而为他们更好地融入北京的生活，提供了信息上的借鉴和支持。

二、认知模式传播：从文化认知的角度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

随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再局限于只依靠具体的跨文化行为进行研究，因此创立了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CMIC）。

1.减少传播的不确定性因素，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理论是由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该理论阐述了焦虑程度以及心理不确定因素会导致人们很难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认为是否自信是直接影响焦虑程度、群体的相互适应性和传播有效性的根源。

由于文化的差异，外籍听众在收听节目时难免对中方主持人所表述的信息产生误判，这样一来，他们对于信息就会存在一定的怀疑和误解。上文提到的在外语广播播出中设立中外主持人，由于外籍嘉宾及主持人在文化背景上与外国受众相同，因此外籍受众就能够从心理上找到安慰，从而有助于信息的理解。

在王牌英语教学节目《英语PK台》中，每期节目都是由一名中国主持搭配一名外教进行节目的互动，其主要针对国内热爱英语、渴望学习如何准确运用英语的受众。外教有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的经验，而又以母语为英语的身份在受众间确立了威信，这样就能够打消受众对于节目内容的质疑，让受众在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英语实践中更加自信。

随着对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认为影响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原因也取决于文化差异中的个人因素。受众作为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参与者，个体间存在着差异性，他们对于同一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收难免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设置受众互动平台，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受众通过微博、微信、手机等互动平台将自己的疑问进行互动，从而得到主持人和嘉宾的回馈。这样一来便可以解决个性化问题。在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中设立了网络受众的留言区，受众可以根据当前直播的节目内容与主持人进行网页的互动。在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主持人判断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从而选择在节目直播过程中解答或是在网站的互动主页上回答受众的问题。《英语PK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会选择一些受众在微博、微信或者独立站点互动区为主持人留下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并且单独设立了下载页面，把节目中的问题以及回答制作成文本形式方便受众的下载，让受众更加直观深刻地面对问题。

2.提升传播者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某些学者认为，个体态度与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证实一个主体是否自我转变了心理以及认知的过程。因此，参与外部环境的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从而增强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可以提升个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

《老布在北京》完全以外国人的视角去审视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以外国人的角度去体悟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而更好地向外籍受众传递北京的文化。以2013年年初的一期节目为例，主人公是来自于德国的柏先生。他日常的喜好就是打快板，并且周末经常参加北京的相声快板俱乐部活动，还自编自演了英语快板节目。他的典型故事播出之后，有更多的外籍人士加入到了俱乐部的行列中。在收听节目的基础上，鼓励外籍受众参与到跨文化传播活动（训练）之中，可以逐步拉近外籍人士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距离，转而让他们从心理上认同并且了解中国的文化，为培养和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打下基础。

外语广播还设置了许多让本地受众了解其他国家文化与资讯的节目。除了《听世界》以国际的视角，以中英文双语主持的形式报道每一天在全球发生的热点以外，《私房拷贝》则是以欧美电影为依托，通过欣赏和讲解英文电影原声，为英语学习者搭建锻炼听力的平台，同时进一步让受众了解到欧美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澳大利亚广播英语讲座》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制作而成，节目呈现原汁原味的澳洲英语，课程情节设置非常逼真，为受众学习澳大利亚英语、了解澳大利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外语广播还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传播手段，弥补了广播自身只能够用耳朵接收信息的缺陷。网友通过北京外语广播的独立网站Am774，除了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外，也可以实现不同日期或者时间段的节目回听。另外官方网站以及微信订阅的相关界面，在信息的补充上也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受众可以利用这些平台获取每天更新的节目信息内容，在界面中除了概括当日节目的大体内容之外，也可以利用界面中相关的视频以及图片，更生动地对信息本身加以了解。

外语广播的这几档节目为受众提供了跨文化传播训练的途径，让受众在获取信息、开阔视野的同时，也为今后的跨文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理解模式传播：加强传受双方的互动，减少跨文化传播的误解

三种模式中理解模式是发展较为缓慢的。理解模式的奠基以建构主义和意义的协调处理理论为依据。这两个理论原则都在强调活动参与者双方需要通过合作与协商使交流者双方彼此能够理解。

这种模式强调以合作与协商的态度进行交流，因此，理解模式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构建需要具备：1.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件本身，采用客观的态度理解事件；2.心理上强调传播者以及受众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冲突所造成的问题，消除自身对于异文化的刻板印象；3.在行动上以积极配合的态度实现跨文化传播行为。

北京外语广播的人员构成以年轻的员工为主，而且大部分都曾拥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因此他们在节目的采编以及制作上都能够以跨文化的国际视角进行节目的制作，从而使节目内容能与外籍受众的文化背景相适应。此外，每个节目中外主持人之间的配合也相对默契，若遇到在某一话题上的观点冲突，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依据自身的文化背景差异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因双方观点上的冲突使节目本身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传播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常燕荣.论跨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3]张婷.网络传播：中波频率破局之路――以北京电台外语广播为例[J].中国广播，2013（6）.

[4]郑琳.从高语境和低语境理论看中西文化差异[J].中国科技教育（理论版），2013（2）.

对外传播论文篇6

关键词：软实力；传播力；全球化

1 改革文化传播的体制，建立长效的对外传播机制

对外传播的机制和体制是制约我国对外传播 发展 的瓶颈。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提高我国传媒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提升我国软实力，我们必须研究建立新的对外传播体制和机制，推进我国对外传播向纵深发展。在创新体制方面，当前我们要建立规范、畅通、协调的对外传播体制。政府主管部门应当改变以往的管理模式，分离媒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让他们在自主的环境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媒体具有更充分的新闻报道权。另外还要突破“计划 经济 意识”对外传播模式，建立起市场化的模式。要大力推动传媒产业化集团化发展，壮大传媒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舆论的竞争中保持主动，增强控制力和影响力。

这种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现实的需要。一方面，我国对外传播的环境已发展较大变化。过去，我国对外传播媒体都产生在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当年的军事战争环境已经变成了如今无形的舆论战争。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国对外传播的管理体制也有必要作适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我国人世后虽然传媒领域尚未开放，但是肯定也会受到较大影响，信息渠道也会更加多样化，这些都给政府职能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等于不管，而是转变管理模式，使管理更为有效、更能适应新形势。

2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

加强国际传播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舞台上的地位。国际传播实力对国际关系和国家间竞争起着重要作用。当今国际传播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知道，美国在国际传播实力的各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我国除了对外广播外，其他方面实力都比较弱。正因为我们的国际传播实力比较弱，无法与西方传媒相抗衡，所以在面对西方传媒的舆论打击时，我们在国际舆论上常常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因此，

3　调整文化产业政策， 发展 我国的大众文化产业

从对“文明冲突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是抗拒“文化全球化”的最顽固的屏障，所谓的“全球性文化”，很大程度上只是集中各不同文明存在交集的较浅层面上，例如 政治 意识形态层，以及大众文化或者消费文化层。这给我们振兴

对外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传播 新闻 现状 文化内涵

一、体育传播学的概述

与西方相比，我国体育新闻传播起步较晚。早期来华传教士就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者在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过程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了大量体育传播的研究，比如马约翰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就专门介绍过上海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情况。随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面对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时，传播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被逐渐发现和认识。体育传播学是体育理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也是传播学中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体育传播学具有鲜明的学科边沿性。

二、体育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体育发展都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错误观念，认为文化只能是从内向外传播。导致许多体育类项目如:武术、球类、养生及各种民间游戏等都形成独特的个性，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致使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

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传播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在体育领域，全面、深刻的交融是体育文化保持活力的前提，人类专门设计出各种身体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增进身体健康，并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获得特殊的身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属于人类体育文化的范畴，都是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的产物，而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融，各种体育文化的传播，才能促进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区域性、不同民族性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传播。

1.传播者队伍的建设

以往我国体育传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即由体育记者或者编辑介入，对各种赛事和体育活动进行报道，这种格局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因素，由于长期与体育打交道，容易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于体育圈子之内，忽视其他内容，不擅长或者不习惯开展文化报道，少数体育报道甚至于体育文化传播思路是对立的。因此这一局面应该改变，我国传媒必须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基础上首先完善传播队伍，在报道队伍中充实熟悉文化传播的记者、编辑，负责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记者、编辑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产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高度自觉，并将这一理念注入其传播活动中。

2.传播内容变革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体育文化内涵，并且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不加以整合，容易造成体育文化传播的混乱局面。因此，要加强体育文化的整合，将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作为传播的重点，在这些方面寻找突破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统一”等核心内涵，目前就应成为我国传媒对外体育传播的重要内容。

3.传播策略的选择

采取介绍与诉求并重的传播方式，提升信息传播内容被受众接受的机会。传播活动是内容结合的有机体，单纯考虑传播内容，忽视传播形式，必然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尤其如此。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对外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本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经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发生冲突。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把体育作为提高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手段等等，这些都为我国传媒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只要加以正确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就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传播策略的成功包含两个方面: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所以传媒在开展对外体育文化传播时，应将说理性介绍和倾情式介绍结合起来，但又避免变成另西方反感的宣传，这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策略。转贴于

4.体育新闻传播的平台构建

建立与世界可以匹敌的传媒机构，提升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球体育文化传播之所以受西方主导，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世界顶端的传媒机构。目前，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继续蔓延，除了外界因素外，媒体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靠强大的传媒机构，才能使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好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世界级传媒机构，是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体育新闻传播的不足

1.重竞技轻大众的报道策略降低了体育新闻的可读性

竞技体育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竞争的激烈性，使之成之广大读者的宠儿。各类新闻媒介也以此为报道重点，加以突出和宣传。这是由于，大多数体育新闻报道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满足更多民族对竞技体育的热情，把竞技体育的报道看作是体育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育评论缺失，没有主流报道的声音

新闻的力量是事实，言论的力量是道理，一个摆事实，一个讲道理。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真理就是言论的生命，只有说真话，讲道理，体育新闻传播才能起到旗帜、灵魂和风向标的作用。对于体育新闻来说，体育新闻评论代表了媒体机构的立场和声音，是媒体表述事理，引导舆论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媒体主流和权威的体现。同时，还可以因对体育事件的及时客观的阐述吸引更多民众，使之能从中得到启发。因而，体育新闻传播要增强评论的可读性、导向性，就要求我们对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事情做出快速、及时的反应。如果总是放“马后炮”，已经时过境迁，即使评论文章写得多么正确、多么精彩，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反响。

参考文献

[1]王良义.谈体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教育功能[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5，(2).

[2]张国良.传播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对外传播论文篇8

经过一番酝酿,“曼丽新视野”栏目与读者见面了。“新”相对于旧而言,它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也是快速发展的中国每天留给世界的印象。在信息全球化的当下,在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她将如何面对新的传播环境带来的新的挑战,如何形成与时代要求相契合的国际传播的思路、策略与方法?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读者普遍感兴趣的问题。作为《新闻与写作》的老朋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程曼丽教授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解读、分析,给大家带来新的启示。

对外传播(或外宣)是我国党和政府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任务主要由外宣媒体承担(包括单一外宣媒体和综合媒体的对外部、国际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了增强传播能力、积极影响国际舆论、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要求。中央级媒体据此纷纷调整发展战略,设定“打造国际一流媒体”的目标。这使对外传播开始由外宣媒体的孤军奋战转变为集优势兵力于一体的协同作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对中国而言,对外传播是“内”对“外”的传播,对世界而言,则无所谓内外,每个国家的信息传播都是国际传播或者全球传播的一部分,其信息的、媒介产品的推广以及国际舆论战的应对,都要在全球传播的大平台上经受检验。因此,无论我们怎么看,对外传播不是一种局部性的信息传播,而是与国家利益、国家形象紧密联系着的全局性的传播,是中国传播。

作为全球传播的一部分,中国传播需要整体性的思维和宏观的视野。

一、全球化视野

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化”的争论虽然一直没有中断,“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这个市场中,中国作用的日益增长、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是有目共睹的,这正是今天的中国备受国际舆论关注的重要原因。这说明,作为一个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发展中大国和世界瞩目的重要信息源,中国已经具备了在国际传播舞台上以大国主体身份信息、设置议程、引导国际舆论的条件。这客观上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在国际传播中的边缘化心态,在重大国际政治、经济议题中善于表达,形成话语优势;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注重现场,以我为主地报道新闻、发表评论,减少重大事件的转载、转播率。当然,参与国际传播或全球传播,就不能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而应了解目标受众的需求,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改变传统观念浸润下主观色彩过重、宣传意味过浓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传播的信誉度才能全面提升。

二、中华文化视野

在对外传播中,我国拥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资源优势,这就是由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汉语言文化圈和中华文化影响圈。前者是指散居世界各地的4000万华人、华侨,后者是指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包括日本、越南、韩国、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蒙古等等。这些国家的受众不一定懂汉语,对于中华文化却有着一种息息相通的感觉,接受起来没有太大的难度。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电视剧《渴望》在越南、朝鲜播出时万人空巷,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文化上的相同性或相近性,这两部分受众是我国对外传播最容易到达和最容易产生影响人群,应当成为最基本的受众群体。在对外传播中,我们应当了解并根据他们的需求,制定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和差异化传播的目标,通过跨语言、跨(亚)文化的编码、解码,消除传播中的隔膜与障碍,实现传播效益的最大化。

三、中国视野

对外传播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是国家形象的直观体现。因此,它应当以各种传播资源的有机组合,形成品牌优势。在我看来,中国的传媒品牌,是以汉语战略为基础的、具有中华文化核心内涵的品牌。其中,语言的作用尤其不能忽略。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向西方国家学习、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外语战略”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语言战略的话,那么,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由发展中大国向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汉语战略”的重要性已经凸显出来。语言如同产品制式,它是一种标准,也是一种通行证。制定制式、设定标准,就会引导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否则就将被引导。因此,在中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今天,如何以“中国制式”营造有利于中华文化传播的氛围,形成中国传播的品牌优势,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