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5 01:19:18
社会经济论文篇1
【摘要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是当代世界最为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一个崭新问题（Grosfeld，1990）。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关于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学说，但从总体上来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过渡”理论或“转轨”理论用来指导经济体制国家改革的重大实践。这意味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这个实践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呢？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整个社会的共产（共同占有和共同生产）、整个社会的自由联合劳动、商品生产和竞争的消除、阶级的消灭等等。显然，这样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形式是不能结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而言的。而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正是基于当代实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最高形态共产主义。就实践中的社会主义而言，我们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的根本定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做了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确切地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一些学者在讨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中，总是把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形态的特征同市场经济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仅归结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会主义，较低生产力水平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必然导致平均分配。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实质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种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多元的产权关系、包含着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存在的条件。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元产权主体的存在提供了市场经济生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藕合有其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得以共同存在的一个前提。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的生成确实是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并没有演化为以市场为中心在社会范围的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这说明市场经济的存在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而分工越发达，单个私人资本容纳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会分工与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解决，一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使用的社会化，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组织方式的变革实现财产占有与运作的社会化来解决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们选择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选择了股份公司等企业组织形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消除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因财产一定形式的社会化运作而使其经济体制演变为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笔者认为把市场经济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科学的。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联系的或调节的对象是生产要素或财产的组织单位——企业，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场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样的生产要素或财产组织形式使企业既能适应财产社会化运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场价格信号组织生产和经营的经济主体。历史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法人产权独立于所有权，所有权与法人产权分离与制衡机制的创立，曾使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适应社会化生产要求，在社会范围内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对公有制财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所有制社会结构的调整，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与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的相藕合，也与计划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经济低效率直接相关。本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是以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全部社会生产都要有组织地进行，社会对全部劳动和资源都要有计划地配置和调节，商品也就随之自动消失了。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从计划经济的现实来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共同特点都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其运行机制是通过国家的统一计划和行政手段来调节，计划经济运行的基础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质是支配与强制，即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全面垄断和政府的超经济强制，因而是一种“统制经济”、“命令经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单纯理解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有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这与计划经济的基础和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础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良出市场经济。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意义上的计划经济还是实践意义上的“统制经济”都是同市场经济相根本对立的。如果不是这样来理解，那么就意味着不进行彻底的产权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种模煳认识是非常有害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才会出现，而“统制经济”实际上是超越客观实际、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选择。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有着一种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相适应的世界性背景和意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这种属性必然要求打破国家或地域的限制，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跨国公司的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这种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因此，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无疑使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的“经济鲁宾逊”式的设计最终归于梦想。世界需要中国，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如同一枚硬币有正反面一样，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为主体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我国高度集中体制下的传统的经济模式中，政府作为一个超级的“经济托拉斯”来与国外企业发生经济利益关系和竞争，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导致经济的X非效率。因此中国建立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相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有了理论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据。我们把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置于国际大背景的坐标之中，就会看到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总体氛围的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可以说，中国加入WTO的实质是同市场经济制度接轨。
二、市场化及其标准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和价值取向。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少学者也对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和改革的绩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由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即市场化及其判断标准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场化；二是市场化有无标准；三是市场化的研究方法问题。
市场化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直接相联系的范畴。国内学者和研究机构对市场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市场化是指资源配置方式由政府行政配置向市场调节的转化，具体说，就是“取消或放松国家对商品生产要素供求数量及价格的管制”。而较早系统研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市场化进程是市场机制在一个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持续地增大，对市场机制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市场机制包括供求、竞争、价格、风险、利益机制等，是市场化理论含义的延伸［3］。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持续地增大的过程这个定义非常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规范，但是忽略了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见物不见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从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马歇尔等分析供给与需求以来，资源配置问题就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供给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为市场主体的行为，因此现代经济学把市场过程更多地理解为市场主体的博弈行为和博弈过程。另外把市场化单纯理解为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会偏离市场化的本质。已如前述，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私有财产制度、自由经济制度、市场配置资源。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机制调节配置资源的过程，是有一定的理论假设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个完全竞争和市场化已经完成的经济中，在私有财产和经济自由已成为既定前提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市场经济才被称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形式。经济市场化就其本质来说，首先是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利的确立、实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权既包括个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主体在明确的产权关系和平等互利的条件下，自主从事交易活动，交易双方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利，而且还能够创造合作剩余，这样就使原来我们认为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的交易活动具有了生产性，市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也因此凸现出来。
第二个问题，关于市场化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问题，专家学者们也是有不同的观点。多数研究者认为市场化进程有绝对的标准。这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陈宗胜教授认为，要判断和评价体制改革是否达到目标，就必须对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标准作出界定，尽管这是一个难以统一的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不可能作出统一的结论。所以，他认为，应以100％作为完全的市场化的标准，以0％作为完全计划化的标准。其理由是由于各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国家对不同领域的干预、在不同时期的干预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来界定完全的市场化（尽管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化程度达到100％），而以某一个市场发达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对比的基础或参照系，那么，不同国家的比较就失去统一的标准，同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域或不同时期的比较也会发生困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意义［8］。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计算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也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去理解市场化程度。说一个国家的市场化达到一个百分数，会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世界上存在一个100％市场化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调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化的内涵也相应改变，所以，不存在一个静态不变的市场经济标准。因此，对市场化进程的绝对评价是无意义的，而只能进行不同地区之间进程快慢的相对比较，即以名次之类的顺序尺度进行衡量。
笔者认为，市场化不仅在性质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做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而且在标准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说市场化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包含过程，也是指一定的标准，严格来说它是指市场经济发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假设一个国家的市场化水平是从5％向10％过渡，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是市场化了。这就意味着市场化不能单纯是指过程而言的。其次对于标准来说，它是从静态的角度对市场化的程度的一个限定，即规定了市场化的最低标准，比如说5％就不能说是市场化了。至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易越来越突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组织经济活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及对不同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只能进行相对比较等观点，并不能说明市场化本身是不能测定的，而只是说明市场化的测度的研究方法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标准，一般认为，市场化程度在15％以下可称为非市场经济或坟墓经济，市场化程度在80％以上可称为成熟或标准的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60％—70％之间可称为准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40％—50％可称为转轨中经济，市场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称之为接近准市场经济或转轨中经济。国内学者对我国目前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断，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种估计，高位估计是65％，中位估计是55％—60％，低位估计是60％［7］。正是基于我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基本达到或已经接近60％的判断，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世纪5—10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我认为关于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外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世界遗产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利用50多个经济指标对世界150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国市场化程度大致相当于美国的50％，考虑到可存在的人为的偏差，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估计至多达到美国的60％—65％，处于这样的水平，我们可以认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十五期间，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却有相当的难度。从西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英国、美国和日本来看，英国大体上用了250年使英国成为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成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封建制度几千年，计划经济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长期的社会革命，对此，我们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如生产要素市场化问题、市民社会的建构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应当有科学的判断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断，需要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江晓薇、宋红旭［5］提出的测算指标是：（1）企业自主度：包括企业的14项自，即生产经营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口权、投资决策权、税后利润分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资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拒绝摊派权；（2）市场国内开放度：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物资流通、商业流通、价格调节、投资管理；（3）市场对外开放度：包括进口依存序、非关税壁垒，直接投资实际额；（4）宏观调控度：包括税收负担、政府补贴、贸易管理、社会消费、信贷管理；国家计委课题组［6］是从商品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入手进行测算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实际上就是国家已经放开、主要由市场进行调节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场的比重。顾海兵［7］则是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1）劳动力市场化，包括农村劳动力市场、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体制及城镇、城乡的户口封闭体制；（2）资金市场化，包括资金市场的主体结构、资金结构、利率结构；（3）生产市场化，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产三产业；（4）价格市场化，包括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公用事业价格、房地产价格、医疗价格。陈宗胜［3］认为，对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最好按经济体制自身的构成，即企业、政府、市场三方面展开分析。徐明华［8］则从8个方面进行了测算，这8个方面包括：（1）所有制结构：包括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等5项具体指标；（2）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包括GDP与政府消费之比、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6项具体指标；（3）投资的市场化：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经济投资的比重、基建投资中非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等3项指标；（4）商品市场发育：包括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商品销售额与工农业产值之比等3项指标；（5）要素市场发育：包括合同制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每万人职业介绍机构数等5项指标；（6）对外开放：包括外贸依存度和人均实际利用外资2项指标；（7）经济活动频度：包括每万人商业网点数、每万人工业企业单位数等3项指标；（8）人的观念：包括每万人个体户数、每万人私营企业投资者数等4项指标。笔者认为，运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探索研究市场化的程度判断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上每个指标体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地反映市场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运用不同指标体系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而是对市场化进程的基本趋势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笔者认为应当结合借鉴美国遗产基金会的研究方法，该基金会的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自由化定义为“对于政府在生产、分配、消费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们对经济自由化指数的测量也是针对政府对于经济所施加的束缚程度进行考察，因此这种考察的具体对象主要是政府的相关政策。这种考察是对影响经济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产出”方进行考察；该机构共设置50项变量或指标，采用分值测度的方法进行“打分”和评估。这种方法的实质是考察制度因素对经济自由化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当然影响一个和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还有人口素质、技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虑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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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论文篇2
一、和谐社会管理的要素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现象，社会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环节。整体来看，社会管理是通过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之间排列与组合，实现组织与团体既定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和谐社会管理是以和谐为内在要求的社会管理方式。具体来看，和谐社会管理包括了两方面。和谐社会管理的核心在于和谐理念。与动物作为一种种属的存在相比较，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方式存在物，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身主观意识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为此，人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自然界发展规律的支配，具有强烈的被动性。但是，作为有自觉精神与意识的存在物，人能够通过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对于其中规律的把握，实现自身的意志，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是说，人们通过真善美这三个环节，能够实现对于世界与运动规律的把握，也能够实现对于自身发展的需要的认识，更能够在主观能动性的指导下，实现对于现实世界的改造，进而，推进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为此，对于一个人类群体而言，对于一个组织而言，对于具体的、实践的人而言，具有什么样的理念，秉持什么样的观念，对于人类社会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引导作用。从社会管理实践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社会管理理念，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管理实践和效果。在社会管理中，自觉坚持和谐理念，不断培育和谐理念，注重和谐理念，才能够推进社会管理实践的和谐方向发展，推进社会管理的和谐性。和谐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和谐方式。现实的、社会的人，总是处于一定组织之中。为此，现实的人是组织化的人。但是，建立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采用什么样社会管理方式，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深刻历史性。奴隶制社会所遵循的是“强制性”的社会管理，皮鞭与棍棒是实现社会管理所借助的手段。封建社会所采用的是地租形式的剥削方式。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发展。与机器化大生产相联系，采用的是“以物为中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关注的是效率，采用的是“机器化”的社会管理方式。泰罗、法约尔等社会管理学学者所积极倡导的科学社会管理理论，是与组织理论相伴而生的。为此，他们的社会管理理论，也是组织理论的先驱。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霍桑试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人本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柔性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终结》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刻总结。“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一场影响深远的组织转型已经开始了。这种转型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即作为一个系统，社会管理不能使人们开放自己的心灵及放松自己的精神。这场革命正在试图将僵化的、静止的、独裁的、胁迫的官僚结构，转化为灵活的、逐渐演进的、民主的、合作的和自我社会管理的合作之网。”[1]从发展历程看，与社会生产实践息息相关，社会管理实践经历了从强制到柔性的发展过程。所谓和谐社会管理，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通过和谐方式来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组织之间和谐，组织与社会之间和谐，最终促进组织良性和谐发展的社会管理。
二、和谐社会管理的效应
作为人类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社会管理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协调与组织过程。从整体过程看，社会管理关涉到了社会、组织、个人等三种基本要素。其中，组织是社会管理的载体，也是社会管理活动开展的中介。通过社会管理活动的开始，能够促进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社会管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谐社会管理能够产生聚变。人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维度。在人与人之间协调的基础上，促进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协调，推进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是和谐社会管理的实质所在。和谐社会管理通过资源的整合和重组，能够有效促进组织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促进组织的优化组合，产生组织的集聚，从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聚变效应，从而，产生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化学中，金刚石与石墨都是由碳分子所构成的。但是，在物理意义上看，两者具有不同的硬度。这是由于碳分子的组合的方式不同，两者内部碳分子的结构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物质形态。从人类历史看，人类的努力“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有时由于许多特殊的生产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2]基于不同个体的合力，人们组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平行四边形”的结果。但是，“平行四边形”的具体情形，在于各个环节、各个层次之间的连接机制。为了不至于出现“零和游戏”，需要借助于这种和谐社会管理。而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实现人们之间的和谐，各种资源之间的耦合，形成一种正效用，产生一种新的聚变效应。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激发创新。和谐社会管理是对人性的弘扬，也是对人性的发展。德国学者卡西尔认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3]劳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在人劳动过程中，通过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推进了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运行与发展的绩效。通过和谐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高组织的活力，激发创新。“共同愿景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正如个人愿景是人们心中或脑海中所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共同愿景也是组织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意象或景象，它创造出众人是一体的感觉，并遍布到组织全面的活动，而使各种不同的活动融汇起来。……人们寻求共同愿景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内心渴望归属于一项重要的任务、事业或使命。”“当人们真正共有愿景时，这个共同的愿望会紧紧将他们结合起来。”
三、和谐社会管理的基点
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着眼于人、组织、环境这三个基本环节，通过不断强化其中关键环节，协调三者之间关系，提高社会管理的整体实效，促进社会管理向着更加和谐方向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人是组织的要素，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为此，以人的现实性出发，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管理。“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5]随着现代科技的推动，社会管理实践逐步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但是，人们逐步认识到，“以物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是对于人创造性本质的掩盖为前提的。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管理理念。学者汤姆·彼得斯在对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进行评论的时候提出，“理性主义的那套方法把本应是生动活泼形式中的活生生的成分给抽象掉了。……在我们看来，老的理性是与泰罗的科学社会管理学派一脉相通的，他们已经不是一种有用的学说了。”[6]从“物”到“人”的社会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对人的重新“发现”，是社会管理思想的“回归”。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求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尊重人的选择，考虑人的独特性，着眼于人的成长，注重人的价值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一种反对严密的分工和机械式的官僚体制的社会管理理论，从组织与社会管理中现实的个人存在与发展的多样性、不确定性、不一致性等发展出发，呼唤对于人的发展的关注。这对于传统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提出了挑战，也是对于“以人为本”社会管理理念的强调。加强组织建设。人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在社会管理实践中，组织建设与发展，能够影响与制约社会管理发展的状况。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管理，需要加强以学习型为内涵的组织建设。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看，“学习”与“组织”是“同构”的。“掌握metanoia的意义，等于掌握‘学习’的更深层的意义，因为学习也包括心灵的根本转变或运作。然而学习在目前的用法上已经失去了它的核心意义。在日常用语中，学习已经变成吸收知识，或者是获得信息，然而这和真正的学习还有好大一段距离。真正的学习涉及人之所以为人此一意义的核心。透过学习，我们重新创造自我。透过学习，我们能够做到从未能做到的事情，重新认知这个世界及我们跟它的关系，以及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事实上你我心底都深深地渴望这种真正的学习。这就是学习型组织的真谛。对这样的组织而言，单是适应与生存是不能满足它的。组织为适应与生存而学习，虽然是基本而必要的，但必须与开创性的学习结合起来，才能让大家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4]重视和谐文化。二战后，在美国产业发展，尤其是企业发展基础上，日本等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迅速崛起。对于其中秘诀，国际一些著名社会管理学家进行了研究。作为研究结果，人们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这就是说，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实体，也是社会的文化实体。推进企业发展，离不开企业社会管理。企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良好的企业社会管理。但是，这种社会管理，不仅仅是从生产、技术、销售、市场、物流等方面物质社会管理，也不单纯是对于员工的社会管理，而是对于始终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其重要影响作用的文化社会管理，是对于企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推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家彼得·德鲁克曾认为，“社会管理虽然是一门科学──一种系统化的并到处适用的知识──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8]从深层次看，文化对于组织与社会管理的意义，是深远的。著名学者米希尔·兰德曼认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9]为了推进和谐社会管理，需要积极推进和谐文化建设。因此，在社会管理实践过程中，要注重推进组织文化建设，重视文化的力量，不断增强组织的思想道德基础，培养组织良好的行为规范，促进社会管理和谐发展。弘扬和谐精神。“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一切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10]全面发展是人的需要，也是社会管理对于人性的呼唤。对于和谐社会管理而言，社会管理工作需要从人发展的具体性、现实性出发，也需要着眼于人的主体性、发展性出发，弘扬一种和谐的精神。为此，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把握和谐的本质，不断追求和谐，努力实现和谐，大力促进和谐，是和谐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从内在属性看，和谐是事物的本质中差异面的统一，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状态，反映了矛盾统一体在发展过程中的对立面表现出来的协调性、一致性、平衡性、完整性和合乎规律性的辨证范畴。[11]和谐精神是对和谐的哲学抽象，是和谐内在规定性的集中体现，是渗透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和谐的精神升华。在社会管理实践中，和谐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探索，不断改进。实践证明，只有秉承和谐精神，体现和谐精神，才能不断营造和谐精神，弘扬和谐精神，实现社会管理更加和谐与进步。社会管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与地位。分析社会管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和谐社会管理逐步成为时展的内在要求。为此，把握和谐的内在规定，不断推进和谐社会管理，对于促进人与组织、组织与社会、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和谐，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经济论文篇3
[论文摘要]经济法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而分析其产生的根源，离不开其产生时期的经济状况。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德国以及中国的经济法的产生过程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三大模块的分析，可以证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1890年，美国颁布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著名的《谢尔曼法》，该法被公认为是经济法产生的标志，以此为起点，经济法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任何一种事物存在的支撑，而经济尤其是基础性的。因此，我们应当追本溯源，深刻思考和准确把握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避免使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流于外在形式而无法探究其本质。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经济法有着基本共性，但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中某些国家相互之间更接近一些，形成各种类型、模式或板块。”[15]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以德国为代表的所谓战时经济法，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国家经济法。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三个模块，以期探求经济法产生的共同的社会经济根源。
一、美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状况
18世纪到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使西方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充分运用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使生产获得飞速发展。一方面，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出现，如电力工业、电器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等；另一方面，旧的工业部门，如钢铁工业等因为生产技术的改造而获得新生。新兴工业部门的成长以及原有部门的重振雄风，代表着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产品结构日益复杂化，促使现代大规模工厂生产迅速发展，致使资本集中、企业巨大化，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
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垄断从最初的仅限于流通领域扩展到原料采买、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等领域，于是高级的垄断组织托拉斯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托拉斯指的是“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而成，由董事会统一经营全部生产、销售和财务活动，领导权控制在最多股份持有者手中的组织。”[16]这种经营管理模式在当时证明是实现对某一行业控制最有效的手段。1882年，全国性规模的合并企业美国石油托拉斯成立，这也是第一个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和名称的托拉斯组织。其它部门纷纷效法，制糖、烟草、煤矿、铝业、钢铁等行业也相继建立了托拉斯。根据1895年制造业普查报告，“大约有185个企业联合体，其资金总额超过30亿，占美国全部制造业总资本的近1/3。”[17]这些托拉斯组织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使用搭售、价格协定、联合抵制等方式来实施其控制力，限制公平自由的竞争。
20世纪初，美国的垄断组织又有进一步发展，主要集中在了钢铁、石油、铁路等新兴行业。例如，在钢铁业，安德路·卡内基从1873年创办钢铁厂到1894年，已经控制了全美国炼钢能力的1/4。“为获得铁路及航运上的优惠条件并控制生产和市场，卡内基和其它十几个行业联合一起，于1901年合并组建了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包括采矿、加工、运输、销售等行业的700多家企业。”[18]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但随之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生产过剩的问题引发经济危机频繁出现。1882、1890、1900、1907年，经济危机接连不断的发生。1882年危机使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下降了65%。煤炭产量下降了7，5%，生铁产量下降了12，5%，棉花消费量减少了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铁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除此之外，垄断经济还带来其它问题：垄断减少就业机会，保持垄断价格使公众受害，垄断助长投机和资本掺水现象，大大的破坏了竞争，它使小企业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为攫取超额垄断利润，大企业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原料来源，划分销售市场，限定产品价格，不断挤垮或兼并中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欺诈和腐败的行为。这些问题随着垄断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日益尖锐和突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适当的控制，以使本国经济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和发展。
（二）美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为解决垄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美国政府从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转向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干预经济运行。
1887年，《州际商务法》出台，该法禁止进行联合经营与订立运输协定，宣布回扣与歧视性运价为非法。
1890年7月20日，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即《谢尔曼法》（ShermanAct），推动了国家经济权力的集中，对自由竞争进一步实行限制，标志着对全国商业活动进行调控的开始。
1897年和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政府先后与横贯密苏里的货运联盟和联合运输联盟的诉讼案中，判决铁路公司违反《谢尔曼法》。1899年，最高法院判决阿迪斯顿管道公司和炼油公司等六家公司组成的市场联营违反《谢尔曼法》。1902年，司法部对控制大北部、北太平洋以及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等铁路的北部证券公司提出公诉，最高法院于1904年判决北部证券公司解散。
1914年，联邦贸易委员会成立，并于同年出台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该委员会拥有违禁命令的权力，对于违反命令的工商企业，可将案件提交法院审理。
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案》、《全国工业复兴法案》、《铁路紧急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案，力求恢复经济。
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采用政府奖励、津贴的办法，提升农产品价格，恢复农民的购买力和战前的地位。《全国复兴法案》则是为了复兴工业和减少失业，保持工业的合理利润和工人维持生活的工资。为此，需要通过工商业的自行调整减少生产过剩，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物价。同时，这个法令还授权联邦政府资助公共工程建设，鼓励工商业一定程度上的集体自治。《铁路紧急法令》设立联邦铁路协调员，协助防止浪费，改进财务组织，把运费率降到符合公共利益的程度，以改善铁路信誉。
上述的经济法律法规与以往传统法律大不相同，其特点是突出了大量的直接具体的经济内容；突出了国家直接具体地干预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意志；突出了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要求；从多方面制约传统民法确立的一系列个体本位化、权利绝对化、契约自由化等原则。[19]
（三）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美国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模块，它较鲜明地体现着经济法的一般发展规律，集中地反映了经济法的各种本质特征。
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其他各种不正当竞争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了严重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市场具有局限性这一缺陷显露无疑。
产业革命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竞争更加激烈。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如果不投资或者投资不足，未来很有前途的行业不能及时成长，还将制约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此时，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估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而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市场的唯利性缺陷表露无疑。
市场还存在着滞后性的缺陷。市场信息的不足和滞后影响着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由于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后开始失灵，美国开始干预经济，经济法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
二、德国经济法模块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经济状况
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基础上，以惊人的速度推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发展速度更快。1870-1913年40年间，煤炭的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30万吨，增长近10倍；钢产量从17万吨猛增至1832万吨，增长100多倍；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增长10多倍。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钢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在新兴的电器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令人惊讶。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从1870年-1910年，“德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6倍，工业生产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占比重增加，从13%上升到16%。”[20]到1913年时，更上升到35，7%，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使得德国迅速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其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领域，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21]1890年，卡特尔增加至210个，1911年更是猛增至550600个。垄断已成为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二）德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虽然垄断在德国经济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德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另外，当时的德国为了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霸欧洲以及争夺海外市场，大力扶持、参与卡特尔，使私人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化，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德国虽然颁布了《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规制不正当竞争，但其对于垄断却不像美国一样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卡特尔扶植还是控制完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对于经济的管制强度则远远大于美国，使得其经济法更多地呈现出了管制和军事化的特点。
在一战时期，为充分调动有限的经济资源为战争服务，德国政府强化了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只是当时的控制领域有局限，只限于对物价的控制和粮食征用。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公告》对物价进行限制，1916年和1917年颁行《确保国民粮食战时措施令》保障粮食供应和国家强制征用。魏玛政府成立后，沿用了战时对经济管制的传统，并且将管制经济的范围由交换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1919年颁布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管制经济法，对大企业的经济活动和主要物资的供应进行直接的干预和限制。1923年，魏玛政府颁布了《防止滥用经济权力法令》将管制经济的范围扩大到生产组织卡特尔。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将垄断组织的发展推到了极致，将管制经济法转变为强化垄断的法，1934年7月15日，法西斯政府在一天之内颁布了两个强化垄断经济的法律，即《卡特尔变更法》和《强化卡特尔法》。《卡特尔变更法》的核心是规定“在经济上以健全的职业阶级之确立为目的，促进经济的结合。”[22]《强化卡特尔法》则授权经济部长“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在特定的产业部门禁止企业的新设和增设，以达到运用国家权力加速资本集中，促进垄断组织发展之目的。”[23]为进一步确立垄断资本的权力，进一步转向战争经济，1934年11月27日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法律》。该法将全国企业分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动力和手工业六个大经济组，凡重要的卡特尔都采用比例制的卡特尔，使在卡特尔中最大的老板对卡特尔的政策起决定作用，而各组织的负责人由各行业卡特尔负责人兼任。同时，该法又规定成立帝国经济院，将德国经济按行业和地区组织起来，由经济院对下属企业的原料来源、产品销售和生产计划进行控制。
（三）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德国经济法并不是在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以致出现市场失灵、要求国家干预的情形下产生的。相反，虽然其卡特尔垄断组织在许多经济部门得以广泛的发展，但是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的时候，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与市场缺陷较之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甚明显。德国政府之所以会颁行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其原因是，市场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迅速崛起以及战争的需要。
作为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一方面对发达国家商品的入侵抱有极大的忧虑，另一方面渴望迅速崛起以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很难满足政府的愿望。于是，德国政府便以国家权力来扶持卡特尔之法，这一类型的法律也就构成了德国最初的经济法。
战争也是德国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战争及备战这种非常态时期，单纯依靠市场显然无法集中有限的经济资源，因为市场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因此，德国政府不惜强力介入市场，全面统制全国经济，以满足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德国经济法在产生之初刻上了浓重的“战争对策”和“危机对策”的烙印。
三、中国经济法模块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按照一般理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经济法与市场经济紧密相随。因此，在分析中国经济法产生之路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
中国社会长期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市场发育水平极其有限。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国家先后颁布了一些管制经济的法律法规，内容先后涉及计划、财税、金融、价格、行业管理以及企业组织管理等领域，如：《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关于物价管理的试行规定》、《关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决定》、《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实质上是行政法，是适应计划体制的需要而产生，其立法指导思想及制度体例均带有浓重的计划色彩。
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我国没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市场经济和市场发育过程失去了许多应有的机会和历史连续性，以致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断代期”。在此期间，由于强烈的赶超愿望及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政府选择了重工业有限发展战略，从而相应形成价格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使中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不仅“赶英超美”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国民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处于崩溃边缘，由计划作为唯一的资源配置手段导致我国经济体制失去了效率和发展动力。
经济的恶化使中国政府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反思。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的目标日益明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开始在国家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发展“以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1984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十年努力，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国际上，到2005年11月16日为止，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被43个国家认可。不过，中国的三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还从未正式提及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二）中国经济法的立法状况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并“对既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刀阔斧地修正，以基本上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法体系日渐形成。”[24]在财政税收方面，《预算法》、《统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政府采购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先后颁行。产业与计划方面，有《中小企业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在金融和价格调控方面，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度发展到新阶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价值规律这个“看不见的手”在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一些问题也开始出现，如生产者销售者为追求自身利益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不重视产品质量，欺诈消费者。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制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如1993年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1994年的《广告法》，1996年的《拍卖法》，1999年的《招标投标法》等。（三）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道路与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有明显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职能不是作为市场缺陷的补救措施而产生的，这里一开始国家就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全面担负经济组织管理职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排斥和取代了市场的作用。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不存在经济法，而是以行政法管制经济的运行。
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才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其产生原因是克服转型期市场的缺陷。
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时期，市场经济本身还处于成长阶段，离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它具有转型期市场特有的缺陷，即市场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不健全。由于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市场治理机制的萌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实行体制改革和转轨以后，逐步改变“国家统制经济”局面，国家权力因素逐步受到节制，市场开始发育和逐渐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市场依然是不成熟的。例如，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不能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和交换，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价格刚性或受到认为因素的干涉而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在一些领域，不仅进入壁垒很高，退出壁垒也很高，资源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缺陷靠幼稚的市场无法调节，因此需要国家在组建、培育市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成为了中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
同时，由于中国转型期市场的不完善，使得市场发育不成熟与一般市场缺陷交织在一起，二者相互强化，加剧了一般市场缺陷的影响。例如，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缺陷的一个表现，它虽然造成消费者弱势地位并使经营者有机会欺诈消费者，但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上，由于市场的统一和开放，交易者之间难免重复博弈，信息优势者具有主动提供真实信息的动机，信誉成为大多数人都看重的“资本”，因此，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可以大为减少。相反，如果市场不成熟，这种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将难以实现，并且会放大市场缺陷带来的恶果，同时进一步阻碍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震惊全中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中国经济法还担负着弥补一般市场缺陷的重任。
四、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了市场失灵，促使国家不得不干预经济，而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因此在论述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时，均以“市场失灵”一词来概括。
杨紫烜教授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还是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都不能没有国家协调。其原因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虽然起着基础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市场失效’或‘市场失灵’，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一定盲目性，这就决定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必要。”[25]张守文教授认为，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市场失效日益加剧使民商法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真正的经济法就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26]李昌麒教授认为，从经济角度看，只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朝着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发展，经济法才可能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经济法的功能就是克服市场失灵。[27]综上可知，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市场失灵是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二）“市场失灵”说的不足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理解“市场失灵”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市场失灵定义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是低效率之时的市场运行状态。……如果市场太少、非竞争行为或均衡不存在，市场失灵就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市场失灵的例子有自然垄断、外部不经济、公共财货和信息的垄断。”[28]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保罗·A·萨缪尔森认为：“市场失灵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微观市场领域，表现为不完全竞争、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另一个是社会分配领域，表现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有效率的收入分配，却不被社会所接受。”[29]
从上述对“市场失灵”概念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失灵的前提是有市场的存在，并且市场曾经发挥过主导作用。就此点而言，“市场失灵”说是符合美国经济法产生过程的现实的，但是如果将其与德国及中国经济法产生现实进行对照时，我们会发现学说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德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其市场失灵现象并不明显；中国经济法产生之时，市场经济尚不完善。
由于存在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证明单纯的“市场失灵”说有失偏颇。因此，我们需要以前文所述的美国、德国和中国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为分析对象，重新归纳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
（三）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市场与政府的博弈
前文已经分别分析了美国经济法模块、德国经济法模块、中国经济法模块，并总结了各模块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美国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是国家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和限制竞争导致市场的唯利性、滞后性和盲目性的缺陷凸显，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引发经济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经济法由此产生。德国则是因为市场发展速度无法满足其战争需要和迅速崛起的野心，因此政府采用经济法手段强行干预经济。中国经济法则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政府以经济法为手段组建、培育市场和弥补一般市场缺陷。
可以看出，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促使了经济法的产生。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中国，其经济法的产生都是因为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无法满足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具体而言，美国是由于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德国则是由于市场调节无法集中经济资源，中国的市场本身还存在着不成熟的地方，其市场作用的发挥更容易偏离经济发展轨道。
综上所述，尽管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法产生是建立在其有市场存在的情形下，而中国经济法是发端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各模块经济法的产生均有差异，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市场与政府的博弈，才促使了经济法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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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参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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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354页
社会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根本区别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俄〕T·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C].莫斯科：1995.81-83.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J].国外理论动态，2001，(1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6]中国搜狐网根据不同媒体的报导，选出十二项特殊情况在世界的排名，并称这些排名“让人沉痛”.
[7]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J].经济学动态，1995，(11).
社会经济论文篇5
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范文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引入市场经济这一经济模式以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对中国社会道德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道德建设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成为带动经济建设发展的新生长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正确的加强道德建设。
关键词:市场经济;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
一、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推进，其中的道德建设问题也非常的重要。马克思指出，道德作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识和行为之间的规范，则意味着一定的经济关系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市场经济中道德的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的原则，更不是简单市场原则的转换。市场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的经济体系，为人们生产和交换物质财富、资源的分配，也提出了人的道德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道德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的某些物质限制。市场经济对道德存在的影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少的矛盾。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动机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追求经济利益的无限夸大和增殖，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客观需要。在这方面人们对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之间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以非道德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发展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着不择手段的商业诈骗、贪婪金钱的追求，企图将社会中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全部都纳入了市场经济中去把它们放在金钱这杆秤上来衡量，最终导致人性本身的物化和异化，导致侧头彻底的追金主义的出现。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包括自主性和开放性，因此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也是自由的交换，在这样的交换形势下就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我们在购买时只能先付款后消费，由于商品种类繁多，我们并不是每次都在购买时直接看到消费的效果，而事后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代价很大，所以市场还具有欺诈性。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存在的矛盾现象，客观上是不允许我们单方面的肯定某有一方面或者否定另一方，两者是取长补短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来调节社会供需平衡等特点，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发展，都离不开道德上的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尽管有政策确保和法律措施，而道德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由和正常的秩序维护，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市场经济把人们引进了一个更加开放、自由、富裕、文明有道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的矛盾，也就说在当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中多方面的矛盾也是无时不有，无时存在的，也就是两者之间的矛盾推动着我们国家经济不断地向更高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道德建设的进步奠定一定的基础;市场经济对人本性面目的要求，有助于道德建设中自律性的实现。同时，市场经济不仅是法治的经济，也是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道德的进步，道德建设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反应不是简单的和被动的，道德原则也不是经济原则、市场原则的简单变换，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必须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仅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也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
二、社会主义市场中加强道德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创举。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理论指导，更需要道德建设方面的进步来维持。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要加强道德建设。首先，加强道德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并且将两手配合好，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不可缺少的道德建设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地位。其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重要途径。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实质上就是人才的较量，人才之间的竞争和对比，人才以及劳动者素质是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罗国杰教授在他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分为三点:一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首先，应该有强烈的动机加强道德修养，这样才能有主动学习、思考和实践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个人的道德境界;其次，要积极开展自我教育、自我控制、自我激励的道德修养活动，并持之以恒、脚踏实地，这样才能加强我们的个人道德修养;最后，要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发扬优点，取长补短。二是采取有效的道德修养方法，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应借鉴历史上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积极有效的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并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结合，身体力行。三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个人的道德修养并不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而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生活中道德上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升华，就是要把提高道德认识与躬行道德实践相统一，来促进道德要求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外化为生活实践的道德行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自觉远离低级趣味，抵制歪风邪气;脚踏实地，敢于担当;持之以恒，善始善终。邓小平说过经济体制改革下的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道德建设是培养经济人才的迫切需要。最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事物的两重性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也存在着正负两种效应。在正面积极效应上，时间证明了市场经济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负面消极效应上，市场经济具有竞争性、自发性、滞后性及盲目性等原则，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再加上思想道德教育的漏缺而无法完全的抑制负面因素的蔓延，就有可能诱发许多不健康的、消极的、甚至是腐败丑漏的现象。由此可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能否把握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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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范文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
摘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对社会道德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起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事物发展的两面性来看它也给道德建设带来了负面的一些影响。以什么样的途径与方法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就成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课题。在本文中旨在分析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种种因素并且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的策略。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道德建设;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要找出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并且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实践，加强道德约束，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健康发展。
一、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因素
我国市场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道德问题。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制约道德建设的主要因素有政策与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一)政策与制度的不健全
当前随着各国之间交流的逐渐加深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由于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影响，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主流价值观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大环境下单单靠自觉、自律，道德建设将难以进行举步维艰。优良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可以为那些利人利己的品质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又能够有效的遏制一些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符合道德规范的人可以在健全的政策与制度的保驾护航下最大限度的毫无保留的发挥自己的优良品质，对社会的良好风气建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那些拥有损人利己的恶略品质和行为也能在健全政策与制度的制约下有所收敛，这样就能使一些损人利己的行为渐渐弱化，从而良好社会风气逐渐形成。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政策与制度的不断完备。现在，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对人的行为的制约力逐渐被削弱，传统道德的力量被削弱道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制度的不健全特别的是法制的不健全使这些情况不能得到有效的扼制，趋势越发严峻。旧的道德体系被破坏，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普遍阶段，我们应该正确对待，以合理的制度与政策规范道德建设的正确前进大方向，并逐渐形成习惯观念，直到培养成普遍的道德规范。加强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完善社会制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并使之融入到整个国民教育的过程中。
(二)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影响
伦理道德问题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经济的发展状态对道德建设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道德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展不健全，市场主体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市场客体的规模还够广泛，市场的结构偏于单一化，市场的组织程度较低，现代化的交易手段还不是很普遍，市场发展不平衡。由于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存在，人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状态之中由于受利益的驱使往往会表现出焦虑、急躁，一切以利益为中心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很容易忽略在修身方面的培养，甚至会出现一些好人是会吃亏的这种现象，渐渐地人们不敢做好人怕做好人，这也导致一些不道德的现象出现层出不穷。造成新经济条件下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主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竞争，同时，商品经营者具有相对独立性，促使思想解放。但也有可能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增长。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进步，以前我们过于墨守成规，一切行为准则思想准则都在一个框里，导致我们在创新方面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思想解放人们不再拘泥于以往的经营方式开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显神通。但是自我意识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目前，存在许多道德失范的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落后文化和利己主义思想的产物，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象。因此我们倡导充分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各自的优势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竞争。
(三)多元文化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传统文化被渐渐消磨，而道德虚无主义，个人主义却渐渐崭露头角伦理道德不再是人们的价值导向，人们开始对道德存在的价值合理性产生质疑。越来越忽视道德的评价标准，道德这个词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观念并走向没落。社会转型使道德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其原因就是道德建设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缺失。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表述，它是人们长期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文化形成的基础。在中国，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伦理性的传统文化，所以说道德建设脱离传统文化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代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农业文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全球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在伴随肯定因素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否定因素，在社会专心的的过程中文化转型相对滞后。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策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必须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一)明确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
进行道德建设首先必须明确指导思想，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从我国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扬抑地继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同时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和邓小平理论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这既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道德建设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道德建设必须在适应市场经济基础上超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同时，把握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我们说道德建设要以制度作保障，这里的制度所指的主要是法律。通常我们认为道德规范的范围要大于法律的范围，法律所不容许的行为都是被道德排斥的，对这种说法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法律的强制性要远远大于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作用。我们可以利用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作用形成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律却又比之道德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这个普遍阶段特有的一种制度。以发展的眼光，运用灵活的政策，解决顽固的问题。这正是我们面对新的完备的道德体系建立前这个尴尬的道德建设阶段应该具有的素质。
(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道德状况的变化。要建设市场经济道德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市场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观提供物质前提。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普遍发展，也不存在对较高和成熟道德观念和价值导向的需求。[3]目前，我国道德建设中的滑坡和偏差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市场机制运行不规范，由此造成适应新经济条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在社会舆论和人们内心中的主流势态不突出，主导性的正面观念普遍性缺乏。现在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反之道德的发展却每况愈下，与经济发展相比是落后的，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变化，促使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思想保证与智力支持。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负面因素，促进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从而对广大公民进行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其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道德水平有进一步的提升。
(三)正确对待多元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根基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密切的接触世界，与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必然会造成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一些人处于种种原因盲目的崇拜外来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就是老一套早就过时了的东西，从而不假思索的一味全部抛弃。造成了文化的断层道德的脱节。所以说我们要正确对待多元文化的存在的合理性，吸收其精华部分摒弃其糟粕的部分，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道德建设要以传统文化的重释为立足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国之所以依然繁荣于世界可以证明其文化的合理与优越性，因此一味的否定和抛弃或者忽略传统文化都是对我国悠久历史的埋没，都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浪费。在当今这个创新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的弄出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莫不如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挖掘出一些被尘封的明珠，加以重新阐释，使之适合继续生长在当今这个时代，继续发挥其作用。我国在重塑道德体系时要依赖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依赖于对传统文化的重释，要扎根于传统我们的道德建设、道德规范才可以找寻到方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我国道德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4]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寻求道德建设的丰富的资源，并且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给予重新解释和构建，对于我国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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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论文篇6
一、日共对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初步探索
“二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民主政治势力获得自由，成为合法组织。日共经过一年的组织重建后恢复了活动，并于1945年12月、1946年12月、1946年2月分别召开了四大和五大。面对形势的变化，党代会《宣言》针对敌对势力对共产党的责难和攻击，在经济政策上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党从来不主张‘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还说“‘否认一切私有财产’这种主张，在任何社会里都站不住脚”，“将来即使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存在与那个社会相适应的私有财产”。(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6—247页。)从而开始了对未来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1973年的十二大、1976年的十三大和当年特别大会制定的《自由和民主宣言》中，日共进一步提出了日本未来社会主义要利用经济手段的设想。十二大报告提出，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对于服务以大企业为中心的自由政府的经济政策来说，是最重要的政策，这对于“开辟改善国民生活的财源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因此，税制、财政、金融政策，将来也是共产党“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日共认为，日本革命将经过反帝、反垄断的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两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在第一阶段，“为排除美国资本对日本经济的控制而斗争，要求对美国资本所控制的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通过对垄断资本实行人民的统制，争取使垄断资本的金融机关和重要产业的垄断企业向国有化过渡，根据需要和条件宣布对某些垄断企业实行国有化和民主管理。”但是，在对待国内垄断企业的国有化问题上，“一定要根据需要和条件作出决定。特别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如果脱离了需要和条件，没有得到国民的同意，过急地实行国有化，必然会遭到失败。”但日共同时强调，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对大企业采取必要的民主限制，这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实现经济民主的观点出发，为保卫国民生活和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民主的限制。”(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6—247页。)对于没有实行国有化的其他大企业、大银行，则通过国会行使国政调查权、政府进行行政指导、修改禁止垄断法和制定新的法律，由工会和居民实行监督，实现面向国民的民主管制。不难看出，日共在民主革命阶段，要对美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和某些日本垄断资本的大企业实行人民的统制和国有化。但是，对大企业采取的民主限制，“并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限制”，而是从当时民主革命阶段的现实出发所采取的必要的有益措施，因而，这些企业的运营还得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还得有商品、市场的存在。
而对于中小企业、农业和中小渔业部门，日共则采取不同于大企业的政策，即“广泛地保留私人所有和个体经营，尊重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们设想，在这些部门实行社会主义化的主要形式将是合作化。但到那时，也决不急于搞集体化，要等到它们感到那样做对自己有利而要求集体化时才付诸实施，就是说要严格遵守自愿的原则，决不采取勉强地强加于人的做法。”从事承包业务的中小企业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民主的关系，要充分发挥这些中小企业的力量，以便在维护它们的个体经营的情况下，使它们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业、渔业，在自愿原则基础上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将是实现社会主义化的途径。”(注：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编《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资料汇编》1985年第5页，第181页，第246—247页。)
总的看来，这一时期，日共强调的还是计划经济的作用。1961年制定的党纲就明确提出，只有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权，即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推行使生产力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保证日本人民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剥削下解放出来，从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最后地解放出来。”党努力同一切拥护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政党和人士合作，一方面尊重劳动农民和城市劳动市民以及中小企业家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说服，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制定的《自由与民主宣言》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为了节约和有效地使用生产力、保障国民生活和全面繁荣日本经济的手段。”即便这样，日共也并没有对未来日本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提出一个具体方案，更不用说提出一个具体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怎样结合的模式，只是认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济建设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在未来社会主义时期应对大企业迅速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而对中小企业则不急于实行国有化，还要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经济建设，当条件成熟时才实施社会主义国有化政策，这就为以后提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思想基础。
二、当前日共对“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进一步探索
90年代初的剧变使日共受到来自国内外和自身内部的巨大压力。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日共中央认为，其政治原因是苏联“霸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破产”，虽然苏联最初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列宁逝世后，以斯大林为中心的领导集团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走上了对外实行霸权主义，对内实行、专制主义的错误道路，而这一错误又为随后的历代领导层所继承，并体现得更为严重”。(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报》。)经济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使前苏联连“一枚螺丝、一根管子的生产都必须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批准”，从而压制了经济本身的活力。这是苏联东欧失败的重要政治经济原因，但这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由此，日共根据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结合日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的特点，作出了自己的判断。1991年，时任日共领导人之一的上田耕一郎发表了《日本式的社会主义和混合经济论》一文，首次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阐述。他在分别于1994、1997、2000年召开的日共二十、二十一和二十二大上，以及在1996年对其重要文献《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的修改稿中，都提出了未来日本社会主义经济将实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从总体上看，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虽然目前仍然是一个粗略的构思，但是从日共领导人、日共决议和日共理论工作者的有关论述中不难发现，日共“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混合经济”论，而“混合经济”论的实质是“采纳了将改革了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要素的体制”。这一模式不是苏联中央管理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方向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具体地说，这一经济制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不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如果要对农业实行集体化，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即采取“集体化是基于自发性的协同合作方式”。二是不将中小企业国有化。“应长期实行私有制和私人经营”。三是不实行官僚统制，不采取命令主义。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被国有化了的基础产业在内的各经济部门，也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要“确立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中发展的体制”。四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抛弃了“国有化、集体化”这一形式的社会主义。五是市场经济模式在价格上“不采取统制价格和管理价格”，即“物价就是市场价格”。日共认为，这样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才可能“发挥日本社会主义的原动力”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经济体系离不开国家权力，就日本共产党的权力理论来说，“从成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到谋求成立获得国会多数支持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阶段，都要“得到国民的理解，根据国会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走向建设社会主义”。无论在民主联合政府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阶段，“如果共产党在国会里失去了国民的支持而成为少数派，就要脱离政府执政党，把权力交给在野党。”在社会主义阶段，“可以考虑对一部分大企业或有关交通、通讯、石油产业之类的燃料、能源方面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但是，“即使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由于国民支持的摇摆不定，经济政策的失败等等，也会导致作为社会主义权力政府的崩溃和政权转让的情况。因此，不能强行地采取社会主义化的政策。另外，在价格、流通、生产计划方面，如果整个国家计划不能施行的话，那么就只能采取现在日本实行的‘行政指导’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其内容也只能是极其粗枝概略的东西。”
现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实行着一定程度的计划。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自由放任型的资本主义，今天在任何地方已不复存在。在当前日本经济的各方面，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政策，即“以政府财政政策为根本，采取了商情刺激，或者根据商情调整政策。另外，通过日本银行实行了根据法定利率的‘利息政策’”。作为个别政策，在通商产业部，对于特定产业的特定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资和融资，采取了产业培育政策。如在电脑、半导体部门，国家就特别实行了培育政策。在农业和水力部，有关稻米、播种、减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等，几乎都在政府的计划支配下。即使牛奶，也是在严格的生产计划管理下进行生产的。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日本，对经济实行了相当力度的计划和指导，这在事实上已为日本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基础。
在企业的操作层面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即使在“国有化的基础产业中，也不实行‘命令主义的统制经济’，而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发展的体制”。如果以这个方向为目标，“在经国有化的基础产业里，不必等待中央政府的决定，各部门或单位可以自由地作出决定。如果各部门决定的计划必须等到中央政府认可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发生‘和命令主义’”。因此，“这些企业在形式上虽然称之为国有化，但是企业运营的实际情况是与私人企业相同的。”
三、对日本共产党“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几点认识
日本共产党结合日本国情对日本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结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具体的运行及其机制如何则有待实践检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一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日共认为，“要是放任市场经济的话，市场经济就具有威胁国民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但在整个社会经济运营中，‘市场的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市场经济能与计划经济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成为开辟社会进步发展道路的要素。”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条件孕育成熟于现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日共于2000年11月召开的二十二大指出，21世纪“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成熟的世纪”。其标志是，首先，“人类在20世纪赢得的世界史的进步，是全人类向21世纪新体制发展的准备。”民主主义、民族独立和和平秩序的发展，将成为社会主义前进的“强有力的基础”。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民主规制以及国家用法律和行政指导、财政和税收、公共投资、金融等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经济的介入，可以认为“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发达生产力，同时，也成为推动向新社会前进的‘重要线索’”。再次，许多国际组织“承担起了调整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国家垄断资本各项政策的任务”，由于这些国际机构的全球化，里面也隐含着迈向超越资本主义，建立新体制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重要线索”。这些都为日本实现“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现成的形式”和“条件”。所以，日本共产党只要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民主改革”，利用“资本主义全部成果和价值”，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可能的。(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报》。)
第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日本共产党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其晚年不得不暂时采取的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利用市场经济，而这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策是不予承认的，但实践证明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和商人的让步，列宁也承认“是向资本主义的退却”。按列宁的构想，还要将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置于市场竞争中，培育它们在竞争中必胜的竞争力。虽然这一构想在短期内就结束了，但展望21世纪，新经济政策却“是一个孕育着极其重要的可能性的构想”。因此，“中国、越南的经济建设方针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许多共通的要素”。从这一立场出发，中国、越南等国导入的市场经济就不能说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化”。如果将此作为长期的政策，那么可以说新经济政策与“混合经济”论没有大的差别。(注：《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于[日]2000年11月22日《赤旗报》。)
社会经济论文篇7
1.1目前，由于各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性，针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侧重点不同，给出的相应指标体系并未达成一致看法.因而，在对不同区域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时，应避免盲目效仿，而应从研究区域实情出发，合理选取评价指标.为此，本文以协调发展理论内涵为依据，从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特征出发，遵循指标科学性、系统性、可获取性的原则，参考了近些年发表的关于环境与经济协调度评价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并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和独立性分析处理后［23］，最终选取了27个评价指标构成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数据来源文章所采用的原始数据及相关计算主要来自《山东统计年鉴2013》［24］，部分数据来自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2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与指标权重赋值
2.1.1数据处理由于评价指标体系选取的指标较多，为了消除指标间量纲的差异，使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需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无量纲化通常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用于计算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中不同指标的功效系数。
2.1.2指标权重的赋值不同指标在评价系统中的重要性不同，当前学术界对指标权重赋值采用的方法众多，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由于每种方法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和片面性［26］，本文采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求出指标权重后，再将两种方法所得权重进行综合处理，结果即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权重。
2.2协调发展度模型
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状况，借鉴相关协调发展研究［3］的基础上，从耦合协调发展定义出发，建立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协调度只是反映f﹙x﹚与g﹙y﹚两个子系统有序发展关联性和互动耦合作用，并未体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为此，在协调度的基础上引入协调发展模型，以进一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体协调综合发展程度。通过﹙4﹚、﹙5﹚两式，测算了山东省2003年以来10a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效益、综合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协调发展度类型划分标准见文献［28］.
2.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预测
预测是进行决策与调控的基础，现有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法等，这些方法难以适应系统复杂、数据量少的问题.灰色系统GM﹙1，1﹚模型不仅预测精度高，也能在数据有限、系统复杂的情况下有很好的预测效果［29］.为了深入探究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在未来发展趋势及演变情况，在协调发展度结果的基础上，通过GM﹙1，1﹚模型对其未来协调发展度进行预测.
2.3.1协调发展度预测根据GM﹙1，1﹚预测模型，得出社会经济预测模型为。
2.3.2预测精度检验为了检验模型预测精度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式﹙6﹚、﹙7﹚得到2003−2012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预测值﹙见表4﹚，并将预测值进行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30］，结果均满足预测模型精度要求.根据表4预测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误差都较小，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96%、2.19%.故在未来经济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本文所建GM﹙1，1﹚预测模型可以用来进行预测.
3结果与分析
3.1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时序变化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的趋势.从时序发展速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变化快，除2008−2009年稍有放缓之外，其他时间段均为均匀快速上升增长.与社会经济相比，生态环境则呈波浪形缓慢曲折发展.生态环境效益除在2006−2008年发展较快外，其他时间段平缓发展，且慢于社会经济.从效益指数值来看，生态环境效益初始值较高，但发展缓慢，且在2003−2006年为负增长，因而10a内变化量不大，社会经济效益初始值虽较低，但发展速度快，效益指数与生态环境差距不断缩小，自2010年超过环境效益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从效益指数变化幅度来看，社会经济效益变化幅度大，平均年变化率为8.89%，生态环境变化幅度小，年均变化率仅为0.75%.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山东省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大户，也是受渤海跨海通道建设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山东省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3.2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析图2为协调发展时序动态，从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即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向良好协调发展阶段转变，说明山东省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根据协调发展度类型划标准，协调发展度可以明显分为3个阶段：2003−2004年为初级协调发展阶段，2005−2009年为中等协调发展阶段，2010年后开始转入良好协调发展阶段.在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经济滞后型，说明此阶段山东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较好.在中等协调发展阶段，虽然经济发展仍一直滞后于生态环境，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二者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到2009年时，生态经济转变为经济环境同步发展型，反映了此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比例配合得当.在良好协调发展阶段，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距离继续缩小，协调度不断提高，并在2010达到协调度最高点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开始滞后，生态经济在2012年开始转变为良好协调发展环境滞后型协调发展类型.在图2中，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均呈平稳发展态势，反映了各指数内在的互动关系和相互约束作用.生态经济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综合评价指数则相对较低，表征了在测度时间段内，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虽是协调有序、相互影响，但由于各子系统低水平效益，未能使系统整体功能增强，因而协调发展度未能达到较高水平.在此阶段，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综合评价指数，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主导方向是不断加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协同共生、促进物质交换频度的同时，努力提高二者的功效水平，增强系统整体功能.
3.3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结果根据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预测模型，通过式﹙4﹚、﹙5﹚计算得到2013−2030年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状况，其发展趋势见图3.按照现状预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在协调度中，协调度曲线自2010年达到最高点之后逐渐持续快速下降，并于2030年低于0.4.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滞后，使得原本处于协调一致状态的两个子系统数量上比例失调，结构上缺乏有效的相互促进和协同一致的交换匹配，导致二者之间的演化趋势背离系统整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引发对生态经济系统的负反馈调节和约束作用，促使其协调度不断下降.协调发展度曲线初期由于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的提高而在发展初期不断攀升，并于2024年左右达到其最大值，但由于受生态系统协调度不断下降的制约和瓶颈作用，使得协调发展度在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下降，并呈加速衰退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促进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要体现系统总体功效的协调，也要达到系统内部结构的和谐有序.2013−2030年是按照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自2003年10a以来协调发展变化作出的预测，是在渤海跨海通道“零替代方案”下得到的结果.然而，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山东省生态经济的协调性，特别是对生态环境的负向影响.因而，这种只重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以环境保护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是难以维持区域的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必须在当前及未来的发展中引起高度重视.
4结论与讨论
﹙1﹚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2个动态变化的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综合体，构建合理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其评价结果准确的关键.本文选取的指标是在参照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统计方法处理并根据山东省实情得到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上，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综合确定权值，不仅能够克服主观赋权法的主观性和臆断性影响，也能避免方法本身所具有的缺陷而造成结果可信度的下降，具有较强的实用性.﹙2﹚2003−2012年社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速度还是效益指数发展幅度上，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发展均快于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环境对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制约作用.因此，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积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协调发展.﹙3﹚2003−2012年山东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处于0.660~0.852之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良好.通过GM﹙1，1﹚模型对山东省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发展趋势将总体上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状态，且下降趋势明显.学术界关于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差异性和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形成统一观点，目前仍处在进一步探索中.本文基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零替代方案”的研究视角，以山东省为例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有益尝试，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方法是否适合中国其他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充实完善.
社会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化社会法社会公共利益
所谓法律本位乃指法的基本观念，或基本目的，或基本作用（依王伯倚先生之说）。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是指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目标，具有社会法的性质。经济法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其经济基础、思想理论基础、法律基础都产生了社会化倾向，经济法的产生正是满足了社会化的需求，使其自出生起就带有社会法的气息。经济法属于社会法中的一员，与民法、行政法区别开来，各尽其责，更加证明其社会本位性。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从其内涵、核心以及目的也表现了经济法这一与生俱来的性质。
一．经济法产生的历史前提
（一）经济法的经济基础
经济的发展对经济法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政策的演变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体制的变革有的截然不同的历程，但是都为各自经济法理论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
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影响了整整几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相信经济的自我调节机能，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觉地指明前进的方向，而国家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管的越少越好。一时之间，经济的自由放任、政府的不加干预成为了管理经济最成功的经验。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打破了亚当·斯密为人们所设想的最为理想的经济模式。经济危机是人们认识到由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市场经济主体具有天然趋利性和盲目性，因而也产生了单纯市场主体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一个以政府干预为中心，以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目标的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体系。凯恩斯主张扩大政府职能，以各种经济政策来干预消费倾向和投资，从而刺激生产，他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等政策来改变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由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对政府干预的过分依赖，缺少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剖析，使其完成了“反危机”任务后对新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众多新的经济学派开始对凯恩斯的理念进行了批判。供应学派认为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滞胀，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范围有限，应实行“小政府”下的“无为而治”。社会市场经济学派认为自由、竞争和限制政府干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三个核心，而社会市场经济是将自由与秩序有机结合之后形成的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的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公共选择派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一群精英人物所构成的理想政府，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是人就会有局限，因此这种理想政府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市场调节的社会效率高于的干涉方式，市场比政府更靠得住。从上面的争论可知，无论是何种学派都表明了同一种观点：“[y1]自由放任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已经不再是人们的两极思维方式了，而是能有机地、科学地把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主义结合起来成为人们的辨证思维方式。他们并不是完全绝对地选择此而摒弃彼，而是将它们融会贯通，结成一体。”①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思想和政策地演变向我们展示了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干预都是经济发展之必需，经济法的理念尤其注意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让其各显其长的同时互相弥补，忽略任何一方都会导致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历史原因的影响起步较晚，有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商品经济的存在，推崇计划经济，强调政府主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用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并以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所在，然而，这种不顾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人为的割裂了劳动与收获的自然联系，打击了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同时人们把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对立起来，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可是事实上经济的停滞不前却给了人们最大的讽刺，在今天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多元经济机制，要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进行详细具体地计划几乎是不可能的，以前计划经济的失败的确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但这不是本质问题。根本症结在于我们对计划的盲从的同时采取了对市场机制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使得全国上下执行计划成了例行公事，任何人不得有任何反对计划的思想和行为。可是集体有计划地失误比个人无意识地失误造成地损害要大得多，这种不根据需要去制定同时又不按照需求去指导生产的计划并不能够符合人民的利益，更可悲的是计划体制造成的“[y2]权力高度集中和垄断化”、经济生活中“民主原则的抛弃”、“党和国家的独特的官僚化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②。这时，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计划的缺陷，市场的优点，更重要的是明确了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即使是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来说，市场调节也是必不可少。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围绕着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如何结合而展开的。先后提出了国家模拟市场、计划与市场板块结合、计划与市场相互渗透等不同的宏观管理模式。中共十四大在总结几十年的改革经验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种新的经济体制“[y3]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到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要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③可见，市场机制的主导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没有否定计划的参与。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把改革前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的颠倒关系端正过来，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即在市场机制中如何发挥计划机制的作用，并保持最合理的限度。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演变呈现出从两极思维到辨证思维的规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则是表现为从政府主治到市场主治的趋势，可见“[y4]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问题。”④由于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各自都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弊病，对任何一种机制的极度偏好都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失败。由于传统的行政法对经济关系的管理一般采取的是强制手段，同时，因其国家利益本位性的驱使在调整经济关系是不能很好的兼顾社会公共利益，有时甚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动，行政法无法担此大任。“[y5]而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可以超越狭隘私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通过在市场失灵领域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在政府失灵的领域采取市场化的手段相互弥补其缺乏，通过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限制政府的权利等方式来达到逐渐减少并最终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进而使资源配置最优。”⑤
（二）经济法的思想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19世纪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契约的伦理，具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即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人，个人有理性与能力去判断何种行为对自己有利，何种行为会带来损害，并能根据自己的所得来衡量自己的所失。“个人的原则是要尽可能地推进他自己的福利，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体系，同样，社会的原则也是要尽可能地推进群体地福利，最大程度地实现包括它地所有成员地欲望的总的欲望体系。正像一个人是根据现在和未来的损失来衡量现在和未来的利益，一个社会也可以如此在不同的个人之间衡量满足。[y6]”⑥这种功利主义思想武断的将个人所需的满足推而广之认为社会所需是简单的个人所需之总和，它将一切需求数字化，包括自由与正义，它只看到了个人的抽象平等，无视个体之间的差异，它为了追求利益数字式的最大化，不惜牺牲少数人的幸福。从而忽略了个人所需的满足的总和在整体上进行的再分配。
经济集中和垄断在这种近乎功利主义的契约伦理的思想支配下产生了。20世纪初垄断这种始源于自由竞争，从而抑制自由竞争的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y7]垄断作为非法的结果却有合法的基础，这是一种悖论，自由的悖论，自由反对自由；垄断实质上是少数人奴役多数人，强者奴役弱者，资本（物）支配人。少数强者的资本自由严重地抑制了多数人的基本自由，这是否正义？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令人沉思的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怎样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是继续自由放任还是诉诸社会正义，这已经成为20世纪的重大课题。”⑦契约伦理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学者对其宣扬的平等自由产生了质疑，罗尔斯就是其中一个。他站在被功利主义者忽视的弱势群体一方提出了公平正义。在他的正义原则中包括两个方面，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平等原则是指“[y8]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⑧这点是得到其他学者广泛认同的，且是第一位的原则。而差别原则即“[y9]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的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⑨这种差别原则旨在“[y10]最大限度地提高地位最不利人的期望”⑩是一种基于对弱者的扶持与帮助的原则。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正是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壮大时期提出来的，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反思，他所追求的正义是实质正义，是揭开了契约自由的形式平等面纱，是对内容与结果平等的一种要求。然而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准确的说是第二原则——差别原则却引起了其他学者的非议。由于差别原则所提出来的平等是一种带有强制色彩的平等，这种功能必然由国家来承担，这样做的结果必然要求扩大国家的权力和职能，而著名学者罗伯特·诺齐克所主张的“小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较有限功能的国家。他认为“[y11]国家不能用强制手段来禁止人们从事推进他们自己利益和自我保护的活动。”显然按他的理论垄断这种基于自由竞争的产物是不应被禁止的，因为它没有使用非法的手段而只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已。然而诺齐克却没有认识到垄断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正是利用其他人对资源的缺乏而使其为自己服务，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他自己的“[y12]必须更严肃认真的思考不同个人的存在，他们决非别人的手段资源”的观点。另外，诺齐克还认为“差别原则”倡导的分配正义容易滋生腐败，使某些人以“分配正义”为掩护而做出不正义的事情，而市场配置，直接自由的交换才能使得每个人没有占他人便宜的机会。诺齐克针对“差别原则”提出了“权利理论”要求权利持有是正义的，国家职能会持有中的不正义进行矫正，这本来是极好的出发点，然而诺齐克却狭隘的将这种矫正限制于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方面，使得他的理论走向了另一极端。相较于以上两个理论，艾德勒德理论则带有辨证的色彩。在他看来无论是平等最大化或是自由最大化都是不可取的，虽然两者都是正确的，但必须有节制，“[y13]同时还要认识到，只有在正义的支配下，两者才能和谐的扩展到最大限度。”
20世纪中后期的“社会正义”站在各种思潮的潮头，它既关心个人更关心整体，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仅形式上保持正义，实质上更要正义，它不排斥自由，也不否定平等，既肯定了市场竞争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人们的思想经历了从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变化之后，对法律所应担负的任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垄断出现以前，民法中的三大原则——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在经济领域占据绝对主导作用，人们认为按照这样的标准去裁判的结果应该是公平的。因为民法的经济思想基础认为“[y14]经济机制的自我机能可以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行状态，外部干预只能破坏经济机制的充分作用，不利于经济的运行，要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就必须实行自由放任。”这种经济思想源于早期简单商品经济结构，所以民法的公平理念强调机会公平，即在对资源、社会合作利益及负担进行分配的时候，所有的主体机会均等。民法强调在法律上要按照统一的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经济主体。“[y15]民法对公平价值的评价所取的参照系总是个别化的，他通过具体分配过程中对社会公平进行维护，而无法将泛化的非特定的不平等的评价纳入自己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民法公平是一种个人公平。”民法的公平理念在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时期内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维护有序的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而垄断出现后，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福祉的观念，人们的价值取向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机会公平，也注意到了结果公平的重要性。由于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能力与财产都有着不可忽略的差别，在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后，经济结构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如果继续按照原有的公平理念对待一切个体，这些已存的个体差异必然影响着个体经济活动的公平性。从而使得这种差距越拉越大，整体上来看是在创造更多的不公平。“经[y16]济法认为某经济行为即使不造成特定的损害后果，却对整体社会经济存在一种泛化伤害时，该行为就是不公平的。”只有首先认识到了不公平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采取措施去维护公平。经济法正是站在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总体经济法的对比效果为参照系来评价公平的实现，是以给经济主体以“相对特权”为基础，追求结果大体公平，可以说是以不平等求公平，立足于个体不平等求整体平等。
可见经济法的思想基础的变化以垄断的出现为界，经历了从维护契约伦理道维护社会正义，从维护个体公平道维护整体公平的变革，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弥补了民法的不足，站在维护人道主义和社会福祉的高度对正义与公平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经济法的思想基础是以民法的思想基础为起点逐渐形成的迥异于民法的一套思维体系，使得经济法的思想带有一定的民法色彩，但本质上是对民法的思想进行反思后形成的以社会为其本位的一种新的理念。
（三）经济法的法律基础
由上可知，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需要政府干预再到限制政府干预的变更，人类社会的时代精神经历了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变革，与此相应，法律也出现了社会化的需求和趋势。
在私法领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从主体抽象平等发展出主体具体平等。私法要求的主体平等是指主体之间无差别的独立、自由、平等。这种无视差别的平等是人为的否弃了具体不平等后的主观平等。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自然状况、能力、财产等都是不平等的，私法在抽象掉这些不平等因素之上去设定的平等本身就是一种虚假平等。这时人们注意到若是根据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任其发展，将有部分主体的利益永远得不到维护，特别是当一些主体进行经济合作成为更有优势的主体时，其力量甚至会威胁到整个社会。对待主体的平等观开始具体化，即针对差别区别对待。然而，在私法领域，主体抽象平等是仍是普遍的，具体平等也是个别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主体的具体条件，抽象平等依然是私法最基本的原则。第二，从绝对所有权发展出相对所有权。近代私法中的财产权被认为是一种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种绝对的财产权在当时反映了人的进取精神，迎合了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对财产的绝对所有权在这样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必然导致贫富不均，两极分化。20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开始倾向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并将此原则用于环保、交通等领域内对财产权的限制。“[y17]到了20世纪后半叶，法律上发生了一种财产概念的社会变化，在‘[y18]不损害他人所有权的前提下使用你的财产’的范围内，所有者享有最广泛的使用和处分财产的权利。”第三，从契约自由发展出契约正义。社会发展经历了以“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后，契约成了人们实现自由的最主要表现。契约自由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与契约紧密联系，并使之成为无论是国家或者使法律都不应加以任何干预的权利。可当人们正在享受着契约自由带来的各种甜美滋味时，形成这种权利的基础——缔约人的完全平等正在逐渐消失。到了20世纪初，主体差异越来越明显，人们不得不承认“[y19]对那些为了换取不足以维持生计的报酬而出卖血汗的人谈契约自由，完全是一种尖刻的讽刺。”这时的契约自由是强者的自由，弱者的不自由。社会不幸者的人权维护开始备受关注，契约自由发展出了契约正义。当然就私法而言强制要求契约正义的领域毕竟是少的、有限的，在市场社会，契约自由依旧占有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第四，从过错责任发展出严格责任。过错责任在私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种归责原则一直作为法官判案归责的依据。严格责任的认识是经过了一系列惨痛的教训得来，如产业工人的工伤事故无人负责、侵权致害受害人举证困难等。人们呼吁新的归责原则的出现以弥补过错责任的不公正。到了20世纪中叶，无过错责任原则基本确立和形成。但这是对过错责任原则的修正和补充而不是代替。私法是维护私人利益的法，民事责任也是补偿性质的，一旦失去对私人利益的平衡“实际上是对民法精神的背叛。”第五，从个人本位发展出社会本位。私法一向以个人为本位，它保证个人独立、赋予个人自由，保护私人财产。但这种个人本位一旦发展到极致便成为了利己主义，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利益、社会利益，这无疑是个人的自相残杀，自我毁灭，对于弱者只有死路一条。当这种进化论式的思维在文明社会极度膨胀的时候就应该有法律来保护弱者拥有基本的生存空间。法律应保证所有人成为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维护，即社会本位。虽然社会本位的出现给个人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并不能动摇个人本位在私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个人本位是私法形成的基础是私法的法律精神所在。
综上，私法虽然表现出了社会化的趋势，然而其本身并没有发生彻头彻尾的变化。
在公法领域，法律的社会化主要表现在行政法方面。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所带来的弊端都是不可避免的。它表现在：第一，在抑制大企业的经济霸权方面，行政干预越来越多，行政机构的广泛设立甚至代替了企业成为社会重心时，它凭借自身的特殊地位比原本要抑制的大企业、公司拥有更多的权力，人们原先对那些一时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公司的畏惧感便转移到了行政机构身上，似乎刚从大企业手中要回的权利又落入政府之手。第二，行政机构的广泛设立随之而来的则是行政福利的不断增加，这必然与其所要维护的社会福利相矛盾，从而导致行政机构越多，社会福利越少的现象。人们发现不该得到福利的人福利越来越多，该得到福利的人得到的却越来越少。第三，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成本远远超过市场调节，政府机构、人员的扩充，职能的扩大到时浪费严重。这种浪费的存在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干预的存在，还因为行政人员本身。“[y20]浪费发生在雇员的懒散之中，他们干活慢吞吞，甚至几乎什么呢也不做。浪费也存在于努力工作的雇员身上，他们干着本来就不值得花力气干的工作，执行着本身就不该制定的规章制度，填写着本来就不用印制的表格。”第四，行政官员虽然肩负着维护公共利益的任务，然而其经济人的自然特性驱使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y21]为了实现其最大化利益，在进行立法时，公共利益可以被忽视，而自己的收费权和处罚权则不能忽视，部门立法则成为争权夺权的工具，甚至还会出现‘贿赂立法’的情形。”
上述行政干预的种种弊端暴露了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的矛盾，在经济领域原有的行政手段很难克服，人们对行政干预的期望得不到实现时，新的理念又在人们脑中形成，人们要求行政简政裁冗，下放、减少、限制行政权力，要求行政干预市场化，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行政社会化的趋势逐渐明显，与此相应，行政法的社会化也大有表现。
首先，行政指导方式发生了改变，由传统的对社会事务使用行政命令服从的方式发展为采用协商指导的办法来完成。行政命令服从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效益差。由于行政主体处于经济活动之外，也许时能以“旁观者清”的角度来把握经济运转情况，然而正因为其身处高处也使其必然难以深入基层，知悉详情。当其费劲苦心设计出的指导方案要求运行时，有时不但不能赢得行政相对人的欢迎，反而得到的是怨声载道。而“[y22]从行政命令服从发展出行政协商指导，要求行政主体不要自以为是而要倾听相对人的合理意见；行政主体不要专横霸道而要谨虚节制，要少指令多指导，少压服多劝导；要有所不为，让相对人广泛参与、有所作为；不要盛气凌人而要平等协商，不要一意孤行而要协调合作。”其次，从行政统治发展出行政合同。传统的行政法一般是通过行政主体行使许可权、禁止权等方式来实施，行政主体单方面意思表示便决定了行政活动的全部内容，这样不平等的关系没有更好的促进行政活动的完成。在市场社会中，契约是主流，当行政干预介入这个社会后，并与契约逐步结合时，它的效力才能发挥到最大。合同弘扬平等、自由、互惠互利。行政合同的订立能够激发行政相对人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实施合同内容，这样不仅提高了行政干预的质量，也起到了保障私人权利的作用。
无论是行政的社会化，还是行政法的社会化，都并不是意味着行政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只能说明行政法吸收了部分社会化的因素，行政指导虽然带有协商色彩，却仍旧是对行政相对人的一种约束，而行政合同虽然体现了平等，但其实施前提仍旧是不与行政法相抵触，受到一定范围的局限。因此，这种完全适应社会化大趋势的法律必须由另一种法律来代替。
经济法便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它能够完全的体现社会化的各种要求，并使之纯粹、极致。经济法重视经济主体之间的差异，要求具体平等，通过对经济主体的部分财产进行再分配以实现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平，提倡社会正义，采取“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切都表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二．经济法的法域性质
（一）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元法律结构
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始于罗马法。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公私法的分类是这样描述的：“[y23]有关罗马国家的法为公法，有关私人的法是私法。”然而他所指的公法主要包括宗教法规、僧侣法规和裁判官法，私法的研究则要相对丰富许多。到了17、18世纪，法国革命的兴起，推动了大陆法系国家公法内容的变革，公法包括了宪法、行政法、刑法。公、私法的区分也有了新的意义。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y24]第一，私法具有所谓的自主性，即所谓私法的自治，是以意思的自由、合同的自由及经营的自由为核心。第二，私法理念往往支配公法性组织和制度，是公法从属于私法，即在警察国家中‘建立在法之上的国家’，往往作为财产权利主体接受私法的适应，在司法裁判的支配下，国家是作为服从于法的，受法支配的国家。”因此，近代法体系的公、私法的划分是对罗马法的新的发展，并且在19世纪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典编纂和法制改革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普通法系国家而言，这种划分所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英国向来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但也有向培根这样的名人志士站出来主张这种划分。在美国更有著名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以公法和私法德发展分别论述美国的法律发展史。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问题大都持否定的态度，或者采取回避的方法，如史尚宽先生就认为：“[y25]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法几乎全部溶解于公法之中。”探其究竟则要追溯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定苏俄民法典史阐述的“[y26]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前苏联科学院国家于法研究所所长维克多·M·特西契西茨等认为，“[y27]列宁的话被这样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仅没有私法，也没有传统意义的公法。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私人利益于公共利益的对抗，社会主义法取消公、私法的划分，不是应为公法取代了私法，而是因为这种划分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上可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之上，既然不存在私有制更不必谈公、私法的划分。然而这种逻辑前提是否能成立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解放思想，对实际经济生活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之后，终于在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公有制已经不是惟一的经济制度，我们不仅接纳了私有制，并且倡导其在健康有序的环境中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对公私法的划分予以借鉴。首先，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公、私法的划分是普遍适用的，它存在某种共通的，中立的价值内涵。即使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应简单的以法的体系的本质和特点或法的阶级性作为排斥这种划分的理由。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法、私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不同性质的实体法予以调整。处理经济关系的实体法不同，也影响到相关的程序法。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区分也是必然的。第三，我国的法律体系与大陆法系较为相近，具备对法律进行公、私法划分的基础，而且对这种大陆法系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法律传统的借鉴，可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产制度不断加以完善，推动我国法学研究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私法的实质是保障合法权利，公法则是正确运用权力。两者是个人本位法与国家本位法的关系。公法对政府的职能和行为予以规范，私法对企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进行规范，各行其是，各尽其责，才能保证法治的完善。正如某些学者所说“[y28]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
（二）私法—社会法－公法三元法律结构
社会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公法和私法在发展过程中迎合了社会化的某些需要，但由于其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并不能完全社会化，因而无法充分满足社会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以社会为立足点，充分全面满足社会化要求的法律出现了，它们主要涉及社会公共领域，“[y29]这些领域的问题都不是私人所能，所愿意解决的，而必须由作为整个社会总代表的政府来解决。在这些领域起作用的并不完全实市场自由放任法则，而还要贯彻政府干预。”一些学者将这部分社会立法称之为社会法。
社会法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二元法律结构，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社会法与公法、私法并驾齐驱形成了“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而法律结构是在社会结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传统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社会结构无法解释现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法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法人地位不断上升，甚至有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同时，非政府组织在经济领域中所发挥的调控与干预作用连政府都不得不自叹不如。部分学者基于以上诸多问题提出了“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论，认为“[y30]1.人不仅仅是自利的‘经济人’，即‘市民’，而且，不仅仅参与政治生活，成为‘公民’，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社会，人为了满足其需求，实现其尊严，参与团体，缔结团体契约，成为‘社会人’，即团体之一成员。2.所谓的团体社会，源自人们的二次‘社会契约’——按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家的社会契约论，国家（政府）的组成，在于人们相互缔结契约，让渡部分权利之结果，这也是‘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社会契约’基础。”“人们由于对第一次社会契约的不满，这种不满自然是产生了种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产生了二次‘社会契约’的缔结——将原先让渡给政府（国家）的一部分权力，让渡给社团；将原先所保留在个人（市民）手中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社团。这种让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并且是团体社会产生的“动态的社会契约”的基础。与此相对应的便是“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论。
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三元结构论的前提是将公法和私法完全区别开并把“社会”作为新的法律的支撑，“[y31]这种把私法和公法区别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社会法在形成过程中对私法和公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区别公法与私法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其与社会法在本质属性和固有功能上的差别，而绝不是否定公法与私法之间出现的某些共通性的特点。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也正是其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一种趋势的表现，更体现了现代私法与公法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而不是完全对立性，因此，以承认私法与公法的本质性区别为前提的三元法律结构论并不否定私法与公法，市民社会与国家存在一定的相通性，也不是把私法和公法区别绝对化。
（三）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
经济法正是在私法社会化和公法社会化的趋势下形成的，是能充分满足社会化需求的法，在“私法－社会法－公法”的法律三元结构中是属于社会法范畴的。
第一，从主体上看。经济法主体既不是纯粹的私人，也不是纯粹的行政机构，而是既要克服由于存在信息不充足、自然垄断、垄断、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现象，又要防止政治国家一味介入市民社会导致的“寻租”等“政府失灵”现象的社会团体。在团体社会中，各社团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对经济从宏观把握，防止两极分化，对国家既不俯首称臣也不骄横跋扈，而是起到一种监督提醒的作用。经济法将“民商法”下的“市民”还原为“消费者”、“中小投资者”；将抽象的“商人”还原为“中小企业”、“大企业”，按它们不同的社会角色，设置不同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经济法体现的不是单纯的私人意志，也不是单纯的国家意志，而是社会公共意志。经济法弘扬实质正义与公平，是团体社会中每个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具体来说，经济法通过设置对中小企业、消费者等经济社会的弱势群体的最基本保障，限制了大企业、厂商等经济社会强势团体的不当行为，以保证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
第三，经济法保护的不是纯粹的私人利益，或建立在统治阶级意志基础上的国家利益，而是社会公共利益，是普遍的、公共性的利益。[y32]“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可见，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也不能直接理解为国家利益。虽然，私法也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如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然而其对公民、法人的个别主体利益的保护是第一位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为了防止权利滥用。虽然公法也保护社会公共公共利益，但其本质上是为了体现国家利益，政府利益的。
第四，从调整方法来看。公法一般是由命令、服从等强制性规范构成，私法则是崇尚自由平等的任意性规范构成。[y33]经济法规范反映出了“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与“倡导性规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社团形成的过程及结果和既防止社团的又促其自由竞争的机制上。
综上不难看出，经济法在许多方面与公法和私法大相径庭，而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具有更大相似性，应当属于社会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
三.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
“[y34]任何部门法都将保护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已的任务，或言之，将追逐和实现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所有部门法都有自己的法益目标。”大部分学者将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何谓社会公共利益？其内涵又包括那些呢？
（一）何谓社会公共利益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利益可以分为四大类，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经济法的法益目标正是最后一个。当代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指出“[y35]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的地位而提出的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要清楚的理解社会公共利益的涵义，还必须与其他几种利益相比较。
1．公共利益。著名学者史尚宽认为：“[y36]在日本民法不用‘公益’二字，而易以‘公共福祉’字样，即为公共福利。其实公共利益不独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亦包括在内。”可见，公共利益是内容更广泛的概念，它即包括国家利益也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并列的概念。
2．国家利益。从法律上讲，国家有其特殊的利益形态，在政权维护上，表现为统治利益，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利益，有时在民事关系中表现为财产利益。国家利益之所以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混淆，是因为国家处理执行阶级统治这个主要职能之外还担负着全社会的公共职能，因此常常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这时国家也成为社会法的主体，但不能因此而把社会公共利益划入国家利益的范畴。因为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区别而存在是普遍的，而国家利益包含社会公共利益是特殊情形，不能因特殊情形而否定社会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分别存在的普遍性的价值。
3．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区别是较明显的，两者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应该认识到社会公共利益是存在于个人利益之中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不断重复的利益基础，它不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却借助各种个人利益以不同形式和强度表现出来。当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y37]社会公共利益并非总是与个人利益一致，有时甚至根本对立”的情况是在所难免，尤其在经济法中，常常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不得不损害少数人的部分利益，然而大方向上仍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看到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一面则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观点是片面的，狭隘的。
综上，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又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个人利益的相加或等同于国家利益，它是“[y38]社会公众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正常活动而提出的愿望和需要。”
（二）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自由竞争秩序与宏观调控秩序
1、经济法包括市场管理法，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市场社会的主要运行机制。市场竞争应是自由竞争，自由的竞争才是真正的竞争，自由是竞争的前提，而同时竞争也是自由的保障，只有存在着竞争，才能防止滥用自由，才能保证自由的普遍存在。只有存在自由竞争，社会公共利益才得以体现。
自由竞争能激发人的斗志，给人以动力，提高人参与竞争的积极主动性，
促使人敢于冒险，勇于实践；同时竞争也给人压力，在这种巨大的无形压力中，逼迫人去除恶习，无法懒惰，不进则退。竞争能充分发挥人的全部才能，为了提高生产率，不得不节约资源，物尽其用。
自由竞争能开发人的创造力。在市场经济中，面对残酷无情的竞争，人们必须尝试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取竞争的胜利。创新则是极为重要的方法，竞争者必须引领经济生产的潮流，不断的满足消费者对新鲜感的追求，每一次创新的成功，都会将社会的发展推进一大步，社会的发展也随着每次创新的出现而加速发展。
自由竞争促进了信息的更新与传递。竞争中被选的优胜者必然成为其他竞争者追逐模仿的对象，优胜者的成功向人们传达了市场的需求所在，而他取得成功的过程又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去寻找并发现市场的需求。自由竞争的出现挖掘出了本来隐藏在市场背后的巨大宝库并将此信息传达给竞争者，竞争者更是通过自由竞争向社会传达了人类无穷无尽的潜能，世界上成功无处不在的可能性。
自由竞争可以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自由竞争是根据自然法则从而产生了天然分配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分配是按劳分配、按能分配，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分配。市场中的人们“[y39]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自由竞争分配的结果是让人心悦诚服的，是客观的。
由此可见，自由竞争是社会公共利益在经济领域得以体现的重要砝码，只有存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得以实现。
2经济法包括宏观调控法。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只存在自由竞争而不加以政府干预的后果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让竞争者饱受其苦，社会经济秩序也遭到严重破坏，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必须加强宏观调控。
如果说自由竞争是通过个人利益的获得来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那么宏观调控则是直接通过政府干预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认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y40]往往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因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可以“[y41]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时，亚当·斯密也认识到这种情况并非可以自我长久维持，于是他也指出了政府的职能和努力的方面：“[y42]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以保护社会上的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和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但这些内容过于空泛，对于宏观调控而言则需要更为细致的条款。毕竟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个人竞争力的增长幅度是不同的，到了后期，强者利益多而弱者利益少，强者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则违反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便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因此，宏观调控是对社会各种利益的调整，即要保护自由竞争的环境，又要保护被竞争所淘汰的人的基本生存能力，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双赢的局面。
宏观调控是政府处在更高更远的位置对经济发展作出的反应，相对来说政府具有的认识能力和预测水平在整体上比任何个人更为高明，加之其所掌握的更为丰富的信息，可以克服市场本身具有的盲目性。宏观调控为经济发展指明方向的同时，使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当然，宏观调控法并非使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政府干预法，还必须包括限制政府干预的内容。政府不是全知全能，他也可能出现错误。不对政府干预进行规范，必将导致政府干预的泛滥，这无疑是在另一方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因此宏观调控法必须严格限制政府干预的范围，以保证政府干预的高效率，经济发展的低成本，社会资源配置最优。
综上，自由竞争秩序通过创造个人获利最佳环境以促进社会整体获利；宏观调控秩序通过政府干预和限制政府干预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更好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使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达到最佳状态。自由竞争秩序与宏观调控秩序都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内涵，两者是市场经济发展之基础，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本质表现。
（三）社会公共利益的核心——社会公平
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是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具体为经济领域内的社会公平。追求实质公平是经济法与民法的主要区别之一，经济法不仅在经济机会上保证各主体平等，更具体到各主体差别中，要求结果相对公平。经济法所强调的不是简单的平等，而是包含正义与公正的公平。
经济法采用普遍对待与区别对待相结合的方法来达到以上目的。首先，经济法为每个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将进入市场和竞争的机会给每一个市场主体，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的高低，同时保护每一个市场主体拥有基本的人权与自由，在此基础之上参与公平竞争。其次，经济法对部分能力超强的市场主体施以合理的经济负担，防止其独占市场机会；对部分先天条件不足的主体给予一定扶持，提高其竞争能力，使其不至于还未参与竞争则被淘汰出局。在结果的分配上，基于人道主义观念对部分主体加以照顾，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要。
经济法维护经济领域内的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一，“[y43]通过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遏制大企业的垄断行为，促进中小企业与其他合法竞争者的有效竞争，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二，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平衡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维护消费者的和法权益。三，对于处于弱势的行业给予一定的扶持，保证其基本运作。四，对于新兴产业，通过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其不断发展。五，对于部分福利公益产业，提供法律、政策支持，予以适当保护，维护其可持续发展。
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平，不是一次性可以完成的，而是必须通过不断努力实践，在不断的纠偏、改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个别角度观察，看起来甚至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但从整个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则是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的。这种社会公平是社会整体所需，时刻体现这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的核心。
（四）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最终目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可持续的发展“[y44]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既包括社会的发展，也包括经济的发展，而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特点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经济法是可持续发展的维护法。
从经济法产生进程来看，社会化趋势的出现正是为了调和公法和私法在解决各种新问题时出现的矛盾，改变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法吸取了社会化的精髓，打破了传统的法律调整方法，使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刺激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从经济法的公平观来看，经济法更注重实质公平与正义，除了机会均等以为，也要保证结果的正义，使各经济主体拥有基本人权和自由。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又一重要表现，经济法公平观既表现了代内公平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表现了代际公平即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正是因为资源的有限性，经济法则对其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保护，既防止部分人拥有资源过多造成浪费，又保证大部分人拥有足够量的资源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只有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才能保证后代人对资源的使用。
从经济法的利益观来看，“[y45]经济法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高度，不仅能够有效地协调经济个体间的矛盾，而且能够协调个人与社会间的冲突，从而达到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国家利益，而是社会公众所需，只有社会公众所需得到了满足，社会才有可能向前发展。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其中任一方过于注重都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而社会公共利益则是秉承节约资源的原则对各种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后的最佳效果。经济法所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是市场经济中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团体利益的总和，是市场主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通过政府干预和限制政府干预，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最终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法律保障。
综上所述，在私法和公法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作为社会法的成员，立足于社会，超越私人利益和政府利益，通过自由竞争和宏观调控扶持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充分证明经济法具有社会本位性。
注释：
①参见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②参见奥塔·锡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③参见《中共十四大报告》。
④参见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⑤参见赖达清、唐敏：《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⑥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⑦参见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134页。
⑧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⑨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⑩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页：17
参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一页。
参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参见艾德勒：《六大观念》，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4页。
参见程宝山：《经济法与民法的价值比较》，《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参见程宝山《经济法与民法的价值比较》，《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206页。
参见程宝山《经济法与民法的价值比较》，《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参见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
参见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参见施瓦茨：《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参见戴维·奥斯本：《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参见李昌麒、应飞虎：《论经济法的界限》，《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参见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3页。
参见朱景文：《比较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参见何莉：《经济法的法域性质》《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中华民国六十九年，第3页。
参见列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7页。
参见刘楠：《论公、私法二元结构与中国市场经济》，《民商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参见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记实》，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参见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参见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参见单飞跃、阳永恒：《社会法：一种经济法研究进路的反思》，《经济法学、劳动法学》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4期，第30页。
参见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94版，第37页。
参见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参见王保树：《经济法的法益目标》，《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参见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94版，第37页。
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中华民国六十九年，第31页。
参见甘强：《质疑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经济法学、劳动法学》，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4期，第页。
参见赖达清、唐敏：《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下卷，第27页。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下卷，第27页。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下卷，第252-253页。
参见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3页。
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9年《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