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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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统计学理论；安全经济分析；应用
具不完全统计，世界范围内每年由于相应灾害事故所导致的经济损失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死个百分点。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文章将以统计学理论在安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作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予以深入的探究，相关内容如下所述。
1安全经济统计标准的构建
安全经济指标即通过数字，客观的体现安全经济统计目标的状态及特性数据，亦为安全生产状态及能力的定量化显示。安全经济标准机制即通过一些和安全因素存在内质联系的经济特点标准所构成，要客观、合理的体现安全目标、安全状态及效果等安全经济质量特征。
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
2安全经济指数的应用
众所周知，安全生产即为连续的过程，安全投入与事故为正相关，那么怎样从安全经济结构的相关环节，分析安全系统的基本状态即为安全经济综合指数的侧重点。安全经济综合指数要分析安全投入、事故损失及安全效益等参数，对安全经济系统运行环节予以综合性研究，分析安全经济运行的有效性。
安全经济统计指数的意义包括下述几点：第一點，通过统计指数分析繁琐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方向。举例说明，经编制安全生产指数能够在纵、横双向上体现安全生产相对水平及改善情况，同时事故综合指数能够通过差异化事故后果特点指标去整体评定事故的危害性；第二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安全经济现象的变动予以因素研究，分析相关因素对安全生产的作用，尤其是在大环境中，研究经济发展及安全生产之间的影响，可以为出台有效的安全生产策略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三点，通过统计指数研究繁琐安全现象的长期变化状态，依附于动态指数所构建的指数数列，体现安全现象在很长时间范围内的动态特性；第四点，通过统计指数对多指标的安全经济予以整体评估。而安全经济现象能够经指数予以整体评定，这样便于对特定安全问题的发展程度予以整体的数量分析。
3安全生产及回归分析
安全经济系统涵盖下述及方面：①安全经济利益；②安全分工协作；③安全经济效益；④安全数量关系，而且安全生产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部分，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内质联系。安全生产和经济效益相互制衡，会因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及能力的影响而出现改变，经济活动能力及产业结构、工艺等因素都对安全生产形成一定的冲击。
安全经济的数量相关性即为安全经济关系的基础，分析安全经济的数量比率即为安全经济统计分析的基础。所以通过统计学评定分析、回归分析以及因子分析等举措，可以理顺安全生产及社会经济进程间的关联与影响结构，研究经济损失、安全投入和安全有效性的关系，能够发现安全生产方面经济现象中潜藏的规律，这样便于从根本认识安全经济客观规律，为安全经济的规划与安全管理等奠定良好的基础。
4安全生产的时间序列分析
安全经济现象即社会生产环节的构成因子，与社会经济现象共同处在运动与发展中。安全经济统计也是了解安全问题的一种方式，不但要从安全经济现象的关联性及制约中予以分析，同时要从其发展规律中予以分析。在安全经济统计分析过程，经时间序列资料研究，能够有效规避下述问题：首先，经计算水平标准及速度指标，掌握安全生产的发展变化规律；其次，通过时间序列的解析，利用长期趋势研究、循环变动研究等掌握安全经济现象的规律；最后，在对时间序列相应变动的基础上予以研究，把安全生产过去与现在的脉络及规律予以拓展，通过定量模型预测安全生产在以后发展的情况。
安全经济的时间趋势预测，尤其是匹配于宏观经济予以预测，针对客观了解安全经济发展规律意义深远，设计安全生产发展举措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安全生产方面，对生产安全事故率指标予以预测，可以掌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
5结论
综上所述，伴随经济的全面进程，民众对安全的要求也不可同日而语。安全经济与资源及环境一样，被列为基本国策。安全经济统计的基点即为设计一个安全经济统计标准与相应的模型，而合理有效的安全经济质量及数量标准机制，能够深化企业对安全生产状况予以动态、科学的评价，为深化企业安全经济决策奠定良好的基础，为政府监管系统予以统计监督铺平道路。而且，合理的标准机制可以为安全工程、安全活动及安全工作提供依据。通过经济学及统计学理论处理安全经济问题，研究企业安全生产现状与未来可能达的水平，评定安全投资收益及择取最佳安全经济方案，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安全的相关因素予以分析，能够找到对安全状态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为企业安全经济决策铺平道路。
作者：王奥
参考文献：
[1]王子介.试用经济学理论评估安全效益[A].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地区职业安全健康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16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6.
[2]丁卫平，王杰华，管致锦.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教学评估智能辅助决策平台的设计与实现[J].电化教育研究，2014，04.
[3]张文文，尹江霞.AIC准则在回归系数的主相关估计中的应用与计算[A].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第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3.
[4]黄江林，杨俊义.试论当前县级政府统计工作及法制建设面临的挑战与对策[A].2015山西省统计科研成果汇编[C]，2015.
[5]贺学剑，孟光胜.网络统计及软件研究[A].计算机研究新进展（2013）——河南省计算机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3.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南北矛盾；经济；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DF96文献标识码：A
陈安教授积30年之功蔚为大观的《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五卷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南北问题为主线，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深刻论证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反映了作者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理念和追求。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论述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问题
如所周知，中国特色法学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尽管具有“国际性”，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同样是马克思主义。
早在20世纪40年代，作者在厦门大学求学时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熏陶，在50至70年代，曾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民族殖民地及理论学养深厚，是其致力于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优势。在80年代以来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中，陈安教授援引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辟论述，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以殖民掠夺史揭示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及阐释马克思主义观。
（一）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
国际经济关系既是国际经济法借以产生和发展的主要依据，又是国际经济法调整的主要对象。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详细分析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三大主要阶段（即早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与国际经济关系的初步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众多弱小民族的独立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变化），并深刻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进程客观事实的科学总结”，“是对各国社会进行解剖的利器，也是对国际社会实行科学分析的指南”［1］。
（二）以殖民掠夺史揭示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
基于历史事实，作者以激扬的文字历数15世纪以来列强在亚非拉地区推行殖民主义的十大罪恶行径，称为“殖民十恶”（即“欺蒙诈骗，以贱易贵”、“明火执仗，杀人越货”、“践踏，霸占领土”、“横征暴敛，榨取脂膏”、“强制劳役，敲骨吸髓”、“猎取活人，贩卖奴隶”、“垄断贸易，单一经济”、“种毒贩毒，戕民攫利”、“毁灭文化，精神侵略”和“血腥屠杀，种族灭绝”）［1］46-54，进而总结认为，“漫漫数百年，一部殖民史，就是一部弱肉强食史，也就是欧美列强和全世界众多弱小民族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史的主要内容。”［1］53“15世纪以来的数百年间，欧洲列强在亚、非、美广大地区实行殖民掠夺的历史，是一部火与剑的历史，也是一部血与泪的历史。”［1］46
在中外国际经济法学论著中，居于道义制高点，以如此犀利的笔触历数殖民之恶，似为仅见。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政治学或史学的内容，但笔者以为，殖民掠夺史在西方国际经济法学论著中讳莫如深，却是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应有的立论根基。正本清源，温故知新。只有回顾和铭记历史，才能深刻理解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认清西方列强罄竹难书的罪恶“发家史”及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欠下的巨大“历史债务”，也才能深刻理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正当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在法理上，殖民掠夺史是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等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必要铺陈。
（三）阐释马克思主义观
陈安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和论述，重点强调民族自决权和批判民族虚无主义。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作者研讨马克思主义观的核心主张，即十分强调尊重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等形形的霸权主义。
在专著《列宁对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1981年）中，陈安教授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理论及列宁1895到1924年期间关于弱小民族国家问题的学说，重点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关“民族自决”问题的长期论战，研究国际公法上有关弱小民族国家学说的争鸣辩论，侧重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国家——民族自决权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论战过程及其发展历史。陈安.列宁对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该书已辑入《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题为“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弱小民族国家学说的重大贡献”，第136-342页。
在专论《论社会帝国主义观的一大思想渊源：民族虚无主义的今昔》 （1981年）中，作者回顾和缕述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与伪装成“国际主义者”的形形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多次论战的历史事实，追本溯源，探讨曾经猖獗一时的社会帝国主义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揭露它既是对国际法原则的粗暴践踏，又是对马克思主义观的彻底背离［2］。
应当指出, 马克思主义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殖民地学说和国际法上的弱小民族国家学说，有助于理解当展中国家的历史来由、现实地位和发展趋向及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研究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及相关学说，有助于认清当前全球化趋势下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及西方学者否定或淡化的“理论先导”与前者的一脉相承或异曲同工。不难看出，作者在国际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中强调经济原则，深刻批判美国经济霸权及西方学者否定或淡化的谬论，源于对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刻理解和研究积淀。
二、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提出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
不容否认，作为法学学科之一，国际经济法学具有普世价值，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当有共同的立场、价值取向和追求。基于此，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需要加强学术交流，增强共识，求同存异，共同促进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
同样不容否认，作为法律规范之一，国际经济法既是发达国家巩固国际经济旧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工具。换言之，国际经济法规范体现了新旧法律规则并存、冲突的状况。在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相应地，各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并非居于同一的、纯粹的、超脱的法的立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家利益、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国特别是南北国家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各有其不同的立场、价值取向和追求。西方国家国际经济法学者对其立场，或直言不讳，或犹抱琵琶。在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中，陈安教授一向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体现了“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志向和胸怀。
（一）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
20世纪90年代剧变、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陈安教授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从而使全球划分为三个世界：首先，美国、前苏联是第一世界，前苏联在1991年瓦解之后，美国遂成为第一世界中惟一的超级大国；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在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曾经有过共同的经历，当前又面临着共同的斗争。过去、现在和将来长时间共同的处境和共同的利害，决定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59作者进一步分析指出，在世纪之交，国际经济秩序破旧立新的争斗进入新的回合。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冷战已告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各种新“包装”下有新的发展，“新干涉主义”和“新炮舰政策”不时肆虐；三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南北矛盾日益突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临严峻挑战［1］60-61。
对当前国际经济秩序，西方学界有不同的解读，诸如“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和“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等等。但他们在总体上都不提“三个世界”、南北问题和新旧国际经济秩序，而是另辟蹊径，以所谓“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理论淡化或否定国家。陈安教授针对上述各说，逐一辨析，言简意赅，切中肯綮。
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宣扬全面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和 ‘华盛顿共识’的本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说教及其实践，实质上乃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当代的更新和翻版，充其量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或‘换汤不换药’罢了。”
针对“WTO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WTO秩序”论的先天性缺陷和致命性弱点在于，它忽略了当代WTO体制及其规则缺乏坚实的、真正的民主基础；WTO体制虽然素来被称为摆脱了“权力导向”，转而实行“规则导向”，但其“立法”完全是“权力导向”之下的产物，带着先天的不公胎记，其“司法”和“执法”实践也出现过“财大者力大气粗”、霸权或强权国家不受约束或规避制裁的弊端，实际上体现了“规则导向”向“权力导向”的异化、转化；“WTO秩序”论要求将贸易自由宪法化、最高化、绝对化的主张是不可取的。关于WTO体制的进一步剖析，参见: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10-36.
针对“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陈安教授指出，其实质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力图迫使国际弱势群体离开原定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奋斗目标。他认为，把“经济民族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特别是各弱小民族坚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坚持国际经济，是基本正确的。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请参见：《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辑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第120-134页。
笔者以为，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是正确认识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的“立场”和“战略定位”问题的必要前提。基于“三个世界”理论，才能深入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强势主导的形形的“国际经济秩序新论”，也才能坚持和发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鉴于南北问题仍然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寻求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和真正的“全球治理体系”近年以来，西方学者除上述“国际经济秩序”论外，还提出了所谓“全球治理”论。例如，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提出了所谓“外国直接投资的全球治理体系”（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or FDI）的概念，并指出这一体系主要是由BITs构成的。（参见：Axel Berger. China’s New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me: Substance, Rational and Implications for Investment Law Making［R］.Paper for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Group(ASIL IELIG) 2008 Biennial Conferenc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The Next Four Years”,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14-15, 2008.） ，不能回避南北问题，更不能回避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性问题。
（二）提出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
早在《国际经济法总论》（1991年）中，陈安教授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在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强权国家保持和扩大既得经济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和确保经济平权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这些斗争，往往以双方的妥协和合作而告终，妥协合作之后又因新的利害矛盾和利益冲突而产生新的争斗，如此循环往复不已，每一次循环往复，均是螺旋式上升，都把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国际经济法规范，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或一个新的发展阶段。”［3］
在专论《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2006年）和专著《国际经济法学专论》（2007年）中，陈安教授总结万隆会议以来的南北斗争史，进一步提出了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及其特点，强调南南联合自强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大意义。其主要观点可概要如下：
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是在南北矛盾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南北国家之间既有互相矛盾、互相斗争的一面，又有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一面。因此，南北矛盾斗争的每一个回合，往往以双方的妥协和国际经济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的除旧布新而告终。妥协之后经过一段期间，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新的矛盾斗争。南北矛盾上述规律性的发展进程，可概括称为螺旋式的“6C轨迹”或“6C律”，即Contradiction（矛盾）Conflict（冲突或交锋）Consultation（磋商）Compromise（妥协）Cooperation（合作）Coordination（协调）New Contradiction（新的矛盾）……当代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济法也就是在此种“6C律”的基础上和支配下，不断经历着新旧交替、吐故纳新、弃旧图新和破旧立新的进程。 参见：陈安.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00-502;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上编（总论）［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46,324-326.南北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取决于南北国家基于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等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要在南北经济关系中获得真正平等的地位，只有依靠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才能提高和增强在南北合作中的谈判地位和能力。与此同时，要大力加强南南合作，以求联合自强和共同发展。关于南南合作问题的系统论述，参见:An Chen.Weak versus Strong at the WTO, The South-South Coalition from Bandung to Hong Kong［J］.The Geneva Post Quarterly: The Journal of World Affaires, 2006,(1):55-107.
“6C律”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指明发展中国家“斗争中求生存，合作中求发展”的必由之路。南北国家之间在矛盾、冲突之后是磋商、妥协、合作和协调，张弛有度，循环往复，反映了南北双方既相互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合作的客观现实和南北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第二，揭示发展中国家的持续斗争是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破旧立新的原动力。发达国家为保持和发展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优势地位，自然会固守和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为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劣势地位，必然成为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第三，强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长远来看，在上述“6C律”的发展过程中，国际经济秩序的新旧更替和国际经济法的破旧立新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但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南北国家在矛盾、斗争中此强彼弱，此消彼长，在发达国家占上风的情况下，则可能出现下行态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同逆水行舟，每一个进步，都需要艰辛的斗争和努力，稍有懈怠，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或名存实亡。对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法新规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应有战略眼光和充分准备。
（三）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
关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特别是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外学者见仁见智。近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某些西方学者热衷于强调中国的“领导作用”和“大国责任”，甚至提出“中国威胁”论，其用意发人深思。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考察，参见:陈安.“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J］.现代法学,2011,(6)：10-36；An Chen. On the Source, Essence of “Yellow Peril” Doctrine and Its Latest Hegemony “Variant” – the “China Threat” Doctr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instream of Sino-Foreign Economic Interactions and Their Inherent Jurisprudential Principles［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2012,13,(1):1-58.中国是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惠者、维护者、改良者、改革者，抑或革命者？众说纷纭。陈安教授在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相关视角和论述富有启迪意义。
首先，陈安教授研究国际经济法问题的角度具有启迪意义。在论述“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问题时，陈安教授指出：“从中国国情与国际舆情的结合上来考虑问题，从南北矛盾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考虑问题，从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兴替上来考虑问题，作为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一个中坚成员，中国在本国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涉外经济立法中，显然不宜、不必、不应、不容明文规定对外资绝对不实行征用或国有化。”［4］由此可见，陈安教授所主张的研究国际经济法问题的三个角度分别是中国国情与国际舆情的结合、南北矛盾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和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兴替，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第三世界中坚成员”。
其次，鉴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延续，有必要考察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一贯立场。陈安教授指出：“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乃是新中国对外经济交往中一贯坚持的最基本的法理原则和行为规范，也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健康发展的两大基石。”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陈安.论源远流长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及其法理原则［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98.
关于新时期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体制中的立场和战略定位，陈安教授在论述古代中国的自我定位和近现代中国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独特内涵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应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应致力于成为南南联合自强的中流砥柱之一，中国与全球弱势群体共同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应当坚定不移，韧性斗争，百折不挠，既应当坚持战略原则的坚定性，又坚持策略战术的灵活性。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该文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一卷第一编第VII部分，第109-120页。在该文发表之后，作者相继发表有关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战略定位的专论，包括：陈安.再论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兼论与时俱进，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对外28字方针”［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陈安.三论中国在构建NIEO中的战略定位：“匹兹堡发韧之路”走向何方——G20南北合作新平台的待解之谜以及“守法”与“变法”等理念碰撞［G］//陈安.国际经济法学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陈安.中国加入WTO十年的法理断想: 简论WTO的法治、立法、执法、守法与变法［J］.现代法学,2010,(6)：10-36；An Chen. What Should Be China’s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With Comments on Neo-liberalistic Economic Order, Co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WTO and Economic Nationalism’s Disturbance of Globalization［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09,10(3); An Chen.Some Jurisprudential Thoughts upon WTO’s Law-governing, Law-making, Law-enforcing, Law-abiding and Law-reforming［J］.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10,11(2).
概言之，历史已然成就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地位。作为“第三世界中坚成员”，中国的基本立场理应是：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等互利原则，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推手，致力于成为南南联合自强的中流砥柱之一，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略目标。无论将来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发生怎样的改变，应该有始终如一的、坚定的立场和目标。以国际投资关系为例，中国必须坚持和强调经济、公平互利和全球合作原则，不能因为居于资本输出国地位就片面强调资本输出国的权益，要求资本输入国限制其。中国一向反对发达国家“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同样，也要引以为戒，严格自律。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改变，对外经济政策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但立场要坚定，不因经济地位的转变而变化，不因利益的诱导而变化。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应有“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立场”意识，政府主管部门在国际经济实践中也应有“第三世界中坚成员”的坚定立场。
三、论证南北矛盾中形成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一般而言，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原则。陈安教授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5］；“在当代国际经济法基本规范或基本原则更新发展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强权国家保护既得利益、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与贫弱国家争取平权地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斗争，乃是当代世界性‘南北矛盾’斗争的主要内容。”［5］346陈安教授强调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在南北矛盾中形成的，旨在强调其“发展性”和“动态性”，强调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反映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特色。以下概述陈安教授有关经济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的部分重要观点。
（一）经济原则
如所周知，是国际法的基石。当前，为推进经济全球化，西方国家以理论为先导，提出了否定或淡化的种种理论［6］。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和维护《联合国》确立的国家原则［7］。
关于经济原则，陈安教授重点研究经济原则的形成原因及其基本内容、世纪之交的经济“攻防战”及中国坚持经济原则的实践。
1. 经济原则的形成原因及其基本内容
发展中国家强调和坚持经济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都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二战结束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相继挣脱殖民枷锁，取得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然遭受原宗主国的控制，不同程度地处于从属或附庸地位。政治是经济的前提，经济是政治的保障。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实质上是全世界弱小民族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必要继续和必然发展［5］347-348。
根据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陈安教授概括国家经济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自利，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各国对世界性经贸大政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5］351-359。
2. 世纪之交的经济“攻防战”
近年以来，陈安教授以马克思主义观为指导，针对当前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国家否定或淡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以WTO体制运作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作为中心，综合评析美国“1994年大辩论”、1998-2000年“301条款”争端案及2002-2003年“201条款”争端案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指出这三次交锋的实质，都是美国经济“”（经济霸权）与各国群体经济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争斗，植根于美国早在1994年“入世”之初就确立的其单边主义政策高于其WTO义务的既定方针。这场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激烈论战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启迪是：增强忧患意识，珍惜经济；力争对全球经贸大政决策权实行公平的国际再分配；善用经济保护民族权益，抵御霸权欺凌和其他风险；警惕理论陷阱，摒除经济“淡化”论［8］。
“过时”论、“废弃”论的主旨在于彻底解除弱小民族的思想武装，好让当代霸权主义在全球通行无阻；“淡化”论和“弱化”论的“发展方向”，正是归宿于“过时”论和“废弃”论。这种归宿绝不是弱小民族之福，而是善良的人们不能预见其后果的理论陷阱［8］420。
3. 中国坚持经济原则的实践
不言而喻，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持经济原则。无论是在国内立法实践方面，或是国际条约实践方面，中国都要坚持经济原则。
针对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问题，陈安教授主张，在我国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涉外经济立法中，不应明文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外资实行征用或国有化。其主要理由是：从外资国有化问题的论战史、中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西方国家对“国有化”的理解及中国的宪法精神和现有政策等方面看，不适宜、不必要、不应当、不容许作此规定。鉴于东道国在必要时有权依法征收境内外资，并且给予适当补偿，乃是当代国家经济权利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立法惯例，中国不应通过立法自行“弃权”；“务必留权在手，但决不任意滥用！”［9］
在国际实践方面，陈安教授主张，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应坚持经济原则：“中国是牢牢在握的独立国家，中国人民十分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得来不易的权利……尽管‘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旷日持久，难关重重，中国坚持经济原则，有关加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立场和方针不变。”［10］
当前，国际投资法发展迅速，其趋向值得密切关注。传统国际投资法本来就是发达国家为保护其海外投资者的产物，带有与生俱来的片面维护资本输出国权益的烙印，其新近发展并未起到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权利和利益关系的作用，而是更加片面地强调保护发达国家和外国投资者的权益，进一步限制东道国的。通过此类规范的不断强化，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以实现其国家利益。近来，双边投资条约普遍规定接受“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的管辖，甚至规定投资者可以单方面启动ICSID程序。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的某些国际实践顺应了西方国家主导和推波助澜的所谓“时代潮流”。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的新发展，陈安教授明确提出，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实践中的“逐案审批同意”、“当地救济优先”、“东道国法律适用”和“重大安全例外”等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11］；进而主张，区分南、北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明文排除最惠国条款对争端程序的普遍适用，切实维护中国的应有权益［12］ 。
（二）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在“公平”这一传统法律概念的基础上结合“互利”概念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强调实质上的平等，进一步明确了平等互利的含义，是平等互利原则的新发展。
关于公平互利原则，陈安教授重点研究公平互利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及公平互利原则的主旨。
1. 公平互利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的发展
陈安教授在分析公平互利原则的形成过程中指出，在国际交往实践中，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仅仅从或主要从政治角度强调平等原则，往往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平等，难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在某些场合，发达国家往往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应从经济角度、从实质角度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平等原则，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互利原则由此产生。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只有真正地实行互利，才算是贯彻了平等的原则，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平等［13］。
把传统国际法上分立的平等原则与互利原则结合成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标志着国际法上平等原则的新发展［14］。陈安教授特别指出中国有关平等互利原则的实践对公平互利原则形成的贡献。在国内法实践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把平等互利规定为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及对外经济交往、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国际法实践方面，1954年4至6月，中国与印度、缅甸一起，率先把平等互利原则与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逐渐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13］444。
2. 公平互利原则的主旨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强调公平互利，究其主要宗旨，端在于树立和贯彻新的平等观。对于经济实力相当、实际地位基本平等的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平等关系的维持；对于经济实力悬殊、实际地位不平等的不同类国家说来，公平互利落实于原有形式平等关系或虚假平等关系的纠正以及新的实质平等关系的创设［13］449 。
在论证公平互利原则时，陈安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新的平等观，是切合客观实际需要的，是科学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早在百余年前，马克思在剖析平等权利时，就曾经指出：用同一尺度去衡量和要求先天禀赋各异、后天负担不同的劳动者，势必造成各种不平等的弊病，并且断言：‘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马克思的这种精辟见解，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展中国家提出的关于贯彻公平互利原则、实行非互惠普惠制等正义要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13］449-450对经济实力悬殊的国家，“平等”地用同一尺度去衡量，用同一标准去要求，实行绝对的、无差别的“平等待遇”的实际效果，“有如要求先天不足、大病初愈的弱女与体魄强健、训练有素的壮汉，在同一起跑点上‘平等’地赛跑，从而以‘平等’的假象掩盖不平等的实质。”［13］448-449
（三）全球合作原则
全球合作原则是1974年《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倡导的一项富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基于南北问题的实际情况，要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必须进一步强调、坚持和实践全球合作原则。
关于全球合作原则，陈安教授重点论证如下两点：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南南联合自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
1. 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
南北合作是全球合作原则的中心环节，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众多弱者与少数强者之间在不同阶段的互相妥协和互相让步；就其内在实质而言，是国际经济关系中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妥协，也是对弱肉强食规则缓慢的逐步否定［15］。
南北合作的依据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极其密切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补益关系。这决定了南北国家“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南北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斗争中终究要相互妥协，并作出“南北合作”的选择，从而解决各个相应阶段的南北矛盾。
南北合作的阻力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相对而言，在第二世界的政界、法界中，出现了一些能较冷静地正视南北互相依存现实的明智人士。
关于南北合作的成效，基于对《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的研究，陈安教授在肯定南北合作生命力之后，深刻指出：“《洛美协定》式的南北合作，仍然远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南北双方之间很不平等、很不公平的经济关系”；“距离实现彻底公平互利的南北合作从而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总目标，还有相当漫长、艰辛的路程”［16］。
2. 南南联合自强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
南南合作是国际经济关系中众多弱者之间的互济互助，以共同应对或联合反抗来自强者或霸者的弱肉强食。在论述南南合作的战略意义时，陈安教授指出：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形成的。要改变它，首先也要靠实力；在经济上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加强南南合作，走弱者联合自强的道路，才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可靠途径；南南合作把各个分散的、在经济上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可望提高在南北对话中的地位和能力；南南合作建立在弱者互助互济、公平互利的基础上，是全球合作的新兴模式和强大趋势，本身就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体现［15］463。
在专论《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2006年）中，陈安教授回顾近50年来南北矛盾与南北合作的史实，总结贯穿全程并将长期存在的发展轨迹，深刻指出：南北矛盾和冲突，南北力量对比上的“南弱北强”，势必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持续存在，鉴此，在南北角力的进程中，南南联合自强者务必树立起“持久战”的战略思想，逐步更新国际经济立法、建立起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惟一路径是南南联合自强［17］。
四、知识报国、兼济天下，发出中国和南方学者的时代强音
从陈安教授的治学立场、理念和追求以及对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杰出贡献，我们看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如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更感受到老一辈知识分子“知识报国、兼济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宽广襟怀、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陈安教授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国际化”的不懈努力，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当今发达国家国际经济法诸多论著的共同基本特点，是重点研究发达国家对外经济交往中产生的法律问题，作出符合发达国家权益的分析和论证。反观中国，作为积弱积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员，这样的研究工作还处在幼弱阶段，远未能适应我国对外交往的迫切需要和对外开放的崭新格局。”［18］陈安教授正是怀着强烈的学术使命感，30多年如一日，身体力行，殚精竭虑，致力于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建。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主要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法学的概念、术语、原则、规则等大多来自西方。汲取和借鉴西方国际经济法学理论，首先要有“扬弃”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陈安教授之所以能取得独树一帜的国际经济法研究成果，成就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一家之言”，最重要的是坚持“扬弃”精神，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具有破旧立新的历史责任感、决心和勇气，不迷信权威，不附和所谓“主流理论”，既能深入钻研西方国际经济法理论，又能摆脱西方学者立场、视野所决定的法律观念或思维定式，特别是摆脱阻碍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西方法律观念的羁绊，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创建和发展新的法律概念、观念和理论。
（二）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服务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在吸收西方国家有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目标的研究方法。在种种研究方法中，对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尤为重要的，当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
如前所述，陈安教授对南北问题、中国的战略定位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论述，无不采取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界老一辈学者与中青年学者的关注点、敏感度和立场或有不同。老一辈学者曾经历过“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对西方列强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中青年学者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更多的机会接受西方的法学教育或理论成果，更容易接受西方主导建构的所谓“主流理论”。对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南北矛盾、国家等的认识以及对西方理论的“扬弃”精神，中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尚有一定差距。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结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国际经济法的缘起、发展及其实质，从中探求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
（三）学术成果“国际化”的不懈努力
鉴于国际经济法学的学科特色，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应积极主动地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在国际学术论坛上，对国际经济法学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中国学者的见解，表明中国的立场，为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安教授大学期间专攻法学，外语主修俄语，自学英语、日语，1981年以“知天命”之年负笈于美国哈佛大学，即与国际学术同行开展平等交流和对话，受到该校东亚法学研究所所长A. von Mehren教授、副所长F. K. Upham教授的高度评价。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斯托利讲座教授、东亚法学研究所所长A. von Mehren教授致陈安教授函（1982年10月25日）”， “（美国）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哈佛大学东亚法学研究所前所长F. K. Upham教授致陈安教授函（1982年11月29日）”，载《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二十六）、（二十五）部分，第2613-2614页。一直以来，陈安教授力倡中国国际经济法学者的学术成果“走出国门”。自1981年在美国《国际法与比较法学报》首次发表英文论文以来，陈安教授持续发表和出版英文论著，成果丰硕。。特别是2006-2010年间，在享誉国际经济法学界的《世界投资与贸易学刊》（瑞士日内瓦出版）发表6篇重要论文，创该期刊同期数的最高记录［19］。其英文论著立场坚定，论证严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发展中国家智库“南方中心”秘书长Branislav Gosovic先生认为，有关南南联合自强的论述“能给人以清晰鲜明的方针政策性的启示，会使‘南方中心’公报的读者们很感兴趣，特别因为这是您从一个正在崛起的举足轻重的大国发出的大声呐喊！” “南方中心秘书长Branislav Gosovic致陈安教授函（2006年2月1日）”，载《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十二）部分，第2591-2592页。更为难得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首席法律顾问L. Weisenfeld先生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法律顾问A. Parra先生等同样对陈安教授的学术主张和水平表示由衷赞赏和信服。“‘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首席法律顾问L. Weisenfeld致陈安教授函（2004年5月12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法律顾问A. Parra致陈安教授函（1990年3月22日，1990年8月22日）”，载于《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五卷第八编第III、二（十七）、（二十）部分，第2599-2602页、第2599-2602页。
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是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世界性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也不能缺少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参与和奉献。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使命，是站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紧密联系中国和国际实践，汲取具有普世价值的国际经济法学精华，维护和发展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经济法原则，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经济法实践的健康发展。
这是一项长期的、宏大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人矢志不移、坚持不懈的努力。陈安教授等老一辈国际经济法学者筚路蓝缕，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亦成为后学之师范。近年以来，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学术团队的青年教师积极向国外学术刊物投稿，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显示出较强的学术发展潜力。自2002年以来，厦门大学法学院辩论队连续参加Willem C.Vis 国际商事模拟辩论赛、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英文）和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辩论赛（英文）等国际性专业大赛，形成优良传统，屡获佳绩，如荣获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Hardy C. Dillard最佳书状奖第一名”（2006年）和“反方诉状第一名”（2011年），为我国的法学教育赢得了国际声誉，也给国人莫大的启示和鼓舞。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辩论赛均是在西方主导下进行的西式“游戏规则”的演练和竞争。鉴此，在研究和掌握这些规则以求“知彼”的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明确“己方”的信念、追求和使命，力求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增强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担负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重任。相比老一辈国际经济法学者和我们这一代“老三届”学者，青年学者和学生后来居上，具有更好的基础、更高的起点、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会；他们若能专心致志，自强不息，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方面当有更大的作为。
参考文献：
［1］ 陈安.论国际经济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南北矛盾［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0.
［2］ 陈安.论社会帝国主义观的一大思想渊源：民族虚无主义的今昔［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21-443.
［3］ 陈安.论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64.
［4］ 陈安.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09.
［5］ 陈安.论经济原则是当代国际经济法首要的基本规范［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44.
［6］ John H. Jackson.Sovereignty, the WTO, and Changing Fundamentals of International Law［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B. B. Ghali, B. Gosovic. Global Leadership and Global Systemic Issues: South, North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a 21st Century World［M］.Transcend University Press Popular, 2011.
［8］ 陈安.世纪之交在经济上的新争议与“攻防战”：综合评析十年来美国单边主义与WTO多边主义交锋的三大回合［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66-420.
［9］ 陈安.我国涉外经济立法中可否规定对外资绝不实行国有化［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197-1209页。
［10］ 陈安.论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应当坚持经济原则［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60.
［11］ 陈安.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拆除——美、加型BITs谈判范本关键性“争端解决”条款剖析［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079-1108.
［12］ 陈安.区分两类国家，实行差别互惠：再论ICSID体制赋予中国的四大“安全阀”不宜贸然全面拆除 ［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109-1146.
［13］ 陈安.论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互利原则是平等互利原则的重大发展［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46-447.
［14］ 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13.
［15］ 陈安.全球合作的新兴模式和强大趋势：南南合作与“77国集团”［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63-466.
［16］ 陈安.南北合作是解决南北矛盾的最佳选择［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55-459.
［17］ 陈安.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79.
［18］ 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自序［G］//陈安.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综述
一、引言
我国经过长时间的以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过度破坏为代价的经济高速发展，生态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到了不能再忽视的地步。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完善生态补偿和土壤、水、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安全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生态安全观的内涵
“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的内涵：一方面应避免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和资源短缺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的威胁，维护环境和资源对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避免生态严重退化和资源严重短缺造成环境难民，引起暴力冲突，对区域稳定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
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研究的核心是生态安全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将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从工业文明反思的角度，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安全的威胁，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等原则成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1]。如同封建制度之于农耕、资本制度之于工业；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是必然联系的。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未来社会的存在形态，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趋势。这对于中国现代化高速建设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理论基础和来源
马克思阐释的生态观是指：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劳动过程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之间对立――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而这一和解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自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结合自身实际、继承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环境观、生态伦理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3]这种思想对于解决危机，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在于：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观六个维度整合与超越西方环境哲学，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哲学[4]。马恩的“自然生产力论”蕴含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维度，“循环经济论”是其一贯主张[5]马克思认为：人类劳动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循环过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却导致了“无法弥补的裂缝”，因而，必须进行社会性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变革，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6]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形态”“价值系统”等多方面的内容都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被明确提出。十中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新高度。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来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方面，实现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良性发展！[7]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提出以下思路：一严格法律制度，加快建立有效约束机制和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二强化生产者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三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法律制度，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安全本质是要求自然资源在人口、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个约束条件下稳定、协调、有序和永续利用。我国面临的现状是庞大的人口数量对本已薄弱的生态环境的冲击，以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对生态的严重破坏。生态安全的特点表现为：整体性与全球性；生态破坏的不可逆性；生态恢复的长期性。
生态破坏恢复周期长，难度大，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生态破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构成了严重威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安全观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用严格的法律来保护生态安全已经刻不容缓。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安全的法治保障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来理解环境，理解自然，着重考察的是人化自然。人类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人越是主动地去改变自然，越是受制于自然。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的构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的建设应是有机统一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标志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互联系，互为依托，统一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一伟大实践。
保障生态安全要有充足的法治保障：首先，我们应当坚决执行目前已有的关于自然保护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新规章填补空白，建立切实可行保护补偿、惩处等机制，形成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政策和法律保障体系。国家应协调好各部门各地方的关系，让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去协同完善生态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在此基础上建立执法监督体系和机制。
其次，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违法者的惩戒性。严肃公务执行纪律，从严处罚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行为。加强完善监督机制，加强联合执法。充分提高各部门打击破坏生态建设与违法排污企业的积极性。提高处罚力度，严格排放标准，强化保护手段，赋予生态环保部门强制处罚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过程是同社会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一致的。从“对马克思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理论之探讨”到“对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矛盾之认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期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演进。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到“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在曲折中、探索中不断发展。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基本框架。“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布局。”[8]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以国外经验为参照，不断发展完善理论，不断在实践中修正；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和理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核心，吸收传统生态和谐思想、西方生态安全思想，真正成为科学、全面、成熟的生态社会文明理论，成为指导和带领中国社会走向新生态文明的理论之光。
此外，生态安全问题毕竟不是一个政策或学术问题[9]，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准确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可以提供政策制定的科学依据，推动广大社会公众的责任感并成为行动。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其实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手，如何让环境公益运动成为人民群众的潜意识而不是政府主导的行政运动对于“大社会、小政府”的政府建设目标的一个值得实践的过程。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由潜意识来驱动的。全能型的政府，他的老百姓往往公德心不太好。
中国古代兵法和西方战争哲学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方思维是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增大己方确定性。而中国传统兵法的重要内涵是“造势”通过引导对方的行动来增加对方的确定性。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往往要把这个事情抹掉重新当一个好人。环境保护中也是如此，会运动公众的逆向心理化。如何不要让坏的事情发展到后面，可持续发展才有了一种坚实的保障。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政策红利的释放与政府职能的转变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10]，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政府主导型社会向公众主导型社会转变，让很多政策不仅仅再是一句口号，限制权利，建立行政追责制度，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依法治国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潘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文明》，2007年第12期，第8～9页。
[2] 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7页.
[3] 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 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钱箭星、肖巍：《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循环经济引申》，《复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32页.
[7]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39.
[8] 王明初、杨英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9] 王根绪，程国栋，钱鞠.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应用生态学报，2003，14（9）：1551-1556.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4
第一，研究内容具有新颖性。规制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入中国，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时间还比较短。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正从规制理论、经济性规制逐步渗透到社会性规制的研究中。而煤矿安全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研究内容，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见。煤矿安全问题涉及许多领域和学科，从规制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体系，应属于研究中国煤矿安全问题的新视角。该书对煤矿安全规制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对中国规制经济学的研究和体系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第二，研究体系具有完善性。该书是规制经济学理论在煤矿安全规制中的重要应用，它综合运用委托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理论及其分析方法，以中国煤矿安全规制体制变迁作为基本立足点，分别分析产权结构、信息披露、矿工素质及矿工逆向行为等对煤矿安全规制效果的影响，并根据实证结论提出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相关政策建议，从提出问题到分析问题再到解决问题，逻辑缜密，体系完善。同时，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证了中国煤矿安全规制制度变迁及其影响因素，弥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不足。
第三，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近年来，随着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频发，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煤矿安全规制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煤矿事故的成因分析、现行煤矿安全规制政策的弊端分析以及对煤矿安全规制体制的改进方面。但目前尚缺乏以现实数据为依据，以经济分析工具为手段对规制问题进行经济分析，特别是实证分析。该书大量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性地对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经济分析，体现了规制实证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趋势，代表了国内规制经济学研究的新水平。
第四，研究成果具有应用性。传统煤矿安全问题研究比较重视现象分析，较少关注煤矿伤亡率过高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该书创新性地将制度因素、矿工因素、信息因素和产权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由此所得出的实证结论及其煤矿安全规制的机制设计、产权制度、税费改革、财税政策、权利配置、补偿机制及其应急管理等政策，能够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因此，该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全民体育 经济
一、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及相关研究表明，以生产要素投入论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及其方式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的技术进步也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将传统理论中视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内生化，对制度安排及其创新在宏观经济增长及微观经济绩效层面上的作用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把制度和制度变迁纳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之中，确立了制度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个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更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当前形势下，必须充分认识、强调制度作为重要的自变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效应。
二、中国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把其作为我国跨世纪的群众体育发展战略规划来部署。伴随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化建设。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1995年出台后，2009年，我国第一部促进、规范全民健身工作的系统性行政法规《全民健身条例》的颁布，更是标志着我国群众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我国全民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建设过程。
从现有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数研究遵循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仅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此外，目前研究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忽略全民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国家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忽略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对全民体育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深入、全面，也不能充分认识全民体育运动的独特价值和综合功能。在当前形势下，不能也不应把研究视角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上，必须把研究视角提升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上来进行研究。
三、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意义
目前，体育越来越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进步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从新制度经济角度，遵循新经济增长理论，全面、深入审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和作用；有必要把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内生变量，全面、深入研究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
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开展相关研究，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大局；有利于全民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利于深化对全民体育运动综合价值和功能的认识，具体有如下意义：
1 明确全民体育运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提出影响和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
2 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制度工程，将其由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丰富体育经济学理论和拓展研究视角。
3 将全民体育运动乃至体育与经济的联系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利于充分认识发挥体育的独特功能和综合价值，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
4 对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下一步的推广提供一定借鉴，有利于我国全民体育运动更深入的推广和开展。
5 为我国体育事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中心、服务大局，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建议和参考。
四、研究对象、步骤与假设性结论
1 研究对象。在制度经济学视角下，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制度工程，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化变量，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全民体育运动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影响机理、作用机制和路径；全面体育运动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措施。
2 研究步骤。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全民体育运动视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将其转变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然后，分析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方式与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和作用机制、作用路径。最后就其如何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3 主要观点。(1)随着体育影响力的加强，全民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已不局限于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2)在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全民体育运动作为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和作用是全方位的，这种全方位的作用从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3)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是其拉动体育消费，推动体育及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4)全民体育运动对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间接作用是通过其制度安排、体育文化传播等，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取向、其他经济组织的文化，产生相应的制度激励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5)全民体育运动影响与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的路径可以归纳为四条路径，通过这四条作用路径，全民体育运动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安徽工业发展;工业化战略; 产业结构调整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近年来通过“工业强省战略”和“融入长三角战略”，效仿东部发展模式，全省低端的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安徽省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交通便利，正值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水电成本上升之际，恰是吸引省外资本（包括外资）投入安徽省的大好时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调整安徽省工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提高产业竞争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最终将安徽省融入发达经济圈，成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如果不能有效抓住这次良机，错误实施工业产业规划，会使安徽省工业化走上弯路，影响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上述目标。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意在为安徽省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言建策。
一、工业化战略
1.从封闭与开放的关系看，传统工业化战略分为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世纪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但对经济发展收效甚微，弊端也愈益明显。
出口导向战略实行一种开放型经济制度,对商品进口的限制相对较少,鼓励外国资本的输入,把本地区的一切生产都纳入世界商品竞争体系,以面向国际市场的需求来推动本身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增长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战略的例证。
2.从平衡与重点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可分为“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认为，落后的国家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必须在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大规模全面投资,建立一个工业化体系,从而成为大推进理论的积极倡导者。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必须要有—种大推进的力量。
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倡导把不平衡增长看作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提出了“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的命题。赫尔希曼认为,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实施优先发展的不平衡增长战略。赫尔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的两条路径:其一“,短缺发展”；其二,“过剩发展”。赫尔希曼认为,根据“引致决策最大化”原则,发展中国家应精心选择和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
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论指出：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常常取决于一些关键产业和部门,这些产业和部门发展的直接、间接效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个部门降低了成本,扩大了市场,增加利润积累,扩大了对其他一系列部门的产品需求,由此推动各个部门成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增长极战略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佩鲁分析认为:首先,整个工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推动力的产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效应和外部性，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复杂产业极,会强化经济活动,导致公共需求,并出现相互关联，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高级职称
Terenzio Cozzi认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应用，而熊彼特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有用，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3.从自身力量与区域联盟的关系看，传统发展战略分为“技术本土化”战略和“区域一体化”战略。“技术本土化”战略强调在技术上消化吸收、自主创新。对巴西、韩国和印度的整体技术能力详细的分析发现，当地成功的企业中大多数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即本国工业竞争基础还未形成的阶段，就善于利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技术，大量投资在学习新技能和吸收新知识上。
二、产业结构调整
钱纳里等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如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不同，结构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上比发达国家突出得多。
产业发生学派中对产业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还是分析现象、揭示机理的研究。
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筱原三代平的“二基准”等，有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发展战略，有的是从部门间不同技术经济特征和部门间关联机理进行研究，而没有上升到从一般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
日本的伊藤元重、小宫隆太郎等人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分析》、《日本的产业政策》中主要是从技术开发和学习的规模收益递增原理、一些部门具有外部性特点的学习、技术转移效果和某些产业存在某种市场的失败来解释为什么要扶持战略产业或“幼稚产业”。
尽管结构性政策是日本等后起国家追赶成功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各类应用性结构研究中已经比较普遍地出现了由结构性政策研究到功能性政策研究的趋向。所谓结构性政策是指旨在推动重点产业发展的倾斜式产业政策，如支柱产业政策、幼小产业扶持政策，等等；而功能性政策则是面向所有行业而不存在部门倾斜、旨在推动特定目标（如技术开发、缩小地区差距、出口促进等）的政策。
北京大学刘伟等的《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其主要贡献是比较综合全面地对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从假定产业结构水平代表一国工业化程度的立论出发，通过比较衡量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水平，计算和分析了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但研究中仍然是以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的多国模型为参照，进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较。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郭克莎著《中国：改革着的经济增长与结构》，是将钱纳里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所运用方法在中国的应用。此外，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李京文等人《中美日生产率比较》，国家计委产业经济所通过计算各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速度）差异对工业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理论”。该理论认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应当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转移理论做出贡献的还有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工业产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产品技术密集度会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产品生产的区际转移。20世纪90年代，产业转移理论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以及企业战略理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的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强调，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国际化调整的有效方式。牛丸元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的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进化过程，其实质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卢根鑫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产业转移，但没有触及国内区际产业转移问题。
一些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提到“产业区域转移”的概念，但没有展开研究。汪斌、魏燕慎等利用雁行理论分析了国家之间，特别是东亚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但没有分析一个国家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近年来，陈建军、曹荣庆、陈红儿、蒋文军分别涉及了产业转移动因、区际产业转移模式、区际产业转移效应以及区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选择等问题。高级职称
三、工业化研究的重点、研究思路及主要应用价值
安徽省在地理位置、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都具有发展优势，但经济增长的速度仍低于发达省份（集中在东部地区），即使在中部地区，增长水平也属中等。可以确定有一些因素在制约安徽省发挥优势、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因此，有必要通过调查分析这些隐蔽的影响因素，从理论上寻找根本性的原因，便于制定针对性强、容易操作的政策，解放安徽省压抑的生产力，推动安徽省工业化的发展，以至地区经济实现跨越。
为了对安徽省将来工业产业的规划和相关产业政策提供参考，对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作深入研究。一方面通过工业统计的数据了解安徽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利用相关理论分析存在哪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另一方面，结合历史和有关影响因素讨论现在产业结构的成因。
通过分析省内外的经济环境和安徽省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针对安徽省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提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也就是，政府应该优先发展哪些产业，并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
研究的重点以及研究思路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影响安徽省工业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和根本原因的探究。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然后通过历史数据验证以上分析的结论。
2.安徽省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利用相关理论、指标和统计数据，描述安徽省的工业产业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以上子课题的研究结论，分析产业结构的成因。本着解决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案。最后提供给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系统地研究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2）分析产业结构成因的方法，以产业结构历史性的变化，结合影响因素，寻找安徽省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3）产业政策的制定依据安徽省的省情，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将主要应用在为将来省政府制定安徽省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钱纳里等合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中译本.
2.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3.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5.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商务印书馆.1985年中译本.
6.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7.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M]，上海三联书店，1993
8.李京文主编.走向世纪的中国经济[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9.[日]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M]1988年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社.
10.金碚.中国产业发展的道路和战略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4（7）
11.胡鞍钢,郑京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为何明显下降.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26日.高级职称
12.安立仁.资本驱动的中国经济增长:1952-2002[J].人文杂志,2003（6）
13.李佐军.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J],财富周刊,2004（4）
14.安妮·克鲁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大学生 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245-02
“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恩格斯）。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与建设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和力量所在。大学时代是一个人知识增长与积累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国家安全教育的质量如何，将决定他们国家安全意识的优劣，也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定发展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长治久安。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安全的外延与内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从传统侧重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视角转变到侧重于经济、环境、信息、人才、社会文化等国家各领域安全的内容上来，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一、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
关于非传统安全的界定，目前学术界的认识尚未统一。不少学者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非传统国家安全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者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主要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或者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1]主要有安全主体的多元性、安全问题及其解决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根据这些特征，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安全教育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自实行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逐渐增多，我们有效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等资源，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与威胁。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正如同志所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我们应做好以下的“功课”：扶持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的树立，注重民族经济的发展；发展创新型人才队伍，推动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提高我国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能力的水平；合理调整产业与经济结构，发展制造业，扩大内需，减少我国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等等。
（二）科技安全教育
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的综合国力状况，并由此对其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全球化的到来加速了包括科技在内等生产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但是，发达国家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技术限制与封锁，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自身拥有的充足资金，一流的科研设备与良好的发展环境等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使得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难以获得巨大飞跃。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做好科技安全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三）生态安全教育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的决定体现了生态保护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的任重道远。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的优势，除了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原料产地与商品消费地，还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起生态资源恶化的责任，即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将过时淘汰的产业或者重污染的产业移至发展中国家。当代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必须加强对他们进行生态安全的教育，让他们从校园开始就树立起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四）信息安全教育
21世纪是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时代，以至于美国著名学者托夫勒就指出：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伴随着网络技术在全球的发展与普及，信息技术将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在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当下的大学生，大多以80后和90后为主，他们是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对信息网络、电子通信设备的依赖程度乃至到达形影不离的状态。网络的许多负面影响之一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问题。作为网民主体成分之一的当代大学生，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论小则会影响到他人的声誉，大则会危及社会的安定，乃至国家的安全。所以，人们应提高自己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尽其所能减少病毒侵袭、黑客攻击等问题，这样也就减少了对国家、社会、个人带来的危害。[2]
（五）文化安全教育
伴随着改革开放，很多的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形成一种中西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趋势，并对这一时期成长的80后和90后产生了影响。“多元文化使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教育受到挑战，不同文化倡导的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为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学生在其影响下产生了‘西化’的倾向。”[3]必须加强当代大学生文化安全的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的优劣，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防范敌对势力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
二、对当代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策略
相比以军事、政治为主的传统国家安全教育来说，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具有其独特性。一是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上看，高校的思想政治老师完全可以胜任而不必依赖于具有专业的军事知识与技能的人来完成。二是教学设施与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教学的开展可以灵活多变。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其与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区别。基于此，笔者认为对大学生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教育应注重以下策略的运用。
（一）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地位
世界格局的巨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已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使得学校的教育与大学生眼中的国家安全仍停留在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即军事、政治、间谍、情报等，忽略了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危害。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与信息安全等问题，并延伸至恐怖主义、海盗、核武扩散、走私贩毒等诸多国际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威胁并不比传统政治、军事安全问题对公民个人与国家整体的威胁要小。因此，当代大学生非传统安全观教育的问题已经愈来愈重要与紧迫。加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必须对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改革，重视课程内容的设置与调整，保障一定数量的国家安全教育课时，等等。例如在《形势与政策》等大学思想政治课与国防教育相关课程的内容设置中，注重突出非传统安全教育的比重。同时，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多样性与国际性，我们应当注重培养学生树立宏观的国家安全意识以及形成在全球的视野中把握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思维，使他们不仅能够站在民族利益的视角进行考虑，更能够以开放的视野去关注世界的整体利益。
（二）注重教育思路与方法的灵活运用
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飞速传播的时代，当代大学生接受知识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如果国家安全教育仍采取传统的教育模式势必不能满足他们的学习胃口，也将难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另外，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大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并非传统国防知识的遥不可及。因此，进行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应当尽可能运用符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特点，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方式与方法。具体地，1.根据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较强的特点，采取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坚持师生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形成师生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教学方式，引发学生的思考与领悟；2.注重开放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合，即国家安全教育不应只是在课堂这一狭小的范围内开展，而应依托思想政治课的教育主阵地，组织与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广泛建立起学校与社会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国家安全教育系统；3.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即不仅重视正式的课堂教育，也要重视社会影响、网络宣传、媒体渲染，校园文化渗透等方面的教育功能。
（三）结合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开展非传统国家安全的教育
课外活动具有载体多样性、内容宽泛性、作用潜隐性、被影响者体验性与选择性等特点。[4]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较强，传统的课堂说教与灌输可能不适合他们的这种个性，因而未必能够使他们很好地吸收知识。而结合宽松自由的课外活动进行国防教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第一，创建国防类社团并以其为载体，组织社团成员积极开展各式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们能够在参与、体验、竞争的过程中获得知识。第二，组织开展以国防教育，尤其是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影片观赏等活动，既可以丰富学生们的课外生活，又可以在活动中得到身心锻炼，潜移默化中获得知识。第三，定期邀请国防教育的专家学者到校开展讲座与学术汇报活动，使学生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加深对国家安全教育理论的理解，等等。
（四）发挥互联网优势，拓展教育的新空间
同志曾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当代大学生的成长与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生活与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多与网络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内容不同于以往明显的军事与政治等外部威胁，而是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大学生进行学习与交往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应用得当，网络将会有利于国防教育空间的拓展，成为高校进行国防教育的重要新渠道。因此，高校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与组织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开辟国防教育的新阵地。第一，加强校园网络建设，在学校校园网内设置融专业性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国家安全教育站点，并突出非传统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分类提供各个主要板块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以及文字案例等。第二，在互联网上设立专门讨论国家安全教育的论坛，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与学习。通过网上答疑、政策咨询、问卷调查、意见收集、交流探讨等方式，对大学生关注的国家安全知识和现象进行引导，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找出解决对策，实现国家和大学生的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1]陆忠伟.非传统安全[M].时事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4页.
[2]董雪.论非传统视域下的大学生国家安全观教育[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3）.
[3]孙丽娜，蒋晓蒲.非传统安全影响下的大学生国防问题探析[J].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1）.
安全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 综合安全观 概括 重要意义 途径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入侵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市场频频暴光如瘦肉精、毒豆芽、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纷纷侵扰我国领土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量是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开始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乱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安宁、社会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而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接班人，他们的成长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恶性事件频频出现。如何教育大学生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大学生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在当今开放的世界里，大学生思想活动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高校担负着培养大学生政治理想信念的任务，于是西方敌对势力将高校作为渗透和破坏社会主义政权的重要目标，与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他们利用各种载体和渠道千方百计地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国内安全频频受到新矛盾的干扰。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校园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新形势下，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必须认真研究和探索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大学生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为国家安全和发展培养出具有全球化时代所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的人才。
（三）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大学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大学生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以及全面发展的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倾向于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与发展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疏导大学生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大学生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切实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将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生存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高校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课堂教学中，增强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综合安全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国际战略新动态所作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所以我们要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过程，实现综合安全观念进课堂、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念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教育的吸引力、说服力、亲和力，激发出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高校文化建设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发展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形成良好的校园舆论氛围。高校宣传团队要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在校园内开展综合安全观念的教育，让广大学生置身于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念为大学生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引导大学生关注环境安全，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学生们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学生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深化大学生对综合安全观念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才能成长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的新一代合格公民。以综合安全观念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给大学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大学生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和后果，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代要求统一起来，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坚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为报效祖国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2]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论树立综合安全观[N].报，2010-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