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奥运经济必须与金融发展相互依托，奥运金融应正确选择支持奥运经济的切入点，以奥运会金融服务和金融环境的建设为重点，加强金融创新，确保奥运经济效应的整体实现。

[关键词]奥运经济奥运金融金融服务

目前，奥运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现象，人们从聚合效应、裂变效应、辐射效应等方面表述了奥运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奥运经济必须与金融发展相互依托。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支持，奥运经济效应则难以充分发挥。其实，从2001年7月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天起，中国的金融业就已经开始积极参与奥运，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奥运经济与奥运金融有着怎样的联系?金融业又应如何选择支持奥运经济的切入点?为此，本文特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奥运经济给奥运金融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奥运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凭借自身业务属性的优势，率先搭上了奥运经济的快车。众所周知，举办一届奥运会是要大动土木的，除了奥运赛事所需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包括奥运村、媒体村、会议中心，以及残奥会场馆的的建设等等。如此庞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强力支持，还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资金链条作为保证其顺利实施的基础条件。但是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政府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分享奥运盛宴的机会。2003年4月，中行与北京市政府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根据《金融合作协议》，中行承诺在2008年之前，将提供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北京市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所需的融资服务。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给中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二、奥运金融发展的突破口

1.金融支付产业

如果将门票刷卡比作奥运催生的偌大金融支付市场的入口，那么与其相比与奥运相关的旅游、餐饮、酒店、消费等领域才是银行卡刷卡消费的重头戏。特别是在中国，刷卡消费所占比例还远远没达到预期水平，无论是签约商户数量、POS受理环境还是刷卡消费习惯都还未达标。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奥运倒计时的钟声将对金融支付产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金融支付将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

2.银行管理业务

我国银行业能否为参与奥运盛事的各界来宾提供全方位、立体化、高质量和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直接与网络、技术、资金和人员保障能力有关。当然信息技术是金融服务系统的基本支撑。中国银行正发挥奥运会合作伙伴的优势，在奥运村等奥运区域内设立营业网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完善奥运场馆周边网点布局，与VISA国际组织共同合作，在奥运现场安装ATM和POS机，携手拓展奥运会相关城市商户受理网络。从目前已经开展的奥运相关市场开发和运营看,中行总的回报和收益比较理想。从直接收益看，围绕北京奥运会筹备开展的各种资金管理业务，代售北京奥运会门票、代销奥运特许商品和开设非居民临时法人账户等业务.已成为中行业务收入新增长点。从间接收益看，北京奥运会在提高中行金融服务水平、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拓展客户关系，以及建立品牌差异化优势等方面作用日益凸现。

3.自助服务市场

在银行的运营、管理和服务全面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将不断前移，企业也会更加关注自动化和渠道集成。奥运金融自助服务工程无疑会促进金融行业与产业链各方的联合，全面推进金融业技术的应用.将使我国金融行业系统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全球领先的金融自助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NCR公司宣布，快捷、便利安全的金融自助服务将成为中国成功承办重大赛事和国际活动的必备条件，而日益频繁的大型活动也将为金融自助服务市场营造无限的拓展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单一的存取款功能的ATM机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服务需求，通过一流的技术和软件实现集存取款、购票、充值、交费等全新功能的ATM将成为市场新宠，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协助银行获取更多利润。

4.风险管理业务

筹办奥运周期长、规模大、影响远。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减少损失确保安全，是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重要基础。作为保险合作伙伴，人保财险将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为北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以及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充足的保险保障服务与资金支持。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受到各届奥运会组织者的高度重视。这次人保财险加入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行列为双方的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人保财险将通过赞助奥运.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加速企业的发展。

三、奥运金融发展规划的制定

1.构建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结合北京特色，为举办奥运提供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与服务。第一，针对混业经营的趋势，可考虑成立北京金融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是商业银行、北京证券公司等地方性金融企业，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第二，加快开放实现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要有步骤地吸引具有先进管理经验、运行机制的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北京开业或参股首都金融产业，提高服务奥运的能力；第三，构建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要着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推动奥运融资创新。

2.加强与改进金融监管，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与环境

建立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一是各分业监管机构继续加强协调合作，建立金融企业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将金融机构置于市场约束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二是应加强首都金融业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系统，完善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建立和完善早期的风险预警系统；三是要整顿首都金融秩序，打击金融犯罪，提高首都金融业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邱晓德:奥运经济与发展中国体育金融市场[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3,1:28～29

[2]:奥运会与金融创新[J].广西金融研究，2008，1：58～60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美国的法学院近20年来有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倾向，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与法学，政治学与法学，国际关系与法学等不同学科，现在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法学院聘请了经济学博士当教授，欢迎国际政治学的教授到法学院加盟，法学家与经济学家在一起开研讨会，他们之间使用同样的跨专业术语，使用同样的语言，对原来属于两个领域的概念，现在有同样的认识，学者们的跨学科融合导致了研究的融合，这本书就是国际金融学与法学相结合的产物。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7．我国需要在改革中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以巩固农村金融的基础。传统体制下我国合作金融被严重扭曲，改革应该与国际合作经济的一般惯例接轨，矫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方向。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决它们联系农民、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等问题；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要着力研究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创造问题，以利于农村微观金融基础巩固和国家宏观调控。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农村山区、丘陵较多，机械化水平低，发展速度慢。机械化水平是衡量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我国拥有华北平原、东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珠江三角洲平原，占地约70万平方公里，其它区域一般为山地、丘陵等地形。对于我国农村地形，更是以山地、丘陵为主，这种地形结构不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可以看出，在1991~1996年机械化动力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近年来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从2008年开始出现急剧下降。从而可以看出我国农村机械化水平发展的局限性。机械化水平低除了地形原因限制外，其它因素的影响也非常关键。如我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我国农村农业从业人员较多，农村居民较多，而耕地少，人均耕地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村人均耕地不到0.4亩。这种生产模式下，农户不需要通过机械就可以完成，如果勉强使用机械化水平只会增加生产成本。城乡生活水平、生活条件等各个方面存在差距，但是差距逐渐变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差距是反映农村经济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衡量指标，而降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与生活条件差距是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持，99%的农村已经实现水泥马路到家，农村师资、医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并且在交通便利的情况下，城乡资源共享水平越来越高，许多农村居民购物也较以前便利，很多农村孩子在县城读书就业。可以看出，在1990~2001年，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在2002年之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缩小，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大幅度靠近。但是，城乡的差距依然存在，并且城乡居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精神文化水平的差距非常大。我国农业生产产量持续增加，但农产品深加工不足，农企发展困难。农业企业是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农企结构和实力的改善是实现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2001~2010年期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年均增幅超过20%，2011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已经超过15万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7.6%，农产品加工产值增长的年均速度显著高于GDP增长速度，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大。目前，我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已经超过22万个，加工企业从业人员超过2500万。但是我国农企发展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农产品加工技术落后，主要为农产品粗加工，深加工严重不足。第二，我国农业企业人才不足，管理水平有限。第三，我国农企资质不佳，在5万多个食品加工企业中，只有100多个达到国家二级企业要求，所占比例不到3%。第四，我国农企规模小，融资困难，企业升级艰难，这严重影响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专业化、技术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要求。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不足，农村商品贸易、物流服务等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比较城镇发展情况，农村基础设施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于农村企业发展的道路、水电等基本基础设施发展不足；第二，生活与娱乐设施不足，农村居民生活依然靠打牌等自娱自乐，缺乏政府引导，没有经常举办活动的娱乐组织；第三，医疗、教育、通信、购物条件不足，农村居民生活依然非常不便利。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流服务的不足，很多农村地区只有邮政可以到达，其他快递物流服务缺失，这对于企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产生了重要的限制；二是商品贸易发展的不足，农村商品存在质量无保证不合格商品充斥、商品种类与品牌单以及商品贸易环境不足等问题；三是各种中介与技术服务缺失，这对农村企业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

二、我国农村经济转型存在的主要困难

第一，农村各种条件的改善需要大批量资金，但是基层政府财政困难，无力支撑。我国城镇的发展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中央、省市等各级政策和资金都集中在城镇发展中，农村的大批量资金也进入城镇当中。但是当前，各级政府虽然在倡导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战略，但是我国对城镇的扶持也必不可少的。中央以及各级政府虽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但是投入有限，主要依靠基层政府的支撑。近年来随着医疗、教育等条件的不断改善基层政府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即使在上级政府的有限支持下也难以满足农村庞大的资金需求。比如说每一年一个县的农村道路设施、水利设施、电力设施的开支非常庞大，每年耗费数亿元。如果要增加其它各种设施，大多数县级政府都无力承担。

第二，农村企业效益水平较低，薪资水平等各方面的综合条件与城市企业存在差距，无法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无法吸引农户放弃农耕，导致农村土地无法集中生产，实现规模化、机械化。薪资水平一直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劳动力大批量往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集中的关键原因。相比城市与农村企业，除了薪资水平无法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外，企业的工作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管理规范化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但是农村富余劳动依然很多。农村企业对富余劳动力吸引不够，导致大量劳动力停留在有限的土地中，导致小农经营的现状无法改变，也将影响土地的集中生产，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模式的实现，而这些是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

第三，农村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农户，信贷困难，满足率低，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张，不利于农户生产条件的改善。近年宏观经济不稳定，农村许多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周转的问题，但是由于规模小，资产有限，无法在正规金融机构实现信贷，而在非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息较高，生产的效益无力支撑，导致农村近年来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对于市场前景好的农村企业，由于信贷无法实现，融资不足，规模无法适时扩大，影响企业的发展。虽然近年来小额贷款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但是依然供不应求。同时对于农户来说，在没有关系和担保人的情况下，基本很难实现贷款。目前我国农村的信贷满足率不到40%，这还不包括一些有贷款需求但是没有贷款意识的农户。

第四，除了信贷业务外，其他金融业务发展严重不足，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和农户生产风险的分散（保险行业发展不足），也不利于其进行投资和融资活动。城镇各种金融业务发展迅速，一方面可以降低意外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投资工具，也可以作为集中零散资金的融资工具，可以说金融业务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各种金融业务在农村发展严重不足。首先是保险业务。保险对于居民生活和社会生产来说越来越重要，可以有效降低意外风险事故，降低个人和企业承担风险。但是我国农村保险业务除了基本的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外，生育保险、意外保险、大病险以及农业生产风险、企业生产风险等各种关乎居民生活和农村生产风险缺乏推广和应用。其次是金融投资与融资业务在农村的应用不足。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闲余资金越来越多，但是农村居民的投资意识却不高，一般存在银行等着贬值或者将现金留在身边，这样不利于农民增收，不利于改善城乡居民差距。实际上，农村闲余资金在增加的同时，农村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农户或者中小企业要扩大生产或者农户想从事非农活动，在自身资金不足时就需要向外融资，但是农村融资非常困难。这就形成了大量的农村闲散资金和农村融资困难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农村金融业务发展不足的重要体现。

三、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现状

为了加快农村金融的发展，提高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度，政策对农村金融支持在不断加强，覆盖范围越来越广，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收减免，如《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对金融机构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5万元以下)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二是定向补贴和奖励支持。近年来政府对农村信贷实行贴息政策，即对常年亏损的农村信用社保值贴补利息给予补贴的政策。同时为了引导引导金融资金进入投入到农村地区，支持农村经济转型和发啊站，对农村专项贷款实行贴息政策，例如自2008年起财政部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达到一定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2012年财政部将小额贷款公司也纳入了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的试点，以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财政向农村提供金融支持的金融机构定向补贴了36.21亿元，2013年已经超过了41亿元，增幅非常大。目前，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政策已经覆盖了所有农村区域。可以看出，政策上我国对农村金融的支持程度越来越大，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政策支持依然集中在国有银行的涉农贷款定向补贴，针对个人的支持度较少，此外针对地区性银行的支持度较低；二是政策的实施与规定目标偏离，这是因为我国农村经济与县域经济的界限不明，很多银行将资金投入到县域经济而非农村经济中，但是其也能获得涉农金融政策支持；三是，虽然政府对农村金融支持的额度越来越大，支持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其支持资金相对于农村经济转型的庞大资金需求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而实际上，我国财政力量有限，仅凭政策补贴来实现农村金融发展满足农村发展需求的路径行不通。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依然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经济转型与快速发展的要求。

（二）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第一，金融机构的数量不足。比较城市各种商业银行，随处可见，包括国有银行，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地方性银行等各种规模的银行机构，但是农村的银行非常局限，主要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非常少，其网点也非常少，这不仅影响农村的金融规模，也影响农村居民办理金融业务的便利性。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在县级以下区域退出。在1998~2007年，四大国有银行相继撤出了3万个县级以下机构，近年来撤并还在继续。当前商业性保险、证券、担保、信托投资、租赁等金融机构在县以下大部分农村地区还是空白。农村信用社成为勉强支持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主力军。第二，金融机构业务规模总量的不足。我国城市经济依然在稳步发展当中，其中资金需求量非常大，很多金融机构的资金集中投向了城市，而农村的配额非常低。例如我国农村的贷款额度，从下表可知。2013年我国农村涉农贷款余额大约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率才3%，而我国金融机构总的贷款余额为72万亿元，涉农比重为27.8%。也就说，我国绝大部分资金投向非农领域和非农区域。第三，我国农村金融业务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首先体现在贷款上。我国农村贷款不满足率达到72.4%，也就说只有27.6%的满足程度，大部分的农村贷款得不到满足。同时在我国农村借贷中，正规借贷（金融机构借贷）的比例非常低，为27.6%，绝大部分贷款需要依靠民间借贷来完成。大部分家庭因为资质不合格不会提出申请，而提出申请的有三分之一的可能被拒绝。因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借贷的缺口很大实际上，我国保险等其它业务的缺口更大，只是由于没有推广，潜在需求没有被开发出。

（三）我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与影响

第一，金融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血脉，是农村经济转型重要的资金来源。从农业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储备资金不足，如果要提高机械化水平进行扩大生产，需要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而农业生产风险可以通过保险等业务来分散。从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来看，虽然通过项目来实现，但是项目的实施基本需要通过银行融资贷款来完成。目前基层政府入不敷出，很多提前支出也需要依靠金融机构来实现。从农村企业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中小企业扩大规模，还是中小企业的兼并重组，都离不开银行的参与。农村经济转型的任何方面都需要资金进行依托，而金融是资金的主导者，因此农村经济转型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发展。

第二，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方向。金融直接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这是因为金融的发展情况，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程度，是否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如果金融能够大力支持农村经济转型，能够满足农村经济转型的基本要求，那么农村经济转型的实施速度就会加快。同时，金融业影响了农村经济转型的方向，这是因为资金的去向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也就影响了农村金融转型的方向。例如，如果金融机构的资金大量流入某个农村区域的水稻加工产业，那么该区域水稻加工产业在资金充足下会扩大规模生产，在加工技术上也能够大幅度提高，并且在加工需求下水稻种植需求也会大幅度增长。

第三，金融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农村经济转型的质量和效果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目标和金融支持的方向是否匹配；二是金融支持的程度是否满足区域农村经济转型的速度和要求；三是农村经济转型的战略和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和匹配性。可以看出，前二者都与金融相关，并且是实施成功的关键。具体分析，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质量与效果的影响如下：金融机构与业务的丰富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后经济的稳定性，金融机构越多，其资金实力越雄厚，支持程度越高；金融机构和业务发展的稳定性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实施的顺利程度。近年来经济不稳定，金融不稳定，导致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不够屡见不鲜。如果农村金融发展不稳定，存在各种风险，那么其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也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就不能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稳定的资金供应以及其他金融服务，这将影响农村经济转型的顺利程度。

四、基于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农村经济转型环境的改善需要依托金融支持，农村经济转型的问题需要金融来协调解决，而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还是金融问题。基于农村经济转型的需要，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笔者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策略：

第一，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加强构建丰富的、具有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解决农村金融供不应求的问题应该从多样性着手，允许社会资金进入金融行业，以需求为基础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多样化金融市场。当前民间资金非常多，应该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放宽农村的金融供给，同时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规范，加强管理。

第二，鼓励农村金融创新，加快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建立适宜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比如我国保险业应该针对农业经济设立各种保险业务，以分散农村生产风险。各种金融融资工具和业务可以适度创新，吸引民间资金进入，扩大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和放贷能力。

第三，为加强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匹配性，应该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中介作用，在此政府需要引导金融机构、农村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好三者联系的桥梁，实现资金与需求的对接，使得农村金融真正落实在农村，服务于农村。

第四，加强政府行政与司法监督，营造“有借有还”的诚信信贷环境，同时建立农村金融的监督和风险预警体系，保障农村资金借贷的安全性。呆账率一直是金融机构对农村实行谨慎贷款的重要限制性因素。要全面提高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必须打破呆账率高的问题。为此，必须加强政府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大对恶意拖欠贷款行为的打击，以营造良好的信贷环境，降低农村呆账率。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历史告诉我们，股市暴跌之后往往伴随着长期的经济萧条。道理很简单：泡沫状态是实体经济不均衡发展的集中体现，它的爆破，必将以极具破坏力的形式，对经济过程予以强制性的纠正，由此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效果。据历史统计，在1720年南海泡沫过后的20年里，英国工业产量年增长率不到0.5%，在随后的40年里，年增长率不到1%。1929年股市暴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经济萧条，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极其惨烈的灾难埋下了祸根。日本股市泡沫的破灭导致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3年的经济停滞与巨额银行坏账，即便到现在仍然看不到复苏的前景。

面对这一严峻的宏观形势，世界各国政府应该审时度势，果断地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在过去20年间治理与防止通货膨胀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面对通货紧缩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除了服务品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之外，其他物价水平呈整体下降趋势。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均是如此，而作为世界经济主要亮点的中国，物价水平也是连续下跌。面对这种情况，有些经济学家开始怀念那种以温和通货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运行状态。

在通货紧缩期间，生产过剩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消费者持币待购心理严重，生产厂家失去了定价主动权，利润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进而影响其对未来投资的信心，裁员成为经常发生的事情。此外，物价下跌变相增加了借款的实际成本，加大了借款人的偿债负担。这一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的话，经济衰退将是必然的结果。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通货紧缩尽管表现为整体物价水平的持续下跌，但人们不能只从货币供给量乃至货币政策上寻找答案，也不能仅以放松银根为基本对策，这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其他综合治理措施的实施。但同样不容回避的是，货币政策在防止与治理通货紧缩上负有巨大的责任。而且从日本的经历来看，治理通货紧缩要比防止通货膨胀困难得多——这一教训对决策者尤其重要。

2002年11月6日，美国联储第12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了1.25%这个41年来的最低水平。这次大幅降息行动并没有在市场引起积极的反映，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美国是否在重蹈日本的老路？美国经济现在的状态与10年前的日本有很多的相像之处。日本银行在2000年3月已把利率降到零的水平，而整体物价水平还是连年下降，经济萎靡不振，货币政策似乎失去了调控经济的作用，成为了凯恩斯“流动性陷阱”的典型案例——由于借款人对经济前景失去了信心，无论利率降到什么水平，都不愿意借款与投资。

人们难免要问：如果利率降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中央银行还有什么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为了打消人们的担心，美联储高层人士不断表示：即便是联邦基金利率降至零，它仍然有充足的工具来刺激经济。格林斯潘最近表示：中央银行可以购买政府债券，以此降低政府的融资成本及长期利率水平（在西方，中央银行所能够控制的只是短期利率，长期利率仍然由市场决定）。联储理事会理事BenBernanke走得更远，他在2002年11月下旬的一次公开谈话中，明确指出在1942至1951年期间，美国中央银行购买了大量债券，促使政府债券收益率水平保持在2.5%的水平（相当于现在的5%）。如果这一手段仍不奏效，中央银行可以接受商业票据为抵押，通过贴现窗口向银行贷款，以此降低借贷成本。Bernanke先生还提出了第二个备选方案，就是由联储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迫使美元贬值。但他同时注意到美元政策是财政部的职责范围，而且鉴于美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是很高，美元贬值不能有效地解除通货紧缩压力。Bernanke先生提出的第三个方案更为极端，即联邦政府推行减税政策，以刺激经济，同时，联储购买联邦政府发行的债券，所筹集资金用来弥补减税造成的亏空。这一方案的实质是中央银行开动印钞机，发票子。

上述政策建议出于联储高层口里，多少有些让人震惊。在过去20年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一直把防止与治理通货膨胀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货币主义成为了它们的基本理论信条。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把物价控制在认可的范围之内。但到了现在，世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短期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失去了正常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表现了应有的胆量与勇气，探索非正统的政策工具，驶向了这段没有航标的里程。

日本银行已经率先这样做了。为了刺激经济，维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日本银行从2000年3月开始在市场上大量买进政府债券，并于2002年11月20日决定把其银行体系往来账户余额的上限提高到20万亿日元（相当于1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月需要在市场上买入1.2-1.5万亿日元的债券，等于日本政府净融资额的三分之一。日本银行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把长短期利率控制在历史最低位上，由此减轻私人借款人及日本政府的融资成本（尽管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达到了其GDP的140%，而其30年债券的收益率只有2%左右）。此外，日本银行在9月18日宣布：它准备从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它们所持有的股票，并于12月初付诸实施，以此帮助商业银行清理包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11月份的日本年度报告中肯定了上述做法，并督促日本银行“在没有标尺的地方坚定地走下去”。

日本国内现在正酝酿着一个更具争议的货币政策——要求日本银行明确确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比如说是3%，然后想方设法达到它。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增发货币，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引导公众及企业的价格预期，以此解决通货紧缩问题。对于盯住具体通货膨胀率的货币目标，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也有这样做的，如英格兰银行，但它们的出发点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而不是像日本银行那样，设法把负通货膨胀率抬升到既定的目标。

笔者认为，国外中央银行的做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尽管我国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如通货紧缩压力、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财政可持续性等不容回避。回顾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中央银行能够而且应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

为此，笔者提出一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建议中央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用于收购四大国有独资银行遗留的各类政策性贷款。理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收购近1.4万亿元不良贷款之后，并没有完全解除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不良贷款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绝对额过大，无法自我消化。这些不良贷款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颁布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如果不能较为彻底地剥离出去，则难以分清银行管理层的责任，不能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积极性。鉴于国有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地位与国有独资背景，这些不良贷款被看作是中央财政的隐性负债，迟早要由国家解决。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央财政很难有力量解决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问题——注资或者为资产管理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做法，均超出中央财力。鉴于此，人民银行应该模仿国外同行的做法，试探以非正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扰多年的问题。笔者认为，只要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审慎地设计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合理的再贷款金额，这个建议是可以操作的：既能促使中国银行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又不至于引发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为我们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贻误时机将非常可惜。三、泡沫过后的美、德、日银行体系

在经历过这次巨大的泡沫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次股市暴跌尚没有在美国引发金融危机——这与1929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美国大银行尽管伤痕累累，但它们的资本充足水平仍然很高，信用等级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仍然具备对外支付能力。与此相比较，德国等银行体系蕴含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日本银行体系则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们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不错，一个不怎么样，一个是一塌糊涂(Thegood,thebadandtheugly)。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1、美国银行体系经受了考验。上面已经提到，美国股市崩溃所造成的财富损失是史无前例的。在1929年之后的两年里，美国股市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60%，而在2000年3月之后的两年里，市值损失额相当于GDP的90%。但在近两年里，美国只有11家规模很小的银行倒闭，而在1989-1991年期间将近有500家银行倒闭，在30年代初期更有几千家银行倒闭。我们可以大胆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此次股票泡沫没有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稳健运转的银行体系为宏观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我们认为美国银行体系的稳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随着美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直接融资的比例大幅度上升，银行贷款的重要性下降。据统计，在美国整个金融资产中，商业银行（包括储蓄贷款协会）所占的比例：1912年为79.3%,1948年为68.2%,1980年为56.2%,1997年为46.9%。在90年代通讯、信息科技、媒体等如火如荼的时候，风险投资提供的资金融通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450亿美元，上市(IPO)融资从1995年的303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604亿美元。高收益债券市场也为大量的新电信企业提供了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融通。当股市崩溃的时候，损失惨重者并不是银行，而是那些保险公司（尤其是人寿保险公司，它们的股票投资最高可达其资产总额的60%）、共同基金、退休基金以及数以千万计的个人投资者。

第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大大增强了美国银行体系的资本实力以及消化损失、抵御风险的能力。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9月底，美国最大的25家银行持股公司的资本总额为3807.3亿美元，准备金余额为408.35亿美元，而不良资产余额仅为408.35亿美元。这些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平均为8.7%，总资本充足率为12.24%，远远超过巴寒尔协议4%、8%的最低要求。巴塞尔协议的实质在于以银行资本金限制其资产的盲目扩张，同时鼓励银行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与金融创新的长足发展，美国银行业能够对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进行积极的管理，把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转嫁给其他投资者。例如，据2002年1月31日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美国证券化资产(Assetbackedsecurities)、信贷衍生工具(creditderivatives)分别从1995年的3150亿美元、1756亿美元增加到了2001年的10480亿美元、15810亿美元。此外，美国银行业在风险管理技术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与创新，能够对风险给予更加准确的甄别、量化与定价，风险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2、德国银行体系处境不妙。二战以来，在严厉监管体系下的德国银行体系一直享有稳健经营的美誉。但在近期宏观经济表现不佳、公司破产处于历史高位等外部环境下，德国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十分糟糕，裕宝银行(HVB)、商业银行、德勒斯顿银行等德国大银行均出现了巨额亏损。2002年9、10月间，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恐慌性地抛售银行股票，银行系统性风险一触即发。为什么会是这样？除了上述宏观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全能银行模式暴露出弱点。在德国，大银行与大企业之间交叉持股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方面可能导致银行放宽授信标准，关系贷款增加，造成信贷损失；另一方面，随着所持公司股票的价格下跌，巨额未实现损失削弱了银行的资本基础。例如，2002年9月，德国商业银行未实现损失高达19亿欧元。

第二，过于拥挤的银行导致过度的竞争，而不平等的竞争格局产生了非理性的授信行为。德国共有2700多家银行，每百万人口就有515个银行分支机构，远高于英国（250个）与法国（420个）的水平，银行服务供给过剩。不仅如此，在德国银行体系三分天下的格局中，由州政府拥有的公共银行以其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的优势，与商业银行竞争贷款机会，导致贷款利差的不断收窄。商业银行被迫应战，不得不以薄利多销的方式争揽业务，无法根据贷款的实际风险程度制定合理的价格，而一旦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商业银行发现大量的不良贷款冒了出来，而微弱的盈利水平制约了自己核销坏账的能力。

第三，德国银行业的经营效率有待改善。德国是世界上劳工成本最高的国家，严厉的法律限制了银行节约成本支出的回旋余地。例如，2001年，德意志银行的费用率(efficiencyratio)高达123.21%，高出花旗集团一倍（花旗集团的费用率为63.58%）。

3、总也走不出危机怪圈的日本银行业。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银行业风光无限的年代，而随着泡沫的破灭，日本银行跌进了自己怎样也爬不出来的深渊。据估计，日本银行业累计核销不良贷款折合1300多亿美元，而现在不良贷款余额仍然高达47万亿日元（约4000亿美元），贷款核销的速度总也赶不上新冒出的不良贷款。2002年11月下旬，日本七大银行预计本年度亏损3050亿日元（约25亿美元）。在短期利率接近为零的市场环境下，日本银行业很难依靠自我盈利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少人把日本经济没有尽头的萎靡不振归结于银行体系中介功能的丧失。在过去6年里，日本银行体系的贷款余额连续下跌，银行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承担任何信贷风险，大量的存款被投资到收益率极低的国债市场上，或者投资到国外金融市场上，银行难以很好地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尽管日本政府连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债余额达到了GDP的140%，日本经济仍然看不到什么起色。

4、两种银行经营模式孰优孰劣？美国、德国、日本三国银行体系的不同表现不禁使人联想到学术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第一种模式称作“保持一定距离的银行经营模式”(keepatarm''''slength)，它在美、英等国家最为典型。在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下，银行总是与客户之间保持“一臂”的距离——不远也不近。第二种称作“以关系为本的银行模式”(relationshipbanking)，以日本最为代表，在亚洲广泛流行。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强调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同舟共济。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两种模式的差别：假如银行对一个老客户的贷款余额为1亿元，现在，客户遇到了经营上的困难，授信风险开始显现。按照第一种模式，英美银行一般会采取以下行动：立即停止新增授信，采取资产保全措施，尽可能降低已有授信的风险；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风险已经出现，银行不能新增授信，银行应把最大的损失控制在1亿元之内。按照第二种模式，亚洲国家的银行一般不会马上采取过急行动，而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考虑新增授信，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不新增贷款的话，原来的1亿元贷款可能成为损失。但问题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其损失可能会超过1亿元。

经济学界关于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争论由来已久。鉴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二战之后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成就，很多人认为“以关系为本的银行经营模式”优于“与客户保持一定距离的经营模式”，因为前者能够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而且，银行愿意继续向遇到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贷款。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及日本银行体系积重难返的现实面前，很多人转变了看法，认为亚洲模式在经济快速平稳增长的宏观环境下能够很好地运转，而一旦经济放慢或者步履蹒跚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这是因为银行继续向本应断绝资金来源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其结果是新的巨额资金又跟着损失掉了，致使银行坏账长期无法得到解决，影响经济增长。

5、应该吸取的教训。通过对三国银行体系的分析，笔者提出两个个人观点：第一，如果按照上述两种银行经营模式的划分，我国明显属于关系型经营模式，强调与客户同舟共济，共同发展，授信行为不够严格，贷款定价也反映不了银行所承担的内在风险。鉴于日本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我国银行界值得深刻反思，以免重蹈覆辙。第二，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之中，而政策性银行依靠政府赋予的优势（以发债特权筹集长期低成本资金、财政补贴等），与商业银行竞争商业性业务，致使价格战愈演愈烈，贷款利差一再收窄，其损害力是巨大与深远的。对于我国的决策者来讲，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强调利率市场化的紧迫性，而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比如说，如何解决市场参与者的公平待遇问题。德国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3、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与价值观的复兴

传奇式的投资家巴菲特有一个有名的论断：“只有当潮水退下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谁在光着身子游泳”。在股票泡沫过后，金融行业流下了很多鲜活的素材值得研究。我们发现：很多当时看来十分新颖的观点、商业模式也不过尔尔，而一度被认为迂腐的传统商业银行模式重新焕发出风采。还有，“新经济”时期那些不拘一格、敢打敢冲的“企业家”思维只是昙花一现，而真正具有持久魅力的仍然是守信、节俭、审慎决策、避免利益冲突等价值观。这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金融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相融合的模式遭遇挫折，传统商业银行模式焕发光彩。鉴于1929-193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教训，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割了开来。这个法律的初衷是防止银行以低标准的授信条件争揽投资银行业务。60多年过后，这个法律在1999年被取消了，旅行家集团与花旗银行合并、大通银行收购J.P.摩根银行等，建立了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与保险公司为一体的金融集团，并在市场上取得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崭新的经营模式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的主流。但好景不长，在股市崩溃之后，这一经营模式遭遇了沉重打击。安然、世通公司等倒闭案件不仅让大通摩根、花旗集团等承受了巨大的贷款损失，而且纷至沓来的种种指控、司法调查（如指控银行帮助公司客户隐瞒债务、虚增盈利；指使分析师发表过分乐观的股评报告，以此争揽投行业务，误导投资者；等等）及几亿美元的罚金严重地损害了它们信誉，致使它们的股票价格暴跌。摩根大通的股价在2002年10月9日为15.45美元，只有其黄金时期的23.5%（2000年3月23日为65.67美元），花旗集团在7月24日的股价为22.83美元，相当于五年来最高点的40%（2000年8月28日为54.9美元）。近期两只股票仍然在低价位徘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汇丰集团、美洲银行等银行的股票表现要好得多。2002年，汇丰控股的股票价格基本徘徊在7-8英镑之间，与199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相差不多，与最高价格（2001年1月24日为10.92英镑）差别不大。在美国三大银行中，美洲银行是股价唯一上涨的银行。它目前的股价为68美元左右，高于5年来平均水平，与最高价格（1998年7月14日为87.93美元）相差不多。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四家银行的盈利构成中明显地发现各自经营模式的差异。不难发现，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为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带来了稳定的盈利，而对于花旗银行来讲，尽管其消费银行业务十分成功，占据半壁江山，但却受到了投资银行业务的拖累，摩根大通银行的投资银行业务可谓是一塌糊涂，全靠零售业务支撑局面。

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公布的数字，2002年第三季度，美国三大银行净收益的构成情况如下：

(1)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59%，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32%，全球投资管理占11%，自营投资业务占-3%，公司业务占1%；

(2)摩根大通银行：投资银行为净收益总额的-79%，零售银行及中小客户金融服务占248%，资金与证券业务占65%，投资管理与私人银行占30%，风险投资业务占-87%，公司业务为-78%。

(3)美洲银行：零售及商业银行占净收益总额的71%，全球公司及投资银行占19%；其他公司业务占14%，资产管理业务占3%，股权投资业务占-7%。

另据Bloomberg的专题文章，汇丰控股2001年的盈利构成为：公司金融业务占净收益总额的38.4%，个人金融业务占33.4%，商业银行业务占22.7%，私人银行业务占3.9%，其他占1.6%。

我们认为，随着个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以个人为对象的按揭贷款、信用卡、资产管理等金融服务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盈利前景。而且，从亚洲金融危机乃至近两年欧美国家的实际来看，个人信用远比企业信用具备更强的抵御经济周期负面影响的能力。现在，世界各国的大银行纷纷把业务发展的重点转向以个人为对象的金融服务上，并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

2、传统价值观重放光彩。商业银行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经历过无数次的政治动荡、军事冲突与经济起伏。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审慎、节俭、足智多谋(prudence,thriftandingenuity)成为商业银行家的座右铭。但曾几何时，这些价值观被当作迂腐过时的东西而加以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片面强调以因特网取代砖瓦式的传统银行网络，突出能人（所谓能够争揽大笔业务的deal-maker）的作用而忽视普通岗位的默默奉献，刻意追求别出心裁而忽视整个组织的目标，等等。人们在经历了股市泡沫的洗礼之后，恍然发现传统价值观的持久魅力，国际银行界出现了返璞归真的趋势。

我们以瑞典最大的银行——SEB经营战略的转变为例：这家银行曾经追捧过网上银行，并因此而大力裁减分支机构；随后又展开收购活动，力求把业务范围扩展到整个北欧乃至欧洲地区。随着股市的上涨，它又把注意力放在了资产管理与收费业务上。经过接连不很成功的尝试之后，这家银行现在提出了颇受投资者欢迎的3C战略——Customersatisfaction、Cross-serving及Cost-efficiency，也就是说，最大程度地让客户满意；利用银行网络推销各类金融产品；努力控制成本，提高收益水平。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金融发展对居民收入影响的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学者们争相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个方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直接研究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包括对不同人群的提升作用；二是研究金融发展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在前一类研究中，BeckT,Demirgue-Kunt和RossLevine（2004）的研究发现，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提高。郭志仪，赵小克，景文宏（2012）等人通过建立VAR模型，采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甘肃省1978～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长期内甘肃农村居民收入和金融发展及经济增长显著相关。然而，温涛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在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和城市金融深化同时存在，由于农村金融资金未能为农村发展服务，金融发展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相似结论的还有刘开华等（2013）的研究，他们运用SYS-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在第二类研究中，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人们利用金融工具具有一定的成本和门槛，一些收入较低的居民因此对金融工具的使用远远低于高收入者，因此金融的这种发展事实上会拉大收入差距。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验证，例如DeGregorioandKim（2000）和孙永强，万玉琳（2011）等。

二、建立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建立民营经济通过带动就业和再就业，优化劳动者工资和劳动效率之间的关系来提升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金融通过其资产保值和增值来影响居民的收入水平。为了能进行对比分析，我们把经济增长这一对居民收入增长更为根本的影响因素也纳入模型里。同时，由于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近十几年来一直表现为正向增长，直接对绝对量进行时序数列回归难以撇开共同趋势项的干扰，因此我们使用各项因素的增长速度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说明1.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INri）。由于在统计口径上我国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分别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统计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本文通过城乡居民各自人口总数分别乘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获得我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额，进而推算出可支配总收入额的增长率。2.民营经济增长率（PECOri）。如前文所述，民营经济的主体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因此本文采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注册资本总额来表示民营经济，并直接通过这一总额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民营经济增长率。3.金融行业增长率（FINri）。考虑到我国金融行业里银行、保险公司、股票证券三者鼎立的现实情况，本文选用银行储蓄余额总额、保险费总额以及我国股市总市值三者之和与我国总人数的比值作为衡量我国金融行业发展的指标，并用该指标直接推算出其增长率来表示金融行业增长率。4.GDP增长率（GPDri）。GDP一般由国家进行核算，所以本文直接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指数来表示GDP的增长率。本文主要采用了1990～2012年相关经济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为对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回归软件采用Eviews6.0。

三、统计检验及回归结果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由表1可以看出，除了金融增长率以外的其它指标均是非平稳的，没能通过单位根检验。而对各指标一阶差分后，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且显著性较强。因此，对模型中的各个指标进行一阶差分。

（二）异方差检验我们对模型先进行一次尝试性回归，以方便我们对模型的异方差进行检验。残差的white检验结果显示异方差的确存在， 检验结果如表2：我们采用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对异方差进行消除，根据通常做法权重系数设定残差绝对值的倒数，即Weightingseries=1/ABS(RESID)。

（三）自相关性、协整检验及方程的拟合度等检验。加权回归后残差做white的检验较显著的获得了通过。下表是方程回归结果。表3显示，两组数据其方程的拟合度均比较显著分别为0.946和0.752。模型方程F检验也获得了显著通过。从D.W统计值来看，两个方程的D.W值都很接近2，在本文的样本容量为22和自变量为3（差分后的有效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在两个方程中均几乎不存在自相关。最后我们要对方程的协整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4的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方程分别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方程是协整的。

（四）回归结果分析首先，民营经济的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呈现高度正相关，从回归系数来看民营经济的增长率提高1%，将带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多增长0.15%。金融增长率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008，说明金融的发展的确能带动居民收入的提升，但是目前提升作用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同时，尽管相关系数上显示，GDP每加快增长1%将带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提速0.0096%，是正相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相关关系是很微弱的，这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确没能跟上GDP增长速度。其次，虽然回归系数显示金融的发展抑制了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的提升，二者相关系数为-0.0225，但是这种抑制作用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金融的发展的确还没能给广大的农民带来财富的增值。GDP的增长虽然也提升了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加，二者相关系数为0.0068，但是这种提升效果和提升强度远远落后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GDP的增长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提升强度要弱于对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相关系数显示，当民营经济增长提速1%，农村居民纯收入将提速将近0.25%,这是相当可观的。从模型的这两组回归结果上可以看出，相对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在提高收入上处于明显弱势。一是我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明显偏向城市；二是农民可以用来提升其收入的途径相对有限，这也意味着他们提升收入时更面临更大的风险。总的来说，回归结果再次印证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不相协调的问题。模型回归较好的证实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富裕城乡群众”这一令人为之振奋的经济现实。本文回归结果中关于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结论与郭志仪，赵小克和景文宏（2012）研究结果不一致，我们的结论跟个接近温涛等人（2005）的结果即金融未能支持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孙永强，万玉琳（2011）等的研究结果，即我国现有不合理的金融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一是民营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并且对农民纯收入的提升作用大于城镇居民。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民营经济的确很好的吸收了我国尤其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为居民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强劲的动力；更多的让居民共享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民营经济在直接解决失业、无业人员就业的同时，也为我国劳动力的流动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和职业选择的自由无疑为居民提升个人收入、实现自我价值带来了巨大的契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的瓶颈与现实的阻碍，比如政府对我国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使得一些民营企业判断经济更为困难以及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力度，为它们营造更公平有效的市场环境。二是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还有待改善和挖掘。本文的回归结果说明，目前我国金融的发展对居民收入提升作用总体上还弱于理论上可以发挥的贡献。这可能是由于我国金融的发展虽然总量已经较高，但质量还不够优化。我们知道，农村、农民事实上能接触到的金融理财工具还是很有限的；农民的积蓄存款也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建设和完善农村市场，这说明是我国金融资源在区域配置上的不合理。我们还能明显的看到，即使在城市，我们的居民也只有很少的金融理财方向可以选择，这说明我们的金融资源在金融产品配置上的不合理。如何更为合理的配置我国的金融资源既是学者们亟需研究的课题，也是我们管理者需要努力的方向。三是从国民收入结构上看，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上的非和谐发展虽有改善趋势，但本文回归结果显示二者的差距依然还很值得关注。这就要求我们对我们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优化和改革，只有人民的收入增长符合经济的发展了，居民财富真实的增长起来了，居民消费才能快速崛起，从而带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开启新一轮国家经济快速上升周期。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经济的优化不能仅仅寄托于政府的改革或行政措施。适当调节经济运行中的相关因素，使经济的各个方面处于较为均衡、较为和谐的状态，针对时下经济情形有针对的加强所需因素的发展，最终达到让市场承担更多的经济调节作用，分担政府负担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1.1制度变迁模式的影响因素

制度变迁模式主要包括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制度。前者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模式，农村金融与经济的不协调很大程度是政府强制供给的结果。这种制度模式下信息具有滞后性，是创新率以及有效性低的表现，受到外部因素环境影响时，很容易造成农村经济瘫痪的情况，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模式下经这种制度模式被广为使用。另外一种诱致性制度一般指企业或个人自行组织和实行，经过国家确认的制度模式，制度的弹性有效率比较高，创新成本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诱致性制度模式开始用于城乡企业之中，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农村经济主体缺乏自主性，如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等。因此在金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1.2制度创新环境的影响

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制度的创新环境为前提，创新环境中最有效的制度便是创新激励制，农村金融体制与经济制度创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中缺乏激励机制。现阶段国家的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尤其对民间金融不认可，因为它没有法律地位，所以经常以打击的手段将其抹杀，导致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性。另外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需要太多的成本，新制度体系代替旧制度过程中，会影响到很多政府部门以及金融组织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制度的创新改革很难得到支持。同时农户的创新能力也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农民的实际话语权，所以在金融制度完善过程中很难发挥作用。

2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不协调发展的制度分析

2.1信用制度分析

制约金融发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用，但农村经济中，金融信用体系一直不够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农村的企业信用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很难对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做出信用的评估。另外农村获取消息的渠道过于狭窄，经济信息开放的程度很低，企业及个人在信息量掌握方面都很欠缺。同时金融机构也无法合理地分析农村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

2.2法律制度的分析

从一定程度上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主体在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乏制度保障，如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金融债券方面很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使农村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严重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

2.3监管制度的分析

农村的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很多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是为内部利益以及监管权利服务的，忽视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利益，另外现阶段的正规监管机构以及非正规的金融监管机构都缺乏健全的规范体系，大多以无序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导致监管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村金融方面问题日趋增多。

2.4中介制度的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业务主要体现在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方面，很多个体企业中存在做假账、虚假报税等现象，导致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个人贷款用方面也难把握，加之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信息频频出现等，使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受到很大阻碍。

3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不协调发展的措施

3.1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需要加强企业与个人的信息统计，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与传递，保证金融机构与金融需求者的信息沟通。此外必须要采取责任制与奖惩制，使每个部门严格执法，减少金融生活中的失信现象。

3.2创造农村金融法律环境

现阶段农村企业及个人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将自身融入新的经济体制模式下。法律法规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明确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利益。同时农村信贷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3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与中介制度

农村金融监管方式需要逐步调整，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以现代化方式和理念进行金融管理，主动采取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措施，将监管工作做到透明化，使监管制度更加完善。此外对于农村金融的中介机构，需要逐渐转变意识，使整个行业向市场化以及竞争化方向迈进，以相关的政策规范引导中介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要多引进发达国家的金融管理经验及组织形式，完善农村金融中介制度。

4结论

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制度建设或完善的过程中，只有将政府作为主导，农村金融组织及个人作为主体，建立有效的信用机制才能使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做到协调，从而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美国金融霸权经济繁荣

金融霸权是指霸权国凭借其压倒优势的经济(尤其是金融)、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来获取用武力冒险与政治讹诈所无法获得，但是可以通过金融市场上运作而轻易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从本质上来看，金融霸权是军事霸权和政治霸权在经济领域中的延伸，而军事霸权与政治霸权是金融霸权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是主要依靠新金融霸权，赢得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

一、由“独霸”到“协霸”——美国金融霸权的历史转折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

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它一手设计的国际金融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等同于黄金，确立了美元的国际绝对垄断地位，由此变相向世界各国征收巨额的铸币税。通过征收铸币税，美国为其工业的国际性扩张融通资金，为其扮演“世界银行”融通资金，为其充当“世界警察”融通资金。亦即，美国可以不受其国际收支盈亏的限制，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其任何经费的短缺都可以通过加快印钞机的速度来解决。“美国基本上是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解决全球霸权的经济负担”。“美国人随心所欲地印刷美元，以便在越南打一场殖民战争，尽量买进外国公司，并通常为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霸权提供资金。”美国的随心所欲行动，引发国内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直接导致全球性通货膨胀，从而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美元由一家独霸绝对垄断地位，到与马克、日元相竞争的相对垄断地位。美国的金融霸权也由独霸而向联邦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寻求协助霸权转变。

(二)日本支持美元，协助美国金融霸权

由于战后西欧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本身就是对美国霸权提出的挑战，因此联邦德国对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协助极为勉强，当美国试图通过“史密森协定”要求其他国家同意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重新挂钩时，遭到了联邦德国的拒绝，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固定汇率的“复活”便“胎死腹中”。联邦德国拒绝对美元的支持，促使美国改变了国内经济政策，“这是战后美国第一次在外国的压力下对本国经济政策作出的重大的改变。在经济领域，这种政策逆转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结束。从此以后，美国需要日本在金融上予以支持了。”

日本于1981年成为世界头号资本输出大国，1986年又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于1985年底，因为日益庞大的财政与外贸赤字而迅速沦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到80年代末，美国的外债累计约1万亿美元。这样，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美国便逆转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趋势，即由富甲天下变成负债累累。在金融实力迅速下降的前提下，美国继续维持其金融霸权地位，必须得到金融地位迅速上升的日本的支持。1983年11月美日成立了货币委员会，以加强两国在货币领域里的协作，奠定了两国之间的特殊金融关系。1976年日本购买美国联邦债券总额只有1．97亿美元，但是自美日加强金融协作后，日本对美国联邦债券的购买迅速增加，仅1986年4月购买额就高达138亿美元。8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每年借债1000～2000亿美元，日本则提供了其中的大部分资金。“8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取代联邦德国成为美国主要的经济盟友，以及从金融方面支持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称霸的后盾。日本把储蓄款和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在美国投资，支持了美元，帮助为防御体系融通了资金，而且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如果里根政府没有得到日本这种金融上的支持，作为里根经济政策的结果，溢值太大的美元可能会暴跌，甚至。”在日本的鼎立协助之下，?拦裙擞锌赡苁ソ鹑诎匀ǖ摹拔A称凇保笸ü阅谑敌薪鹑诟母铮酝饣平鹑谧杂苫佣痪倩指戳私鹑诎匀ā?/P>

二、进行大刀阔斧的金融改革夯实金融霸权的内在基础

“从70年代到80年代，在美国经济衰退当中，美国的金融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90年代这种变化的效果显露出来，确立了美国的世界最强国地位”。由于巨额贸易赤字、恶性通货膨胀以及利率大幅度上涨等不利条件，美国的金融机构的生存基础一度遭到严重动摇(典型事例是伊利诺斯银行危机和储蓄贷款合作社危机)，在整个80年代，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拯救伊利诺斯银行的1984年，倒闭的银行就达1OO多家，另外由于管理失败，400多家储蓄贷款合作社(S&L)濒临倒闭危机。为避免全面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健康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制，美国着手对金融业实施一系列的改革。

(一)减少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为稳定金融秩序，改变了由过去保护储户存款为提高各类银行的自有资本比例。通过提高银行自有资本的比例，增强银行应对不良贷款增加的能力，从而减少破产风险。对自有资本比例低于一定水平的银行，金融当局则勒令其采取措施增加资本或压缩资产，而当自有资本比例低到无法改善的程度时，政府可以决定将其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在提高银行自有资本比例的同时，金融当局还就存款保险费作出规定，凡是自有资本比例越低的银行，所缴纳的保险费就越高。银行必须公开主要经营指标，储户根据这些指标判断银行的存款有无风险。为监视银行是否准确公开信息，政府配置了多达8000余人的金融检察官，对于违反规定的经营者给予严厉惩罚。

(二)增强金融业的竞争能力。第一，提高金融业经营效率。通过一系列稳定金融秩序的措施，金融业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在健康的运行环境下得到进一步贯彻。1990年以后，美国为了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兴起了大改组运动，金融机构的数量大幅度减少，金融运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第二，放松了银行兼营其他金融业务的限制。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有效地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证券投资活动，尽管这一限制控制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保证了美国金融与经济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持续发展，但在与欧洲全能型银行的竞争中，美国金融业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为了增强美国金融业的竞争力，1989年以后，美联储通过对《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第20条作更宽松的解释，使商业银行(通过其作为一级交易商的附属机构)得以进入新证券发行市场，银行业证券化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三)激活资本市场，恢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于过多的市场准入限制，与欧洲资本市场相比，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尤其是欧洲美元市场迅速扩展，大大减少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为增强美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美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第一，缩减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权限，简化部门手续，加快证券发行的审查，建立一揽子登记制度，废除对非居民的利息收入增收源泉所得税。以此为契机，大批外国机构纷纷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第二，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90年改变了依靠公开信息来保护投资者的想法，大幅度放宽有关融资机构在这个领域公开信息的义务。由此，各类投资基金的发展如雨后春笋；第三，由于放松管制以及通讯技术的不断进步，美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空间迅速增大，金融衍生商品层出不穷，给各类风险喜好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投资(或投机)机会，美国资本市场的活力由此得到空前提高。

通过稳定金融秩序、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以及激活资本市场，美国很快恢复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实力迅速增强，为新金融霸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营造金融霸权的外在条件

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与原先相比，美国的新金融霸权在内在基础与外在条件上都有了新的特色。内在基础主要体现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超级大国，强大的金融实力，美元的国际垄断优势，完善与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遥遥领先的金融创新能力，极具有危险性的对冲基金，等等；外在条件主要体现在：整体上依旧有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国际金融机制，金融自由化与开放的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对于国际资本的依赖，其他金融大国的协助，等等。其中，金融自由化是美国实现金融霸权的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因此美国不遗余力地加以营造这一外在条件。

在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所制订的章程中并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基金协定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的权力。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撒切尔和里根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干预主义经济学获得了英美官方经济学的宝座，新自由主义崇尚“自由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能自动实现国民经济充分就业均衡”的旧自由主义教条，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而美国也不断通过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大力渲染新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力推动下，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极力宣扬与主张下，新自由主义逐渐上升至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也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因此而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有力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突飞猛进，金融自由化蔚然成风。

在强化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来变更别国意识形态的同时，美国不断利用其强大实力，来打开别国金融市场。为此，美国采取的手段通常主要有：一是通过其霸权地位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1984年美国就曾压迫日本开放其金融体系，在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同样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二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变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操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极力推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程，并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并非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是流动不足造成的，并且甚至以进一步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作为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1997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修改其章程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中。

四、美国新金融霸权的主要表现

(一)巩固和捍卫美元的特权地位

1．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元等同于黄金，成为“美国世界地位的基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依旧具有核心货币的地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4％；在国际贸易中，有2／3是用美元结算的；在外汇市场上，以美元结算的占83％；国际证券发行总额接近1／2由美元标价；金融衍生产品结算至少有1／2是用美元；国际贷款总额中以美元计价的部分也接近一半；所有美钞(约4700亿美元)的2／3都是在境外流通的，大约3／4新增发的美钞被外国人所持有；非居民持有的美国净资产已超过1万亿美元。

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为美国经济的货币扩张、国际收支平衡、信用支撑提供了无法替代的优势效应。各国以美元作为储备和主要结算货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导的第三产业比重。于是，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片”：政府或企业证券——美元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用以对内与对外投资。这种“从纸到纸”的循环支撑了美国的经济持续繁荣。

2．美元的特权地位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首先，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获得数额巨大的铸币税，从而白白占有了境外持币者的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95年约有半数美元(约3750亿美元)在美国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15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0．2％。

其次，分享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美国相对而言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却不必对等地承担或干脆不承担偿还责任。美国可以通过美元的贬值，既减轻外债负担，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例如；在1985年3月至1986年3月的一年间美元贬值就减少了美国约三分之一的债务。

第三，转嫁危机。当美国出现经常帐户逆差时，可以通过印刷美钞来弥补赤字，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将通货膨胀转嫁给其他国家。在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直接增加货币发行量，从而避免信贷紧缩和信心崩溃带来的经济危机，把部分损失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转嫁给世界各国。

3．美国坚决捍卫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90年代初期，日元和马克随着日本与德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一度成为国际储备体系中的新宠。然而，由于德国统一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再加上欧洲经济一体化加速，欧洲货币联盟提上议事日程，马克也就不再对美元构成挑战。

针对日元的挑战，现在看来，美国的应对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对日元抑制也不遗余力。在美日经济战中，美国给予日本的致命一击，当数泡沫经济。是美国“帮助”日本形成了巨大的泡沫经济，又是美国“协助”日本挤破经济泡沫，泡沫经济的破裂，使日元遭受重创。”亚洲金融危机，美元进一步挤压日元空间。这样，随着日本经济低迷的持续，金融业问题成堆，日元对美元的挑战也自然被无限期搁置。”

1999年启动的欧元对美元的特权地位构成的威胁远远大于当初马克的挑战。在欧元启动前夕以及启动之初，不少国家曾纷纷表示要调整本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减少美元、增加欧元。但是，由美国主导的“北约”通过对南联盟的轰炸，动摇了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乐观预期，最终使美元度过了经受挑战的最危险时刻，并且保持着对欧元的强势。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科索沃危机是美国给欧元布下的陷阱，在危机的“帮助”下，美国股市一路凯歌，而欧元疲态尽现，美元无疑取得了与欧元较量的首轮回合的胜利。

(二)美国金融霸权的新工具——对冲基金

20世纪80年代后的金融改革，大大增加了美国金融业的活力，美国新的金融机构纷纷涌现，金融工具的创新层出不穷，这些都远远走在西方发达国家前列。这一方面大大增强了美国资本市场的活力，增加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从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机构日益频繁的活动，大大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并且客观上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又一重要工具。

在诸多从事新的金融衍生交易的新的金融机构中，对冲基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对冲基金是随着美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期货和期权等交易的出现而兴盛起来的，是美国投资风险最大而联邦金融监管最松的一种基金。然而，直到1990年，美国的对冲基金仅有1500家，资本总额不过500亿美元。但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和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的开放，美国对冲基金每年都以极快的速度增加。据估算，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至少有4200家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4000多亿美元(不包括基金的借贷款)。

由于美国股票总市值十分庞大(2000年前后，美国股价市值已高达近17万亿美元，是GDP的1．8倍)，外加金融监管严格完善，对冲基金很难在国内兴风作浪，但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对冲基金则往往能够掀起惊涛骇浪，严重威胁金融市场业已开放或正在开放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从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来看，对冲基金客观上已经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工具。

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使国际社会第一次领教对冲基金的巨大威力。危机发生后，英镑和里拉先后被迫退出欧洲货币机制，西班牙的比塞塔、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以及爱尔兰镑也受到重创，欧洲汇率机制受到严重威胁，英国如今对此仍心有余悸，依旧徘徊于单一货币体制之外，欧洲经济一体化因此而放缓步伐。欧洲货币危机，增加了英国对欧洲一体化前途的疑虑，增加了欧盟的离心力，从而减少对美国金融霸权的威胁。

1994岁末95年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对冲基金又大显身手。墨西哥比索受到重创，外汇储备耗散殆尽，而对冲基金却中饱私囊。由于怕遭“池鱼之殃”，美国慷慨出资400亿美元，给予墨西哥鼎立援助，平息墨西哥的金融风潮。墨西哥金融危机，一方面增强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实力，另一方面增加了墨西哥对美国的依赖，再一方面增添了美元对西半球的影响力，加快拉美美元化进程。

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对冲基金兴风作浪的结果。对冲基金使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等诸多国家遭受严重损失，印度尼西亚的损失尤其惨重，这些国家人民辛苦几十年所积累的财富，被“金融大鳄”席卷一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东盟诸国损失达数千亿美元，印尼经济甚至倒退了30年，菲律宾的国民财富也减少近一半。一度是无限风光的亚洲小虎被折腾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危机的结果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国际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的步伐放缓，“日元圈”遭受重挫，美元恢复并强化了在该地区的地位。

对冲基金成为美国金融霸权的重要佐证还体现在：(1)美国官方和经济学者对对冲基金的严重违背人类道义的无赖行为——“于乞丐钵中取食”，聚敛不义之财——声嘶力竭的辩护；(2)美国官方和经济学者纷纷指责香港特区政府对对冲基金迎头痛击，违背自由市场原则，“损害”香港的长远利益；(3)美联储对因在俄罗斯金融危机和日本金融动荡中兴风作浪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本应“罪该万死”的“长期管理基金”给予迅速及时救助；等等。

总之，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获取金融霸权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维持国际金融秩序稳定的义务。在新金融霸权之下，美国在享用更大特权的同时，却很少甚至根本就不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且，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或攫取更大更多的特权利益，有意或无意制造国际金融动荡，业已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的本身。美元的特权地位，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旧的国际金融机制给美国留下的遗产，而“金融大鳄”对冲基金则是美国金融市场诞生的杰作，一个坐收渔利，一个明火执仗，因此巧取与豪夺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最显著的特征。而其他诸多金融霸权手段，要么是协助维护美元特权地位以坐收渔利，要么是配合对冲基金“金融大鳄”好明火执仗，如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的利用。

五、美国新金融霸权迎来新的经济繁荣

(一)美国金融霸权的目标在于争夺国际资金

国际资金是美国金融霸权争夺的目标，为此美国利用各种霸权手段，竭力将美国营造成为世界最有利和最安全的投资场所。

1．保持强势美元，吸引外资进入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将美元强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地位。为维持美元强势，90年代以来，美国一方面不遗余力打压竞争对手——马克(后来是欧元)与日元；另一方面将国内利率总是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扩大与欧盟和日本之间的利差，从而有力地增加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尤其是从1999年6月到2000年5月期间，由于担心股市泡沫损害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美联储连续6次提高利率。到2000年5月，联邦基金利率达到9年来的最高水平。截至2000年底，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比1997年高出15％。保持强势美元，就可以吸引外资流入，降低银行利率，刺激消费和投资，利用快速发展的证券市场，引导资金流向高新产业，鼓励企业重组和调整，增强在全球的竞争力，以此来支持美元的强势地位。布什新政府的财政部长的保罗·奥尼尔就曾强调，美元坚挺，通胀率较低，促进了外国资本的流入，是美国经济保持lo年连续增长的重要因素，美国新政府将继续沿用这一政策。

2．制造诸多事端，驱赶外资进入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元强势决不是美国吸引外资的唯一驱动力。前文业已陈述，通过不断的金融改革，美国对内建立了高度发达的极富有竞争力的资本市场，对外强化了美元和对冲基金大棒，利用政府(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操纵国际经济机构)和市场(推进经济全球化)双管齐下来巩固和扩展美国的国家利益。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总是每隔一段时期(2～3年)，都要发生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事端，从海湾战争，到欧洲、墨西哥与东亚三大金融危机，再到科索沃危机以及所谓“千年虫”问题等等。这些与美国紧密相关的事端，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导致国际金融动荡，国际金融界由此而确信；美国是世界最安全的避风港——例如对“千年虫”有着准备最充分和最稳定的投资场所——美国远离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通过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技术等各种手段，将世界资本驱赶至美国，使美国成为世界资本汇集的中心。在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一年内，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7000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3000亿美元。

(二)汇集世界资本，孕育经济繁荣

美国自1982年始便从国际资本净输出国转为净输入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0年，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净额为816亿美元，外资流入净额为1420亿美元。199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928亿美元和5026亿美元，意味着美国净接受了2000多亿美元的国际资本。到1998年底，外国人拥有的美国金融资产总额，就已经达到6．6万亿美元。按美国政府最新的核算方法计算，1990年时，美国可能还算不上是一个国际净债务国，但1997年时，累计的国际净债务已相当于GDP的13％，到1998年年底，这一比重达到18％。据美国第一波士顿信托银行估计，到1998年年底，美国实际上利用着全世界净储蓄额的约?2％。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使美国的净外债高达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承受2万美元的外债负担。

美国长达lo年的经济繁荣，依赖于旺盛的个人消费这一内在基础。在美国全年GDP构成中，个人消费因素近年来一直超过了2／3，在2000年4446亿美元的美国GDP增额中，个人消费就高达3158亿美元。而旺盛的个人消费又仰赖以下三个前提：股市的“财富效应”、日益膨胀的消费信贷以及持续而大量的商品进口。然而，这三大前提的存在又与外国资本密不可分。

首先，外国资本的流入促进了美国股市的繁荣，从而引致“财富效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股市的“财富效应”最为明显。1991年3月至2000年3月这一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时期，美国个人消费开支的增加，主要源于美国股市的持续繁荣而引致的“财富效应”。研究表明：在美国，每100元股市收益，就有2—4元用于消费。从1994年年中到1999年年中，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从24万亿美元增加到38万亿美元，在增加的14万亿美元中，有10万亿美元与股票价格上涨有关。但是，美国股市的繁荣与外资大量而持续流入息息相关。1994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股票、公司债券和其它非国库券证券为570亿美元，1997年激增到1970亿美元，1998年进一步上升到2280亿美元，而1999年仅流入美国股市的外国资本就达3520亿美元。美国股市在接近巅峰状态时期，其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其中外资约占13．6％。

其次，外国资本的流入填补了美国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美国消费信贷由来已久，90年代的经济繁荣的一大前提，就是消费信贷市场繁荣。由于股票升值的担保，家庭在住宅和汽车等方面扩大了消费，各类消费信贷大大增加。到1999年美国的家庭借贷增加了62％，家庭的住房信贷占居民房产价值的43％，而这个数字在1985年则为30％。在90年代的整个消费信贷中，银行的信用卡信贷仅在1994—1995年之间就增长了77％。然而，长期以来，美国人的储蓄意识淡薄，借贷消费旺盛。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1996年为3．1％，1997年是2．1％，1998年进一步降至0．5％，这是自]93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1998年第4季度，储蓄率更是接近0。1999年还出现了连续数月的负增长。储蓄与消费的资金缺口，很大一部分依靠外国流入的资金填补。

第三，外国资本的流入弥补了经常项目的赤字。由于美国经济向服务行业的转变，导致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自6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从1960年的27％下降到了1997年的17％。因此，旺盛的消费需求，只有依赖对国外商品与服务的大量进口，而持续大量进口导致了对外商品贸易与经常项目出现越来越大的巨额逆差。到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约4500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4％。经常项目的失衡，需要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以达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收益净额逐年递减，1998年还出现了62亿美元的赤字，1999年这一赤字更增加到185亿美元，因此，美国用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只有吸引大批国际资本的持续流入。

正因如此，是美国的新金融霸权，汇集了世界巨额资本。而就是世界的巨额资本，孕育了美国的经济繁荣。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建立起金融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即美国由“独霸”到寻求日本“协作”才能实施有限的金融霸权的“过渡阶段”。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一方面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减少了金融业的经营风险，增强了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尤其重要的是激活了资本市场，使其恢复了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恢复了金融霸权的实力；另一方面，竭力推进金融自由化，为其实现新金融霸权营造合适的外在条件。这样，美国安全度过了有可能丧失金融霸权的“危险期”，并于90年代确立了它在世界的新金融霸权地位。主要表现：一是美国不断巩固和强化美元的特权地位，二是培育出极具危险的金融霸权的新工具——对冲基金，一个坐收渔利，一个明火执仗，巧取与豪夺成为美国新金融霸权最显著的特征。在金融霸权的充分施展之下，美国终于汇集世界的巨额资本，孕育出本国的经济繁荣。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2．[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英]L·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德]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北京，三联书店，1997。

5．[日]竹内宏：《日本金融败战》，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6．[日]吉田和男：《金融大海啸一一日本经济的重创》，北京，三联书店，1999。

7．[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8．[美]莱斯特·瑟罗：《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行将到来的日美欧经济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9．[日]吉川元忠：《金融战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1.对经济格局的影响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有关。1929年大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探索建立了影响至今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则加速了欧元和欧元区经济的诞生，并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体系和发展模式的新内容。1997年亚太金融危机否定了传统的区域分工格局，也加速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由美国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将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这次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在于：首先，它必将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对全球化当中的市场开放、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等有着重大影响，贸易保护更加猖獗，跨国公司向本国回缩。其次，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再次，新兴经济体开始兴起，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这次危机中，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还取决于危机时间的长短与大国之间博弈的结果。如果时间短，对格局的影响也就小，如果美国在和日本、欧美等国的博弈中继续掌控世界货币体系，如果新兴的亚太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美元能够得到持续保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仍然将持续下去。

但是从总体上看，世界各国的关系将更加紧密，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更加严重，各国的经济结构转变与升级是必然趋势。我国唯有从中总结规律，抓住机遇进行产业升级与战略调整，完善经济体制，才能够取得更大发言权。

2.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经济危机是全球性震荡，必然带来各个大国之间格局的调整。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绝大部分国家都受到了损失，但是美国的损失可能大一些，其他国家的损失稍微小一点，导致美国的“一级”地位受到一定的削弱，世界多极化发展加快，但是不足以改变其一超的地位。

金融危机也将带来其他大国关系之间的变化，首先各国之间的捆绑更加紧密，协调一致与互相合作已经成为趋势，如何大国都别想独善其身；其次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建立受到了欧盟、中国与俄罗斯等国的提倡；一些新兴大国如“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言权将上升，作用将加强；大国之间的关系受到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必将产生一些政治交易行为。

二、我国金融危机后的出路及应对答卷

1.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据统计，中美2007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020.67亿美元，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统计年鉴2008》）。所以这次发自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巨大。

首先，中国出口型经济受到重创，GDP增长中出口拉动占1/5。金融危机后美国等国家对中国的进口减少甚至停滞，对中国贸易的影响极大。其次，美国对华投资巨大，截止2007年底美对华实际直接投资565.72亿美元，在华办公司约在5万多家，控制或垄断了中国许多行业、产品和市场。美国企业在我国的金融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零售商业、餐饮业等领域都占有优势地位，一旦撤资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再次，中国现有外汇储备高达1.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元储备，其中的一半拿去购买了美国国债。拥有巨额的美国债券。中国经济被绑架在美国危机重重的经济之中，让中国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如中国7家中资银行就购买了雷曼公司债券达80744万美元，全部打了水漂。另外，中国因美元贬值使美元储备大幅度缩水。例如：2008年9月底我国外汇储备为1.9056万亿美元，按80%存美元外汇计算，存有美元外汇储蓄1.524万亿美元，按美元贬值22.06%算中国损失3363.4亿美元。同时，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股市的暴跌，中国股市受到很大影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股市暴跌，中国股市下跌幅度列全球第一位。此外，中司及汇金公司在海外投资多有损失；中国社保基金委托他人在资本市场操作也有损失。

2.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的对策

首先，继续采取政策消除危机影响。我国是较早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之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我国经济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政策是关键。为此，我国在初期出台了各种措施进行鼓励出口、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初期制定的一些措施与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出很多问题，造成了资金的浪费与挥霍。未来，我国应该加强对经济的法律监督与行政监督。

其次，推进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目前我国较高的储蓄率不利于消费性经济增长的发挥着，而且不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我们要进一步根据中国特色创新国民增收计划，改革分配制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将储蓄盈余引向合理渠道。同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改革，化解与防止当前中国银行机构存在的巨大金融风险。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

再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加强从制造业强国向创新型发展转变，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附加值。要把握外汇储备增长及人民币升值的机遇，实现向参与全球要素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分工战略升级，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重构。联合发展中国家，积极倡导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构建全球新的货币体系与秩序，争取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成为亚洲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结算工具。

另外，积极扩大内部需求。目前中国的外面总额占据GDP的70%，这是非常危险的经济模式。所以，未来要调整经济结构，加强社会福利与保障的范围与力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与生活质量，引导国民消费，扩大内部需求，带动经济增长。

经济与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当前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宏观经济景观：一方面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泛滥，一些商业银行因为存差过大而发愁；另一方面是企业借钱难、筹资难，许多很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因为资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吴敬琏，2006）。他认为问题症结在于，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发展严重滞后，使富裕的资金无法流入最有效率的产业和企业，资金流通不畅的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综观各个发达国家，几乎毫无例外的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而且似乎经济程度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也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究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外的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综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被认为在经济理论史上第一次论述了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机构满足新兴企业信贷要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并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继熊彼特之后，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对于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提出了货币中性和信用媒介论，该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产出、就业等实际的经济变量。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如K.Wicksell，虽然认识到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但主要强调的是消除货币对经济的不利影响。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认为“货币至关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长期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只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而不会影响实际产出。JoanRobinson也认为金融体系的出现和发展仅仅是对经济增长的被动反应。

新古典学派同样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RobertLucas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理性的人们往往可能会在货币供给量变化之前就已调整了自己的行为，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不会对产出和就业产生影响，所以菲利普斯曲线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垂直的。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动关系

20世纪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为研究对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们分别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浅化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他们分别从“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这两个不同角度，将货币金融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乏能用于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资渠道堵塞和资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资金不足问题可以缓解。

对于金融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如Patrick认为，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供给主导”的作用。金融发展在动员储蓄、管理风险、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存在许多争论。以Goldsmith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认为，金融发展以金融资产的形式直接增加储蓄，从而促进了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关文献均对这一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与Shaw为代表的金融压抑主义者却认为，现金余额的实际收益率是资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根据这一观点，经济增长基础上的金融发展绩效取决于利率的发展绩效。因此金融压抑主义者认为，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为重要。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综述

1.国外方面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中，国外学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开创了实证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体资产的价值与GNP的比率作为一国金融发展指标，通过检验35个国家在103年间(1860年～1963年)的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般是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时期总是伴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没有能够指明两者何为因果。

King和Levine针对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样80个国家30年的数据，系统地控制影响增长的因素，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发了寻找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证据的高潮。Levine和Zervos(1996)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扩展了和对金融中介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其研究结果是银行发展、股票市场流动性，不但都与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以及资本积累率的很好预测指标。

Arestis等(2001)使用来自5个发达国家的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场易变性和银行体系效应的基础上，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结果也表明尽管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

2.国内方面

国内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不足。然而，通过借鉴学习国外既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国外既有理论成果，同时考虑了我国现实经济状况，运用了国外成熟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很有价值的结论。

宾国强(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实际利率、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验证了麦金农的理论，实际利率、金融深化确实与经济增长有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对金融深化有促进作用，得出结论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韩延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

史永东(2003)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在格兰杰意义上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具体数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

随着现实的经济金融状况不断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虽然诸多的学者基于各种理论试图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但仍未能达成一致，不过，通过对以往成果的研读，可以使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有更深层面的了解，从而在路径的选择上更好的决策，以指导中国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三、小结

从以上的综述可见，目前为止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其一，“金融”这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特别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金融总是处于变化发展当中。因此，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就不好确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数据的可靠性和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术手段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诞生到现在为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科研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它仍然还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计量经济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必将随之出现，未必现在认可的东西就永远正确。

所以，笔者认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标和数据方面，随着理论上“金融”这一概念的不断发展，随着现实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发展，着力寻找更全面准确和易于衡量的指标，以及质量更高的数据。

2.学科基础方面，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应该引起科研工作者相关机构足够的重视，要从制度上引导和促进其发展，以期更好服务于该课题和相关课题的研究。

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亦是永无止境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借助金融创新.实现经济增长[J].农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2]王亮: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paneldata分析[D]，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