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论文范文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1篇

如今，人们大凡称经济学为显学。显者，显眼、显赫、显贵、显要、显耀者也。我看，经济学对此大体也领受了。学问、学术乃至科学本无显隐之分、高下之别，世人都这么说，也许众口成俗，也就约定俗成了。

不过，事也有两说。你也可能丢人显眼，也可能显赫于一时，也可能显贵成贱，也可能显要并未重要，也可能如流星显耀而逝。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独居尊位，甚至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曾几何时，如今中国讲主流经济学竟然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2004年的那一场所谓“郎顾之争”，也不过是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争论。是的，后来也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介入，声援郎君，然而郎本人似乎并不领情，他对此的回应是，“对于左派没有任何兴趣，这整个争论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熏陶下的经济学者，所以说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对，他也乐于应战。”（引自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看来，经济学之于显学，大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缘，没有份。如果说在这场辩论中，有人显眼了，那也一定有人丢脸了，又恰好只在主流经济学之中相印。

不过，对于社会经济问题，什么学派派都可以参加探讨，都可以进行研究，都可以发表见解，这是学术自由。当今社会，由于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以此为平台的网站具有以往任何媒体所不具有的优势：跨越时空的无差别性。不仅没有学派歧视，也没有学历、学位与职称歧视，你的文章只要有观点、有见地，都可以有点击量，并广泛被浏览、被传播。虽然强势主流经济学风头正劲，新左派主动出击，大显身手，在“郎顾之争”中有力抨击新自由主义，抒发与重新抒发改革方略，其雄辩之势可歌可泣，其论战业绩可圈可点，也是近年来非主流经济学论道经邦中所少见的。“乌有之乡”（）麾下集聚了他们的主要力量，正为经济学的显要添光增彩。

2004年经济生活的风风雨雨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的显学性质。然而，“显学”之中并非所有学人都那么显赫，那么显摆。遭冷遇者有之，冷静思考者有之，长期坐冷板凳亦有之。有人想显而不能，有人不能而总显，有人想隐而反显，有人想显而总隐，有人却在显隐之间进退自如。

因而又引出一个话题，即经济学家或曰经济学人的划分。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近来有关经济学家的分类问题也引起了不少学人的兴趣，有人说，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撗г号蓴；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040820/102/255lp.html）。一种看上去仿佛很整齐的分类，你稍稍想想立即会发现，这种划分不伦不类，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的标准。第一类，理论研究型，是相对于应用、实践而言的，是表达这类经济学的在学术研究中居于的层次。第二类，商业型，效力投资银行，是讲经济学家的服务的对象、范围。一下子从研究层次的划分跳到了服务对象划分上来。不仅如此，是商业（投资银行）还是各种生产业、制造业，是产业中的那一类产业，又有不同层面的划分，显然这种划分在这里只能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是产业服务对象中的亚类层面的划分。至于而且第三类，是为政府和公众服务的，这里仍然是以服务对象为划分标准。且不说政府与公众是不是同一层面的对象，或者说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一致，而又在多大程度上不一致，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部门，它可能面对的正是企业，也可能面对的就是社会公众。如此混乱的划分，不是贫乏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贫乏！

经济学家或曰经济学人确实可以进行分类认知。如果以研究对象、以经济学本身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层次为标准，我想可划分为四大类：处于基础层次的是理论经济学家。如从事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方法论、经济史学、专项机制与范畴、名著名人研究等等的学者，当属此类。第二层次的是应用经济学家。如从事金融学、保险学、商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投资学、房地产学等等的学者当属此类。第三层次的是政策（对策）经济学家。如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对策研究、项目研究、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规划研究等等的学者可归此类。第四层次的是管理专家。他们主要置身于经济管理部门与企业之中，从事具体的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他们是理论与政策的延伸者、执行者、操作才。1980年我在写作硕士学位论文时曾在毕业论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理论联系实践和指导实践，是任何科学，自然也是经济科学各门学科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但是，实践本身是一个多层次体系。在实践的系统中，经济学各学科对其联系的层次、方式却不尽相同。我以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本份’地在自己联系实践的层次上提出理论观点，建立体系，而把理论的应用、扩展、具体化，留待应用经济学去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完成也许体现在同一些人的劳作中，也许体现在社会分工下的不同人们的劳作中，也许交错地体现在多代人的劳作中。”(/book/On%20antolabor/On%20autolabor.htm)一般说来，越是处于基础层次上的学者，他们显少隐多，而是处于应用与操作层次上的学者，则显多隐少。

如果以服务对象为标准，经济学家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国家全额供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全额供养的其它经济研究机构；第二类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企业的经济研究机构，或者受聘于企业，或者主动服务于企业；第三类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置身于高校，置身于理论经济学研究机构，比较超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企业的盈利诉求，这类学者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业余研究。既然有既定的服务对象，就一定会站在既定的立场，所谓吃谁的饭办谁的事。也有吃里扒外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者，应该属于少数，因为这只是例外，而且由于职业道德遭质疑，也不能长此以往。这三类经济学家中，有权力的人话语权也强劲，其影响范围也就大，也就显山显水。权力可能源于政治，也可能源于经济。有权有势，在市场关系中有钱也可以有势，所以，政府经济学家与企业经济学家总有更多的光环，有更多的赞誉，有更多的奖利，也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一句话有更多的权利。

此外，经济学家还可以以学派分类。以此类推，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每一种分类都有独特的表达意义，不可替代，但也都有分类带来的弊端。

其实，无论从那个角度划分，只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论，决无褒贬之意。处于管理层面、实际进行操作的经济学人，服务于经济实体的学人，未必不高尚，未必学问少，处于理论层次的学人，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学人也未必全高尚，也未必学问大。这里，还一个道德分野问题。遵德者与败德者，那里都有，它的分布不可能依所处研究层次与服务对象而泾渭分明。道德之上，还有一个理念问题。理想与信念，是一种精神，它是经济学的灵魂。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学人，也无论他的学问与地位、名气与声望有千差万别，必定会在理念的领域里得到一个统一的区分，统一的衡量。最终，一定是历史大浪淘沙出金。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2篇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东奔西跑，格外忙碌，他们的身影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需要有更多的能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方面的专家，即所谓实践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是专门研究资源高效配置、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秘密的学问。一般来说，它较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具有实用性，历来被人看做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甚至有人把经济学称之为致用之学。所谓致用，指的是经济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为现实经济的发展服务。这一特点决定了需要有一大批经济学家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专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相对于美英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大都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发展难题，因而经济学研究的应用色彩也表现得尤为浓烈。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前无古人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经济学家面临着诸如宏观调控、国企改革、环境保护、金融安全以及“三农”等诸多世界级的难题。就当下的中国经济学家而言，首要任务就是要能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经济难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以使中国经济能更加平稳快速地向前发展。

在我国，多数经济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责任感，都很关心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并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以满腔热情积极参与探讨经济转型时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思想活跃，新观点迭出，理论热点一个接一个，从而引发了经济研究空前繁荣的局面。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良多的重要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应当被肯定和受到赞赏。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或某些经济学家的行为不端，名声不好，而从整体上否定中国经济学家，不能对经济学家们在中国社会经济20多年间发生的巨变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

在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促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改革和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大量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为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许多世界级的难题，他们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品位。这就如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总要有一批经济学家以主要精力关注经济发展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出谋划策，从而为指导和促进经济发展作出扎实的贡献。同时，经济学家中也还需要有一些人坚持从事与基础理论和方法论有关的所谓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如果没有理论的深入发展和创新，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对策研究就会失去科学的依据。我们时代既需要大批实践型的经济理论专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的经济学者。这两类经济学家各司其职，各有各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似乎显得不够，重应用轻理论的倾向比较明显。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这也许与纯经济学理论研究本身的特点及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所处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寂寞的行当。翻开一些经济学著作，映入眼帘的是大量专业性的名词术语、种种干巴的符号、数字、图表和艰涩的文字分析。早在100多年前，苏格兰人托马斯·卡拉利曾把经济学称之为“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如今已是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学是沉闷的即是枯燥乏味，不易使人发生兴趣的。不仅如此，有些经济学理论还十分高深，不易弄懂。因此，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充满着艰辛和坎坷，需要没有“功利性”的杂念，能潜下心来，长久地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方才可能有所成就。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就如同登山，惟有不畏劳苦，能不断努力攀登者，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显然，在世风浮躁迷漫的环境里，是很少有人愿意专心这一不能立竿见影换取名利的工作的。

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浮躁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例外。在社会的功利和浮躁之风甚炽的现实境况影响下，难免会有一些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耐不住寂寞，不甘心坐冷板凳，纷纷从书斋里跑了出来改而赶时髦、追热点。上述情况，造成我国的经济学者对纯经济学理论问题较少有人问津，研究力量相对较弱。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要重视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纯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很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对经济学理论或研究方法作出原创性贡献并取得重大突破的经济学家，就说明这个问题。在国外，从事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在高校担任教职，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经济学家。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反映着一个民族思维的成熟程度和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也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中国作为当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能够为世界创造出巨大的GNP份额，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应当能够为人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国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所勃发的无限生机的推动下，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为依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虽然已呈现出长足发展的态势，但从总体上看仍处于起步的初创阶段，水平还不够高。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水平虽然大有提高，在我国经济学家中虽然也不乏有成就者，但却无声望卓著、能被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堪称大师级的学者，没有具有带动性甚至能够引领国际经济流发展走向的顶尖人物。

（2）至今很少有中青年经济学者活跃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论坛，能跻身于国际前沿并能在国外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者更是寥寥无几。至今仍无人在经济学领域中的某个方面作出开拓性、奠基性的巨大贡献，更没有创造出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定理、假说或模型。

（3）我国至今还没有形成自成体系且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流派，而能否出现或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标志。

（4）经济学的学术论坛进入门槛低，国内有些从未受过专门的经济学知识训练者也可以摇身一变而轻易地成为“经济学专家”，在举办的一些所谓层次较高的经济学论坛上高谈阔论，大讲经济热点问题。

从以上列举的几点看，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还面临着经济学科建设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繁重任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虽然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但从长计议，也应当有一部分人在通往现代经济学殿堂的道路上探索。时代把中国的经济学家推到了创新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前沿。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才能不负时代的重托，提升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水平，促进经济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呢？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中国经济学者，应当特别重视树立优良学风和崇尚实践这两种科学的治学态度。

首先，要大力倡导优良学风，反对学风浮躁。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学术贬值，声誉跌落，甚至遭到大众的奚落、嘲笑和批判。就学风而言，社会公众对经济学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1）有些经济学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整天混迹于大众媒体，时而出现在报纸上，时而出现于荧屏间，或接受采访，或发表演讲，大谈自己的所谓“高论”、“创见”，炒作自己；（2）有些经济学家通过媒体的炒作和包装，把自己弄得神乎其神，成了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一些令人十分费解甚至存在常识性错误的言论，出洋相，自然成了舆论批判的靶子。

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诸多学风不正的现象，既是因为受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的环境、氛围的影响，也与经济学家个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学术品格的缺失不无关系。要净化学术环境，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最要紧的是提高经济学家的学术品格。学者的一生的标志是他的作品，而学者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学风严谨和潜心学问以及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而这些学术品质来自于学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作为合格的经济学家，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当具有为国效劳和为民谋利的理想信念，胸怀民族的兴衰，情系民众的苦乐。学术品格和学术根底，是学者的立身之本和成事之基。只有真正具备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才能树立正确的学术荣辱观，以报效祖国和人民而开展学术研究为荣，以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为耻，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不求闻达，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在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贡献。

第二，崇尚实践，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

人们常说，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即使从事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也不能蛰居于书斋，皓首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任何门类的经济学理论研究都不能搞闭门造车，经济学理论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纵观经济学说史，古往今来，大凡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无不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大都在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活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西蒙·库兹涅茨长期致力于各国经济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和分析。他曾先后在旧中国和印度任职8年之久，深入城市、农村、企业、银行等地，考察发达国家对中印两国进行经济渗透及对中印两国在经济增长和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带来的影响。西蒙·库兹涅茨深入实际的考察，为他的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由于西蒙·库兹涅茨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7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3篇

本刊的编辑约我写一个对于那群通常被称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的工作的叙述。由于我本人也是其中的成员，也许我做不到不偏不倚。但是，我仍将努力符合编辑的要求，描述一下我们奥地利学派正在做的和想要做的事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领域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需要彻底变革。古典经济学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论点要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要么只有在经过重大的修正和补充后才能成立。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观点一致。但是，关于缺陷的最终原因，两派观点有根本的分歧，并因而展开了关于方法的激烈争论。

历史学派相信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最终源泉是错误的研究方法，即几乎完全抽象—演绎的方法，而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应该仅仅——或者至少主要是——归纳的。为了完成经济学的必要的变革，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方法；我们必须放弃抽象而是专注于收集经验材料——专心致志于历史和统计。

奥地利则相反，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仅仅是经济学的年轻时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经济学是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而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它还要年轻，虽然它被过早地赋予了“古典”的名称，它其实只是个新生的胚胎科学。其它任何科学都没有一下子被全部发现，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全部被发现——甚至古典学派也没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的最大缺陷在于他们是先驱者；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是后继者。我们比先驱者们多掌握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只需干得更好。历史学派主张理论应有尽可能多的经验材料的支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赋予收集工作异常的重要性并且希望完全摆脱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将其置于后台却是错误的。没有概括就没有科学。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是关于这个方法之争的（1），其中Menger的《社会科学方法论》（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处理最为深刻和全面。这里应当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确”——我更愿意称之为“隔离”——方法，与“经验—实在”方法一样，绝不是纯粹思辩的或者非经验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但是，虽然方法之争是引起世人对奥地利学派关注的主要原因，可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实证理论。他们就像在前线一手持犁一手持剑的农民一样，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劳动受到历史学派的抨击的干扰，他们才几乎是被迫地花费部分时间和精力捍卫其立场并且解决强加于他们的方法问题。

那么，奥地利学派在实证理论领域中提出了什么新主张呢？

他们的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从价值论开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终效用论。这个理论可以被浓缩为三个极其简单的命题。物品的价值是只有由拥有这些物品才能满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个满足是取决于某个物品的可以非常简单而且准确地通过考察不拥有该物品时哪个愿望将得不到满足而确定。此外，显然，被物品决定的满足不是物品实际用于的满足，而是个人的全部财产能够购买的所有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为什么？因为，根据实际生活中非常简单而且确凿无疑的审慎考虑，我们总是把财产的损失对我们的境况造成的损失转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们损失的是用于满足较重要的需求的财产，我们不会牺牲满足这个需求，而只是牺牲其它满足较小需求的财产来弥补损失了的财产。因此，损失就落到较小的效用上，或者说——由于我们自然会牺牲所有的满足中最不重要的那个——落到“最终效用”上。假设一个农民有三袋谷物：第一袋，A，是用于维持生计的；第二袋，B，是种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设第一袋A被烧毁了。该农民会因此挨饿吗？当然不会。那么他会不会不种地了呢？当然不会。他只需把他的损失转移到最无关紧要的地方。他会用C袋的谷物烤面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决于A袋烧毁与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无关紧要的单位，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最终效用。

众所周知，奥地利的理论的这条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经济学家也持有。德国经济学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布了它，但当时它没有受到任何注意（2）。以后，同一条原理几乎同时在三个国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经济学家——英国的Jevons（3），奥地利学派的奠基人Menger（4），和瑞士人Walras（5）——发现。一位美国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这个想法（6）。但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们运用这一基本思想于构造经济学理论。最终效用的想法是专家用于理解经济生活中的最复杂的现象并且解决经济学中最艰难问题的开门咒语。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独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方面。

万物都归于此：我们只需在现代国家的高度发达和多样的经济中的复杂现象中辨别出最终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这么做开始会很费力，但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将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将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现，因而最容易解决。我将举几个最重要的情形为例——至少在不深入细节的前提下尽我所能——说明这一点。

最终效用定律的基础，如我们所见，是出于认真细致的考虑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于舍弃的物品随时会被用于填补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谷物的农民的情形中，替代行为的因和果是很易于理解的。但是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情况则复杂得多，因为物品的替换在方方面面都超出了同种替换。

第一个复杂之处是交换造成的。如果我仅有的过冬外衣被盗，我当然不会受冻，听任我的健康受损，而是会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买过冬外衣。当然，然后我会少买相当于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当然会少买我认为我最用不着的；也就是说其效用——与上个例子一样——最小的；总而言之，我会舍弃最终效用。因此，取决于我是否丢失过冬外衣的其实是最可放弃的满足，在给定的财产和收入条件下，我可能再有20美元时购买的满足；通过交换替代，损失以及取决于它的最终效用被转移到性质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满足上。（7）

如果我们仔细地深入考察这个复杂之处，我们就会遇到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给定的物品的市场价格以及各人根据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对这些物品作出的主观估价，与其财产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这里我只能简单地指出，对这个问题的完全的解决需要细致的研究，这个研究是奥地利学派最先开展的，而且下面我将给出他们得出的结论。根据他们的研究，物品的价格或者“客观价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最后效用定律作出的对于物品的不同的主观评价的结果，而且，价格与“最后买主”的评价十分接近。众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类似的价格定律。但是，他们的表述有严重的缺陷，而奥地利学派最先弥补了这些缺陷。奥地利学派最先找到了摆脱过去的理论——即价格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中的循环论证。无可置疑，一方面市场上的价格受到买主对物品的评估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同样无可置疑，在许多情况下买主的评估也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例如，我的过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场上用10元买到就比用20元才能买到时的最终效用要小）；那些认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确的心理学说明的理论家（8）通常都陷入了循环推理。他们或多或少明确地用个人的评价说明价格，而且反过来，用价格说明个人评价。当然，这样的解决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奥地利学派最先通过上述细致的研究从根本上揭示了实质。（9）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个有意思和困难的复杂之处是由于生产：也就是说只要有充足的时间，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产出来。正如上述情况中物品是被货币的使用替换的一样，它们也可以直接被生产资料的转化替代。但是，当然用于其它目的的生产资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样，生产的必然的减少将被转移到那些最易于放弃的被认为最没有价值的那类物品上去。

举Walras的例子（10）：如果一个国家发现需要武器捍卫其荣誉或，它就会用原本用于其它不那么重要的物品的铁生产武器。那么，生产武器给该国人民造成的后果就是他们损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换句话说，损失落到生产武器所消耗的物质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终效用上。

这一论点同样导致以某种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论原理之一。这条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随意地不费力地复制的东西的价值趋向于生产成本。这条原理其实是最终效用定律在给定的实际条件下的特殊情形。“生产成本”不过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产出来所需的材料的总和。如上所述，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替代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因此，只要替代品可以被随意生产出来，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与生产材料的最终效用和价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说，与生产成本一致。

关于这种一致性的最终原因，奥地利学派有一个与过去的理论颇不相同的理论。过去的理论把成本当成原因——而且是终及原因——而把产品的价值当成结果来说明成本与价值间的关系；它假定，说明物品的价值这个科学问题只有用作为“价值的最终决定”的成本说明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相反，奥地利学派相信这只是全部说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于物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当生产资料（燃料，机器，租金，劳动力）上涨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上涨；当生产资料的价值下降时并且由于此，成本也下降。因此，显然必须首先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细致地贯彻说明时，它总是使我们看到，完成的产品的价值才是起因。这是因为，毫无疑问我们只有当生产资料能够带来有价值的产品时而且正是由于此我们才赋予生产资料较高的估价。因此，因果关系与过去的理论所说的正好相反。过去的理论把产品的价值作为结果加以说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原因，并且认为不必进一步说明。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发现：第一，生产资料的价值首先需要说明；第二，做出了这一说明而且理清了复杂的关系之网后，人们最终发现生产资料的价值才是结果，而产品的价值才是原因。

我清楚地知道这个论点许多读者初看上去会觉得很奇怪。我在这里无法阐述它甚至无法澄清常见的一些误解。我只提一点。在某些生产资料的真正因果关系出于某种理由显而易见时，过去的理论也承认这条原理；例如，就表现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价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产品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地租的价格而是相反。同样，没有人会认为铜价昂贵是由于铜矿公司股票价格高昂；而是铜矿及其股票的价值在铜昂贵时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条河里的水会向山上流而另一条河的水向下流一样，不同种类的生产资料中的因果关系也不会相反。定律对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某些生产资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关系很容易看出来，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于情况复杂，很难看出来。在那些欺骗性的假象导致相反的说明的情形中也确立定律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之一。

也许这正是最重要的。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知道生产成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产理论中不亚于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在价值和价格理论中又不亚于在分配、租金、资本收益、国际贸易等等的理论中。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在说明经济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时都被迫直接或间接地诉诸生产成本。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用于说明其它现象的生产成本又在现象体系及其说明中处于什么地位呢？它是不是个所有其余的价值现象都围绕着它转动的固定的绝对的中心点？还是成本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虽然有种种矛盾的表象——是可变的、是被产品的价值决定的？

这个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意义就像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争对于天文学的意义一样。每个小孩子都知道太阳和地球在相互转动，但今天人们不必成为天文学家就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在产品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同样显而易见不容置疑的关系。但是，任何想理解这一关系以及依赖于该关系的无数现象的人都必须知道是产品的价值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相反。任何想成为经济学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几乎被普遍采纳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学体系中我们不能一会儿说地球绕太阳转一会儿说太阳绕地球转。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张生产成本是“价值的最终决定因素”可以继续这么做；但是他会发现这么做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我们将公正地期望他试图说明源头，用他的原理完满一致地说明价值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现象。也许，如果他认真对待这一任务，他会发现困难重重。如果他自己发现不了这些困难，他也必须至少考虑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难——他们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最终转而试图根据相反的原理说明价值现象。无论如何，经济学理论的这一部分今后将得到比从前多得多的细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们的科学想接受长期以来十分经常加诸它的污蔑，即它是关于经济事物的喧嚣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学。(11)

成本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其实只是一个更加一般得多的问题——在生产同一个于我们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关系的物品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一个具体形式。能够生产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够提供的效用显然等同于成品外衣将提供的效用。由此显而易见，通过同一个效用对我们的处境产生影响的一个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价值上也处于规则的固定不变的关系。这一规则的关系最早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用清晰和全面的形式表达；它以前只是在“生产成本”的名义下以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过研究。然而，这个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题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有意义的推论，却从来没有在关于成本问题的经济学理论中得到任何关注。很常见，几个物品同时结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效用；例如，纸、笔和墨一起用于写字；针和线用于缝纫；农具、种子、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用于粮食生产。Menger把处于这些关系中的物品称为“互补物”（complementarygoods）。这就出现了一个既自然又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个互补要素上？什么定律决定每个要素的比例价值和价格？

这个问题的命运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旧的理论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般性问题，但却被迫逐个决定潜在地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具体问题。财产的分配的问题特别需要这样的决定。鉴于好几个生产要素——土地，资本，雇佣劳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劳动——合作生产产品，因此各个要素应占价值的多少部分的问题显然是上述一般问题的特殊情形。

那么，这些具体问题是怎么决定的呢？每个要素都由其自身决定，与别的要素无关，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是这样的：如果要说明租金，那么租金就等于支付了生产费用之后给土地剩余的部分，这里的生产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费用——资本，劳动力和经理人员的利润。这里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认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当作根据产品数量变化的剩余量撇在一旁。如果随后在另一章里需要确定企业家的利润，那么人们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后的剩余就是他的收入。这时候土地的租金又与劳动、资本等等一样被视为固定的了，而企业家的利润则被认为是随着生产量上升或下降的可变量了。资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说，资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资后的剩余。似乎是为了嘲讽所有这些经典教条，最后，MrF.A.Walker先生说劳动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后的剩余——面面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这些陈述是循环论证，也很容易看出它们为什么如此。论者根本就没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问题。他们有几个未知量需要确定，他们没有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探究普遍原理并且运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经济后果分解为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问题——普遍原理的问题。他们把研究活动割裂开，并且在片面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个量时把其它量当成暂时已知的。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几页前或几页后他们又把已知的当未知把未知当已知。

古典学派之后是历史学派。如人们经常所见，他们采取可疑的傲慢态度，并且声称他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是不可解的。例如，他们认为一般而言不可能说一个雕像的价值有百分之多少来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来自大理石。

其实，只要正确地表述这个问题，即如果我们希望分离经济的而不是物理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就可解了。它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乎理性的企业中都被农业或工业企业家解决了；而理论只要正确地仔细地反映现实就能够发现理论答案。最终效用理论在这方面最为直截了当。这是老调重弹。只要正确地观察每个组成部分的最终效用，或者说每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会添加或减少什么效用，只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决据说不可解的问题。奥地利学派最早作出这方面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补物品理论）为题讨论了这个问题；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贡献理论）为题讨论了同一个问题。尤其是后者，以令人钦佩的方式表明了应如何提出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Menger在我看来则是兴高采烈地指出解决的方法（12）。

我曾称互补物品定律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从同时的起因——几个因素产生同一个效用时的同时合作——中产生的价值，而成本定律则说明了从时间和因果关系顺序——从接续的几个因素的因果依赖性——中产生的价值。“通过前者，由协作的要素的相互的价值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网的网眼——这么说吧，网眼的长度和宽度——就被澄清了；而通过后者我们澄清了网眼的深度；但是两个过程都符合无所不包的最终效用定律，两个定律都不过是对于特定问题的特定应用。”(13)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奥地利学派最终处理分配问题。这里他们不过是把一般的理论定律应用于一系列特殊的问题，而这些一般定律是通过漫长的但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为人所知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都是生产的互补因素。它们的价格，或者说租金、工资和利率，都由那些决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定律和互补物品的定律的结合直接得出。奥地利学派关于这些问题的特定观点我这里就不叙述了。即使我想，我也做不到在这篇文章中对他们的结论给出任何恰当的陈述，更不必说展开了；我将仅限于给出对他们论述的问题以及——如果可能——他们的工作所赖的精神的简要叙述。因此，我将仅仅简要地指出，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面的资本理论(14)，在其中他们构建了新的工资理论(15)，此外还重新解决了企业家利润(16)和租金(17)的问题。借助于最终效用理论，最后提到的那个问题得到了简单容易的解答，它证实了Ricardo的理论的实际结论并且在许多细节上都论证得更加细致了。

当然，决非最终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应用都作出了。说它们刚刚开始更正确。这里我可以顺便提一下，一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将该定律运用于金融领域（18），另一些人则运用于法学的某些困难又深刻的问题（19）。

[NextPage]

最后，与进一步的研究有关的是，人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改进了科学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经常所见，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一个看上去极为平常简单的领域作出了极大的改进和更正，而关于这个领域，几个国家的文献——例如英国的文献——很少论及。我指的是经济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给经济科学一个逻辑工具，这就是既简单又富有启发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20），这个概念在所有未来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别致力于分析一个似乎最简单但却是最模糊和误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21）。

相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刚刚开始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讨论（22）。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把他们的抽象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事实正好相反。但是只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间，而只要我们仍忙于建立理论的框架，我们就不必投身于同样消耗时间的大量的实际问题。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有我们的观点，我们讲授它们，但我们目前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于理论问题的，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是基本问题，而且历史学派对他们的长期无视还必须得到弥补。

那么，说这许多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些人谈论关于商品、价值、成本、资本和其它问题对于经济科学本身有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由于我本人属于被讨论的这群人，我感到有些尴尬。因此，我必须限于陈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整体是什么样的人，正在试图做什么；而其它人可以判断他们是否成功。

他们苦苦追求的是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复兴。旧的古典理论，虽然在当时很值得景仰，却只是一些相互间关系不明确的而且与人类科学的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的一些片段认识。我们的知识最多只能是修补，而且永远将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论而言这个特征尤为显著。先辈天才的洞察使他们发现了纷杂的经济现象中的一些规律，而且，虽然困难重重，他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规律。而且他们也都或多或少地从表面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个深度之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无疑，古典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有的说明必须被追溯到哪一点——人们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这种关注并没有受到利它动机的干扰，仍然是所有经济行动的最终的驱动力量。但是由于说明的中间项——人们在确定产品的价格、工资、租金等等时的实际行为应该与对效用的关注的基本动机正是通过这一中间项联系起来——的某个状况，这个中间项一直是错误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只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与物品还有我们——通过交换、合作等等方式——获得我们所使用的物品的人。当我们成功地表明我们的处境与物质产品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待我们的处境的态度要求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物质产品时，与世隔绝的人的经济就得到说明了。而为了说明现代经济，显然需要两个过程：第一，和与世隔绝的人经济的情形一样，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利益与外在物品的关系；第二，我们必须试图理解当我们的利益与其它人的利益纠缠在一起时我们据以追求我们的利益的定律。

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第二个过程不复杂——古典经济学家也不会。但是他们严重低估了第一个过程的困难。他们认为人与外部物品的关系没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什么需要决定的。人们需要物品满足其欲望；人们想得到物品，并且根据他们的效用赋予其不同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人与物品的关系所知道的和教导的。尽管交换价值从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时代一直被广泛地讨论和说明，但人们通常不考虑使用价值，而且经常还说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无关。

但事实是人与物品的关系决不是这么简单和单一。最终效用的现论在生产成本、互补物品等方面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境况与物品的关系可能有无穷的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都对于我们是否用该物品交换其它物品有影响。古典理论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这里；它试图表明我们在与其它人的关系中如何追求我们的物质利益，但它却未能彻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这些说明的尝试都是不连贯的。说明的两个过程必须像机器的两个齿轮一样匹配。但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对第一个齿轮的形状和嵌齿应该是怎样一无所知，他们当然无法正确地构造第二个齿轮。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们的说明就都成为一些陈辞滥调了，而且这些说明在其推广中是错误的。

这就是理论的复兴的必然的出发点，而且由于Jevons及其追随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努力，复兴已经开始了。对于一切复杂的经济学说明必然最终导致的经济学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们必须用真正的科学研究取代不够专业的只言片语。如果我们想正确地理解发达的经济秩序的全貌，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局部。这是一切科学都或迟或早达到的转折点。我们开始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忽略细微的日常现象。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宏观世界的复杂和不解之谜在最小的显然也是最简单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发生——这时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在对微观世界的研究中发现理解宏观想象的钥匙。物理学家最早研究天体的运动；今天他们却最多地致力于分子和原子理论，而且我们现在在自然科学中最寄希望于化学的细节带来通向对于整个科学的最终理解的重要进展。在有机世界中，最高度发达的最庞大的有机体一度引起人们的最大兴趣。今天，人们感兴趣的是最简单的微生物。我们研究细胞和阿米巴虫的结构，到处寻找细菌。我确信在经济学理论中也是如此。最终效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比众多的其它的早期的价值理论更加正确，而在于它标志着对经济现象科学中的那个关键的转折点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面上看来简单的人与外在物品的关系中存在极为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关系背后存在不变的定律，发现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发现过程中，对人在与它人的经济关系中的行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里点亮的蜡烛照亮了屋外。

当然，对于许多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的人来说，发现在他们一直辛勤耕耘的领域之外要增加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广阔的而且需要大量劳动的领域——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吃惊、不便和不快。一直以来用“供应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陈词滥调说明价格现象多么方便啊！现在，突然间，这些支柱倒塌了，我们被迫大大深化基础，而这需要大量艰苦的劳动。

不论是否不便，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做那些前辈们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熟视无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发现的，随便在哪里做科学研究都会带来丰硕的结果。但现在不同了。首先，我们是后来者而不是先驱者，我们没有先驱者的优势：要求更高了。如果我们不想继续落后于其它科学，我们也必须在我们的学科中引进我们现在还不具备的严格的规范。我们千万不可洋洋得意。当然，每门科学中随时都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发生；但是我们的“体系”仍然充斥着陈腐的肤浅的错误，这类错误随处可见是一门科学处于原始阶段的确凿标志。我们的研究在触及实质之前就迷失在烟雾之中；我们的研究在遇到困难时立即变得空洞无物；最重要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表述；我们毫不掩饰地循环论证；不仅在同一体系中，甚至在同一章节中，都有关于同一个问题的相互矛盾的理论；我们被混乱模糊的术语引向显而易见的错误和误解——这一切失误在我们的科学中频繁发生，几乎成了特征了。我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它科学的遵守严格规范的代表人物怀着遗憾看待许多政治经济学的著名著作，并且否认政治经济学具有真正科学的性质。

这种状况必须而且应该改变。在过去40年间主宰了整个德国的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事。相反，由于它对“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惧以及它的廉价的怀疑——它在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宣称问题是“不可解的”而且发现科学定律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它一直极大地阻挠了这方面的微薄努力。我并没有忽视他们在在提供经验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未来将公正地表明他们如何出于片面的热情在一方面做了许多而在另一方面损害了许多。

但是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忽略了的奥地利学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们在战斗中并不孤立。在英国，自从Jevons以来，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随者正在进行他开创的与奥地利学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于受到Jevons和奥地利学派的激励，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兰文的文献几乎完全是这类研究；它们在法国、丹麦和瑞典也开始为人接受。他们在意大利和美国的文献中逐日传播；甚至在历史学派的老巢德国，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与历史学派的抵抗斗争中夺取着阵地，现在已经占据了强大又有影响的地位。

难道这个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趋势只是个错误吗？难道它不是来源于经济学的需要并且满足了这个需要吗？这个需要长期被错误的方法压制，但最终人们依然感觉得到——这就是对真正的科学深度的需要。

NOTES:

1.Menger,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1883;DieIrrthumerdesHistorismusinderdeutschenNationaokonomie,1884;GrundzugeeinerClassificationder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inConrad''''sJahrbuhfurNationalokonomieundStatistik,N.F.,vol.xix,1889;Sax,DasWesenunddieAufgabederNationalokonomie,1884;Philippovich,UeberAufgabeundMethodederpolitischenOekonomie,1886;Bohm-Bawerk,Grund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inConrad''''sJahrbuch,N.F.,vol.xiii,1886,pp.480,etseq.;reviewofBrentano''''sClassischeNationalokonomieintheGottingerGelehrtenAnzeigen,1-6,1889;reviewofSchmoller''''sLitteraturgeschichteinConrad''''sJahrbuch,N.F.,vol.xx,translatedin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vol.1,no.2,October1890.

2.EntwickelungderGosetzedesmenschlichenVerkehrs.

3.TheoryofPoliticalEconomy,1871,2nd,ed.,1879.

4.GrundsatzederVolkswirthschafslehre,1871.

5.Elementsd''''EconomiePolitiquePure,1874.

6."Philosophyofvalue"intheNewEnglander,July,1881.ProfessorClarkwasnotthenfamiliar,ashetellsme,withtheworksofJevonsandMenger.

7.Bohm-Bawerk,Grundzuge,pp.38and49;Wieser,DerNaturlicheWerth,1889,pp.46etseq.

8.AsforexampleinGermany,thehighestauthorityonthetheoryofprice,Hermann;cf.Bohm-Bawerk,Grundzuge,pp.516,527.

9.Austrianliteratureonthesubjectofprice;Menger,GrundsatzedeVolkswirtschaftslehre,p.142,etseq.,Bohm-Bawerk,GrunzugederTheoriedeswirschaftlichenGuterwerths,PartII,Conrad''''sJahrbuch,N.F.,vol.xiii,p.477etseq.,andonthepointtoucheduponinthetext,especially,p.516;Wieser,Der

naturlicheWerth,pp.37etseq.;Sax,GrundlegungdertheoretischenStaatswirtschaft,1887,pp.276etseq.,Zucherkandl,ZurTheoriedesPreises,1889.IwillnotlosethisopportunitytorefertotheexcellentaccountgivenbyDrJames

Bonar,someyearsago,oftheAustrialeconomistsandtheirviewsofvaluein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Oct.1888.

10.DerNaturlicheWerth,p.170

11.Austrianliteratureontherelationofcostandvalue;Menger,Grundsatze,pp.123etseq.;Weiser,UeberdenUrsprungunddieHauptgesetzedeswirtschaftlichenWerthes,1884,pp.139etseq.;DernaturlicheWerth,pp.164etseq.;Bohm-Bawerk,

Grundsuge,pp.61etseq.,534etseq.;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s,1889,pp.189etseq.,234etseq.

12.Menger,Grundstze,pp.138etseq.Bohm-Bawerk,Grundzuge,PartI,pp.56etseq.,PositiveTheorie,pp.178etseq.;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67etseq.

13.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201.

14.Bohm-Bawerk,KapitalundKapitalzins:I.GeschichteundKritikderKapitalisinstheorien,1884.[TranslatedintoEnglish,withaprefacebyW.Smart,1890]II.PositiveTheoriedesKapitales,1889;differingfromtheolderteachingofMenger''''sGrundsatze,pp.143etseq.

15.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assim,andpp.450-452.

16.Mataja,DerUnternehmergewinn,1884;Gross,DieLehrevomUnternehmergewinn,1884.

17.Menger,Grundsatze,pp.133etseq.;Wieser,DernaturlichteWerth,pp.112etseq.;Bohm-Bawerk,PositiveTheorie,pp.380etseq.

18.RobertMeyer,DiePrincipiendergerechtenBesteuerung,1884;Sax,Grundlegung,1887;Wieser,DernaturlicheWerth,pp.209etseq.

19.Mataja,DasRechtdesSchadenersatzes,1888;Seidler,"DieGeldstrafevomvolkswirtschaftlichenundsozialpolitischenGesichtspunkt"Conrad''''sJahrbuch,N.F.,vol.xx,1890.

20.Menger,Grundsatze,pp.8etseq.

21.Bohm-Bawerk,RechteundVerhaltnissevomStandpunktdervolkwirtschaftlichenGuterichre,1881,pp.57etseq.;PositiveTheorie,pp.361etseq.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4篇

为什么经济学家都是庸俗的呢？一句话，经济学家都是为政治、为政府服务的。在中国也不例外，经济学家不为政府的政治服务是不现实的。那么什么是政治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目前虽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也仅仅是对公有制的补充，不是不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批评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但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学会作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历史、辨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努力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现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目前中国经济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加西方经济学；尚没有完整、系统的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国家运用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调控经济，不是马克思的东西，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上的新会计制度和公司法都不是马克思的东西，而是西方会计准则和西方公司法法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理论，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且是指导目前中国改革和实践的理论基础，但还构不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

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是无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么，有没有凌驾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制度之上的不庸俗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呢？我认为会有的，而且正在酝酿之中，理由是：

1、世界经济已经一体化，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比小的国家大，一国经济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经济的影响，供求平衡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概念。

2、私有制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当今世界社会制度的两个极，两极共存，缺一不可，客观存在，经济学离开这两极就不全面，不成系统。

3、资本主义国家大萧条、快要灭亡的时候，用发展公有（国有）制，弥补了私有制的不足，挽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快要崩溃的时候，用发展私有制，弥补了公有制的不足，挽救了社会主义。两极都是运用调整社会的所有制结构，调控经济运行，实现社会经济的供求平衡。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5篇

决策者向经济学家讨教时，他们期待所获得的建议是基于科学的，而非学术派系之争或政治预设的产物。毕竟，他们所实施的政策会对真实的人民产生真实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经济分析和政策建议背后的推动力量，并非总是可靠的科学。

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最近批评了他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性”，认为经济学家应该采取措施，排除经济学中的学术流派主义和政治因素。

罗默的观点基于其所属领域的一场正在进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思想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罗默的主要担忧似乎是一些经济学家有一种倾向，即认为适用于特定理论的规律就适用于一切理论，因此适用于真实世界。罗默援引了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的论文为例。

卢卡斯在2009年的论文《思想和增长》中称，书本或蓝图在促进增长中毫无用处。卢卡斯写道：“一些知识可以‘包含在’书本、蓝图、机器和其他实物资本中，并且我们知道如何将资本引入增长模型，但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本身并不能提供持续增长的引擎。”

问题在于，卢卡斯的说法只适合部分经济增长模型，这些模型有严格的假设，即“包含的”资本回报会随着资本的积累降至零位。罗默指出，许多模型根本不适用这一假设。卢卡斯提出的理论――即创造和获取“包含在”书本、蓝图和机器中的知识并非经济增长之路――基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决定，即将注意力限制在少数几种模型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卢卡斯的决定无可非议，如果他所选择的模型是唯一的正确模型的话。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批评从个例推出普遍结论的做法外，罗默还将矛头指向了认为经济模型只允许一种互动模式、一种个体决策模式的人。

罗默主要反对的是一个假设，即经济增长模型中唯一允许的互动是所谓的“价格接受”，即在市场现行价格水平上买卖商品和服务。除此之外，我个人还反对另一个假设，即个体决策永远具有理性预期的特点。

上述假设也许足以成为构建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但前提是市场过程构造完全正确，在总量水平上排除个体水平上明显存在的偏离价格接受和理性预期的所有情况。而市场过程是否满足上述前提、哪些市场过程何时满足上述前提，是一个实证问题。声称所有市场过程都必须如此构造是歪理邪说。

而这一情况普遍存在。在增长理论领域，罗默认为当前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的论文，无不引入了价格接受均衡的必要理论限制。罗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论文除了能提升其作者的学术地位外一无是处。

与此同时，在我主攻的宏观经济学领域，我看到经济学家、银行家、实业家、技术官僚和政客宣称，政府可以实施的加速经济复苏的政策风险太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毕竟，对于符合极其严格的理性预期的模型而言，确实如此。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罗默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几天以前，我读到了加拿大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艾蒂尼・芒图对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批评。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称，政府刺激就业的措施，必然会产生令人厌恶的、不必要的通货膨胀，并可能导致产出长期下降。

最令人沮丧的一点在于，罗默所提出的问题往往被人忽视。罗默也许可以说服学界经济学家，在做出与经济增长理论的普遍性有关的结论时要更加谨慎。但银行家、实业家、技术官僚和政客是否也会更加谨慎就不好说了，而正是后者负责制定和实施影响人民生活的政策。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学家；人文关怀；诗词情结；文学创意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9-0012-04

哈雅克曾这样评价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只是一个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家，可以是一流的物理学家，也可以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如果不是危险的起码也是令人厌恶的。”[1] 这样宽严不公的评价虽然不无可商榷处，但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与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相比，经济学显然比物理学要更接近于人文科学。正因为此，2001年8月3日，“堪萨斯建议”呼吁全世界经济学界，要从更广泛的人类行为的定义、注重文化、富于历史感的思考、新型的知识理论、经验性的基础、研究方法的扩展、跨学科的对话等七个方面，对当今的经济学作根本性的改革。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经济学家确实不能“只是经济学家”！张明龙教授正是这样一位不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他的个人专著《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2]，在研究经济学时，倾注了深深的人文关怀，显示了不凡的文学素养。

一、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

什么是人文关怀，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或以为是人性关怀，或以为是生活关怀，或以为是终极关怀，甚至干脆认为人文关怀就是人文素养或人文精神……不一而足，看来非一时所能定论的。笔者缺乏理论素养，只是从《研究》和阅读中直觉到：所谓人文关怀首先应当是以正直的良知、不竭的热情、高度的责任心、神圣的使命感；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推动整个社会进步而作的现实努力。简洁点，可借用吴炫先生一个词──“存在关怀”，即关注现实社会的健康和进步。张教授二十余年的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实质上是他这种深沉的人文关怀的实施途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来反映：

（一）对前沿热点的关注

著名经济学家宋涛教授认为，《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善于捕捉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沿信息”。所谓“前沿信息”即现实社会的经济热点问题。1983年，张教授以发表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上的《试谈产品价值和商品价值》这篇论文，正式登上经济学舞台。可是不久，他便从理论的象牙塔转入方兴未艾的竞争研究；刚进入20世纪90年代，计划与市场的矛盾日益激化，他力图消解二者对立，寻求结合的途径；稍后，市场经济逐渐处于主导地位时，他又致力于探讨其类型结构、规则体系，并剖析其利弊；在市场迫使企业改革作全方位、多层次的拓展和深入之时，他对企业的无形资产、动力机制、公司制规定和创新实证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切实而深刻的研究；随着市场体制的确位和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成为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他全面考察了新中国五十年来劳动就业制度、工资制度、宏观调控等；2000年，中国正式提出西部开发战略，次年这一战略便有重点、扎实地进行，他重点就突破资本瓶颈、大力培育当地主导产业、推进中心地区城市化等西部开发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展开了抓牛鼻子式的研究；2002年，他再就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深入研究。纵观张教授这二十年来的经济学研究，不难发现：他瞄准的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各个阶段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事实”，①即对人类生存状态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关注。

毫无疑问，“经济事实”是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经济学家必须首先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时还必须针对各种“经济事实”提出相应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然而若局限于此，还不能成为出色的经济学家。因为与时俱进是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虽然保证了经济学研究与时展同步，但这只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而可持续性发展，则是要求经济学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导航的作用，这是一项更高也更难的任务。《研究》中关于计划与市场和区域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很好在体现了这种“导航”作用。张教授在2001年和2002年这两年，集中研究了区域经济的理论、规律、模式选择和聚集势能四个重要问题，为中国区域经济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自己的理论模式，也预测了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所独具的“聚集势能”。经济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导航下才能不断进步。这也是张教授对人文终极关怀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对弱势群体的关爱

所谓弱势群体具体有两种。一种是没有特权或受某些政策制度有意或无意伤害的群体；另一种是因行业或地域的综合条件相对处于不利情境的群体。经济学家党国英认为，人文关怀还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平等的关注，对良好道德风尚的提倡”。因此，“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家，差不多都是具有人道主义热情的人” [3]。同刘易斯、阿玛蒂亚、廷伯报等相似，张教授应属于这种“具有人道主义热情”的经济学家。先看他对第一种弱势群体的关爱。1993年，新的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张教授充分肯定“总的来说是很成功的”，同时又指出：还存在着“同一职称职务者，尽管工作年限相差十至十七年，但都是同一工资标准，难以体现工龄长短与贡献大小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工资平台”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比同一职称职务者多十至十七年工龄的群体，本来已在较为漫长的工作中承受了工资偏低的待遇，现行的工资制不仅没有补偿这种损失，也没有关注这多出的十至十七年的专业素养在现实工作中的成效，他们所受的这种损害，显然是不容忽视的。然后针对现实工作中诸多不合理状况，确定了“加强宏观调控，健全生产要素定价机制，确保每种生产要素的贡献与报酬对称”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完善工资机制，确保劳动贡献与劳动报酬对称”两大原则，并制订了九条具体措施。工资是工薪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张教授关注工资制中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提出趋于公平、趋于合理的原则和措施，力求减少工薪阶层中弱势群体所受的损害，这是把深沉的同情心转化为实施爱心的现实努力！

目前相对而言，中国因行业或地域影响而形成的弱势群体，莫过于农村和西部的群众。农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虽然通过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领域改革，以取消统购派购制度为核心的流通领域改革，农民收入出现了较快的增长，但城乡居民差距仍然很大：200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是2 366元，而城镇居民是6 860元，两者的比例为1∶2.9，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享有的保险、医疗、住房等补助因素，其差距将是1∶4！2002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都有增长，但前者仅增4.8％，后者则多增达13.4％，两者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是与时俱增!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张教授就对农村热情关注:《建立三门县大型对虾基地的可行性研究》、《浙江新围涂地农民资源的开发方向》、《论浙江竹类资源开发的优势与竞争艺术》等论著，从中、微观视阈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了可行性研究，并设计了具体实施的方案；还撰写了《加快农村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思考》，从宏观视阈为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克服农村面临的基础比较薄弱、抗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尚不强、农用资源严重紧缺等难题和困境，指出了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园区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的建构等切实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途径。由于历史、自然等因素，占全国人口1/3的西部居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总体而言还是相对落后的：如紧邻的湖南和贵州，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贵州比湖南低1 328.7元，农民也低887.73元；两广的差距则更大，广西城镇居民比广东低3739.5元，农民比广东低1 825.46元[4] 。如何快速发展西部经济，如何尽快提高西部人的生活水平，这成了张教授2001―2002年经济学研究的迫切课题:在内拓上，他主张把重点放在大力培育区域主导产业上，其次借鉴浙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建议西部地区搞中心地区城市化建设；在外拓上，他主张首先应突破资本瓶颈的制约，并提出了拓宽资本来源的思路，拟定了招商引资五大招数。翻开缪尔达尔的《世界反贫困大纲》，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马歇尔曾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经济学家“几乎从来不关心自己的财富，却深切关心财富在大众中扩散”[5] 。张教授正是时时关注大众财富的增长，将自己的满腔爱意倾注在广大农村和西部这两大弱势群体上！他是一个具有良知、充满经济学“圣意”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没有只字片语提“人文关怀”而切切实实践履“人文关怀”的真正经济学家。

二、经济学家的诗词情结

或许正因为充盈着深挚的人文关怀，从事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研究的张教授，还具有一般经济学家不太具备的人文科学中的文学素养，而且这种文学素养不同寻常：即他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诗词情节和在经济学表达上的文学创意。诗词情结，即张教授自称的“对格律诗词一直保持着的浓厚兴趣”。这种情结最直接的审美效果是：“在吟诗填词中回味撰写经济学论文的苦涩，在撰写经济学论文中品尝吟咏诗词的甜美。”[6] 有了这样深刻的审美动因，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张教授陆续在《江西诗词》、《八卦诗词》、《诗词集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诗词数十首，选录于《研究・后记》中的有诗23首，词17首。通览这40首诗词佳作，觉得值得称道的至少有以下三点：

（一）选体独特

古人作诗、论诗，历来重视诗歌的体式和风格特征，明代诗人兼诗论家胡应麟便强调说：“作诗大要不过两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7] 在这重要的两端之中，古人甚至于认为体格（即体式）比风神（即风格）更重要，因为“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8] 失其体格就等于失去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性，乍听好像是耸人听闻，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道理：体格是文学艺术赖以生存的形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张教授充分认识了这一点，在吟诗填词时极为重视对体格的选择。

首先，对体制的形式选取，他重视正格常式。诗尽管都是七言，但只取七言近体而不取古风和长律（或称排律），大约因为古风近于放逸，长律过于拘束；填词共用了13个词牌，但无论取哪一个词牌，都是取常格而不取变格。《临江仙》常见的五代冯延巳、牛希济的58字体，北宋初柳永的93字体，北宋中苏轼等人的60字体，其中60字体为正格，最为流行。所以《登香港太平山》即用此体，上下片均5句3平韵，气韵流畅。

其次，在体格的审美取向上，偏重于高亢雄壮。都是近体诗，张教授一首五言都有没有选，这是因为五言一般是“节奏急促”、“朦胧含蓄”，七言则大体上是“嘹亮悠扬”、“高华雄浑”[9] 。于词，张教授比较喜欢长调，如《汉宫春》、《满庭芳》、《桂枝香》、《水调歌头》等。大家非常熟悉的《水调歌头》，便是高亢而悠扬的长调，他用此调填了《秋收》、《嘉兴南湖烟雨楼凭眺》词，充满了豪情逸致。另外，很能体现这种审美取向的，还有《桂林纪行五题》、《普陀山忆五题》、《武义村调查纪行五题》和《十六字令・浙江三特产》这些组诗、组词，纵横抒写，闳廓豪宕，像一曲曲交响乐。

（二）表现别致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但其主导是抒情诗，这是由古老的“诗言志”论定格的。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性作品，相对来说十分少。然而，纵观张教授自选的这40首诗词，无论从题材还是其表现，都是以叙事为主、抒情为辅的。这种表现上的独特，或许可以说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一个补正。

其诗除了《上梅岑岭》、《劝学诗》这两首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叙事诗；词本来是抒情性的，但所录17首词纯粹的抒情词则几乎没有，即便如《长相思・望夫归》、《江城子・送友人》、《桂枝香・送友留学》、《画堂春・中秋思台胞》这类非抒情不可的题目，也都是通过叙述事情、描摹景物、塑造意象等来表达的。

一般来说，所谓叙事即是用话语来虚构社会事件，这种事件的本质是现实生活事件的过程或人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用这种理念来分析张教授诗词的叙述模式，则主要有三种：

1.对话式。有显形和隐形之分。显形是指人物间的直接对白。如《去海印池途中》：“金沙洗浪卷金波，忽有乡音叫表哥。‘小妹凭针寻致富，莲花洋畔绣新荷’”。诗以表哥与小妹间的对话来结构，但却只有小妹的答语而无表哥的问语，这是因为答因问而生，而且答语语涉双关、情趣盎然，意旨别致。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诗精炼的功能，也反映了诗人叙述的巧妙。隐形是指通过设问来叙事：如“弯弓搭箭向何方？射尽穷根夺小康！”（《七绝・磐安海螺山》）这种模式最便于揭示并深化主题。

2.讲述式。也有两小类：一是自述，《满庭芳・试教》以一人称方式自陈试教准备的情形和感受，亲切自然；二是他述，《长相思・盼夫归》以第三人称转述东北一妇人五十年苦盼丈夫归来的情境，凄惋动人。这种模式是叙事诗常规模式，但张教授能扫尽议论过多的流弊，运用特写镜头，摄取感人画面，并有一定的抒彩。

3.展示式。与讲述式相比，这种模式更接近史书客观、冷静的叙述风貌。或侧重于过程：“鸡鸣过后雾蒙蒙，一阵山歌石径中。”（《山村之晨》）山歌随鸡鸣而起，事件因素在动态中依次展示；或侧重于一时的结果：“菱花浩洁无际，菡萏捧华舟。塘荻惊鸥点点，岸柳鸣蝉阵阵”（《水调歌头》上阙）这是登上嘉兴南湖烟雨楼后，举目一眺所见到的人间仙境：洁白与淡红相间的菱花、荷花，萋萋的塘荻，苍苍的岸柳，并置争色；悠悠的华舟，起伏的惊鸥，唧唧的鸣蝉，自集斗趣！在不露痕迹的意象聚合展示中，孕育着浓浓的诗情画意！

（三）意境清雄

作为经济学专家，作为备极人文关怀的诗人，张教授诗词的意境也独具特色。

首先是清。清是清朗鲜活的意思。以清为基础的意境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清新。如《雁荡大龙湫》有云：“莹玑跃壁青烟散，彩弹敲岩白雾稠。若值晨曦含月色，犹如梦上九天游。”诗以“莹玑跃壁”、“彩弹敲岩”来写龙湫飞瀑，比宋代楼钥“始见银河落双阙”来得新颖，因为“银河”形象是沿袭李白“疑是银河落九天”，而且楼诗过于坐实，还损害了李诗的神韵；从用喻上讲也比郁曼陀“层波乱作流星坠，散点轻如折带飘”来得别致，“流星”因“银河”而发，“折带”由“澄江静如练”而起，都难免俗套之嫌。鲜活的“莹玑跃壁”、 “彩弹敲岩”形象，与重于“晨曦含月色”时观看瀑布油然而生的“梦上九天游”的逸致，构成了本诗清新的意境。二是清雅。如《桂枝香・送友留学》。自江淹作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别赋》之后，送别诗就很难得上高格调，即便豪迈如李白，也不免“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洒肆留别》）。这首词以“艳伴蔷薇、绿追荷叶”的清丽意象，以“丹砂九转纯肝胆，铸青春、耀辉坚铁”的清高情怀，融入“下惟”、“绝编人”、“炎精”、“伯牙”等一系列典故，营造了可贵的清雅意境。

其次是雄。雄者，雄伟豪宕是也。以雄为基础的意境主要是雄壮和雄奇。

《煮汤圆》、《梵音洞》等诗，《汉宫春・校园掠影》、《桂枝香・晨读》等词，属于雄壮一境。《梵音洞》：“海天一色碧遥遥，佛宇摩崖看涌潮。脚下深沟穿骇浪，千僧讽诵响凌霄。”梵音洞为普陀名胜之一，景色大致与潮音洞相似，主要是聆听骇、浪冲穴的巨响，故释能岑作《两洞潮声》，首联云：“东望万马奔，潮回两洞撼黄昏。”张教授此诗更胜一筹：海天一碧而浑然一体，涌潮骇浪，摩崖穿沟，其响声有如千僧诵经，直干云霄。着色雄括天地，摹声威振宇宙，意境雄壮，令人心惊！《晨读》中“喜浩渺海天，六龙驰急”之景与“凌云赋就，汗青留绩”之志，足可以起懦振惰，催人扬鞭！

《独秀峰》、《到丽水杨梅园村》、《画堂春・中秋思台胞》、《风入松・登浦江仙华山》等属于雄奇一境。雄奇，顾名思义是雄伟而奇特。营造这种意境要求诗人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善于捕捉奇特的诗思，匠心独运，出人意表，道人所未道。请读《独秀峰》诗：“王城岂敢锁东风？天柱舒柯碧雾蒙。拾级登高惊独秀，书声漾入鹊歌中。”首句石破天惊，一语骇世；末句独出机抒，抖奇制胜！王城大部分和独秀峰，现在都属于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诗人巧取这一人所忽视的契合点，营造了空前的意境。

三、经济学家的文学创意

张教授的文学创作与经济学研究是互动的：“创作的诗词在增多，发表的经济学论著也在增多。”这种互动的内核，笔者称之为“文学创意”。它的具体内涵是：“吟咏诗填词引起丰富联想，激发我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心，促使创造性思维敏捷活跃……吟诗填词常用推敲方法，培养我思索问题的细致耐心，增强提炼经济学材料的考辩能力。吟诗填词必须字斟句酌，提高我经济学论文的语言表达水平，使之走向顺畅明快，简练生动。”[6]

这些在《研究》中都有全面的反映，其中对经济学名著运用文学名著的分析和经济学论文表达的文学化较为显著。

前者是曾获盛誉的《〈资本论〉与莎士比亚戏剧》。马克思认为，莎士比亚是“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所以《资本论》引用最多的文学作品是莎士比亚戏剧。论文立足于马克思如何运用莎士比亚戏剧，从援用剧中人物语言阐述经济学原理、用剧中人物形象作镜子来揭露剥削者的嘴脸、以剧中内容作例证这三个主要方面，对中心问题作了精辟的论析，是一篇文采斐然的经济学论文。

后者主要是《研究》经济学论文语言表达的文学化，全书呈现出“顺畅明快，简练生动”的语言风貌。而且个别地方的表达本身就是文学语言，如“他那广阔无涯的思想力连同严密如铁的逻辑，通过洗练简洁、明快动人的表达方式，使他的文章就像中秋时节的钱江潮，滚滚向前。”[6] 妙喻连珠，自然酣畅，激情撼人，语言是多么的“文学”！

愿张教授继续高举人文关怀大旗，让经济学与文学再比翼齐飞，成就更为辉煌的人生！

参考文献：

[1]Szenberg.著名经济学家:他们的生活哲学[M].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

[2]张明龙.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3]党国英.经济学家与人文关怀[J].南风窗，2002，⑺.

[4]2001年各地区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对比表[J].时事资料手册，2002，⑶.

[5]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 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376.

[6]张明龙.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后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601.

[7]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诸儒总论作文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7篇

一．引言

我国经济学界不少人喜欢借托外宾的话来说事。例如，托宾（James 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 辉，2001，第70页）那好，我们就来看看按照这位James Tobin先生的要求撰写的经济学博士论文，称得上与国际上的经济学接轨的博士论文，学术水平究竟怎么样吧。

有一篇研究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200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书［1］。据作者介绍：“作者在Phillips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开放经济动态模型。”（郑 辉，2001，第89页）所以，这篇博士论文能够与国际上的经济学接轨是不成问题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亚洲，而欧美主流经济学家抢先作“学术研究”并，接着是亚洲的经济学家也紧跟其后，学着作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并。前事不远，肯定有人还记得，当时的一些政治家严历批评索罗斯之辈的投机性金融攻击，破坏了许多亚洲国家的金融秩序。我们这里不是说这些“学术研究”所生成的论文就是在为索罗斯之辈的投机性金融攻击作开脱、行辩解。确实，一些亚洲国家的金融监控能力薄弱，无法采取“关门打狗，有来无回”的策略，结果让某些投机家钻了空子，使自己吃了亏。以史为鉴，亚洲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层，应当着重从理论上研究、并从制度上建立金融监控、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方针策略。下面具体看看这篇博士论文的个别章节。

二．“一个简单的宏观开放经济动态模型”

这是该书第四章的标题。关于建模思路，作者说：“经主流经济学者通过数十年的努力，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郑 辉，2001，第70页）

“作者根据Phillips的动态建模思想尝试建立一个简单的开放经济模型。假设总生产的变化率仅由当期各经济变量决定：

其中为实际产出偏离理论均衡产出的值为实际产出，为长期的随时间稳定变化的理论均衡产出。均是实际值与理论均衡值间的差值。” （郑 辉，2001，第75页）

根据以上说明可知，经济模型中的变量都是相对于“长期的随时间稳定变化的理论均衡值”的偏离值。而大家知道，在微观经济学中，“长期的随时间稳定变化的理论均衡值”本身已经是个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的经济变量，现在又对“理论均衡值”之外的“偏离值”列方程，所以，完全可以说，“根据Phillips的动态建模思想尝试建立”的经济模型，肯定就更玄。顺便插一下，有一本书，书名叫：《非均衡经济计量建模与控制》（张世英 李忠民，2002），书中不叫“理论均衡值”，而称为“理想供求”，然后在“理想供求”的基础上建立“偏离值”方程，就算“非均衡”了。“均衡”条件下的“理想供求”就玄，在此基础上的“非均衡”还不更玄？据说这项研究还得到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出书时还得到了出版基金的资助。我承认该书作者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要我承认他是一位经济学家，难。

还是返回本文主题。论文作者在作了一系列的假定之后，最后得到一个二阶微分方程：

“其中δ为外生冲击项，……假设宏观经济遭到外生的一个负向单位脉冲冲击，……当冲击结束后，系统的初始条件已改变为。” （郑 辉，2001，第78－79页）

再往下，作者举出不同的具体例子，说明负向冲击“对国民总产出的波动。”

“案例4.1。 假设某国是市场经济的开放小国，其可得到有关其产出水平的微分方程：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8篇

那位美国教授离开以后，郎咸复思考他的话，并且似有所悟，非常希望能与那位教授交流，于是就提笔给那位教授写了一封信，讲了许多自己对于世界经济的稚嫩看法。没有想到，那位美国教授竟然真的给郎咸平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一个年轻人有如此的激情，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郎咸平却非常受鼓舞，他念完本科以后又念研究生，可尽管如此，他的成绩却依旧很差。研究生勉强毕业后，郎咸平想出国念书。他的老师对他说：“郎咸平，你的水平这么差，就找个银行上上班算了，而且还有房子分，薪水和福利也很不错！”

郎咸平听了老师的劝导，于是去一些银行应聘，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面试之后，结果没有一家银行要他。失落之余，郎咸平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给他的回信，不禁来了精神：“我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别说是他们没有录取我，即便是来求我，我又哪能就这样委身于他们呢？”

郎咸平左思右想之后，决定去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是2400分，可是他只考了1640分。结果，只有一家学校要他，那就是美国的沃顿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之所以会要他，是因为当年学校里新创了一个“商业经济系”，是第一届招生，全世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系，因为人数少，所以就把郎咸平破格录取了。

开学后，郎咸平的“表现”并不好，他的系主任找他谈话，说他的水平有问题，他的教授对他的评价也不高，让他考个微积分的资格考试。郎咸平也知道自己的实力，他根本不可能通过资格考试，于是就百般哀求免除考试，可是他的系主任根本不同意。

郎咸平非常沮丧，一次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他看见几个金融系的学生垂头丧气地走出来，郎咸平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金融系好难念。郎咸平又问他们要不要考微积分，他们说不要，郎咸平就说：“带我见见你们的系主任。”

郎咸平见到他们的系主任后，就问能不能转进来，他还自称自己对金融系更有兴趣，系主任一听很开心，就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从此后，他就进入了金融系。有意思的是，他在进入金融系的第一天，就问他的老师说：“金融系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自然在他以后的学习中得到了解答，不仅如此，因为郎咸平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慢慢的，他的悟性开启了，加上学习特别用功，对世界经济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念完博士以后，郎咸平留在了美国教书。第二年，他写了一篇《美国的破产制度》的论文，这篇论文从1990年问世到现在，一直是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这几乎使郎咸平在美国一炮而红。随后，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密西西比大学，都纷纷请他授课。

郎咸平终于成为了一名不可小觑的经济学家。后来的一次，他在一所大学授课的时候，碰到了那位当初给他回过信的经济学家，郎咸平立刻上前问候并致谢，那位经济学家想了半天后说：“你就是那位曾经给我写信的台湾小伙子？其实，你不用感谢我，信里面的那句话我只是安慰你，随口乱说的。”

无论是不是乱说的，郎咸平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对于广大媒体来说，他成了“最具良心的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首，而对老百姓来说，他俨然就是一位“最正义、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9篇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

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二、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

挥得可谓淋漓尽致。经济学家只有在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表现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谈得上是一种“游离”。

可见，今天的经济学家与他们先辈们相比，具有多层次立体的个人经济学说传播网。学术性杂志与经济理论专著仍是其在经济学领域赢得同行们认同的根本。在世界各地的讲学则能让世人更快地了解个人研究的最新进展，收几位异国的学生更有利于学说在他国的迅速传播；在报刊上的一些短评则能反映其对经济新事物新变化新现象的观点；在政府中供职，多少能使一国经济运行打上自己理论的印痕。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研讨会设立的名目繁多的经济学奖项，能使从事经济研究的人比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更易出名。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第10篇

人们对长寿的原因有种种解释：财富，没有压力，充满爱的家庭，许多朋友……但美国兰德公司的卫生经济学家詹姆斯・史密斯博士对这些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

寿命的长短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每个社会一般来说都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寿命长。在美国，富人比穷人长寿，白人比黑人长寿。导致这种结果的真正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史密斯博士的研究答案令人吃惊：无论在哪个国家，总与长寿相关的那个社会因素正是教育。它比种族更重要；它能消除收入的任何负面影响。

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所长理查德・霍兹说，年复一年，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教育这个因素“总是会出现”。

卫生经济学家说，通常认为的关键因素，如金钱和医疗保险，相形之下都没那么重要。史密斯博士指出，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在政策讨论中也被大大高估了”。

史密斯博士说，相反，可能造成最大差别的因素是教育。在学校多待几年可以让人活得更久，并使老年时的健康情况显著改善。纽约城市大学卫生经济学家迈克尔・格罗斯曼说：“如果你问我影响健康和寿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我会把教育排在第一位。”

当然，教育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吸烟会大大缩短寿命；拥有朋友圈子和美满家庭与健康长寿之间有某种联系。此外，有证据表明，位高权重的人也更健康长寿(想必是因为他们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阿德里安娜・列拉斯・穆妮。那是l999年，穆妮在为其经济学博士论文寻找题目，并读到两篇前人的论文：在第一篇中，三位经济学家指出了教育和健康之间的相关性，并建议人们若想改善健康状况，投资教育比投资医疗带来的回报可能会更大；另一篇论文指出，约100年前，美国各州开始通过法律延长儿童的义务教育年限。她从中获得灵感，于是找出各州的法律，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在法律修改之前和之后人们的寿命有多长。结果令她极为吃惊。她的在《经济研究评论》季刊上并获了奖。如今，研究人员已发表多篇论文，分析瑞典、丹麦、英国等地义务教育法的修改所造成的影响。在每个国家，强迫孩子多上一段时间的学都会使他们日后更健康。

穆妮等人指出，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受教育较少的人为未来做规划并“延迟满足”的能力较弱。这或许也能解释受教育程度高和受教育程度低者之间吸烟率的差别。

当然，这种观点也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斯坦福大学卫生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指出，还存在一些谜团。例如，最近几十年女性受教育年限增长的幅度大于男性，但男性的寿命正在日益接近女性。或许过了某个点，受更多的教育就不会令人寿命延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