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1篇

【提纲】

小序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五、长期与短期

六、结论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非一篇文章能够说清楚。在国内，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注：这方面的专门译著，如马克·布劳格著：《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国学者的专著，如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在许多著作中也有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门章节，如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章；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人分为两个层次，也有人分为三个层次（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两层次的划分见石土钧为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前言”，见《经济学方法论》，第13页；经济学方法论的三层次划分见黄少安(1995)，第8页.）。这两种不同分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把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看作是最高层次，这首先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研究的逻辑问题。本文主要对科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实证、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五方面，是由其重要性决定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规范与实证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性质，是单纯的解释、描述，还是涉及价值伦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涉及到认识问题的视角；溯因、归纳与演绎涉及到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内容；长期与短期会影响人之行为，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前言”中对“知识”作了区分。他指出，古希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人们对这种分类只能加以补充，而很难再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全部的理性知识可以分为质料的和形式的。形式的知识，只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律，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别，这种形式哲学被称为逻辑学；而质料哲学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种：物理学和伦理学，物理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而伦理学则是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康德的这部著作最早出版于1785年，他虽然提出了知识的划分问题，但没有回答“什么是科学”。1786年，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注：这句话有不同的翻译。这里转引自（德）汉斯·博塞尔(HansPoser)：《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这句话被翻译为“每一构成为一体系（即按照原理而排起来的认识整体）的学说就构成为一门科学”。见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一直到19世纪，人们对“科学”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只要把一些理论用某种逻辑形式组成一个探讨知识的体系”，就足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了。科学在当时就是指“有条理的整体”（注：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专门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注：例如，在19世纪初，费希特出版的《科学论》；1837年，博尔扎诺(Bolzano)发表的《科学论》。参考汉斯·博塞尔(2002)，第10页。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的《逻辑体系》(1843)和休厄尔(W.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是当时关于科学哲学的最早著作。艾伦·瑞安(AlanRyan)：“穆勒，约翰·斯图亚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506页.）。人们有意识地给“科学”下定义，并给出科学的标准，是在20世纪早期随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兴起才出现的。这种哲学体系不仅提供了评价某种理论和解释的标准，而且也提供了衡量所有研究领域成果的标准。霍里斯(Hollis)和内尔(Neil)归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十条准则：(1)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2)经验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3)所有认识上有意义的论述或者是分析性的，或者是综合性的；(4)综合性结论如何，事先并不知道；(5)分析性论述没有事实依据；(6)分析性真理的正确性取决于惯例；(7)因果规律是经过充分证明的经验假设；(8)检验一种理论，就要看这种理论的预测能否成功；(9)科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10)科学的划分是根据主题，而不是根据方法。（注：艾克纳(1990)，第22页.）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过于严格，甚至连物理学、生物学置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准则之下都很难成为科学。比如，其中第1条原则就过于严格，因为有些知识根本无法进行检验。人人都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并且知道当前世界上拥有的核武器当量能够把地球毁灭几十次，我们无法验证这个命题，但不能说这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后来，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其《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中。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发现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在现实中检验假说的正确性，逐渐排除错误，并不断提出新的假说。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科学必须具有“可检验性”。

后来，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Lakatos)等哲学家提出了科学的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等问题。就科学的范式而言，它是指一种突出的科学成就，并且被认定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它涉及有关的概念、理论等方面的内容。（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拉卡托斯把科学研究的纲领划分为“硬核”和“保护带”。“硬核”是科学家已经承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保护带”则是当假说被验证或反驳时，具有某种伸缩性的部分。（注：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其基本逻辑是：科学研究纲领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它没有普遍的规范性的方法。惟一可行的科学方法论规则就是：不要任何规定，“怎么都行”。（注：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费耶阿本德。参考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内格尔(E.Nagel)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话基本上能够代表科学的本质，“正是想要使所做的解释既有系统而又受事实证据的约束这一愿望，产生出科学；正是以解释性原则为基础来组织和分类知识，是这些科学的特殊目标。”（注：转引自马克·布劳格(1992)，第1页.）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够从逻辑上经得起推理，并且能够经得起检验。所以，经济学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同时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事实检验并非一定是证实，关键在于具有“可检验性”。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注：其实，理论与假说相当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因为“假说是较低确证度的理论，而理论是较高确证度的假说。”见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也就是说，假说是尚未经过大量检验或被论证而被普遍接受之前的命题，而理论则经过了大量的检验，特别是经过了逻辑推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从宽泛意义上讲，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而这三个方面的技巧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与其他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和著述的人们”的区别。（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章.）他把历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注：熊彼特为了论证经济史的重要性，还特别说明了如果要他在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三者中做出惟一选择的话，他将选择经济史，有三个方面的理由：(1)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2)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3)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见熊彼特(1991)，第32～33页.）他还特别论证了经济理论的形成，即在假说、假定等的基础上，通过创造一些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方法，形成经济理论。（注：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9页.）历史和统计的作用就在于发现与验证假说。因此，理论的发现既需要从历史或现实中发现问题，也需要逻辑的演绎推理。（注：既然写到历史和理论推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提到卡尔·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看，这涉及经济研究的两条不同思路：一是经验研究(empiricalstudies)，主要是使用统计数据、计量模型和历史资料检验一种假说(hypothesis)，这种假说可以是自己提出的，也可以是别人提出的；二是理论研究(theoreticalstudies)，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应该是自己提出的，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假说（注：张维迎在《企业的企业家》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对国外经济学博士论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区分。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5～6页。其实，这种区分在一般的经济研究中也完全适用，要么提出假说进行证明，要么对假说进行验证.）。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所谓实证分析，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而规范分析则和价值有关。前者关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换句话说，“是”和“应该是”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别，共同构成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判别条件。据此，描述经济究竟如何运行的或人们的行为到底怎样的学问便被称为实证经济学；而那些充满激情的赞美或诋毁（“应该”或“不应该”）某种经济运行机制或人们行为的做法，则往往被人们贴上规范经济学的标签。

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Hume)。他在《人性论》中写道，“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绝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休谟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命名为“休谟铡刀”（注：休谟的这句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5页。马克·布劳格在该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问题.）这实际上指出了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N.W.西尼尔(NassauWilliamSenior)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解释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差别。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是只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注：N.W.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休谟和西尼尔只是指出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而对实证和规范研究做出明确分析的当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NevillKeynes)。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whatis)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是否具有可取性(whatoughttobe)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它关注人的理想，而与实际状况无关。”（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有许多学者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他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从整体上看都在实证分析一边。在他看来，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理论应该根据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进行检验”（注：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文见《弗里德曼文萃》（上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句引文分别见123页、125页.）。

除了像弗里德曼那样坚持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外，也有的学者积极倡导规范分析，如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他指出，“价值赋予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带任何偏向的研究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决定了概念的意义、模型选择以及对观察的挑选等”。这实际上说明了实证研究也受规范约束的问题，因为人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背景，从而观察事物时就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说得更绝对一点，坚持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选择实证分析而放弃规范分析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既有实证研究，也有规范研究。对不同国际贸易政策的福利影响的研究，就是实证分析，而提出应该采取这种或那种政策主张，就是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1.方法论个人主义。按照沃伦·萨缪尔斯(WarrenSamuels)的说法，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注：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西德尼·瘟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Rutherford)从三个方面对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了解释，(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注：（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8页.）以上两个定义指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本质，即研究社会想象必须从个人入手。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比较早地进行详细研究的可能要数哈耶克和米塞斯。（注：有人认为：是米塞斯使方法论个人主义众所周知，第一个在经济学论文中强调了其隐含的问题。霍奇逊(G.M.Jodgson)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邓正来指出，马克斯·韦伯(MaxWeber)与米塞斯一起创立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是米塞斯将韦伯所使用的“关于方法的个人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转述成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有人甚至认为，这一转变是20世纪哲学实践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见邓正来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写的中译本序言《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序言第10页.第12页.）

1945年，哈耶克(F.A.Hayek)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真个人主义和伪个人主义。他认为，真个人主义起始于约翰·洛克(JohnLocke)，后来经过了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大卫·休谟(DavidHume)、亚当·斯密(AdamSmith)、约翰·穆勒(JohnMill)等人的发展。他指出，真个人主义认为，“惟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为，方能达到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通过对个人行动之综合影响的探究，……第一，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套用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on)的话来说，‘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第三，自由人经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27)

1949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出版了《人类行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三项内容：(1)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的行动而表现出来。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2)人生来就是个社会动物，但这个过程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变动不拘，就是这个过程的进展。除掉了个人，也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除掉了个人行为，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各种分工下的社会合作，只有在某些个人的行为中才能看得出来。(3)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集体被认识，总是由于那些行为的个人赋予他的意义。（注：LudwigvonMise,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WilliamHodgeandCo.Ltd.,1949,pp,41～43.）另外，米塞斯还分析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Singularism)。

2.方法论集体主义。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立面，方法论集体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注：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同样，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概括，方法论集体主义包括三层含义：(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使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注：（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3～34页.）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方法论集体主义持批评态度，例如哈耶克指出，集体主义“谎称它们有能力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体的实体，……这类实体乃是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的。”（注：F.A.冯·哈耶克(2003)，第12页.）方法论集体主义虽然遭到了许多批评，但是许多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方法论集体主义作为自己方法论的核心。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汤因比历史研究中采用文明作为分析单位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我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它们各有自身的利益，即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成功地运用了方法论集体主义，并且揭示出不仅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而且对集体利益的考察较之对个人利益的考察更具科学性。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这一做法进行批判，因为他没有说明个人利益如何形成集体利益，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注：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马克思之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明确将“阶级”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惟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1992年版，第158页.）

汤因比(ArnoldJ.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可谓把方法论集体主义运用到了极点，他的研究单位或基本单元不是个人，也不是团体或群体，甚至不是国家民族，而是文明，是通常以民族国家为组成部分的文明。（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以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为分析单位，这都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运用。（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关系。从前面对这两个概念的分析看，它们似乎势不两立，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又是相互补充的。有一段话很恰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群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又必须考察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注：转引自霍奇逊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就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言，应当承认，它们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中。如果没有个人利益，个人行动就成了无源之水，集体行动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换个角度看，如果集体利益不存在，社会、国家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合作与阴谋呢？我们认为，不在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否存在，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个人利益能否与集体利益统一？个人利益是否构成集体利益的前提条件？个人利益能否合成为集体利益？

例如，国际贸易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利益”是核心。但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抽象的，具体的贸易和交易都是发生在厂商、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具体利益主要体现为个人、厂商或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个人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国家利益的最直接表现，国家也只有代表、维护个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时，才有存在的必要。国家相对于其国民而言是一个集体，全体国民组成的集合；但是，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它又是一个个体。因此，方法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分析国家行为时都适用，二者互为补充。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注：详细内容见李增刚：“溯因、归纳与演绎”，《山东经济》，2004年第1期.）

演绎和归纳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就说明了归纳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归纳是从众多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与归纳不同，演绎是从假定前提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得出结论。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Mill)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都曾强调这两种方法同时运用的重要性。“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1页.）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非常恰当地同时运用了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

另外，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如“经济人”假定，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从来都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那么这个假定能否产生值得怀疑。再如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并不是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凭空杜撰的，而是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他正是从交易费用不为零这个假定出发，解释了企业性质的解释（注：科斯：“企业的性质”，中译文见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又是—种演绎分析。

与归纳和演绎非常相近的还有一种方法，即溯因(abduction)。它是指结合已知公理、假说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理论性命题的方法。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这个术语很少见到，但是其做法却一直被使用，如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这是为了解释一个一般现象，即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起初不断下降；然后随着这个国家变得富裕，环境质量又逐渐改善。经济学家提出了四个假说对此进行解释：(1)环境质量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弹性随收入增加而不断上升；(2)当人们更多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政府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愿意分配更多资源控制污染；(3)贫穷国家自己无法实现他们扶持和引进工业带来的繁荣。污染工业虽然在工业化国家受到排斥，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大受欢迎；这些国家只有富裕后才被迫治理环境，清洁空气；(4)可以假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分与贫穷国家不同，因此存在一个逐渐向清洁工业和经济活动进步的自然过程（注：参考DanielW.Bromley,2002,"EconomicsandPublicPolicy:theEssentialLogicofPragmatism".www.aae.wisc.edu/bromley.）。

从这些分析看，归纳、演绎、溯因都是经济学基本的研究方法，缺一不可。归纳法虽然受到各种批评，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毕竟理论来源于现实；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但其基本假定却离不开归纳；溯因强调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然后在用理论解释时提出新的理论。另外，现代经济学特别强调实证，实证案例的选取以及表述本身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五、长期与短期

传统经济学经常不考虑时间因素，从而也就没有静态和动态、长期和短期之分。但时间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却至关重要。马歇尔最早区分了长期与短期这两个概念。（注：卡罗·帕尼科(CarloPanico)，“长期和短期”，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60页.）他指出，在短期内，“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适当工业组织的供给，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他们的供给适应需求”；但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调整的”。他接着指出：“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注：马歇尔的引文见：《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5～66页.）现代经济学家从生产的角度对长期和短期的区分是，“在短期内某些生产要素是固定的，……；在长期内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变动”（注：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从本质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论述的是长期均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市场的自动调节、市场出清等问题都是针对长期而言的。例如，市场供求通过价格自动调节，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降，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实现供求平衡；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供给量增加，供求也会实现均衡。但是，产品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供给量虽然能够在非最优规模上增加，但产品的生产本身也需要时间。我们还可以将从“生产”角度区分的“长期”和“短期”扩展到制度分析，长期内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变化，特别是宪法，国家整体等都可能变化；而在短期内只能发生宪法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换句话说，在短期内，所有主体只能在既定约束下，选择最优的制度；而长期内，它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改变制度选择的规则，即布坎南(JamesM.Buchanan)所谓的“宪法”。

按照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没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解，市场调节会使宏观经济自动实现均衡。从长期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能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市场似乎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均衡，但政府往往需要解决短期问题。正如凯恩斯(Keynes,J.M.)所指出的，“长期”往往使人踏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注：正如有人在批判传统经济学时指出，在暴风雨季节到来之时，这批人只能告诉我们在它逝去之后，大海会恢复平静。然而，谁都知道，此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或必须做些什么。参见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见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7页.）在现代国家，执政者的任期是有限的，是选民定期选举出来的。从完全放任自由的角度看，政府的最优决策可能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不作为。但是，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时，执政者不可能无所作为，任宏观经济自由波动，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从人的行为看，具有短期眼界和长期眼界的人会表现出巨大差异。例如，一个具有长期眼界的统治者会通过适当的税收、提供公共产品等谋求长期利益；而—个流动的帮匪则通过竭泽而渔实现短期收益最大化（注：MaNCUROlson,PowerandProsperity,BasicBooks,AMemberofthePerseusBooksGroup,2000.他进而指出，人们在高呼“国王万岁”时是发自内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预期具有长期的眼界的统治者不仅考虑短期利益最大化，还会考虑长期利益，从而可能会制定长期政策，确定适当的税率等.）。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执政者采取经济学家的观点，任何国家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采取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甚至通过宪法规定下来，不得变更。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当失业大量增加时，执政者不可能用“长期”安慰选民，他们需要解决现实问题。失业工人需要的也不是“长期”安慰，而是生存问题。因此，政府可能就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采取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虽然大量研究表明，采用贸易保护政策维持就业代价高昂，并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要远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即出现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但执政者除了追求经济效率外，还要考虑社会稳定，执政者至少在其执政期间不希望发生社会骚乱。执政者任期短期化，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就决定了现实经济决策与理论之间的差异。六、结束语

经济学作为科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方法。科学研究无非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一般性理论。实证与规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决定了研究的视角，是构筑理论的基础。当然，经济学方法论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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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似乎不愿对方法论问题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的方法论思潮很快就湮息了，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如此。其实，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维护的并非是坚定的学术信念，而是其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成一种“伪科学”。这一点也为所博兰所认同，他写道，“因为波普尔说，‘科学’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态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似乎不愿意接受方法论及其固有的对新古典理论的方法论批判。要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家乃是懦夫，简直易如反掌。但是从我的苏格拉底一波普尔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宽容方法论批判，也许只不过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是‘非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会采取无动于衷的行为，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以及核心假设，正是经济人这一假设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提供的理论和信仰支持。博兰写道：“哪种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产生好感呢?很明显，认定了自私自利符合其最大利益的那些人，将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为他们的自私自利提供了一项强有力的辩护。这不是说，赞成主流经济学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只是说，我们非常易于识别那样一些同事，他们非常善于利用他们的新古典解释来避开对他们自私自利追求的挑战”；因此，“假定可以说，倘若新古典经济学吸引了占绝大多数的有自私自利倾向的人，则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力批判置之不理，是符合他们的一己私利的。倘若新古典经济学被驳倒了，我认为对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将会出现一场严重的诚信悖论。”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似乎不愿对方法论问题进行实质性探讨，以致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兴起的方法论思潮很快就湮息了，国内经济学界更是如此。其实，这些主流经济学家维护的并非是坚定的学术信念，而是其自身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蜕化成一种“伪科学”。这一点也为所博兰所认同，他写道，“因为波普尔说，‘科学’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批判态度，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似乎不愿意接受方法论及其固有的对新古典理论的方法论批判。要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家乃是懦夫，简直易如反掌。但是从我的苏格拉底一波普尔视角来看，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宽容方法论批判，也许只不过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是‘非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会采取无动于衷的行为，还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以及核心假设，正是经济人这一假设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提供的理论和信仰支持。博兰写道：“哪种学者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产生好感呢?很明显，认定了自私自利符合其最大利益的那些人，将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为他们的自私自利提供了一项强有力的辩护。这不是说，赞成主流经济学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这只是说，我们非常易于识别那样一些同事，他们非常善于利用他们的新古典解释来避开对他们自私自利追求的挑战”；因此，“假定可以说，倘若新古典经济学吸引了占绝大多数的有自私自利倾向的人，则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力批判置之不理，是符合他们的一己私利的。倘若新古典经济学被驳倒了，我认为对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将会出现一场严重的诚信悖论。”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4篇

《微观经济学》教材有很多，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斯蒂格利茨和沃尔什合著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梁小民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程》。对于学生来说，教材的难易程度和实用性是很重要的。经济学是一套连贯的理论，如果教材难度过大，学生就不易接受，真正学到的知识就少。在国外的教学中，很多课程没有固定教材，教师上课也并不依据某一本教材，而是列出一长串参考书供学生阅读，而在我国传统的教学中强调以教材为本。可是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很少融入案例或新闻摘要，根据我国国情，我们在指定教材的同时，还应在讲课之前为学生精心选择教学参考书目。这些参考书目包括经济学经典教材、经典著作、经典论文，有价值的期刊和经济学学习网站。国外学者，特别是美国大学教师编写的教材案例比较丰富，可惜是取材于国外的经济现实，有些在中国课堂中并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因此，教师还需要大量收集经济学案例，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这一方面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能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方法的改革

微观经济学原理与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培养经管类专业人才的第一步。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深奥、难懂，学生难于消化，特别是要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证明和推导经济理论，使很多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难学。要做好教学，就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培养其专业兴趣，多传授实用性强的知识，最终使经济学原理“印”在学生的脑海中。将微观经济理论学习过程中的抽象、难于理解的问题，变为具体和简单。

首先，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在对教材进行整理、归纳后，借助国内外最新的教学内容、精彩片段等，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需要将图、表和数学都作为其基本工具，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后，可以节约出大量的课堂时间，这对教学内容的完成将更有利；同时教会学生看图表、做图表对学习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教会学生如何看图、如何作图。“一图胜千言”--解释经济现象时，有时用图来说明要远远好于语言的罗列。第二，教学中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环节也早被提出，敢于提问才能敢于批判、敢于探索、敢于创新。因为，正确的提问代表着创新的方向，没有正确的方向也就没有创新成果。从学习活动方式来看，绝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活动仅限于“预习、听课、复习”之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懒于思考、缺乏问题意识”。这种学习状态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因此，可以考虑将课堂实验的方法引入《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来。形成师生互动，老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的信息双向交流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成主动的知识探询者，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同时，教师也可以发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了解学生的需求，做到因人施教。

第三，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在现代教育领域已被广泛使用，我们不仅要加强对西方经济社会的研究，揭示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企业组织与管理等的新变化，还要加强对我国经济实践的研究；通过大量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原理具有极强的实用性，所有人都生活在经济社会之中，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和经济有联系。西方经济学原理不仅是一门学问，更是人们生活、理财的可靠指南。

第四，注重习题练习。通过做习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习题练习可以使学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纠正学习中的错误，巩固所掌握的知识。并且我们可以在学期初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供学生选择。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根据选题查找参考文献．依据所学知识分析研究课题并总结自己的观点。最后要求学生在小组前进行答辩演讲。表达自己的观点，回答其它同学提出的问题。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正确表达、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和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性格。

3、考试形式改革

对任何课程来说，考试都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虽然它是教学过程的终端，但对整个教学过程逆向影响十分显著，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和教育质量的高低。对微观经济学课程来说，考试是其教学过程的延续，是学生深化学习的过程。学生在回答问题过程中，学生将所学到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解决分析实际问题，使其所学内容得到强化，加深了对课堂上所学理论的理解并且提高其综合素质，也使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同时，考试也是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情况的综合检验，是对教与学的一次全面性反馈。通过考试，教师可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了解学生思想的阶段性变化，开展针对性的教学。

但教师不能只通过期末考试的成绩来评价学生，学生的学习目的也不要仅仅在追逐最后的分数。我们可以通过累加式组合构成学生的成绩，即《微观经济学》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共同组成，平时成绩的权重确定，教师可根据授课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小测试，并围绕讨论写出小论文，这样，可以锻炼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减轻期末考试的压力，不再通过死记硬背而完成期末考试。所以平时成绩应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个人作业、小测试、小论文等形式占最终成绩的30％。同时对期末考试的内容进行调整，注重考评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和逻辑计算能力，增加开放性和应用性的题目。这类题目紧密结合当时的经济热点问题，从报纸或网站上选取恰当的文献资料，让学生利用所学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对同一个问题，学生可以选取不同的视角，使用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这种题目并没有唯一答案，只要学生在论述中有理有据、自圆其说就是合格答案。这样既可以激活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又较好地发挥了考试的导向作用、教育作用和反馈作用。

论文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考试方法的改革。

论文摘要：探讨了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在开设微观经济学课程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试等方面的新尝试，阐述了该课程运用新的教学理念，使教学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为该课程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新思路。

《微观经济学》是经管类学生所学的第一门专业课，一般在二年级上学期开设。这些刚刚接触专业课的学生有一些相同的特点：第一，他们虽然读过或听说过一些经济理论，但经济学知识不够完善，没有一条贯穿于经济知识的主线，也不能形成体系；第二，他们在中学接触过政治经济学，他们的脑海中有些先人为主的观念；第三，少数学生读过一些他们感兴趣的经管类图书，但各人读的书不同，接触的知识也不同；第四，他们在一年级已经学习了微积分课程，但由于经管类专业文理兼收，学生数学基础参差不齐。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5篇

1．启发示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应该是注重教师的启发与学生的参与。课堂上，教师根据经济社会热点提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思考与讨论，师生间形成良性互动。但提出的问题本身既要有一定深度，同时又要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学生通过积极思考，既培养了创造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又深化了对知识的理解。例如:在讲授“价格歧视”理论时，可以让学生讨论在国内很多公园中，针对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为什么收取不同的票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施行这种差别价格政策才能有效呢?可以启发学生运用三级价格歧视的概念与理论模型进行讨论。由于国内外游客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采用差别价格政策能使公园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这样种策略的实行是有条件的。首先这种产品必须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黄鹤楼公园全国仅此一家，即使收取高一点价格，外国人也不会放弃到此一游。第二，必须能把不同市场或市场的各个部分有效地分割开来。公园可根据国籍、肤色、语言的不同来区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他们实行差别价格。第三，各个市场必须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不同。外国人的需求弹性比中国人小得多，因而定高一点价格的门票并不会影响他们游览黄鹤楼。接着还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现实中还有哪些情况下实行了这种差别价格策略。为了调动学生对启发性问题进行回答的积极性，教师可以采取一些激励措施。如凡是自愿回答启发性提问的同学，如果回答能自圆其说，期末平时成绩可以酌情加分。

2．案例教学法

例如在学习《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时，可以将我国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两种政策的实际操作过程向学生进行介绍。首先将此段时间的政策操作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介绍每个阶段实行相应操作的经济背景，实行松紧搭配的原因，取得的效果，最后再对政策的混合使用进行评价。这样就结合了IS－LM模型与财政、货币政策运用的原理，解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第一阶段是1988．9－1990．9，此阶段实行的是“紧财政紧货币”的双紧政策。第二阶段(1990．9－1991．12)，实行“紧财政松货币”的搭配。第三阶段(1992．1－1993．6)，实行“松财政松货币”的双松政策;第四阶段(1993．7－1996年底)，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第五阶段(1997－2002)实行适度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第六阶段(2004年—2007年)“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可以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各国经济的不景气，分析各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取了哪些宏观调控的政策以及原因。这样既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又联系了实际经济问题，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可将学生进行分组，每组确定一个感兴趣的知识点并联系一个实际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该组同学自己制作课件，然后到讲台上为大家陈述，最后由老师就这个知识点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点评。这种方式可使学生增强主动学习的兴趣，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精彩陈述，学生必须对理论熟悉于心并灵活运用，从而提高了学习效果。通过讨论，帮助学生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尽量在学到相关知识时寻找现实生活中比较贴切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样可以调动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专题讨论+课后小论文形式

在完成理论讲授、材料分析后，就要结合社会现实并针对学生求知欲强、思维活跃的特点，紧扣所学的理论内容，拟出相关思考题，进行实践性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意识，引发讨论和辩论，把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引向更深层次。

1．专题讨论

教师可以在某个理论系统讲授之后提出一个专题，让学生分析讨论，教师在其中可以适当进行启发式提问，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例如在学习分配理论这一章时，其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所以上课时首先提出问题———公平与效率谁为先，让学生们根据所学的理论和现实情况各抒己见。有的同学从政治学的角度，有的同学从经济学的角度，还有的从富人、穷人的角度分析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阐述了到底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率为主。最后，教师结合大家的讨论结果，得出大多数同学认可的观点，即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分配，比平均分配更有经济效率。但是按市场原则分配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政府应该对社会收入进行适当的再分配，以兼顾公平。通过这样结合实际的分析，使学生们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感受到经济学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从而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2．组织专题辩论

这主要是选择一些综合性案例，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以辩论会的形式进行案例教学。如“人民币应该升值吗”、“我国现阶段应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等专题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辩论。在辩论完后还可以要求学生就这些问题写出小论文，谈谈自己的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也可启发学生就身边的一些热点问题用学过的理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可以调动学生充分运用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锻炼经济思维能力，还可以促使学生去查阅大量资料，拓展知识面，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总之，“理论精讲+材料分析+专题讨论”三个步骤的教学紧密相连、相互渗透，共同服务于提高教学实效性这一目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可以将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整合，灵活运用，使教学效果得到很好的体现。同时，还应注意不同专业及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进行分层教学，根据学习主体的多层次性，制定多层次的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差异把握教学内容的侧重点。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又培养了学生的兴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还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锻炼提高了学生的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及辩论技巧等综合素质。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运用；启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2

一、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方法论是对经济问题及其理论研究指导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以一定的经济学流派或学说中相同或者相似的研究方式，经过人们的总结而形成的相应经济学方法论，他们之间相辅相成却各有特点。而经济学方法是在经济学方法论下，以具体的方法来对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如数理方法、计量方法、历史方法等。根据相应文献书籍资料，笔者按照相关主流方法论及主要研究方法做了部分总结。

1.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方法论的归纳有多种，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等等，然而在这些不同领域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下又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来整理。傅耀（2002）①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情况，根据其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四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高本权（2013）②在其书中根据经济学流派将经济学方法论分为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古典时期之后的经济学方法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几个主要流派（分支）的方法论。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刘永佶（2015）③认为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内容，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为道、法、术、技的方法论关系。下面以经济学界比较认同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四个不同阶段来了解认识经济学方法论。

（1）前实证主义

前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从其他学科中刚分离出的独立科学，还未形成确定的理论，同时也是研究经济学问题中自发的初步形成的一个阶段。此阶段，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现象描述和科学抽象法初步显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抽象演绎和现实描述方法系统的展现，以及接下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发展了演绎法，马尔萨斯和萨伊将现象描述大力发展。总之，这一时期抽象和现象描述属于原创的初步阶段，具有许多的不完善和漏洞，当然也为今后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奠定了创立性的基础。

（2）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第一个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的时期，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递进阶段。西尼尔在李嘉图的抽象法基础上发展又进行突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法作为确定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方法，凯恩斯在坚持实证的基础上将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进行互补。以及罗宾斯、奥地利学派等在此阶段均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和相应的贡献。为这一时期的方法论演进做出了推动作用。

（3）证伪主义

伪证主义方法论是哈奇森将波普尔的伪证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中发扬，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是对以往的经验进行或准确或不完全的解释说明。同时，此时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从具体的经济学研究学习中把具有解决问题的存在现实意义的理论进行提炼，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认为以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能够解释和预测现在或将来的经济学现象。两者都处在一个相同的时代环境中，只是运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相同的问题达到一样的结果。因此就展开了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的争论，两人在相互争论之中也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4）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经历了从旧历史学派到新历史学派、制度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变迁。其与前两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相似，都是通过形成相对完整的逻辑理论过程中，对自身经济学方法论解决问题都有较大的自信。制度学派与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善于从已经发生过的经济学事件中寻求规律进而建立相对通用的理论体系。

2.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1）归纳法与演绎法

归纳与演绎本身是哲学范畴的研究方法，后来被用在经济学领域，并在研究中作为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归纳法重视对资料的收集整理，认为只有在充分整理资料，才能总结外部世界的规律和法则，才能对经济活动的普遍性加以解释。演绎法强调思维活动对外部的认识，认为逻辑是客观世界本身存在的规律，能够通过思维的轨道，从已知的经济学规律中探索未知的经济学理论或叫作真理。

（2）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将研究方法分为实证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Positive analysis）在规定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研究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因果关系，他所分析的是做出某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规范分析法（Normative analysis）在一定的评价标准下，提出经济行为的标准或理论，依此来分析经济活动。实证分析中的各类分析方法常常结合在一起，难以分离，例如用计量的方法进行时间序列的动态研究；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难以割裂，规范分析常常以实证分析的结果作为依据。总体来说，实证分析回答“是什么”，规范分析解决“应怎样”。

（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主要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抽象方法，主要研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归纳影响运行机制的主要原因；而定量分析的应用比较普遍，主要在金融领域尤其广泛，运用数学的方法，通过计量和统计的手段来研究经济现象。但定性分析目前而言还缺乏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主要应用于宏观经济的分析，因此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才能有效解决经济学问题的本质和实际经济现象。

3.其他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

除上述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主要方法以外，经济学方法论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主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哲学的研究方法来对经济学进行研究学习；及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中国特有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总结归纳出一套具有针对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方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主要的经济学方法，比如对个体和总体的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加入时间空间维度的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研究方法等。这些都对具体的经济学研究学习起到了路径指导，但是也需要根据不同的经济问题研究运用不同的经济学方法。

二、相关文献分析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些具体的经济学问题研究，来分析其所运用的经济学方法，以便对今后相关问题能够选择合适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1.实证研究

以一篇关于农村收入和消费结构动态变化的论文为例，艾慧、孟凡荣（2016）在《安徽省农村收入和消费结构动态变化及趋势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论文中，第一部分引言所研究的经济问题本身的现状，第二部分文献综述说明国内学者对消费结构的研究现状，第三、四部分通过选用相关模型对问题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处理进而得出数据结果，第五部分结论与政策启示对所分析的数据处理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结论并作出相应政策建议。我们可以看出整篇文章采用了“文献研究―现状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四部分方法研究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图2.1 实证研究方法的论文应用示例图

从上述文献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与现实相结合的问题研究，且运用相关模型进行分析的论文，一般需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现实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而得出实证研究结论。

2.对比分析

归纳和对比是一篇定性论文研究的方法，我们以一篇理论归纳对比研究的论文，陆凯旋、甄永红（2002）的《西方货币需求理的比较分析》为例。该论文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将费雪方程、剑桥方程、凯恩斯货币需求函数、弗里德曼货币需求函数归纳整理，并依次分析理论的演进过程，最后在第五部分结论中对四种典型的西方货币需求理论进行分析和比较，得出作者的观点和文章的结论，为今后的理论的研究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从整篇论文的结构可以看出，此论文运用了“现状分析―归纳分析―对比分析”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西方货币需求理论进行研究。

图2.2 对比分析方法的论文应用示例图

从上述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对比分析的方法一般运用于理论研究的论文中，并且要结合相关归纳或演绎等方法进行分析。

三、经济学方法论指导下对经济学方法运用的启示

经济学方法论是由一定的经济学说为指导，又通过具体的经济学方法或手段来研究经济学问题或现象，因此对于方法论的归纳和思考有利于经济学研究效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运用一方面可以从前人的经济学方法理论中归纳总结进而整理出具有规律和门类的方法理论和具体的方法，另一方面是从现阶段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进行提炼，进而思考引发启示以便于对今后的研究提供经验和思路。从上述经济学方法论及经济学方法的阐述，以及对具体的研究进行研究方法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经济学研究中更好的运用方法论的启示。

1.经济学方法从不以单一的形式运用到学术研究中

一个经济学的研究所运用的方法都是多个的，通常是以一种方法或手段为主，多种方法为辅来共同的流程化的研究经济问题或现象。例如，一些研究中总是将归纳分析与对比分析相结合，通过总结归纳相同或不同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来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提出相应思考。因此，善于结合运用多种经济学方法有助于对经济问题研究理清思路透彻分析问题。

2.要视研究的具体问题而适当采用相应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研究不同问题要运用相应的经济学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就需要运用相应的实证分析，探究理论问题同样需要运用相应方法。如果用错误的方法研究问题会得到本质上的偏差，得不到结论或结论出现严重方向偏离，所以需要在对问题研究之前，拟定一个合理的经济学方法并对其研究路径进行评估，才能在研究中事半功倍。

3.简单理论解释复杂现象，复杂方法解决简单问题

林毅夫说理论是信息节约的工具，一个理论应该用越少的假设解释越多的现象。经济学研究常说要“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复杂化”，这里就需要分清两个不同的复杂和简单，一个是复杂问题简单化，是需要运用较少或简单的理论去解释更多甚至复杂的现象，这样才能让问题本质得以暴露，以至于研究者更好的去分析，让读者更好的去理解；另一个是简单问题复杂化，这里复杂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对于简单问题得出简单结论的处理过程中，需要更细化其推导过程，将问题的本质挖掘出来才能够深入其内涵得到更深层次的启发。

四、结语

更好将经济学方法论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有利于对问题或现状的分析，也能帮助我们对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同时，在学习和研究中也要不断思考、反复推敲，将理论和方法深入理解并结合实际拓展创新，才能突破困境得到更大的进步。

注释：

①傅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J].当代财经，2002（5）.

②高本权.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8.

③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参考文献：

[1]傅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J].当代财经，2002（5）.

[2]高本权.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8.

[3]刘永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2.

[4]素芳.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J].中国城市金融，1993（2）.

[5]曹均伟，李凌.经济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争论与融合[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7（3）.

[6]艾慧，孟凡荣.安徽省农村收入和消费结构动态变化及趋势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J].中国劳动，2016（22）.

[7]陆凯旋，甄永红.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2（3）.

[8]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2004，25（5）.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性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一、《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性质、地位与学习的意义

1、课程性质及地位

目前，《经济学方法论》课程已经成为国内众多综合类大学以及财经类大学的专业主干课。在内蒙古财经大学，这门课程是作为经济学院本科生第四学期的必修课程，同时是商务学院国际贸易专业的选修课程。在本科生课程体系中以及课程方案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本课程对学生所学前期课程的理论知识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方法论的视角――获得对既有知识的新的整合与重组，从而提升学生对所学不同课程的认识能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本课程还具有非常强的引导实际操作能力的作用，有助于学生对第四学期结束后即将写作的调查报告以及后续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等工作的顺利展开。

2、学习的意义

根据埃思里奇的观点，教学计划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我们主要教授学生“知”的经济学，却极少教授他们“行”的经济学。也就是说，处于“知”、“行”相互割裂的状态，这使得学生们处于知道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却不知道如何将理论用于指导研究实践。而经济学方法论这门课程恰恰构建起学生对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实现“知”“行”相统一的桥梁。

此外，从我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三化”道路的演讲中所提：中国经济学建设必须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道路，根据这一提法，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理论发展中的这“三化”，笔者想，在这里方法论以及方法问题非常重要，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方法论方面的学习、借鉴与应用来更好地对“三化”的实现提供创新与发展路径。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主要是使学生从哲学层面、经济学方法层面以及经济学具体工具方法层面三个层面系统的学习方法论知识。

2、能力目标

借助于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知识，培养学生将经济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最为直接的目标就是使其具备较顺利撰写调查报告以及研究报告的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通过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使其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视角，能够以这一全新视角将所学各门课程的经济学理论统筹整合为一个整体体系，成为经济学理论知识的“知”者，并建立起应用经济学理论知识来解释、研究中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学习习惯与素养。

三、教学内容设计

导言中对经济学方法论课程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说明，如方法、方法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含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为什么学习以及如何学习的问题作出说明。特别是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层次性方面，一般把经济学方法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也即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即就经济学而言，将经济现象作为对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否具有特殊的性质，那么其认识的方法、方式、途径等是否存在规律；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的操作方法，即对经济现象认识的具体操作方法。教学内容中各部分的划分就是按照经济学方法论的这三个层次的顺序展开的。据此将教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科学哲学部分，具体包括对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发展理论以及托卡拉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等内容进行讲解。一方面这一部分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最高层次，有助于学生从深层次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思维；另一方面哲学思潮的发展也始终都在极大的影响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以及经济学说的发展，从这一角度说，我们也必须较为系统的使学生认识到哲学层面方法论的基本发展历程以及成果。

第二部分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问题，具体是按照经济思潮以及流派发展的历史顺序来安排教学内容。第一块内容将对古典经济学阶段重要经济学家对方法论的论述进行讲解和说明，具体包括古典经济学之前的重商主义、威廉・配第等的经济学方法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包括斯密、李嘉图等；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标志，开始了当今同根于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分立，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此，本部分第二、三部分内容将分别安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第四部分内容是从方法论论战的视角对经济学方法论在西方涉及的几次大的争论进行说明，如边际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学派之战、新古典综合派与剑桥学派方法论之争等。

第三部分是具体的方法问题。由于经济学也是一门社会学科，因此，这部分内容想从两个层次来讲解，一是从社会科学一般层面的分析方法来做出讲解，具体包括社会科学研究中具体的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问卷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二是从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出发，来说明其主要的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分析、数学分析等。

第四部分是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最终归宿问题，即应用的经济学方法论。也有学者把他取名为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和论文的撰写。

四、教学准备

目前国内关于本门课程的教材分为国内学者出版的教材和国外翻译的教材两类。一类是国内学者自主编写的教材，如张俊山、朱成全、韩永进、高本全等。第二类是国外翻译的教材，如上海财大出版社2005年翻译的谢拉・C・道写的《经济学方法论》、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方法论课程所包含的层次以及内容非常广泛，因此，教学过程中不可能仅仅依托于一本教材来完成课程的讲解，需要大量的辅图书、论文资料。对于这些辅材料，目前国内可供参考的图书如汪丁丁主编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刘永佶、程恩富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出版的专著、汉兹、门格尔、霍奇逊、罗宾斯、霍奇逊等国外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著名学者的译著。此外，还可跟踪国外专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期刊，如《经济学和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等。

五、教学过程设计

目前，笔者所在学校已经开设这门课程多年，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教的方面，授课教师备课非常累，可以说备课费时、费力、费心血，但总体感觉收效不佳；另一方面，学的方面，学生普遍反映枯燥、没意思、没兴趣进而听不懂，最主要是感觉不到学了这个课有什么用。在上述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教学过程设计应沿着重过程、重应用的思路展开。

1、将学生的学纳入到老师教的过程当中来，真正融教与学于一体，采取四个模块相统一的教学方式

（1）课堂讲授：增强系统性、知识性+注重知识表达通俗性+寻找案例增强趣味性；（2）课后作业及阅读思考任务：每节课结束都布置复习及预习的内容，每下一节课开始都要检查课后复习及预习的情况；（3）课堂讨论：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与应用来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4）撰写读书笔记：一学期至少要交四篇读书笔记，给学生十本左右的关于方法论的经典译著，以电子版的形式打包放在课程qq群里。其实，后续的想法，还想根据课程特征设置专门的群聊，以群聊参与的程度以及发表的看法来给予表现突出的学生以一定的平时成绩奖励，建立课堂之外的第二课堂。

2、应用“大纲+笔记”的方式来严格教学过程

即设计带有空白地方的教学大纲，要求学生跟着老师在听课的同时，将重要条目下的重点内容补充到大纲当中去，最终形成既有调理又有实质内容的笔记。通过这一办法，对学生的上课过程做出硬性的规定，从而强化教学过程管理。

3、调整考核方式

在上述教学过程设计下，对考核方式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平时成绩比重至少改为50%，最后考试成绩不高于50%。具体来说，准备取消考勤分数，平时成绩包括3块，课堂笔记（15分）+读书笔记（20分）+提问互动（10分）+QQ群活跃程度（5分）。期末考试采取开放式试题，开卷考试，注重对所学课程内容的实际应用能力。虽然增加了授课老师的工作量，但是感觉能一定程度上将学生控制在课堂以及课堂之外的这一课程学习中。

【参考文献】

[1] 唐・埃思里奇（Don Ethridge）.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2] 高本全.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经济学方法论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