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金融市场发展速度的逐渐加快，金融系统在经济领域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而这也使得整个经济体系逐渐向金融化方向发展，近年来金融市场蓬勃发展，这不仅仅是突显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也引起经济体系的金融化。金融行为其实是一种将社会资源社会话转移的形式。从规模和影响程度看，金融社会已然是当代社会的基础。因为金融蕴含巨大的风险，每次的金融危机对于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全球化，破坏的威力将更大。因此金融行为必须成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议题，通过对其研究，揭示背后的社会因素作用。金融行为的研究将金融行为作为一种经济社会行为，积极推动了经济、金融以及社会学的相互发展。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分析研究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萌.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J].才智，2015，(24).

[2]孙涛，胡慧河.“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J].理论学刊，2015，(9).

[3]刘米娜，丘海雄.市场是什么?———新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市场研究：派别理论比较研究及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2013，(2).

[4]蒋海曦，蒋瑛.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述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4，(6).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熊彼特 经济学方法论 新进展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30-07

一、引言

金融危机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当代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不足，经济学界刮起了一股反思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新风。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从古典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那里寻找解决之道，熊彼特作为经济学说史上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更是备受重视。

在两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史上，熊彼特以其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以及中立的态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罕见的兼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大学者。他近乎“贪婪”地从各个领域汲取有价值的知识，用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他这种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研究方法，是他惊人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这种创造性又赋予了他的理论一种别具一格的魅力。但也有人认为，熊彼特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做法，让他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方法论上根本对立的经济学理论，最终导致其整个理论体系呈现出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本文认为，学界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主要缘于对熊彼特方法论了解不足。事实上，熊彼特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与其方法论思想的核心主张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要想真正理解熊彼特的经济理论，了解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优势和缺陷，就必须对他的方法论思想有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尚少。反观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要领先许多，继马克卢普（Machlup）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的60多年中，斯威德伯格（Swedberg）、谷佑一（Shionoya）和安德森（Anderson）教授分别从社会学家、哲学家、演化经济学家这三个角度对该主题进行过探讨。

二、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进展

1马克卢普对熊彼特方法论所做的开创性研究

1950年1月，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溘然长逝，为了缅怀这位曾经为经济学界做出不朽贡献的经济学大师，《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于1951年第5期发表了15篇纪念熊彼特的文章。后来这些文章与其他的5篇论文共同收录在了该杂志出版的熊彼特纪念文集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中不乏一些后人研究熊彼特思想必读的经典之作，如弗里茨・马克卢普于1951年撰写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就是这些经典之作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对熊彼特方法论思想所做的第一次系统性总结和评论，它也成为之后以熊彼特方法论为主题的论文最常引用的素材。

马克卢普教授在论文一开始就表示，熊彼特在年轻时曾强烈支持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但是伴随其思想上的成熟，他似乎逐渐倾向于支持使用历史的方法。这种转变与他在第一本书《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中所表达的主张是一致的，即“在历史方法与抽象方法之间并非存在对立关系，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对不同问题的兴趣”。 Fritz Machlup， “Schumpeter’s Economic Methodology，”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33，1951， p.145.该主张事实上反映了熊彼特对于方法论之争问题的态度，即方法论之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所以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像理论学派或历史学派所宣扬的那样是普遍正确的或者普遍错误的。马克卢普教授对于熊彼特的这一观点表示极为赞同，写道：“我认为，随着他（熊彼特）对于一般认识论和科学方法拥有过人的理解力，加之在许多知识领域的广泛学习与阅读，他不再能够忍受在这一领域的不同专家在方法论问题上的胡言乱语。当其他人都在不断重复他们那些固执的言论时，熊彼特则迫切地表明他自己的主张――必须保证方法论上的包容性。”马克卢普之后的论述兴趣主要集中于熊彼特对不同方法的包容性上，他认为熊彼特在其长达44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执着于追求“历史的、统计的和理论的综合”以及“这些方法之间的相互渗透”。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但是，马克卢普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至此而已，他没有对熊彼特是否成功运用这些研究方法做检验。而这一遗憾我们只能通过考察其他经济学家的工作进行弥补。例如，在数学――静态学――计量经济学方法方面的检验，主要由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与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二人完成，他们在1951年的纪念集中独立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两篇文章。

此外，虽然马克卢普注意到了熊彼特所说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只与经济学相联系而与政治学无关，但他避开了所有关于熊彼特固有的对政治方法论个人主义忽视的批评，而这显然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明显忽略的一点。纵观全文，可发现马克卢普不断地规避掉了熊彼特学术中可能会引起争议的论点，而只论及他方法论思想中为大多数人所赞赏的观点。帕尔曼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哈耶克主义者，即他在写纪念类文章时会贯彻‘对死去之人，只言其好’的原则。”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0.这一原则的贯彻明显弱化了他这篇文章的客观性。

本文认为，由于受到某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马克卢普的这篇文章尚存在许多的缺陷与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后人研究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必读经典。因此，在阅读这篇论文时应该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考虑到这毕竟是在熊彼特去世后一年之内赶制出来的一篇纪念性文章，而当时两本熊彼特离世以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熊彼特整理出版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与《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都尚未出版，马克卢普在那个年代能够如此系统地介绍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已实属不易。

2斯威德伯格关于熊彼特方法论的观点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对于熊彼特的研究学术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他是研究熊彼特思想方面数一数二的专家，甚至有人说“他在这方面的专业程度可能只有盐野谷佑一教授能与之媲美了”。 Hanusch and Pyka， Elgar Companion to Neo-Schumpeter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7，p.44.斯威德伯格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是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出发对熊彼特理论进行考察的，他在《熊彼特传》（Swedberg，1991年）中通过叙述熊彼特的生平和著作来引出他的研究主题――经济社会学。

斯威德伯格尝试通过叙述熊彼特学术的演进过程来展示熊彼特对于经济过程的感知是如何在与主流经济学家为经济学设定的前提的决裂过程中逐渐丰富的。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包括：（1）对于产品和服务有效产出的逻辑研究；（2）解释要素报酬分配原因的经济逻辑。斯威德伯格从熊彼特在1912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开始研究，主要展示在这之后的15年学术生涯间熊彼特是如何偏离曾经备受推崇的狭隘的传统经济学道路。他之所以选择对这段时间熊彼特的学术进行考察，主要是因为在熊彼特完成前三本书后的19世纪20年代已经逐渐意识到要将一些涉及制度范围的内容引入经济分析中来。熊彼特的这一计划与马克斯・韦伯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不谋而合。但是，与韦伯不同的是，熊彼特的兴趣仅仅集中在那些与经济学两大传统问题――生产问题与分配问题有直接联系的制度之上，而且他重视宏观多于微观，重视动态多于静态。

这本传记简要地介绍了熊彼特在这一时期内所写的四篇主要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只要稍作了解，很容易发现这四篇文章无一不涉及到发展一种“经济社会学观”――社会学与经济学有交叉的主张。

具体说来，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一文中，熊彼特对施穆勒理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正式认可了社会经济学，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以构筑经济学的基础。这表明熊彼特此时已经意识到了理论方法在分析经济动态学上的局限性，于是逐渐接受历史方法，并且认为其在理解资本主义方面比门格尔主义分析更加有效。所以，此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实现了一次重大转折。但是，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斯威德伯格教授显然对熊彼特的另外三篇文章更加印象深刻，“主要是由于这三篇文章更有助于研究者介定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 Swedberg， Schumpeter：A 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p.97.如《税收国家的危机》（1918年）主要讨论的是开辟社会学的一个新领域，即“财政社会学”的可能性，认为只有放弃使用纯粹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经济社会学分析方法才能对财政中的税赋问题进行研究。《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年）则尝试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解释，尤其是对帝国主义中的“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进行研究。《同源种族环境中的社会阶级》（1927年）通过将企业家理论引入社会学分析之中，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社会阶级的形成做出解释。可以说，这三篇文章都旨在扩充经济学的势力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学，认为要将那些原属于纯经济学预先假设中的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结构的税收、阶级和帝国主义等问题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来，经济学家就必须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转向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从斯威德伯格教授的角度看来，熊彼特的方法论是从一种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广泛折中主义演化而来，逐渐实现了一种包括了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中的特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斯威德伯格认为熊彼特这一方法论思想的主要贡献为：（1）发展了一种综合的经济制度主义，以避免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前提的束缚而使未来经济学研究受限于知识界的狭隘观念之中；（2）熊彼特发展了一种他认为是最佳和唯一真实的经济社会学，这种经济社会学实现了我们所知的市场社会动态学的融合。可以说，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的评价主要集中在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上，虽然称不上十分全面，却独树一帜。

3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关于熊彼特方法论思想诠释的争议

盐野谷佑一教授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科研精力都投入到熊彼特的方法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可谓建树颇丰，因此他也成为经济学界公认的熊彼特方法论研究大师。他在追溯熊彼特方法论思想发展方面的工作，比起之前介绍的两位研究者，不仅内容更为详实而且态度也更为中立。

首先，盐野谷佑一认为只要是研究过熊彼特主要著作并且阅读过大量相关文献的人，都会为熊彼特方法论思想所具有的复杂多变性而感到费解。因为，经常会有熊彼特思想的诠释者发表完全对立的观点，而这些对立的观点还都能在熊彼特的著述中找到原文支持，可谓言之凿凿，有根有据。这就使得熊彼特的真实想法在研究者眼中变得令人难以捉摸。在《熊彼特和社会科学思想：一种元理论的研究》（1997年）一书中，盐野谷佑一表示，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熊彼特的研究范围涵盖了诸多学科和流派，包含一些看似前后矛盾的观点，以致于让人感觉其理论既具犬儒主义（Cynicism）色彩，又有折衷主义特点，还偶尔显得有些自相矛盾”，② Moura， “Metatheory a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Schumpeter after Shionoy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6， 2002，p.805.这使得基于熊彼特工作细节和片段来进行诠释的学者很容易对其理论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读，而表达出与其本意南辕北辙的观点。关于这一问题，盐野谷佑一认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就是“全面地考察他（熊彼特）的工作……而不是零零碎碎地阅读其著作”，②只有这样才能够了解到其总体理论背后的潜在一致性。他还提议如果能够运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对熊彼特的理论进行重建和解读，就会发现其研究纲领其实是建立在一种“普遍性社会科学” 即社会科学的一般基础。基础之上的，而熊彼特的元理论框架正是理解这种潜在一致性及其科学贡献实际重要性的关键。 元理论框架是Shionoya汉字教授在对熊彼特方法论进行工具主义诠释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对于工具主义诠释的具体内容，笔者将另外撰文说明。由于熊彼特提出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的初衷是要与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概念一较高下甚至取而代之，而马克思的普遍性社会科学主要讨论了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体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所以熊彼特也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与科学思想上，他的普遍性社会科学思想包含了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两条主线。值得注意的是，盐野谷佑一教授承认这些建议都是建立在“认为熊彼特的思想可以被重建为一种范式”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Xii.这一假设基础之上的。

对于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这种诠释方式，马里奥・莫里亚教授曾经在《元理论作为理解的关键：盐野谷佑一之后的熊彼特》（2002年）一文中提出质疑。莫里亚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所设定的假设前提是错误的，即认为“存在着熊彼特主义本质（Schumpeterian Essence）”。莫里亚教授将盐野谷佑一坚持的这一假设前提分解为三点主张：（1）熊彼特始终如一是一位工具主义者；（2）认为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是正确理解其理论的关键；（3）熊彼特在工具主义方面保持了首尾一贯的立场。他认为在熊彼特的著作中既包括瓦尔拉斯理论因素，又包括马克思理论因素，所以熊彼特既非前后一致地坚持瓦尔拉斯主义，又非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而并没有达到工具主义中至少要符合理论内在一致性的要求。 请注意Moura此处指的是一种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而非几种理论之间的非一致性，与熊彼特式工具主义中所认为的基于不同的具体问题，可以采用不同方法的观点并不抵触。莫里亚还表示通过对熊彼特后期作品的考察，可发现熊彼特的元理论方向并非完全符合他在《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一书中所设计的工具主义方法论计划。所以，他认为盐野谷佑一所坚持的假设前提不成立，熊彼特主义的统一性本质并不存在。进而，盐野谷佑一在假设基础上将熊彼特的实体理论置于元理论框架之中，试图阐明存在于静态学、动态学和经济社会学之间的逻辑一致性的做法亦是存在问题的。莫里亚指出，由于熊彼特主义提倡的开放性世界观与潜含在他所使用的科学工具背后的封闭性世界观在根本上具有不可融合性， 具体指熊彼特既接受那些预先假定封闭体系的理论，又想研究一种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为特征的开放性社会体系。因此，像盐野谷佑一那样在否认熊彼特思想非一致性的基础上，将元理论作为理解熊彼特思想关键的做法只会将熊彼特理论的研究引上歧途。他认为，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正视熊彼特工作中存在的复杂多变性，通过阐明这些矛盾对立与非一致性的原因从而了解熊彼特理论的本质含义。

显然，盐野谷佑一与莫里亚争论的焦点在于熊彼特思想在本质上是否具有一致性。笔者认为，熊彼特思想是否具有一致性主要取决于从哪个层面出发进行考察。在实体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主要包括经济静态学、经济动态学与经济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个分支的理论内容是熊彼特在融合了各种不同理论体系精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存在着诸多非一致性。尽管熊彼特竭力将这些理论之间的不一致性降至最低，但是潜含在这些理论背后的两种世界观――开放性世界观与封闭性世界观之间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他的这种努力终究是徒劳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本文认同莫里亚教授观点，认为熊彼特的实体理论思想确实存在矛盾对立。但是，本文也认为莫里亚教授过分地夸大了元理论重建而产生的非一致性。根据盐野谷佑一教授的观点，在元理论层面，熊彼特的理论包括科学方法论、科学历史与科学社会学三个分支，而这三大分支与实体理论层面的三大分支是一一对应，相互关联的：科学方法论与静态结构和科学规律有关；科学历史处理的是科学的动态发展；科学社会学则包含作为社会现象的科学活动。科学与经济这两套思想体系好比架构在“普遍性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两座理论大厦，拥有三个楼层，并且在第三层上通过一条社会学的走廊实现了连接，盐野谷佑一谓其“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双结构方法”。也就是说，在元理论层面，通过将熊彼特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科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理论本质背后的一致与统一性。所以，笔者认为盐野谷佑一教授和莫里亚教授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在争论尚无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读者不妨先将莫里亚教授的替代性诠释作为盐野谷佑一重建理论的一种有益补充。

4安德森对于熊彼特方法论的评价与发展

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家阿斯本・斯洛斯・安德森在《熊彼特的演化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引擎的一种理论的、历史的、统计的分析》（2009年）一文中表示，“尽管熊彼特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成为盐野谷佑一教授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盐野谷佑一着重强调的是对熊彼特通用社会科学基本思想的诠释……因此是对熊彼特思想进行的制度主义诠释。” Esben Sloth Anderson， “The Difficult Jump from Walrasian to Schumpeterian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Schumpter Society Conference in Tyoko at August 19～22， 1992，p.18.但是，安德森表示这种强调一般社会科学的制度主义诠释并非他所要阐述的主题，事实上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对熊彼特思想的演化主义诠释上。他想通过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结合的方法，实现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

安德森认为，熊彼特为了将讨论的重心从具体理论转向熊彼特主义的研究纲领，他试图将自己的演化理论与经济学说史结合起来，并且将他学术生涯后期的大量精力用于撰写三卷本的《经济分析史》。安德森表示，《经济分析史》不仅可以作为经济史学家们的重要指南，而且可以为理论经济学家们所用，尤其是那些现代演化经济学者。这主要是因为，“第一，这本书介绍了一种经济学科学的演化理论；第二，在这本书中，熊彼特在本书中得以有机会讨论一些演化经济学的中心概念；第三，这本书包括了一种经济学科学基础领域的共同演化理论，而这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Esben Sloth Anderson， Schumpeter’s Evolutionary Economics：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Engine of Capitalism， London：Anthem Press， 2009，p.12.安德森表示，在熊彼特的理论中，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表现为科学分析工具的更新及发展的演化过程，经济学科学自然也不例外。由于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包括经济理论、经济统计学、经济历史和经济社会学，所以熊彼特建议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且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但是，由于熊彼特当时缺乏研究这些演化经济行为的动态分析工具，他并没有发展出健全的演化经济学。可以说，正是在方法论上的难题，阻止了熊彼特在演化经济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但是他却给后来的新熊彼特主义演化经济学派起了个好头。后来的演化经济学者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将演化经济学的基础领域分为演化经济理论、演化经济统计学、演化经济历史和演化经济社会学四个部分，并表示一种有效的演化经济分析方法不仅要能够考察这四个基础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要注重这四个领域和应用演化经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亦成为当代演化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命题。 后来，许多国内外的演化经济学者就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提出过不少解决方案，其中不乏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思想，如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角度来看，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可以构成演化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参见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的新发展》，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高翔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安德森教授对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演化主义评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这是继马克卢普、斯威德伯格和盐野谷佑一教授之后的又一种值得我们借鉴的独特思考。

三、简要总结与总体评价

通过上文分析可见，关于熊彼特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在其逝世后的近60年内由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获得了硕果累累的新进展。这些进展包括：（1）马克卢普教授的《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开创了研究熊彼特方法论这一主题的先河，成为最早的一篇系统性总结和评论熊彼特方法论的文章，对熊彼特方法论的包容性、科学性主张、方法论个人主义等特征做了精要的概括，相对全面地评价了熊彼特在方法论方面的主要贡献。（2）斯威德伯格教授以一位社会学家的身份和视角对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贡献做了集中讨论，明确指出熊彼特率先提出的“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造性贡献之一，并认为这是从门格尔主义、瓦尔拉斯主义和施穆勒方法的折衷主义演化而来，逐步实现的一种包括经济制度主义、经济动态学和社会学范畴殊历史事件方面的熊彼特式融合。（3）盐野谷佑一教授运用“历史重建”的方法发现熊彼特的丰富思想可以在元理论的框架内实现统一，整个方法论体系可以被解释为工具主义，基于此提出元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解熊彼特方法论的关键。而莫里亚教授对熊彼特方法论存在本质一致性的质疑事实上又将谷佑一教授的元理论重建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4）安德森教授通过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结合的方法实现了对熊彼特理论体系的演化主义诠释，认为熊彼特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演化的历史动态方法”，即将经济分析建立在系统的演化经济行为之上，并将经济行为放置于演化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考察，为研究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演化主义视角。

熊彼特一生都极其重视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但是，他的方法论工作却几乎完全被学界忽视了，他的方法论思想甚至没能在经济方法论史上占有其应得的一席之地”， Yuichi Shionoya，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p.4.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文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做出一个简要的评价，以期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熊彼特，理解熊彼特方法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历史作用。

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创建性在于：第一，实现了理论与历史的综合，对理论学派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做出了回应。在对待理论方法与历史方法的选择问题上熊彼特并不主张采取极端的态度。他在重视历史方法的同时并不轻视理论方法，而是把理论方法放在适当的地位，并且努力使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在实际研究分析中通过某种方式结合起来运用。 通常是通过数学与统计方法实现两者的联系，并且形成一个交互反馈的过程。他认为，历史方法与理论方法在关注的问题、前提假设条件及研究目标上均不相同，必须与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考察。为了要一争高下而无休止地争吵更是毫无意义的，正确的方法是综合运用这两种方法。不管这种综合是否成功，这种意图综合运用分析工具的想法在后人看来都是“具有高度创建性的”。 徐则荣：《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经济思想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第二，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将制度分析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科学分析方法中来，提倡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熊彼特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独创性贡献。虽然这一概念是熊彼特在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但是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韦伯在提出“社会经济学”概念时，只是表示惋惜于门格尔――施穆勒之争后，经济学被割裂成“两门科学”这一事实，于是提出以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作为解决之道。熊彼特在《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和当前问题》（1926年）中，以同样的逻辑提出，一种基础广泛的社会经济学是对历史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之间的那条破坏性裂痕的解决之道。但他却在韦伯止步的地方前进了一步，并增加了自己的原创性思想。他认为施穆勒将经济制度 施穆勒的所谓经济制度是指所有权、继承权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政权。与经济制度的作用看成是经济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做法，正是努力开拓（制度的）“经济社会学”的表现。按照熊彼特的看法，经济社会学强调制度分析中部分应该是实证，部分应该是推断，因此，经济社会学在过分强调理论的趋向和过分强调细节描述的趋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亦可以被视作是方法论之争的解决途径。同时，它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跨边界互通，为经济分析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跨学科视角，为之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合作，解决一系列制度问题，开创了先河。

第三，尝试了对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并且以此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中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熊彼特一生最推崇的就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他认为该理论是经济理论方面的杰出成就，“这个伟大理论以其水晶般透彻的思想阐明了纯经济与一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结构”。 殷凤：《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约・阿・熊彼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页。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分析法，而是深信经济体系中有一种由它自己打破均衡的动源。于是，他建立了一套超越了一般均衡理论，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理论，即动态均衡理论。这种动态均衡理论实现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综合，在熊彼特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他先用静态分析法研究了永久处于均衡的资本主义循环流转，接着用动态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期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象。这种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综合的尝试，是熊彼特方法论的一大创举，为他提出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也为近代的演化经济学研究动态问题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可谓影响深远。

需要强调的是，除具备上述三点优势外，熊彼特的方法论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如他的方法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此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时，完全忽略了生产关系与阶级矛盾的作用。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熊彼特的方法论主张确实存在着前后矛盾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他在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时常会出现逻辑矛盾，比如他在对帝国主义是否持和平主张就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但是，尽管熊彼特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存在着上述缺陷，时至今日它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它是熊彼特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本文认为，对于熊彼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新进展的介绍，将有助于国内学者对熊彼特的方法论思想获得一个全局性的感知，并在充分理解熊彼特方法论的基础上对熊彼特的其他理论成果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赋予熊彼特留给我们的丰富理论遗产以鲜活的时代意义，让它为现论经济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4篇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CN：32-1607/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它在内容和主题上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与生态环境科学的交叉渗透。长期以来，该期刊一直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研究成果的报道，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服务。作为一份学术期刊，致力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生态环境科学领域之间架起桥梁。它通过发表优秀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促进学术界、决策者、社会大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该期刊以其独特的学术视角，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与探索。

该期刊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方向涉及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与环境管理、生态文明与社会变迁等重要议题。这些研究方向的交叉与融合，体现了学报在环境与发展特色上的努力。旨在成为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通过学术论文、研究成果的和评论，为学者们提供展示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的机会。同时，它也为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为他们制定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支持。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通过交叉渗透的研究视角和内容布局，为研究者、决策者和社会大众提供了有效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了环境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涵义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这一话语具有怎样的涵义呢？在表意上，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即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也即，经济社会学在中国的新发展。不过，停留于此，并不能使我们对该话语的内涵有深切认识。要对其有一个充分的和清晰的认识，一个好的方法是对这一话语进行词语上的解构和理解。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由两个主要的词语构成，即“中国的”（或“中国研究”）和“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的”或“中国研究”这一词语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学术的民族性，意指学术工作者的民族性以及指向或面向本民族的或本土的学术研究；二是民族的学术性，是指学术研究及其成果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亲和关系：民族的学术性来源于学术的民族性，或者说，学术的民族性是民族的学术性的一个源泉。学术的民族性是达到民族的学术性的必要条件。依此而言，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必须首先是中国学者进行主体研究的，以及是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的。这决非是一个单纯的学人国籍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与民族的学术性相关的学人的文化归属问题。中国学者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民族—国家—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形成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视野是形成中国学术自身特点的重要条件和路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造成学术中的“路径依赖”。其中，特定文化所固有的缺陷也会造成本土学者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视野的限制）。另一方面，指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以中国经验为背景的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科学对于本民族国家的服务效用，而且能够从具体而独特的问题中引申出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及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概念和方法论模式。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济社会学要得以复兴和实现多元化，就必须要有各民族国家的学者面向本国经验事实的研究，只有通过学术的民族性的研究，才能引导出各民族国家学术自身的特点，从而才能最终达到繁荣经济社会学的目的。

“新经济社会学”一词同样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必须获得对经济社会学这门特定学科的新发展；二是所建构的理论必须是一种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新发展意味着对“旧”经济社会学的继承和拓展。经济社会学创立至今，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演化阶段。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社会学已为该学科确立了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学术空间，然而，他们之间却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至20世纪50年代，以帕森斯和斯梅尔瑟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社会学家，以其理论整合的方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立了一个抽象力和形式化俱强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然而，由于其概念和框架太过抽象和机械，加之其忽视了宏观系统分析的微观基础，而被认为于研究经验事实无补。力求理论综合而漠视经验分析的倾向，不仅在70—80年代以后的美国而且在各发展中国家也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因此，作为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的新发展——从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应当是一种既突破“旧”经济社会学的理论限制，又能充分包容“旧”经济社会学的成就，也就是说，新经济社会学是沿着旧经济社会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而并非是对传统的反叛或是一种研究上的背道而驰。

正如我在《迈向》一书中所说的，“经济社会学的新的发展，应是朝向建构一种既能涵盖古典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又能使经济社会学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的努力”。①（p466）这种努力包含三个应当获致的目标：一是保持古典思想家所确定的研究经济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思想空间；二是建构一种新的能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的完整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三是该理论应当能够有助于对经验问题的解释和预测。按照上文的理解，本土的或中国的经济社会学是中国学者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或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应当是一种能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即我们正在发生着的经济社会秩序变迁提供有效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这首先可以看成是满足上述目标体系中的最后一个目标，即实践的目标。然而，学科发展诸目标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实践的目标应当与理论的目标或学科发展的目标相容，即这种经验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应当同时能满足保持经济社会关系的研究空间和建立整合性理论体系这两个理论目标。这样，新经济社会学才能在经验研究和学科建设上获得均衡发展。

这一观念决定了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虽然要从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出发，并且其理论也应首先为中国发展服务，但是其所建构的理论并非只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特殊的理论，而应是一种可接受本土以外的经验检验同时也可运用于解释本土以外的经验事实的一般性理论。从本土研究中建立起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获得一种适用于本土的局部的理论。相反，本土研究是建立一般性或普遍主义理论的不可或缺的知识和思想源泉。从各民族国家追求学术平等的角度看，本土研究是建立多元化的和相互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的必要条件，也是重建一种足够防止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学术新秩序的必由之路。②

二、学科性质和范围

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固有的学科性质和传统，这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却值得重申。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迈向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识这一传统的意义从而能以其引导新理论的建构和该学科发展的。

在旧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中，我们看到，马克思毕生都在探讨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和变迁，尽管他重视的是其中的经济因素的决定性的作用。杜尔凯姆的论题没有马克思那样宏大，但却以其独有的实证主义的风格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劳动分工与道德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在中层上研究经济与社会整合问题的范例。韦伯同样以研究资本主义为己任，但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有着更为强烈的建设一门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基本要素和研究主题的经济社会学的意识，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他使用的是在德国流行的“社会经济学”一词。

韦伯在一篇较早期的论文中指出③（pp146—207），“社会经济学”是一门把“社会—经济资料”作为它的主题的科学。尽管不可能对这门学科的适当边界进行准确的划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马克思和罗雪尔（w•roscher）以来的“社会经济学”的科学研究中，发现这门科学的研究范围，它主要包括：（1）“经济”现象或“经济”事件， 主要是包含经济制度；（2）“与经济相关的”现象， 这些相关的现象可能不是经济的，但却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例如宗教现象；（3 ）“受经济制约的现象”，这是一些受到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显然，韦伯所理解的“社会经济学”是一门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科学。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门科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肉体存在以及对我们大多数理想需求的满足，在任何地方都必然会遇到外部手段的数量限制和质量不佳的影响”。③（p160）在韦伯看来，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关系和意义并不是“客观地”具有的，而是需要我们通过一定的“认知”结构和“社会经济学的方法”，才能揭示出来并严格确定其意义的。韦伯在其后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可以看成是韦伯对其确定的“社会经济学”范围内的“一个环节”即对“与经济相关的”宗教现象的研究。正如韦伯在该文表明的，他并不因此反对对“另一个环节”，即对受经济因素影响的现象的研究。我们注意到，韦伯在以后继续开展的“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比较研究中，特别是在那部未完成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已把更全面更完整地“讨论经济的社会条件”作为他的中心目的。在这部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学著作中，“经济动力与社会制度的相互联系”是“一再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此时，韦伯已开始使用“经济社会学”这一术语，并且提出这一科学在“必要时也必须创造自己的理论框架”。④

帕森斯和斯梅尔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韦伯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范围。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韦伯一样看到了人类经济活动是普遍地受社会现象影响的事实，而且，还基于他们看到了本世纪以来愈演愈烈的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专门化所带来的问题和弊端。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能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统一的理论框架。应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韦伯意在通过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以创造经济社会学“自己的理论框架”的梦想，尽管他们也为此付出了理论偏离经验的代价。

我们不能因为其理论限制，而否认这种被他们自称为“哥伦布式”探讨的理论整合的意义。在我看来，通过理论整合实现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的创新仍然是一条必由之路。因为在理论专门化日深的今天，任何一种“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都已被专门化的理论所分离，并且也都被各自不同的概念工具所处理，从中我们也都能得到在特定分析方法下的不乏“精确”的解答和说明。然而，由于专门化的概念方法人为地“肢解”了具有统一性的事物，我们从中得到的解答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否定性对立的。有关经济的或社会的专门化理论业已发展到，能够发现分割的知识和信仰已难以适应我们对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整体协调一致的根本因素的理解。要治愈经济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知识的分割，不能采用捣毁专门化理论的方法，或者采用如韦伯所批评的“把经济研究拓宽为一般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只有进行在专门化的理论基础上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才能获得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有效分析，从而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经济社会理论。

新的有效的理论整合，意在古典经济社会学所确立的研究范围内，建构一种既能揭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意义，又能对经验问题有足够解释力的新的理论框架。要建立这种新的理论框架，需要有一个韦伯所谓的任何一种新科学都需要的“新方法”的基础，即首先要寻求一个既能涵盖整个经济社会关系，又能包含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行动因素（以便使这两类因素分析能够在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的基础上得以结合起来）的基本概念。我在《迈向》一书中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便是寻求这样的基本概念。我从中国正在发生的双重秩序转型，即从计划的交易秩序和传统的交易秩序向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转型的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一般化的“交易秩序”概念。交易秩序概念能否成为指示人类社会演化的一般性概念，尚需进一步的解释，但它的确已成为建构新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因为，作为该基本概念的基础的“交易”，按其语意，是指个体之间的“交互影响的行动”（transaction）， 即互动。互动可泛指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的关系（既可以是经济的关系也可以是非经济的关系），换言之，所有关系中既可能包括经济因素也可能包括非经济因素。这样，交易就成了涵盖所有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概念。此外，在交易一词中，既包括个体的自主选择，又包括外在结构对个体的影响。这样，对交易的研究也就既能包括微观水平上的对当事人的动机、偏好和行动方式的选择的研究，又能包括宏观水平上的与交易行动有关的社会规范的研究。而且，如果我们将目光扩及个别交易的外部影响，就能发现无论是交易者还是社会都面临着如何使个别的交易秩序怎样有助于产生社会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引导经济社会学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有效过渡。

总之，我在《迈向》一书中建立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从经验事实中获得一个作为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基本概念；又从这一概念的界定中获得综合分析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使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得以结合所需的基本要素及其研究空间；然后，通过一个整合性的方法论的创新，使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路径得以建立；最后，才通过对决定交易秩序建立和不断扩展的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和互动关系的分析，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建构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

那么，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又是以怎样的观念和方式来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呢？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无疑是经济社会学第三阶段发展的重要的理论类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可以追溯到哈里森•怀特（h. white）在60—70年代对市场的网络研究。不过，一般认为，马克•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1985年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是开创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里程碑性的文献。因此，本文对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评论主要以该文为参照）。不过，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脉络来看，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与其说是一种沿着经济社会学传统的理论创新，不如说是一种对经济社会学传统的根本的反叛。格兰诺维特洞察到了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局限，但是他要做的并不是去如何突破这样的局限，即努力追求一种既具经验分析力又具综合性的新的理论框架，而是反其道而行，为追求经验分析而置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于不顾了。他不再同意经济社会学以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为对象，而是强调经济社会学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一种分析“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new sociology economic life）。因此， 他（同意）的做法，是宣称经济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并且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运行。这样，“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便获得了一种从社会网络角度观察和研究经济行动与经济秩序的“新”思路。这种“新”思路由于其分析的极端性及其与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对立性而引人注目。同时，它也在表象上迅速“纠正”了现代经济社会学远离经验分析的局限。

然而，很明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也为它的“新”思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首先，将经济社会学规定为以某个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生活，无疑大大缩减了古典理论所确定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只强调社会对经济的影响而漠视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也会造成对复杂问题的分析的偏颇。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代价是，由于否弃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宏大使命，因此杜绝了通过理论整合（创造某种整合性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建立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努力。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格兰诺维特有这种努力的意图。他所使用的社会网络的概念也难以成为某种可引致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整合性的基本概念。最后，也是最显著的是，经济生活的社会网络分析，虽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所谓形式上的精确性，但却于社会科学所寄望的更全面、更真实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社会现象无利。事实上，一种研究视角如果过于极端，过于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就会排斥其他研究视角（如从制度、伦理角度研究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及其研究成果，由此形成的理论也必然是一种非包容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与更全面地认识事物的学术目标相去甚远。

从某个特定的视角出发进行某种单一因素分析，符合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教条。该教条的要旨是，必须从复杂事物中分解出最简单项，才能进行有秩序的研究。笛卡尔无疑是从人类智性有限的角度提出这种理性主义方法的，并且他始终肯定在分解出某些“最简单项”予以有秩序的认识之后，应当“把它们置于相互关系”中进行“综合”研究，即“必须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依次引导我的思维，以求渐渐地、一步步地达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还必须给那些就其本性而言并不彼此相继的事物设想出秩序来”。⑤（p10）然而， 遗憾的是，笛卡尔的后继者和追随者大多似乎只记得笛卡尔的分析最简单项的方法原则，而全然忘了他的更为根本的综合原则。以笛卡尔主义为科学哲学的正统经济学就是如此。然而，以批判正统经济学为要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为何重蹈覆辙呢？我们只能以“科学主义”偏好和“方法论至上”的错误来予以解释。采用分解最简单项的方法论本来是一种受知识和理性程度限制的不得已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却被逐渐演变为一种标示其研究具有精确性的途径。追求形式上的精确性成为学术的首要目标。的确，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使精神简洁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然而，如果放纵这种诱惑，就会犯在研究中置方法于解决问题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不以更令人满意地解释问题为首要，而以建立所谓的新视角新方法为重要，其结果便只能是像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看到的那样，把问题分割开来，以适应“简单而精确”的分析工具。

三、方法论特点

因此，我认为重温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是有益的，“科学的目的是：为一切使我们感到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⑥（p157）经济社会学的目的就是要对经济社会关系现象提出比专门化的经济理论或社会理论所能提出的解释更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通过整合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以建立一种足够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才能达到。相反，如果只是继续建构某种更为专门化的理论，那么，最大限度也只能得到一种可欣赏的努力——一种新的非包容性的甚至是对立性的理论的建设，而这种努力对增进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增加对事物统一性的认识必然收效甚微。

正是在这种科学哲学观念的引导下（我承认这种观念在此次反思之前并非十分清晰），我在《迈向》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便是，通过新的整合来建构“一种解释力很强的经济社会理论”。如前所述，建立一种既能集中反映本土经济社会问题又能提供整合所需的要素的基本概念，即交易秩序概念，在理论整合中极为关键。而在从这一概念中解析出那些用以解释经济社会问题即交易秩序何以建立和不断扩展的原因的个体因素（它包括动机、交易）和结构性因素（它包括规范和秩序目标）之后，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一种足以分析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路径即方法论。在我看来，采用单一的旧的方法论（无论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还是集体主义方法论）都无法满足我心目中的理论整合的要求，因为它们都难以将微观分析（个人行动）与宏观分析（社会结构影响）有效地结合起来。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发展出一种能够整合两大传统方法论的综合的方法论模式，即我所称的“行动—结构互动理论”。那么如何能获得方法论整合呢？我的做法是，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关系链之间设置一中间项，即“双重动机”假设。“双重动机假设包含了这样一种假定，作为‘社会人’的个人动机是由价值动机和利己动机组成的；双重动机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由此决定着个人的行动。”①（p76）正如我在书中予以仔细证明的， 以相互作用为其形态的双重动机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因而它能够把源于利己动机的个人选择与通过价值动机的社会结构的约束有机地联系起来。设置双重动机假设解决了行动—结构互动的内在机理问题，从而真正实现了方法论的新综合。把这一综合的方法论运用于研究交易秩序的建构和扩展，则使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个人的双重动机出发研究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完整的理论框架。

设置双重动机假设，在理论整合中具有核心作用。因为，正是设置了该基本假设，才使我们得以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的方法论。而正是借助于这一方法论的创新（包括具有整合性的基本概念的创新配合），才使我们在广义的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空间里，建立起了一种能将横向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以及纵向的社会规范约束与个人理性选择结合起来的分析框架。显然，建立新的双重动机假设具有某种创造性，然而，它也绝非是一种没有传统的创新。例如，常为人们所引用的韦伯的有关“理念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即含有一种人的双重动机的存在及其相互作用的简单图景。⑦（p280）此外，桑巴特、帕累托和熊彼特都论述了表现在一个行动中的理性要素与精神要素的混合。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把分散在许多思想家著作中的某种未必清晰和稳定的思想在双重动机的概念下作了一种必要的形式化的处理。

双重动机假设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是否能得以证实呢？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为脑生理学的研究所证实。脑生理学的研究可能为双重动机假设提供某些证据，但因其带有某种科学猜测而未必能完全证实该假设。然而，这并不十分关键。一个理论或假设是不可能完全被证明或证实的。其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通过证实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经验应用的检验来确定的。有些理论假设如“经济人”假设，虽然总能得到某些经验的证实（这是一种常见的维护方式），但并不能因此就认定它是真的和不可替代的。事实上，对经济人假设同样有着种种的经验证伪和反驳。如果漠视这种反驳或抱着旧假设不放（包括专门为它设置某种特设性条件），其结果只能是付出“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⑥（p62）相反，若能正视科学的可证伪性， 就会乐于用可产生更好的可检验的理论假设来替代它，以推进科学的发展。因此，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观点来看，对双重动机假设的最好的检验，不是它的被证实程度，而是它在经验应用中的可检验程度，即它是否能提高解释和预测的令人满意程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格兰诺维特所代表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论上有何特点，以及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防止和弥补其方法和分析的限制。如前所述，格兰诺维特的“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并不致力于研究广义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新的综合的经济社会理论，而是仅仅转向所谓的“经济学失败的方向”，即以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他把这一研究取向看成是能取得与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平等“对话”的可成功的道路。为了取得这一新的社会学视角的合法性，格兰诺维特提出了一个一般化的“经济行动嵌入（embed ）于社会结构”的假设。该假设是从卡尔•波兰尼（k. polanyi）在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时提出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定概念中推延引申而来的。⑧这被看成是格氏的一大创造，尽管我认为这种“创造”与波兰尼的根本哲学思想相抵触，因为波兰尼要着重比较和证明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市场交换的经济是非嵌入的。他力图说明的是经济力量日益分化和强大所可能产生的对社会乃至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破坏。

格兰诺维特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一般化假设中，建立起了经济社会学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行动的新视角，从而造成了经济社会学的转向，即从广义地研究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转变为只研究社会（在此又只分离出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的影响。这一转向意在“纠正”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漠视分析的倾向，然而，它所引致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分析又带有怎样的方法论缺陷呢？

首先，“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未能得到逻辑和经验的确证。如上所说，该假设直接引申自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概念。然而，在对其进行一般化的过程中，格氏并未能像帕森斯证明其著名的“经济是社会的一个功能子系统”这一命题那样作出严格的逻辑证实。诚然，在波兰尼的著作中，原始社会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现象是能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的，但是，在他看来，这一概念是无法推延至现代社会的，因为现代社会最显要的事实是，市场交换已成长到足以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并且对社会产生日益深重的影响。这样，波兰尼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的范围内获得了对经济影响社会的认识（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嵌入于经济”的观念），另一方面，又由此否定了现代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的可能性。再则，在波兰尼的思想中，无论是“经济嵌入于社会”还是“社会嵌入于经济”，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化的。格兰诺维特所做的则是将波兰尼的“经济嵌入于社会”的特殊性概念一般化，同时否认“社会嵌入于经济”作为任何特殊性或一般性概念的可能。显然，这只不过是格氏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目的的视角罢了，它与经验事实似乎无关。然而，在我看来，符合经验事实的统一性的研究视角比只求符合自己目的的研究视角更重要。事实上，我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社会嵌入于经济”的事实。这就是，物质生产是人类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物质生产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关系，并且它们共同决定着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当然，从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架构来看，他并不否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之间是存在相互作用的。这里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形式上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无独有偶，我们在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安德岛岛民的互惠交换圈（库拉交换）的研究中，看到了某种具有实质性的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以经济为主题观察，经济交换嵌入了社会因素；以社会为主题观察，社会交换又嵌入的经济因素。⑨显然，更可能得到逻辑和经验证实的是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假设，而非单方面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假设。众所周知，研究假设不同，其研究的出发点、范围和结论也会相异。以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为假设，会将经济与社会关系完整地纳入经济社会学的视野范围，并且能够对不同社会阶段的经济与社会相互嵌入或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方式作出研究。相反，以经济嵌入于社会为假设，则只能将社会对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而不能将经济变迁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纳入分析范围。这不仅会破坏和降低对经济社会问题的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大大缩减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

其次，嵌入性分析或社会网络分析未能把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理性选择）分析与对社会结构影响的分析有效结合起来。从“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设中引申出了一种研究经济行动的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的角度研究经济生活中的行动和秩序。新的社会学视角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涉及到对研究的出发点及对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规定。因此，格兰诺维特也力图为他的“嵌入性分析”确定方法论。格氏的做法是努力在“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方法论（我以为，用“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 ）和“不充分社会化”（under－socialized）的概念来置换“集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的概念并不准确。个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承认人需要丝毫的“社会化”的；相反，集体主义方法论就其实质而言，会根本反对社会化有“过度”的可能）之间寻求一种折衷的行动者假设，即假设行动者既不是外在于社会环境像原子和个人那样进行决策和行动，也不是固执地坚守其已有的社会规则与信条开展活动，而是嵌入于具体的、当下的社会关系体系中并作出符合自己主观目的的行动选择。由于假定行动者是有目的的，因此，格氏主张保留理性选择的假设；同时，因为人是嵌入在具体的、正在进行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因此，必须在人的理性选择中加进非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因素尤其是社会结构因素对人的行动的影响。那么，如何将非经济动机以及外在的社会结构因素加入或结合进理性选择的假设呢？也就是说，如何使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影响相容，或者如何使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呢？格氏并没有给出解答。他无意在方法论上多下功夫，而是急于把这种未获坚实基础的嵌入性分析用于对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了。

而一旦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种未能真正实现方法论整合的嵌入性分析，便不可避免地滑向分析的集体主义方法论（或他所谓的“过度社会化”的方法）了。由于嵌入性分析缺乏联接行动与结构互动关系的中间机制的设置，决定了其难以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纳入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从而也决定其不可能选择从个人行动出发研究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路径。相反，既然作为研究前提的是“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的假定，那么，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便十分自然了。而这种研究路径便只能是集体主义方法论了。集体主义方法论所固有的诸如难以解释社会结构起源及其变迁、过分强调社会的作用以及漠视个人自由和选择等弊端也就在他的实际研究中显露出来了。

与其相关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由于缺乏一个有着坚实基础的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面临难以将具体的、离散的经验研究归结起来的困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注重经验研究，似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功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漠视经验分析的批判；二是其在研究方法上受社会网络分析和经济人类学影响甚大。社会网络分析基本上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结构进行经验性描述的方法。实证派的经济人类学注重“参与观察”，强调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在实证研究之前就提出问题和假设。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同样认为，应当摆脱建构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的方向，而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具体的、不确定的经济现象。

注重经验研究无疑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的学术特色。然而，如果过分强调和保守这种特色，就可能带来极大的理论代价。正如20世纪上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派）由盛而衰的历史所昭示的那样，过度迷恋经验研究，会带来对本学科的“基本问题”思考不足。有关涉及学科的研究领域、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讨论不足，必然妨碍该学科统一的理论体系的建构。而缺乏一个成熟的和稳定的理论体系，人们将逐渐发现许多社会事实和数据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工具来说明。人们将在各种与经验直接相联的小理论的彼此冲突或残缺不全中，感到无所适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事实证明，任何一门学科若只满足于从其他学科中获得基本概念或假设，以便迅速推延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去，那就迟早会发生整体性的理论危机。

最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上的一个缺失，便是只求实证分析而漠视规范分析。例如，嵌入性分析强调具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产生信任和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对其个案进行实证分析时，新经济社会学家似乎总是回避研究两个涉及规范分析的问题，即行动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什么才是最佳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是要提出，当事者运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从事对己有利的活动时，是否给他人或社会带来了外部影响尤其是负外部影响？后一个问题是指，当我们考察正式结构（法律、组织、制度）和非正式结构（人际关系、伦理道德等）对经济行为（如信任和秩序）的影响时，我们如何判断和选择哪一种要素或哪一种要素的配置是最佳的？这种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对于完整地理解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是形成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基础。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在毫不涉及上述两个规范性问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所谓实证分析得出“是社会关系而非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导致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和秩序”这一中心结论，显然是片面的，也是难以经得起经验检验的。

四、结语

作为结语，我想指出，经济社会学的第三阶段的发展已至少出现了两条明显不同的学术之路：一条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意在通过确立一个新的社会学视角即嵌入性视角，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行动的影响的西方新经济社会学之路；另一条则是若干中国学者正在为之努力的从一种新的理论整合的角度即交易秩序的结构，分析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的中国新经济社会学之路。

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主张沿着古典经济社会学确立的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方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因为，我们持有这样一种传统的观点，即经济与社会关系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对该对象领域进行广义研究构成了经济社会学这一边缘学科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新的发展只能在继承传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理论整合，以建构一种能对经济与社会关系予以更令人满意的解释和预测的新的理论框架。选择这样的发展之路，不仅符合知识创新的逻辑，而且也是推进真正有意义的跨学科研究的必由之路（与学科对话相联的跨学科研究，目前至少有三种可选择的形式，即“入侵”（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为典型）、“主动借鉴”（如新史学对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和“理论整合”。显然，以理论整合形式推进跨学科研究和边缘学科的发展是最为合适和有效的）。正如《迈向》一书所表明的，我们已经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出了一个整合性的新的经济社会理论，即交易秩序理论。在这一总体理论中，我们不仅创立了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和新的综合的分析框架，而且在这一分析框架中通过对交易秩序的内部结构的起源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建构出了若干既逻辑一体又相互分立的小理论，如动机理论、规范理论、社会交易秩序目标理论、市场理论、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等。这些中层性的理论能够从不同角度成为总体理论联接经验世界的桥梁。

与其不同的是，西方新经济社会学采取的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反传统的策略。他们并不力图突破现代经济社会学力求综合而漠视分析的理论瓶颈，而是采取一种既能规避困难，又不易被人追究的战略，即分离出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新的社会学视角，然后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发展种种具体的、可实证的理论。通过“修正”有关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即将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念转变为仅仅是一种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学视角，构成了西方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种战略并不能回应古典和现代经济社会学留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相反，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知识的连续性，并且大大缩小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空间。近20年来，在限定性的研究范围内，西方新经济社会学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各种具体的涉及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理论被创造出来，并且被宣布能为一些经验事例所“证实”。但是，正如我们的批判性讨论所表明的，他们用于证实其理论为真的研究视角、基本假设和方法论都存在着严重的局限。对个人自由与选择的漠视、对正式结构及其与非正式结构的关联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轻视，以及忽视经济生活中的个人理性（个别效率）的限度等，都构成了经济生活中的网络分析的明显限制。这些限制无疑都与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只强调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有关。正如上文指出的，分离出某种独特的视角进行研究，固然符合“科学主义”教条，然而，事实证明它无助于弄清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更不利于建立一种能够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综合性理论。就科学发展的逻辑而言，一种可替代的更好的理论只能是一种普遍性程度更高的理论，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仅应当包含所有创新的成就，而且还应当能够包容旧理论的成就；它不仅应能解释更多的事实，而且能对同样的事实予以更好的解释。⑥显然，只有那种不固执惟一研究视角的理论，或者说，只有通过理论整合达到某种新综合的理论才能适应这一科学发展的趋势。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正在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诚然，理论批判的目的，并不是由此来证明批判者的理论观点一定为真或一定能被“证实”（正如波普尔所言，理论其实无法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被反驳和被替代）。我的目的只是想为那些有志于建设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的同仁们确立必要的信心：我们正在建设中的“新综合经济社会学”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总趋势的、可竞争的一般性理论。同时，也寄希望通过理论比较和借鉴，来明确中国新经济社会学在未来发展的方向，即“保持综合，力求分析”。

【参考文献】

①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②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③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a］．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④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⑤笛卡尔．谈方法•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原则九［a］． 罗狄—刘易斯．笛卡尔和理性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⑥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科学哲学选集［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⑦h. h. gerth, c.w.mills.from max weber［m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⑧k. polanyi.l.arensberg h. pearson. trade and　market　inthe early empires［m］．glencoe ⅲ: free press, 1957.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旅游学与社会学交叉且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文章综

>> 旅游社会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社会学因素对同者影响的研究进展 教改：当前“工匠”职业化教育形态下，旅游社会学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 基于城乡统筹融合理论的四川乡村旅游社会学分析 城市旅游研究进展 旅游影响研究进展 中国理论社会学研究：进展回顾与趋势瞻望 西方婚姻沟通研究进展述评 网络:旅游系统研究的新经济社会学转向 环境社会学国内研究综述 海洋社会学研究亟待加强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银行交易研究述评 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向度 旅游者角色的社会学阐释 现代旅游与社会学的关系邹议 社会学视角下的旅游文化现象 21世纪以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旅游社区参与中的社会性别研究综述 江西婺源县域旅游社会化科学发展模式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艺术 > 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旅游学与社会学交叉且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文章综合考察了欧美英语国家旅游社会学文献，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行大胆梳理，把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即(1)早期的起源阶段(“二战”以前)；(2)过渡时期(“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3)形成和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4)系统经验研究时期(10世纪90年代至今)。认为，尽管学科地位仍受质疑，但随着旅游社会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明晰、研究内容的丰富、研究方法的成熟，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入了系统经验研究阶段，旅游社会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毋庸置疑，旅游社会学作为广为接受的独立学科分支也指日可待。[关键词]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学科[中图分类号]P59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006(2004)05―0082―10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市场；市场结构；社会网络；场域

[DOI]10.13939/ki.zgsc.2017.02.023

1 背 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流经济学很早就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担当起解释中国现实的重任。在过去的20多年里，西方有大量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对应用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市场过程的研究进行了界定。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什么是市场？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弗雷格斯坦，2008）如何对人和不确定的环境进行管理以创造市场的稳定性等。

弗雷格斯坦提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和持续的推动作用；治理各种交易的有效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缺少基本的政治制衡力量来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不被那些既掌控着政府又控制着企业的人所汲取。”（弗雷格斯坦，2008）如果弗雷格斯坦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释放市场力量的政策范式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是否说明我国有一种内生的文化模式或制衡力量在支撑着市场的稳定性的达成和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呢？我国市场内部的行动者用以创造和稳定他们居于其中的方式是什么？市场场域中的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创建并实现稳定的？这些问题需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把社会关系、权利、意义作为解释的核心要素对市场提出一种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

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主张用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把深入挖掘出的区域市场的政治文化特征运用到对市场理论的分析中去，他认为：“那些致力于创建市场社会的国家各不相同的经历表明，通向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现有的发展理论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路径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这种张力恰恰有助于我们识别不同国家之间在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方面所表现的异同之处……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在应对中国问题时那些由中国发明创造出来的文化模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系统地挖掘整理。”（弗雷格斯坦，2008）

由此，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对比社会网络和制度两种分析方法，对如何研究我国的市场过程展开探讨。笔者主张运用弗雷格斯坦以场域为分析单位的制度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我国市场的社会结构特征并解析了有关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2 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我国市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认为市场是“生产者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White，1981：517）。怀特指出，只有当行动者在其行动中考虑到彼此的时候，稳定的生产市场才成为可能（White，1981）。格兰诺维特扩展了怀特的这个观点，认为所有的经济互动都集中在社会关系之中，及他所说的“市场的嵌入性”（Granovetter，1985）。

弗雷格斯坦认为市场是一种场域，它不仅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而且依赖于社会中更为一般的使在位者的权力得以保持的规则。市场场域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某一特定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即供求平衡）往往会置市场中所有的企业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是因为，价格机制促使所有企业以低于其他企业的价格出售物品和服务，这就对企业财务的稳定性造成了威胁。市场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说是权力系统，凭借这一权力系统，在位（支配）企业采取策略和方法实现自身稳定，并再生产出他们相对于挑战（受控）企业的地位。

弗雷格斯坦关于市场和市场结构的论述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持续的再生产出他们的位置”（White，1981）的论述基本一致，在怀特关于市场概念的基础上运用了市场场域概念使得市场作为一个建构过程的观点更加突出。笔者认为，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区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

3 我国市场的结构

3.1 关于市场制度社会建构的两种分析模式

在涉及探讨市场制度问题时，社会学界并非只是在玩有关市场概念的游戏，每个学派都致力于建立关于市场的有潜力的社会学命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市场制度的建构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市鑫侍獾暮诵穆厶庵一。社会学界最具典型性的研究模式，分别是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社会网络分析模式和以弗雷格斯坦为代表的制度分析模式。

新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四个共性特征：一是都寻求对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的替代经济学的社会学阐释；二是都认为市场本身是一种社会结构；三是都认为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是能动的建构过程；四是社会学有关市场的核心议题是市场稳定化问题。

3.2 我国市场结构的四个基本命题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有的社会学家把这个转型期描述为生产市场的过程。笔者认为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研究我国的市场结构必须首先遵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对于市场问题分析的共性特征：把市场本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市场是一个建构的社会过程；对于市场的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对于市场如何实现稳定的研究，即生产市场与市场的再生产如何使市场自身实现稳定。

^别于怀特的稳定的市场可以被形容为“自我再生产的角色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的市场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生产出的位置结构”。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建构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中国市场场域的生成是建构在社会网络关系基础之上的，由于行动者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的不同，生成了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市场场域的再生产是场域中各结构位置的再生产而不是位于市场中的各行动者（在位者和挑战者）自身的再生产。笔者提出以下四个基本命题作为研究我国市场的结构的框架。

第一，中国政府在市场的创建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对法律、产权及其他交易规则进行保护，对公路、学校、基础设施等公共秩序和公共物品进行持续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公共秩序，维持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二，从外部来看，各级政府持有或控制的企业客观上形成了竞争，这些竞争使得某个地区或者某一层级的政府控制市场和进行寻租变得十分困难；从内部来看，政府有一套严密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制衡了核心权力的寻租行为，保障了市场的稳定性。

第三，在市场生成的过程中，市场场域中的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形成竞争。在位的企业要么由政府直接所有，要么由与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人员持有，在位企业和挑战企业的竞争使市场场域形成，由于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结构位置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市场的稳定性得以达成。

第四，在中国，市场场域的建立并不依赖于在位者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四类规则――产权、交易规则、治理结构和控制观。行动者之间的合约履行主要依靠于地方性网络关系，其次依靠于以上四类规则，四类规则的实施同样是以地方性网络关系为基础的。

正是这样的市场结构保证了我国市场场域中的在位者和挑战者互动并使互动的稳定性得以达成，当然，这些研究命题还需要日后大量经济社会学者通过经验资料加以论证才能真正丰富社会学关于我国市场问题的讨论，以期获得对我国市场制度的社会建构问题的本土阐释。

参考文献：

[1]尼尔・弗雷格斯坦.市场的结构――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学[M].甄志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一、广西社会学发展现状

(一)社会学学科建设步入正轨

一个地区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既要看其研究成果是否丰硕,也要看该地区社会学学科的成熟程度。 广西社会学在发展历程中将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同等重视, 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格局。 在国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以高校和各级社科院为主,广西亦如此。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拥有各类高校 74 所, 其中普通本科院校 28所,而开展社会学(含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的高校有 8 所".[1]131大约有专任教师 70 多名,90%拥有研究生学历, 高级职称占 42%, 中级职称占47%.

有两所高校有社会学本科专业,分别是广西民族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有四所高校能够培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分别是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 每年本科毕业生大约为 100 人, 研究生大约 40 人左右。

随着党和国家做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决定后,社会学下辖的社会工作专业获得巨大发展,全区现在有 8 所高校有社会工作本科专业,2 所高校具有 MSW(社会工作硕士)招生资格, 分别是广西师范大学和广西师范学院,并都有毕业生。 从以上基础数据来看,广西社会学的学科布局、师资力量、人员结构等较为合理,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社会学教学队伍,学科建设已步入稳定发展的阶段,每年能培养一定数量的社会学人才,为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社会学学术研究稳步提升

在广西,从事社会学研究主要以广西社科院与各高校为主。截止到 2014 年,广西共获得 3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的立项资助,其中 7 项由社科院承担,1 项由区党校承担, 其余 24 项均由各高校承担。 如图 1 所示,1991 年设立国家社科基金以来, 广西社会学研究呈现上升态势。

1991 年仅获得一项资助,此后 10 年一直是空白,直到 2001 年又获得一项,到 2009 年以前,广西社会学在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数目没有超过 2 项,2010 年以后,这个状况得到了改变,截至目前,平均每年在 4 项左右, 尤其以 2011 年最为突出,获得 5 项。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广西社会学的研究能力在逐渐提升。 高校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员以社会学系教师为主,他们除了承担社会学教学与人才培养的任务外,社会学学术研究也是其重要职责之一。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 1989 年 2月,该所主要以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广西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广西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管理创新、社会发展规划,为社会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科学依据和咨询服务。

(三)社会学专业组织趋于健全

一个学科的繁荣,不仅需要大批的学人和专业的学术机构,而且更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专业组织。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壮大与中国社会学会的健康成长不无关系。 同样,广西社会学会的建立与发展也为该地区的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广西社会学会成立于 1989 年,至今已有 8 个团体会员,注册个人会员 125 人。 个人会员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 32 人, 中级78 人。 截止到 2013 年末,广西社会学会个人会员出版着作 12 部,完成调研报告 30 余篇,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秦红增教授的着作《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年)与谢舜教授主编的《和谐社会:理论与经验》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 年)是近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由广西社会学会主办,各单位轮流承办的广西社会学年会已经成为广西社会学学术活动的品牌。 自 1999 年召开第一届广西社会学年会以来,累计举办 10 期,参加人数 500 人,收到论文 260 篇。 尤其自 2008 年以来,广西社会学年会走上了一条规范发展的道路,其学术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每次年会均有区内外知名专家参会,并作主题发言。 广西社会学年会已经超越社会学界限,成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与社会工作等学科和专业交流的主要平台,成为广西社会科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盛会。

(四)社会学的学术交流逐步深入

广泛的学术交流是一个学科成熟与发展的标志,也是其吸收新鲜血液,吐故纳新的良好机遇。 随着广西社会转型速度和强度的增加,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也逐渐增多。 为了减少社会发展中的代价,广西社会学界与区内外展开了全面、频繁的交流活动。 比较有代表性并取得较大成果的学术会议主要有:广西"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广西社会学会主办,1991年 9 月)农村

社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广西社会学会主办,1999 年 11 月); 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探索与北部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广西大学主办,2008年 8 月);新形势下的社会学理论创新暨中国-东盟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广西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2009 年 11 月)、 桂台社会工作论坛( 广西大学与广西社科院联合主办 ,2010 年 7月);中欧社会工作发展论坛(广西大学与欧洲社会工作教育协会、 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主办,2011年 11 月);华南地区社会工作教育年会(广西师范大学主办,2011 年 12 月);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广西民族大学主办,2012 年 11 月);美丽广西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广西师范大学主办,2013 年 11 月)。[1]133以上与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交流均与广西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很好地反映了广西社会的发展状况,取得了显着的研究成果,开阔了参会人员的视野和眼界,提高了学术品质,从应用层面来说,也为当地政府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依据。 从以上来看,广西社会学正在朝着健康道路发展。 但另一方面,广西社会学依然在人才储备、学术积累、国际交流、社会影响、服务社会等方面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二、 当前广西社会学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研究基础薄弱,学术影响力有限

广西社会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成就,但与国内社会学研究重镇比较起来,其差距还是明显的。 尤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其不足更为突出。

《社会学研究》 是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一级学术刊物,创刊于 1986 年。 多年以来,《社会学研究》成为社会学界最为权威的专业刊物,该刊的学术导向非常明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学术交流的首选专业期刊。 能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标志着其学术成就得到业界的认同,多年以来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 从表 1 可以看出,《社会学研究》48%的稿源来自北京,北京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中心优势非常明显。 截止目前,广西学者仅在该刊上发表文章 3篇,而且有一篇的第一署名还不是广西高校。这说明,广西社会学与北京、上海、广东等社会学较为发达的学术重镇还有较大的差距。 甚至与我们经济发展程度相似或更低的西部省份比较, 我们也处于劣势。 与我们相邻的云南,贵州的数据分别为12 篇和 7 篇,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数据为 9 篇,都高于广西学者在《社会学研究》发表文章的数量。

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 《复印报刊资料》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能够代表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前沿状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我国各大科研单位以及高校都以本年度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数量为荣,高校排名也以人大复印资料收录的论文数量作为标准。 因此,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文章的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高校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 从表 1 可以看出,该数据库自建立以来,共转载社会学文章 3305 篇,其中北京 1553 篇,占总量的 47%,上海 381 篇,占 11.5%,广东 148 篇,占 4.5%,广西 16 篇,仅占 0.5%. 广西学者发表文社会学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比率较低,也反映出与国内社会学繁荣地区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而这个数据也仅为相邻省份云南的一半。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9篇

姓 名： 王雷 性 别：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2008年07月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经历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兰州大学 社会政治类 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04/10--2008/3： 爱心活动 | 长期辅助孤寡老人；组织“心灵有约”献爱心活动；策划并参与了“师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树活动 2007/6--2007/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07/6--2007/9：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 2007/11--2008/5 自己独立设计并独立完成的兰州大学毕业生论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2、做事认真，乐观自信，抗压能力好，专业基础扎实，具备从事管理、销售方面的基本知识，喜欢市场策划及拓展业务 3、为人正直，自学能力强，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有较强的亲和力，善于协调团体内部人际关系。

经济社会学论文范文第10篇

例如，你可以这样结束你的简历：虽然有些地方不太满足公司的期望，但是我希望能有这个工作的机会，我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会得到公司的认可的。有一点非常重要，在你叙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你要保证自己的优点足够好，否则你就会显得不自信。

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团员

出生日期：

户 口： 兰州

婚姻状况： 未婚

学 历： 本科

毕业院校： 兰州大学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社会学

外语水平： 英语 (CET-4)

电脑水平： 熟练

联系方式：

求职意向

工作类型： 全职

单位性质： 不限

期望行业： 批发、零售(商场、专卖店、百货、超市)、纺织品业(服饰鞋帽、家纺用品、皮具)、市场、广告、公关

期望职位： 业务拓展专员/助理、客户服务专员/助理、市场专员/助理、市场调研与分析、业务跟单

工作地点：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经历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兰州大学 社会政治类 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理论体系、科学方法和实证研究三大领域有机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主要课程有：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方法、经济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就业方向：适合在企业从事人事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等工作。

培训经历

2008/7--2008/8：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资源相关业务的专业培训。

工作经验

2008/7---2008/11:在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担任项目部专员职务,熟悉相关业务流程，能独立操作相关业务。

2004/10--2008/3： 爱心活动 | 长期辅助孤寡老人;组织心灵有约献爱心活动;策划并参与了师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树活动

2007/6--2007/9： 毕业实习 |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场调研 | 策划并组织了《兰州大学学生收入与消费状况调查》项目

2006/6--2006/8： 暑期实践 |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

专业技能

熟悉spss社会统计分析软件的操作

能熟练操作word.wps.ppt等专业办公文件

熟练掌握了office.excel等专业办公软件

工作业绩

2006/6--2006/10 申请策划并具体负责实施了兰州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计划《西北乡村家庭中子代夫妻关系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独立完成了该项目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学校2000元的资助奖励金，而后撰写的调查论文被收入学院的优秀学术论文集

2007/6--2007/9： 组织实施了兰州大学2004级毕业生实习计划社会学专业毕业实习项目《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北地区高中生家庭陪读现象研究》，独立撰写了实习报告，被评为本学院优秀实习报告

2007/11--2008/5 自己独立设计并独立完成的兰州大学毕业生论文被评为全校优秀毕业论文

自我评价

1、品行端正，吃苦耐劳，适应能力强，具备良好的团队沟通协作能力，能及时完成组织规定的目标任务;

2、做事认真，乐观自信，抗压能力好，专业基础扎实，具备从事管理、销售方面的基本知识，喜欢市场策划及拓展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