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范文

经济理论范文第1篇

对基本假定持先验观的学者诸如弗朗克·奈特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从内在经验所产生的一系列先决条件推断出来的纯演绎体系，那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检验。或者说，建立在人为的“经济人”基本假定基础上的经济学命题系统，其实只是关于抽象人的“行动和欲望的逻辑”！对基本假定持经验观的学者认为，一方面我们关于人类心理或人性的观点归根结蒂来自经验；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题还是关于经验的陈述，并且总是可以对经验资料作出“说明”或“理解”的。

这种难分胜负的争辩的综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谓的“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说。马克卢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关于极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为对那些已与操作概念无关而由证据排除其矛盾的构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经验意义，但“它们凭经验来说虽有意义，却并不要求任何以经验为依据的独立的检验”，甚至对这类假定的直接的独立检验是“令人误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基本假定的这种拒绝经验检验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当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可以利用时，它们就可能同它作为其中一部分的那个理论体系一起遭到摈弃。

我们知道，康德通过给出“先验综合判断”的辩析而“消解了”传统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从传统认识论主－客（这里有逻辑循环，因为客体必须是主体意识中的客体）框架中跳了出来，他已经不着眼于认识过程的考察，而是着眼于既有的知识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学知识的逻辑特征界定为“先验综合判断”，并籍此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普遍必然性，又说明了科学知识的理论的可发展性。从而得出了“我们的理性并不是从自然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的著名论断。

康德哲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认识论立场上对待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其实“经济人”假定从一开始就是方法论意义的，它是科学研究中“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移植和运用。虽然现实的经济行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说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并不存在这种“理性经济人”。然而，这种假定正如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实验”对科学知识和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仍存在着主张以“现实人”替代“经济人”作为构建理论出发点的学者；迄今仍大量存在着要求对“经济人”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给出确定回答的学者，他们的盲目努力恰如钻进了捕蝇瓶的苍蝇，四面乱撞无法摆脱困境。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们不懂得“经济人”假定是假设而不是假说，假设的品格是方法论的，是关于研究从何处入手和如何展开的选择；假说的品格是认识论的，是关于现实是如何的假定。作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这里不存在直接的经验否证，因为该方法的逻辑品格是“pq”。若附图{图}p，则q的真值无论如何命题都是真的。众所周知，在经济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无法完全确定的。总之，“不可辩解的命题”首先是一个方法论命题，它的“不可辩解性”就是“不可否证性”；它的经验性，则是一种“可能经验性”。

弗里德曼（Friedman）受否证论科学哲学的影响，为驳斥先验知识观给出了一个新基点。他说：“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所以，经济学家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的”（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否证论标准刚刚提出时，曾经给许多经济学家以一种如释重负的解放感觉。因为据此标准，经济学家们不必再为知识前提的复杂性质劳心费神了。但是，当人们具体动用这个附图{图}q附图{图}

p的标准时却发现产生的困难一点也没有减少。因为我们要弄清这个附图{图}

p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常常无法依据

附图{图}

q来断定

附图{图}

p，因为p的品格有时就好象是巴黎的标准米尺。维持根施坦曾说过如下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一个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这个东西就是巴黎的标准米尺。但是当然这不是说这根米尺具有什么不寻常的特性，而仅仅说明它在用一把米尺作测量时的语言游戏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注：维特根施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节。）

在具体检验问题上，他及其弟子们更陷入了无所适从乃至胡言乱语的困境。诸如他们居然玄乎地说：“

重要的是，……一项假说在其种种假定方面必定在描述上是虚假的。”甚至愈虚假愈有价值。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产生了反感，萨缪尔森则把这种华而不实的夸张说法称之谓“F一曲解”。此外，当检验的条件无法完全确定地给出，从而导致“检验”至多是实例说明时，弗里德曼则宣布“科学中根本没有确定性”；反之，当需要肯定知识的经验意义时，他又说新古典研究纲领已经屡次获得检验。弗里德曼的这种态度或观点，被布劳格不客气地指责为“阿尔奇安论点”。他说，“关于阿尔奇安论点的问题正如解决达尔文理论的‘适者生存’的意义问题一样：为了生存，唯一必要的办法是比竞争者更好地适应环境，并且我们正如不能根据天择原理证实目前生存的物种的完美程度那样，也不能根据经济选择来证实目前存在的厂商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获得者。”（注：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4页。）如此可见，只要你把整个经济学理论作为一种性质的知识来考察，你就无法绕过“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的分析陷井。

二、经济学知识品格所显示出来的矛盾和复杂的特征状况，根源于经济学理论系统隐含的未为人知的双层结构。这个双层结构就是整个理论大厦可以区分为：一个作为可能必然分析真理的上层建筑部分和一个作为现实偶然经验知识的下层建筑部分的关联结构。弄清楚经济学理论的这个双层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是弄清楚经济学知识性质和特征的根本所在；也是彻底消解本世纪此起彼伏地存在着的关于经济学知识观问题上的哲学纷争的根本所在。

这个双层结构的形成，它起始于“边际的”普遍进军，这个进军的基地是效用分析。从“实体或心理”分析到经验分析的转折点发生在互补性课题上。起初奥斯波茨和利本把不同消费品之间的互补性定义为效用函数的第二级导数；如果一种物品消费的增加提高了另一种物品的边际效用，它们便是互补物品；反之，则为竞争物品。这种企图通过对效用量的比较或加总（事实上这是无法确切地进行的）来说明需求量的情况，属于“实体”分析的认识框架，所形成的定理也属于先验分析的“理解学说”家族中的成员。当经济学家费希尔和帕累托形成如下重要思想：一个物品的“效用”的大小，恰恰是取决于消费多少其它物品，从而互补性应该直接依据无差异曲线的斜度来说明。这就改变了互补性课题的性质，因为第一这里引入了假说，第二分析的对象是经验。于是当希克斯和艾伦1934年进一步提出：依据交叉替代效应的结果（两种或几种商品的价格变动和销售量变动的情况）来说明互补性时，效用分析已彻底转化为需求分析了，效用分析无效用了，因为需求函数告诉了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经济学研究的这个转变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方式和研究性质的转变，意味着由此产生的知识和理论在性质上的转变。亦即从不可否证的假设转变为可证的假说。“万有引力”就是一个假说，甚至牛顿就不理解自己提出的万有引力，他在写给本特雷的信中说：“引力对物质来说应该是固有的，内在的和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物体能够通过一个真空作用于远处的另一个物体，无需任何中间媒介就能把作用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天大的谬论，我相信任何搞哲学的人，只要有足够的思考能力，就不会犯这种错误。”（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表明，万有引力对牛顿来说甚至连信念都不是，因为它与众人日常经验中形成的接触作用观念相冲突。但恰恰是理论的假说特征，使得科学知识成为可否证的和可发展的。

当萨缪尔森提出“一致性公理”假说后，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终于奠定了基础，计量（实证）经济学研究自此开始了蓬勃的发展。从而不仅在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内部形成了独特的双层结构，而且使经济学概念和定理在性质乃至含义上有了二重性。诸如作为经济学核心概念的“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含义原本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它属于主观心理性质；而从市场行为视角看，“效用”是通过“偏好”显示在选择行为中的，而“选择”仅仅是由“期望”驱使的交易活动，并且这种“期望值”的确认主要依赖经验。这样，“效用”概念的含义就有二重性：“满足感”和“期望”，并且同一个定理的不同表达方式，显示的知识性质可能不同。

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所谓“不可辩解的经验命题”，它的不可辩解、不可否证性是方法论要求的体现；它的经验性是认识论要求的体现，而它所以能结合在一起，乃是由于经济理论系统内部存在的“转化”功能。而两种性质知识的存在及其转化功能的存在，则根源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在于研究者不能人为地切割、纯化社会活动，从而不可能有合格的能检验理论的实验活动，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纯理论。众所周知，诸如当伽利略给出了自由落体定律并在真空中获得检验后，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会进而要求伽俐略给出各种物质比如羽毛，从比萨斜塔塔顶下落的时间和路径的模型。因为理论已经确立了，应用则是应用科学和实践的事情。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十分悲哀的是给出上述性质的模型正是你的天职所在，因为否则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不知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理论大厦必然具有性质不同的双层结构框架的根本缘由所在。就此而言，以往那种笼统地把整个经济学知识捆绑在一起进行评估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陷入无休止的争辩乃至自相矛盾的结构也是必然的。

三、这个上层建筑部分的内容是从“理性经济人”基本假设出发的，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获得的命题系统；具体地说它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逻辑归宿的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个理论的认识论性质的评估，美国广泛流传着如下虽然尖刻却不无意义的笑话：

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一起在一座荒岛上陷入困境。他们带着一大听火腿却没有开听刀。工程师和化学家在按照应用科学进行了各种旨在打开罐头的尝试失败之后，恼怒地转向始终挂着傲慢微笑的经济学家。“你看怎么办？”他们问道。“让我们假定有一把开听刀”，他平静地回答说。……

>自从莱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论”以来，难以数计的学者就其现实性问题提出了各种批评，并引发出各种争辩。然而，坚持“真理论”观，则至少应存在关于各种局部均衡理论有效性的独立检验，而仅就劳动市场，其不均衡甚至严重不均衡状况却屡见不鲜；坚持“假理论”观，则意味着无视“外部性”现象和规模经济等的存在，使得一般均衡理论出现了初始条件未被满足的情况。今天，阿罗－德布鲁派终于给出了在若干条件下一个一般均衡体系有一种单独解的证明。但这是一种“存在定理”的证明，它表明理论所给出的仅仅是一个“可能世界”的内部关系，虽然这是一种必然关系，并且能被看作“真理”。

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的经济哲学家马克·布劳格仍抱怨说，就发现一般均衡理论所引起的均衡力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而言，可以说我们几乎和瓦尔拉斯一样路途遥远（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观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这就间接地表明，他们仍然直接地把经济学中有关“一般均衡”的语句看作是科学假说性质的理论命题，并希望从中直接派生出可否证的观察命题来。殊不知所谓的“一般均衡”理论，仅仅是规范经济世界的一种工具，一个“范式”（Paradigm），它是选择的产物，它只是提供了一个纯逻辑的练习场所，从本性上就不存在真假问题，而只存在有效与否的问题。“发现”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的工作，乃是构建另一种性质的知识的工作，它是经济学家们在第二阶段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范式指导下形成关于现实经济活力的模型——科学假说（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应该看到，计量经济学已经使新古典经济学命题系统在各领域形成了相对应的模型性知识，它就是我们所讲的作为下层建筑的现实偶然知识。

如何看待现实偶然知识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它与可能必然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说如何看待可能经济世界向现实经济世界的转化问题。我们发现，与该“转化”含义相关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两种相反的方向。一种是依据基本概念和理论，运用被动设计思路逐步放宽它的假设前提，拓宽它的应用范围使之迎合现实。亨利·勒相热认为，这种方法也是把微观经济理论逐步拓宽为是“关于在社会相互作用体系范围内的选择和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注：亨利·勒相热：《美国的新经济学家》，载于《第欧根尼》1988年第2期第251页。）这种“拓宽”的副产品可能涉及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另一种方向体现在所谓“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论革命”中，它扭转了以往那种从既定理论派生经验模型的方向，允许将修正的矛头指向先验色彩浓烈的理论模型。

如果说第一种方向无碍于理论内部双层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从而能使经济学知识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的话，那么第二种方向则不然。在“两个剑桥”的对仗中，技术在利息率变化时的“转换”与“再转换”的可能性证明，已经表明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哲理。而考夫兰（Coghlan）率先提出的关于英国货币需求函数出现断裂情况的严厉责疑：影响对M[,1]货币需求的因素与影响对M[,3]货币需求的因素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一般的货币需求理论能适用任何货币定义的情况；并且也根本无法分离出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说明从略）的情况（注：参见“Atransactionslcmandformoncy”《BankofEnglandQuarterlyBullctin》第18期，第48～60页。），则直指理论的合理性本身。

这就产生了两个有待说明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依据排中律提出的，A与附图{图}

A必有一假；亦即与可能必然真理不一致的东西何以能存在于经济学之中？我赞同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的创始人科恩（J.Cohen）的观点。他说，若坚持科学的目的是真理，就等于宣布任何已接受的假说在本质上是免于否证的，其实，科学的目的仅仅是知识，诸如两个治疗某疾病的竞争假说，它们所产生的副作用没有显著不同，但在治疗上是对立的，并且不能结合使用，这就同样有权利作为知识被接纳。在经济学中，对“如何”问题的回答是多元的，对“如何”问题的要求只是“适宜性”。因此，与“知识”相联系的只是“可接受性”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可见，关于现实的知识不仅在本性上是“偶然的”，而且它的被接纳，也仅仅是比较选择的结果，并且这种比较也只是归纳支持等级的比较。诸如我们发现：E对I的支持不少于E对H的支持，则有S［H,E］≤S［I,E］从而使我们作出S［I,E］假说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是两个层次之间的逻辑自洽性问题。不容否认，这两个层次之间可能存在逻辑不一致性，然而，就绝大部分的情况看，仅仅只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因为无论哪种可能模式一般都能给出现实秩序的。诸如我们以色彩模式和以空间关系模式，同样能将房间里的各事物区分开来，并给以逻辑合理的说明。这也是各派经济学都使用共同的经济学语言，运用共同的经济分析工具，并且声称：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在某一点理论或经验上，尽管就是这一点点造成了经济学观上的分歧的原因。

但是，与现实对应的可能世界或认知模式毕竟是多元的，选用哪一种认知模式更合适的问题是存在的，并且我们不能排除存在着比新古典命题系统这个认知模式更适宜的认知模式。这表明，这两个层次之间还可能出现非逻辑关联，存在着依据经验修改乃至更换认知模式的要求。

经济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分享经济；理论；国际比较

一、中西分享经济的代表性理论

分享经济思想，顾名思义，是与利益独占思想相对立的，指各利益集团共享经济利益的一种经济思想。李炳炎与威茨曼是中西分享经济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分享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马丁・L・威茨曼的理论。威茨曼在其1984年所著的《分享经济》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滞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在工资制经济中，利润全部被资本所有者拿走，工资与企业的经营情况无关，而是与某些外在的因素(如货币或者生活费用指数)相联系的。当经济运行健康时，固定工资制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然而，一旦经济状况不景气，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萎缩，由于工资是固定的，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只能维持产品的既定价格并通过裁减员工来降低成本，从而保持劳动成本与劳动收益的平衡，而这种决策势必引发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失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需求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运行，导致滞胀。为此，“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如厂商的收入或利润)相联系。”因为分享经济旨在提高薪酬的可浮动程度，与传统的薪酬相比，利润分享制下的薪酬水平要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薪酬水平能随着经济周期的循环而波动，则就业规模的扰动幅度就会缩小，经济衰退期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首先，在分享经济中，企业的劳动成本与企业的产品价格直接挂钩，任何价格变动都能自动地反馈给劳动成本，因此，分享经济总是有较少提高价格和较多降低价格的倾向，所以，分享经济具有内在的反通货膨胀的倾向。其次，在工资制条件下，工资报酬与企业的人数无关，劳动的平均成本始终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这样，企业就会因为雇佣一单位劳动所追加的劳动成本等于追加收入而不会扩大雇员人数。但在分享制条件下，每增加一个工人，其他工人的收入就会稍微下降一点。增加的工人使劳动的边际成本下降，而且一定低于劳动的平均成本。这样，企业追加一小时劳动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总是大于追加的成本。所以，当劳动力市场上能够找到可资利用的工人时，企业就会扩大生产。因此，分享经济必然具有扩大就业和增加生产的偏好。

而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炳炎教授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论文中，与国内外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即作为新成本价格的生产资料成本价格、企业净收入概念，工资不进成本、用净收入分成制取代工资制。否定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工资范畴和利润范畴，突破了旧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价值构成新公式：w=c+(v+m)=c+n=新成本价格+净产值。1984年南京汽车工业公司7个企业依据李炳炎提出的新成本、净产值范畴制定并试行了“净产值分成制”方案。接下来，李炳炎在论文“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4](1983)中进一步提出将净产值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部分，和“净产值分成制”的概念。用公式表示为：

W=c+n，n=n1+112+n30

式中，w表示社会主义商品价值，c表示社会主义成本，n表示净收入，nl表示国家收入，n2表示企业收入，n3表示个人收入。

在分配过程中，首先将国家收入的部分分离出来，即从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中，通过税收等方式，将国家收入的部分n。先行扣除。旧价值构成中的剩余价值m在扣除国家收入后余下的部分与旧价值构成中的可变成本v合并，构成可供企业层面分配的净收入。接下来，通过税收等方式先将国家收入扣除后，剩余净收入部分n2+n3，再在企业层面进行调整后净收入的分配。即从(n2+ng)中分别划出属于企业收入的n2部分和属于职工收入的n3部分。之后，李炳炎对1980年以来的探索作了总结，“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提出并界定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三个基本范畴：“自主联合劳动”、“需要价值”和“社本”，进一步明确了作为理论总纲的社会主义价值构成论，明确了新价值的三部分划分及其次序；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是生产资料成本价格的观点；完善了新生产价格和二次按劳分配论；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公式；应用新成本范畴和净产值范畴建立企业核算体系和新概念成本核算办法和成本控制法。总结了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形式，将“企业净收入分成制”作为典型形式。

(一)两种代表性理论的共同点

比较李炳炎的社会主义分享理论与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在完全不同的经济理论体系内独立完成的理论创新，从主要思想到政策主张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1)两者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都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问题。(2)两者的研究出发点是一致的，它们都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在分配领域中探寻经济动力不足的原因。(3)两者都以改善现行的经济刺激结构，建立新的动力刺激机制、新的微观经济基础为目标。(4)两者都把现行的工资制度视为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根源，认为它是一种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的制度。(5)它们提出的新方案是相同的，即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的利益矛盾，只不过所用的名称不同，一个称作“净收入分成制度”，另一个称作“利润分享制度”。(6)它们都对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因素。(7)它们都把制定新的有效的财税政策作为新制度运行的保证，都强调了政府在确定分享比率和推行新制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两种代表性理论之间的差异

中西方分享经济理论都是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出发，从分配问题人手，希望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以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两者都存在共同点将人视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高度重视企业中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但两者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

1　两者的理论研究背景和目的不同。威茨曼的理论提出时，正值“滞胀”问题肆虐西方之时，他的理论从解决当代资本主义“滞胀”的经济顽症这一目标

出发，以寻找“滞胀”的原因为目的，侧重于分析了分享制度对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缓解作用。可以看出，推广分享经济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从利润分享制度的发展上来看，利润分享计划的实施数量，与罢工事件的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见下图)，利润分享明显带着抑制工会运动，调节劳资纠纷的目的。

然而，李炳炎分享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背景。理论提出之初，目的在于破除僵化的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劳动者利益受到了损害，李炳炎的理论同时具备了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目的。李炳炎理论是把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公有的应然模式，试图说明企业净收入分成制是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的基本途径。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做大“蛋糕”，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总体说来，李炳炎理论的目的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制形式，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让全体人民更好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2　两者的理论来源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实践来源是利润分享思想。利润分享思想在人类早期的经济生活中就已经存在，威茨曼提出分享经济思想，是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的。日本劳工制度的特点，一是终生雇佣制，二是奖金制度，奖金与工资分开，与利润挂钩。从19世纪末起，利润分享制度开始在企业管理中应用。二战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纷纷从法律的角度规定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在理论渊源上，20世纪60年代，“民主的资本主义”者美国著名的公司和投资金融律师路易斯・凯尔索对员工持股计划的理论和建议作了论述。他的两部著作：《资本家宣言：如何通过借贷使800万工人变成资本家》和《两要素理论》，被公认为是关于利润分享思想的经典之作，对薪酬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些理论与实践背景下，威茨曼(Martin・L・Weitzman)从日本的劳工制度得到启发，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

我国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渊源于《资本论》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成本范畴的一个直接论述。在这一段论述中，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商品成本的经济实质，是“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些分析表明，社会主义商品价值由c和新价值两部分构成，新价值包括工人的工资和工人为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的实践，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引发出的新的经济思维。安徽凤阳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分配方案规定：生产所得的农产品除了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扣除各项社会基金(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后备基金、一般管理基金、公共福利基金等)外，剩下来的那部分产品直接归农户所有。如果由价值构成公式表示，则w-c-m=v，或w-c-n，-n2=n3。式中，w为总产品的价值，c为已耗费的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m为公共需要价值，v为个人需要价值，n，为国家需要价值，n2为集体需要价值，n3为个人需要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公式，是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理论核心。

农村联产承包制中的这一分配公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城市集体企业改革中被发展成为“除本分成制”的分配方法，它直接构成了公有制分享经济观的方法论基础。“除本分成制”的具体做法就是从企业每月的实现销售收入中，扣除职工工资以外的一切成本支出以后，剩余部分为企业的纯收入；将纯收入按上级核准的比例分作两部分：一部分为企业分成额(应上缴的所得税和合作事业基金包括在内)，另一部分分为职工工资总额。工资不包括在成本中，实行工分制浮动工资，职工收入随企业经营好坏和个人劳动好坏而浮动。两者的共同逻辑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个人的”，这里已含有分成制经济思想，成为企业净收入分成制的思想来源。

3　两者的立论基础与作用原理不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基础，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这种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分享制度应通过可变的收入和稳定的就业(刚好与工资制相反)来发挥作用，通过降低单个工人收入，来保持厂商收益，从而打消厂商裁员的意愿，保持就业率。而中方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认为中国的充分就业不全是通过市场机制，劳动报酬制度难以对企业就业量起作用的特殊条件，它认为净收入分成制不能引致就业量的变化，而只能通过真正实现按劳分配调节个人劳动收入的变化来起作用。

4　两者内容的广泛程度不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只包含了改变工资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涉及到所有制和企业控制权的问题。威茨曼就曾经表示过，分享制关键不在于谁拥有所有权，而在于工人参与利润分享。他认为分享制是重新分配企业收益，而不是重新分配企业资产。

与此不同的是，李炳炎的理论中既包含产权理论，也包含与产权安排相对应的企业治理制度。

首先，在所有制和产权方面，李炳炎的理论主张建立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李炳炎认为，自主联合劳动所有制就是劳动者因拥有公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支配权、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以及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进而劳动者是作为主体来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公有制形式。它是一种多层次的公有制形式，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所有制，即社会主义一国范围内的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全社会生产力的总和，属于整体自主联合劳动；第二个层次，是集体所有制，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局部实现自主联合劳动，自主联合劳动者以“总体工人”的形式存在；第三个层次，是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自主劳动者个人构成联合体的细胞。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在当年要求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即实现劳动者个人对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个人所有权。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其按照自主联合劳动三个要求改造原有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只有将传统的以工资制和利润制为核心的企业经营机制改造成企业净收入分成机制才能使国家、集体、个人实现各自的所有权，充分有效地发挥各自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自主联合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同时，李炳炎主张建立劳动主导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净收入分成制和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典型公司组织形式。这些新型的企业制度将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联系，从而调动了职工增产节约的积极性。一方面为增加净产值而努力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注意节约生产资料成本，节约物耗。这是因为，这些措施要求以取得销售收入作为前提，从而促使职工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发挥积极性，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这是因为，这个办法使国家、企业、个人三者所得按既定比率随净收入变动而同向异步变动，在动态上正确处理了三者利益关系；同时促进企业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

制。

5　两者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不同。威茨曼的理论在处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时，对于劳动者的利益维护不够。威茨曼也承认，在经济繁荣时，固定工资制度也有其有力的一面，它自动地把劳动力从边际价值低的地方转移到高的地方，可以刺激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而成为在各种不同的职业需要中合理配置劳动力的理想工具，此时厂商自然选择工资制。然而在经济衰退时，根据威茨曼的理论，“滞胀”被归咎为工资的刚性，似乎经济的衰退是由工人的工资太高造成的。工人的人均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就业量以及收益之间存在着反相关关系。因此，在实践中，企业总工资额、总收益、总利润都会因为就业量增加而上升，而工人的人均收入则会下降。在是否选择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时，工人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冒丢掉工作的风险坚持固定工资制度，要么是实行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保住工作但减少收入，不论怎么选择都是对工人利益的侵害。

而李炳炎认为，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净收入分成制因为其依据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工人的报酬直接与自己的劳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会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造成工人收入与企业效益呈反方向变动的情况。而且，不论在经济繁荣或者经济不够景气的时候，李炳炎教授的理论都能够起到保护劳动者利益，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

6　两者对实现公平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看到，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是为了继续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克服滞胀而提出的一种旨在改变劳动报酬分配制度的微观经济理论，虽然它在形式上构成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但其实质仍然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这一点国内学者姚海明教授早已做过分析：“威茨曼始终把劳动的边际价值作为确定分享比例的依据，无论是完全分享还是混合分享，工人的收入只能相当于劳动的边际价值。如果增加工资，哪怕是增加一个美元，由于新工人的不断涌入，企业产量的不断增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下来，直到恢复原来的工资水平；如果减少工人的工资，工人会离开公司，导致在业工人劳动的边际收益增加，迫使公司把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否则公司将无法维持它所需要的劳动者。由此可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制度仍然是围绕着萨伊的工资铁律展开的，他所提出的分享收入方案，只不过将原来直接按劳动的边际价值确定每个工人的工资额，改为按公司总收入的比例来分发工资。工人没有多得到一分钱，资本家也没有少拿一个子。”

而李炳炎提出的公有制净收入分成制则不同，因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和按劳分配的本质要求就是企业劳动者集体决定做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以后的新价值的分配，因此，实现真正的收入分享是顺理成章的。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享，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做大“蛋糕”，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

二、小结

经济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房地产虚拟经济重构稳定

在市场经济中，房地产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为消费者提供居住和工作场所；二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投资或投机机会；三是为整个信用制度提供最基本的抵押资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银行抵押资产的90％是房地产）。前者是房地产的自然属性，与是否市场经济无关，后两者则是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这两个功能。房地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引发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基本作用：其正面的基本作用在于房地产可以迅速通过房地产信贷的杠杆撬动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发达地区，导致该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在中国这总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和税收收入）；而基本的负面作用就是它可能带来泡沫经济的风险。可见，房地产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具有很强的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把房地产作为虚拟经济的部门之一来进行研究更能体现房地产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性。

然而，在传统经济理论中，房地产（realestate）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最重要的实物资产（realassets），属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范畴，房地产的变动应该与经济基本面相吻合。但是，现实经济中的“房经背离”和“房地产泡沫”等种种“异象”又说明了仅把房地产作为一种实物资产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当今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出发，运用虚拟经济理论对之进行合理的解释。

一、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

在现代经济中，资本化定价方式越来越普遍，整个经济系统中虚拟经济部分的影响日益增强，相应地，虚拟经济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称呼有很多种，但是它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而存在的看法却是共同的。虚拟经济概念的本质意在概括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基础就是资本化的定价方式。它是观念支撑或心理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而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形成系统。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房地产的价格形成无疑属于虚拟经济系统。

可见，虚拟经济理论重视预期和心理活动、不确定等因素的作用，它把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由成本支撑的实体经济系统和由心理支撑的虚拟经济系统。虚拟经济是一种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其行为基础的特殊的经济运行关系，一种资产，不论其有形还是无形，也不论其是金融资产还是房地产，一旦以资本化定价方式来定价，它就具有虚拟资产的运行特征，就应该纳入虚拟经济的研究框架。虚拟经济中的所有运行特征、运行规律和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与资产的这种特殊定价方式有关。对房地产虚拟性的研究也是从资本化定价方式入手的。有关的研究如下：

1.关于房地产定价方式的研究。刘骏民（1998）指出：如果从定价方式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狭义的虚拟经济的定义也要包括房地产。随后，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报告”指出房地产虚拟性是介于一般商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房地产虚拟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房地产存量与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虚拟化的程度以及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结构等影响房地产虚拟性质的主要制度因素）。

2.关于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经济稳定的关系研究。郭金兴（2005）指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并不必然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房地产具有稳定经济的内在机理。房地产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可以使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中的货币需求相适应，而房地产价值的相对稳定性对稳定货币发行，从而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王国忠（2005）通过计量经济模型的检验发现：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价值系统的影响是直接而显性的。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在整个区间内存在双向的影响机制，房地产价格对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价格指标都有着单向的传导机制，房地产的价格波动会影响股票市场的价格及实物生产价格的波动。这说明作为虚拟经济的子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把房地产部门看成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然后再来考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趋势。鞠方（2005）基于对现代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基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提出了房地产市场货币积聚假说，对房地产泡沫的成因进行新的解释。进而把房地产泡沫放在协调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重点剖析房地产泡沫、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三者的互动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并指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具有鲜明的虚拟经济特征和实体经济特征的特殊市场，正是由于这种“虚实两重性”，决定了房地产“异象”成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基本思路

在认识到房地产的虚拟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按照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刘骏民，2003），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这种重构包括以下几个有机的组成部分：①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研究。这是从虚拟经济的行为基础——资本化定价方式的角度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的研究。②对房地产自身的稳定性的研究。首先，从虚拟经济的运行特征——强波动性入手，然后，对房地产这种虚拟经济成分自身的稳定性进行研究。③从价格的角度来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说明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互动关系——房地产如何影响宏观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④从资金流的角度阐述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这种资金流包括货币资金流和信贷资金流。分析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波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核心部分。⑤指出在虚拟经济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干预，以促进经济稳定。⑥案例研究。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

由此，从虚拟经济的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图大致如下：

三、从虚拟经济角度来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的意义

在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研究房地产虚拟性质与宏观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大体而言，从虚拟经济的角度重构房地产经济理论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强调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功能，从而将股市、债市、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房地产，考察资金在这些领域中转移流动的规律及其影响；第二，强调房地产作为资产的虚拟性质和可能的房地产引发的泡沫经济的风险。这种从市场经济功能视角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有利于正确解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传统经济理论难以有效解释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异象”，只有在对房地产虚拟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会对虚拟经济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更深刻的了解；才会对虚拟经济的理论出发点是把整个经济看作一个价值系统而非物质系统有更深刻的理解；这种研究必将极大地丰富虚拟经济的理论。

有利于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研究房地产虚拟性与宏观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协调发展，这在客观上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并有利于提高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

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研究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为经济增长服务。

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事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房地产泡沫引发的财富分配效应可能加剧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社会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化。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房地产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房地产业也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各国的GDP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性较强。在此情形下，如果房地产业出现不正常的发展，不仅会导致房地产业衰退，还会对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因此，认识房地产虚拟性并在此基础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金融安全、投资决策和社会稳定，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AlanGreenspan.Newchallengesformonetarypolicy．beforeasymposiumsponsoredbythe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inJacksonHole［R］．Wyoming，August27，1999.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39～42.

[3]刘骏民.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4]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与宏观经济稳定[D].南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5]王国忠.虚拟经济稳定性研究［D］.南开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6]李杰,王千.房地产虚拟资产特性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6,(2).

[7]郭金兴.房地产虚拟性及其波动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经济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

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经济理论范文第5篇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CN：11-1517/F）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经济理论范文第6篇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价格发现机制之一，拍卖进入经济学文献的时间却相当晚，对拍卖最早的两篇开创性论文分析发表于1956年和1961年。在此之前，研究拍卖问题的经济理论文献几乎是空白，而此后近20年里拍卖理论的进展也相当缓慢。在很长的时间里，拍卖理论一直被视为与经济理论主体迥异的专业化领域，它似乎只是管理科学家与运筹学家的属地，因而不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承认。造成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是拍卖理论最初主要由运筹学家发展起来或多发表在运筹学杂志上，而且多运用技术数学而非标准经济学的直觉进行论证。

突破性的进展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博弈理论研究者意识到拍卖是一种简单而又具有完备定义的信息不对称经济环境，它是分析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一个颇有价值的实例，其经济研究前景也非常诱人。与此同时，实验经济学者对于可控拍卖实验的兴趣不断高涨。在这一背景下，拍卖理论逐渐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接纳，并大量运用博弈论、实验以及经验检验作为研究工具。近1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拍卖问题的研究文献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拍卖理论也已经作为一个专门体系进入中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本文将紧密围绕拍卖机制的收入与配置效率的绩效比较以及卖主最优拍卖机制设计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二部分简要评述了维克里的开创性贡献；第三部分详细分析了四种标准拍卖机制的绩效以及单物品最优拍卖机制设计；第四部分则探讨了各种多物品拍卖机制的绩效以及多物品最优拍卖机制设计，并介绍了拍卖理论在国债拍卖与频谱拍卖实践中的应用与发展；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拍卖理论检验的情况及其它前沿问题，并简要评价了拍卖理论研究的现状。

二、维克里的开创性贡献

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于1956年提出一个求解第一价格密封投标中的最优竞价策略的模型。尽管他采用的是基于决策理论的运筹学分析方法，但他已经意识到应用博弈理论分析拍卖问题的前景。事实上，弗里德曼竞价模型可以被视为博弈理论拍卖模型的前兆。如果说弗里德曼是从竞价者的角度来考虑最优出价战略，那么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则更多地站在拍卖组织者和社会计划者的角度分析配置效率与收入问题。维克里于1961年发表的《反投机、拍卖与竞争性密封投标》一文堪称拍卖理论的开山之作。文中维克里首次运用博弈论处理拍卖问题并取得巨大进展，他极富预见性地提出了拍卖理论中的多数关键问题，从而引导了该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这些开创性贡献成为他获得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因素。

维克里首先考虑了单物品拍卖机制。他指出，无论竞买人是否对称，英式拍卖中的每个竞买人的占优战略都是保持竞价，直到价格达到自己的估价为止，估价最高的竞买人将以大致等于次高估价的价格夺走拍卖品，这种配置结果显然是帕累托有效的。在竞买人对称的荷式拍卖中，每个竞买人的报价应该严格低于自己的估价，估价最高的竞买人也必定成为赢家，因而也是帕累托有效的。但是，如果竞买人非对称，荷式拍卖的配置结果很可能是无效率的。

维克里还相当精辟地分析并指出，荷式拍卖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在战略上是完全等价的，因为竞买人在两种情形中所面临的局势完全相同。在此基础上，维克里独创性地提出了英式拍卖的密封等价形式--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又称维克里拍卖）。这种拍卖最显著的特征是每个竞买人的占优战略都是按其真实支付意愿出价（"说真话"），这种拍卖机制显然是激励相容的。由于拍卖品最终归于支付意愿最高的竞买人之手，它也是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配置机制。

维克里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针对竞买人对称的情形证明，荷式拍卖与英式拍卖所产生的期望价格相同。结合战略等价关系，实际上意味着四种标准拍卖机制给卖主带来的平均收入相等。这就是著名的"收入等价定理"（Revenue Equivalence Theorem, RET），该定理是整个拍卖理论研究的起点。但是，维克里也注意到，荷式拍卖中盈利方差要小于英式拍卖，这意味风险厌恶的卖主更愿意选择前者。他还明确指出，竞买人合谋以及拍卖人败德可能成为密封拍卖的致命劣势。

维克里（1962）还将单个物品的拍卖推广到多个相同物品的拍卖，他针对每个竞买人最多购买一个单位（单位需求）的简单情形提出并简要分析了几种同步与序贯拍卖机制。在1962年的《拍卖与竞价博弈》一文中，维克里再次运用博弈理论详细分析了三种同步密封的多物品拍卖机制的绩效。遗憾的是，维克里所提出的这些重要问题在当时并未引起经济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此后近20年里拍卖理论几无重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末，拍卖经济理论的发展高潮终于姗姗来临。

三、基准模型与单物品拍卖分析

对拍卖机制的绩效分析往往从包含以下重要假定的框架入手：（1）单物品拍卖。（2）所有竞买人和卖主都是风险中性的。（3）所有竞买人是对称的，其估价服从同一概率分析。（4）拍卖品具有独立的私人价值。换言之，每个竞买人仅凭所掌握的私人信息就可以精确地对拍卖品估价，即使知道了所有其他人的估价信息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估价。（5）最终支付额仅仅取决于报价额。（6）竞买人之间是非合作博弈。（7）卖主就是拍卖人，不存在交易费用。上述拍卖模型通常被称为"基准模型"（Benchmark Model）或"私人价值模型"。这些假定在现实中未必完全满足，但它们是拍卖绩效分析的理想基准，随后将逐步放松或替代这些假定，向真实世界逼近。

1．收入等价定理与最优拍卖机制

1981年，Myerson、Riley和Samuelson几乎同时证明了维克里关于各种标准拍卖机制的期望收入等价这一结论的一般性。假定数量既定的众多风险中性的潜在买主中的每个人都独立地获得对拍卖品的私人估价，且这些估价服从一个共同的、严格递增的非原子分布，那么任何具有以下特征的拍卖机制都将产生同样的期望收入（并导致每个竞买人按自己估价的某个函数支付相同的期望金额）：（1）拥有最高信号的竞买人总是赢家；（2）任何拥有最低可行估价的竞买人的期望剩余为零。这个结论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它意味着卖主选择四种标准拍卖方式中的哪一种都无关紧要！

由此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所有可能的拍卖机制中，卖主最优的选择是哪一种？Myerson（1981）借助于"显示原理"将最优机制的搜寻范围缩小到激励相容性直接机制上，并将最优拍卖机制问题转化为一个双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问题：即在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下求卖主的最大期望剩余。沿着这一思路证明，可以将最优拍卖机制概括为两套规则：（1）配置规则：要求每个竞买人报告自己的估价，卖主计算相应的边际收益，然后将拍卖品授予边际收益最高者，除非最高边际收益低于卖主自己的估价（边际成本）。若所有边际收益都低于卖主自己的估价，卖主将保留拍卖品。（2）支付规则：赢家支付的金额既非他的边际收益亦非他的报告估价，而是使其边际收益等于或高于所有竞争对手的边际收益以及卖主边际成本的最低估价。

因此，最优拍卖机制实质上将第二价格拍卖的思想与第三级垄断价格歧视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在基准模型中，若估价越高的竞买人的边际收益也越高（正则性），则所有设置了最优保留估价的标准拍卖机制都是最优的。但是，最优拍卖机制的配置结果有可能是无效率的。首先，其中隐含着边际收益最高者的估价高于卖主估价但卖主保留拍卖品的可能。其次，在竞买人非对称的情况下，估价最高者的边际收益未必最高。排除这两种可能，那么收入最优拍卖也是帕累托最优的。

2．标准拍卖制度的选择

根据RET，各种拍卖形式除了制度细节之外并无差别，这与实践中英式拍卖和第一价格密封折卖明显更受青睐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将会看到当基准模型中的假设被放松以后，RET就随之失灵，某些拍卖制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拍卖理论的解释能力则因此增强。

（1）风险厌恶

一旦放弃买卖双方都为风险中性的假设，第一价格拍卖（FPA）就具有了某种收入优势。可以证明，无论竞买人服从何种估价分布，FPA中的均衡价格都二阶随机占优于第二价格拍卖（FPA）中的均衡价格。因此，厌恶风险的卖主更愿意选择FPA。考虑卖主为风险中性而竞买人厌恶风险的情形：在SPA中，竞买人的均衡报价战略不会因风险厌恶而改变，因而期望价格不受影响。在FPA中，风险厌恶的竞买人更愿意适当提高报价以确保获胜并获取正利润，因而对估价的削减要小于风险中性竞买人。根据RET，卖主同样更愿意选择FPA。

总体而言，竞买人对风险的厌恶态度有利于卖主。但是，FPA并非最优的拍卖机制，风险中性的卖主还可以充分利用它在风险承受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最大收入。比如，他可以提高低报价的风险实现鼓励高报价的目的。竞买人风险厌恶情况下的最优拍卖机制要比风险中性时复杂得多，比如要补贴失败的高价竞买人并惩罚低价竞买人。此外，卖主还可以通过隐瞒竞买人数量的方式（即引入数量不确定性）提高期望价格。

（2）共同或关联价值

拍卖品具有独立的私人价值的假定只是一种极端情形，另一种极端情况是拍卖品有一个客观的实际价值（比如油田下面的储油量），该价值对所有竞买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在拍卖时无人确切地知道这一共同价值，只能根据各自掌握的不同私人信号（如地质勘探获得?quot;信号"）对其进行估计。此时，竞买人了解到其他人的估价信息后很可能会改变原先的估价。这一模型被称为"共同价值模型"。在共同价值拍卖中存在"赢家的诅咒"效应，此时赢家往往会因支付过高而亏损（即惨胜）。每个竞买人都必须意识到，只有当自己拥有最高信号（在对称均衡中）时才能赢得标的物。因此，理性竞买人为避免沦为它的牺牲品必须将与胜利相伴的坏消息考虑进行并向下调整报价额。

在真实世缰校?嗍?穆敉???卑??怂饺思壑岛凸餐?壑狄蛩亓礁龇矫妗?ilgrom和Weber建立的"关联价值模型"（Affiliated Value）成功地将上述两个模型都纳入其中。在这个一般模型中。假定每个竞买人收到一个私人信号，但允许每个竞买人的估价成为所在地参与人信号的综合函数。再引入一个"关联性"的统计概念：大致地讲，如果某个竞买人观察到一个关于拍卖标的品质的有利信号，他相信自己的竞争价对手极有可能也观察到了一个有利信号，那么竞买人的信号就是相互关联的。根据这一模型，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期望收入排序关系：

英式拍卖≥第二价格密封拍卖≥第一价格密封拍卖=荷式拍卖

该结论可被用于解释英式拍卖在实践中更为常见的原因。英式拍卖区别于其它拍卖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公开竞价过程可以实时地向竞买人传递信息，因而可以潜在实现私人信息的共享。引入共同价值因素之后，英式拍卖就具有了收入优势：每个竞买人关于共同价值的私人信息对其它竞买人而言都是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公开竞价过程中被披露出来了。这种私人信息的共享意味着"赢家的诅咒"效应的减轻，于是竞买人的报价更具有进取性。

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卖者拥有与标的真实价值有关（时而与竞买人的私人信号相关联）的任何私人信息来源，他的最优政策就是预先承诺会诚实地予以披露。将赢家的支付价格同与赢家的信息相关联的信息联接起来可以提高期望收入，这个一般原理被称为"联接法则"（Linkage Principle）。

在最优拍卖分析中，如果竞买人拥有独立的私人估价，那么最优保留估价既独立于竞买人数量，又大大高于卖者本人的估价。但是，如果估价是有关联的，竞买人越多则保留估价越低。Levin和Smith证明，随着竞买人数量增多，最优保留估价将收敛于卖者本人的估价。

（3）非对称性

如果放弃竞买人的估价服从相同概率分布的假设，SPA仍然将标的授予估价最高者，FPA却未必如此。其原因是在FPA中，来自较弱估价分布的竞买人的报价要比来自更强估价分布的竞买人更具进取性，卖主往往会歧视性地将标的卖给前者。因此，在非对称性情形中，FPA无法保证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性，但它确实可能带来更多的预期盈利。这一结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Maskin和Riley还一般性地证明，强势买主更愿意选择SPA，而弱势买主更愿意接受FPA。

回顾最优拍卖机制，卖主为获得最大期望收入应该将标的配置给边际收益最高而非估价最高的竞买人并设置最优保留估价。根据标准需求理论，估价相同的买方在处处更低的需求曲线（水平内移）中的边际收益更大。因此，卖主通常都更愿意将标的卖给来自更低估价分布的弱势竞买人，非对称情况下的最优拍卖必然是歧视性的。McAfee和McMillan以采购拍卖为背景发展了这一观点，并对政府采购中出现的偏袒本国厂商的行为提供了政治原因之外的一个合理解释。

以上分析都建立在私人价值假设的基础上。如果估价包含了共同价值因素，竞买人之间的不对称性的影响将会显著得多。如果一个竞买人拥有如私人估价略高这样微弱的优势，他的报价就会大胆得多。在英式共同价值拍卖中，这种优势具有巨大的间接效应：竞买人的对手将面对更大的"赢家的诅咒"，因而会更为保守地出价，优势竞买人?quot;赢家的诅咒"因此下降，于是可以更加大胆地报价。最终的结果是优势竞买人以极低的价格取胜。而且，这种效应会因存在竞价成本或入场成本而放大，导致处于劣势的竞买人根本无法参与拍卖。这表明，在共同价值环境中，英式拍卖对卖主而言可能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4）合谋行为

前文假定竞买人之间的博弈是完全竞争性，但是在拍卖实务中，竞买人或投标人之间完全有可能勾结起来达成隐性或明确的合谋协议。尽管目前与此相关的理论或经验研究都还相当有限，但还是得出了某些启示性结论。

Robinson言简赅地指出，SPA中达成的合谋协议要比FPA中更容易维持。为简化分析，不妨假定所有竞买人可以顺利地达成合谋协议、分享胜果并且不会被卖主觉察到，再假定卡特尔可以提前举办一场内部拍卖并指定胜者为正式拍卖中的赢家，那么在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的合谋协议应该是：让指定赢家递交极高的天价，所有其他竞买人都递交零价，这时任何其他竞买人都无破坏协议的动机。在英式拍卖中，卡特尔只需达成不相互抬价的协议即可，而且指定赢家可以实时地提高报价打击破坏协议的行为。这种合谋的结果显然是帕累托有效的。在第一价格密封卖中，所在竞争买人必须一致同意由指定赢家递交任意低的价格，其他竞买人一律递交零价，但这时所有其他竞买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强烈激励。

McAfee和McMillan分析了仅包含部分竞买人而且无法在成员间进行补充支付的"弱"卡特尔。结果证明"弱"卡特尔最佳的选择是让所有成员递交相等的报价，然后依赖于拍卖人随机地选择胜者。这解释了多年来在各国密封报价拍卖中盛行的报价相等现象。很显然，对补充支付的限制导致了合谋的非效率性。但是在某些重复拍卖情况下，卡特尔可能更愿意选择轮流报价机制。

Hendricks和Rorter特别指出，合谋的出现和特征关键取决于拍卖品的性质以及特定的拍卖规则。在许多情况下，竞争与合谋行为的结果可能是无法区分的。因此，要想有效地鉴别合谋并非易事。但是，卖主可以改变拍卖规则以限制卡特尔的有效性，比如可以设置一个与串谋集团规模同向变动的保留价格。在密封拍卖中，为了破坏递交相同价格的合谋，拍卖人可以只公开赢家的身份而不公布报价额，或者拒绝按照随机方式确定胜者。

（5）败德行为

维克里曾指出，当卖主是一个政府机构或大型团体时，负责销售的拍卖人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在密封拍卖别容易产生拍卖人与竞买人勾结起来损害卖主利益的败德行为。比如，在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中达成的败德协议可能是：在所有报价递交之后，拍卖人将次高报价告知报价最高的竞买人，并允许其重新递交一个略高于次高报价的价格以换取贿赂。在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败德协议至少要涉及到两个竞买人：拍卖人通过行贿使次高竞买人降低或者撤回报价，从而降低报价最高者的支付额。维克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将销售结果全部对外公布或者设置合理的保留价格。

在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中还存在拍卖人损害赢家利益的败德行为，比如拍卖人可以伪称收到了或者通过行贿让次高竞买人重新递交一个刚好低于最高报价的次高报价。正是这种潜在的可能导致了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在实践中鲜为人知。在这种情况下，为取信于竞买人，拍卖人同样可以公开全部竞价信息。在英式拍卖中存在类似的败德可能，拍卖人或者卖主可能串通内部人参与现场竞价哄抬价格。荷 式拍卖或许是四种标准拍卖中最能有效防止上述合谋与败德行为的方式。在这种拍卖中信息披露得最少，上述各种阴谋几乎都无法得逞。

四、多物品拍卖分析与新兴市场设计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单物品的拍卖，然而在实践中更多地观察到的是多物品拍卖。近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拍卖市场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重塑竞争性基础设施产业（电信、电力、天然气、交通等）、配置公共稀缺资源以及增加财政收入渠道，私人部门也更多地通过拍卖转让资产所有权或者采购原材料。这些应用领域往往涉及到多个同质或者类似的拍卖标的。因此，多物品拍卖机制的设计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并正成为拍卖理论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多物品拍卖可以采取同步与序贯两种方式。在同步方式下，所有物品同时拍卖，具体程序包括密封的同一价格拍卖（UPA）和歧视性拍卖（DA）以及公开的加价式拍卖。在序贯方式下则是按顺序逐个地重复拍卖，具体程序包括序贯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序贯第二价格密封拍卖以及序贯加价式拍卖。在每个竞买人最多只能购买一个单位（即单位需求）的情形下，UPA拍卖和DA拍卖可被视为第二价格密封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在多物品拍卖中的推广。

1．广义收入等价与多物品最优拍卖

目前，对多物品拍卖的已有研究大多以所有单位同质及竞买人具有单位需求为前提。在该假定条件下，单物品拍卖中得出的许多概念和结论--尤其是RET--都可以推广到多物品拍卖的情形。Maskin和Riley一般性地证明，如果保留RET的其它假定，有k件相同的不可分割拍卖品出售，而且每个买主至多需求一个单位，那么任何具有以下特征的拍卖机制都创造相同的期望收入：（1）k件拍卖品总是由估价最高的k个竞买人所得；（2）任何拥有最低可行估价的竞买人的期望剩余为零。这意味着卖主从各种同步以及序贯拍卖中获得的期望收入都相等，实际上将RET推广到了多物品拍卖的情形。但是，如果竞买人对多个单位感兴趣或者可以递交向下倾斜的需求函数，那么该定理通常不再成立。

Maskin和Riley还将梅耶森对最优拍卖机制的分析扩展到大量同质物品拍卖的情形，他们证明，在正则性条件下，设置了适当保留估价的标准拍卖机制对卖主而言都是最优机制。但是，若考虑竞买人可能需要多个单位即需求曲线向下倾斜的一般情况，即便是设置了保留估价的标准拍卖机制通常也不可能是最优的。Palfrey分析了一个垄断卖主在将异质物品捆绑销售之间的偏好，并论证了卖方捆绑销售的激励会随着竞买人数增加而下降。此后，对多单位异质物品最优拍卖的研究几乎没有取得进展。

2．同步拍卖机制分析

Wilson比较了一件可分割物品的UPA（份额拍卖）与同一物品被视为不可分割整体的拍卖（单位拍卖），得出的结论是在UPA中存在多个合谋性均衡，因而销售价格要比单位拍卖低得多。Back和Zender进一步证明，UPA中，竞买人可以无成本地递交相对较高的超边际报价（陡峭的需求曲线）抑制竞争；在DA中这样做要付出高昴代价，因而竞买人会提交更平坦的需求曲线，并在边际水平上激发更剧烈的价格竞争。因此，DA可能给卖方带来更多的期望利润。

Hansen对赢者通吃情形下的数量内生的采购招标分析则表明，收入等价性在需求依赖于价格的情况下不再成立。此时第一价格密封拍卖不仅给买主带来更低的期望采购成本，而且给买卖双方创造更高的总剩余，因而也是一种为投标的卖方所青睐并具有社会效率的机制。其直观原因在于公开加价式拍卖中销售价格等于次低成本，第一价格密封的效易量则更好地反映了赢家的成本，因而更具生产效率并提供了更强的进取性报价激励：更具进取性的报价不仅增加了取胜概率，而且也提高了交易量。这解释了采购中往往采用第一价格密封形式的原因。

3．序贯拍卖机制分析

Milgrom和Weber在更一般的假设条件下考虑了多种序贯拍卖机制。均衡分析表明，在独立的私人价值情形下，任何序贯拍卖中的均衡价格序列都是一个鞅。在关联和（或）共同价值的情况下，序贯第一价格密封与第二介格密封拍卖中的均衡价格序列则是向上漂移的。对此的直观解释是前期拍卖可以释放出有关商品价值的信息，从而降低竞买人对后期拍卖中的"赢家的诅咒"效应的关注，因此，竞买人更愿意推迟到后期购买。

然而，在酒品和公寓套间等同质商品的序贯拍卖中，人们更多地观察到的却是价格向下漂移模式，这就是所谓"价格反常下降现象"。这种经验观察与理论预测的不一致性引发了许多解释性文献。Ashenfelter提出，竞买人对于风险的厌恶态度可能解释这种现象：对一个厌恶风险的竞买人而言，第二期效用的随机性降低了它的价值，于是它具有提高第一期报价争取早些购买的激励。但是MeAfee和Vincent指出，这种解释逻辑只有在假定竞买人的绝对风险厌恶性非减时--这似乎与大多数人对风险的态度相悖--才成立，但这并非意味着绝对风险厌恶性递减时不存在价格递减现象。

Milgrom和Weber还比较了各种拍卖机制在关联价值环境中的收入能力。他们所得出的期望收入排序关系为：（1）同步/序贯的英式拍卖>同一价格拍卖>歧视性拍卖。（2）序贯第一价格密封拍卖>歧视性拍卖，序贯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同一价格拍卖。但是，上述结论都依赖于竞买人风险中性的假定条件。如果竞买人厌恶风险，收入排序关系就会削弱甚至颠倒。

4．新兴拍卖市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日渐意识到，许多真实市场都可以通过拍卖理论得到最佳理解，而单物品拍卖理论已不足以指导突飞猛进的多物品拍卖市场实践。目前，对多单位同质物品拍卖的研究大多以国债这个规模最大也最典型的拍卖市场为背景，美国频谱拍卖探索过程则被视为拍理论成功应用于新兴市场机制设计的典范。

（1）国债拍卖市场

国债拍卖具有其它拍卖市场所没有的独特市场特征，这使分析变得复杂化。国债拍卖最大的特征在于国债从本质上讲属于可分割物品。与单物品拍卖不同的是，竞买人递交的是价格与数量的组合，事实上提交了一条需求曲线。国债拍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拍卖前后都存在活跃的相关市场：在拍卖之前存在从事远期交易的虚债市场（when-issued market），在拍卖之后则存在转售市场以及回购与逆回购市场。这些市场都会与国债拍卖市场发生战略性互动，并最终影响到竞买人的竞价行为和种种拍卖机制的绩效。

自1974年以来，美国财政部的国债拍卖几乎完全依赖于DA拍卖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债市场都采用DA拍卖机制。然而，理论界对于国债拍卖应该选用何种机制的争议由来已久。至少从米尔顿-弗里德曼以来，就有大量学者主张采用UPA拍卖机制。支持这观点的理由之一是DA机制中存在大额竞买人合谋操纵市场的强烈激励：在具有明显共同价值因素的国债拍卖中，DA中的"赢家的诅咒"效应经UPA更加严重，因而打击了那些不太知情的小额交易者的积极性，使竞价局限于少数大交易商之间。理由之二是可以沿用单物品拍卖中SPA的期望收入高于FPA的逻辑来分析国债拍卖机制。譬如Chari和Weber以及Bikhchandani和Huang等人的研究都重申了这一观点。

1991所罗门兄弟公司涉嫌操纵国债拍卖市场的丑闻曝光之后，美国财政部于次年试验采用UPA机制出售2年与5年期的中期国债。但是，正如Back和Zender所指出的，可分割物品拍卖与不可分割物品拍卖，或更一般地讲，与单位需求拍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购买多个单位的竞买人所关注的是边际成本而非价格，而一个竞买人的边际成本是由所有竞买人所提交的需求曲线内生决定的。因此，在UPA拍卖中存在隐性合谋的可能，在某些均衡中UPA拍卖的期望收入要低于DA拍卖。最近对财政部试验的经验比较研究并未得出定论。但是，这场争论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即国债拍卖不能从不可分割物品拍卖的研究中得到有用的启示。目前，对于国债拍卖市场与相关的相互影响的研究还相当缺乏。

（2）频谱拍卖市场

1994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开始采用拍卖机制配置无线电频谱许可证，此前采用的是行政比较听证会或者随机抽彩方式。拍卖最大的优势在于通过竞争将许可证分配给最有能力运用稀缺的频谱资源的电信运营商，并且能够带来较高的财政收入以减少扭曲性的税收。FCC最终选用了一种"同步加价拍卖"（SAA）机制；多组相关的许可证同步开始竞价，竞价由多轮密封递价组成，在每轮中竞买人可以对任何许可证递交比立定报价更高的报价，各轮竞价的结果在下一轮竞价开始之前全部公开。如果有一轮中无人对任何许可证提价，拍卖即告终止。这种机制实际上是将英式拍卖拓展到了多个相关物品的情形。FCC采用SAA机制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许可证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这种机制具有两大特征--同步多轮竞价与公开加价。同步拍卖相对于序贯拍卖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允许竞买人根据价格变化在可以相互替代的许可证之间进行转换，因而可以创造市场价格。相对于密封竞价而言，公开加价拍卖过程显示了对许可证估价的信息，在价值相互关联的情况下，这种信息降低了"赢家的诅咒"效应，因而可以提高拍卖价格。更重要的是，竞买人可以利用竞价过程中显示出的信息实现互补性许可证的有效骤集。

经济理论范文第7篇

一、创意经济的概念及特点

（一）创意经济的概念。对于创意经济的具体含义，纵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兴产业，认为创意经济就是“源于个体创造力和技能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具有创造财富并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这是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另一类是把创意经济上升到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认为创意经济由创意部门、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三部门组成，它不仅能带来经济增长和繁荣，更能使人类的整体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国内学者对创意经济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尹宏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给出了创意经济的内涵。他指出，广义地讲，创意经济是指一切以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实现财富和就业增长的创新型经济形态；狭义地讲，创意经济是指在知识经济时代，以人的创造力、智慧和技能，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高技术和高文化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城市经济新形态。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创意经济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产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把创意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能够更好地理解创意经济对各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本文给创意经济以下定义，创意经济是指在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新阶段，以人的创造力即创意为核心，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平台，以现代科技为手段，并把创意物化，形成高文化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以提升经济的竞争力和生活质量为发展方向的新型经济形态。

（二）创意经济的特点。当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转移到依靠人的个体创造力、文化艺术等创意要素的时候，创意经济便应运而生，这在客观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其特点：一是创意经济的核心要素是人的创造力，即创意。创意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其本质是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知识经济，使创意产业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二是创意经济的实质是知识产权的占有和交易。知识产权是创意资源有形化的载体，也是创意商品化的表现。在创意转变为知识产权的同时，创意本身也向着创意经济实现跨越；三是创意经济的动力是文化艺术创新。文化创意要素在产品价值中的比重超过了物质要素，能极大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创意经济聚合能力的基础；四是创意经济的表现形式是创意产业。创意产业指源于人的创造力、技能和才华，运用知识产权的作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创意产业化和产业创意化凸现创意经济的财富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

二、创意经济理论体系溯源

创意经济起源于文化产业。文化是人类在认识、改造世界时历史的积淀。1926年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首先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一般认为，把此时作为文化产业的起点，当时社会实践已具有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20世纪后期，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了“文化工业”，这时文化产业已在西方国家走向成熟阶段，一方面对文化产业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引出了《文化产业学》这一新兴学科。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革命的出现，带来了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它不是推出单一技术和产业，而是空前快速地不断产生许多新的产业群并引发新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再到服务经济，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文化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文化产业和科学技术的交融并进，仅有文化内涵，没有创新思维的经济必然失去动力，同样只有创新形式，没有文化底蕴的经济也必然失去活力。因此，随着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创意经济应运而生。它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产业本身，而是结合文化资源、创意资本、现代科技，通过和谐社会环境、先进的法律制度，形成由创意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形态。创意经济是现代化的机械大工业与张扬的个性化的完美结合。

三、创意经济的理论架构

创意经济与传统经济形态的区别在于，创意经济是以创意为核心资本，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因而存在着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的创意资本的动态循环。

（一）创意信息的循环。创意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形态，创意阶层在整个经济中处于关键地位，正是由于创意工作者的创新思维，并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形成独有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创意的有形载体，也是创意商品化的表现形式。在现代法律政策的保护下，通过知识产权交易，创意资本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新颖的商品和服务，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实现其价值。并由此形成了创意经济强有力的推动引擎。在创意实现其价值的同时，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反馈到创意工作者那里，在他们的脑海里又激发出新的创意灵感。整个创意信息的不断产生、实现、反馈、激发的动态循环过程，构成了创意经济的独特魅力，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的根本特征。（图1）

（二）创意经济的形成。创意的产生离不开人，但是只有人力资本并不能产生好的创意。只有人力资本与文化、科技、社会等其他因素相结合，才能并发出好的创意。创意及创意的产生是整个创意经济体系得核心。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只有把创意商品化才能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保护并促进新的创意的形成。所以说，知识产权及知识产权交易，即创意的商品化，才是创意经济的实质，也是创意的第一次飞跃。创意经济的实质性问题是如何对创意这种特殊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定价和交易。当代蓬勃兴起的创意活动，其实质是对创意这种特殊要素的市场化综合定价，通过知识产权交易，好的创意转移到不同类型的厂商手里，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把创意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实现第二次飞跃。而正是由于创意企业将一个个脑海中的创意点子转化成为创意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把“创意”物化为消费者能够真实感受到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使得“创意”得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动态循环过程，促进了传统的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高附加值、高渗透性的创意经济转化。

四、创意经济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

经济理论范文第8篇

网络经济在世纪之交的蓬勃发展，是与1993年以来国际互联网商务性应用的急剧高涨分不开的。

但就网络经济这一概念而言，则早已有之，而且由于不同学者对“网络”和“经济”的不同理解，它有着不尽一致的内涵。例如，早在80年代，有些日本学者鉴于第三产业中的商业、运输业、金融业等均因有相应的网络而发展起来，就把服务经济称为网络经济，提出要研究这类网络经济学问题；1992年我率中国信息经济学代表团，访问贝尔实验室时，有两位美国学者送给我几篇研究网络经济问题的论文，其内容是讨论电子计算机局域网、广域网的成本核算、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人们也把这类研究称为网络经济学（EconomicsofNetworks）。

现在成为时尚而流行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就其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互联网经济（InternetEconomy）或互联网经济学（InternetEconomics）。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它与信息经济或信息经济学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特殊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人们利用网络，既可以传递信息，又可以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网络经济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经济活动，这种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网络化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开放和适度监管来利用世界上成熟的技术成果、有用的信息和知识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

对网络经济可从不同的层面去认识它。从经济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有别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由于所说的网络是数字网络，所以它又是数字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信息网络尤其是智能化信息网络将成为极其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

从产业发展的中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就是与电子商务紧密相连的网络产业，既包括网络贸易、网络银行、网络企业以及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又包括网络基础设施、网络设备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设、生产和提供等经济活动。这就是目前信息产业界人士所宣扬的互联网经济，它可细分为互联网的基础层、应用层、服务层、商务层。电子商务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美国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美国互联网经济1998年总收入为3014亿美元，（注：1995年还只有50亿美元，3年就增加到600倍，在1998年网络经济的3014亿美元收入中，电子商务就占了1020亿美元。）超过了能源（2230亿美元）和邮电（2700亿美元）的收入，仅次于汽车工业的收入（3500亿美元），但其按人平均的生产率（25万美元）已高于汽车工业（16万美元），此外还创造了就业岗位120多万个；从1995—1998年美国互联网经济增长了174.5％；1998年美国电子商务比过去所有的估计都高，达1000亿美元。（注：以上资料见该公司副总裁林正刚在’99国家信息化发展论坛的报告：《Internet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从企业营销、居民消费或投资的微观层面看，网络经济则是一个网络大市场或大型的虚拟市场，其交易额几乎每百天增加一倍。由于网络用户普遍看好这一市场，随着网络的扩大，网络企业的股票市值不断飚升。例如，美国的德尔公司自1990年上市以来其股票增值了3万倍。又如美国的雅虎以400万美元创业，经过4年半时间，其股票市值达到400亿美元，增长1万倍，拿其网络股收益与其财务收益相比，超过40多倍。这说明网络企业与传统企业不同，其收益更多地来源于信息资产即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增殖。网络经济的上述三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网络市场扩大了，网络产业发展了，表现为全新经济形态的网络经济也就必然水到渠成了。

二、网络经济的特点

作为一种新经济的网络经济，与以往的传统经济相比，有着受信息网络种种特点的影响而形成的诸多特点：

1.网络经济是全天候运作的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每天24小时都在运转中，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很少受时间因素的制约，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进行。

2.网络经济是全球化经济，由于信息网络把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地理距离变得无关紧要，基于网络的经济活动把空间因素的制约降低到最小限度，使整个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空前加强了。

3.网络经济是中间层次作用减弱的“直接”经济。由于网络的发展，经济组织结构趋向薄平化，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因“产销见面”而使中间层次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当然，这并不排除因网络市场交易的复杂性而需要有各种专业经纪人与信息服务中介企业。

4.网络经济是虚拟经济。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不是由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所形成的虚拟经济，而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培育和促进虚拟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5.网络经济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经济。信息网络使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范围扩大了，也使竞争与合作之间的转化速度加快了。世界已进入大竞争时代，在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也是为了竞争。在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中，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提高了，否则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主要不再依靠天赋的自然资源或可供利用的资金，而更多地仰仗于信息与知识。

6.网络经济是速度型经济。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反映技术变化的“网络年”概念流行起来，而网络年只相当于正常的日历年的1／4。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21世纪头10年的经济将是在注重质量的基础上注重速度的经济。

7.网络经济是创新型经济。它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以此为基础的网络经济需强调研究开发和教育培训，若非不断创新，其新经济的“新”也就难以为继了。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创新来自创造性，创造性的存在，要有从无序中寻求有序的环境，而创造性的发挥，则要求从有序中冲刺出来，产生适度的无序。

三、网络经济起作用的因素

传统经济是物质、能量型经济，其交易通行“物以稀为贵”的原则，商品价格对供求变化的刚性较大，甚至具有缺乏效率的僵硬凝固性，因资源匮乏使供应受阻往往成为经济的通病。网络经济是信息、知识型经济，其交易则通行应用越广价值越大的原则，商品价格最大限度地接近于严格反映供求变化的市场价格，对买卖双方具有互动协商、互利双赢的优越性，因收入与财富的悬殊加剧使需求不旺很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不仅劳动生产率高，（注：例如，美国90年代的生产率年增速度是60年代的2倍，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4倍。）而且创造财富快。（注：网络经济的财富创造主要不看短期利润，而着眼于信息资产或知识资产在长期的增值。据香港《大周刊》1999年3月6日的报道，美国比尔·盖茨的财富在1998年每小时增加210万美元。）近3年（1995—1998年）来，美国经济增长有35％依赖于网络经济的发展。（注：见人民日报1999年6月24日《美国经济三年增长三成有赖网络经济》。）网络经济会促进经济的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平缓。美国90年代经济近五六年来的实绩提供了一个例证。网络经济的这种作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从网络经济的基础设施或主要工具信息网络的作用看，信息网络有强大的支撑效应、渗透效应、带动效应。特别要指出的是信息网络发展过程中有些规律对网络经济起着支配作用，这就是以下的三大规律：

1.信息技术功能价格比的莫尔定律（Moore’sLaw）。按此定律，计算机硅芯片的功能每18个月翻一番，而价格以减半数下降。该定律的作用从60年代以来已持续30多年，预计还会持续20年。它揭示了信息技术产业快速增长的发动机和持续变革的根源。

2.信息网络扩张效应的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Law）。按此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这说明网络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互联网的用户大概每半年翻一番，互联网的通信量大概每百天翻一番，这种爆炸性增长必然会带来网络效益的飞快高涨。互联网企业概念股市值连续上扬的原因就与人们的这类预期有关。

3.信息活动中优劣势强烈反差的马太效应（MatthewsEffect）（注：源出《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话：“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律。在信息活动中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惯性，在一定条件下，优势或者劣势一旦出现，就会不断加剧而自行强化，出现滚动的累积效果。因此，某个时期内往往会出现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而且由于名牌效应，还可能发生强者统赢、胜者统吃的现象。（注：令人担忧的是，网络经济的发展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差距。据联合国技经贸信息网新闻的报道，至1998年，在国际互联网1.3亿用户中，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占7.8％，而发达国家有1.2亿，占92.2％；在发展中国家每440人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而在发达国家每6.8人中就有一个国际互联网用户。信息社会中“信息富裕”与“信息贫困”的差异，在信息经济中将表现为“信息经济发达”与“信息经济落后”的差异。）

从网络经济的本身看，首先它使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全球性，可达互联网连结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扩大营销范围，并充分利用全世界的生产要素。其次，它使经济活动的低成本和高效率具有十分广泛的普遍性，上网的企业、家庭和其他单位，都会因交易费用降低、商机选择增多而获益。再次，它还使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有多项选择性，促进生产与消费的个性化。

尽管有这么多的因素使网络经济崭露头角，给传统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应当看到，传统经济始终是哺育网络经济的母体。迄今为止，网络经济的发展仍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其中有技术因素，更有制度因素，这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即使在发达国家，由于把网络技术用于各种目的，推动了软硬件的生产，因把万维网推广到全世界掀起了一阵阵热潮，结果使投资激增，新企业不断涌现，整个经济迅猛扩张，但在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和一定的风险。前景诱人的网络经济，其真正的优越性在于持续的变革：以变应变。

四、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由于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一个特称或别称，它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途径是以新的视野或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原有的理论，使其有新发展。例如，引入信息的不完全性、有成本性、非对称性，使经济学中传统的市场理论、均衡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另一个途径是从新的经济现象出发，研究和确立新的经济理论。例如，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学在研究边际效益递增理论、无形资产及其评估理论的作用等等。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里选择几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因受网络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进行必要的剖析。

1.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影响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例如，“两要素说”把生产力理解为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生产能力，它“由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注：《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5页。）共同组成。“三要素说”认为生产力指的是生产总量，决定该量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即生产要素也就是生产力要素。因此，它除劳动工具和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变革对生产力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明显作用。“多要素说”视生产力为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而它的高低除受上述三要素的影响外，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3页。）以及其他要素。“多要素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决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的变化上，如从生产工具主导论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进步主导论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决定生产力的要素在不断增加中，除科技、管理外，又有教育、信息与知识（注：世界银行1998／1999年报告《知识与发展》认为，“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知识是发展的关键”，“知识就是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30页。）等。

1991年我曾提出，“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软要素”，并对此观点作过全面的论述。（注：乌家培：《信息与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0页。）网络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要素理论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这表现在：（1）使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力对其信息能力即获取、传递、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的依赖空前增强，并促进新型劳动者即信息劳动者的出现与快速增加。（2）使生产力中起积极作用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网络化、智能化以及隐含在其内的信息与知识的份量急剧增大，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了公用的或专用的重要劳动工具。（3）使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劳动对象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并扩大其涵盖的范围，数据、信息、知识等都成了新的劳动对象。（4）使生产力发展中起革命性作用的科学技术如虎添翼，由于科技情报交流的加强和科技合作研究的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科技成了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不断强化。（5）使对生产力发展有长期的潜在的重要作用的教育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日趋重要，本来就是与信息相互交融的教育更加信息化、社会化和全球化了。（6）使组合、协调生产力有关要素以提高它们综合效益的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更加强化，导致管理科技甚至也成了高科技。管理信息化已发展到内联网、外联网、互联的网际网新阶段，并与各种业务流程信息化相融合。信息不仅是管理的基础，而且与知识一道也成了管理的对象。信息管理、知识管理日益成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的增长点。（7）使作为生产力特殊软要素的信息与知识通过对生产力其他要素所起的重大影响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有序化组织、总体性协调，发挥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两个过程相互结合的特殊作用。

2.对边际效益递减理论作用范围的影响

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由于物质、能量资源的有限性或稀缺性、技术进步的相对稳定性、市场容量的饱和性，当需求依靠供给来满足时，任一投入产出系统中，随着投入的增加边际产出（即边际效益）呈递减趋势。这一规律性现象广泛存在，有普遍性。

到了信息经济尤其是其网络经济阶段，信息资源成了主要资源，该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对其生产者无竞争性而对其使用者无排他性，它的成本不随使用量的增加而成比例增加；同时信息技术发展快、变化大、生命周期短；而且需求往往是由供给创造的，产品受市场容量饱和的影响较小。因此在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中出现了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现象，这种现象还会因网络效应的作用而强化。

边际效益递减是与负反馈相联系的，而边际效益递增是与正反馈相联系的。负反馈反映原有的差异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的倾向，正反馈则反映初始的微小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全然不同结果的趋势。当然，这种变化都是有条件的。

认为在传统的工农业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性而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只有边际效益递增的规律性的那种观点，是与现实相背的。人们会发现，在物质产品生产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之前也有边际效益递增的现象，而在信息产品生产中当技术方向有问题时也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为零或负的现象。网络经济所改变的仅仅是缩小了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范围，使它在经济活动中不再成为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3.对规模经济理论相对重要性的影响

在工业经济中，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协作的发展，由于机械化、自动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流水线的发展，当钢铁、汽车、石化等固定成本占总成本很大比例的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规模经济即产品单位成本随着产品数量增加而降低所带来的经济性，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

在信息经济或网络经济中，尽管规模经济仍然是提高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由于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集成化、柔性化发展，数字化神经网络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由于外部市场内部化同外包业务模式的并行发展，还由于相关业务甚至不同业务的融合，当软件、多媒体、信息咨询服务、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网络设备与产品等变动成本占总成本较高比例的信息产业、网络产业、知识产业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时，增加经济性效应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化了。范围经济（通过产品品种或种类的增加来降低单位成本）变得更加重要了，差异经济（通过产品或服务差异性的增加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成长经济（通过拓展企业内外部的成长空间来获取利润）、时效经济（通过抢先利用机遇扩大市场份额来赢得竞争优势）等各种提高经济效益的新途径出现了，这些途径不仅大企业在利用，而且更有利于大量中小企业加以利用。

无可否认，规模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提高效益的基本途径，这个事实没有变，但它的相对重要性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确实变化了，它不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经济性效应。

4.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此消彼长“理论”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于1958年提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或物价上涨率）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变动关系，低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陪伴，而高失业率则与低通胀率同时并存，若用纵坐标表示通胀率、横坐标表示失业率，那么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就表现为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这就是所谓菲利普斯曲线。

上述“理论”已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否定。70—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时期，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相并存的“滞胀”，了失业率与通胀率反方向变动和可相互替换的“理论”。到了90年代，信息产业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在经济高增长中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并存的新经济现象，又一次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不存在什么菲利普斯曲线。据美国商务部分析，1996年和1997年，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价格下降使国民经济的价格指数下降了1个百分点，导致通胀率成为30年来最低点，同时信息技术产业还在以往5年内提供了1500万个工作岗位，使失业率降到24年来最低点。

有些文章为了强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把新经济实践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否定说成是“第一次”，是不准确的。

5.对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影响

正像工业与工业化熨平传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波动一样，信息业与信息化熨平了传统工业（汽车业、建筑业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由于创新的产生不是连续的、平稳的，而是时高时低的，因此会出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每个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约平均间隔8—10年爆发一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发达国家采取了反危机措施，使经济周期变形，危机持续时间缩短，萧条和复苏之间的界限因经济上升加快而不明显，高涨时经济发展劲头不强。于是，出现了经济衰退与经济高涨交替更迭的简化经济周期说。以美国经济为例，自1991年4月走出二战后第9次衰退期以来，经济高涨已持续8年半了。

经济理论范文第9篇

经济报道在企业报中占有重要位置。企业的改革、管理、生产、经营、销售等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充斥着企业报的大部分版面。但是，经济报道的质量还远远没有和其数量相匹配，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经济报道缺乏理论性。大多数企业报中的经济新闻，往往是成果式的、经验式的报道，对成本、经验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没有做进一步的开掘，没有从理论根据上分析取得成果的深层原因，没有挖掘经验的典型意义在哪里。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的经济报道是照抄单位的经验材料，人云亦云，采访时记者没有实际介入、亲自体会，更难谈上理论性。

记者面对的素材纷繁复杂，要确定哪些有价值，哪些没有价值或只是具有一般价值，需要记者调动自己的理论思维，用理论性的眼光去观察，然后进行分析并做出判断。企业的经济活动很多，企业报记者在采写经济新闻时，进行理论思考，写出理论性较强的经济报道，这对企业报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原石油报》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中原油田原油年产量在1988年达到722万吨的顶峰之后持续下降，由此造成石油专业化施工队伍过剩。从1993年开始，中原油田石油专业化施工队伍陆续走向国内外石油技术服务市场，至今有100多支队伍分布在十几个国家和国内20多个省、市。这样一种经济现象，如果单纯从成果的角度报道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经济新闻，也能总结出许多经验。但是，这种经济现象最终说明了什么？《中原石油报》推出《八千里路云和月》、《努力拓展生存空间》等几篇文章，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角度，揭示了中原油田石油专业化施工队伍努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特点，按市场规律办事，积极开拓外部市场的深刻内涵。这样写就反映了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文章便具有了深度。

经济报道与经济理论相结合，应该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使理论既具权威性，同时也尽量通俗化。

理论是虚，新闻是实。在文章中，应处理好理论与新闻事实的比例关系和理论在文章中的表现形式。一般来说，理论是统帅，新闻事实是士兵；理论是主干，新闻事实是枝叶。理论在经济报道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不能占据很大篇幅。在表现形式上，理论要融于新闻事实之中，通过记者对新闻事实的叙述、组合、剪辑而凸现出来，或者是用提示性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名家的作品，如艾丰的《中观上的突破--评述襄樊经济崛起之势》，把"中观经济"这一理论概念通过襄樊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工作体现出来，其中的一些小标题如"中观经济的文章主要做在'结合'上"、"协调--中观经济的主要手段"等，则起到了提示作用。

经济报道中的理论具有权威性，能够提高人们对经济现象、经济生活的认识，为指导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理论的权威性是指理论符合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符合中央的经济政策，符合经济学的观点。记者在写经济报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运用理论观察、判断经济现象，对于自己拿不准的问题应该向专家求教，不能想当然地写。理论是方向问题，若理论模糊不清，将会误导职工，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企业的稳定，给企业带来损失。对企业经济生活中新的事物、新的发展进行理论总结或理论概括时，应抓住那些代表事物发展方向、反映事物本质、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事物，这样概括出的理论才是正确的、全面的。反之则是错误的、片面的。

经济报道是企业报的"重头戏"，而企业报的经济报道往往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企业报经济报道中的理论，有些是专业方面的理论，有些是经济方面的理论，比较艰深难懂，企业报记者在处理时应举重若轻，使之通俗化。要做到理论的通俗化，首先记者要深刻领会理论的含义和其在经济报道中的意义。其次，在表现形式上，要尽量避免专业术语的大量运用或照抄经济学理论概念，应通过记者对理论的理解，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现出来，让普通群众能接受，不要变成"群众看不懂，专家不愿看，领导不爱看"的东西。

在经济报道中突出理论性，既是对企业报记者政治素质的要求，又是对企业报记者业务素质的要求。缺乏理论素养的记者，很难写出有深度的经济报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