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类职称论文范文

经济类职称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自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和积淀了深厚的民族传统，又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不停地内化更新、外向传导，从而促进整个人类文化向前发展。

大学校园文化是作为一种社区文化而存在的。它是社会主体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是一种亚文化。它也必然以社会文化为背景，折射和反映出主体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性和时代性，同时又具有区别于主体文化系统内其他子系统亚文化的个性特征，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停地吸收、批判、创造、辐射，促进社会主体文化的发展。

大学校园是一个以教育为主要社会职能的社区，活动于其中的人群是大学生、教师和干部。他们的活动方式一是课堂内实验室内的教学、科研活动，二是课堂外的学术交流、社团活动、公益劳动、人际交往、日常生活、闲暇娱乐等活动，因此这里既是一个教育环境。

高等教育活动使生活于校园的人群有着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别的共同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以及思想观念。“一种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价值体系”（1）“校园文化的形成引导生活在校园内的每一个人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并且在高等学校教育目标的实现中，完成每个人价值观的实现”。（2）但校园文化环境不是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它与社会文化大环境息息相通，必然受社会主体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2、大学校园文化现状

现代人类已进入新科技革命的时代，当前我们面临着新技术革命和国际激烈竞争，也面临着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主旋律的历史转变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主体文化转型的剧烈变化，国际国内文化大环境对校园文化从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到生活方式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入主体意识的觉醒，自主观念、竞争意识、成才意识、参与意识、民主法制观念都大大增强，进取开拓和拼搏精神得到激发，生活内容丰富多彩，娱乐活动增多，人际交往、社会交往能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其负面影响比较集中地表现为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功利化和实用化，生活格调的低俗化以及消极颓废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

面对客观存在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人才成长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大力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丰富多彩的、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和娱乐活动，建设以社会主义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为主体、健康生动的校园文化。要努力净化校园环境，抵制低俗文化趣味和非理性文化倾向，引导校园文化气氛向健康方向发展。在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学校应成为最好的小环境之一，并对大环境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

3、加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完成高等教育目标

我国的教育目的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它的培养目标不论在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知识能力、身心素质上都应有较高的要求，应是高标准的。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造就跨世纪人才。在人才成长过程中与教育相辅相成的环境条件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须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其教育导向、开发创造、娱乐调节、激励凝聚等功能，营造最优化的育人环境，实现高等教育培训目标。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有赖于社会实践，大学校园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条件。在校园文化环境中大学生、教师和干部既是校园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又是校园文化的客体、消费者。在这里大学生是高智能的群体，是渐趋成熟的思考的一代。在大学校园这个学校与社会接轨的实践环境里，他们摆脱了单纯受教育的地位，转而以自我为主体，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进行自我塑造，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个体的社会化。

4、体育与大学校园文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智力、道德品质和审美情操以及各种各样才能在一个人身上充分、自由、统一、和谐地发展。因此培养德、智、体、美诸种素质的发展是我们教育的目的。我国教育方针的制定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其中体育教育是有机组成部分。当今世界各国也无一例外地将体育作为学校基本教育的内容。大学阶段的体育，承担着使大学生身体完美发展，增强体质的重任。与德育、智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密切配合，共同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的教育目标。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体育又是；种社会文化现象。人们从事体育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身心发展和满足自身的高级需要，通过体育来使自己的躯体和精神得到改造和升华，从而使人自身趋向完美。体育文化与政治、伦理、科技、艺术、社团文化等共同构成大学校园文化体系。

5、健美操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课外健美操锻炼是体育教育的扩展与补充，又是体育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健美操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快节奏生活方式带来“文明病”蔓延的历史背景下，人类为保护自身健康而创造的一种健身体操。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富裕，人们体育价值观念增强，追求便与美的心理趋向日益强烈。这类初始以健身为目的的运动经过广泛地吸取体操、迪斯科等舞蹈及其他体育艺术门类的动作造型，而注入力度、增加负荷，借助音乐的节奏、旋律及风格调控动作、体验情感，并逐步在相关科学理论指导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针对性和科学性，从而发展成为融体操、舞蹈、音乐为一体的通过身体练习达到健身、健美和健心目的的新型体育项目。它还具有很强的群众性、艺术性、娱乐性和创造性而成为适应性极广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它以自我锻炼，自我塑造，追求健与美的全面协调统一的发展而为大学生所接受，成为大学校园体育文化的——枝鲜艳之花，给大学校园注入了新的活力。

健美操锻炼具有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美的功能。健美操是一种有氧代谢运动，通过较大密度和强度的身体练习，对身体各关节、韧带、各主要肌群和内脏器官施加合理的运动负荷，从而有效地改变体重、体脂等身体成份，提高心血管、呼吸系统等内脏器官的机能，发展力量、耐力、速度、灵敏、柔韧等运动素质，增强体质，促进大学生身体生长发育日臻完美。使生命健康、强壮，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而呈现出美的魅力。开展课外健美操锻炼，不但与学校体育教育相辅相成，全面增强大学生体质。而且引导大学生追求健康美，使人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抵制了消极颓废思潮对校园文化的侵蚀。

健美操塑造健美形体的功能。追求形体美是人们们选择健美操的直接动机。形体美主要指人体外形的匀称、和谐、健美。遗传因素生成了人的基本体型，但后天塑造却是完全可能的。健美操是在生理学、解剖学、人体造型学、体育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创编的。其动作和程序具有明确的对整体和局部目标的针对性。实践证明它是塑造形体的有效手段之一。因其实效，而受到人们重视。大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期，是塑造形体的最佳阶段，

上海市上海中学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直属的实验性示范性大型寄宿制高中，创始于1865年的龙门书院。学校占地面积340余亩，绿化覆盖率达42%，堪称绿色校园之典范。现有行政班98个，中外学3200余名，其中累计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1980余名国际部学生。学校素以管理严谨、名师荟萃、教育高质、英才辈出而饮誉海内外。历届校友中有以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为代表的现任或曾任党和国家省部级以上领导100多位，两院院士51人，中国人民将领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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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实验中学东校于2001年5月由原山东省济南第二师范学校改制建立的一所现代化的寄宿制高级中学,由山东省实验中学统一行政管理、统一师资调配、统一招生、育教学管理。学校占地135亩，建有办公楼、教学实验综合楼、图书楼、艺术楼、学生公寓楼、餐厅、礼堂、塑胶运动场地，建筑面积约为46000平方米。建有校园闭路电视系统、广播系统和计算机教育信息网；建有全省一流的理化生实验室、多媒体语音室、多媒体电教室、标准网络教室；建立了全省一流的高档次学生公寓；食堂经营社会化、宾馆化，做到合理配餐、质优价廉、科学管理；2001年实验中学首次面向全省招生。

经济类职称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地方高校；文化危机；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G5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2)03-0017-05一、 我国地方高校的文化危机

大学文化是一种在大学社区中生活的每个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反映，它涵盖了学校的风格、观念、传统和价值标准,集中反映了学校的学风和整体面貌。大学是自由的王国，寻求自由、实现自治是大学的根本宗旨，大学学者们不懈追求的便是学术自由。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最重要的职能是教学，大学学者的自身价值在教学和科研中得以升华，成为最受社会羡慕的少数职业之一。大学又是个人的领地，在这里，个人独立性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个人首创性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但现实中的地方高校与理想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有些文化现象不得不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 大学城：远离文化圈的荒漠化危机

大学城在国外早已有之，如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学城，都是因大学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城市因大学而出名，大学成为城市的徽章，逐步形成著名的大学城，大学与城市在文化上的共生共荣，成为大学城的显著特点。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也纷纷建起了大学城。其最初原因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学校的办学规模在扩大，老校址无法延伸扩张，只能异地新建校园，形成一校多园，但这种一校多园存在资源难以共享、重复建设严重、办学成本增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多校区办学，教师讲完课便匆匆离开，由此，师生关系疏远，大学本真丧失，不利于校园文化的传承。在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政府决策者又打出了城市建设中土地开发的商业牌，看到了大学校园建设的商机，开始规划大学城，开发成千上万亩土地，把新校园集中到一起，于是大学城像雨后春笋般兴起。时间不长，大学城的诸多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首先，大学作为知识的孵化器，与社会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辐射。一个远离都市文化圈的大学城，一个被城市边缘化的大学城，它与社会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辐射的作用无疑被弱化了。而大学文化、大学风格、大学精神与大学长期以来形成的校园自然环境、校园传统建筑风格、校园人文环境是息息相关的，莘莘学子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成才的。大学城虽大多美丽壮观，但截断其久已形成的大学文化、大学风格、大学精神，由此产生的大学文化的流失则很难再生。在这样的大学校园中学习，除了学习专业知识，潜在的大学文化、大学风格、大学精神传承却被文化圈的荒漠取代了。其次，公办高校的建设本应由政府投资，而大学城的建设，通常是政府圈地、学校买单，几乎所有学校都是贷款建设，从此大学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于是大学校长们把本来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的经费，不得不用于偿还贷款利息。学生的缴费也部分用在了本应由政府投资的基建项目中，这对缴费上学的学生及其家庭是不公平的，对学校也是不公平的。最后，据教育部《2011高招调查报告》显示，全国高考生源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人数1 050万后，最近两年累计下降了200万，并呈现加速下降趋势。最近3年全国高考平均录取比例从2008年的57%增长到2010年的69.5%，2011年超过70%是必然结果，这将导致部分高校出现生源不足的严峻局面，使办学资源造成严重浪费。“这一严峻局面势必对只会盖楼的大学形成压力，促使它改换套路，提高自己的办学质量。”\[1\]

（二） 功利化：地方高校的浮躁性倾向

浮躁在今天已不是少数人的性格特征，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从政府的短期行为、政绩工程到学者的剽窃行为、垃圾文字；从GDP至上到地方保护主义；从掠夺性的资源挥霍、环境破坏到各类考试的作弊现象，无不显示社会的浮躁。说到底，浮躁是功利化使然。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以来，在功利化驱使下，社会浮躁也侵入了地方高校的校园。一是地方高校向政府邀宠、向企业献媚已不是个别现象，高校失去了独立办学和学术自由的品格；高校向官员屈膝、取悦名人，使其坚守学术、崇尚真理的品格大打折扣。甚至一些地方名牌高校也不惜降格以求，纷纷举办以官员和老板为对象的博士、硕士班，向影视明星、体育明星开绿灯，降低了大学招收博士、硕士、本科生的标准，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大学拜倒在官场、商场和名利场的麾下，影响了大学应有的尊严。二是什么专业热门就办什么专业，这种由利益驱动而不是由人才驱动、素质驱动的办学热情，很容易走上功利化办学的歧途。有一个现象，如今高校哲学专业招生萎缩，而经济类专业日益红火，这是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哲学的思维来锻造民族灵魂，还是我们只需要GDP 而顾及不了灵魂的锻造？一两个人或一小部分人没有哲学思维仅仅是文化层次和素质的低下，整个民族没有哲学的思维，那就是社会的全面倒退、民族脊梁的丧失。这种由经济驱动的大学功利化现象，正在日益销蚀大学的崇高品格。另据报道，一辆豪华白色加长林肯和七八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队，在鞭炮声中驶入北京某大学，一对新人在该校食堂举办婚礼，此举引发了学生的不满。学生的不满，不在于学生就餐是否方便，而在于这种奢华婚礼大摇大摆地侵入校园，在于公益之地对其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媚态相迎，将大学办成了“学店”。三是少数知识分子做学问的功利化。古人讲究板凳要坐十年冷，讲的是做学问不能急功近利，要下真工夫、花大气力、做真学问。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大学的学问，被功利化腐蚀得较为严重，每年各级机构立项的科研项目，严重地表现出三多三少：基础性研究少、应用性研究多，而应用性研究中大多没有应用价值；原创性研究少、重复性研究多，而重复性研究中大多没有再创价值；研究成果多，成果转化少，而不少研究成果中缺乏社会价值或经济价值。职称论文大多也成为没有学术价值的文字垃圾。我国有2 000多所高校，数千份公开的和内部的大学学术刊物，发表数十万篇论文，至少有一半是职称论文，这些论文要么重复着早已说过上百次的话，毫无新意；要么到处下载、拼凑成文，毫无学术性；要么花钱雇“”、拿钱买版面，毫无学问。如果翻开不同刊物同一题材的论文，很容易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三） 官本位：地方高校学术的腐蚀剂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刘少奇就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过，国家主席与掏粪工人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岗位不同。少奇同志的话，体现了典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官本位化的高风亮节至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然而今天，官本位渗透到许多领域，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一是公办高校都有行政级别之分，学校的命运基本掌握在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手中。高校领导基本上都由上级任命，办学资源日益集中在各级行政主管和行政官员手中，成为各级官员包括高校内部各级干部手中瓜分的蛋糕。招生指标由上级下达，办学经费由上级拨付，学校评价由上级组建专家组考察，科研项目、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校园建设都由上级批准，总之，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渗透到了高校的每个角落。特别是一些地方高校，几乎变成了地方解决干部级别的去处，或者是政府机关干部解决自己行政级别的跳板。政府官员到高校兼职，引进了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机制，又有力地推动了地方高校的官本位化。二是高校内部等级制日行其道，行政权力结构紧密，监督机制虚位。一方面，高校办学资源被各级行政权力控制，基本没有办学自；另一方面，高校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王国，高校领导作为学校最高权力层，缺乏监督。上级主管部门难以进入深层监督；同级纪律检查部门往往都由校领导兼职，部门自身无权监督；普通教师干部少有话语权，无从监督。高校的一个关键岗位，其处长的权力有时也能一手遮天，他把握着学校的教学资源，因此不少博士、教授竞争一个科长职务便不足为奇。三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学术问题在一些高校已经蜕化为一种权力寻租。官员、老板读博士是不少高校滚滚不尽的经济收益，也是我国地方高校奇特的风景，于是便有真正十年寒窗的学子面对官员博士愤而退学的报道。

官本位在本质上是封建主义专制和等级制的产物，它代表的是长官意志，维护的是长官利益，体现的是长官权力结构，它与社会主义民主平等格格不入。在政治上，它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可怕的敌人；在经济上，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危险的拦路虎；在文化上，是消解大学学术自由、学术平等，最令人憎恨的破坏高等教育规则的腐蚀剂。今天，许多人在思考“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其实，钱学森心中早就有了答案，否则为什么他总是不愿意比其他科技人员更特殊，为什么他总是不愿意享受官员特殊待遇，为什么他一生总是试图从自己身上去官本位化？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是我们难以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首要原因。

二、 我国地方高校的文化发展路径

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功能的理论指南。将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是总书记对大学和高等教育规律新的认识，对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和地方高校的文化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文化的传承创新既是大学担当的天然使命，也是社会进步的直接要求。大学要注重坚守使命，守护大学的精神，自觉抵制浮躁、诱惑，避免急功近利，要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人类高尚精神的追求。坚持“以文化人”、重塑大学文化，坚定“服务理念”、摆脱功利化，坚守“学术文化”、远离官本位，则是我国地方高校走出文化危机、早日形成特色、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一） 坚持“以文化人”，重塑大学文化

对高等教育人文理念的呼唤,是当下各类高校的共同愿望。面对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大学应更多地坚持人文主义教育的理念。即以人为中心的教育观，培养人的智慧，发扬人的个性，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超越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是美好的，是完整而丰满的；非强制性的方法观，教育不是强制性地灌输，而是引导学生去发现知识等\[2\]。地方政府为发展地方高等教育而兴建大学城，使大学远离原已积淀多年的大学文化。坚持“以文化人”，就是要通过校园文化发展，变校园“文化荒漠”为“文化绿洲”，在大学文化发展过程中高度关注和树立人文理念，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美国思想家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提出，大学教育的最高目的是追求完善的人性和永恒的真理。大学的功能除了向社会输送人才，进行知识创新并促进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还需要向社会传播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主要是人文精神。我们培养的学生不仅是技术专家和会谋生的“应用型”人才，而且还应有着强烈的人文和社会关怀，而不是沉醉于自己个人的小世界里。通过教育，应使他们成为有高尚人格和优雅气质并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社会、尊重他人、明辨是非的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全面的人”\[3\]。美国《科学》杂志曾于2008年7月刊载《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综合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来自我国清华、北大两校的本科生数量名列全球前两位。调查称，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将留在美国工作。“这表明来自我国高校出国深造的留学生，当他们在美国就业并成为业务尖子后，其多数人的文化选择和服务选择，首先是美国而非祖国。” 重物化目标而轻精神因素，是我国高校偏重工具理性倾向的重要表征。这是由于人文教育被职业教育所屏蔽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即偏重知识灌输与技能训练，忽视了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的养成，忽视了心灵教化与人格培养。对此，地方高校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 坚定“服务理念”，摆脱功利化倾向

在办学实践中，常常把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理解为大学对于社会所应承担的职责和效能，这种理解方式带有突出的“自我中心”倾向，总是按照大学自身惯常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逻辑来与地方沟通。相反，地方则习惯于按工业经济、农业产业、服务流通、教育文化的思考方式与大学对话，因此，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存在话语差异。这个问题的背后实质是大学服务社会的理念需要转变。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查尔斯指出:“教学、科研和服务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所州立大学，它必须充分考虑每一项社会职能的实际价值，换句话说，它的教学、科研、服务都应考虑到州的实际需要，大学为社会，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4\]实际上，查尔斯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应当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当代美国出现的“相互作用”大学，使大学的社会服务从传统的“自我中心”模式转变为“他方中心”模式，更强化了需求导向的核心理念。我国地方高校确立以需求导向为核心的社会服务理念，需要在实践上把握两个问题：一是推进城乡统筹，确立服务基点。地方高校大多分布在中等城市，且由地方投资、地方管理。而中等城市恰恰又是推进城乡统筹的主体和纽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是关系我国未来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部署。统筹城乡发展，教育是突破口，作为教育发展龙头的高等教育责无旁贷。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客观上为地方高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使地方产生了接受高校服务社会的重大需求。以江苏为例，全省现有人口8 000万，其中农村劳动力2 660万，到2020年，江苏城市化率若以70%计算，并考虑每年新增长的农村劳动人口，会有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显然这要涉及教育、就业、商业、交通、住房、食品、环保、安全等众多问题，这些问题无疑是江苏地方高校发展的重大机遇。所以，地方高校要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找准服务基点，把握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变被动适应为主动融入，从学校实际着手，结合城乡统筹发展所带来的新需求来调整自身的服务对象，成为推进城乡统筹的“发动机”。要摆脱模仿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走出象牙塔，以对城乡统筹的贡献和成为同层次的精英而自豪。二是植根地方特色，打造服务亮点。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的地理条件、人口状况、产业结构、生活习俗各不相同，富有地方特色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正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天然沃土和特色之源。所以，地方高校所面对的“地方”、服务的对象各不相同,要巧打“地方牌”，打造社会服务的亮点，形成社会服务特色。

（三） 坚守“学术文化”，远离官本位

自大学于中世纪产生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大学自身的实践，到20世纪初随着“威斯康星理念”的出现，大学的三大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得以确立，也为世人所接受。然而，人们在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方面存在诸多模糊和混乱的思想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过去，人们要么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都作为社会服务泛泛而谈，要么将满足经济发展要求作为高校唯一的服务内涵，从理论和实践上均摇摆不定，且大多被视为学校发展的一种负担，学校高高在上，自我陶醉，“等客上门”而导致被动。对于地方高校的持续发展而言，这些理念已完全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此次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总书记将“文化的传承创新”明确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之后，更是提醒我们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规律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坚守“学术文化”，坚持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就是需要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在本质上就是如何处理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从历史角度看，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已经从“被动应答”转向“主动适应”。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渊源于“威斯康星理念”的大学社会服务，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形态――“相互作用大学”，从而在根本上深化了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拓展了大学文化的内涵。“相互作用大学”的核心战略是使大学与其所在地区的企业界、公众以及政界领导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双向作用的伙伴关系,承担为社会发展提供战略性和前瞻性策略选择的重任。“相互作用大学”的形成标志着美国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开始从传统的“自我中心”服务模式向“他方中心”模式转变。高校扮演的已不再是一个置身于社会之外的批评者角色，而是充当一个积极参与者的角色\[5\]。现在，应当主要从高校主动服务社会的层面来考察、分析和建构高校的社会服务理念。简言之，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就是高校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以及协调相关资源的能力，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支持，同时为自身发展获取最大化资源的功能\[6\]。可以说，地方高校坚守“学术文化”、主动服务社会的理念，对于推动应用转型、促进开放办学、落实创业发展以及对高校远离官本位都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李培根院士曾指出：“反思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可以用边界问题来概括。学校的边界、专业的边界、课程的边界、课堂的边界、教师隶属的边界、学生个体之学习的边界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对高等教育的边界进行再设计。”\[7\]对于地方高校来说，要寻求适度的服务边界，谋求准确的服务重点，在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过程中，必须关注自身的底色与本色，尊重自身的历史传统基础，界定好自身服务的边界，在高等教育已经形成的生态群落中追求自己的办学特色，不贪大求全，实现服务社会和自身的发展。这就是地方高校坚守自己“大学文化”的基本含义。

参考文献

［1］张磊.破产危机之下，大学该换换套路了\[N\].每日新报，2011-05-04(2).

［2］范先佐，刘欣，翟静阳．高等教育理念的内涵与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9):138-139.

［3］朱承，柳蔚枝．谋生也要谋道――论大学教育中的人文理念［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0(4):122-116.

［4］刘宝存．威斯康星理念与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J］．理工高教研究，2003（5）：17-18.

［5］唐斌，尹艳秋．走出象牙塔：从“威斯康星思想”到“相互作用大学”［J］．辽宁教育研究，1997（4）：90-91.

［6］陈健，沈兵虎．对我国当前大学社会服务职能优化的几点思考［J］．新闻界，2009（3）：42-48.

［7］李培根. 高等工程教育中的边界再设计\[EB/OL\]．\[2011-06-12\]..

Cultural Crisis and Developmental Route of

Chinese Reg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NG Lin, HU Weidi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Regional collge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force in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s the local cultural carrier, they undertake the functions of personnel tra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social servic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Meantime, they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fin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Sticking to educating students with humanities to reshape campus culture, adhering to the idea of service to get rid of utilitarianism and holding fast to academic culture to abandon bureaucracy are the ways for the reg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overcome their cultural crisis, form their unique character and promote their scientific development.

经济类职称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历经近10年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其间存在的问题,值得学术界予以重视。笔者就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会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分工,以及会计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批评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针对部分应用实证研究方法发表的会计学术论文提出了批评性的评论。努力倡导会计学术研究中的人文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宽松的学术氛围.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会计界以来,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的问题就受到了会计学术界广泛的重视。近10年来的发展,实证方法已逐步为中国会计学术界所接受并得到了相当的应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年和2000年1～6月,代表中国内地经济学最高水平的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已经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财务、会计论文(包括财务会计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微观经济类专题的论文)就有20篇。由于学科划分以及对论文主题所涉及领域方面的认识,这种统计可能不甚精确,但不可否认,作为相当注重研究方法(尤其强调实证研究方法)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正在刊登越来越多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同样,被公认为中国内地会计学最高水平的学术理论刊物《会计研究》,收录发表的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论文也越来越多。近年来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撰写的会计学博士学位论文也日渐增多。种种迹象表明,实证会计研究正试图取代规范研究,成为会计学术研究的主流范式。

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这一方法被引进中国将近10年的今天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不能仅停留在方法的介绍或规范和实证两种研究范式孰优孰劣的比较评判层次上,而应当将学术研究中,中国会计学者在方法应用上存在的问题揭示出来,并总结消化、吸收西方会计研究中的先进方法。正因为如此,笔者总结了中国学者应用实证方法撰写会计学术论文时存在的问题,同时,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笔者希望借助评论同行文章这种特殊的方式,为在会计学术研究中建立并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风气尽一点绵薄之力。

一、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中国接受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近10年的过程中,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争论可谓层出不穷。种新的学术范式之所以能够得以诞生并进而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原因需要认真予以分析和总结。笔者以为,搞清楚包括经济学、会计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关系,是展开讨论的基础。价值判断是对某种特定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的观念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决定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道德高尚还是低下等不可缺少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但是,在作为经验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事实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仅仅是一种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场取向。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的事实持相反的立场,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因而不具有科学预言能力。相反,事实判断则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已经怎样或将来会如何,因而能够在经验上被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强调事实判断在包括经济学、会计学等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理论研究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的所有方面都不应有价值判断。一般来说,在研究对象的选择、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研究者既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时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比如说,当前中国会计实务中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泛滥,作为会计学界的研究者,展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既有理论上的价值,又有现实的意义,同样也符合社会大众对消除这种现象的情绪需要。但是,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内容领域,也就是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之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如果在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会使认识过程扭曲,得不出科学的结论。再以当前中国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为例,如果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会计造假是由于会计人员的法制观念薄弱,或是由于传统的会计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建设市场经济的改革需要的所谓“先验信仰”,那么,按照如此的基础作出的分析必然会在结论上发生偏差。另外,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有着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信仰和从事艰辛的科学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有了科学的创造。因此,在一些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规范研究是根据“应该如何”提出命题,而实证研究则以“是怎样的”来提出命题,这两种命题提出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作为经验科学的会计学研究,以价值自由为前提能够保证采用实证方法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研究活动。虽然,研究者在具体从事研究工作的过程中以及结论的形成上,会犯下方法上的错误和产生各种逻辑上的漏洞,但这些问题并非是由于实证方法本身产生的,而是属于方法运用不得当造成的。理论研究中,以价值自由为前提的实证研究方法,是知识累积的重要手段,也正因如此,实证研究才能成为许多社会学科进行学术理论探索的主流方法,才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并得到学术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和接受。

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在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的论争中,引起认识混乱的原因恰恰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了解的不够深入、认识的不够清晰。实证分析可以分为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分析性实证)或经验实证(empirical)两个相互联系而又可以独立进行的部分和阶段。前者的任务在于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或框架(framework),对现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后者的目的在于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和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以确定其真理和谬误所在,亦即证实或证伪。因此,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建立理论模型,提出理论假设,进行抽象的深入的理论分析,然后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经验检验,证实或者证伪假说,得出带规律性的结论,亦即达到理论上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虽然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可以分别进行,但同时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都包括在其中,只有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每个因素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才能真正理解并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不仅如此,理论概念和理论范畴并不一定能够作为实证分析的指标和工具。因为,理论概念必须抽象掉许多次要因素,而经验研究所定义的指标及其据此获得的资料和数据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进行经验实证时,必须注意从理论概念向实证指标的过渡,实证指标的选择和设计必须尽量与理论概念相接近。这样,才能保证实证结论的严密性。

当前,不少中国会计学者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都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和理论分析的框架,尤其是缺乏足够的微观经济学、金融理财学等会计的“基础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经过严谨理论研究之后得出的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缺乏基础性理论框架,就变成了为实证而实证。尽管这类研究中,作者搜集了数据,构造数学模型并作了回归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给人一种玩弄数字游戏的印象。因而,其结果的解释能力和预测价值就值得怀疑。对会计研究而言,由于缺乏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框架和相应的经验实证的结果,造成了不少研究要么不加分析地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框架作为展开研究的基础性理论,要么简单地以“中国特色”为由,笼统含糊地将现实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总结描述,即作为被检验的假说。如果说,在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把西方学者用英语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的模型或分析框架拿过来,照着他们撰写实证论文的典型步骤和程式,加上中国的经验数据,做一遍练习题,是一种学术革命的先驱行为的话,那么,在经过了起步阶段的摸索之后的今天,再继续这种“照着例题做习题”的方式进行研究,就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会计学术研究的悲哀了。

针对会计研究缺乏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和金融财务学理论支持的问题,笔者建议,一方面,扩大“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应当看到,经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飞速的发展。从各种中国经济学理论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加以整理、总结,综合利用,可以提炼出具有相当解释能力的理论供会计学研究参考。另一方面,若没有现成的或比较现成的经济和财务理论,会计学者就必须立足自身,加紧研究,补上这一课。

最后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许多学生,包括不少已有一定学术地位的专家学者,只要看到研究论文中没有数理统计的计量分析、数据采样,便会认为是规范研究。这实际上走入了一个“形式”误区。实证(positive)是和规范(normative)相对应的概念,两者从研究方法的命题选择上相互区别,但由于它们同时都可以进行归纳分析和演绎分析,所以在形式上,特别是在使用自然语言加以理论表述时,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另外补充一点,在西方,normativeaccounting和positiveaccounting本来的含义是前者是指现值会计(presentvaluebasedaccounting),即符合理想假设前提条件环境下的会计;后者是指现实世界中被各种原则、准则所约束,但同时又具有多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和管理(management)的会计。四、学术范式的国际化和本土化经济学也好,会计学也好,都是“西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谁能先看到国外的研究成果或者谁先翻译国外的研究成果,谁就能在工作、学术研究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不管是否承认,当代学者,都以能用英文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为荣耀。既然将在国外刊物作为学术研究的激励之一,那么,作者就不得不遵守西方的学术规范、使用别人可以接受的表述方式,做到无论在自然语言还是理论概念甚至展开分析论证的方式上和西方保持一致,至少是要向西方靠拢。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成为一个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的问题。

所谓融入主流,概括地说,就是要接受、采纳和遵从主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主要包括学术的自由主义精神、理性主义前提、经验主义内容和实证主义方法。融入主流,首先要在上述四个方面接受并且掌握这些思维习惯。同时应当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当代的经济改革过程,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充满巨大挑战的,很多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甚至是传统理论不曾提出的。这就给学者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来记录这段无法重复的历史,发现并提出新的问题、形成新的概念并进行理论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具有无法比拟的地域优势。融入主流不仅意味着要接受和采纳,而且主要是创新和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中国学者还做得不够。比如,美国FASB提出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以“决策有用观”为前提的,这是由著名的特鲁布拉特报告经过广泛的实证调查后提出来的。中国如果要采纳或不采纳这一观念,同样也需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前提。如果能够做一次中国的会计信息用户的研究,结论将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是没有国界,也是没有国别的。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同样也是这样。只有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具体环境以及科学原理的具体应用是有国别特色的,受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任何国家的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对科学发展作出的贡献,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笔者不以为存在着东西方两种经济科学、会计学,也不相信在基础理论层次上会有什么“中国特色的会计学”。例如,当今中国会计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会计信息失真”。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上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在中国表现得更为显著和突出。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就不得不为“失真”找到或者说界定一个可供研究的概念,来衡量所谓的“失真”的程度。换言之,必须首先解决何为会计信息质量高或低的判断标准。如果连这个基础性的理论概念或标准都无法确定的话,进一步的有关“失真”的性质、原因、程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就缺乏判断的基础,理论模型的建立就会存在相当的困难。那么经验研究所必需的变量的选取一定存在错误和偏差,又怎能希冀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又怎能找到减少“失真”的药方?

举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两点:(1)美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用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可靠性概念,在研究“中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时,为了保持所谓中国特色,为了给人以本土化的感觉,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那么,是否“失真”问题一定就要使用真实性概念?如果觉得美国的概念和标准存在不足,就应该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之争辩,但是,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这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主张,更没有看到逻辑严密的模型以及有充分证据的经验验证研究结果。关于“失真”的会计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都未真正地做到深入分析和高度抽象。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会计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学术课题,无所谓国界的区别,也是无法也无需本土化的。非要在基本范畴问题上强调所谓特色,只能是走入误区。(2)当我们有朝一日对判断会计信息质量高低的标准取得相当的共识后,就必须坚持把眼光聚焦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对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是高还是低、会计信息质量差的程度、引起的原因、解决的途径等问题。

从会计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学术界在最初的研究中积极参与规范研究,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转为实证研究模式,与规范研究分道扬镳,把带着技术开发性质的规范研究留给了实务界和规则制定机构⑤。笔者对上述“分工论”,即学术界主要采用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研究,而实务界则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进行新的会计方法的开拓和对已有实务的规范,给予肯定。这种分工,既具有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又有别国成功的实践经验。在学理上,既然说实证方法解决“是什么样的”这类问题,必然的就把会计系统作为一个自变量,放到了整个社会经济环境这个“大函数”、“大方程”当中,研究会计系统的变化怎样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或者反之,找到社会经济环境中是什么因素以何种方式影响会计系统的逻辑关系。正是由于实证研究方法,把传统的会计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经济、文化、法律等整个社会。而传统的规范研究,则更为关注应该使用何种会计确认和计量方法、应该采用何种会计信息的呈报方式等会计系统内部的问题。对于解决会计实务问题,规范研究来得更为直接有效。所以,基于两种研究方法本身的特点,学术界更多地使用实证方法而实务界更多地使用规范方法是有内在必然性的。对于会计这样一门实践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的应用经济类学科,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从来都是相互补充的研究方法。重实证、轻规范或者重规范、轻实证都是不正确的学术偏见。正如厦门大学教授曲晓辉所言:“实践证明,规范研究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的规范会计研究并非太多而是太少,我国现存会计文献资料中的学术性成果的数量远远逊色于介绍、议论类的文字表述。”此外,就中国的现状来看,学术界仍然需要为政府进行政策性、决策性研究,为实务界的对策性研究提供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值得予以重视的是,学者在身兼数职,既要撰写学术理论文章,研究基础理论问题,又要为政府出谋划策,还要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栏文章为大众答疑解惑的时候,必须摆正角色的定位。

三、会计研究中的学术批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是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是学者相互交往的主要方式。其作用在于:一是通过学术批评可以逐步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使学者们的行为和学术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则可依;二是可以对学术作品进行检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探索方向;三是可以增进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形成健康向上的学术氛围和研究环境。因此,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是理论发展的巨大杠杆,也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反观会计学术界的学术批评现状,总感到意犹未尽。学术刊物上的商榷性文章和批评性评论罕见,但“广告式”、“推销式”的书评和文评则常常充斥于序言和文献介绍当中。其实,对学术理论作品的评论,可以存在不同的方法:可以是书面的,如撰写相关的评论文章在相同的刊物上发表;也可以是口头的,如在学术研讨会上对会议的交流文章做评论、向文章作者指出选题、数据、论证方法等方面的失误和遗漏所在;还有最常用的和最经济的方法是在学术机构的内部,主要集中在各大专院校的会计系,在教授、研究人员、博士后、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中,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讨论会,针对同事、同学发表的、未发表的研究习作展开“毫不留情的”批评。

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推广,离不开严肃、认真甚至是尖锐的学术批评,这是由实证研究方法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正因为以事实判断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包括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所以其研究的前提、路径和结论,对他人而言都是透明的、可以被重复执行的。因此,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的研究,更具备了被同行专家“挑刺”的可能,进行学术批评也不会落入“一头钻入概念体系”的会计理论争鸣的老套子当中。但也许正因为会计实证研究需要具备更为广博而深厚的经济学、财务学理论功力,付出更多艰辛而扎实的学术劳动,所以目前还很少有“傻瓜”把别人已经完成的研究再重新做一遍的事例,也就无从产生向别人挑战的勇气

注释:

①“POSITIVEACCOUNTINGTHEORY”,PRENTICE2HALL,INC1,ENGLEWWOODCLIFFS,NEWJERSEY,1986。②在此,不得不提到由陈信元、叶鹏飞、薛建峰合作完成的论文———《中国的会计环境———一个分析框架》(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8期第8页)。该文以严谨的态度,从会计的角度,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对影响中国会计的诸环境因素的行为方式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进一步的理论实证工作和在此基础上的经验实证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③张建伟《:会计学研究的经济学视野》,载于《会计研究》1999年第5期。④孙铮《: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会计》,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2期。⑤这一观点最初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薛建峰在学术讨论中提出的,笔者深受启发。⑥曲晓辉《:中国特色的会计解读》,载于《会计研究》2000年第4期。

参考文献:

经济类职称论文范文第4篇

1.3.3内陆核心区的特点。①地处我国国土的中央部位和心脏地带,是全国的交通中枢,是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必经之地。在我国“八纵八横”铁路主通道中,至少有四纵、四横穿越本区。②开发较早,历史悠久,在古代曾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区,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与文化底蕴。③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投资最多的地区,是当今我国内陆经济规模最大、固定资产存量最多、产业基础最为雄厚、科技力量最强的地区,堪称我国内地生产力配置的重心地带,因而具备了形成增长极的实力基础。④拥有众多人口(近3亿)和巨大的市场容量,这也是建立大规模加工工业和形成强大增长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⑤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全国的重点建设地区,传统体制在这里的存量最大。因此,今后将成为体制改革攻坚战的主要战场。⑥距海较远(除河南之外,川、渝、陕、鄂都不与沿海省份接壤),大部分位于沿海增长极的辐射半径以外,不象近海内陆区那样便于接受沿海发达地区的辐射与带动,自行培育增长极是实现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⑦培育增长极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带动深远内陆区的发展。因为深远内陆区既得不到沿海增长极的辐射与带动,又缺乏自行培育增长极所必需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所以,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本区的辐射与带动。⑧由于距海较远,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那些对运输成本不敏感的产业和产品除外),因此只能形成内需主导型的经济结构。

1.3.4深远内陆区的特点:①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致贫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恶劣,而人口却超负荷)。②地处全国的上风区和上水区,既是“江河源”,也是“风沙源”和“泥沙源”,因而直接关系到全国的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今后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应该是维护生态环境,而对经济开发的地域范围则必须予以严格的限制。③现有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多为嵌入式发展,与周围的地方经济缺乏有机的联系;农业多为广种薄收,耕作粗放,单产甚低。④内部有若干资源富集地(如蒙陕宁能源基地、攀西—六盘水地区、柴达木盆地),今后可望成为我国重要的原料和能源基地。但是,为了缩短运距、降低物流成本,产出的原料和能源应主要供给内陆核心区而不是沿海区。⑤既远离海洋,又不靠边境,因此,在全国五大类型区中,发展外向型经的条件最差。⑥只有在内陆核心区形成强大的增长极,才能对本区起到强有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1.3.5沿边区的特点。可以(而且也应该)利用邻国的资源和市场来谋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本区地处边疆、拥有边境线和边贸口岸,而且也是考虑到:①地处边陲,远离内地市场,较高的运费使其产品在内地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与其不惜代价挤入内地市场,还不如大力开拓距离较近的邻国市场。②因远离海洋而难以利用出海口和出海通道进入国际市场,故应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其拥有边境线和边贸口岸的优势来积极开拓邻国市场。③不仅远离沿海的增长极,而且距离内陆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即内陆核心区)也比较远。因此,既不象近海内陆区那样易于接受沿海区的辐射与带动,也不象深远内陆区那样可以接受内陆核心区的辐射与带动。面对这种状况,本区应充分发挥自身“沿边”的优势,通过与邻近国家拓展经贸关系来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从而实现自我辐射。

1.4对未来全国地域分工的设想

1.4.1沿海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者;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第一梯队,出口创汇的第一主力,应全面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高度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医学论文我国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主要承担者(科技创新的第一主力;制度创新的开路先锋);辐射和带动近海内陆区的发展,并尽可能将辐射范围向内陆纵深地区延伸。

1.4.2近海内陆区:沿海区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承接者;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第二梯队,出口创汇的第二主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融入全球产业链,形成适度外向型的经济结构。

1.4.3内陆核心区:我国内地的经济重心区;因产品以内销为主而呈现内需主导型的经济结构,是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稳定器;我国科技创新的第二主力;体制改革攻坚战的主要战场;辐射和带动深远内陆区的发展,并协助沿海区带动近海内陆区的发展。

1.4.4深远内陆区:扶贫攻关的主要承担者;维护生态环境、实施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为全国提供生态保障;为内陆核心区的加工工业提供能源和原材料;在基础设施等相关条件具备之后,可承接来自内陆核心区的产业梯度转移。

1.4.5沿边区:背靠内地,面向周边邻国开拓市场,积极参与区域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力争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掌握主导权。

就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而言,沿海区应该大进大出

(目前已初步实现大出,但在原料供应上还远未做到大进);近海内陆区目前是小进小出,但经过努力应该能达到中进中出;内陆核心区和深远内陆区目前是、今后也仍将是小进小出甚至不进不出;沿边区也有可能达到中进中出甚至大进大出,但主要是面向邻国市场而不象沿海区那样面向全球市场。

1.5内陆增长极的培育与全国物流格局的改变

继沿海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之后,在我国最有可能形成新增长极的地区是内陆核心区。

1.5.1区位优势:在我国版图上的居中位置,在全国交通网中的枢纽地位。

1.5.2经济存量优势:是指现有的经济规模、产业基础和固定资产存量。1998年,川、陕、豫、鄂的GDP之和占全国17.5%[2]。河南和湖北分别是中部第一、第二经济大省,陕西、四川分别是西北和西南的第一经济大省。

1.5.3市场优势:巨大的人口规模(1998年,川、渝、陕、豫、鄂的总人口达2.9816亿[2],超过除中、印之外的任何国家)。居中的地理位置使之与众多的邻省接壤,而作为全国交通网的枢纽则意味着对全国各地都有良好的可通达性。因此,这4省1市不仅本身拥有巨大的市场容量,而且还具有向省外、区外拓展市场的便利条件。今后,只要肯下功夫改善投资环境,凡是以占领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投资项目都有可能首先选择在内陆核心区落脚生根。

1.5.4科教优势:鄂、陕、川、渝3省1市是我国内地高校和科研机构最集中、高等教育最发达、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作为我国的战略后方和三线建设的主战场,陕、川、渝还是全国军工最发达、国防科技实力最强的地区。

之所以要在我国内地培育新的增长极,主要是基于下列考虑:①导致我国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生产分布愈来愈向沿海集中的同时,人口分布却并未出现同样的变化趋势[3]。因此,除非今后对全国的人口布局进行重大调整,否则要想缩小地区差距,就必须在内地建立起与人口规模相适应的产业基础。②虽然在我国沿海已形成几个强大的增长极,但由于其辐射效应受到距离衰减律的制约,因而对拥有数亿人口的内陆纵深地区基本上不起作用。③由于内陆核心区在我国版图上的居中位置,除了黑龙江、吉林、新疆之外的所有其它内陆省份都与之接壤。因此,如果在内陆核心区形成强大的增长极,其辐射范围将相当广阔,对我国整个内陆地区具有广泛、全面的带动作用。

在内地培育新的增长极不仅有必要、有可能,而且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正在朝有利于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向演变:①近年来我国外贸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为继的,预计今后将逐渐由高速增长过渡到平稳增长和低速增长。与此相适应,我国也将逐渐由出口带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产业有可能摆脱对沿海区位的依赖而实现向内地的梯度转移。②在沿海发达地区,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愈来愈少。而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促使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的主要动因(注:出口外销型产业主要是转移到近海内陆区,而内销型产业则有可能向内陆纵深地区转移)。③入世过渡期结束后,进口关税进一步削减,沿海地区使用进口矿物原料的成本也随之而降低,从而有可能逐步实现矿物原料的“逆进口替代”(即以进口替代国内生产)。这样一来,原先由中西部供给沿海地区的大量矿物原料和能源便可留在中西部供给当地的加工制造业。

长期以来,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西能东输”、“西料东运”来获得所需的能源和原料。但是,要想以更大的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沿海地区建设真正的“世界工厂”,就必须以“世界原料仓库”和“世界能源库”来与之匹配。因此,沿海地区今后应以“外料(能)登陆”(从国外进口原料和能源)来取代“西能东输”和“西料东运”①。

但是,“外料(能)登陆”只能满足沿海地区的需求,而对广大内地则无济于事。因为一旦登陆,其后的陆路运输成本将大大高于海运成本。所以,“外料(能)”登陆后惟有供给沿海地区使用(那些比重较小、便于输送的轻质原料和能源还可供给近海内陆区),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如果要实施“外料(能)内运”(把进口的能源和原料运往内地),则只能是有限的、近距离的“内运”,而大规模、远距离的“内运”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

如果原先依赖“西能东输”、“西料东运”的沿海地区转而依靠“外料(能)登陆”,那末“西料”和“西能”便不再象以往那样大规模、远距离地东运,这将大大减少全国的货物周转量,降低制造业的物流成本。而代替沿海地区消化“西料”、“西能”的是内陆核心区,因为这里集中了我国内地的大部分工业,但因地处内陆纵深而不能指望“外料(能)内运”,只能利用“西料”、“西能”。

由此看来,今后很可能在我国沿海和内陆纵深地区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资源供给—加工制造—市场销售”体系:第一个“资源—加工—市场”体系,其加工制造在我国的沿海地区(今后还将扩展到近海内陆区),而资源和市场这两部分主要在国外。也就是说,资源供给以进口为主、国内供给为辅,产品则以出口为主、内销为辅。第二个“资源—加工—市场”体系,其资源分布在我国内地(主要是内陆核心区和深远内陆区),加工制造主要在内陆核心区(今后会逐渐向深远内陆区扩散),产品以内销为主。

上述这两个“资源—加工—市场”体系,可分别称之为“世界工厂”和“中国工厂”。面对巨大无比的人口规模、异常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应着眼于建设两个工厂:在沿海区和近海内陆区建设“世界工厂”,在内陆核心区和深远内陆区建设“中国工厂”。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从农业民族转变为工业民族。

要在沿海区和近海内陆区建成“世界工厂”,就必须以“外料(能)登陆”来取代“西能东输”和“西料东运”;而要在内陆核心区和深远内陆区建成“中国工厂”,就必须把“西能东输”、“西料东运”改为“西料(能)西用”。

2综合经济区的划分

因为缺乏科学、统一的区划标准,所以在实践中,区划工作者或是根据经验、推断,或是自行选用一些指标与方法来设计自己的区划方案,因而导致形形的方案层出不穷[4,5]。其中有些方案因选用同质性的指标(如自然条件类似、资源禀赋相同、经济结构相似、发展水平相近)而忽视了综合经济区的非同一性原则,这样划分出来的与其说是综合经济区,还不如说是经济类型区[6]。

本文对综合经济区的划分是在上述“五分法”经济类型区的基础上展开的,通过对同质性的五大类型区(或曰五大经济地带)合纵连横、跨地带组合来构成异质性的综合经济区,组合的原则是地域相邻、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搭配、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口岸与腹地相连、辐射源与受辐射区相连、产业梯度转移的转出区与承接区相连。这样便可体现出综合经济区的非同一性(区内经济结构的差异互补和相互联系性)的特点,也有利于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2.1划分综合经济区的新方案

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划定五大辐射圈。所谓“辐射圈”和“独立辐射区”都是对综合经济区的表述形式。因为综合经济区的构成要遵循非同一性原则(区内各地因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而形成互补),所以,一个综合经济区通常由某一个发达地区(称为“辐射源”)加上周围的欠发达地区(称为“受辐射区”)共同组成,即由辐射源和受辐射区共同组成一个“辐射圈”,一个综合经济区就是一个辐射圈。

2.1.1北部沿海辐射圈(又称“环渤海辐射圈”):以沿海区的北段(京津冀鲁辽)为辐射源,受辐射区主要是近海内陆区中的“环渤海后院区”(吉林、内蒙古大部、山西),还有内陆核心区的东北部(河南)。在全国五大辐射圈中,本辐射圈的情况最复杂,因为其内部结构比较松散,实际上包含了3个相对独立的亚辐射圈。①北向辐射圈:以辽中南地区为辐射源,其辐射范围在东北的中、南部。②西向(北路)辐射圈:以京津唐地区为辐射源,其辐射范围在华北的北部。③西向(南路)辐射圈:以胶东半岛和胶济沿线地区为辐射源,其辐射范围在华北的南部。

2.1.2东部沿海辐射圈(又称“长三角辐射圈”):以沿海区的中段(沪苏浙)为辐射源,受辐射区不仅包括近海内陆区中的“长三角后院区”(安徽、江西北部),而且还扩展到内陆核心区的东部(湖北、河南)。

2.1.3南部沿海辐射圈(又称“珠三角辐射圈”):以沿海区南段的广东为辐射源,受辐射区主要是与广东相邻的各省(包括广西、湖南、江西南部、海南,但不包括福建),还有内陆核心区的东南部(湖北)。

2.1.4北方内陆辐射圈:以内陆核心区的北部(河南、陕西的关中地区)为辐射源,以深远内陆区的北部(陕北、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的阿拉善盟)为受辐射区。本辐射圈的范围相当于大西北地区去掉新疆、加上河南。

2.1.5南方内陆辐射圈:以内陆核心区的南部(湖北、四川东部、重庆)为辐射源,以深远内陆区的南部(贵州、四川西部、云南的昭通地区)为受辐射区。本辐射圈的范围大致相当于西南地区去掉云南、加上湖北。

而未被纳入上述五大辐射圈的地区又可分为四个独立辐射区:①远东北独立辐射区:黑龙江,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②远西北独立辐射区:新疆,的阿里地区。③西南边立辐射区:云南(昭通地区除外)。④东南沿海独立辐射区:主要是福建,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粤东、浙南。

近来,有学者(周一星、张莉,2003)通过对地域经济联系(包括内向型联系和外向型联系)的实证分析来划定城市经济区[7](注:所谓城市经济区,实际上是综合经济区的一种表述形式)。如果把这种基于实证分析所得出的区划方案与本方案加以对照便可发现,两者的绝大部分是相同或相近的。这说明本方案能够经得起实证分析的检验,与经验事实也大体吻合。

2.2设计本方案的基本思路

2.2.1以沿海的三大经济重心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作为辐射源,以邻近这三者的内陆省份作为受辐射区,分别构建三个沿海辐射圈。由于沿海是我国的发达地区,这里的三个重心区实力雄厚、能量巨大,为了充分发挥其辐射作用,在内陆各省中,凡是距离海洋较近的都尽可能划入沿海辐射圈。

2.2.2由于我国的陆地纵深大、东西向延伸的距离远,仅靠东部沿海的几个增长极,其辐射范围难以涵盖距海较远的内陆纵深地区。因此,在位于沿海重心区辐射半径以外的内陆纵深地区,应自行培育增长极,并以此为中心构建内陆辐射圈。

2.2.3把内陆纵深地区整合为南、北两大辐射圈,是因为构建内陆辐射圈应以中西部四个最大的城市群(武汉、成渝、关中、郑洛汴)为核心。但与沿海三大重心区相比,这几个内陆城市群的实力不强、发展水平不高。弥补此缺陷的办法就是联合。比较可行的是搞两两联合。但究竟是沿南北向搞两两联合(武汉+郑洛汴、成渝+关中),还是沿东西向搞两两联合(武汉+成渝、关中+郑洛汴),笔者认为应选择后者,因为这与我国区域发展梯度推移的方向相一致,与沿海增长极向内陆传导辐射能的方向相一致,与建设沿江经济带和陆桥经济带的战略相吻合。

2.2.4北方内陆辐射圈的范围相当于西北地区去掉新疆、加上河南,南方内陆辐射圈则相当于西南地区去掉云南、加上湖北。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西南、西北地区自身的辐射源(成渝、关中)实力有限,又因深居内陆而得不到沿海发达地区的辐射,因此选择鄂、豫两省分别与西南、西北结合,旨在借助于这两个中部经济大省来充实和加强西南、西北的辐射源,并充当沿海发达地区向西南、西北辐射的传导器。而让新疆和云南自立门户是因为二者只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便可获得所需的发展动力,所以并非一定要依赖关中、成渝的辐射。

2.2.5所谓“独立辐射区”,就是不属于上述五大辐射圈的范围,因而在区域经济格局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既不能或不必接受其它地区的辐射,又不具备辐射其它地区的条件或能力。在四个独立辐射区中,黑龙江、新疆、云南分别是东北、西北、西南这三大边贸区的龙头,三者都有可能不依赖其它增长极的辐射和带动而自行闯出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成功之路;另一个独立辐射区是沿海的福建,该省虽然经济发达,但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与外省的联系相对较少。

2.2.6在制订综合经济区划方案时,通常都要尽量避免不同经济区的范围出现重叠。而在本方案中却把鄂、豫两省特意安排为多个辐射圈的重叠区──河南属于三个辐射圈(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北方内陆),湖北也属于三个辐射圈(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南方内陆)。之所以如此安排,一是基于鄂、豫两省自身的特点,二是出于带动西南、西北地区发展的需要。

因为鄂、豫两省既拥有“天下之中”的地理区位,又是全国的交通中枢,所以最适合充当辐射传导器的角色,即接受沿海地区的辐射并将其传递给西部的深远内陆地区,从而起到承东启西的作用。而正是出于承东启西的需要,对鄂、豫两省在不同的辐射圈中分别给予不同的定位(在沿海辐射圈中是作为受辐射区,而在内陆辐射圈中则充当辐射源)。

2.3对部分省区的附加说明

山东虽然是北方第一经济大省,但缺乏象香港、上海、北京那样的超级城市,山东诸港口的腹地也局限于本省,因而未能对内陆省份起到应有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目前,山东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有点类似于福建那样的独立辐射区[8]。但与福建不同的是,山东与省外联系不畅的原因并非不可抗的自然因素(如受到山地阻隔),而是因为交通建设不到位。要解决这个问题,应将山东省内的交通网与我国北方主要的东西向运输通道(尤其是陇海、兰新线)实现全面对接。

仅靠陕西关中地区来辐射和带动地域辽阔的大西北,这显然力不从心。因此,以河南来充当关中地区的强大后盾,把中西部第一经济大省与全国著名的科技、高教和军工大省结合起来,由两者共同带动大西北(新疆除外)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圈称为“北方内陆辐射圈”。河南既是大西北通往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必经之地[9],又可把沿海发达地区的辐射能传递给大西北。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人口大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全面推进,今后河南对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将与日俱增,而作为内陆省份又不象沿海地区那样便于从海外获取资源和市场。

因此,今后河南的原料供给和产成品销售将愈来愈多地仰赖西北各省,从而为建成陆桥经济带奠定坚实的基础。由于关中、郑洛汴这两大城市群相距较近,预计今后将东西衔接、首尾相连,沿着陇海线形成东起开封、西至宝鸡的城市连绵带,成为北方内陆地区最大的城市带,也是陆桥经济带的主体与核心。

过去,人们常把江西、湖南与湖北一起划入华中经济区。其实,湘、赣二省的首要经济联系对象分别是广东和浙江[10]。因此,本方案把湘、赣划入沿海辐射圈,以便充分发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辐射作用。

虽然湖北不与沿海省份接壤,但作为全国的交通中枢,有通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容量运输通道。作为全国实力最强的两大增长极,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辐射范围不仅涵盖与之相邻的近海内陆区,而且可进一步延伸到内陆纵深的湖北。湖北一向被视为中部经济发展的龙头,拥有我国内地最大的城市武汉,今后也可能会形成一个颇有份量的增长极。但因位于其东、南的各省已被纳入沿海辐射圈,武汉的辐射作用应主要针对西、北这两个方向(注:河南和四川均以湖北为首要经济联系对象[11]),以便在长三角与我国西部、珠三角与我国北方之间充当辐射传导器。随着三峡建库后川江航运能力的提升、沿江铁路(宜昌—万州)段的建设和“西电东输”中通道的启动,今后湖北与川、渝的经济联系将更趋密切,从而为武汉、成渝两大城市群联手打造沿江经济带(西段)奠定坚实的基础。

福建地处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但作为沿海发达地区,有自己的出海口,也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因而不象内陆欠发达地区那样依赖长三角或珠三角的辐射。另一方面,福建对其它省份也很难产生辐射。因武夷山横亘于西、仙霞岭盘踞于北,与外省的联系受阻;唯一与福建接壤的内陆省份──江西已纳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辐射范围。因此,对福建来说,最主要的辐射现象发生在省内,即闽东南对闽北、闽中、闽西的辐射。今后,如果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并逐渐走向经济一体化,福建就有可能与台湾共同组成一个综合经济区,其范围除了闽、台之外,还可能包括粤东、浙南。

东北三省资源互补、经济联系密切,具有较完整的地域结构,因此历来被视为统一的东北经济区。为什么本方案把东北一分为二,单独把黑龙江划出去列为独立辐射区?这一是因为“辽老大”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相对较慢,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这严重影响了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二是因为东北的多种自然资源经长期大规模开发后渐趋枯竭,资源型产业整体萎缩,其矿产品和能源的进口依存度将愈来愈大,因分别从南(经海路)、北(经陆路)两个方向输入而形成南、北两大供应圈。黑龙江虽然地处内陆,却拥有东出、西进、南下等多条外贸通道,可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哈尔滨在20世纪前期曾经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当时在中国东北有两个双核结构并存(沈阳—大连、哈尔滨—海参崴)。虽然黑龙江的经贸优势只是体现在对俄贸易上,但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市场容量相当可观,又因为畸形的经济结构,农业和轻工业很不发达,消费品供应严重依赖进口(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尤其如此),这对于黑龙江发展外向型经济十分有利。凭借这样的优势,黑龙江便具备了自立门户、自我发展的条件和潜力,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将其单列为一区。

新疆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是缺水和地理位置过于偏远。职称论文因远离内地各省,新疆得不到发达地区的辐射。人口不多,场容量有限,又因为运距长、运费高而难以打入内地市场。但是,新疆位于“四亚”(东亚、中亚、北亚、南亚)结合部,与8个邻国接壤,还可经大陆桥通往西亚、欧洲。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结构畸形、单一,对外来商品的依赖性较大,其市场容量相当可观。中亚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在资源品种上与新疆互补。因此,与黑龙江一样,新疆也可利用邻国的资源和市场大做文章。象新疆这样的边远省区,只有“以外补内”(以发展外向型经济来弥补远离内地市场的缺陷)才能真正做到扬长避短。

以往,云南总是与贵州一起被纳入以四川为龙头的西南经济区。虽然四川也算是一个人口和经济大省,但并不是经济强省,更不是富省。在四川(包括重庆)内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水平不高。因此,除了带动省内的大片欠发达地区之外,成渝都市圈可能尚有余力辐射和带动贵州一省,但要带动云、贵两省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云、贵两省相比,贵州的经济水平更低,但与成渝地区相距更近、交通条件也稍好一些,因而比云南更需要、也更有条件接受成渝都市圈的辐射和带动。但是另一方面,云南也拥有贵州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位于“三亚”(东亚、东南亚、南亚)结合部,并且是我国开辟印度洋出海口的必经通道,云南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条件优越、潜力巨大。当然,要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前提是搞好相关的交通建设(如泛亚铁路、中印缅铁路、中缅输油管)。

与新疆不同,内蒙古和都不能成为独立辐射区。因为内蒙古地跨“三北”,其东、中、西部分别与东北、华北、西北的邻省联系密切,而其自身则不能构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区。则因为缺乏必要的产业基础、经济规模太小(不及新疆的1/10)、对内地的依赖性太大而不可能成为独立辐射区(注:即使整个青藏高原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单独的经济区)。由于距离和交通上的原因,与新疆一样也得不到内地的辐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辐射圈。但是作为全国各省共同的支援对象,又处于所有各大辐射圈的共同影响下。而在,阿里地区的情况又有点特殊,因其对外联系主要靠新藏公路,在经济上附属于新疆,故应划入远西北独立辐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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