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制范文

经济管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分享经济；市场失灵；平台管制；政府管制

一、 引言

虽然分享经济的概念当下已经广泛地被社会接受，但是学界和商界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却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从两个角度出发，一个在于如何消费已有的产品，另一个则讨论如何生产新的产品和服务。

本文采取庞嘉伟和陈骐对分享经济的定义：分享经济，是一种借助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以及大数据技术，通过平台将用户群体中的供给、需求信息整合起来并有效匹配，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模式。

因此，分享经济的关键词包括平台、信息匹配，以及包含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内涵的信息技术，在分析其管制问题时，需要针对其特点展开进行讨论。

二、 分享经济管制问题

对企业进行管制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福利，或者说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实施管制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厂商的垄断与合谋、外部性、非对称信息、消费者议价能力不足等，从而使得消费者的权益在市场交易中不经受损失。而一些观点认为，通过市场的动态调整，一些市场失灵问题会通过声誉机制或者其他激励机制得到纠正。杨居正、张维迎和周黎安则基于网络平台交易数据，从经验上研究了管制和信誉的关系。他们发现，必要的管制为信誉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而信誉和管制存在替代关系，信誉的作用会随着管制力度的加强而削弱。事实上，无论是否支持监管，其目的都在于讨论如何避免社会剩余被商家过多地攫取，这是讨论监管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在分享经济模式下，涉及的经济结构相较于传统工业经济有其复杂之处，因此对其管制问题的讨论要考虑更多层面的内容。在分享经济框架下，主要的参与主体为消费者、商家、平台，以及作为连接纽带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并且，由于消费者往往只参与到商品的消费过程，而并不持有商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商品持有者或者供给方处于可能利益受损的弱势地位。事实上，由于商家、平台和网络服务商不仅具有信息时代企业的色彩，其依然有着传统工业经济的企业属性，因此，在对这一市场进行规范和协调上，政府监管部门无疑起到重要作用。分享经济的经济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

1. 潜在管制对象。在讨论哪些参与者应该作为潜在管制对象时，首先应当哪些参与者会在交易活动中为一己私利从而伤害到其他参与者的权益。这可以从参与到分享经济中的主体，针对其可能涉及的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议价能力等问题依次分开来讨论。

首先要考虑的是参与到分享活动的消费者。在分享经济框架下，由于涉及的商业领域非常广泛，并且大部分领域都是新兴起的，因此行业的发展并不成熟，故而消费者可能通过一些行为伤害到商家、平台甚至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由于分享经济很大程度上的目的在于匹配零散的供给和需求，因此消费者一般并不具备很强的议价能力。因此，可能由消费者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是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

在平台商业模式中，用户之间的评价机制构成了平台良好运行的基础。用户之间的评价，为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商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依据。因此当提供的评价正确且有效时，则为其他潜在参与者提供了有意义的信息，从而能够促进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消费者提供正确有效的评价信息，对其他消费者而言有正的外部性。反之，当消费者拒绝评价或者不真实评价时，可能会误导其他消费者的决策，从而具有负的外部性。因此，如何激励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做出正确的评价，产生正的外部性，避免负的外部性，是分享经济管制需要考虑的一个议题。

消费者可能造成的第二个市场失灵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涉及事前信息不对称和时候信息不对称两个方面。在产品或者服务交易发生前，消费者需要在平台建立个人的基本信息。这些信息是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当平台设计的注册机制不能保证消费者有效披露自己的有用信息，或者消费者有意隐瞒自己的部分信息时，事前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产生了。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信用水平较低的用户将自己伪装成高信用水平的用户，从而误导商家的判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事后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虚假评价、单方违约等。虚假评价即在消费产品或享受服务后，并不真实的反映自己享受服务的情况，而是夸大甚至编造自己的不良体验，有意或无意抹黑商家，造成商家的信用u级下降，从而使得利益受损。单方违约是指在买卖双方约定好交易或者服务的时间地点后，由于没有硬性规定约束，消费者有可能不按既定条件执行合约，从而对商家权益造成损害。

其次，考虑入驻平台的商家。可能由商家引发的市场失灵问题，依然是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外部性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内容产生，一方面是来自于评价体系建立的声誉机制，如消费者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在此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在于，分享经济的普及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成为商家的消费者，逐渐变成可以提供一些产品和服务的商家。这就会对传统已有行业造成一定的负外部性。然而在考虑这种外部性时，一定要区分它究竟是“金钱外部性”还是“技术外部性”。如果新入商家仅仅是挤占了原有商家的市场，压缩了原有商家的利润空间，但是并没有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反而让消费者的福利得到了改善，那么这种外部性是“金钱外部性”，恰恰是为社会福利的改进做出了贡献。但如果新入商家还对该行业的公共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耗，这时产生的负外部性就是“技术外部性”，是需要得到重视的。

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商家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市场失灵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产品和服务质量过关与否。由于分享经济按需生产、按需服务的属性，参与分享经济的商家很难像工业时代的企业一样有着规范化、专业化的生产模式。从供给角度，由于提品服务的商家往往并不一定是专门从事这一行业的群体，只是因为兴趣在业余时间参与到这一经济模式中，所以做到规范化的水准还是有一定的壁垒。从需求角度，如前所述，由于信息技术的发达，导致消费者对各种各样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被发掘出来，而其中一部分是只有信息时代才可能出现的服务。由于分享经济涉及领域过于宽泛，用户需求分散程度非常高，质量高低的标准也很难确定，很有可能商家自己也并不能准确判断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高低与否。当卖家认为自己提供的产品服务质量较高，而进行交易后买家却不这样认为时，冲突和矛盾就会产生，这会导致双方的利益受到损失，以致社会的福利受到影响。

再次，考虑提供信息匹配服务的双边市场平台。平台在分享经济结构中，处在较为核心的地位。其既具有传统工业企业的特点，有具有信息时代赋予的新的血液，它可能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是最为复杂的。平台在分享经济结构中具有绝对的、无可撼动的议价能力，这有可能奠定平台在这一经济结构中的垄断地位。由于拥有绝对的定价能力，平台很可能将没有市场力的消费者和商家的剩余攫取为自己的利润，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用户福利受到极大的损失。

在分享经济模式中，平台最重要的作用是搜集信息、匹配信息。这就涉及到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两个层面的问题。准确、高效地搜集和匹配信息，无疑为用户提供了很强的正外部性。然而这也是是平台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实时搜集、分析、匹配用户信息，对平台的数据处理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当达不到既定的数据处理能力时，很难做到准确、有效地匹配信息，从而可能使平台使用双方蒙受（时间或者金钱上的）损失。当用户给予平台足够的信任，而平台没有能力提供有效的服务时，甚至会产生很严重的负外部性。

在信息匹配中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由于平台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所以可以轻易的错配信息，甚至扭曲信息。比如，在向消费者推送商家信息时，可能有意更多的推送和自己有利益相关的商家，而非更适合消费者的商家。普通消费者没有能力察觉到这种平台和商家合谋的行为，从而即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不得而知。同时，具有绝对信息劣势的用户，如何使自己的信息受到保护而不被平台泄露，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平台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健全一个良好的用户交易生态环境。分享经济中的消费者和商家都有可能对其他用户产生负的外部性，或者利用信息优势对其他用户的利益造成损害。那么，这些入驻平台的用户的行为是否应该由平台本身来规范又是进一步需要商榷的问题。如果需要对入驻的商家进行管制，管制是否到位，这包括对商家注册信息的审核是否认真，对产品服务质量要求是否严格等等。

2. 实施管制的主体。在传统经济体系中，实施监管的主体一般是政府监管部门。然而如前所述，政府监管和声誉机制之间本身是有替代关系的，因此通过声誉机制来实现厂商的自我约束也是主流的学术观点之一。在分享经济结构中，由于平台的双重属性，作为传统企业，它可能需要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而作为促使消费者和商家实现交易的中介，其又承担着对用户信息审核的职能。因此平台也可以作为另一个实施管制的主体存在。

事实上，在分享经济模式下，声誉机制仍然起着有效的作用。在良好的声誉机制下，消费者需要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自己对产品和服务有需求时，有更多的商家愿意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商家需要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有更多的消费者愿意购买自己的产品；平台有动机建立良好的声誉，以便更多的买家和卖家愿意在其中互动。而为了实现更好的声誉，消费者、商家、平台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效地约束和规范。因此，自我管制也是实现分享经济监管的一个可能的范式。

三、 对分享经济行业管制的一般原则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其主要任务在于制定相应的规制，对平台行为进行事前约束，并严格监管规制是否执行，以保证平台不能通过议价能力和信息优势攫取消费者和商家的利益，从而攫取社会剩余，同时保证平台不产生负外部性以损害入驻用户的利益。对于平台，其首要任务是通过约束交易双方的用户行为，以避免用户因不当举措，使交易对象的利益受到损失。

事实上，在对分享经济主体的管制中，尤其是对参与的消费者和商家的管制中，政府管制和分享经济企业管制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和用户有着最密切接触的主体是分享经济平台，其能几时且有效地掌握消费者和商家的动态信息。因此，平台对用户的监管成本要远低于政府。其次，平台为营造良好的用户环境，也更有动机建立促进高效交易的规制，并实施监管行为。因此，在分享经济的管制中，应首先发挥平台自身的作用。

政府和入驻平台的用户之间一般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且由于分享经济的特点，入驻平台的用户基数会相对庞大，因此政府对用户和商家一般难以实施有效的管制。一般而言，政府最优的策略在于建立一定的指导性原则，并约束平台来施这些原则，并对消费者和商家施以有效的监管策略。再通过一些可能的方式，比如随机抽查等，来检查平台是否按照政府的指导原则来实施管制。

因此，本文认为，对分享经济行业管制基本原则为，政府制定参考性规制，平台制定细则规制。在此规制上，平台对用户实施有效的监管策略，而政府只应在平台监管的基础上对其做有效的补足即可。

具体而言，政府对分享经济的管制策略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原则性管制。如前所述，传统的管制模式着重于事前规制，规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以限制企业的规模、市场能力等，从而实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然而在分享经济下，供给和需求十分灵活，市场自由度相当高，这样的管制模式会很大程度上抑制创新，阻碍新技术和新行业的发展，并不适合新型的经济模式。事实上，对新经济进行规制的法律法规应当遵循更加灵活开放的原则。如果像约束传统行业一样约束平台或者商家，都会因限制太多，反而抑制行业的发展。因此，对于分享经济，尤其是在分享经济环境下新兴的一些行业，政府应本着指导为主，管制为辅的原则，完善法律法规，尽可能为市场的健康和活跃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沙盒管制。沙盒（Sandbox）一词，是计算机网络安全的专业用语。其原指将已侦测到的计算机系统中运行的有风险的程序或者插件，置入一个可以被修复的“盒子”中运行，一旦发现这些程序或者插件对计算机产生了实质性威胁，立刻停止执行这些程序，并像“抹平沙土”一样，将“盒子”恢复原状，并建议用户删除这些程序和插件。

对分享经济实施沙盒管制，在于允许分享经济企业可以在不遵循现有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在一部分用户群体中测试新型的产品和服务。在测试产品期结束后，通过测试用户的反馈来衡量产品风险，从而制定相应的管制策略。在这N情况下，企业在探索和发展新型商业模式时可以受到最少的管制障碍，而政府部门也可以在消费者利益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尽可能少地阻碍产业结构的发展和升级。

第三，动态管制。由于分享经济中，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是新兴起的，并且还在始终发展和演变中。因此，对分享经济的管制，也应当是动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根据现实调整适度的管制政策，才有可能在不抑制市场有机活力的情况下，保障用户的利益。市场上的大量数据信息，为相关部门实施动态管制提供了强大的基础。监管部门可以适度要求分享经济企业按月度或者季度披露一部分运营数据，从而对该行业的发展情况做出判断，对局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信息进行分析，以指定出真正符合市场化的、符合用户切实需求的管制方案。

第四，充分发挥市场在指导用户行为时的作用。前文已经陈述，在市场经济中，声誉机制和政府管制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当既有的规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或者不能及时地对市场做出反应指定出相应完善的规制时，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同样可以达到对消费者、商家以及平台的行为作出约束的作用。

最后，依托于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很可能由于具有成本优势，或者能够激发经济活力，而对传统产业造成冲击。然而，当由观测到传统行业的利益受到损失时，作为政府部门不应当过于敏感地对相应行业实施保护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很有可能会抑制住市场活力，使得旧经济形态向新经济形态过渡的过程受到打压。此时，作为政府部门，更应当理性分析传统产业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利用市场机制，通过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让其找出更符合自己利益的经济形态，才是让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正确态度。

参考文献：

[1] Botsman R， Rogers R.What's mine is yours[J].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2010.

[2] Friedman G.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 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J].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2014，（2）：171-188.

[3] 庞嘉伟，陈骐.分享经济――含义及其特点[J].现代管理科学，2017，（3）：36-38.

[4] 杨居正，张维迎，周黎安.信誉与管制的互补与替代――基于网上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 2008，（7）：18-26.

作者简介：庞嘉伟（1988-），男，汉族，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信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大数据应用；斯姝华（1996-），女，汉族，北京市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方向本科生，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产业经济学。

经济管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圆券； 限价； 经济管制； 工商业

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金圆券政策，为中华民国政府于1948年至1949年一系列经济金融财政改革方案的代称，出台有其特殊背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更加严重的是，由于日军占领，来自大城市和口岸的关税、商品税收入大量丧失，而这些税收收入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极大，一度占到80%。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国民政府使用大量垫款来填补赤字（下图示为国民政府1940年至1948年财政收支及赤字列表），法币由此大量发行。抗战胜利后接踵而至的内战，则让局面并未得到改观，为维持内战所需大量军费，法币依然严重超发，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急剧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内增幅近100倍。与此同时，政府库存的黄金、外汇等却都没有实质的增加，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来源：Andrew Chung Huang，“The Inflation in Chin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62，No.4（Aug.1948），pp.562-575

至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币值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原先的流通货币法币。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当年早些时候通过并公布实施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权为依据，由以总统名义《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并于10月又制订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以300万元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而上海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及金融中心，其对金圆券政策的态度、反应与最终实施所取得的成果，直接关系到该政策的成败。

在8月19日国民政府实施的财经改革措施中，除发行金圆券外，在经济管制方面最重要的措施为实施限价（简称“八一九限价”）。依当日的《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的第13条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各该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①两天后，行政院又通电各省市政府：“即日起各地物价务必以八月十九日之当地市价为最高价格，如发现不肖商人有玩法故违情事，应予严惩，勿稍宽纵”。②9月16日行政院颁布的《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实施办法》再次重申：“全国各市县均定为实施限价议价地区”，“全国各地物品应由地方主管官署按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当地市场公开交易价格，照兑换率折合金圆后之交易价格为准”。③同时，国民政府为了实施经济管制，在行政院之下特别设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由行政院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8月21日，又以总统令的形式在该委员会之下设置三个督导区，即上海区、天津区、广州区，其中上海区由俞鸿钧任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任副职，实际执行工作由蒋经国及其亲信主要承担。虽也有官员反对限价措施，但“实际上在财政方面并无权力”，④不敢与蒋经国公开对抗。

在财经改革措施刚施行之际，工商界对紧急处分令寄于良好的愿望，表示拥护：“吾工业界甚愿参加经济政策之决定与其实施”。8月26日，蒋经国召集市军警及金融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宣布8月27日起对市场、库房、水陆空交通场所及各种物资、金银、外币移动等，均须验明证据。经检工作由蒋经国统一指挥执行。紧接着上海市工业会和上海市商会于8月29日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财经紧急措施》，指出抗战胜利以来因通货增发货币，币值日贬，以致物价高涨，给民生造成莫大痛苦。认为此次改革币制，确具极大决心，发行货币有限额，准备受监理，过去使物价波动的病根已经除去，工商界要摒绝自私心理，侥幸心理，竭诚拥护。9月9日，上海市工业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做出决议，拥护政府改革币制政策，通函各会员公会、工厂将所有黄金、美钞、外汇一律缴送中央银行，并要求凡缴送者须通知工业会作登记。9月24日，上海市工业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工业协会联名致电，表示响应勤俭建国运动的号召，并通电本会各业公会一致响应。⑤

但经济形势没有按预期方向发展，特别是在限价上，弊端逐渐显现：成品限价，工业原料、燃料却未限价，政府原先声称的配给原料或补贴也未能兑现。⑥据上海区棉纺织业公会的资料，当时上海市内29家纱厂中，减工9家；棉纺厂商中有布机设备者，减工7家；毛纺织工业，也由于原料的缺乏，设备有很多未能充分利用，产量也减低，而状况最为艰难的为丝织业，“四区丝织业工会的秘书张守愚对记者说：该会所属会员厂商三百二十几家中，目前开工的还不到八十家”。⑦社会舆论对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工业界过去陈述的种种困难，不见减轻反而加重，整个经济酝酿着危机。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经济管制当局也认识到了要“增加生产，扶助工业”。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条件下，“限价政策”和“扶助工业”矛盾无可避免：要增加生产，扶助工业，则应让生产商和供应商有利可图，即就必须先放弃限价。

除制造业外，居民必需品市场等城市内经济基本秩序也受到限价的严重影响，进入10月以后，危机进入高峰，限价的恶果最终爆发，10月上旬米市陷于瘫痪状态，交易几乎可以不计，随之而来的抢购风，则更是雪上加霜，相当一部分人从早到晚，甚至于从深夜到天亮，都将时间、精神、体力，消耗于排队与抢购中，但米荒仍在所难免，这种情形同时也加重了民众的不安。市场的瘫痪不仅限于粮食市场，由于破坏了城市的正常供应，此时民众也买不到柴米油鱼肉菜，此时上海的经济状况已可谓多病之躯，形势最终仍是比人强，限价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反对与抵触。

而此时国民中央政府业已坚持不住，出现了松动的征兆：“谈及物价问题，财政部没有一定的把握和主张，颇有动摇不定的状态。”⑧最终决定：对于过去限价中不合理的部分将作调整，一部分物品仍须限价，一部分物品则可以议价，使生产者获得合法利润。⑨显然，这是政策转变的开始。对此，蒋经国虽然极不情愿，但仍于25日下午在中央银行召集上海工商业代表开会，一方面他声称要坚持八一九限价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宣布，自11月1日起除油、煤、米、糖等日用必需品外，其余各种物品价格以成本计算可作调整，决不使商人和厂方吃亏。政策的变更由来最后拍板：10月28日行政院会议所拟订的改善经管补充办法经首肯，以及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后，由10月31日上午举行的行政院第12次临时会议形成正式决议，并即日公布。新办法的核心内容是放弃限价政策。限价的取消，意味着自“八一九”至当时70多天内的改革措施中，在经济方面的强力管制遭到了全盘否定。11月5日蒋经国辞去副督导员之职，翁文灏内阁也宣告。暴力的军政高压还是敌不过经济法则。而自11月4日起，上海全市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为了恢复上海必需品的供应，收拾烂摊子的市长吴国桢于11月1日下午5时召集市商会、市工业会及全市各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之后包括粮食在内的一些市场准许自由买卖，场内交易渐见恢复。至11月中旬，历经三个月的动荡之后，上海的许多市场秩序终于又慢慢恢复了常态。

以制造业、粮食供应等为代表，国民政府在八一九限价后，反而致使经济出现严重窒碍进而酝酿出的社会冲突，真正的“罪魁”指向的正是政府以金圆券和限价为核心的经济性管制政策本身。限价是国家政权藉干预价格，以图稳定经济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性行政手段。然而强制性干预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或许能收一时之效，但若依赖过重、处之不甚，则极可能玩火自焚，换来经济另一种形式的崩溃，最多只能作为一种效果不佳的临时治标之法。抗战胜利以后，牵动物价飞涨的因素很多，要解决高物价问题，最基本的办法莫如一方面增加生产，一方面收缩或减少通货发行，使物量和币量相称。但由于国共内战全面开打，军费浩大，战区蔓延，当局在治本方面实难有所作为，用政治军事力量强行限价似乎是当局最为倚重的手段。但要实行全面高度的物价管制并不是随意简单的，而应具备几个条件：国民经济以工业为重心，集中而标准易于统一管制；行政效率较高，人事健全；管制机完备等。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家，国民政府当时的行政效率又非常低下，主管管制的机关和人员到处充满了贪污的气氛。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限价，根本就缺少成功的先决因素和必备条件。

注解

①上海市政府编印《上海市政府公报》第9卷，第10期，1948年9月7日，第183页。

②《政院注意物价》，《大公报》（上海版）1948 年8 月22 日，第2 版。

③《上海市政府公报》第9卷，第10期，1948年9月7日，第183页。

④[美]裴斐等整理：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68 页。

⑤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工商社团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

⑥《上海工商社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

⑦《金圆券的恶运》，《新闻天地》1948年第59期。.

⑧蒋经国：《蒋经国自述》，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193 页。

经济管制范文第3篇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学金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2.斯蒂格里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文版，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吴易风、王健、方松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4.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李向阳：《市场缺陷与政府干预》，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经济管制范文第4篇

必须要把这种以培养人才素养为先的管理理念带入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培养人才《孝经》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而载舟覆舟之说，更是将“人”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随着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的经济管理理念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人本主义思想已经被纳入到企业管理的核心。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资源，通过实施人才战略管理，人性化企业管理理念，才能留住人才、发展人才，进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益，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企业管理者的思想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影响，管理者自身不断学习不断汲取知识与经验，才能在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中明确组织的发展方向，明确带领团队的思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传统管理理念指出，成功的管理者应该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有着正确价值取舍的个体，此外，体恤下属、培养员工，拓展积极的人本主义企业文化，从而进一步营造融洽的企业氛围和人际环境。简而言之，若以攘外安内来比喻企业经济管理，那么以人为本即可为安内，管理者的修己即可为攘外的必要条件。

传统经济管理理念中的和谐理念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于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发展，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而达“上下与天地同流”为境界，兼有“仁民”、“爱物”的主张，强调天地万物之间的协调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要和谐可持续发展，也应该具有这种“有余以奉天下”“、仁爱”的奉献精神。对社会，企业应饱含责任意识。企业的运行总是以特定的社会需求为起点，以一定的社会环境为依托，以一定的社会公众支持位基础，企业做强做大，从本质上看来是社会给企业的认可。因此，在企业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应将物质利益作为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企业应当以诚信、奉献为理念，了解在市场生存中的本质意识和社会责任，从而更好的服务社会。此外，在经济管理理念中，企业应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对于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也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并将这些态度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中，来达到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与客观规律的协调“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这句话主张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在经济活动中，同样有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现代经济管理不能以企业短期投机行为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思路，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圭臬。这就要求企业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适应当前市场规律，为社会公众奉献产品、为社会创造长远价值、为合法经济利益相关方提供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路径等。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企业若违背协调发展的管理思路，一味的以追求利益为核心，不择手段的压榨职工价值，违背市场规律的投机行为，行业内不正当竞争，甚至是背弃最根本的“诚信”二字，则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谋得生存和发展。传统经济管理理念中对企业经济管理中发展战略的影响“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事物累积于点点滴滴，决不可一蹴而就，在企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中，这句话同样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企业经营管理中，必须要以“积累”二字为圭臬，打好基础是向上发展的本源，根基不牢固而一味的“”式的发展，即使企业有一时的风光，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法发展长远。

谋而后动，顺势而为，是企业制定战略的基础谋而后动，以扎实的基础为先决条件，进而对环境的变化有敏锐的洞察，不能固步自封，沉浸在企业一时的成绩之中，而必须看清楚市场发展的趋势，集思广益分析决策，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发展；顺势而为，顺潮流而动，企业发展会事半功倍，逆潮流而动，则可能在市场的洪流中遭受重创。《管子•形势》篇有言：“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顺应规律，必“助之”，企业发展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逆规律而行，“违之”，企业则“怀其凶”，发展有危险，“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所以，在现代经济活动变化多样的环境下，企业尤其应当对形式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修正经济管理策略，从而引导企业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企业要有舍才有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必然要做到有舍有得，做精而后做大，一味的不切实际盲目扩大规模，终将是一盘散沙。企业的资源永远不是无限的，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通过高效的经济管理手段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实现更大的收益。传统的舍得智慧对于资源配置过程意义重大，有舍有得，不舍不得，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大道至简，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意义深远。3结束语巍巍华夏，中国传统经济管理理念必有其丰厚的内涵，虽然当今社会企业经济管理思想高速发展和进步，但对其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经济管理理念也越来越彰显出其蓬勃的生命力，为中国企业走特色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徐桃花 单位：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经济管制范文第5篇

一、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财务管理的必要性

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包括财政资金、银行贷款、农村集体和农民自筹资金、世界银行贷款、其他社会资金。为规范农业综合开发财务行为，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财务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结合财政体制、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依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9号)及相关财务规则，制定本办法。农业综合开发财务管理的原则：以资金投入控制项目规模，按项目管理资金；专人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实行财政无偿资金县级报账制。农业综合开发财务管理的主要任务：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合理编制年度财务计划，依法筹措和使用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加强会计核算、财务预决算和资产管理工作，定期编制财务报告；强化财务监督检查。各级农业综合开发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应当设置财务管理机构，配备具有会计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做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财务管理工作。农业综合开发是政府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战略性措施，体现的是政府行为，财务管理工作首先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农业综合开发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在开展财务活动时，都要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农业专项资金包括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扶贫资金、粮自工程资金、人畜饮水项目资金、天然林保护资金等。这些资金来源渠道多，其筹集、分配、管理和使用由不同部门和不同的管理层执行。从审计的情况看，这些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不少．必须对其加强管理。近年来，农业综合开发管理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配套资金难落实。农业专项资金在项日申报时一般都要求配套一部分地方资金。审计中发现山于大部分县(区)财政困难，大多数项目都存在虚假配套的现象。普遍采用经分管政府领导协调从县级财政借款配套后。通过虚列支出归还财政的方式解决。2．项目招标难落实。审计发现，工程项目大多数未进行招投标管理，材料、物资设备的购 也未通过政府采购及集中购买。其购买、调运、存储、使用相关财务核算手续不完备。3．资金沉淀问题突出。由于缺乏相应的统筹协调及追踪检黄，资金往往沉淀于相关项目实施单位。个别部门(特别是乡镇)还存在挪用的现象。在项目验收时叉临时抱佛脚，浪费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4．报账不规范。大多数农业专项资金都面向广大农民群众，很难取得正规发票，多通过开具假发票、套取现金，为本单位谋取小团体利益(用于解决单位地方补贴、招待费、年终奖等)，以及解决所谓争取资金花赞的“勾兑费”等。

三、农业综合开发资金财务管理策略

近几年，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围绕保持农村稳定和增加农民收人，积极筹措资金，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目前广大农村正在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增强群众观念，切实把农民的利益故在第一位，要从讲政稿的高度，扎扎实实地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真正使农民得到实惠，各级要认真研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筹集的渠道问题．实事求是测算各级可用财力和目筹资金能力，既要做到量入为出，又要尽力而为，决不可为争取增加开发计划而弄虚作假，使自己背上沉重包袱，更不能为了强谓开发而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的负担。上述问题应引起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统筹安排，加强监管”的对策。

1、辅助费用的资本化

原准则规定，因安排专门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在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发生的，应予资本化，如果辅助费用金额较小，也可以在发生时费用化；在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发生的，应予费用化。而新准则规定，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前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予以资本化，计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成本；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后发生的，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一般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可见，对于因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的会计处理新旧准则差异不是太大。主要不同点在于专门借款的辅助费用在新准则中规定可以资本化时未考虑其金额的大小不同可分别处理。这是由于专门借款的辅助费用与可予以资本化的资产购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将其在资本化期间计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成本，更符合实际成本原则。农业开发是一项综台性的工作，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才能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按照省级机构改革后的部门设置和职能分工，管好、用好农业开发资金，是财政部门的重要职责。要围绕农业开发总目标，加强与各有关部门的配合，增强协作和配合意识，共同努力，把农业综台开发工作搞好，为建设“太而强，富而美的新山东做出更大的贡献。

2、要做好工程预决算审核资产管理和强化审计监督

要做好工程预决算审核资产管理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审核是否有加大工程量的问题；二要审核是否有费用标准过高的问题；三要审核是否有挤占工程开支的不合理现象；四要审核是否有重复计算的问题。通过审核，可以剔除高估冒算、乱套定额、乱取费用以及乱计价格等造成的不合理支出，有利于认真核定工程造价，控制建设成本。为了确保已经建成的各项农业综合开发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必须做好资产移交工作。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竣工验收后，必须明确产权归属，落实管护主体，及时办理移交手续，切实加强农业综合开发资产管理。要建立健全管护组织和各项资产运行管护制度，按资产的不同类型，确定相应的管护模式，保证项目正常运行，长期发挥效益。审计监察等部门耍加大监管力度。一经查出上述问题，严肃处理。同时，由于项目验收都需审计部门出具审计报告，审汁部门应该提前介入，参与项目的整个资金运作．做到事中监督，发现和纠正资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发挥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3、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工作要做到项目计划有依据，财务收支有标准，成本管理有定额，交接有手续，监督有章程，使农业综合开发财务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方面，嘉祥县的具体做法是：首先，以项目定资金。一方面，坚持以资金控制项目，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以此确定项目建设规模和数量；另一方面，项目一经确定，按项目管理资金，实行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的有机结合，具体明确农业综合开发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的权利和义务，把用款和还款的责任结合起来，规范了资金管理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扯皮现象。其次，实行“三专管理，即专款专用、专账核算、专人管理。这种做法的优点，一是可以防止发生地方财政虚假配套问题，保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二是可以有效防止乱支乱用资金，保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安全完整；三是能够全面反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筹措情况，落实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农村集体和农民自筹、银行贷款、引进外资和其他社会资金的投入情况；四是能够反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使用情况，准确核算工程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管理水平。再次，我们还积极探索了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的新路子。

4、强化管理

不断提高开发项目资金和财务管理工作水平主要是要在县级推行财政资金报账提款办法。这是世界银行进行项目和资金管理的一条成功经验，有利于财政部门对开发支出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保证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也符合财政支出改革的要求省里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统一的实施办法，今年在县级财政全面推开。与此同时财政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里拟订的开发项目财务管理办法和会计核算办法，开发资金要按规定实行“专^管理、专最核算、专户存储”，不断规范自身管理的行为。要加强财务人员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为了进一步提高管理工作水平，省里今年将通过举办培训班或交流、座谈等形式，对县以上从事开发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市县两级也要掘好乡镇和项目单位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今年市县两级要进行机构改革，要尽可能保持财务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要加强对资金管理的检查。近年来，国家开发办和审计部门都加大了对开发资金的检查力度。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调整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抽出更多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省里将不定期组织财务检查，市毁每半年也要对所属县的财务管理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确保开发资金的安全高效。针对基本建设会计专业性较强的实际，可考虑成点项目基本建设会计专业机构，使项目的资金运作完全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对超过一定金额的项目严格招投标制度，对涉及材料物资的购买必须通过政府采购或集中购买，取得合法的原始支出单据。

5、积极采取措施

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支持力度主要是要足额落实开发项目配套资金农业综合开发实行的是国家和地方配套投人的政策，地方配套资金是否全面落实是完成农业开发任务的重要条件。2001年全省的计划配套资金已达4亿元，配套任务非常艰巨“十五”农业开发计划已经印发，各地要对照开发任务，进行认真测算．看能否保证资金配套。如果按现行政策感到困难很大．可申请调整但计划一经接受，必须保证无条件完成各级都要把能否落实好配套资金，作为一项硬任务对待．充分考虑资金配套能力，决不能没有限制，盲目接受任务。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把账算好、算清楚．避免工作被动。按照中央要求，今年的省级配套此例由70％提高到84％，为了支持农业开发，省里确定对国家安排的正常开发计划足额配套，不给市县增加负担。同时，为了保证配套资金的足额到值，省里将进一步加大对配套资金的检查力度：对不能按时足额配套的，除责令补齐外，还要在下年度相应扣减开发规模。加强有偿资金的回收工作。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的回收，一直是困扰开发工作的一太难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有偿资金的还款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越到基层越困难。到目前全省已累计发放有偿资金25.5亿元，回收13.2亿元，借款余额达12.3亿元。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研究农业综合开发有偿资金管理问题，确保有偿开发资金及时收回。首先，财政部门要积极参与项目的选择，按照省里制定的财务评估办法．把好财务评估关，对还款信誉差的单位或不具备还款能力的项目，不予通过立项其次，要落实好债务偿还措施。对经营实体放蕃，要实行抵押担保措施，对广大农户的项目，要在立项时，将债务落实到户，并签订合同，第三，对拖欠惜蕃，甚至有还款能力故意不归还的，要采取扣获等制约措麓，并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强制回收各级都要把有偿资金的回收和归还，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对回收工作做得好的．给予奖励，并在开发项目安排上给予重点照顾；对完不成回收任务的，要相应扣减开发投资，并与其他项目投资挂钩。

6、积极进行财政有偿资金委托银行贷款试点

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有偿资金是财政部门清理周转金后唯一保留的财政信用资金。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的要求，从2000年开始，国家农发办联合中国农业银行在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福建、湖北、云南、新疆等八省(区)开展了委托银行贷款的试点。具体做法是，财政部门和受托银行根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计划确定的项目签订委托协议，财政部门在受托银行开设委托贷款专户并存人资金。受托银行按照已确定的项目，依据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贷款手续，进行贷款发放、回收和日常监督管理。委托银行贷款的试行，把财政有偿资金纳入了规范的信用资金管理渠道，一是有利于选好项目，使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二是有利于落实有偿资金的债权债务，为解决有偿资金回收难创造了条件。今年将对各地的委托银行贷款试点进行总结，争取尽快全面推开。农业综合开发实施以来，财政资金拨付方式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下拨，最后拨付到实施项目的乡镇，有的还拨付到村。这种拨款方式环节多，时间长，管理上出现许多问题。如有些乡镇和村，由于管理不严，加上人员力量薄弱，挪用资金、白条人账、现金结算等违纪现象时有发生，屡禁不止。同时，项目建设也由乡镇和村包揽，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手段，工程建设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2001年开始，国家农发办在总结部分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了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无偿资金的县级报账制，规定了报账的资金为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无偿资金，县级财政部门负责报账资金的日常核算和管理，项目建设单位协助做好报账基础工作。凡是实行工程承包的，其所需款项由施工单位根据承包合同提出用款申请，经建设单位核实，农发机构和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分批予以拨付。县级报账时加强对凭证的审核，确保各种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由于报账制规定县级财政部门统一将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直接拨付到项目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因而得到基层的支持和拥护，收到了较好效果。

结论

经济管制范文第6篇

还有部分企业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其主要为：第一在制度的执行方面缺乏监督力，第二是企业发展和管理制度不对称，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大于企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制度，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制度很先进，然而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没有达到制度的要求，这就导致了制度资源的浪费，更大地是不能及时适应企业的经济发展需要。在内部管控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目前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方面普遍存在目标定位较低、并且形式化、简单化问题严重的情况，不能形成进行内部控制的科学体系、也不利于进行统一的指挥和协调，而仅是注重内部会计管理控制、视野范围过于狭窄等不足。市场经济环境是瞬息万变的，但是企业领导者和企业管理层在危机意识和战略管理意识方面还比较弱，这就导致了许多企业提出的全面经济管理成为空谈。目前，多数企业将财务审计当成是进行成本控制的主要手段，从而避免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流失或浪费。但在日常的经济管理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因为在管理授权过程中存在问题，单纯把财务管理当成是全面经济管理的做法是存在问题的，其缺少了对公司核心机构和管理层的管控，容易导致企业在财产和物质方面的损失。

在企业内部进行经济管理环境的自上而下创新，改善经济管理的氛围，实现企业创新机制的完善，确保创新动力的存在。在对理念进行创新，针对新的经济形势，应对两大理念加以明确，一是创新战略理念，一是创新危机管理的理念。所谓战略创新主要是指在制定和实施企业战略时应具有全局性和先进性。在执行的具体过程中，企业对运作方式和竞争方式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培育、核心竞争力，并实现竞争优势的保持和扩大，使企业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危机管理是当前所有企业必须上好的一课，可以说危机管理要贯穿整个企业的所有发展阶段，只是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企业经济管理中，危机管理所占的比重不同，在通常情况下，相对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规模的企业来说，风险意识和危机管是企业进行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制度加以创新，形成经济管理的全面化制度。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能够推动企业的进步和发展，为其经济管理方面的创新打下良好基础，实现推动力的增加。经济管理创新是解决企业内部资源如何组合、使之尽可能多地产出问题，也就是建立起面向市场的内部组织框架，形成产品开发活力、行为激励体系及高效运作的机制。确保企业全员参与到经济管理决策机制的全面监督过程中在新形势下是经济管理创新的重要表现形式。对于注重刚性管理规章和制度的权威性的企业而言，应通过对制度加以创新，以确保管理具有人性化和柔性化的特点；而对于那些制度过于强调先进性而缺乏适用性的企业制度来说，则应通过对制度进行创新来使得企业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确保企业经济管理效率得到提高。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实施全面有效的经济管理监督程序。应在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实现战略性的转型，确保企业内部控制将成为全局性管理而非仅是财务管理的一个具体职能。作为企业经济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相比较于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积极构建预算管理为主的财务管理模式，这有利于实现企业在未来内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进行的科学控制、规划和协调，并经过预算来对企业经营过程加以计划、组织、激励、控制，使得财务的约束和控制能力得到提高，确保财务预算的实现，在财务管理渗透力方面得到提高，使得财务管理的工作领域不断拓宽，以更好的促进全方位和全体成员财务管理体系的形成。

作者：段宜津 单位：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济管制范文第7篇

（一）存在问题——有效经济合同管理组织体系缺失

很多企事业单位都没有设置相应的经济合同管理机构和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所以对本单位的经济合同管理的相当混乱。比如，有的把企事业单位签署的合同直接放在总经理或者部门经理手里，有的放在秘书手里，有的放在生产部门等。有些单位为了应付检查，设置了一些虚职，待检查完毕就空无一人。有一些企事业单位虽然在内部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和人员，但是关于经济合同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的权限划分不清、具体责任不明，有时在实际管理工作中甚至出现多部门或工作人员职能交叉的现象。

（二）解决对策——建立健全经济合同管理组织体系

建立对经济合同管理有效的组织体系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主张在企业内部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三级管理组织体系：经济合同管理领导小组、经济合同管理办公室和经济合同管理员。因为，这种纵向的组织体系既能够全面涵盖企业的每个部门，也能够有效的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管理的科学化。经济合同管理领导小组，它应该是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决策机构，统领整个企业的经济合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人员组成一定要坚持广泛、专业、民主、科学、合理的原则。一般而言，小组组长一般由企业的主要业务领导担任，其他成员应由企业法务部、财务部、审计部、监察部、市场部、生产部等主要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来组成。经济合同管理办公室，作为领导下组下设的一级日常办事机构，主要负责整个企业的日常经济合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企业还应配备专业的经济合同管理员，因为他们是企业经济合同管理方面的精干队伍，是企业各部门、科室经济合同管理工作方面的主要联络员，在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个主要部门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而且管理工作最终都要经由他们完成。当然，基于企业运营成本的考虑，并不要求企业所有部门配备专业的专职管理员，对于一些经济业务往来较少的普通科室的管理员可以由企业的业务人员兼任。但是，所有的经济合同管理工作人员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岗前培训才能上岗。

二、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网络方面

（一）存在问题——缺乏具体管理制度的支撑

我国大多数企业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网络，企业现有的相关规定在很多地方存在问题和缺陷。比如，有的企业对经济合同并未进行统一和分类专项管理，管理混乱；有的企业对经济合同的授权委托方面随意性大，不严格遵守法律；有的企业对经济合同的审查工作不到位，对重大经济合同没有及时进行公证；有的企业对经济合同的专用章的保管使用、台账报表和归档等基础管理工作杂乱无章、纰漏百出。

（二）解决对策——完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网络

企业经济合同管理，是指企业对以自身为当事人的合同依法进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转让、终止，以及审查、监督、控制等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若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自己的行业中做大做强，那么在企业内部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网络，层层把关，层层防护，保障企业经济安全，达到风险最低、利益最大的目的。这一制度网络建设涵盖了具体模块制度，分别是：综合管理制度、分类专项管理制度、授权委托制度、审查制度、公证制度、专用章管理制度、台账及统计报表制度、归档制度等，后三项可归为经济合同基础管理制度。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各类制度一一进行具体介绍，在这里只强调这八个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其一。当然，在有益于经济合同管理的情境下，我们可以继续丰富该管理制度。

三、经济合同管理人才需求方面

（一）存在问题——经济合同管理的专业人才匮乏

由于经济合同的涉及面较广、专业性较强，因此要求经济合同的管理人员要具备较宽的知识面、熟练的专业技能以及对《合同法》等相关专业法律知识的掌握。但是，从当前我国从事企业经济合同管理工作的人员组成上来看，人员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在专业的知识结构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所以，无法保证企业规避潜在风险以顺利完成合同实现企业的利益。

（二）解决对策——重视经济合同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才是强国的保障，能有效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人才是最大的财富，是企业得以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作为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必须适时更新人才观念，调整企业人才结构。经济合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非一般的企业管理工作，它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因此，它对经济合同管理人员的提出了较高的能力要求。当前，在我国企业中此类人才缺口较大，所以必须做好培养和引进的工作。首先，应做好人才的培养工作。对企业内部的相关管理人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以及提供出国学习交流的机会，比如邀请高校知名学者或者实务界相关专家开展讲座、举办交流会等；除了专业知识的加强，还应提高经济合同管理人员的法治意识和运用法律的水平，比如要特别注重与经济合同管理密切相关的《合同法》、《招标投标法》等法律的学习和运用。其次，还应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基于此类人才较强的专业性要求，我们可以通过双向合作的方式，从高校或者专业合同管理研究机构中聘请专家作为经济合同管理顾问；也可以通过外部招聘的方式，从国内和国外优秀经济合同管理人才中寻找适己的人才，这种方式更有可能带来丰富的外部相关管理经验。

四、经济合同管理监督机制方面

（一）存在问题——监督力度不够，容易漏洞百出

经济合同管理是企业管理的灵魂，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如果对经济合同管理监督不力或者缺失，常常会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些企业的合同行为直接违反了《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些企业的经济合同管理制度根本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为应付检查只流于形式；有些企业自合同签订之时到合同履行完毕整个过程，一直缺乏外部有力监督，最终导致合同纠纷的出现；有些企业因监督缺失在财务上出现了巨大漏洞，仅靠事后审计无法挽救和弥补所造成的损失。

（二）解决对策——完善监督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对经济合同管理的监督是一个庞杂的工程，对其有效监督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必须建立适合企业的监督模式，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达到全方位监督保护的目的。首先，在我国境内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从事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行为都必须予以制止；其次，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网络具体包含模块，它们之间是密切关联的而非孤立的个体，相互监督相互依存。所以，必须很好地执行这一制度，才能解决经济合同管理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再次，对企业经济合同从签订到履行完毕全程跟踪监督，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避免纠纷的出现，以防范不当行为带来巨大风险；最后；还应加强对经济合同管理的财务监督，实时把控资金流向，严格执行付款和结算纪律，从而确保经济合同的顺利实现，提高企业流动资金的运用效果。总之，企业经济合同管理存在的问题还很多，但是只要我们提高对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企业经济合同管理的组织体系并完善相应的制度网络，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监督，有助于企业规避风险，较好地实现企业经济利益。

经济管制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管制经济 公司治理 演进

一、引言

管制（regulation）是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管制者，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管制经济是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遍现象，管制在应对垄断与自然垄断、外部性、稀缺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问题，在市场经济调节不足与失灵时均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从动态角度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产业改革的深化，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企业对外部环境管制需求的增强，政府管制成为我国在建立与完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断加强的一项基本职能。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指协调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演进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下进行，广泛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权威机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调节者与市场的监管者。我国政府对于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此，研究不同管制经济背景下我国企业公司治理的演进，对于我们更好的了解和分析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历史与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政府管制的动因

政府是国家职能的体现者。政府对于公司治理的管制，有其内在动因。

首先，政府对于公司治理管制的目的是解决公司治理演进过程中的所遇到的市场不足与失灵问题。公司治理作为一整套制度安排，既需要外部治理机制，又需要内部契约。为解决各类问题，需要公司内部与外部两个完善的市场环境。而完善的市场要求有充分的信息、高度竞争的产品、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基础结构、没有垄断或串通、交易主体众多而且可以自由进出等条件。然而，许多国家公司治理所面临的市场环境还远未能达到这些要求，即出现了市场不足现象。同时，公司治理中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正因为市场往往会存在不足与失灵，人们就会期待着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因此，政府管制就是对于市场不足与失灵问题的最通常的反应。

其次，政府管制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是供求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一般都希望能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出现国富民强的盛世景象，这既是政府权威的合法性来源，又是政府税收增长的基础。因此，明智的政府会致力于构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显然，政府介入公司治理会带来多方面的收益，比如：介入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绩效从而增加政府的经济收入、干预公司治理获得部分控制权收益、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以显示政绩、关注公司治理演进中的弱势群体从而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等等。运用经济学基本范畴和方法分析我国公司治理过程，即使简单的市场交换活动中，一定的产权制度以及契约保障交易的顺利完成，政府的管制也是必要的，因为产权与契约制度是需要政府制定并监督实施的。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交易日益复杂，对于政府管制的需求不大增加，而政府管制需要一定的成本，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供给也受到自身资源与成本的约束。因此，政府管制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对于公司治理的介入既有本质的要求，同时也有一定的限度与约束。

三、不同管制经济模式下公司治理的绩效

不同国家的政府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拟定公司治理改革与发展方向时发挥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

我国于1956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属于典型的“行政型”治理，其最大特点就是政企不分，企业治理行为行政化，从而“内部治理外部化，外部治理内部化”。而且，传统国有企业面临严重的问题，其直接后果就是企业的效率低下。

1992年国家开始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相伴而行，当时提法是进行股份制改造，是为了转换企业的经营机制，但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企业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政府一开始发展证券市场，就是把证券市场作为一种政策性分配资金的一种手段来进行的，没有真正提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虽然为了在证券市场上募集到资金，上市公司都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也设置了股东大会制度，也区分了经理层职能，但是这一套都是围绕政府设定的目标在运行，使公司治理结构有其形而无其神，而直接将公司治理导向行政性目标，结果是公司治理因行政性痕迹过重，造成治理绩效甚微。

1993年国务院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的全国性股票市场法规。此后，《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使我国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得到一定的改善。1994年7月1日，我国《公司法》生效，它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的公司治理进入一个真正有法可依的阶段。此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生效，继续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并开始注意到上市公司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之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陆续出台，进一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加强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2005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行大幅度修订，更是在加强中小股东保护、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法制基础方面做出了重大改善。

综上，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的不同的经济体制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变迁阶段，提出和实行的公司治理原则与方式不同，公司治理的绩效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与不同历史阶段管制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管制力度相对应的公司治理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说明，首先，公司是各要素所有者之间“一系列合同的节点”，正是这种契约性质决定了对公司治理的规制应当有个限度，政府必须为利益相关者留下足够多的讨价还价空间。其次，产权与竞争环境这两者在实践中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产权改革，就不会有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产权改革也就难以深入。因此，对于政府来说，要推动公司治理的演进，给予市场主体更多的制度选择空间，既需要推动产权改革，又需要构建竞争性市场体系。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公司治理的一种结构，它有助于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做出更多的自主选择。

四、结论

经济管制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政府采取何种管制原则与方式，管理与监督被管制对象，以及如何构建和完善市场竞争体系，制定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公司治理演进所需要的法律与法规？从我们对不同管制经济模式下，我国公司治理的绩效考察中不难看出，满足公司治理本质要求，即能够对于协调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责、权、利关系制度安排的管制策略就能够促进公司治理演进的健康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政府管制虽然能够解决公司治理演进中的市场不足与失灵问题，但是，政府管制同时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结果。对于政府管制的需求与供给成本平衡后，政府管制的有效性与持久性才能体现。

管制经济作为经济社会的常态，不论是沿着“管制―管制放松―管制”的路径或者在经济性管制、社会性管制、反垄断三者之间选择动态平衡的管制方式，抑或激励性管制与惩罚性管制等具体管制手段，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过渡市场经济的特征还较为明显，公司治理的演进和公司治理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只有认真分析和研究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社会的过渡特征，把握管制经济体制的特点，才能够为公司治理演进研究提出更加准确和科学的理论依据与方法。

参考文献:

[1]王俊豪:管制经济学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

[2]科斯诺斯威廉莫斯等著，杨瑞龙译:制度、契约与组织．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2

经济管制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收费公路 经济管制 研究

一、收费公路经济管制的重要性

公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收费公路经济管制对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公路既然要收费，那么其就带有经济属性，需要进行经济管制。对企业经营建设的公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追求利益，公路的使用是社会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企业追求的利益与社会效益应该要保持一个平衡。其次，收费公路具有垄断性，公路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建设初期，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虽然公路性质上来说是公共的，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公路也具有私人性质，经营建设公路的企业有权确定收费标准，车辆要在公路上行驶，就一定要缴纳费用，如果缺乏管制，有可能会对企业或者社会带来利益上的损失。

二、收费公路经济管制的具体内容

第一，对收费公路企业数目的管制。公路事业与其它的事业不同，政府在管制过程中需要设置一定的门槛，如果过多的企业进行公路的经营建设，那么公路的竞争也会加大，可能会导致公路资源配制降低的情况出现，所以为了加强公路建设的质量，对收费公路企业数目进行管制，采取合适的手段对企业进行考核，限制企业数量的增长；第二，对服务质量的管制。公路行业也是一种服务业，既然对公路进行可收费，那么付费的人在行驶在公路上的人就应该要享受到相应的服务。为行驶者提供高质量的公路，让其在行驶过程中有安全、可靠、舒适等感觉；第三，对价格的管制。收费公路价格的制定是需要依据的，如果是让经营建设公路的企业制定，那么其肯定想价格越高越好，但是实际上，价格的制定也需要考虑到社会效益，政府对价格的管制，其实就是为企业制定一个限额，企业价格的制定不能超过这个限额。

三、我国收费公路经济管制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政府在对收费公路经济管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公路收费站的数量过多、收费年限长。虽然法律有明文规定收费站之间的距离，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很多收费站的设置并没有真正的按照法律的规定，但是车辆驶过这些收费站时，行驶者还是需要缴纳过路费。另外，收费年限长，公路建设收费在法定上是有年限的，但是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超过法定年限的收费站点，这些都损害了社会效益；第二，我国收费价格高、定价不标准。由于我国现有的公路不都是同一个企业建设的，所以很多公路收费站的价格是不统一、不规范的，有的企业为了提高自身收益，公路收费价格定的比较高，这中现象可能导致收费站与行驶者的不和谐，给公路事业的发展带来一些不良影响；第三，收费公路企业利润过高。我国收费公路企业虽然少，但是一旦通过了政府设的门槛，建立了公路建设企业，企业就可以进行贷款修建公路，公路使用后收费再进行还贷，然而在收费过程中，一些企业在收费过程中将价格提高，导致公路企业的利润过高，超越很多热门行业成为最赚钱的行业，这对公路事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同时也加重了人们的经济负担。

四、改善我国收费公路经济管制的对策

（一）建设完善的规章制度

其实，收费公路经济管制中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问题，最首要的还是缺乏完善的规章制度，虽然在收费公路的管制上，我国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还是缺乏实际操作性。首先，政府应该正确认识到收费公路企业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提高收费公路企业申请的门槛，在审核过程中一切程序都要做到位，审核后在建设过程中还要实行监督机制，对公路的修建以及收费标准的制定做好监测；其次，政府要将相关的规章制度具体化，防止企业钻法律的漏洞，提高收费公路的社会效益，让规章制度可以更具实际操作性；另外，在收费公路价格的制定上，不同的地区应该有不同的标准，政府虽然不能干涉企业价格的制定，还是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进行宏观调控，促进我国收费公路经济管制质量的提升。

（二）公开收费公路信息

其实，不同地区收费公路的收费站价格的制定有所不同是很正常的，公路的修建需要成本，包括材料、工人等，不同地区，修建成本也不同，所以企业制定价格不同也是合情理的，但是这种现象会让很多消费者不能够理解，因此，收费公路价格的制定最好可以全国统一。政府要做好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对全国收费公路进行统一的调查，然后平均公路企业的投资成本与管理成本，统一收费公路的收费标准。另外，公开收费公路信息也有利于收费公路经济的管制，在确定好收费标准后，应该要在官方网站上公布所有的收费信息，让收费变得公开化、透明化。

（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其实有的收费企业之所以可以获得暴利，是因为很多公路行驶者都比较懒散，即使自己觉得收费过高或者不合理，可能也就当时心情不佳，不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针对这方面，政府在管制的过程中，需要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让消费者可以拥有权利保护自己。另外，要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遇到不合理的收费情况应该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受理，进行调查之后，做出处理，一方面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我国收费公路经济管制的质量。

（四）改善收费公路的服务质量

在对收费公路经济进行管制的过程中，政府应该也要督促收费公路服务质量，很多收费公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还是以利润为先的，但收费公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服务业，所以企业也要重视自身的服务质量，不管是公路的安全性能、环境等都要符合消费者的需要，企业要将收费与服务质量结合起来，要为消费者提供无差别服务。

五、结束语

当前，我国在收费公路经济管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政府与相关企业要重视这些问题，并且采取相关措施，让这些问题得以解决。

参考文献：

经济管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后果 会计管制 会计寻租 租值耗散 适度控制

社会经济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出现权利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 (rent-seeking)。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后果，而规范会计配置资源机制运行的规则一般又通过政治程序制定且难以做到绝对公平，因而谁能够对会计运行规则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谁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的直接手段。

一、经济后果：会计寻租研究的逻辑起点

尽管会计的经济后果学说自斯蒂芬·a，泽弗 (stephen a. zeff,1978)在其一篇著名论文中首先提出，引起了人们对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广泛关注，并因此而使人们对制定会计准则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经济后果”学说，只引起了人们对会计准则最终运行结果的公平性的重视。其实，会计通过资本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本身就说明了会计天然就具有经济后果，只不过在此之前，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会计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效率而已。从这个角度说，会计或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就应该是指各社会经济主体通过利用会计信息在他们中间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而带来的社会性后果，当然其表现就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影响。

经济后果学说在美国提出后，使人们更加注意到会计准则及其制定过程的公平性、公开性，进而使得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演变成了一种政治程序或政治博弈。而事实上美国在制定会计准则过程申，确有许多利益集团乃至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都参与了会计准则的制定、评论过程中。其基本特点是对拟出台的会计准则进行政治游说，陈述 “经济后果”，对准则制定人员施压等，而且往往取得成功或至少获得折衷的博弈结果。

从广义上说，凡能够引起经济后果的资源配置机制都能够引起寻租活动，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机制能够毫无障碍地运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市场的价格机制，还是企业的内部层级管理机制，抑或是政府的行政干预机制都有其运行成本，都有其 “失灵”的地方，当一种机制因为"失灵"而被其他机制代替时，就会有社会经济资源处于“公共领域”而其租值未被界定，于是寻租现象就自然发生。显然，资源的非生产性使用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是其最大特点。由于会计对资源配置发生影响是间接的，通过会计来寻求租金就需要通过会计信息进而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进行，因此会计寻租就是指通过对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以便出台或修改的会计准则于已有利，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既然会计能引起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会计实际上难以做到中立，那么通过影响会计运行的规则即会计准则的制定或会计政策的选择就能够将社会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其中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而且这种财富的转移并不是为了获得有效的利用，它只不过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分割而已，这一点己为瓦茨和齐默尔曼的会计实证研究所证实。就这一点而言，会计上的非生产性财富转移与寻租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同时，如果会计没有经济后果，就不会有各社会利益团体的政治参与，也就没有会计及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博弈，因而将经济后果作为会计寻租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和理论依据的。

二、会计自制:会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

会计及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会计寻租要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还需要有会计管制的出现，而会计管制的出现则是以会计信息市场的失灵而政府介入为前提的，随着会计信息社会影响的日益重大和会计数据开始作为控制的一种重要工具，政府对会计的管制规模有越来越扩大之势，会计寻租也就有越来越严重之势，但并非两者呈正比例演变之规律，还要受到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会计信息的生产、加工提供是由各企业经营者依据自行确定的会计处理方法来进行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当投资者与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时

，就可能对投资者的利益构成损害。铁道业作为最先受到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部门，其会计信息的处理规范是由根据1906年赫本法案授权的州际商业委员会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进行的。由此，政府根据会计经济后果影响范围的逐渐扩大而将其他行业的会计信息提供规则也纳入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以至于最后成立了专门的会计管制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

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会计通过资本市场配置资源产生了直接的经济后果，也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通过会计手段对“公共领域”中的租金流攫取的寻租活动便会随影而至，会计信息揭示管制就成了会计寻租产生的直接导因。而会计信息揭示管制一旦开始，会计上的寻租和设租活动就会以一种惯性一直进行下去，除非有大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环境的变迁。一方面，作为受管制者即会计信息生产者的企业，只要其会计数据被广泛用于收费管制、签订债务契约和经理报酬契约、决定工人工资及其他公共用途，他们就会有动机和激励去进行寻租，因为通过会计寻租获得的利益往往要比通过生产性活动获得的利益来得快、来得多；另一方面，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政府管制机构和官员都有一种扩大自身管制范围以获取最大租金分割或最大抽租的内在激励，一旦设租成功，他们就有一种将分租或抽租活动继续维持下去的动力。而且，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方式决定着会计寻租的方式和内容，一般来说，对会计信息揭示的管制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来实现的，因而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便成了会计寻租发生与否、寻租方式、规模大小的重要决定因素。当会计准则是由立法机构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就表现为直接的政治游说；而当会计准则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制定时，会计寻租者就会通过直接说服准则制定机构官员、或者发表对准则的所谓“评论”意见、或者通过游说立法部门让其对准则制定机构施加政治压力来寻租；当准则是由立法或政府机构授权的民间部门来制定时，会计寻租更是表现得异常激烈。例如，会计寻租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美国，势力强大的企业说客、金融团体、政府部门和国会议员要求改进某会计实务以满足各自特殊利益需要而进行的会计寻租，往往使得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及其前任有时不得不放弃其 “产生对投资者和债权人有用的公正的信息”同的会计准则开发计划。

三、会计寻租:租值耗散与适度控制

寻租是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割与转移，且寻租过程中要耗费社会经济资源，因而寻租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进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事实上，寻租理论就始自于寻租理论创始人gordon tullock和 anne krueger对关税、垄断、偷窃及贸易管制等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的研究，后来寻租的基本思想与公共选择理论结合起来，深刻揭示了寻租给社会带

来的福利损害，而致力于寻租损失的量化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应用则一直是寻租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尽管精确的寻租规模与寻租损失的计算很困难，但还是可以给出一些初步的估计，如anne krueger (1974)就对印度1964年的租金进行过估计，达146亿卢比，占当年国民收入的7·3%；阿克尔估计，1968年的土耳其仅进口许可所带来的租金就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寻租的间接效率损失更是无法计算。

会计寻租由于其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间接性与基础性，我们很难直接估算出会计寻租给社会带来的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理论上概括出会计寻租所导致的社会成本的范围。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

成本；(2)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3)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与垄断寻租和贸易寻租相比，会计寻租引起的租值耗散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从直接数额来看也是令人惊讶的，这里以美国著名的“储蓄与贷款会计规则”为例来说明。在美国，储蓄与贷款协会是接受公共管制的行业，其破产将会得到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20世纪80年代初，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普遍业绩恶化，为避免其对联邦预算赤字影响的进一步加剧，该行业的上级管理机构 “联邦国内信贷抵押公司”首先是游说fasb为其出台“管制性会计原则 (reuglatory accounting principles)”，在该会计规则仍不能挽救其财务状况之败局时，直接向其会员发放股票股利以增加储蓄与贷款协会的规定资本，并说服fasb最终同意了这一会计处理方法，这一做法虽避免了储蓄与贷款协会行业的崩溃，但却便纳税人由此而承担了7500-10000亿美元的未来福利损失门。可见，会计寻租导致的直接社会福利损失是相当大的。

尽管会计寻租会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租值的耗散，但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将会计寻租予以消除。一方面，由于会计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的会计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使得政府

对其适当干预是增进社会福利所必需的，而且为控制会计的经济后果也需要政府对会计信息揭示进行管制;另一方面，会计寻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助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会计寻租博弈对会计准则达到纳什均衡状态的帕累托最优具有一定效率同。因此，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扼制会计寻租活动的发生和蔓延，况且扼制会计寻租是要花成本的。就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会计寻租活动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适度控制会计寻租：(1)教育社会公众，让其明白过度会计寻租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害将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受损；(2)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3)确立准则制定者的独立性，让作为政府部门或其授权机构的准则制定者与被管制者分离，并延长其任职期限，“长期的工作保障可以使准则制定者从利益集团要求制定他们所偏好的机会主义准则的高压下解脱出来”；(4)对会计寻租行为尤其是非法的会计寻租行为予以揭露，形成一种反对会计寻租的道德或思想环境，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资本将有助于扼制会计寻租现象的进一步滋生与蔓延。

四、结束语:在我日开展会计寻租研究的意义

寻租与制度、体制、产权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为减少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震荡，我国采取了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其最大的特征是制度的“双轨”运行。从会计的角度看，我国目前乃至将来都将因经济的转型而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会计寻租现象，其主要促动因素有：

(一)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制度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的并存，为会计寻租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双轨”会计规则的存在就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则范围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同时，我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会计规

范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而逐步放开的经济出现了大量新业务、新情况和新问题未能完全纳入现有会计规则所规范的范围，这更为会计寻租提供了“边际性”空间。

(二)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异质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竞争性使用，相比于传统单一的公有产权主体，更有可能使新生的利益主体去游说管制部门，争夺传统经济主体的即得利益，而后者则为保住自身利益更有激励去“护租”(rent protection)，或者二者反过来行事。如我国曾对国有企业和 “三资”企业及外资企业实行过不同的会计规则，一些企业为获得诸如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存货的后进先出法之类的“优惠”会计政策，而试图说服财政部门或其主管部门。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其利益的非均衡性，还会便会计规则制定的博弈有更多的参与者，这便为会计寻租准备了寻租主体。

(三)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政治经济生活中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程度与寻租规模大小有很大关系，而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加快，为会计寻租活动准备了积极的、活的因素，这表现为会计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评论、意见日益增多，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质量及其使用效果更加关注等。尽管政治活动要受到“搭便车”现象的困扰，但其财富转移的易得性仍将吸引很多人参与其中。可以预见，随着会计经济后果的“日益严重”，人们关注会计信息质量、关注其运行规则制定过程的“充分性”、公平性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会计寻租活动也将越来越普遍。开展会计寻租研究就应该成为我国会计界较为紧迫的研究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斯蒂芬 a 泽弗、贝拉g 德兰主编，夏冬林等译。现代财务会计理论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