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晋升职称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5 23:31:13
教师晋升职称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职称 论文认定 对策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a）-0235-02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ibrary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ofessional Title Papers
Oudeng Geli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library， Urumqi Xinjiang， 830004， China）
Abstract：2013―2016 Library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nd health series of teachers need to be promoted to the title of the doctor's professional title papers published papers identified work. 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papers identified during the work more and repeated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inking and analysi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and finally to find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Technical title； Paper identification； Countermeasure
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职称评审制度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高校在职称评审时，将发表的职称论文作为重要的评定指标[1]，尤其是核心期刊论文更是衡量学术水平及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职称论文认定工作的主要工作和难点也是针对发表的核心期刊进行甄别。普通期刊也占很大的一部分，普通刊的认定主要针对期刊的合法性和是否是正规期刊进行甄别。该校从2013年起开始承接职称论文认定工作至今，主要服务对象为大学在职的教师及新疆医科大学六所附属医院的医生群体。
1 职称论文认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读者缺乏对核心期刊和非法期刊的鉴别能力
目前在高校的职称论文中，评审的形式主要还是以科研论文为主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被普遍认为是高水平的论文，并作为衡量科研工作者学术水平、晋升高级职称、取得硕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2]。
在接待读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职工为了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在一些非法期刊上，非法出版物以营利为首要目的，只要支付版面费很快就会发表。由于非法期刊的制作和发行技巧在逐步提高，很多教师和科研人员缺乏对非法期刊的鉴别能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常常将文章寄给非法刊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尤其是核心期刊，近几年随着对晋升职称的要求越来越高和竞争越来越激烈，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成了必要条件。很多教职工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通过中介或者直接用百度搜索，往往搜索到的都是“黑中介”，这些中介会仿造核心期刊制造一个假的期刊即套刊，在套刊上的，主要表现为期刊封皮、封面以及年、卷、期都与正版期刊一致，目录和正文不一致。
1.2 教师及职工科研人员填写论文认定表不认真
每年的9～10月份是评审职称的高峰期，在评审前图书馆都会发一份如何填写论文认定的通知到每个单位的人事机构，而且在每个认定表的下面都会有个填写说明，但是准备晋升职称的教职人员，很多都不认真阅读填写说明，在填写认定表时发生一些低级的错误如论文题目经常有错别字，或者是少一字，或者是发表的刊物的名称也写错。上述错误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使得做论文认定的老师必须再次帮助重新填写表格，或者退回表格让读者重新填写，在这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无形中又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更延迟了认定报告完成的时间，使得工作效率降低。
1.3 医学类院校在社科类论文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该校是非综合类大学主要以医学类专业为主，在订购数据库资源时首先需要考虑到以医学类数据库和纸质期刊为主。但是除与医学相关的学院，该校还有一些是非医学类的学院，如：社会科学类、语言类、工程技术类和体育类等专业，在认证这些社会科学类专业老师的时候遇到社科类的资源不足。在订购数据库时首先得考虑医学类数据库，比如万方数据库，由于从2008年起，中华医学会与万方数据建立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数据库”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万方收录了自1998年至今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全文。在获取高质量的医学期刊文献全文时，万方（期刊）数据库有很大优势[3]。而社科类的期刊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而且该数据库每年的订购费用涨幅比其他数据库高，因每年订购数据库的经费有限不能全部订购，不能满足全学院老师的需求。还有对社科类的核心期刊不熟悉、不了解，无法认定或者认定时没有把握，必须跟社科类的院校如，新疆师范大学等联系沟通后才能确定是否为核心期刊，还有一些教职工的的是民族语言，没有专门的民族语言的数据库可以认定。
1.4 委托单位与认定机构之间缺乏沟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每年的职称论文认定工作当中发现很多委托单位的人事部门与认定机构缺乏沟通，甚至不沟通。在每年的认定工作开始阶段，认定机构首先要发通知到每个单位的管理职称的部门，大部分都是学校或者医院的人事部门在负责晋升职称的工作，然后再由各个人事部门把文件传达到拟进职称教职工。在这过程中往往有一个环节沟通不清楚，就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如在某个附属医院通知晋升职称的人事部门因不清楚哪些条件的职工要做论文相似性检测，导致该附属医院的很多拟进职称的职工误以为都要做论文相似性检测，最终和该认定机构和医院的人事部门沟通后解决了问题。
1.5 对往年做的论文认定报告缺乏规范的存档及整理
该校自2013年开始开展论文认定这项工作至今，已完成了千余人次的论文认定报告，完成的报告也共计千份，缺乏规范化的存档，一般都是存在自己的电脑里而没有进行集中和系统的存档管理。比如一个读者今年晋升职称，今年给他做论文认定的是一个人，因各自原因未能晋升通过，明年还要继续评职称那么就不能保证还是去年的老师给他再次做论文认定。或者因老师进修休假等其他原因，还得再次重复去年的工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是不同部门的老师做的论文，可能今天刚好调休不在，使得读者不能按时拿到报告。再次就是由于电脑存在感染病毒的隐患不得不重做系统，存档的报告就可能存在丢失的情况。
2 职称论文认定工作中问题的解决和对策
2.1 加强宣传提高读者信息素养
2.1.1 开展专题讲座
学科馆员是学科服务的主体，是实施学科服务的核心基础，担负着学科信息资源服务、学科信息素质教育、学科资源建设、参考咨询服务、院系联络人等职[3]。在开展论文认定工作前期做好准备工作，根据学科馆员对口的单位积极开展专题讲座，专门针对学校及各所附属医院进行专题的讲座，在工作开展前即做好计划和准备工作。
2.1.2 利用现代化手段宣传图书馆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图书馆通过微博、微信、移动图书馆等通信手段推广论文认定工作的规范要求及注意事项，扩大宣传，推广多元化服务提高读者信息素养。
2.2 与其他社科类院校加强合作
在解决社科类资源不足的问题上可以加强与其他社科类院校合作如新疆师范大学和新疆大学，实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其他社科类院校完成论文认定的工作。再次可通过维普数据库和超星Medalink数据库中的文献传递功能弥补社会科学类期刊资源不足。
2.3 加强认定机构与委托单位的沟通
在每年的论文认定工作开展前积极与委托单位联系，找到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可以通过建立QQ群、微信群等方式l布和通知消息。做好这些负责人的通讯录，积极与他们联系，有问题及时沟通及时解决。
2.4 建立新疆医科大学职称论文文档管理系统
在每年职称评审工作结束后，督促每位老师做好论文认定报告的存档工作，进行规范化的存档并建立新疆医科大学职称论文文档管理系统，建立该系统可以实现提交论文认定报告、检索、存储、统计分析的功能。
3 结语
综上所述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在3年的论文认定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意想不到的问题，有的问题比较简单，有的问题比较复杂。该文主要通过总结、归纳、分析出最常见的问题以期能够给从事该工作的其他单位提供借鉴，通过问题的提出最终提出面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能更好地为新疆医科大学教职工及附属医院的职工服务。
参考文献
[1] 朱康玲，李艳超.国内四大文献数据库医药卫生资源状况对比分析及特点研究[J].现代情报，2012，32（8）：157-161.
[2] 许美荣，李晓玲.常用中文数据库应用比较――以医学类期刊为例[C]//中华医学会第十九次全国医学信息学术会议论文集.2013：199-201.
教师晋升职称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校；职称评审；论文
高等学校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即职称评审）是对教师教学、科研等综合素质能力进行评价的方式之一。评审需要以高校教师已获得的各方面成果为依据，充分考虑教师的德、能、勤、绩等因素，对教师能否晋升高一级职务任职资格做出判定。而学术论文无疑是评价教师已获成果优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一个公平、合理、人性化的学术论文的评定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资格评审中论文要求的现状
目前，在我省高校职称评审工作中对学术论文一般划分为以下3个级别：（1）权威期刊。在国家部委、全国学会（不含下属研究院、所和分会）、科学院所属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或相当上述级别的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学论文；（2）学报级期刊。在部委及所属研究院（所）、全国专业学会及分会（不含省级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大学学报上发表或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的科学论文普通期刊。学术刊物（须有国家或省有关部门批准的刊号或准印证）或在全国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的科学论文。期刊级别由高到低依次为：权威期刊、学报级期刊、普通期刊。
我省在高校各个系列职称评审中对论文的级别、数量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在晋升高一级职务任职资格时论文的级别和数量是否达到要求是教师能否晋升的必要条件，教师为了能够晋升高一级职务也必定会为此努力发表相应级别的学术论文这在很大范围内对教师起到激励的作用，激发了教师投身研究的热情，提高了教师发表学术论文的积极性。因此，以学术论文作为教师晋升职称的量化条件之一是教师资格评审中十分必要的一环。
二、评审中论文规定存在的问题
学术论文虽然能够较好体现教师的综合素质但以学术论文作为衡量教师能否晋升职称的一项标准却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学术论文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以刊物级别衡量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评价体系还有待完善。（1）刊物级别划分过于笼统。如不管是国际上公认的影响力极高的刊物或是国内影响力不高但主办单位级别较高的期刊都算权威刊物，在职称评审的论文规定中几乎没有加以区分。
仅以主办单位来认定期刊级别的方法不够科学。尽管一般认为期刊的主办单位等级越高其主办的刊物中论文的学术水平也越高，但是随着办刊方式越来越市场化，往往存在期刊挂靠主办单位、一个主办单位办多种期刊等现象。目前，我省一般认定全国性学会主办的权威期刊只能有一种，而现在这种挂靠和一单位多刊的现象就造成了刊物级别认定的困难，究竟认定哪一种期刊为权威期刊往往是由省教育主管部门指定，其公开性、科学性有待商榷。（3）对期刊单位主办的增刊、专刊、专辑等与其正刊在论文级别认定中没有完全区分。（4）刊物级别高低与论文学术水平不能完全划等号：级别高的刊物所收录的文章不一定就好，级别低的刊物所收录的文章不一定就差，仅以期刊级别认定论文学术水平高低的方法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
论文规定中仅以第一作者或独立完成的文章作为职称晋升条件，对第二作者以后属名发表的文章缺乏评价机制。在当前的科学研究中，有许多的研究工作是在2个甚至多个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如果将论文排名第二及以后作者的贡献排除，则有失公平。另外，通讯作者署名的文章在职称评审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这与国际上衡量作者对论文贡献的原则不相符。在当前高校中，教师在攻读高一级学位时完成的科学研究论文通常在文章发表时会将指导老师作为通讯作者加以署名指导老师也往往对文章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那么通讯作者对文章的贡献就不应被忽视；相对的，作为被指导者的教师虽然其文章发表署名为第一作者，但是其对文章的实际贡献力则应相应有所减弱。只有考虑每一位作者对文章的贡献情况，才能将论文的学术水平充分反映为教师的实际能力。
（二）高校教师各系列职称学术论文规定单一化
目前，我省高校教师、科研、实验3个系列在职称评审中均依据闽教职改[1997]010号文件执行对科研和实验系列教师的论文要求也是参照教师系列同级别的论文要求，没有考虑这3个系列在职责要求、工作内容等方面的区别，混淆了高校教师不同系列职务之间的要求，不利于高校按需设岗和激发不同系列教师从事本职工作的积极性。
论文规定没有考虑文科、理科、工科等不同门类学科间的区别。对于高校的体育、艺术、美术等学科教师在职称评审中与其他学科教师采取无差别的论文评审规定不符合这些学科通常的评价标准。体育、艺术、美术类教师更应以其实践能力、技术水平、成果效益作为职称评审的条件，采取“一刀切”的职称评审方式抹杀了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区别，不利于高校各个学科的发展。
（三）时间要求的规定不够合理
在每年度的职称评审中均对论文的发表时间有所要求，即时间需在任现职后至申报当年的12月31号之间。但时间与拿到期刊的时间往往并不相同，这样尽管论文确定发表时间是申报的当年，申报教师取得期刊原件却有可能在次年职称评审会议开始之后。而在目前的规定中，若评审会议开始时无法提供期刊原件的论文不得作为当年的评审条件。这看似符合程序，却缺少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最终造成部分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因为期刊无法及时取得而错过了当年的职称评审。
当前的资格评审一般耗时较长，从资格申报到评审结束往往要花费半年甚至更长时间。而若申报者在这一段时间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则该论文既不能用于本次申报，也不能在申报者本次晋升职称后用于下一次职称晋升申报。这种对时间上的规定不利于激励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发表学术论文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改革论文评审要求的思考与对策
任职资格评审条件的量化是当前职称评审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师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评审的硬件之一普遍被认为是最为容易量化的标准之一。但从目前资格评审中论文规定所存在的问题来看，任职资格量化评审在建立合理的论文量化前提下还须进一步加强资格评审的相关体制建设。
（一）建立科学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
彻底改变仅以期刊级别判定论文质量的现行标准，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的学术论文质量认定评价体系。学术论文评价体系必须能够真实、准确反映论文的学术水平。对期刊级别的认定必须将期刊的主办单位、刊物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刊物是否被较权威的检索、索引所收录一并加以考虑。判断文章作者对论文的贡献力还必须充分考虑论文作者人数以及是否有通讯作者等情况。对论文学术水平的判断还可以参照论文的被引用率、论文是否被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论文获奖情况等方面。
当然，我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还可以引入论文的量化赋分方法，即将论文划分若干个级别后分别赋以论文基准分，论文实际得分=（论文基准分+论文影响因子得分）×作者排名系数。这种论文量化赋分的方法可以作为资格评审中论文评价的一个模式，不过量化赋分应以科学的期刊级别划分方法为基础，分值计算还必须考虑论文引用率及通讯作者的贡献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制定有利于激励专业技术人员的论文量化赋分评价体系。
（二）细分不同学科、不同系列教师评审条件
对教师（包括教学型教师与科研型教师）、科研、实验等不同系列资格评审的论文规定应有所区别。评审教学型教师职称应相对弱化对科学研究型论文的数量要求，转而可以对教学、教改方面的论文提出一定数量和级别的要求，同时在资格评审中对教学效果及其他教学实践环节侧重评价，如可以对获得教学贡献奖励的教师在评审教学型教师时给予适当加分。对评审研究型和自然科研系列教师职称的论文要求可以适当提高，以突出显示研究人员从事本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同时应对其承担各级别的科研项目立项及完成情况加以综合考虑，对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条件突出者相应降低学术论文要求。对实验系列也应相对弱化论文要求，转而侧重对实验技能、实验方法、创新水平的评价。
另外，对于不同学科的教师应区分各自学科的特点，制定不同的论文规定细则。对于体育、美术、艺术等专业技术要求很强的学科应弱化职称评审的论文要求，转而侧重考察申报者专业技术掌握情况。
（三）建立以人为本的学术论文激励机制
职称晋升是当前高校专业技术人员激励的重要手段，而作为职称评审重要内容的学术论文评价也同样要以鼓励高校专业技术人员投身本学科研究、多发高质量论文为目的。
在晋升高一级职称的评审中，若申报者当前职称为确定而非评审晋升获得，则将时间要求定义为任现职以来是合理的。但若申报者当前职称为评审晋升获得，那么则会造成申报者在半年评审过程中发表的论文不能用于当前及更高一级职称评审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应将任现职当年的1月1日作为符合评审条件论文的起算时间。
只有将二者加以区别才能够较好衔接“申材料截止月31日”这一规定，才有利于全面评价申报者晋升高一级职称的论文条件，有利于调动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发表高质量论文的积极性。
建立论文评价的事后补救机制。针对符合评审条件的申报者因部分期刊的印刷或出版问题致使刊物不能及时取得的情况，应同意该申报者参加当年的职称评审，并在评审会议中由学校人事部门对该申报者的论文情况向评委会做出说明。在评审会议结束之后，由学校人事部门负责审核该申报者期刊原件取得的情况。对于在日后确能提供期刊原件的申报者应对当年的评审结果给予确认，对无法提供期刊原件的申报者应取消其本次职称晋升资格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职称论文评价机制的改革归根到底仅仅是职称制度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校岗位设置的完成必定要求改变当前评聘结合的职称评审模式。
职称的评聘作为高校一种自身的社会行为，不应受政府行为过多的干预。因此，改革我省职称评审制度必须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1）对具备自主评审条件的高校完全下放职称评审权。（2）对不具备自主评审条件的新办本科和大专层次院校加强评审指导。（3）对研究型、研究专业型、专业技能型种类型职称，采用不同的评审模式：以评为主、以考代评、以辩代评、辩评结合等。（4）高校要尽快出台自主评审以及岗位聘任的相关规定。（5）完善岗位管理与考核程序，制定职称评审晋升及岗位竞聘的约束机制。
无论是高校自主评审或是政府、社会组织评审，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论文规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都是关系职称评审顺利进行的重要内容。职称评审中的论文要求一定要以激励高校教师投身研究、提高学术水平为导向，按照分类管理、细化评价要素、量化评价指标的原则，最终建立一个公平、合理、人性化的学术论文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福建省教育委员会职称改革领导小组，福建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一九九六学年高等学校教师
[2]左惠凯，李晓燕.完善高校职称评定中学术论文量化标准[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93-95.
教师晋升职称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访问工程师；高职院校；服务企业；校企合作；途径
作者简介：崔海军（1979-），男，江苏盐城人，硕士，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结构工程、桥梁工程、高职教育研究。
刘荣红（1979-），女，江苏海安人，大学本科，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音乐教育、高职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职院校“政府导向、校企合作、服务地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1SJD880075）、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院校“访问工程师”+“企业导师”之“双师”模式实践与研究（登记号：GYE39）。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为了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实施了“访问工程师”项目，制定了访问工程师实施办法。但高职院校实施“访问工程师”项目还处于起步阶段，企业在项目获得的收益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导致企业参与“访问工程师”项目的热情和积极性不高。因此，高职院校在“访问工程师”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积极探索如何依托项目服务企业的方式和途径，确保“访问工程师”项目的顺利实施。
一、基于访问工程师项目高职院校服务企业的内涵分析
（一）访问工程师的主动
基于访问工程师项目高职院校开展为企业服务，访问工程师作为学校和企业的联系桥梁，并且在企业现场实践。因此，访问工程师应积极主动，结合生产实践和企业情况，利用学校资源和个人才智主动地为企业服务，为企业解决困难，创造效益，让企业欢迎和接受。这种服务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服务，高职院校的访问工程师是实现企业服务的重要主体。
（二）高职院校的配合
访问工程师在企业开展企业服务，仅靠个人力量其服务能力极其有限。高职院校作为派出组织，要为服务提供硬件资源、财政资源及人力资源的支持和帮助。高职院校应积极配合在企业的访问工程师，开展有成效的企业服务，保证为企业服务的质量。
（三）合作企业的获利
访问工程师来到企业，主要是为了培养生产实践能力和“双师”素质。访问工程师要让企业欢迎和接受，就要在项目实施期间让企业得到利益。因此，在访问工程师项目背景下，高职院校开展的企业服务一定要让企业从中获利，促进企业生产和发展。这种服务要以企业的获利作为要求和目标。
（四）校企双方的共赢
基于访问工程师项目高职院校开展为企业服务，不仅企业在服务过程中得到了利益，而且高职院校在服务的过程中，锻炼了访问工程师，提高了其生产实践、科研及专业服务能力，同时拓展了高职院校教育内涵，加强了高职院校与企业的产、学、研结合及校企合作深度。因此，高职院校的这种服务实现了校企双赢，是学校和企业的共赢。
二、基于访问工程师项目高职院校背景下服务企业的途径
（一）丰富和扩展高职院校教育内涵，为企业进行专业相关教育和培训
高职院校基于访问工程师项目开展校企合作，应充分借助项目和企业的联系，为企业进行相关教育和培训，改革和创新教育内涵，拓展教学对象和内容。这样既实现了为企业服务，获得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又丰富了高职院校教育教学内涵，提升了高职院校的教学活力。
1.针对企业需求，为企业“订单式”培养学生优先提供优秀毕业生
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在访问工程师实施期间，应调研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了解企业的人力资源计划，积极主动改革教学模式，和企业洽谈、联系，为企业“订单式”培养学生，为企业量身定“教”，并优先提供优秀毕业生。这样，高职院校为企业的人力资源提供支持，成为企业优质员工培养基地，不仅为企业解决了招工和用工问题，而且拓展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校企双赢，共同发展。
2.协助企业进行新入职员工培训
高职院校访问工程师在企业访问实践期间，应主动融入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协助企业对新进员工进行岗前培训，收集资料，编制企业培训标准、教材，并参与培训。这样，一方面帮助企业进行新入职员工培训，另一方面通过培训，访问工程师和企业新进员工建立了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为访问工程师访问项目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人脉支持，为高职院校进一步校企合作打下基础。
3.组织企业员工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学历教育培训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许多生产企业主管部门及生产企业对企业员工有职业资格资质要求，需要员工参与相关专业的职业资格考试。而企业员工由于长期在生产实践第一线，没有充分的时间复习、看书和理解；同时执业资格考试涉及内容多、范围广，而生产一线的企业人员长期从事某一领域工作，只是精通和熟悉某一方面知识，导致企业人员执业资格考试通过率较低，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困难。另外，许多企业员工都有学历提升的需要，企业也有对雇用农民工基本职业技能的培训要求。因此，访问工程师可针对所在企业执业资格考试情况、企业工人学历提升教育需求及农民工职业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要求，帮助企业组织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学历教育培训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拓展高职教育服务内涵，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提升企业的内在实力，切切实实地为企业带来利益和好处。
4.指导企业员工职称论文撰写和发表
企业技术人员都有晋升职称的需要，而工程职称评审基本条件之一就是需要相关专业论文。由于企业人员长期在生产一线从事实践工作，相关知识理论及论文撰写方法和技巧相对欠缺。因此，企业人员尽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经验，但往往难以总结、提高和升华，难以将工程的实践转化成理论成果，形成研究论文。我们的访问工程师在企业可以调研企业人员职称晋升和论文撰写、发表情况，开展论文撰写专题讲座，给他们讲解论文的选题方法、论文的格式、结构形式、文字的运用以及论文的撰写和发表技巧等方面，帮助和指导企业员工完成职称论文的撰写和发表，服务企业员工，让企业员工从内心里接受高职院校访问工程师的到来。
5.拓展高职院校图书馆资源服务企业领域
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源素质的竞争，而企业高素质人才的来源，除了“引进来”途径，结合中国大多数企业实际情况，更多的应该在企业内部培育学习文化，抓好企业内部员工的继续教育。而企业职工的学习、继续教育和进一步提高需要丰富且最新的学习资源及相关信息。访问工程师可以作为企业和高职院校的联系沟通桥梁，将高职院校图书馆资源向访问企业开放，并根据企业特色和企业员工继续学习需要，增加企业特色馆藏资源，帮助企业解决继续教育学习资源和信息资源匮乏等情况。同时，为了便于企业员工使用图书馆相关资源，应针对企业员工开展文献检索、网络资源使用方法及相关知识的讲座。这样，通过服务企业，不仅仅是高职院校走进企业，而且吸引企业和企业员工走进高职院校，真正深化校企合作，实现校企双赢的局面。
（二）加强和创新产研结合，帮助企业技术研究和科研开发
访问工程师来到企业，不能仅仅作为参观者或旁观者拍摄照片、拷贝资料。访问工程师要充分认识到自身技术服务能力及一定的科研能力，并加强自身的专业业务能力和科研开发能力，让自己能够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服务和科研开发，成为企业欢迎和需要的对象。
1.在企业兼职、担任技术顾问，协助企业管理及技术难题攻关
高职院校教师可借助访问工程师项目，在企业兼职或担任技术顾问，承担一定的工作业务，帮助企业解决某些技术问题，使自己在形式和内容上成为企业的一员，和企业相融合，既实现了为企业服务，又得到了生产实践的锻炼。另外，访问工程师还可以协助、参与企业管理，在企业进行技术难题攻关、设备技术改造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方案，供企业参考和抉择。
2.为企业整理生产实践资料及档案资料
企业要对生产实践后的实践资料与档案资料进行整理、总结、验收和归档。比如土建工程，需要对项目各个阶段工程资料进行整理交有关单位验收和归档，作为土建工程竣工验收的必备资料。我们的访问工程师应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料整理能力，并可以组织学生一起帮助企业进行生产实践资料管理及整理，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同时，在管理和整理资料过程中，对整个工程实践有总体的掌握，为以后的专业教学改革准备第一手的生产实践资料。
3.校企合作，协助企业申报科技攻关课题
高职院校老师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科研经验以及课题申报技巧，但缺乏实践经历和实践案例，难以寻找研究方向和具体研究点，而生产企业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实践案例以及许多值得提炼、总结和升华的研究点，但缺乏研究经验、方法和技巧。因此，高职院校访问工程师来到企业后，应注意细心观察生产实践和收集相关实践资料，加以总结，和企业技术人员研讨形成研究课题，向相关科技管理部门申报科技攻关课题。这样形成校企合作共同研究，使企业愿意参与校企合作，实现校企双赢的局面。
4.帮助企业提炼、建设企业文化，利用学院媒介为企业宣传
高职院校里面聚集着专业、行业的专家、学者以及求学、求知的当代大学生，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氛围。由于高职院校从事的是高等职业教育，这种文化带着很强的专业性、职业性、开放性以及融合性，和企业、行业有许多内在联系，对企业文化的提炼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同时，高职院校老师长期生活在校园的专业文化氛围中，擅长文化提炼和建设。因此，高职院校的访问工程师可以和学院的宣传部门联系，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建议和方案，帮助企业打造特色企业文化，并利用高职院校的院报、学报、网站等学校媒介为企业宣传，扩大影响力，服务企业。比如笔者在班级报纸《市政工程简报》开辟“合作企业”专栏，在学校院报及系部报纸进行“校企合作”专题报道，介绍企业及其文化特色，既宣传了企业，又让同学们认识到企业内在特色和特征，实现校企双赢。
（三）深化校企合作，促进校企互动和交流
深化校企合作，就需要打破学校和企业的界限，使高职院校和企业的资源、技术及人力得以互通和交流，形成合力，在服务高职院校教学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企业，真正地形成校企一体化和校企双赢局面。
1.校企人员互动，相互兼职，相互聘岗，开放资格考试途径和门槛
高职院校的老师以访问工程师身份走进企业，就是促进校企互动和交流的一种创新和突破，但仍需要进一步深化访问工程师项目制度，比如，不能仅仅局限于教师的寒、暑假及周末时间，应系统规划，让教师和企业能够系统地融合，鼓励教师走向企业并为企业服务，实现自身价值。同时，高职院校也要创造机会和途径，让企业技术人员如访问工程师的企业导师及企业的一些专家等，能够到学校兼职，给他们相应的岗位并发聘岗证书，给予津贴和补贴。这样，学校和企业之间人员进行有组织、有系统地相互聘岗和兼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同时，开放资格考试途径和门槛，企业技术人员可以考取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专业教师可以考取专业执业资格证书，共同提高和促进，形成“校企一体”的“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和技术队伍。
2.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发挥企业积极作用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参与和组织的主体不仅仅是学校，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主体之一。高职院校要借助访问工程师和企业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比如给予企业技术人员兼职教授聘书、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证书、教学团队成员证书、荣誉证书及其他奖励、激励措施，为企业技术人员提供服务平台，使他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得到学术价值的实现，从而具有成就感和满意度，增加企业在校企合作办学中的主人翁意识。
3.开展试验研究服务、技术咨询，形成校企技术服务平台
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不能仅仅停留在教学层面，访问工程师应该搭建学校和企业的联系桥梁，推动学院和企业共同组成技术服务平台或技术服务研究室之类的机构，利用学校和企业资源为相关企业、行业开展试验研究服务、技术咨询服务及产品包装、加工服务等等。通过服务，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创收，为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为企业的技术技改项目服务，将服务企业的项目工作引入“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教学改革之中，直接把企业项目转化为实训教学项目，达到培养学生、锻炼教师和提高教师教学水平、服务企业的目的。
（四）高职院校应配套政策、制度予以支持和保障
基于访问工程师项目高职院校开展为企业服务，学校应配套相应的政策、制度予以支持和保障，比如高职院校设置企业导师兼职职位及相应的职称，给予一定的津贴补助；与地方政府合作，由政府牵引，举办校企合作专题年会，奖励和回馈合作企业；院校领导重视企业服务，给予财政制度支持，解决校企合作后顾之忧；报地方政府备案，给企业挂牌“学生实训基地”“访问工程师基地”等等。这样，通过政策、制度的支持和保障，使服务正规化、持续化，让企业放心、安心。
参考文献：
[1]朱方鸣.高职校实施“访问工程师”制度的意义与实践[J].教育与职业，2007（14）：60～61
[2]蔡晓双，李汾娟.高职师资队伍建设的访问工程师项目探讨[J].职业教育研究，2010（4）：57～59
[3]余龙波.高职院校图书馆服务企业继续教育策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1（16）：280～281
[4]朱发仁.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7（35）：31～32
教师晋升职称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地级电大；教育科研；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6-0049-04
地级电大是中央电大远程开放教育的实施主体，是办学单位，也是基层单位，既接受上级电大的理论指导，自身又处于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实践环节。所以，地级电大在中央电大办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级电大的科研活动，是对上级电大开放教育理论的实践、检验、完善和补充，对地级电大教师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大量的经验教训、最基层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心理上的矛盾和抗争，都是我们地级电大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地级电大教师从事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研究最有力的保障，也是最有利的因素。
一、 地级电大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意义
（一）地级电大的教育科研活动，是对上级电大开放教育理论的实践、检验、完善和补充
中央电大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是站在高起点建立起来的，它面向的是全国，这些理论具有普遍性，但对特殊问题、特殊情况、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并不都适用。而地级电大的教育教学科研活动是在办学的实践中进行的，具有大量的活生生的真实素材，也提出了大量的来自最基层办学单位的想法，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所以，地级电大的科研成果不但是对上级电大教育理论的实践和检验，更是对上级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理论的完善和补充。
（二）地级电大的教研活动，对地级电大教师队伍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地级电大是中央电大的办学实体，所以，培养一支有知识、有能力、会服务、善管理的师资队伍，是很重要的。开展大量的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就是要培养教师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活动，可以增强教师自身的业务素质和科研素质，然后形成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总体把握，最终产生一种合力，提高师资队伍总体质量。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反过来又会大大地促进电大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地级电大开展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可以大大提升学校的总体办学实力和知名度
从地级电大自身利益来说，大力开展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的研究，不但培养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师业务能力，而且还大大提升了地级电大办学的总体实力；不但让我们的教师养成了教育科研的良好习惯，增加了教育教学的内聚力和暗能量，其教育教学的成果（论文、报告）的形成，还可以大幅度提升地级电大的知名度。而电大知名度的提高，又可以为更好地办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地级电大教育科研的现状
（一）地级电大从事开放教育研究的劣势与不足
1.师资力量的问题。地级电大整体师资力量不足，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教师配备不全，总体科研能力不强。这些不足，有学校的责任，更有地级单位人才短缺的原因。
2.长期养成的懒散习惯的问题。地级电大教师因为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养成了懒惰的习惯，皮了，软了，僵了。就连职称论文都不想自己写，习惯于找人。教师主动地进行教育科研，有一定的难度。
3.学校领导重视不够的问题。地级电大领导对教育科研活动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很少给教师们下达教育教学科研任务，也鲜见与教师签订科研任务书的，更没有对教师的科研活动进行全程跟踪和指导的。
地级电大还没有形成大力开展教育教学科研活动的风气，也没有完善的制度加以保障。许多教师写论文不是为了教育科研，仅仅是为了晋升职称，积极主动地进行教育教学科研的并不很多。
很多地级电大领导，对职称论文造假问题不管不问，甚至还做了造假者的帮凶，对教师的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漠不关心。
4.发表的论文质量较低、数量较少的问题。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可以看出一些现实的情况：各地级电大的情况不同，的数量也不同。但从总体上来说，几乎每期都是自治区电大的论文多，地级电大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就已经发表过的论文质量来看，水平高低虽说不一样，但总体质量并不高，能评上奖的更少。还有些论文是为评职称而托关系发表的，实在是没什么价值和意义。[1]60-64
（二） 地级电大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优势
基层电大的办学实践，是我们地级电大教育研究的最大优势。
中央电大办学实体是一步步逐渐建立起来的，而地级电大，正是见证这一过程的主人。从一开始的考点、教学点、地级分校再到县级分校，这一路走来，由小到大，从不正规到正规，地级电大经历了很长的艰辛历程，进行了长达30年的实践，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活生生的最基层的素材，遇到过大量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寻求过多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经历过无数次心理上的矛盾和斗争。
这些大量的经验教训、这些最基层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这些心理上的矛盾和抗争，都是我们地级电大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地级电大教师从事开放教育研究最有力的保障，也是最有利的因素。
三、 地级电大开展教育科研活动的内容
地级电大的教育教学科研，应当立足地级电大的教育教学实践，把我们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清理出来，分析思考：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存在了多久？有没有人去关注？能不能解决？由谁去解决？又如何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是什么？
地级电大教育科研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 对地级电大自身队伍的研究
1.对教师队伍的研究。我们对自己学校的教师情况是很熟悉的，哪一年来的，什么学历，什么专业，从事过什么工作，现在的工作能力如何，知识储备怎么样，家里情况如何等，都是比较清楚，所以对教师研究有着有利的条件。对于教师队伍，我们可以研究教师队伍的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学历结构、专业构成、学校教师专业配备、教师的学习与知识增长、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学历提升、教师家庭状况与收入水平、教师的性格特点与工作成就、男女教师、不同民族的教师的性格差异与工作特点、开放教育中党员教师的作用、电大教师身体素质的调查与对策等等。[2]13-15
2.对管理队伍的研究。这包括学校领导队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管理人员的学历构成及对管理人员的心理特征与工作方法、管理人员的社会心理分析等。
3.对服务人员的研究。地级电大的服务人员分为后勤服务、学生服务两类，两类服务人员的工作性质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服务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对他们进行分析、研究能很好地把握服务人员的特点，深入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以提高电大教育服务的质量。
（二） 对地级电大的学员进行研究
1.对在册学员进行研究。我们可以从生源调查开始，研究学员的心理素质，学员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学习途径，研究学员的课外活动，学员的工作性质，学员的专业与岗位，学员的入学心理、作业心理、考试心理、上电大的社会心理等，还可以研究学员的年龄构成、学历构成、上电大的预期与希望等。
2.对毕业学员进行研究。仅就对电大开放教育毕业学员的跟踪调查一项，就可以写出无数的论文来。可以分本专科，分不同专业，对不同行业的电大毕业学员进行跟踪调查， 并最终写成调查报告。可以写毕业生的走向，社会地位，社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思路、知识更新情况，还可以写他们工作变更、地位变化、对电大教育的意见，毕业学员社会心理分析等。
（三） 对服务工作的研究
中央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的特点，决定了地级电大服务工作的重要地位。在诸多服务中，对学员的服务是重中之重，为开放教育学员提供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是教学科的主要工作；为学员提供考试服务，则是教务科的主要工作。
从教学服务环节入手去研究，有很多入口。新生注册、课程选定、课程注册、教学辅导、网上资源、平时作业、实践环节、新生心理、考试心理等等，都可以是撕开教学研究的缺口所在。
（四） 对新疆少数民族开放教育进行研究
中央电大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不但服务汉族学员，同时也在逐步惠及各地少数民族学员，但因多种原因，有些少数民族的远程教育没有民文教材，没有统一的民文作业，就连考试试卷也没民文试卷（如塔城哈萨克族学员）。所以，少数民族教育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也应当突出少数民族特点。如何突出少数民族特色，如何有效地实施目前的双语教学，这是我们新疆地级电大都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也是最容易出研究成果的环节。特别是少数民族教师，可以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教材编译工作，形成自己的特色。
（五）对开放教育教材的研究
开放教育的教材，经过多年的不断更新、完善，已经形成自己的特点和体系。但我们可以对教材内容中的大量问题进行研究，对教材中的注解进行研究。这里要研究的问题太多了，这也是我们地级电大教师应当关注的。
四、制定地级电大开展教育科研工作的管理办法
（一）组建机构，完善制度
地级电大的教育科研，是学校的长远工作，不是三天两天就能完成和结束的，也不能做一年停一年，要有长远打算。这就要求地级电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组建负责、督促教育教学科研活动的机构，任命和选拔学科带头人，制订和完善教职员工从事教育教学科研的工作制度。
1.成立教育科研领导小组。学校可以考虑成立地级电大教育科研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定期不定期地对研究工作进行摸底、督促。
2.组建教育科研工作指导小组。组建电大教育科研工作指导小组，由学科带头人和部分教师组成，除自己从事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外，负责定期召开课题分析会，对教师科研选题、提纲、内容、写法、逻辑结构进行讨论、评析和指导。
3.组建课题成果评审委员会。组建课题成果评审委员会，对教育科研论文进行年度评审。评审委员会也要制订相应的评审标准和规则，做到以理服人，公平公正。
（二）培训到位，辅导到人
教育教学科研，同其它科研一样，既是一种知识积累的释放，更是多种能力的聚合。知识可以一点点地积累，能力也可以一点点地增强。
学校要经常安排一些教育科研的讲座，对从事教育科研的教师，由指导小组成员进行一对一的辅导。这样下来，经过两三年的培训和辅导，相信我们的老师个个都会是论文写作能手。
培训和辅导，就是要增强教师的能力，提高教师的认知程度，教会教师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研究的完成，还得靠广大教师自己的努力。
（三）下达任务，定期督促
地级电大要把本校的教育科研工作，当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来抓。什么是任务？任务就是必须完成的工作，有能力要完成，没能力想方设法聚合能力也要完成。
是任务，就要完成。这样做一开始会让人感觉有点不近人情，但却能大大提高学校科研工作的力度，用工作激情打败长期捆绑在我们身上的懒惰，开辟一片教科研的新天地。
有了任务，就要签订完成任务责任书，就要认认真真地执行。为了教师们更好地保质保量地完成教研任务，地级电大有必要形成一个定期报告科研进程的监督机制。
（四）奖惩分明，严格执行
对完成教育科研任务的教师进行适当的奖励，对没完成或是完成得不好的进行适度的惩罚，是地级电大能顺利开展教育科研工作的激励措施。这一措施至关重要，它是关系到科研任务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完成、能不能出成果、能不能出好点的成果的重要一环。
（五）结集成册，相互学习
地级电大教师每年的研究成果经过讨论、评析、修改、评审之后，都要集结成册，好的课题和论文，还可以推荐发表。这样做，一来学校用以展示自己学校的科研成果；二来可以赠送给上级电大和其他地级电大，相互学习和交流；三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学校老师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吸收别人的观点和方法，增强自我素质，改进工作中的不足。
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有了学校的支持，有了内行人的指点，有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有了坚决执行的决心，地级电大的教育科研，定会越办越好，也定会有丰厚的收获。
参考文献：
[1]魏顺平，贺丹丹， 孙鸿飞.电大教师发表期刊论文现状调查与分析[J].远程教育杂志，2010（1）.
教师晋升职称论文范文第5篇
中国知识分子（就国内一般泛指而言）在近半个世纪真的没少折腾，以前是政治运动的沉沉浮浮，现在不兴政治运动了，又在职称、学位上动足脑筋。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但是要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以外的方面的意识比较突出应该不会错。以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言，这都与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恶劣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政治本位化的社会中，政治的权术向学术领域渗透的结果。在大学里生活过的人，除了天生感觉麻木者外，大概都不会对官场作风感觉陌生。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大学，这类作风不仅不令人讨厌，还成了某些人追逐的“时尚”。大学校园从来不是“一方净土”，但是时下一些校园中官场作风以及“关系学”如此盛行，也的确让人困惑不解。
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也是官场作风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可能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便于有关方面“管理”的。大学虽然以尊崇个性，思想自由为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各自为阵，一盘散沙，必要的管理也是不可少的，这也就是管理部门树立管理信心的依据。不过，依据归依据，信心归信心，在具体的管理人员中，谁敢说他们没有“管”人之心。特别是在目前，许多工作人员对真正的管理理念不甚了了的情形下，教师们所能感觉到的也就是处处受管制，所以这种种的不合理，也很容易地成为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听到的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最好的学校管理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管理并不是管理者在那里守株待兔，爱理不理或者颐指气使，而是默默地主动地向教研人员提供周到服务以致接受服务者几乎没有感觉到管理者的存在。
实际上，现在人们反对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不仅仅是针对量化本身，它隐含的也有对实际操作人员的官场作风以及种种非学术化倾向的反感。当然，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据我的观察，反对者的出发点，可以归为这样几类，一类是真正站在学术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这一类见解容后面再讨论。另一类则基本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因为量化后，一切都马上显得“冷酷无情”，原来曾经得利者有可能得不到利益，因为一切都要按照学校下达的指标（比如每年每人发表多少篇论文）来进行之后，职务的影响缩水了，关系的因素部分地失效了，怜悯同情更是考虑不到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动了真格，这部分人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套用“改革就是要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的公式，这部分人面临的处境并不完全叫人同情。真正叫人同情的倒是那些原来就得不到利益，现在还得不到利益的一类。这一类人往往本本分分，中规中矩，论学术能力他们并不是最差的，但可能由于某一方面的能力上的欠缺，特别是自身又不擅长关系学，所以始终是身处“底层”。实际上，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大学里可能占大多数，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
估且不说量化方式合不合理，就从一些学校争相实施一刀切的政策时的做法看，是否真的在“从实际出发”，照顾到大多数，的确难说得很。比如有的大学所规定的各类专业人员每年完成的科研指标几乎等于全国的学术期刊每年发文量总和的一半，换言之，全国的学术期刊一半的版面必须在一年内都发表这一个学校的论文，这个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才能完成基本的科研指标。而又有的学校在国家出版署认可的“核心期刊”中又人为地圈定自己比较熟悉常有礼尚往来的几家作为本校认可的“核心期刊”，结果是同一学校的稿子都拥向这些认定的“核刊”编辑部，让对方无法处置，只好以关系远近与版面费、赞助费的多少来取舍。还有一类人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是学校学术的中坚，完成指标不成问题，但他们对这种政策也不会表示真正的认同。原因有可能与此方式本身的不合理有关，也有可能是他们即使能够完成指标，但草草出笼的文章与其学术态度、学术地位是否相配，也不能完全保证，因此他们也在承受着另一种心理压力。
从现今的情况看，量化大致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规定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要求专业人员按职称的高低完成不同的指标。另一种则是记分，即以刊物的级别、著作出版社的级别分别记分，然后以分数的高低，加以奖惩。两种方式当然不那么简单，它还分别包括许许多多具体的要求以及实施细则。但无论细节上有何差异，其指导思想与原则并没有什么差别，即一是要求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若干项科研任务（包括论著以及一定级别的科研课题），二是这些指标要作为将来晋升职称（连带的还包括工资、分房、提拔任用、甚至子女入托或升入重点学校、重点班减免费用等）的依据。
这里没必要去罗列两种方式各自的具体操作方法，因为那样既占篇幅，又显得无甚意义，不如对学术成果的量化在原则与指导思想上的优点与弊病以及它可能导致的后果加以简要地分析更合乎道理。
学术成果的量化的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把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在操作方面较之以往更加便利。但它的这个“合理”处恰恰也是它极不合理的地方。因为“简单化”过后，往往是只认量而不论质。而论质时，也往往是不管论著本身的内容而只注重它出现在哪一级别的杂志上或由哪个出版社出版。至于论著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刊发或出版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在学术界流行的“职称书”、“职称论文”便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常识性”现象，以此为意倒反而让“过来人”觉得是在大惊小怪了。量化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衡量标准的客观化。可是，客观化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它本身牵涉到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从现在的研究看，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简单地用数据（量）来表示与客观化并不完全等同。这里可能引发的另一个疑问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否真的适合于简单地量化？事实上，在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客观化的标准往往也形同虚设，每年的“实施细则”、“补充规定”或“官方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原因当然不是为了“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总是与个别既得利益团体中人有关联。量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味地强调“专业化”，不少学校在解释任务指标时，都特别要提到论著必须是“与本专业有关”的，言外之意是与本专业无关者一律都在排斥之列。这不仅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无所着落，从根本上看，也与二十一世纪大学系统不断扩张化的国际趋势相抵牾。华勒斯坦等学者在《开放社会科学》别指出：“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学者们正在寻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以显示他们的独创性或至少是对社会的有用性。在这方面，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性的依据。”(1)但强调“专业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量化方式内部也在自然消解“专业”的划分。比如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方案，虽然对文理工农医各科之间有所区分，但那只反映在量上，学科间不同特性的区分则无从顾及，因此，就总体上言，仍然有一概而论之嫌。还有一点也是常常为有识之士所诟病的，那便是注意量的增长以及以量为衡量指标所必然导致的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因为一年一算，学校不可能等待你用十年八年去打磨出一本精益求精的传世之作，完不成任务的，在有的学校还要受相应的惩罚。急功近利的结果，从长远看，要么是质的下降，要么便是滋生新的花样繁多，离奇之至的学术腐败。
下面不妨用现今量化的具体规定和具体指标为依据，看看它可能导致的结果。钱钟书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一流学者中的翅楚，估且以钱钟书先生为例。钱先生一生中正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围城》、《写在人生的边上》、《石语》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从量化的规定看，《管锥编》是学术笔记，《谈艺录》是论文集，《宋诗选注》是古籍注释，这三部书都与“学术专著”的结构和形式要求有差距；而《围城》是小说，《写在人生的边上》是随笔，《石语》是对话记录，即使在中文系评职称，也只能列入“与学术无关”的材料一类。当然，钱先生也有他的优势，他的论文如《诗可以怨》是发在《文学评论》上的，《文学评论》是“中央级”的学术刊物，属“权威核心期刊”，而印象中，钱先生这样的文章还不止一篇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刊登，但就即便如此，在稍好一点的大学，钱先生也只能定个一般的教授，至于博导之类，只好免提。因为他老人家没“学术专著”，也没有主持过若干项部级或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与那些有好几本“专著”，又兼几项部级或省级以上课题的主持人相比显然身处劣势，而一般来说博导的名额也有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只好由别人先上。等钱先生来年有了新成果或申请到若干万元的课题经费或拉到若干万元的“横向”经费，再行考虑。如果学校领导开恩，看中钱先生“过去”的学术地位，破例给他个博导，但按照一些学校年薪制的标准，博导也需尽岗位职责，比如一年要发若干篇论文，其中至少有几篇是在“核心期刊”上，有一篇则需要登在“权威核刊”。还要同时拿到至少一项部级项目（课题），以钱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拿到项目是没问题的，至于发到“权威核刊”上虽然也没问题，可是以钱先生一贯的严谨认真，他是否愿意轻易发表自己的成果，也还很难说。如此一来，能否坐实博导的位置又成了问题。
看来，无论是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本身，还是量化后的结果，其弱点都是致命的。其实，这个几乎就是浮在表面的问题，并非只是身受其制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深有体会而怨言满腹，学校的管理人士也未必就是雾里观花，不明就里。应该说，他们的体会一点也不比教学科研人员少。但量化方式为何还是各大学争相依次实行的“改革”呢？这只能从大学自身的现状去理解。
就总体言，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大学的自已经较之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明显地加大，但计划的遗存之多，以“比比皆是”喻之并不为过。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边倒”的结果，造就的教育上的“苏联模式”，其痕迹之重也不是一个政策（如大学合并）的下达就可以轻易地消解的。良好愿望理应得到鼓励，但切实地了解现状，真正从理念上加以更新的同时让新理念落实到每位具体管理者身上却不是“只日可待”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现状。
与计划相应的另一个现状，就是自上而下的评估标准。上面已经提到过，教学与科研人员在量化的指标催逼时，身心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在这种压力之下，接受管制的教研人员的内心中未必有更好的理由来反对量化，因为学术成果的量化实质上是作为“改革成果”出现的，它体现的是科学管理精神。而科学管理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便是要让管理的内容以及评估标准更加“科学化”、“客观化”。量化则至少从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个要求。这只是其一。其二，学校的管理者们的确也有他们的苦衷。现今大学除了教学以外，科研工作已经成了主要任务，并且在有的大学里还产生了诸如大学教育应该是“一个中心”（即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即以科研与教学为中心）的争论。而在评估与衡量大学基本水平的条件中，科研成果（不是过程）更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这一点从每年的国内大学排名以数量来厘定的方式便可见一斑。既然评估标准以科研为准绳，把抓论文数量之过记在具体的管理者头上也有点委屈了后者。
现在质疑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的学者提出，应该取消量化方式。这种矫枉过正的主张无疑是基于对学术的虔诚以及对学术公正的向往，其具体主张也多有可取之处。但是，从大学的现状、学术界的现状或者放宽到整个社会的现状看，这种主张却存在着不少可以讨论的地方。
众所周知，国内高等院校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机制调整、完善的过程，更包含着大学精神的恢复、认同与加深。由于大学精神的长期被忽视，后一个过程必然不会是短期见效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在大学精神尚未恢复，正常的大学机制尚待完善的这个“现阶段”如何应对的问题。
应该说，学术成果的量化所面临的情况与高考制度非常相似。当人们对高考制度的一次性选拔方式深恶痛绝时，取消高考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但取消了高考是不是就可以一了百了呢？当然不行。因为尽管高考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公，但立即取消高考所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社会不公。这显然是与目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及机制不健全的现状有关系。学术成果的量化波及的面没有高考那么广，它主要局限在高校或者说学术界，可学术界的“社会化”程度一点也不比别的领域逊色。不能说学术界没有对学术秉持着严谨认真态度的学者，但从整个学界的风气上看，学术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已动摇，学术的工具性价值则成为不少学者所信奉的新道德。至今未息的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术界起码原则的匮乏。在整个学术界没有普遍建立起多数学者认可并且严格遵循的规范，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没有切实保障，校园内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治学道德、治学风气的情况下，立即取消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其结果并不比取消高考好多少。
现在的情况是，学者的学术道德已经降低到非常值得疑虑的水平。退一步说，就即使学术道德水平没有降低，仅仅依靠道德的自律来改变现状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在当下大学内“现实主义”之风盛行之时，用道德谴责不仅无法遏制学术腐败，相反倒很可能在培养许多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同时，增添更多新的腐败。量化尽管有着忽视质的致命缺陷，但不量化是不是真的就可以“保质保量”了，却也未可知。比如著作或论文的审稿，应该说是保证“质”的关键，可是在职称评定过程中，由校内外同行专家打（审）出的论著代表作的评定等级结果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只能说是天知道。因为在一些同样是学者的评委眼里，这类同行评定等级实在不如他们的目测准确，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想让谁上，谁就是最好的，哪怕那人得到的评语是“不合格”。而如今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匿名审稿制度是否完全按照规则操作，并且最终达到预期的效果，也确是令人怀疑。实在地说，今天的学者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老辈学者，但有几位能写出陈寅恪、金岳霖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那样的见地深刻、厚重扎实、持论公允，兼具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而又公开具实名的传世名文。在关键的机制不完善、学术公德未形成之时，出现的情况往往是看似合理的制度却在增添着不合理。我曾在别处提出过，让一切与学术有关的事务都公开化的建议，即根据不同情况，让学术评奖等内幕在相应范围内公诸于众，由大家监督，由社会监督。(2)但那也只是“现阶段”的权宜之计。学术的民主不仅要公开化，它也包括健全有效的批评机制的建立。这就需要大学在教育体制上有进一步的调整与创新，以便真正体现大学之为大学的特质与精神。
注释：
(1)参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第37—38页.
教师晋升职称论文范文第6篇
中国知识分子（就国内一般泛指而言）在近半个世纪真的没少折腾，以前是政治运动的沉沉浮浮，现在不兴政治运动了，又在职称、学位上动足脑筋。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特色”，但是要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学术以外的方面的意识比较突出应该不会错。以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言，这都与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恶劣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还是政治本位化的社会中，政治的权术向学术领域渗透的结果。在大学里生活过的人，除了天生感觉麻木者外，大概都不会对官场作风感觉陌生。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大学，这类作风不仅不令人讨厌，还成了某些人追逐的“时尚”。大学校园从来不是“一方净土”，但是时下一些校园中官场作风以及“关系学”如此盛行，也的确让人困惑不解。
从某种程度上看，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也是官场作风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可能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便于有关方面“管理”的。大学虽然以尊崇个性，思想自由为特征，但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各自为阵，一盘散沙，必要的管理也是不可少的，这也就是管理部门树立管理信心的依据。不过，依据归依据，信心归信心，在具体的管理人员中，谁敢说他们没有“管”人之心。特别是在目前，许多工作人员对真正的管理理念不甚了了的情形下，教师们所能感觉到的也就是处处受管制，所以这种种的不合理，也很容易地成为大家议论的主要话题。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听到的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说过的话，大意是最好的学校管理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真正的管理并不是管理者在那里守株待兔，爱理不理或者颐指气使，而是默默地主动地向教研人员提供周到服务以致接受服务者几乎没有感觉到管理者的存在。
实际上，现在人们反对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不仅仅是针对量化本身，它隐含的也有对实际操作人员的官场作风以及种种非学术化倾向的反感。当然，事情远没有那么单纯。据我的观察，反对者的出发点，可以归为这样几类，一类是真正站在学术的角度认识问题的，这一类见解容后面再讨论。另一类则基本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因为量化后，一切都马上显得“冷酷无情”，原来曾经得利者有可能得不到利益，因为一切都要按照学校下达的指标（比如每年每人发表多少篇论文）来进行之后，职务的影响缩水了，关系的因素部分地失效了，怜悯同情更是考虑不到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动了真格，这部分人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套用“改革就是要触及某些人的利益”的公式，这部分人面临的处境并不完全叫人同情。真正叫人同情的倒是那些原来就得不到利益，现在还得不到利益的一类。这一类人往往本本分分，中规中矩，论学术能力他们并不是最差的，但可能由于某一方面的能力上的欠缺，特别是自身又不擅长关系学，所以始终是身处“底层”。实际上，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大学里可能占大多数，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
估且不说量化方式合不合理，就从一些学校争相实施一刀切的政策时的做法看，是否真的在“从实际出发”，照顾到大多数，的确难说得很。比如有的大学所规定的各类专业人员每年完成的科研指标几乎等于全国的学术期刊每年发文量总和的一半，换言之，全国的学术期刊一半的版面必须在一年内都发表这一个学校的论文，这个学校的大部分教师才能完成基本的科研指标。而又有的学校在国家出版署认可的“核心期刊”中又人为地圈定自己比较熟悉常有礼尚往来的几家作为本校认可的“核心期刊”，结果是同一学校的稿子都拥向这些认定的“核刊”编辑部，让对方无法处置，只好以关系远近与版面费、赞助费的多少来取舍。还有一类人情况比较特殊，他们是学校学术的中坚，完成指标不成问题，但他们对这种政策也不会表示真正的认同。原因有可能与此方式本身的不合理有关，也有可能是他们即使能够完成指标，但草草出笼的文章与其学术态度、学术地位是否相配，也不能完全保证，因此他们也在承受着另一种心理压力。
从现今的情况看，量化大致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规定论文或著作的数量，要求专业人员按职称的高低完成不同的指标。另一种则是记分，即以刊物的级别、著作出版社的级别分别记分，然后以分数的高低，加以奖惩。两种方式当然不那么简单，它还分别包括许许多多具体的要求以及实施细则。但无论细节上有何差异，其指导思想与原则并没有什么差别，即一是要求教师或专业技术人员完成若干项科研任务（包括论著以及一定级别的科研课题），二是这些指标要作为将来晋升职称（连带的还包括工资、分房、提拔任用、甚至子女入托或升入重点学校、重点班减免费用等）的依据。
这里没必要去罗列两种方式各自的具体操作方法，因为那样既占篇幅，又显得无甚意义，不如对学术成果的量化在原则与指导思想上的优点与弊病以及它可能导致的后果加以简要地分析更合乎道理。
学术成果的量化的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把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在操作方面较之以往更加便利。但它的这个“合理”处恰恰也是它极不合理的地方。因为“简单化”过后，往往是只认量而不论质。而论质时，也往往是不管论著本身的内容而只注重它出现在哪一级别的杂志上或由哪个出版社出版。至于论著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刊发或出版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在学术界流行的“职称书”、“职称论文”便成了人们心照不宣的“常识性”现象，以此为意倒反而让“过来人”觉得是在大惊小怪了。量化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衡量标准的客观化。可是，客观化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它本身牵涉到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从现在的研究看，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简单地用数据（量）来表示与客观化并不完全等同。这里可能引发的另一个疑问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否真的适合于简单地量化？事实上，在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客观化的标准往往也形同虚设，每年的“实施细则”、“补充规定”或“官方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原因当然不是为了“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总是与个别既得利益团体中人有关联。量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味地强调“专业化”，不少学校在解释任务指标时，都特别要提到论著必须是“与本专业有关”的，言外之意是与本专业无关者一律都在排斥之列。这不仅使那些日益增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无所着落，从根本上看，也与二十一世纪大学系统不断扩张化的国际趋势相抵牾。华勒斯坦等学者在《开放社会科学》别指出：“大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势不可当的扩张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含义，它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之所以如此，仅仅因为学者们正在寻找一些前人未曾涉足的新领域，以显示他们的独创性或至少是对社会的有用性。在这方面，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性的依据。”(1)但强调“专业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量化方式内部也在自然消解“专业”的划分。比如有的综合大学的量化方案，虽然对文理工农医各科之间有所区分，但那只反映在量上，学科间不同特性的区分则无从顾及，因此，就总体上言，仍然有一概而论之嫌。还有一点也是常常为有识之士所诟病的，那便是注意量的增长以及以量为衡量指标所必然导致的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因为一年一算，学校不可能等待你用十年八年去打磨出一本精益求精的传世之作，完不成任务的，在有的学校还要受相应的惩罚。急功近利的结果，从长远看，要么是质的下降，要么便是滋生新的花样繁多，离奇之至的学术腐败。
下面不妨用现今量化的具体规定和具体指标为依据，看看它可能导致的结果。钱钟书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一流学者中的翅楚，估且以钱钟书先生为例。钱先生一生中正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围城》、《写在人生的边上》、《石语》以及一些短篇小说。从量化的规定看，《管锥编》是学术笔记，《谈艺录》是论文集，《宋诗选注》是古籍注释，这三部书都与“学术专著”的结构和形式要求有差距；而《围城》是小说，《写在人生的边上》是随笔，《石语》是对话记录，即使在中文系评职称，也只能列入“与学术无关”的材料一类。当然，钱先生也有他的优势，他的论文如《诗可以怨》是发在《文学评论》上的，《文学评论》是“中央级”的学术刊物，属“权威核心期刊”，而印象中，钱先生这样的文章还不止一篇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刊登，但就即便如此，在稍好一点的大学，钱先生也只能定个一般的教授，至于博导之类，只好免提。因为他老人家没“学术专著”，也没有主持过若干项部级或省级以上的科研项目，与那些有好几本“专著”，又兼几项部级或省级以上课题的主持人相比显然身处劣势，而一般来说博导的名额也有限，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只好由别人先上。等钱先生来年有了新成果或申请到若干万元的课题经费或拉到若干万元的“横向”经费，再行考虑。如果学校领导开恩，看中钱先生“过去”的学术地位，破例给他个博导，但按照一些学校年薪制的标准，博导也需尽岗位职责，比如一年要发若干篇论文，其中至少有几篇是在“核心期刊”上，有一篇则需要登在“权威核刊”。还要同时拿到至少一项部级项目（课题），以钱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拿到项目是没问题的，至于发到“权威核刊”上虽然也没问题，可是以钱先生一贯的严谨认真，他是否愿意轻易发表自己的成果，也还很难说。如此一来，能否坐实博导的位置又成了问题。看来，无论是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本身，还是量化后的结果，其弱点都是致命的。其实，这个几乎就是浮在表面的问题，并非只是身受其制约的教学与科研人员深有体会而怨言满腹，学校的管理人士也未必就是雾里观花，不明就里。应该说，他们的体会一点也不比教学科研人员少。但量化方式为何还是各大学争相依次实行的“改革”呢？这只能从大学自身的现状去理解。就总体言，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虽然大学的自已经较之完全计划经济时代有了明显地加大，但计划的遗存之多，以“比比皆是”喻之并不为过。而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边倒”的结果，造就的教育上的“苏联模式”，其痕迹之重也不是一个政策（如大学合并）的下达就可以轻易地消解的。良好愿望理应得到鼓励，但切实地了解现状，真正从理念上加以更新的同时让新理念落实到每位具体管理者身上却不是“只日可待”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现状。
与计划相应的另一个现状，就是自上而下的评估标准。上面已经提到过，教学与科研人员在量化的指标催逼时，身心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在这种压力之下，接受管制的教研人员的内心中未必有更好的理由来反对量化，因为学术成果的量化实质上是作为“改革成果”出现的，它体现的是科学管理精神。而科学管理的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便是要让管理的内容以及评估标准更加“科学化”、“客观化”。量化则至少从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个要求。这只是其一。其二，学校的管理者们的确也有他们的苦衷。现今大学除了教学以外，科研工作已经成了主要任务，并且在有的大学里还产生了诸如大学教育应该是“一个中心”（即以教学为中心）还是“两个中心”（即以科研与教学为中心）的争论。而在评估与衡量大学基本水平的条件中，科研成果（不是过程）更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这一点从每年的国内大学排名以数量来厘定的方式便可见一斑。既然评估标准以科研为准绳，把抓论文数量之过记在具体的管理者头上也有点委屈了后者。
现在质疑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的学者提出，应该取消量化方式。这种矫枉过正的主张无疑是基于对学术的虔诚以及对学术公正的向往，其具体主张也多有可取之处。但是，从大学的现状、学术界的现状或者放宽到整个社会的现状看，这种主张却存在着不少可以讨论的地方。
众所周知，国内高等院校正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一转型期不仅仅是指外在的机制调整、完善的过程，更包含着大学精神的恢复、认同与加深。由于大学精神的长期被忽视，后一个过程必然不会是短期见效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考虑在大学精神尚未恢复，正常的大学机制尚待完善的这个“现阶段”如何应对的问题。
应该说，学术成果的量化所面临的情况与高考制度非常相似。当人们对高考制度的一次性选拔方式深恶痛绝时，取消高考的呼声是相当高的，但取消了高考是不是就可以一了百了呢？当然不行。因为尽管高考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不公，但立即取消高考所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社会不公。这显然是与目前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及机制不健全的现状有关系。学术成果的量化波及的面没有高考那么广，它主要局限在高校或者说学术界，可学术界的“社会化”程度一点也不比别的领域逊色。不能说学术界没有对学术秉持着严谨认真态度的学者，但从整个学界的风气上看，学术在一些学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早已动摇，学术的工具性价值则成为不少学者所信奉的新道德。至今未息的关于建立学术规范的讨论，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学术界起码原则的匮乏。在整个学术界没有普遍建立起多数学者认可并且严格遵循的规范，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没有切实保障，校园内也没有形成良好的治学道德、治学风气的情况下，立即取消学术成果的量化方式，其结果并不比取消高考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