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论文范文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1.1藏族民居（1）青海藏族概况：藏族占全省人口的24%（2010年），是由古代吐蕃族群发展而来，进入青海的吐蕃人同青海地区土著的羌人、鲜卑吐谷浑人及汉人等交错杂居，长期融合形成今天的青海藏族。藏族素以牧业为主，兼营少量农业和手工业，游牧文化是藏族文化的主要内容。青海藏族中绝大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少数人仍信奉古老的苯教。按藏族语言划分，青海除玉树地区以康巴语系为主，其他地区均以安多方言为主，这主要是受巴颜喀拉山的影响。巴颜喀拉山主峰海拔5266m，不仅划分出黄河和长江源头水系流域，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交通和信息地交流，逐渐形成康巴和安多的藏族语系区。（2）聚落特征：①类型多样：青海地域广阔、地理自然环境多样，加之藏族分布范围较广，因此藏族相对其他民族聚落类型多样，基本包含青海东部农耕聚落、南部山地聚落、中部游牧聚落三种类型（表1）。青海东部河湟农耕地区藏族多生活在脑山及高山地区，这里海拔多在海拔3000m左右，多从事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由于位处脑山及高山之间，地形多变河谷纵横，建筑依山就势，聚落整体形态灵活且松散。仅在一些河谷台地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聚落相对紧凑，但是依然受到山地地形的限制，民居建筑之间参差错落。青海南部藏族聚落多分布在大山山谷地带，受青海南部整体海拔高度的影响，即使聚落是在河谷谷底，但是海拔也多在3600m左右，与山顶海拔多为5000m相比，落差将近2000m，高落差与小的水平间距，使得山体的坡度较大，约50%的坡度，因此聚落形态受地形地貌的限制极为明显，属于典型的陡坡山地聚落。受到大山的阻隔这里多交通不便，加之高海拔冬季严寒，常有大雪封山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致使聚落之间较为分散，只有沿同一河谷居住的村民相对联系较为紧密。青南山区藏族聚落整体上呈现规模小、形态松散的特征。严格来说牧区的聚落概念一定程度上是牧民的放牧点，牧民帐篷流动性极大，同时牧民固定式住屋变动性也较大，不同季节住居存在使用和闲置两种状态。从牧区放牧点较为集中的部分游牧点来看，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和自由，可以说是聚落形式完全与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除小面积的居住空间以外，聚落中大面积的空间均为牲畜圈，各家院墙的形式也从农业区高大院墙变为低矮的牲畜院墙。聚落以外即是广袤的草场，聚落中看不到类似农业区的密集巷道和树木，唯有远山、牛羊和草场。②上寺下村：不论是东部农业区聚落和南部山区聚落还是牧区藏民游牧点，在聚落附近不远处往往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佛教寺院，形成藏族聚落典型的特征即“上寺下村”。有的村落紧邻寺庙，寺庙居于高处，居民区位于地势相对较低的位置，两者之间相隔一段距离，这与回族、撒拉族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有很大不同。③宗教设施鲜明：藏族聚落中“佛塔”、“经幡”、“玛尼石堆”等宗教设施十分普遍。虽然有些村落距离寺庙较远，但村中的佛塔必不可少，这是藏族聚落的重要标志。经幡在牧区表现为，用色彩丰富的“风马旗”组成的宗教图案，往往会把大量经幡布置在村落附近的山腰处，经幡规模庞大甚是壮观。玛尼石堆在石材充足的地区如青南山区分布较多，有的玛尼石是在道路两侧山体石壁上雕刻，有的是在村头入口处堆放。（3）住居形态：①形态多样。与多样的聚落特征一样，藏族民居类型相对其他民族最为多样，东部农区以庄廓民居为主，中部牧区以帐篷和土木房为主，南部山区以碉房民居为主（图2）。庄廓是东部农业区藏族民众普遍的一种居住建筑类型。从跨地域建筑视角看，庄廓是我国青藏高原藏族碉房建筑与黄土高原生土合院式建筑的一种结合，它集藏族碉房的厚重规整与汉族合院民居的院落空间双重特质于一体，呈现出西部游牧文化与东部农耕文化的融合，是青海特有的一种民居类型。藏族庄廓内院空间规整没有过多的空间转折，且内院植被种植较少，这与汉族、回族、撒拉族内院花园式庄廓不同，这主要是受到草原牧业文化的影响。作为游牧民族帐篷是藏族广泛使用的一种流动性居住建筑类型。黑色牦牛毛编制的帐篷作为一个家庭中核心的生活空间，可满足必要的住宿、饮食、储物等生活要求。与固定式民居不同的是，帐篷民居“地为床、天为被”逐水草而居，是一种流动的家。帐篷其构造形式相对简单，主要由牦牛毡布、绳索、支撑木柱三大部分组成，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和具体功用帐篷的大小分为不同的规格，大部分牧民家庭用帐篷尺寸约为长7m、宽6m的长方形的平面形式。除大型的牦牛毡帐篷以外还有一种是行旅帐篷，空间较小一般长宽仅2m左右，可满足1～2人使用。从帐篷结构上看，其结构形式简单、拆装灵活、运输方便，很好地满足了游牧生活的要求。土木房多为牧区藏族冬季牧场的一种建筑类型，它具有冬季使用和夏季闲置的特点。冬季游牧民从海拔高的夏季牧场，转场到冬季牧场，在冬季里帐篷的使用率降低，海拔较低相对固定的土木房即成为冬季游牧民主要的住居建筑。该类房屋空间较小，往往紧邻草原溪流，周围配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圈。牧区中土木房的分布也极为普遍，是游牧民除帐篷以外的另一种重要住居类型。碉房为多层民居，一层常做为牲畜间及杂物房使用，二层由主人房、起居室、厨房组成，在房屋北侧墙面外侧设置旱厕，三层多为老人房或者佛堂使用。从传统结构形式来看，为获得安全的建筑受力，一层很少开窗且空间封闭、低矮，二层开窗不是很大且多集中在南向，三层窗口较大可获得日照采光也最多，三层加之有露天阳台，空间使用率较高。②佛堂：虽然藏族居住建筑类型多样，但其中居住空间多会设置佛堂等宗教空间。佛堂紧邻卧室，内部供奉佛像等宗教信物，佛堂也常作为起居室。碉房佛堂多设在顶层，庄廓的佛堂多设置在正房一侧，而帐篷空间有限，佛像等宗教信物多放置在帐篷的中轴线上，与帐篷入口相对。③宗教设施：藏族不论碉房还是还是庄廓，宗教设施必不可少。住居院落中常见的宗教设施有煨桑炉、经幡旗杆、中宫等。煨桑炉、经幡旗杆多与中宫组合，放置在内院中间。中宫多是长宽3m高0.7m的方形池台，地下埋设宗教信物，中宫体现出藏传佛教中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中宫这种宗教设施多出现在东部庄廓民居中。④独立旱厕：藏族厕所与其他民族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事游牧的藏族是不建厕所的，从事定居生活的藏民也是多属牧业地区或半农半牧地区，人的粪便被认为不洁之物，人们在建造房屋时一般会将厕所布置在室外。受到藏族“洁净观”文化习俗的影响，厕所一般相对独立与建筑以外且与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1.2回族民居（1）青海回族概况：据统计回族人口占青海全省总人口的14%（2010年），主要居住在青海省东部农业地区。青海回族的来源有多种解说，主要认为元代从阿拉伯等地迁入，也有明朝时期从中原南京一代移民而来，元代是青海回族定居及初期活动的时期，明代是民族形成时期。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始终成为一种凝聚力量，规范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回族有独特的生活习俗，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区组织，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区别，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2）聚落特征：①围寺而居。青海回族多从事农耕，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川水和浅山地区，川水地地形相对平缓，但在浅山地区地形变化相对较大。聚落形态以清真寺为中心做放射状发展，形成典型的“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②高耸的礼拜塔。从聚落天际轮廓线来看，聚落最高的建筑即是清真寺的礼拜塔和大殿屋顶。③“尚绿”的建筑色彩。色彩在穆斯林建筑装饰以及生活服饰上特色鲜明，不论中式歇山顶还是阿拉伯式穹顶的清真寺，屋顶颜色多采用绿色。（3）住居形态：①院内空间较为宽松。回族多在北墙单面建房，院落空间围合程度不高，因此院内空间较为宽大。②正房多“一”字形为主。居住房屋在院内空间布局多以“一”字形为主，根据具体需要在正房东西两侧建有厢房。③屋顶形式“平坡兼有”。在门源至平安地区多以缓坡屋顶为主，在华隆至同仁等地多以平顶房屋为主。④净房。受伊斯兰教义的影响，净身是每个穆斯林必须遵守的宗教习俗。

1.3土族民居（1）青海土族概况：土族是青海特有民族之一，人口约20万人，占全省人口3.6%。青海土族主要分布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和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另外在乐都、门源、同仁县等地也有土族聚居区。土族的起源众说不一，代表性的看法是，土族是蒙元时期入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族为主体，吸收了汉、藏诸民族成份及其文化因素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土族先民信奉多神教、苯教和道教，元明以后普遍信奉藏传佛教。土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种，但其历史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其文字多使用汉文和藏文。（2）聚落特征：①半农半牧。土族先民多从事游牧，后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交流，学会种植后从高山游牧迁居到脑山地带，转变为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2]。②依山傍水。土族的聚落依山傍水，“依山”多是指脑山地带，“傍水”多是指山间河溪。③宗教景观。土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聚落中宗教设施也是构成土族聚落特征的重要元素。（3）住居形态：①封闭紧凑。土族庄廓平面形式多采用合院形式，居住空间占据较大比例而庭院空间相对较小。②缓坡悬山屋顶。平中带缓、双面放坡以及悬山屋顶的构造形式是土族民居的主要特征。③角楼和坡顶门楼。角楼的设置主要是考虑粮食的储藏，门楼受到汉族坡顶建筑的影响多为坡顶，有直接镶嵌在庄廓墙上的单坡门楼，也有高于院墙的双坡顶门楼（图3）。

1.4撒拉族民居（1）青海撒拉族概况：撒拉族是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主要分在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也有分散在华隆县甘都镇及其周边州区，在循化以东甘肃积石山一带也有少量分布。青海省撒拉族人口有10.7万人，占全省1.90%。撒拉族起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元朝初年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落分支，迁徙经新疆、河西走廊定居于青海循化县境内。经过长期发展与汉、藏、回、等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3]撒拉族主要从事农业种植兼营园艺业，多数人家都有大小不等的果园，所产的冬果梨、核桃、葡萄等驰名甘青。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在生活、礼仪、习俗上均带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2）聚落特征：受到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影响，撒拉族聚落特征同样具备“围寺而居”、“高耸的清真寺”、“尚绿的建筑文化”等伊斯兰民族聚落特征的基本要素，但从撒拉族居住的地理环境来看，依然具有本民族的建筑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河谷绿洲。撒拉族聚居的河谷谷地的川水地区，犹如一片绿洲，聚落形态沿河谷呈带状发展。②形态紧凑。撒拉族在伊斯兰“围寺而居”的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更强调聚落的紧凑和对空间的充分利用。③聚落类型较为单一。与藏族人口多分布广聚落类型多样的对比来看，撒拉族聚落类型较为单一，基本为紧凑型川水聚落形态。（3）住居形态：与类型单一的聚落相比，撒拉族住居空间形态却十分丰富，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篱笆楼。撒拉族传统住居建筑二层是使用当地柳条编制成篱笆，然后敷抹上草泥做围护墙面，当地人称之为“篱笆楼”。②内院园林化。撒拉族并不像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在庄廓内院设置中宫，而是在院内种植花木、果树用于观赏，庄廓入口也常设砖雕照壁，并由月洞门链接入口和内院。③空间形态丰富。撒拉族住居院落形态相对青海其他民族民居变化较大，其庄廓平面形态并不十分规整，趋向自由组合的方向发展。④“凹”字型住居平面。撒拉族民居正房平面为凹字形，但凹处上面是带屋顶的，撒拉族将这种带屋顶的凹字形住居形态称之为“虎抱头”。[4]⑤正房空间开敞。与其他民族正房空间感不同，撒拉族正房空间是联通的，中间常不设隔墙（图4）。

1.5蒙古族民居（1）青海蒙古族概况：据统计2010年底青海蒙古族人口9.98万人，占全省人口的1.75%。青海蒙族族主要分布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祁连县默勒乡、海晏县的哈勒景乡和托勒乡、门源县的皇城乡等地区。蒙古族进入青海的历史，可追溯到元朝。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东返，灭西夏占领河湟地区蒙族族由此开始进入青海。青海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海西州的都兰、乌兰农业区的部分蒙古族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业。青海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受宗教文化的影响，蒙古、藏族都有祭俄博（敖包）、转山、转湖等传统习俗。（2）聚落特征：①聚落松散。青海蒙古族相对其他民族人口数量并不多，以至于没有出现类似汉族、藏族等人口较多的大型乡村聚落，蒙古族牧民多分布在牧区，以乡镇为单位分散居住。蒙古族农业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受生产方式的影响青海蒙古族聚落形态极为松散，在牧区即使在较为集中的乡镇，民居之间也多由牲畜圈、草料间阻隔，聚落空间宽松及形态自由发展。②放牧点。每户牧民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草场，在草场的端头是牧民的定居点，定居点沿道路两侧分布，每户之间相隔大约300m左右，每户的草场并排相联平面布局形态呈现鱼骨状发展。（3）住居形态：青海蒙古族多以蒙古包和土木房为主要住居类型，在东部河湟地区散居的蒙古族也多采用庄廓作为居住建筑，从民族特有民居类型来看，“蒙古包”仍是其典型代表。蒙古包是蒙古族特有的住宅类型，它是历史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牧民游牧生活的一种物质载体。青海牧区往往在同一片草场同时存在藏族的帐篷和蒙古族的蒙古包，说明两种民居形态均能很好的适应高原草原的自然气候环境，但外观上两者又存在较大差异。藏族使用牦牛毛编制帐篷形状多为长方形，蒙古族多为羊毛毡为材料的圆形毡包，两者居住习惯、建造工艺各不相同，体现出民族文化在住居形态的重要影响力。

2民居建筑文化多元共生的成因分析

基于以上多元民族建筑文化的分析，青海乡土民居建筑文化具有典型的多样性特征，多样性背后的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宗教文化三个方面。

2.1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多样如前所述自然气候地理环境是民居类型生成的主导因素，青海地域广袤、土地类型多样，这势必形成风格多样的民居类型。青海民居建筑类型主要有庄廓、碉房、土坯房、帐篷等，它们都是基于本地区气候条件和资源环境所做出的适宜建筑模式，[5]这也是高原特色乡土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2.2生产生活方式多样应该说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模式，青海高原多样的地质地貌类型必然形成多样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又导致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根据青海土地类型，分为草地、耕地、林地、水面等，受海拔高度的影响不同海拔气候地貌条件有较大差别，由此形成了畜牧业、农耕种植业、以及半农半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各民族逐渐适应了不同海拔高度的自然环境，形成各自相对成熟的生产方式，各民族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构成高原地区多元民族聚居团结互助的社会环境。正是因为每个民族从事着对方民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利用着其他民族不善使用的种植技术，各民族之间形成了和睦相处、互通有无的社会关系。

2.3民族宗教文化多样青海世居着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民族，他们信奉着不同的宗教文化，这在他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汉族兼信儒、道、佛三教，藏族、土族和蒙古族多信奉藏传佛教，而回族和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除汉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多为全民信教，按照教义的要求，他们的生活模式、社会关系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个民族均拥有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设施，用以强化民族身份实现民族内在的凝聚力。纵观青海各民族宗教及民俗文化，他们拥有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审美情趣以及生活方式，这些都基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建立。

3结语

“文化的发展，无论是着眼于全球化，还是着眼于地方多样化，实际上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如何使民族、地区保持凝聚力和活力，为全球文明作出新的贡献，同时又使全球文明的发展有益于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至于削弱或吞没民族、地区和地方的文化。”[6]面对高原地区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文化，单一化的某一种形式或方法并不能满足民居更新建设的实际需要，我们应清晰的认识到不同地域环境及民族文化的差异。因此，在乡土民居更新建设中宜采用多样性表达方式，保护和传承高原地区多元的民族建筑文化。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在过去的年代中，广西侗族一直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虽然物质生活较为落后，但是从传统建筑传承的角度来说却一直处于风格较为稳定的时期。近代以来，随着外来人口的进入带来了现代文明，给这些古老的村寨带来了强大的冲击。

（一）村寨老旧建筑失修现代文明进入古老的村寨，它所带来的一切都使得村寨里的人们感到十分的新奇，人们开始对村寨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向往现代文明的同时，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开始失于重视和保护。侗族的传统建筑都是木制结构，这种结构的房屋由于材质的问题，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就必须要进行维修和翻建，否则就会由于长时间的潮湿空气的腐蚀而产生倾斜或者倒塌。在广西侗族的村寨里，很多传统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些有人居住的民居尚且有人维修，但是那些在过去承担公共服务功能的鼓楼、风雨桥等公共建筑破败不堪，也没有人员去进行维修。一些民居在维修过程中，为了方便，往往采用现代化的铝合金和钢筋、水泥等材料去进行维修，这样虽然更为方便，但是与原有的房屋搭配起来，显得不伦不类，损害了原有建筑的风格。

（二）传统建筑工艺失传广西侗族的建筑有着鲜明的名族特色，建筑全部采用杉木进行建造，并且采用榫卯结构的传统工艺。因此，在侗族建造房屋的过程中，这种建造传统房屋的手艺都是利用师徒关系进行传承的。在原来，在广西侗族当地从事木工是非常不错的行业，能够为家庭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侗族传统的建造工艺也就被传承下来。但是随着村寨和外部世界沟通交流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走出村寨。与古老封闭的村寨相比，他们更加向往大城市的现代文明生活。这些年轻人一旦走出村寨，就会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很少会再回到村寨中。乡村的失落，是不仅是广西侗族村寨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乡村在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传统的建筑工艺面临失传时候，村民们在翻修和建造房屋过程中，为了更加方便，往往选择钢筋水泥等现代化的材料，甚至很多人家干脆舍弃了传统的房屋，将房屋推到重建，建设了钢筋水泥的小楼。现在走入侗族村寨，不再像过去那样全部都是木质的小楼，现在有很多钢筋水泥的小楼也林立其中。从这里既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兴盛，同时也能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的伤害和失落。

（三）政府开发缺乏统一规划广西侗族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历来都是旅游胜地。很多外地前来旅游的客人对于神秘的侗族地区充满好奇心。近年来，当地政府为了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大力推动旅游开发事业，很多外地的开发商如潮水般涌入。投资商的投资的确给当地的经济和财政税收带来了好处，但是对于侗族当地的传统文化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旅游开发商，为了谋求经济利益，破坏侗族当地的传统文化，为了开发对传统的侗族房屋进行随意的拆迁改变。这种做法，不但对传统建筑造成了伤害，对于当地建筑风格的传承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当地很多村民也在外地开发商的影响下，加入到旅游开发活动中开展乡村旅店或者农家乐，纷纷对传统房屋进行改造。村民在改造房屋和开发旅游的过程中，也往往只着眼于经济利益，缺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二、广西侗族建筑文化传承的策略

（一）对村寨进行保护性开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多，交通也更加的便捷。对于广西的侗族村寨来说，为了保护传承而一味的抵御外来文明的进入也并不是明智和有效的办法。面对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的碰撞和冲洗，对于古老的村寨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进行保护性开发，使得古老的村寨重新焕发青春的魅力。侗族的建筑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对于这些宝贵的资源，当地政府、村民以及相关者都应该转变观念，在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不应只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在这个过程中，要秉承着保护性开发的原则，将建筑文化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任何行为，如果会对传统的建筑文化造成损害，那么都应该是被坚决制止和处罚的行为。在开发的过程中，政府部门要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指定相关的准则，对于侗族村寨的开发有统一的思想和坚定的原则。在引进开发商的过程中，既要积极地的帮助当地进行开发，改善当地落后的经济状况。但是也应该当好把关人，在考核项目的过程中，对于开发商的资质以及开发方案都应该进行综合考量。对于开发项目的过程，也要进行全程的跟踪和监督，对于一些不符合规定的行为，尤其是那些伤害侗族传统建筑文化的行为要予以处理。同时，在开发的过程中，对于村民自发的改造行为要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侗族地区的很多村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传统建筑保护意识，甚至很多侗族村民认为传统房屋只是居住场所而已，并没有体会到这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因此，对于村民的自发改造行为要进行有效的引导，村民干部要担负起自身的职责，做好监督和管理工作。

（二）保持侗族村寨统一建筑风格任何事物都会在不断发展中产生新的变化，建筑也是同样如此。传统的侗族建筑都是由杉木建造的，在广西潮湿的天气中，很难长久使用，房屋底部往往会产生腐烂的现象，因此很多的村寨村民开始意识到了现代化的钢筋、铝合金等这些材料的好用之处。这些材料被大量引入村寨以后，给村寨的建筑风格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传统的侗族村寨，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一味的坚持原始的建筑方法不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也违背了建筑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在这个过程中，要用合适的方法对村寨的建筑风格进行调试，尽量使得整个村寨以一种和谐、民主特色的风貌呈现。对于那些直接在村寨中建造现代楼房的行为是要坚决制止的，类似这类的房子也应该被拆除。在传统的村寨中，出现现代楼房，这是对村寨传统建筑风格的极大伤害，也可以说是硬伤。因此这种行为是要坚决制止。现代的建筑材料适当的进行使用和借鉴，可以节省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那么也可以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嫁接。在房屋容易腐烂的部分，或者需要承重性能更好的部门，可以使用现代的钢筋和水泥。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注意方式，尽量在内部结构中使用，或者采用隐蔽的方式进行使用，这样既能够满足实际建筑的需要，又不会过分显眼。

（三）培养侗族建筑工艺传承人对于传统建筑文化传承来说，各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才的接续问题。如果按照现在发展趋势，不久以后，在侗族地区就没有专业的手艺人能够建造侗族风格的房屋。建造的手艺失传，也就意味着未来别具特色的侗族村寨也将不复存在。建筑也是有生命的，像鲜花一样，需要维修和保护，因此，当前应该着重培养传统侗族建筑技艺的传承人。首先，政府相关部门要抓紧进行建筑工艺的保护工作。在侗族地区，建筑工艺的传承主要是依赖师徒关系，由于当前的市场经济冲击，这种传承关系显得不够稳定。为了确保侗族建筑技艺不失传，由政府牵头，协同相关的民族建筑专家到侗族地区进行调研，最后将传统的侗族建筑技艺整理成为文本进行出版。通过书籍的流传，将会有很多的人了解到侗族建筑的建造工艺，从而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其次，与职业学校进行联合办学，培养专业人才。职业学校主要是为地方培养一线的专业人才，因此，广西的侗族地区可以与当地的职业学校进行联合办学，培养专业的职业教育人才促进当地建筑技艺的传承工作。在联合办学中，可以建立专门的侗族建筑建造工艺传承基地，从招生、培养、就业等过程中进行订单式培养。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邀请侗族从事建筑的老工匠和老师傅参与到教学中，将他们的经验传授给学生们。最后，号召侗族村民加入到传承保护中来。除了那些专门从事建筑行业的人才以外，侗族地区当地村民对于基本建筑常识的了解也至关重要。如果当地村民对于侗族传统建筑有基本的了解，那么他们就能够在日常的居住和维修中注意避免一些损害建筑的行为。如果房屋出现了问题，那么他们再维修过程中，也会格外注意传统建筑风格的保护。

三、结语

广西侗族地区以其特色鲜明的传统建筑艺术在我国少数民族建筑中独树一帜，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在这些传统建筑中，所蕴含的民族历史、生活习俗、文化艺术等精神文化更加珍贵，也使得传统的建筑更加耐人寻味。现代文明的侵入，给村寨带来的巨大的冲击，传统的建筑文化也面临挑战。对于侗族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面对现代文明的时候，如何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村寨面临着变革的阵痛，唯有一方面坚持自身的特色建筑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与现代文明的结合点才是最好的出路。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建筑不仅仅是人类居住的场所，在社会的发展中经过历史的积淀，建筑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也形成丁独特的建筑文化。本文对于中国的传统建筑做了简单的介绍并对传统建筑文化进行了分析。

建筑是人们用木材等建筑材料来构建的供人居住和使用的场所。从这个定义上看建筑的范围包括诸如居住场所、桥梁、公共建筑甚至园林等。在历史的发展和沉淀中，建筑已经不仅仅是现实存在的建筑，它已经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人类众多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以其物质存在的长久性记录了不同民族、地区国家的发展历程，成为了人类文明的纪念塔。

从建筑的文化本质而言建筑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合，他以自己独有的形式揭示一定的审美观念和出世原则。既能够反映出时代特征又具有浓厚的民族烙印。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建筑是一种物质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哲学。

中国建筑作为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中华民族物质化存在，必然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建筑风格和特点，并以其发展中独特的形质格局，超拔的内容体系而流放异彩为人瞩目。从理念上看中国建筑有着浓厚的天人合.的时空又见念和和谐精神，而在建筑布局上则有着浓厚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到建伦理药直德观念。可以说中国的建筑渗透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天人合一”这一思想，贯穿了中国哲学并影响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因此在中国的建筑中也带有浓厚的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一的天人合一意识。李约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总是与自然调和，而不反大自然”。然而这种天人合一的建筑意识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又和具体的儒释道文化结合起来。因此，儒释道具体的天人合一观念才对中国的建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具体的建筑过程中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具体区别:儒家将自己主导的伦教纲常思想融人到建筑理念当中，尤其是在宗庙的建筑中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限制;佛教则是将自己的教义融人到佛教建筑之中;道家将自己的返璞归真的自然意识融人到建筑理念当中，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建立的建筑意在追求天(自然)人合一境界，因此道家对于中国建筑最大的影响主要是在园林方面，然而这种思想和今天在郊区建立远离大都市喧嚣的郊区别墅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然而在民间的建筑中又有着自己的主导思想，通俗的讲民间建筑有着浓厚的风水意识，用较为专业的术语则是堪舆之术。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这种思想看做封建迷信，然而在堪舆之术里面涵盖着浓厚的天人合一意识，甚至可以认为堪舆之术的本质就是通过一些行为和建筑来实现天人合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审美精神，也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具体的布局中中国建筑有着自身的特点和风格，中国建筑大多是讲究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秩序井然的伦理营构，以组群布局的方式在平面上展开，形成中华传统建筑的尚大性格。众多的建筑聚集在一起，看似凌乱的建筑群体中却有着严格结构布局。占据中心位置的无疑是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建筑，其余的建筑围绕着中心建筑而建。这种理念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结合就使得中国的建筑群整体与局部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建筑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当这种布局思想和堪舆之学相结合时，就使得我国的建筑既具有浓厚的使用精神又渗透着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充满了既理性又浪漫的艺术精神，展现了中华古民的无比智慧和独特风采，也展现了中华传统建筑的强烈个性和艺术魅力。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令人惊叹的文化硕果，我国的建筑文化无疑是其中优秀的一枝，不仅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优秀的建筑文化，也为世界建筑史创造了奇迹，然而在近代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冲击，我国的建筑也受到了西方建筑的冲击，随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建筑传统建筑正在销声匿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向西方学习是必不可免的，因为现代建筑设计方面中国的建筑设计总体水平确实不如西方，学习固然重要，然而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有所选择不能一味的照搬，要和中国的文化接轨。其次，在学习的同时还要保存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我国的传统建筑不仅受到了西方建筑文化的冲击更受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冲击。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建筑也就从文化和物质的结合体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这种变化更大的体现在城市建筑上面，丰富多彩的传统城市建筑被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所取代。建筑在变的世俗化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它形式功能实用受到忽视，城市建筑中的广场就是最好的代表。然而建筑本身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社会、自然相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因此建筑文化从其本质而言也是一种环境文化。在这种建筑理念的指导之下，建筑不仅要具有形式上的功能更要有实用性的功能。因此，伴随社会世俗化而进行的建筑世俗化在扼杀着建筑的本质，当然也在侵蚀着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面队这样的状况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建筑究竟要走向何方，我们的传统建筑文化还能够支撑多久的浸蚀。城市建设的同时形式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牵扯到城市形象，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使用性因为使用才是建筑最本质的功能。要把传统建筑文化和今天的城市建设完整的结合起来。最求现代与传统，典雅与华丽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岭南的绝大部分地区位于亚热带和沿海区域,冬暖夏热,夏季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大、气候炎热、空气潮湿、雨水充足、台风频繁、每年的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多数发生在岭南地区。因此岭南建筑的内部地面普遍比外部地面高,墙脚多数采用青砖、石块或具有防水功能的材料建造,以防洪水,房屋的布局也比较密集,屋顶层采用砖或其它材料压紧加固,防止台风的侵袭,造成建筑物的损坏和人员伤亡,对于富裕的家庭使用青砖楼房,或者加厚墙体,达到防水、防风的效果。岭南许多地区靠近沿海,古时海盗出入频繁,因此这些地区建筑不仅要具有遮风挡雨,满足人的居住功能,而且还要有抵抗外人侵犯、偷盗的防御功能。例如广东省开平市的碉楼是具有明显防御功能的建筑,这些建筑有许多传统和其它原因所建,但建筑的结构和设计无不体现其防匪、防盗的特性,开平碉楼现存共有1833座,每座碉楼风格各有差异,但有许多共同点,即门窗窄小,铁门铁窗,墙体较厚,材料坚固,易守难攻,墙体四周设有枪眼,人们通过枪眼可以对碉楼四周进行了望和控制,古时的碉楼一般配备枪械和铜钟等防卫装置(见图1,图2)。

岭南地区毗邻港澳台,海上交通便利,国际商业贸易来往密切,进出口商品频繁,自古经济就比较发达。所有这一切都给西方建筑文化的引进创造了条件,不少岭南地区的城市,如广州、厦门等地出现了西方建筑与岭南建筑相融合的产物,即“洋楼”“骑楼”等。这些楼一般是楼上住人,楼下商店,往往两排“骑楼”对面而建,形成街道,形成长达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商业长廊,为业主提供经营和居住的优良条件,为顾客和行人营造了舒适的通道和购物环境(见图3,图4)。这样的建筑模式延申到现在,普及到乡镇,扩展到工业。我国现代的工业园区,专业镇和新农村建设等建筑小区,一般都是类似这样的建筑群。它是西方建筑文化与我国建筑文化,是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是城市建筑文化与乡村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2岭南建筑的技术风格

岭南建筑一般都坐北朝南,既有利于夏季的通风采光,又有利于冬季的保暖。平面采用条形,多间房屋并列组合,前面设有敞廊,遮阳板或屋檐,以遮阳挡雨,同时也方便用户行走。为防止潮湿和雨水浸没,多采用石柱础、高柱础及石梁。岭南地区雨水多,地处有山、有水、河流小溪交错复杂的位置,加上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比较紧张,许多建筑都集中建在小山坡、丘林地带,居高而下,分排建设,一个山坡形成一条自然村。村中房屋多为单层,屋顶为金字塔形,以泻雨水。在建材选择方面,一般采用泥砖、青瓦或青砖。有些富裕家庭,为防止偷盗,采用加厚墙,其厚度甚至达到1m以上,用砂、泥、灰捣固,非常坚硬。在山区,为不占良田,房屋多建在山腰。岭南建筑的平面布局除了条形,还有方形和圆形。客家的围龙屋,是典型圆形布局建筑,以广东梅州地区最为常见。这种建筑由多围建筑群组成,每围由许多相连单间屋向内作一半圆形状,像半月牙形,围屋前沿有一禾坪和池塘,建筑物与池塘组成一个圆形的平面布局,这充分体现了客家建筑的围合性和向心性文化(见图5),据2009年4月15日《羊城晚报》报导,仅梅州市现有客家围龙屋总数2万余座。客家的“土围子”和“小城堡”式建筑是典型的方型建筑(见图6),这些建筑墙厚1m以上,屋高10m多,具有十分强的防御功能,墙体采用“三合土”技术,以筑土形式营造,再用砂灰批档墙壁,以防雨淋。这些围合性建筑一直传承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建筑已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在岭南山区的乡村,依然还有许多这样的建筑群,这是客家建筑文化传承至今的结果。岭南地区江河多,海岸线长,许多以捕鱼谋生的渔民,长期生活在船上,以船为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以后,在政府的关心和组织下,他们在海岸或江河岸上,修建房屋,移居陆地,这些房屋矮小,形状似船,屋顶为弧形,人们称其为“蛋家”。为防止台风和水浸,这些房屋用木板和金属板建成,一家一间。岭南建筑的内部平面布局是灵活多样的,是根椐家庭成员情况来确定,除条形布局以外,还有中轴对称院落布局,这种布局类似北方的四合院,中间为天井,四周分别居住几个小家庭,这种布局有利于通风和采光,有利于家底成员的沟通和照顾,也有利于防止外人的干涉和偷盗。

3岭南建筑生态景观

岭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对各种植物的种植和生长都十分有利。因此,岭南地区家家户户的周围都有园林、池塘、河流、田野等形成的生态景观。许多人相信风水,认为好的住宅应背山,面水,位于缓坡(背玄武,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之地)。因此,屋的前方常建有池塘,池塘边种植树竹,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与房屋不可分割的自然景观。池塘既是风水组合的一部分,又可供农田灌溉,村落消防,气候调节,这都给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夏天从南边吹来的凉风经水面,穿竹林后,吹进住宅,使屋内空气清新凉爽。南方的村落很少修建围墙,而是利用竹林,尤其是带刺的竹林,围成的天然屏障作为防御实体,同时还可遮档台风,防止台风对房屋的侵袭(见图7)。村落进出口或公共地方,往往都种有参天古树,有些古树旁边修有土地庙,逢年过节,人们便来供奉。村民住宅的旁边,通常设有大小晒场,这些晒场不但是村民晒谷的场地,还是村民的活动场所。每逢炎夏傍晚,男女老少,一起来到晒场,聊天乘凉,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岭南有些客家村落门前都设有一个数平米的空地,用来立桅杆,每当家中有人获得功名,就在桅杆区立一根长15m左右的桅杆,上掛功名旗,这也构成了客家村落的一独特景观(见图8)。由于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一般很少荒山秃地。到处都是四季常青的绿色环境,每个自然村就象一座园林,有果树,竹子,芭蕉……翠绿的海洋中,点缀着灰白的房屋,十分雅致。即使是烈日炎炎,室内也很清凉,村庄的是稻田,农作物随着季节变化,与村庄相互衬托,呈现出一片迷人的景象,即使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出现,村落间出现了高楼大厦,但是那种传统的生态景观文化还是十分浓厚。

4结语

岭南建筑文化充分体现出岭南人民的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是岭南地区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岭南地区的建筑必须要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吸收全国乃世界建筑文化的优点,实现美好的居住环境,逐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循环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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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豪.从城堡、土楼、围龙屋看客家建筑文化.江西食品,2004年1期.

摘要:岭南建筑体现了岭南人民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传统,是我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岭南建筑的建构特征,技术风格和人文景观出发,分析了岭南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内涵。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巴渝地处山地，地无三尺平，地形坡度较大，用地紧张，建设困难。建筑通常顺应地势依山而建，注重因地制宜和空间利用，巧妙地利用坡地和高差，争取较大建筑空间，形成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巴渝传统建筑有水平一条街式；一边傍水而筑，一边临崖吊脚或只靠山面呈半边街式；也有依山缠绕式，以梯道为主，背山面河，顺坡而上，如宽大廊桥、长廊街、骑楼街等。

1.1布局形式

巴渝传统建筑总体布局依山就势，尊重地形地物，很少大挖大填破坏自然地貌，其哲学思想不讲究礼制的约束，而是注重依附自然、顺应自然，寻求建筑形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建筑群鳞次栉比，逐级而上，顺应等高线的起伏与走向，与原始自然地貌和谐统一。单体建筑处理灵活多变，以长短不一的脚柱为支撑，减少建筑主体与地面的接触，提高建筑对坡地的适应性。此外，巴渝传统建筑还可附贴于崖壁，与崖壁紧密相联，利用崖壁的承载能力支撑部分建筑荷载，节约材料，增强建筑稳定性。

1.2外观形态

巴渝地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加上长江和嘉陵江两江环绕，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建筑形式，如吊脚楼等。山地地形起伏有致，体感强，赋予巴渝传统建筑别具一格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一种轻盈、灵活的建筑形态。巴渝传统建筑屋面举折，屋顶反翘，呈现出飞升飘逸之势，减轻了因吊脚楼底层架空带来的头重脚轻之感；而出檐深远的檐下通过设置柱廊，形成了一条为过往行人遮风避雨的过道，同时也是联系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建筑色彩以当地原材料本色为主，青瓦白墙，屋架构件通常为栗色。在绿茵植被的环抱之下，鲜明的色彩对比凸显了独特的建筑形象。

1.3结构体系

巴渝传统建筑结构方式主要分为木框架穿斗式、土石墙搁檩式和捆绑连接式3种。木框架穿斗式是继承干栏式梁柱木架承重结构体系的产物，构架组合灵活多变，受力传递明确，各结构构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对山地地形有很强的适应性。土石墙搁檩式直接用柱承接檩椽，梁使用较少，檩椽一端搭在斜坡或峭壁上，另一端搭在用楠木或杉木搭成的架子上，柱脚之间用竹木作横向或三角形固定。捆绑连接式是采用竹木材料捆绑作为房屋构架的一种临时性结构体系，主要应用于沿河一带吊脚楼。捆绑连接方式自由灵活，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对于河岸陡坡悬台适应性较强，也可用于修建多层房屋。此外，吊脚楼底层架空的结构体系能有效缓解巴渝地区潮热气候条件下建筑的通风、防潮、隔热、遮阳问题，在经济条件受限的情况下提高建筑舒适度。

2巴渝传统建筑设计理念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

巴渝传统建筑所涵盖的尊重生态环境、高效利用空间和降低成本的建筑理念与我国倡导节约土地资源和建造绿色建筑的理念一脉相承，在今天仍可借鉴和运用。在建筑创作过程中，用时代的眼光审视巴渝传统建筑，寻求现代与传统的相通之处，将巴渝传统建筑设计理念融入现代设计中，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土地资源，而且能使建筑作品具有更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对继承和发扬传统建筑文化也十分有意义。

2.1体现环境特征的适应性设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发展多元化的今天，城市大众文化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应发生改变，而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自然环境几乎恒定不变。因此，建筑创作可通过对地区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设计来表达建筑的地域性特征。相对于环境气候、建筑材料而言，地形高差是巴渝地区城市建设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同时也是设计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建筑布局与场地地形条件、周边道路交通情况等有直接关联，因此，应对地形高差采取的设计手法和构筑方式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注重对场地的高差分析和剖面分析；其次，为提高大型综合体建筑对复杂地形的适应性，可将大体量建筑化整为零，使建筑室内外空间和功能相互协调统一。如重庆融汇丽笙酒店，坐落于歌乐山脚下融汇国际温泉城内，场地北靠山，南临河，地形高差达数十米。为保持场地原有地貌特征，减少大挖大填，通过对地形高差和剖面分析，综合朝向、景观因素，最终确定建筑总体布局、功能定位以及与场地的结合方式。建筑的主要造型部分集中在场地南侧临河的缓坡上，采用层层退台的处理方式沿等高线逐一展开。引用巴渝传统建筑“占天不占地”的建筑思想，通过底层局部架空形成酒店主要出入口。酒店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顺应山体走势，与山体浑然一体，形成山体—建筑—水体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良好景观。

2.2构建独特的城市建筑空间

近10年来，巴渝地区的城市发展在不断进步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城市快速发展引起的城市风貌趋同和公共活动空间不足的问题。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完善和延续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城市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通过整合建筑空间与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可以有效缓解山地城市公共活动空间资源不足的问题。

2.2.1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建筑化

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建筑化即通过建筑的构筑方式在坡地条件下建造出新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可借鉴巴渝传统建筑“占天不占地”、“天平地不平”的建筑思想，在坡地构筑水平基面，提高单位用地面积使用率。如重庆三峡广场就是利用建筑屋顶形成商业步行街，通过建筑的构筑方式克服地形高差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保证商业建筑面积的同时又获得了更多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除此之外，三峡广场还利用自然水体，结合地形高差，借鉴三峡大坝外在形态，建成半下沉式喷泉广场，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2.2.2建筑内部空间的公共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压力不断增大，城市公共建筑正大步朝着大型化、功能复合化发展。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出现，不仅缓解了城市公共空间不足的压力，而且将建筑内部公共空间室外化，使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功能更完善、体系更完整，同时也给商业建筑内部带来更大商业价值。如重庆杨家坪龙湖西城天街，将建筑内部各楼层步行通道与室外不同标高的广场相连，同时将内部步行外廊作为供市民活动的公共开放空间，使建筑内部空间室外化、公共化。这样，不仅缓解了城市快速化发展带来的城市公共空间不足的问题，而且也为商业建筑带来了更多消费人流和商业价值。

2.2.3建筑剖面设计的灵活化

巴渝传统建筑受地形条件约束，建筑规模通常较小。为尽可能地提高狭窄用地的使用价值，在节约土地和方便交通两大主要因素的影响下，城市布局通常比较紧凑，各功能体往往采用混合模式。商住楼是混合模式的典型代表，即将办公空间和居住空间相叠合，形成上部居住、下部商业或者办公的模式，有助于减轻城市交通压力，提高工作效率。在山地地形复杂地段，建筑用地时常处在两条高差悬殊的城市道路之间，为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常常在不同方向、不同高差处分别设置出入口，通过楼梯或坡道将两块不同标高的地块联系起来，提高山地城市的可达性，同时方便市民出行。

3结语

一个缺失地域建筑文化特征的城市，将很难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竞争中获得一席之位。以人文风貌和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地域建筑文化特征，将成为衡量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要合理、辨证地进行，反对照本宣科式地在现代建筑上简单地扣上大屋顶，或是将传统装饰拼贴式地附加在建筑立面上。地域建筑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前进、更新，设计师应在发掘传统建筑价值的同时，融入现代建筑元素，才能创造出更富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新建筑。巴渝传统建筑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它是我国建筑形式中与自然紧密结合和因地制宜的典范。巴渝地区地形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给设计师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建筑创作中，只有充分尊重原有场地地形地貌，将地形不利因素转化为景观优势，才能形成与山地和谐对话的基础。同时，充分挖掘传统巴渝建筑文化内涵，在辨析、梳理与评判的基础上汲取精华，融入现代先进文化成就，适应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需要，才能续起被割断的历史文脉，发扬被泯灭的地域文化，创造出富于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息的地域建筑和时代风貌。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一)绥远城将军衙署的历史沿革自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绥远城建成，将军衙署就成为清朝在北部边疆的最高行政机关，对周边地区军事和政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朝的一百七十二年里，清廷共任命七十九位将军在此驻防。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后，将军衙署依然是绥远地区行政中心，但随着行政机构的变更而多次更名。民国元年(1912年)更名为“将军府”;民国三年(1914年)更名为“都统公署”;民国十七年(1928年)，更名为“省政府”;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军侵占绥远地区，将军衙署挂牌“蒙疆联盟自治政府”;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挂牌“省政府”旧称。1949年至1954年间，绥远省人民政府入驻将军衙署办公，54年后，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及检察院先后进驻办公。80年代后文物部门接手管理。

(二)将军衙署的建筑概况绥远城将军衙署建成之初，占地3万平方米，有房屋132间是我国现存保存规模最大、现状最好的武官衙署。200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绥远城第一任将军王昌是正一品建威将军，所以将军衙署是按照清朝正一品封疆大臣的建筑标准营建的建筑，呈汉式衙署式布局，砖木结构建筑，六进式院落。整个建筑群体由纵向的三路建筑群组组成，其东跨院主要设置库房、马房、厨房等后勤体系，西跨院以贮藏图籍、文书等及衙署寺庙为主，中轴建筑群组则是绥远城军政事务核心所在。建筑物本身受清廷所定严格的制度限制，有清一代没有进行改建、扩建，民国后建筑群经历了多次的改建和修葺，但主体建筑群依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将军衙署文物保护范围内的清代建筑遗存主要包括主体院落的照壁、府门、仪门、大堂、折房、回事处、官房、印房、二堂、箭亭、客厅、三堂东厢、西厢、东跨院傅作义礼堂。主体院落各堂配厢房、耳房，各院由阿斯门相通。一进四院，逐级升高，粗梁大柱、青瓦屋顶、古朴大方，雄伟森严。

1．照壁位于将军衙署府门对面，长24米，高4米，厚1.5米，使用大青城砖砌成。照壁正中镶有“屏藩朔漠”四字横匾，此匾长150厘米，宽70厘米，匾上书楷书“屏藩朔漠”，上款为“光绪十六年清和月榖旦”，下款为“绥远城将军克立”，匾为青石制成，涂有墨色。该匾是绥远城将军克蒙额于清朝光绪十六年(1890年)题写。“屏藩朔漠”是说保卫北部边疆的意思。

2．府门面阔三间，进深四步架，大木悬山式构置，每间各辟一门，属门钉板门形制。两侧有八字形影壁布列左右，池心砖雕。在大门的顶部，一对“吻”高高翘首在两端。它呈龙头鱼尾形，龙口张开露出厉齿，双目圆睁。正门前有一对青石狮子，左雄右雌，雕刻精美。

3．仪门位于府门内侧中轴线上，面阔三间，进深四步架，大木硬山式构置，明间辟门，左右两次间为门卫及内外传达通报用房，仪门东西两侧随墙置侧门(阿斯门)各一个，仪门只有将军等首脑及迎送重要贵宾方能开启，一般官员只能从侧门出入。

4．第二院(大堂、折房、回事处、印房、官房)大堂，又称正堂、公堂，是举行典礼和重要的场所，是将军衙署的核心建筑。面阔五间，进深八椽架，布瓦顶悬山大式建筑，建筑面积为279．45平方米。大堂之前为“月台”，是新官到任时举行“望阙叩恩”之地。折房，是绥远城将军的僚属誊写奏折、履行上传下达职能的部门。回事处，又称“文秘处”，是将军衙署的典吏整理日常往来文件、档造册的办公处所，属大堂的西厢房。官房，负责官吏以将军指令的名义对绥远城管辖范围内的各部门、地方负责官员指示。印房，内部机构之一。掌管都统印信，办理章奏文移，协办各项事务，并兼管恩赏银库事宜。

5．第三院(二堂、箭厅、客厅)二堂，是绥远城将军日常办理公事的区域。面阔三间，居中有暖阁，两侧有次间，分别为将军在公务之余翻阅案卷及与僚属商讨政务之处。清代绥远城许多重大的决策实出于二堂。箭亭，负责人称为“枪箭营官”，根据将军的指示安排一年的武备事宜，并具体操办一年两季的阅兵活动。将军衙署守卫人员的主要兵器也存放在这里。客厅，是来访客人等候将军召见的场所，有客前来拜访，由门卫将帖子传至内宅，拜访之人在客厅等候。

6．第四院(三堂、东厢、西厢)三堂和四堂原是将军的内宅，民国十三年(1924年)这两处建筑被大火烧毁，于当年重建，现仅存三堂。三堂在民国时期作为历任绥远省军政首脑的办公室。东、西厢房是将军家眷住的场所。

二、绥远城将军衙署建筑文化分析

(一)将军衙署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和研究价值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设有十三处由将军驻节的驻防城，现今只有黑龙江将军衙署、伊犁将军衙署和绥远城将军衙署有建筑遗存。伊犁将军衙署现今只有厅堂、台榭、曲径、回廊等部分建筑和附属文物遗存了下来。黑龙江将军衙署古建筑基本已经破败不堪。绥远城将军衙署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主体建筑已属不易，虽然几经改制，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忠实地记载了当时当地的最高建筑技艺，亦是当时当地最高财富的象征。衙署建筑具体信息及建筑功能分配，在现存古文献中很难见到十分明确的记录，各地清代方志中有关衙署的记载也不尽详细，将军衙署的留存现状如此完整，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古代官衙建筑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将军衙署是清代武官官式建筑的典型代表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和建筑匠师技艺的提高，古代官式建筑基本院落发展趋势是由单体演变为多进，由一路扩展为多路。其具体的形制、体量、装修、彩绘等也日趋复杂，并且在明清社会后期明显地体现和遵循了“前堂后室”“左文右武”等特色。清朝官式建筑在继承明代建筑工法的基础上融入了一些满族文化元素，形成清朝的建筑风格。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廷工部颁布《工程做法则例》，对清代建筑的建筑规格、体量、材质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和记载。将军衙署严格按照这一法则建造，可谓是清代武官官式建筑的典型代表。

(三)将军衙署整体空间布局表现了宗法礼制和等级思想衙署院落的中轴线由悬山式的主建筑(大堂、二堂、三堂、四堂)组成，分其左右的其余建筑为等级较低的硬山式。中轴线上的建筑高大华丽，轴线两侧的建筑低小简单，这种明显的反差，体现了将军权力的至高无上，中轴线纵长深远，更显示了衙署建筑的尊严华贵。大堂是举行礼仪的场所、二堂为将军的办公场所，三堂、四堂为将军的内宅，院落布局显现了典型的“前堂后室”(即大堂、二堂办公场所，三堂、四堂为内宅)，各建筑从开间数量、台基高度、屋顶形式、彩绘各个方面都严格按照衙署的等级规制建筑，构成了森严的内在秩序，封建社会的宗法礼制和等级制度在建筑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四)将军衙署是“绥远方式”的历史见证将军衙署在民国期间三十七年的历史，一直是绥远地区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保存了这一阶段诸多的历史信息。特别是董其武将军作为绥远省主席在此办公时，一手发动了绥远“九·一九”起义，使绥远地区免遭生灵涂炭，这种方式被同志称为“绥远方式”。将军衙署院内目前依然保存有“傅作义礼堂”“味莼轩”等民国建筑，“三堂”是当时董其武将军的办公室，现在作为绥远“九·一九”起义专题展厅，详细展示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将军衙署在这一时期留下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是“绥远方式”的重要历史见证。

(五)衙署取暖设施展现了当时北方官式建筑的文化特色有学者认为，火炕是女真民居的建筑风俗，清代后开始在民间延续至今。2003年9月份，将军衙署博物院工作人员对四进院的西厢房进行维修时，发现了衙署清代的地热灶工程。该地热灶位于院内的西厢房:地下环绕一尺深的着火道，残存火灰和火焰烧过的痕迹。火道延伸至厢房正门走廊两侧，设有两个灶口。灶内添加燃料和清理灰烬，引风助燃的风道均设在室外其他地方。火通过火道加热，热力辐射弥漫至内室，既暖和又干净。地热灶是北方官式建筑所具有的特色，故宫里也有类似的结构，其建筑构思和设计之巧妙让人叹为观止，有学者认为它是地暖的雏形。将军衙署是清代边疆制度、清代衙署规制、清代衙署建筑制度等的综合产物，是全方位反映清代绥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历史遗产，其建筑工艺与建筑水平都可以代表清朝当时的官式建筑最高水准，是中国建筑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岭南的绝大部分地区位于亚热带和沿海区域,冬暖夏热,夏季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大、气候炎热、空气潮湿、雨水充足、台风频繁、每年的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多数发生在岭南地区。因此岭南建筑的内部地面普遍比外部地面高,墙脚多数采用青砖、石块或具有防水功能的材料建造,以防洪水,房屋的布局也比较密集,屋顶层采用砖或其它材料压紧加固,防止台风的侵袭,造成建筑物的损坏和人员伤亡,对于富裕的家庭使用青砖楼房,或者加厚墙体,达到防水、防风的效果。岭南许多地区靠近沿海,古时海盗出入频繁,因此这些地区建筑不仅要具有遮风挡雨,满足人的居住功能,而且还要有抵抗外人侵犯、偷盗的防御功能。例如广东省开平市的碉楼是具有明显防御功能的建筑,这些建筑有许多传统和其它原因所建,但建筑的结构和设计无不体现其防匪、防盗的特性,开平碉楼现存共有1833座,每座碉楼风格各有差异,但有许多共同点,即门窗窄小,铁门铁窗,墙体较厚,材料坚固,易守难攻,墙体四周设有枪眼,人们通过枪眼可以对碉楼四周进行了望和控制,古时的碉楼一般配备枪械和铜钟等防卫装置(见图1,图2)。

岭南地区毗邻港澳台,海上交通便利,国际商业贸易来往密切,进出口商品频繁,自古经济就比较发达。所有这一切都给西方建筑文化的引进创造了条件,不少岭南地区的城市,如广州、厦门等地出现了西方建筑与岭南建筑相融合的产物,即“洋楼”“骑楼”等。这些楼一般是楼上住人,楼下商店,往往两排“骑楼”对面而建,形成街道,形成长达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商业长廊,为业主提供经营和居住的优良条件,为顾客和行人营造了舒适的通道和购物环境(见图3,图4)。这样的建筑模式延申到现在,普及到乡镇,扩展到工业。我国现代的工业园区,专业镇和新农村建设等建筑小区,一般都是类似这样的建筑群。它是西方建筑文化与我国建筑文化,是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是城市建筑文化与乡村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2岭南建筑的技术风格

岭南建筑一般都坐北朝南,既有利于夏季的通风采光,又有利于冬季的保暖。平面采用条形,多间房屋并列组合,前面设有敞廊,遮阳板或屋檐,以遮阳挡雨,同时也方便用户行走。为防止潮湿和雨水浸没,多采用石柱础、高柱础及石梁。岭南地区雨水多,地处有山、有水、河流小溪交错复杂的位置,加上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比较紧张,许多建筑都集中建在小山坡、丘林地带,居高而下,分排建设,一个山坡形成一条自然村。村中房屋多为单层,屋顶为金字塔形,以泻雨水。在建材选择方面,一般采用泥砖、青瓦或青砖。有些富裕家庭,为防止偷盗,采用加厚墙,其厚度甚至达到1m以上,用砂、泥、灰捣固,非常坚硬。在山区,为不占良田,房屋多建在山腰。岭南建筑的平面布局除了条形,还有方形和圆形。客家的围龙屋,是典型圆形布局建筑,以广东梅州地区最为常见。这种建筑由多围建筑群组成,每围由许多相连单间屋向内作一半圆形状,像半月牙形,围屋前沿有一禾坪和池塘,建筑物与池塘组成一个圆形的平面布局,这充分体现了客家建筑的围合性和向心性文化(见图5),据2009年4月15日《羊城晚报》报导,仅梅州市现有客家围龙屋总数2万余座。客家的“土围子”和“小城堡”式建筑是典型的方型建筑(见图6),这些建筑墙厚1m以上,屋高10m多,具有十分强的防御功能,墙体采用“三合土”技术,以筑土形式营造,再用砂灰批档墙壁,以防雨淋。这些围合性建筑一直传承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建筑已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在岭南山区的乡村,依然还有许多这样的建筑群,这是客家建筑文化传承至今的结果。岭南地区江河多,海岸线长,许多以捕鱼谋生的渔民,长期生活在船上,以船为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以后,在政府的关心和组织下,他们在海岸或江河岸上,修建房屋,移居陆地,这些房屋矮小,形状似船,屋顶为弧形,人们称其为“蛋家”。为防止台风和水浸,这些房屋用木板和金属板建成,一家一间。岭南建筑的内部平面布局是灵活多样的,是根椐家庭成员情况来确定,除条形布局以外,还有中轴对称院落布局,这种布局类似北方的四合院,中间为天井,四周分别居住几个小家庭,这种布局有利于通风和采光,有利于家底成员的沟通和照顾,也有利于防止外人的干涉和偷盗。

3岭南建筑生态景观

岭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对各种植物的种植和生长都十分有利。因此,岭南地区家家户户的周围都有园林、池塘、河流、田野等形成的生态景观。许多人相信风水,认为好的住宅应背山,面水,位于缓坡(背玄武,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之地)。因此,屋的前方常建有池塘,池塘边种植树竹,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与房屋不可分割的自然景观。池塘既是风水组合的一部分,又可供农田灌溉,村落消防,气候调节,这都给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夏天从南边吹来的凉风经水面,穿竹林后,吹进住宅,使屋内空气清新凉爽。南方的村落很少修建围墙,而是利用竹林,尤其是带刺的竹林,围成的天然屏障作为防御实体,同时还可遮档台风,防止台风对房屋的侵袭(见图7)。村落进出口或公共地方,往往都种有参天古树,有些古树旁边修有土地庙,逢年过节,人们便来供奉。村民住宅的旁边,通常设有大小晒场,这些晒场不但是村民晒谷的场地,还是村民的活动场所。每逢炎夏傍晚,男女老少,一起来到晒场,聊天乘凉,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岭南有些客家村落门前都设有一个数平米的空地,用来立桅杆,每当家中有人获得功名,就在桅杆区立一根长15m左右的桅杆,上掛功名旗,这也构成了客家村落的一独特景观(见图8)。由于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一般很少荒山秃地。到处都是四季常青的绿色环境,每个自然村就象一座园林,有果树,竹子,芭蕉……翠绿的海洋中,点缀着灰白的房屋,十分雅致。即使是烈日炎炎,室内也很清凉,村庄的是稻田,农作物随着季节变化,与村庄相互衬托,呈现出一片迷人的景象,即使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出现,村落间出现了高楼大厦,但是那种传统的生态景观文化还是十分浓厚。

4结语

岭南建筑文化充分体现出岭南人民的民族风情和人文景观,是岭南地区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岭南地区的建筑必须要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吸收全国乃世界建筑文化的优点,实现美好的居住环境,逐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循环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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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豪.从城堡、土楼、围龙屋看客家建筑文化.江西食品,2004年1期.

摘要:岭南建筑体现了岭南人民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传统,是我国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岭南建筑的建构特征,技术风格和人文景观出发,分析了岭南建筑文化的特点和内涵。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三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绕继承中国传统，发扬民族形式，创作建筑艺术美的问题经历过多少次探索和讨论。经历了解放初期模仿“大屋顶”的怀旧复古时期；经历了批判复古主义，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阶段；经历了批判洋奴哲学，推行“干打垒”穷过渡的年代；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崇尚西方，风靡“欧陆风情”时期。经过反复摸索的艰难曲折以后，中国建筑师开始走继承传统，适应功能，采用高新技术，探索古今交融，实现建筑创作现代化的正确之路。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宫殿在我国古代最能够体现统治者的身份地位和政治级别，主要作为居住地的它在文化区域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北京故宫建筑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的最高发展水平。朱元璋在营建宫殿之前，曾专门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因而北京故宫与历代故宫建筑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通过研究北京故宫的整体布局可以得知，北京故宫在宫殿门的设计上以及宫城的选址上都体现了一种中央观念，北京故宫空间布置方式多为纵横扩展。从正阳门开始依次向内深入，达到午门。建筑组合距离长达1.5公里均采用纵向扩展方式。其中坤宁宫、乾清宫处于内廷的核心，东西六所采用众星捧月形式分布在两宫周围，布局形式采用横向扩展方式。北京故宫在色彩上体现出了一种古朴美，从而体现出了一种内敛的汉文化特色。沈阳故宫地处关东平原，由努尔哈赤修建，东院用来处理政务、接待宾客和主持祭祀活动。佛阿拉宫的最主要建筑是尊号台，又称金銮殿。其整体布局并不存在明显的封建等级标准，大部分为硬山房屋或者是悬山屋面，由此可知，汉蒙文化对满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沈阳故宫由于受到元代建筑的影响，在其装饰上大都选用彩色琉璃，看上去显得光彩夺目。不同的地域生活环境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北京故宫和沈阳故宫在原型建筑设计上的不同和其原始精神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二、清代宫殿建筑的文化选择与文化融合

清代统治者将都城由沈阳迁入北京，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搬迁到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首先就要学会如何适应新环境并适应汉文化。满族居民建筑设计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将建筑物设在高台之上，其中沈阳故宫的台上五宫都采用了这种布局方式。而等到迁都北京之后，乾清宫和坤宁宫的修筑就实现了从高台到平地的过渡，从而体现了其生活方式与汉文化相适应的过程。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大院转而变成了四合院，东北大院是满族的原始部落，院落内部适合放马停车。而北京四合院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此外，炕是关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北京故宫中仍然存有炕，但是其使用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满族属于游牧民族，其传统的民居形式为黑色屋面，直窗棂。而明代北京故宫严格按照封建等级礼制要求进行修建，不仅突出了对称性，并且还具有强烈的身份地位象征意义，对建筑的内外装饰都体现出了一种等级观念。在满族文化理念中，传统的习俗是以西为尊，然而北京故宫的修筑却以右为大。满族文化对中原文化也进行了充分渗透，具体表现在北京故宫的修建上。带有宗教色彩的建筑，或多或少体现着宗教元素，进一步增加了北京故宫宗教气息，这方面和满族民族多种宗教有着密切联系。满族入主中原带动了满汉文化的相互流动，促使两种文化的联系性不断加强，最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生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状态。

三、清代宫殿建筑的文化变异与文化遗失

清朝统治者作为社会决策系统的最高人物，更是国家决策系统的掌权者。清代的组织系统由四级组成。帝王是体系的最终操控者，通过颁布圣旨来实现自己的权力，而帝王手下的幕僚对帝王决策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清代统治的几百年时间里，统治者对汉文化进行强制性控制，使其与关东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无形之中给中原建筑文化造成影响，进而发生改变。不过这种改变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限制，而且和当时的社会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北京故宫刻意追求封建等级观念，并尽力彰显有序的天子身份。从沈阳故宫建筑群的分布可以看出，满族建筑文化受到汉建筑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满族属于游牧民族，过着蓝天白云的游牧生活，因而其建筑色彩也具有鲜明的特征。中原建筑文化在经历了满族文化的不断渗透之后，固有的建筑形态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部分元素甚至成为了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明代虽然崇尚道教，但刚开始并没有修建道教建筑。北京宫城的建造参考了南京故宫未建造钦安殿，也未将宗教建筑建造在中轴线上。从中可以看出，建造钦安殿主要目的在于表达明成祖对真武的信奉和崇拜。嘉靖时期建造了天一门和缭垣，正所谓天一生水，水在五行中指代北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殿后的正中栏板雕刻有双龙戏水纹理，该栏板为北中之北，并使用水纹进行装饰，整个建筑主要体现“北”这一概念。清朝入关以后，明代中正殿的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清代并设立了专门的藏传佛教活动区。满族建筑原型中的部分因素随沈阳宫殿建筑的发展，初步丧失实际功能性，然而社会功能并没有完全消失，某种程度上其精神特征得到了更深层次的丰富，其实这是统治者通过文化控制使传统得以保持的处理方式。

建筑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可追溯到Baumol、Bowen（1966）《行为艺术：经济学困境》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虽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但却论证了行为艺术等文化产品也像普通商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并将给传统实体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法国学者布迪厄（1990）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次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指基于文化交易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可赋予人们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累积文化知识；文化资本通常具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内嵌式的文化资本，即包含在个人之中的价值观、文化知识素养、等；二是实物附着式的文化资本，如书画艺术作品、建筑造型艺术等能够以物理形态作为资本交易；三是组织制度化式的文化资本，如各类学历学位证书、从业执照等。继布迪厄之后，澳大利亚学者思罗斯比（1998）则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论述了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功能，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基于文化表现出来的有形或无形财富的积累，可称之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有形文化资本为物质文化遗产和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包括建筑、遗址、油画、雕塑、工艺品等；而无形文化资本包括民众的思想意识、实践信念和传统价值等。这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均可以通过消费和服务的不断流动，如旅游、广告，激发艺术家、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创造灵感等方式，获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从上述关于文化资本的含义不难看出，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瑰宝的徽派建筑也一定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本。

首先，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来看，它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一是有形文化资本，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主体，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体为单元的文化资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号为元素的其他建筑实体，如园林景观、工艺品、艺术创意作品等；二是无形文化资本，包含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文化价值，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建筑形式表达出的民众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化功能等。其次，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可移动实体型文化资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实体以及与徽派建筑实体相关联的徽州自然风光、地形风貌，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类不可移动实体型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旅游开发；二是可移动产品型文化资本，主要是根据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再创造出来的，能够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动带有显著徽派建筑符号特征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图书、影视作品、摄影绘画等；三是意识形态型文化资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实体的徽州建筑文化资本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历史传说等能够带来精神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最后，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来看，一是复杂多样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充满了生机盎然、形态各异的诸如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等文化价值，这庞大的文化价值子系统，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具有结构复杂多层的特点。二是边际效应递增性。

经济学著名的戈森规律认为边际效用递减。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积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号，它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意使用不断生产出新的需求；同时还因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无形资本具有累积生长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培育发展出新的符号与财富价值体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资本通常会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呈现独特的边际效应递增性。三是溢出效应强大性。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群体如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传统价值等文化资本时，会产生文化认识的趋同，这种文化的趋同会带来更广泛的带动和模仿效应，从而获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所包含的道德观念、风水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涵盖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伦理诉求，这些均能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传承繁衍力，从而获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是指附着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各种形式资本（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结构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对应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动实体型和可移动产品型的文化资本，无形部分则对应的是徽派建筑意识形态型的文化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本质特征来看，徽派建筑文化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之外，还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殊属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构成要素

符号化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结晶，是社会文化资本发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尔（1944）所指出：符号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的符号化行为。索绪尔（1916）最早从语言符号的结构中提出了“符号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号的形式，表现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号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尔斯（1873）则结合建筑文化符号的特点将建筑文化符号分为“图像”、“指示”和“象征”等三类符号，其中，图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图像相似性的符号；指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符号；而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符号。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资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体构成的。诸如粉墙黛瓦、祠堂、牌坊、马头墙、水井等已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标志性的能指元素符号，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载道”的典型代表，并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的隐喻等，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综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种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构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

符号消费理论是鲍德里亚具有颠覆传统经济学意义的理论，他在其著作《物体系》（1968）中指出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其实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李恩来(2014)则认为这些符号价值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而是通过消费物品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的意义，满足人更高层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欣赏风景名胜的功能，而是达到快乐、休闲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内涵丰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构成的符号化结构系统，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种符号化消费的途径产生巨大的文化资本价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挖掘开发的实践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主要通过如下三大途径实现的：一是旅游消费。通过游客游览徽派建筑的历史遗址，使游客获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实体形态的直接消费体验，从而构成了对徽州建筑文化资本的消费，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对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过程，这种体验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二是博物馆消费。如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的由水口园林、牌坊、祠堂、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等单元构成的“徽州古建筑陈列”，以及黄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馆、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馆、徽商博物馆等。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符号为基调的博物馆正不断地吸引游客参观消费，使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得到传承和积累，极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经济价值。三是艺术设计消费。徽派建筑符号系统浓郁的地域风格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民俗元素。众多设计师将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元素糅进园林景观、休闲度假村的设计当中，并成为显著的文化地标，如歙县新徽园、屯溪老街、黄山云谷山庄、合肥的三河镇等，而马怡西则运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将“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弘扬”的思想融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中，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艺术符号。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其旨趣不在经济现象的量化，也无法在消费行为与其他因素间找出数字表示的函数关系，只能做主观的判断，以满足某种消费欲望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徽派建筑中的无形文化资本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消费，是以满足或表达对生活的某种祈盼和理解，其实质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例如，大量的个体企业、门面商店、家庭装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荷花图、葡萄松鼠图等所指元素符号，以祈盼财源滚滚，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为背景的影视、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如纪录片《走进西递》、电视剧《红顶商人》等）都是将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所指元素的符号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从而满足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蕴含的各种符号元素及其对应的符号化消费方式，足以证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已成为弘扬民族建筑历史文化的重要标签，成为开发区域文化资本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文化软实力正成为区域竞争主动力的大环境下，挖掘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的潜力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历史建筑遗产的文化资本作为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一种文化形态，常常是以文化资源的状态而存在，要将其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重要的转换路径之一是促进民众符号化消费。因此，作为资源优势，徽派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是通过文化价值得以提升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以此得到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思罗斯比（1998）［17］曾经指出文化资本的永续特征反映了文化的连续性和演进性本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它所产生的文化商品流和服务流为消费者提供了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物质利益是提供给消费者最直接的效用形式，而非物质利益则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文化价值，如思想、信仰、传统和价值观等，均可以产生新的、源源不断的资本，同时这些文化价值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方式，这些消费方式其本质就是文化符号化消费，它在推动和刺激新的文化商品和服务流产生的同时，增加了资本的存量，这些存量又会在下一周期中产生新的增值，如此持续的动态发展，不仅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大大提升了安徽区域的文化软实力，更成为带有强烈中国民俗特征的典型历史文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