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大常委会；履职情况；监督现状；可行性；设计

一、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现状

检察机关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以下简称“两长两员”）由人大选举或任命，但人大却没有对“两长两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司法实践中亦鲜有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两长两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的事例。

（一） 监督的立法不健全

虽然作为具有统领性、总括性质的《宪法》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监督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不可能对人大常委如何监督人民检察院作出细则性的规定，但作为检察机关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只是对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表述为“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监督检察工作的途径除“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外，还把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人大代表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等六种情形作为检察机关向人大作专项报告的议题，但如此规定也只是以监督中发现问题要求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和质询而己，没有对要求“两长两员”定期向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作出明确规定。

（二）司法实践中的空白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以《专项报告》或定期以《工作报告》的形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的方式主动接受人大监督，这种报告主要侧重于检察机关一定时期内履行职责、或某项专项工作的情况。然而，人大常委会任命“两长两员”后，“两长两员”如何履行职责、是否正确履行职责，由于没有相关机制、没有相关法律明示要求，人大常委会没有、也不可能掌握“两长两员”的实际履行职责情况，“两长两员”也无法主动向人大报告其个人履行职责情况。

二、建立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工作机制的可行性

（一）理论依据

一是人大监督的概念来看。监督是指为维护公共利益，法定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实施检查、督导和惩戒的活动（1）。而人大监督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一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行为进行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活动（2）。这里无论是监督、还是人大监督的概念都包含了对工作人员行为的监督。

二是从检察人员与检察机关的关系来看。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工作由具体的检察人员实施完成，检察人员的行为是否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直接影响着检察职能的行使。而处于监督者的人大常委会，监督检察工作，也同样应该包括对检察人员行为的监督，对“两长两员”的监督就完全属于其监督范畴。

三是监督的类型来看。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是纵向监督，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向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那么只要是属于检察工作范围内的事项，有必要的都可以、也应该向人大常委报告。

（二） 宪法和法律依据

一是《宪法》依据。第62、67条分别规定，全国人大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此条说明“两长两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大常委会监督同级检察院的工作，同样也应该包括对检察人员的监督。

二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大和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第21-23条，明确省级以下检察长的选举，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由同级检察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两长两员”由人大及常委会产生，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职责情况就应该成为必然。

三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第9条规定了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报告议题范围：一是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二是本级人大代表对检察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三是本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四是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委委员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五是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六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此条描述的六种情形只能从检察执法主体即检察人员个体行为中得到反映，接受询问和质询的主体是检察人员，甚至还可能是“两长两员”，因此，在上述情形下“两长两员”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其履行职责的行为（不论正确与否）就当然接受了常委会的监督。

（三）现实可行性

一是有定期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的机制。目前，检察机关建立了每半年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检察工作接受审议的制度，同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或专项活动，以专项报告的形式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在此制度的前提下，以专项报告的形式将“两长两员”履行职责的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并接受审议，使人大常委会对检察工作进行监督的同时，对“两长两员”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完全可以成为现实。

二是有要求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和质询的规定。人大常委会审议检察工作报告时，检察机关派有关负责人员到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一定数量的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向常委会书面提出对本级检察院的质询，就启动了检察机关相关人员接受质询的程序，使检察人员个人履职行为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可避免。

三是有年度考核述职的机制。检察人员纳入公务员序列，检察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成为年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向全院干警述职，处以上领导干部要向组织部门报告履职情况，“两长两员”就更加应该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

三、构建人大常委会对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工作机制的设计

（一）健全和完善立法，明确规定“两长两员”定期报告履职情况

一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法条中增加一条作为第28条：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二是《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在第9条“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的专项报告议题”范围中，增加一项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报告。三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在第7条“检察委员会委员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中增加一项为：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四是《检察官法》。在第8条“检察官的义务和权利”中增加一项为：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定期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

（二）启动履职专项报告

一是专项报告的时间。以人大常委会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委员会议为标准，“两长两员”向人大专项报告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形式。二是专项报告的人员。“两长两员”的人数在各级检察院占大多数，全部人员每年报告履职情况难以成为现实，因此，可按照每年3-5人的比例向常委会作1-2次专项报告。三是专项报告的形式。既可以每次以1-2人个人履职专项报告，也可分别以检察长履职专项报告、副检察长履职专项报告、检察委员会委员履职专项报告、检察员履职专项报告的形式进行。四是专项报告的内容。专项报告的内容一般是指“两长两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情况，也可以结合各个时期上级机关开展的专项活动进行报告。五是及时上报，精心准备。形成书面的专项报告，按照《监督法》规定的时限报告人大常委会，以便委员及时掌握专项报告的情况。同时相关人员应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数据，以便顺利回答委员的询问或接受质询。

（三） 人大常委会监督程序

一是了解专项报告。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前了解专项报告人员的个人简历、工作成绩等，熟悉“两长两员”需要履行哪些法律规定的职责，以便会上根据需要进行询问或质询。二是特定问题调查。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特定调查、特别是要求对质询的特定事项进行调查才能作出决定、决议的，由委员长会议或主任会议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议组织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开展调查，检察机关和相关人员有义务提供必要的材料。三是专项报告。单个专项报告的，报告人在会上先作自我介绍，然后宣读个人履职的专项报告；非单个专项报告的，可派代表介绍相关人员简历后，再宣读报告，但其他报告人须例会，听取意见，接受询问或质询。四是审议和决定、决议。对于“两长两员”的日常专项报告，委员对照“两长两员”的职责范围和法律规定对专项报告人是否履行职责、是否正确履行职责进行审议，并对履职情况提出建议或意见，决定是否通过。对特定问题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进行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或决定，同时要求专项报告人就决定或决议落实的情况限期上报人大常委会。

参考文献：

[1]监督学概述， http：//。

[2]抚松人大，http：//www，。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检委会；专职委员；选任机制；职责权利

检委会专职委员是各级检察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产生，受检察长和检委会委托并对其负责，专门从事检委会工作的检委委员，已成为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检察制度。检委会专职委员的设置有利于改善检委会专业结构，强化规范性，提高议事水平。专职委员制度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也需要不断发展完善。

一、完善专职委员的科学选任机制

1.选任条件

设置检委会专职委员，源自1999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要求：“为改善检察委员会的结构，各级人民检察院可以选拔一些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法律政策水平高、业务熟悉、经验丰富、议事能力强的资深检察官和优秀检察官担任专职委员”。200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加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建设，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置专职委员2名左右，按照同级党政部门副职的规格和条件，从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符合任职条件的检察官中产生”。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要求担任检委会专职委员，除应当具备《公务员法》、《检察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任职资格条件外，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现任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且担任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二年以上，或者担任下一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副检察长二年以上；（二）具有较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办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三）身体健康。”

由此可见，现行文件要求选任专职委员要同时具备：①良好的政治素质；②娴熟的业务素质；③严格的任职履历；④健康的身体素质。实践中许多地方将退居二线的院领导改任为专职委员，或将专职委员作为提拔干部的一个位置，实际上是将专职委员作为一种“政治待遇”。

设专职委员的目的在于突出检委会工作的专业性，其业务素质应当高于一般检委委员，法律水平至少在本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突出的是检察业务经验而非领导职务履历。而《暂行规定》要求的选任条件，更多的是强调担任检委委员或正（副）检察长的职务履历，有违设置专职委员的初衷。建议将专职委员选任的职务履历标准修改为工作经历标准：“担任检察员，在业务部门工作满五年或者检察工作满八年，被评为省级以上各类业务专家、人才或者在省级以上业务评比中获奖的，可以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

2.选任方式

对于专职委员的选任方式，《通知》和《决定》都没有涉及，只在《暂行规定》第四条原则规定：“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人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同级党委审批”。选任方式不够明确，各地做法不尽相同，直接影响到专职委员选任的权威性。

为了落实专职化的要求，必须进一步细化专职委员的选任方式。建议引进竞争机制，由上级检察机关统一公开组织考试考核，择优拟定人选报同级党委审批后，再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考试要重点突出与检察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的运用，根据不同级别检委会的特点，选任基层检察院和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的考试应侧重考察理解能力，如对刑法条文的理解、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定等，而选任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的考试应侧重考察创新能力，如制订检察实践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

二、加强专职委员管理机制

目前，对于检委会专职委员的日常管理机制没有统一明确的规定。作为检委会改革的一项新措施，专职委员的管理应不同于一般检委委员，可采取以下措施：

1.上提一级管理。按照《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受双重领导，即同级党政的组织人事领导与上级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检察机关的纪检组组长由同级纪委派驻、监察科科长由同级监察行政部门派驻，这是同级党政对检察机关加强组织人事领导的体现。有鉴于此，根据检察一体化要求，检委会专职委员应逐步由上级检察机关在符合任职条件的人员范围里考核推荐，并且向上级检察机关述职报告，真正体现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业务领导。

2.实行任期制度。为防止检委会专职委员可能出现的“终身制”，其任职期限要与检察长任期一致，五年任期届满须重新考察任命。但专职委员服务的对象是检委会，而不是检察长，因此，对于检察长届中调整的，除非特殊情况，专职委员并不必然随之调整，确保相对稳定。

3.建立考核机制。对专职委员的履职考核，可采取领导考核与群众考核相结合、年终考核与平时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对一定时期内专职委员在检委会议事中发表意见的具体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对于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专职委员，应当及时调整。建立科学合理的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改变个别专职委员怠于履职的现象，从而扭转“集体意见集体不负责”的不良局面。

三、新形势下探索专职委员的运行机制

相关规范性文件对专职委员运行机制的规定较为欠缺。

《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了七项职责：“（一）党组或者检察长分配的检察业务工作；（二）指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业务工作；（三）协助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对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研究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四）开展检察调研，总结检察工作经验；（五）代表本院出席院外有关会议；（六）分管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工作；（七）负责其他检察业务工作”。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对专职委员履职没有作特别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第十八条只规定检委委员对议题发表意见的一般顺序：检委会专职委员、未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担任院领导职务的委员。

《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题标准（试行）》第七条、第十条，仅对提请检委会审议的议题应相应准备哪些材料作出详细规定。

但是仅有上述规定是不够的，专职委员履职程序的特殊性应该体现在检委会运行的全过程。

1.会前的审查审核程序。当前，相当部分检察机关把专职委员的工作内容定格在检委会研究案件的会前案件审查工作上，导致专职委员忙于审查案件，难于开展案件外的检委会应研究的其他诸多重大检察业务事项，而且容易产生负作用，专职委员实际成为第二承办人，案件承办人难免产生依赖心理。由于检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明确由专职委员直接分管，因此对拟提交检委会研究的议题，专职委员应当牵头召集检委会办事机构和承办人进行初步审查，分析该议案的争议焦点、事实证据问题、法律适用难点等，拿出务实的法律意见。建议对检委会议题的过滤程序作出规定：“对提请检委会审议的议题，由检委会办事机构统一受理并提出处理意见，不符合议题范围的，经专职委员审核报检察长同意，不予受理；议题内容简单的可直接提出处理意见，经专职委员审核报检察长直接决定”。既要强化检委会办事机构工作职能，突出专职委员业务把关的目的，也要有效地为专职委员减负，使其能在其他业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2.会中的研究决策程序。《工作规则》规定，专职委员在检委会讨论时，可以利用先发言的优势阐述对议案的初审意见，避免检委委员在讨论案件时抓不住重点、焦点，过于关注细枝末节而做无谓的争论，影响议事质量和效率。但在决议表决时，专职委员的表决权与一般检委委员一样，体现不出其专职的特质。对应专职委员上提一级的管理机制，建议规定专职委员对检委会议事程序不符合规定的情形，比如检委会组成人员、发言顺序等违反相关规定的，有权提出异议，提醒检察长，检察长不同意纠正意见的，可直接报告上级检察机关，有效发挥专职委员在检委会工作中的监督制约作用。

3.会后的督办反馈程序。检委会的后续工作包括对所研究决定案件或事项的执行、复议、督办等。对此，《工作规则》就“决定的执行和督办”作出专章的程序规定，突出责任主体是承办部门和下级检察机关，并由检委会办事机构负了解情况及督办之责，但对专职委员在会后的工作程序只字未提。因此，要对会后程序作出明确规定：①决定的执行。检委会办事机构根据检委会的研究决定，起草会议纪要，经专职委员审核后，报检察长或者主持会议的副检察长审批，签发执行。②决定的不能执行。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或者停止执行检委会决定的，承办部门应立即向专职委员书面报告，由专职委员向检察长请示是否暂缓执行或者先行处置。③决定的异议。承办部门对检委会的决定有异议的，应将复议申请报告提交专职委员，说明理由和依据，由专职委员向检察长请示是否准予以复议。④决定的督办。专职委员应跟踪监督决定的执行情况，必要时进行督办；对擅自改变决定或者故意拖延、拒不执行决定的，由专职委员报请检察长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总之，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改革，只要不断实践探索，保证检察委员会在专职委员制度体系上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就一定能丰富专职委员的内涵，建立系统完善的科学制度，推进检察改革的健康发展，更加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作者单位：1.泉州市人民检察院；2.惠安县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 李培昌.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制度之管见[J].福建法学，2012.03

[2] 叶萍，彭志刚等.检委会专职委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学术论坛，2012.10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3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09年11月，县人大常委会任命我为xx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按照院党组分工，我协助检察长分管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控告申诉、司法警察和计财装备等工作。

自担任现职以来，在县委和市检察院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认真贯彻执行《宪法》、《刑法》、《刑诉法》等法律法规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认真办理县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交办事项和代表建议，忠实履行职责，严格执法，狠抓办案，廉洁自律，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本人一年来的学习、履行岗位职责、勤政廉政和自觉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等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我注重加强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努力学习政治、法律和相关业务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一年来，积极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上级检察机关及本院组织的各类政治学习，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系列讲话精神；学习了《宪法》、《刑法》、《刑诉法》、《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等法律法规和高检院印发的指导性案例等业务知识。通过学习，自己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检察院班子成员，必须用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指导检察工作；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宪法》、《刑法》、《刑诉法》等法律法规，自觉维护法律尊严；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践行党的宗旨。

二、摆正位置，认真协助检察长抓好分管工作

我认识到，作为副检察长，必须摆正位置，当好检察长的参谋助手，这样才能维护班子的团结，提高院党组的整体战斗力。我在工作中做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到位不越位，补台不拆台，小事讲风格，大事讲原则，多从全局着眼，不计较个人得失，多请示汇报，尽心尽力协助检察长抓好分管工作。

围绕检察职能，预防职务犯罪。在查办职务犯罪的同时，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一是通过分析我院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手段，剖析发案原因，运用检察建议，开展个案预防和行业预防；二是采取选择典型案件，组织相关人员旁听法院庭审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三是借助电视台等媒体平台，以播放廉政公益广告、发送廉政短信等方式开展廉政教育。一年来，开展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46次，播放廉政公益广告320次，发送廉政短信900余条，向发案单位发出检察建议30份，在城关地区显著位置布设大型廉政广告牌4块，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畅通控告申诉渠道，积极化解社会矛盾。认真落实首办责任制和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加强和规范涉检工作，努力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年来，共接待来访200余人次，受理控告、举报和申诉74件，办理省检察院交办的刑事诉讼监督案件2件，实现了涉检进京"零上访".

坚持依法理财，发挥计财装备工作的保障作用。在工作中树立"为检察工作服务、为全院干警服务"的观念，认真做好检务保障工作。一是落实经费保障政策，确保经费保障正常增长机制落到实处；二是加强财务管理，严格执行经费分类管理，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认真做好财务核算和预、决算编制工作；三是做好资产管理，提高检察装备水平。在装备采购中严格程序、精打细算、确保质量。

加强法警管理，做到保障有力。一是抓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坚持政治建警、素质立警、作风树警；二是抓管理，严格执行出警审批程序，杜绝派警不规范现象；三是抓履职，提升保障能力。一年来，法警执行看管30人次，协助执行强制措施4人次，执行押解2人次，在办案区值班218人次，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了办案安全和各项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遵章守纪，强化自身廉政建设

在个人廉洁自律方面，我不断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来教育警醒自己，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防微杜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筑牢廉洁从检的思想防线。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做到立检为公，执法为民。以事业为重，淡泊名利，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始终保持政治上的坚定和思想上的纯洁。生活俭朴，不讲排场，不铺张浪费。作为分管财务的领导，我时刻注意带好头，从自身做起，从具体问题改起，严格执行中央和省、市、县委关于改进作风的各项规定。在工作中，严格执行接待标准和审批程序，严控"三公经费",严肃财经纪律。在生活上，勤俭节约，远离享乐主义，自觉抵制奢靡之风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群众反映强烈的"职务消费"、"三公经费"支出、公车私用、违规占用住房等方面，本人都没有违规的现象和问题。

四、接受监督，认真落实人大交办的事项

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必须遵守的宪法原则，也是检察工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执法办案中，我不断强化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严格按照县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对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对涉及人大代表的案件，严格依法向县人大汇报情况，依法办理，保证人大法律监督权的有效实施。我始终把办理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交办事项和人大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有效途径，认真对待，抓好落实。对涉及我分管的工作，我都能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将任务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和人员，明确要求优先办理、规范程序、注重效果。一年来，共办理县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和代表建议各一件，办理县人大交办件两件，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结果。

一年来，我认真履职，努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新形势下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查研究不够；二是队伍建设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三是自身知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执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针对存在的问题，我将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加强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二是在提高个人素质上下功夫，把学习作为永恒的主题，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执法能力；三是认真贯彻执行《宪法》等法律法规和县人大的决议、决定，不断增强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4篇

【关键词】检察委员会；司法责任；运行机制；完善

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目标是“完善司法办案责任体系，构建公平合理的司法责任认定、追究机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①目前，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决策分为员额检察官决定和检察委员会决定，对员额检察官直接决定案件的责任认定与追究比较明确。相对而言，如何认定检察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案件的司法责任，如何对检察委员会委员进行过错追究，在当前有必要进一步研讨。

一、检察委员会司法责任现状分析

（一）检察委员会审议的案件仍有错案发生

检察委员会制度是我国独有的司法制度，它通过检察委员委员集体审议案件和事项，按照“双过半”原则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做出最终处理决定，是检察机关的最高业务决策机构。一般认为，经过业务部门的审查和检委会委员的集体决策，应当有较高的准确性。然而实践中，经过检察委员会审议的案件并不能避免错案的发生。刘昌强的博士论文《检察委员会制度研究》②曾对经检委会研究决定但被判决无罪的案件进行分析，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出③，2008年至2011年10月，全国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检察机关检委会研究决定的63件案件到法院被判决无罪或撤回作了无罪处理。检委会决定被判决无罪的案件，无罪原因主要有三大类情形。一是证据原因。主要表现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证据存在瑕疵，或证据发生变化。从实践看，在统计的13个地区中，有9个地区查找分析了无罪原因，其中有7个地区都反映出案件的证据问题是导致无罪的原因之一。可见，证据原因是导致无罪判决的主要原因，所占案件比重至少在50%以上。二是法律适用方面的认识分歧。因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认识分歧最终导致无罪的情况也比较突出。法律适用上的认识分歧往往在检法两家之间以及检法两家各自内部都普遍存在。三是基于维稳需要，由政法部门出面协调决定导致无罪。此种情形也非常典型,在某些特定时期或出于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对一些破坏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即便不符合条件，检察机关也不得不，通过司法程序暂缓社会矛盾。

（二）发生错案原因在于检察委员会制度设计欠缺

目前，多数基层检察机关检委会议案主要采取看议案报告、听承办人口头汇报的方式进行。由于缺乏亲历性，加上掌握案件信息的方式不多、渠道不畅通，了解案件信息不全面，信息不对称，影响决策质量。由于缺乏对议题内容的亲历性，加之委员自身理解的片面性和承办人员汇报的倾向性，对检委会决策的科学性产生一定的影响。还有部分检委会委员在检委会召开之前未认真审阅议题材料，讨论检委会议题时只听承办人的汇报，不熟悉议题材料和说理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仍然存在，影响了议事效能。

（三）发生错案后对检察委员会委员追责困难

高检院于2007年公布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就执法过错、责任措施、责任追究范围、责任追究程序等进行了规定。该条例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及其执法办案部门经集体讨论造成执法过错的，由集体讨论的主持人和导致错误决定产生的其他人员分别承担责任。案件承办人隐瞒、遗漏案件主要事实、证据或者重要情况，导致集体讨论结果错误并造成执法过错的，由案件承办人承担责任。”具体到检委会责任承担，就是由主持集体讨论的检察长和导致错误决定产生的委员分别承担责任，案件承办人则需要对案件主要事实、证据或者重要情况负责。但检委会委员具体应承担何种责任、如何分别承担、承担时是否有比例、案件承办人的事实汇报与检委会决定作出的责任如何区分，这一系列操作层面的问题均未有清晰规定。《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同时规定，“少数委员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案”，但也未明确保留意见的法律效果，即是否构成追责时的免责情形。实践中，检委会责任追究机制的建设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绝大多数基层检察机关没有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少数建立了责任追究机制也从未兑现过责任追究，责任追究机制事实上形同虚设。龙宗智教授在其所著的《检察制度教程》中，对检委会制度作了基本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检察委员会存在“人人负责却又无人负责”的问题。①可见，检委会讨论案件追责的司法实践表明，检委会审议案件的司法责任尚未理清，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模糊之处，与高检院司法责任制的要求有距离。如果没有解决好，还有可能成为员额检察官规避司法责任的“避风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二、检委会司法责任的解决方式探讨

（一）检察委员会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讨论

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司法责任制在检察机关的具体体现。该项改革以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为核心，以落实和强化检察官执法责任为重点，通过完善各项机制确保检察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强调的是检察官的个体决定权。现行的检委会制度是以检察长主持人制为基础的一种集体领导机制，强调的是群体决策模式，这与司法责任制的改革方向是相背离的，检察委员会办案责任制改革势在必行。在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势在必行的当下，解决检委会司法责任的困境，理论界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废除检察委员会。他们认为，检委会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宜性制度，虽然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在司法改革语境下的检委会与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公开与回避等法治原则的悖离愈发明显。从司法发展的趋势来看，应废除检委会制度。①第二种观点主张将检察委员会改成咨询建议机构。转变对检委会的职能定位，改议事决策为咨询、建议，以此理顺检委会制度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关系，凸显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弱化检委会的功能定位，检委会主要成为检察官的咨询服务机构。这样改既符合司法规律和诉讼原则，又能突出检察官作为司法官的独特作用，可以明晰责任，提高办案质量。②第三种观点主张强化检察委员会的责任。认为检委会是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设立的决策领导机构，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重大问题系检委会的基本职能。检委会在保障统一正确实施宪法和法律、确保检察机关依法公正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等方面发挥着其他任何机构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保留论者认为，检委会不但应当保留，而且还应通过改革完善不断强化其职能作用。③笔者认为，检察委员会是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组成部分，几十年的司法实践证实了检察委员会的生命力，检察委员会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新形势下，需要更加突显检察委员会司法责任的承担，强化指导功能，加强对检察业务的宏观指导；强化责任意识，准确决断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强化内部监督功能，确保检察人员规范执法。针对检察委员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

（二）检察委员会司法责任制改革必要性分析

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实行的是检察长负责和检察委员会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双轨化领导体制。检察长作为检察机关的领导人，统一领导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在享有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力的同时对检察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内部设置的对重大检察业务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是具有合议性质的民主决策机构。从内在机理分析，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机关的工作，带有明显的首长个人负责色彩。而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其基本特征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集体民主，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负责首长与决策集体多数成员之间观点和见解的交织与碰撞，甚至出现很难调和与妥协的情形。从运行实践分析，检察长虽然主持检察委员会，但其在表决权方面与其他检察委员会成员无异。在出现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多数成员意见不一的情况时，民主集中制要求检察长服从检察委员会委员多数人的意见，而检察长负责制要求检察长对检察委员会的结论承担领导责任。这样，现行制度设计必然陷检察长于矛盾的两难境地。制度上有解决这一两难境地的设计，检委会议事规则规定：检察长可以将意见分歧的议题提交上级院检察委员会或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然而笔者通过网上查资料以及对本地检察委员会实践的实证分析，均未发现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其原因在于检察长这样做，必然损害自身的权威，增加今后处理类似问题的难度。实际上，检察长遇到这类问题，多是通过检察委员会反复审议，往往是其他检委会委员基于检察长的权威而作出妥协进而取得一致意见，最终实现内部解决。这种妥协不仅使得既定的实现集体民主的初衷难以实现，造成检察委员会议事效率的低下，更是事实上将检察委员会集体审议变成由检察长个人决定，司法责任却要检察委员会集体承担的局面。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制度设计的理想化与司法实践的不匹配，使检察委员会司法责任的认定存在困难。因此，应当另寻他途解决现有制度上的难题。

（三）检察委员会司法责任制改革基本内容

在坚持检察长负责制和检察委员会制度的前提下，在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背景下，笔者建议对检察委员会的议事组织原则实行改造，即由现行检察长主持下的民主集中制改为检察长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检察长有最终决定权并承担司法责任。其基本内容是：检察长统一领导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重大检察业务事项，检察委员会的决定通过检察长的命令贯彻执行。删除原有在检察委员会委员意见不一致时，检察长将议题提交上级院检察委员会或同级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规定。增加新的规定，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多数成员意见不一致时，检察长自行决定并对该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决定应当报送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备案。上一级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应当作出审查意见，在不同意检察长的决定时可以提请本级检察委员会开会讨论，上级院检察委员会审议结论下级院必须执行。在追究错案司法责任时，检察长必须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同时案件承办部门和承办人以及发表错误意见的检察委员会委员也应当承担各自司法责任。通过检察委员会议事组织原则的转变，检察长在检察委员会中的地位由主持提升为领导，并由此实现了检察委员会制度的三个转变。一是检察委员会地位和作用的转变。所有检察委员会决定需要转化为检察长的命令形式予以贯彻执行；检察长同意检察委员会多数成员意见的，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按照多数委员的意见作出；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多数成员意见的，自行作出决定。可以看出，在强化检察长对检察机关工作的统一领导的同时，改检察委员会为检察长决定重大检察事务时的审议机构。二是责任承担包括错案追究方式的转变。在新的议事组织原则下，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均需要通过检察长命令的形式予以贯彻执行，相应地由检察长对决定负全责。如决定错误，由检察长承担领导和司法双重责任，这是对检察长负责制的必要呼应，以改变现行司法实践中名为集体负责、实则无人负责的现象。同时，为加强对检察长的权力制约，防止检察长权力扩张和异化，要求凡检察长不同意多数成员意见而独立作出决定的，必须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查备案。强化检察委员会委员的议事责任意识，建立委员议事考评机制，将委员在会议中的发言内容等作为追究委员司法责任的考评依据。三是上下级检察委员会关系的转变。新的制度下，上级院与下级院之间依然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院的规定下级院必须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但与之前不同的是，上级院不再直接代替下级院作出决定，而是改事前决定制为事后审查制。这样，才能更好地明晰各级院的权力界限，有利于追究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司法责任。改检察长主持下的民主集中制为检察长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赋予检察长对异议问题的独立决定权，不但调和了民主集中制和检察长负责制的冲突，也有利于及时解决异议问题，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同时，明确了检察长对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领导责任，实现检察长权和责的统一，完善了检察机关责任追究制度。客观上将促使检察机关以更为严格的标准审查提请检察委员会审议的议题，防止检察委员会审议案件范围的泛化，实现检察长负责制、检察委员会讨论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相得益彰和合理均衡。

三、检察委员会的运行工作机制

要实现检察长领导下的检察委员会审议结果准确公正，不出现重大偏差，就应当有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实现检察委员会审议重大案件议事程序的规范化。

（一）加强对上会议题的审查

对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的议题，应当有一个事先审查程序，以防止员额检察官不恰当地将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审议，以推卸自身应承担的司法责任。一是对员额检察官全年上会议题有一个比例限制，以不超过全年办案数的百分之十为当，这也是一般情况下重大疑难案件的比例上限。二是应当发挥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和专职委员的作用，可以由检委会专职委员代表检委会，对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讯问或询问，以保证对案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此保证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具有更客观、扎实的事实依据。①三是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应当提交审议意见，供检察长决策参考。

（二）强化检委会议案的亲历性

司法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它强调办案的亲历性。尤其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证据的判断，内心确信的建立、合理怀疑的排除，没有办理案件的亲身经历，都是难以实现的。只有增强检委会审议案件的亲历性，使检委会委员尽可能接触到案件全貌，才能保证决定的准确性。一是对于一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案人员可充分利用多媒体示证系统，事先将案件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全部案件材料制作成多媒体文件，主要包括书面汇报提纲，重点展示证据、争议焦点和承办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等。必要时，案件承办人将案件调查取证、提审等重点情况，全程同步录像，在检委会讨论会上播放，以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原汁原味地还原案件事实，增加检委会委员的亲身感受。二是对于一些特别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由检委会委员参与旁听远程视频讯问。远程视频讯问是指借助检察业务网建立的音视频信息传输通道及终端设备等媒介，通过同步传送双方的图像与声音的方式，依法对在看守所等羁押场所内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异地同步讯问。为强化议案的亲历性，可尝试检委会委员尤其是负责检委办工作的检委会专职委员参与远程视频讯问的方式，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对于一些疑难复杂的审判监督案件，也可以让检委会委员尤其是检委会专职委员参与旁听庭审同步直播。三是探索检委会议案运作适度让当事人参与，增加其运作机制的公开透明度。开展听取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辩护律师意见，诉讼人、辩护律师向检委会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尝试。英国丹宁勋爵说过：“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②检察委员会在讨论决定不案件、赔偿案件以及错案责任追究案件时，举行公开听证会，听取犯罪嫌疑人、利害关系人、责任人的辩解、陈述、质证和辩论，对案情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通过以上几种方式，使检察长领导下的检察委员会对案情有一个深入全面的了解，降低因案情认识片面导致的风险。

（三）强化检委会决定的公开性和说理性

在检察长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作出相应的决定时，应当对案件结论说理论证并向社会公开，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因逻辑论证、法理分析不全面导致的决策风险。一是加强检委会决定书的说理。检委会决定既是一份很好的法制教育书，也可起到指导办案实践的作用。“法官对案件最正式、最权威的解释一定是在判决书里，法官所要做的就是一次公正的审判和一份说理的判决。”③一份好的充分说理的检委会决定书，可以充分体现案件审议焦点和论证过程，展现出司法应有的公信力。检察机关的终结性法律决定，如不立案、不逮捕、不、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等，由于诉讼程序终结在检察阶段，从本质上与法院的判决无异，更应该加强文书的说理性，就终结性决定的作出，充分阐述其依据和理由。二是加强多数意见和否决意见的论证。检委会决定关系到案件处理结果，检委会决定还可能否决承办检察官的拟处理意见。尤其是当检委会决定否决承办检察官的拟处理意见，或检委会讨论中存在不同意见时，更应当加强对不同意见的分析。不仅应当列明多数人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多数人意见的说理论证，尤其要注重在现有案件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基础上的说理论证，充分阐述采纳此种观点的理由及不采纳他种观点的依据，做到有理有据，分析透彻，使当事人知悉、认识和理解，增加法律文书认可度和信服力。三是检委会决定适时公开，不仅应当向案件承办人公开，还应当向当事人公开，甚至条件成熟时向社会公开。“检委会评议过程需要保密，但检委会评议结果即检委会决定书应当是公开的。”①公开的内容包括检委会讨论中多数人的意见、检委会的最终决定。

（四）推行对检委会委员的考核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检察委员会是一个整体，在追究检察长司法责任的同时，必须同步建立检委会委员权责相统一的考核制度和错案责任追究机制，使每个检委会委员都能合理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协助检察长共同把好案件质量关。在考核方面，一是每年对检委会委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考核。根据每一位检委会委员参加检委会的次数、发表意见的质量、学习和调研的成果、执行检委会决议的情况、有无违反检委会规则制度的情形等进行客观打分和评价。二是定期通报。检委办人员应每半年或一年对检委会委员的履职考核情况进行通报，并实行全年通报与专项通报相结合。三是述职测评。每年底组织检委会委员开展述职述德述廉，接受测评，测评情况作为委员考核和任免的重要依据。在错案责任倒查问责方面，检察机关纪检监察人员应会同检委办人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人员，对检委会委员故意或过失违反检委会组织纪律、泄露案情、不履职或不认真履职导致检委会决策失误等情形，严肃追究委员个人的纪律、法律责任。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5篇

在此前举行的湖南省冷水江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13位经该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报告了履职情况，并接受审议和测评。至此，该市人大常委会本届内所任命的27位政府组成人员、6位检察院副检察长、6位法院副院长全部参加了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履职承诺测评。

在届初，冷水江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就制定了工作目标，届内对所任命人员开展一次履职承诺测评。一方面在任职时，依法依程序要求各位拟任命人员进行任前发言，任前发言情况通过电视台向全市人民播放，将个人的履职承诺广而告之全市人民。另一方面，在其任职中后期，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对国家工作人员开展履职承诺测评，对照当初承诺，国家工作人员再次回到受任命的人大常委会，报告履职情况，接受审议和监督。这是一项兑现承诺的考试和检验，其中更是折射出了一种守诺和践诺的契约守信精神。

依法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基本职权之一。国家工作人员在接受任职的那一刻，就是与人大签订了一份履职契约，并且以任前发言的形式向全市人民作出庄严承诺。在任职后，通过法定方式，在庄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向人大汇报履职情况，接受人大再监督，既是人大加强任后监督的有效方式，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公仆意识表现，也是对契约精神的朴素信仰和直白诠释。

在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实行任期制，通过依法选举或任命产生，其任职“合同”是有期限的，在五年制的工作届度内，履职情况如何，为民服务怎样，是否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于法于理都应该根据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其任期进行践诺的考评和检验。与任后监督一样，人大监督同样需要契约精神。人大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等方式对“一府两院”依法开展监督，亦是一种人大与“一府两院”开展的契约行为，双方履职如何，人大监督实效如何，同样需要契约精神来维系。而在人大监督实践中，“一府两院”有时也会出现诺而不践、有诺不守现象，审议意见落实要讨价还价、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要打折扣、执法检查意见建议难于落实等等，甚至人大依法监督的事项，会出现屡审屡犯、屡查屡现。究其原因，不是法律没有明确，制度没有规范，更多的是缺少一种无形的约束，或者说缺少契约精神。应该让契约精神成为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共同信仰，能够在人大监督中落地生根，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和习惯。在全面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当下，更应当善用契约之方法，解决人大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破解工作难题，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保障宪法和法律权威。

（作者单位：湖南省冷水江市人大常委会研究）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6篇

作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姜景铭带领辉南检查院将服务人大代表工作融入“四走进”活动，丰富“四走进”活动内涵，将“四走进”活动与服务人大代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有机结合，在活动中注重实践特色，突出活动主题，实行三步走：即走进去、走出来、再走进去，通过不断联系、服务和反思，提高服务实效，积极为县域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认真履职、服务代表，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实践中，姜景铭带领班子成员和相关人员，着力突出抓好“四个结合”，他们扎实细致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认可，赢得了各界群众的赞誉和好评。

把走进活动与服务人大代表相结合。他带领一班人定期不定期地走进乡镇，建立了服务人大代表长效机制，先后到辉南镇等11个乡镇走访人大代表，与人大代表座谈，征求意见。县人大十六届五次会议期间，检察院班子成员分别带队深入各代表团听取了代表们对《辉南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专门召开会议，结合传达学习县人大十六届五次会议关于县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对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认真梳理、研究，整理出检察业务工作、队伍并及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并向代表反馈工作改进情况。

把走进活动与社会矛盾化解相结合。他在社区走访中发现闫某等两户居民于2005年因孙某疲劳驾驶肇事致乘员闫某等二人当场死亡。孙某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致使闫某两户受害人家属长达6年到处上访未得到任何赔偿。于是派干警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最终使犯罪嫌疑人孙某与受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把走进活动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他带领辉南检察院帮助社区落实帮教措施，帮扶矫正对象195人，特别是与3名留守问题儿童结成帮教对子，帮助儿童成长。真正达到以人为本，把调解、和解、化解工作贯穿办案始终，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此外，还在“五四”青年节组织青年检察干警深入到朝阳镇敬老院，看望和慰问孤寡老人，为他们送去了检察干警的爱心和祝愿。还发放了检民联系卡帮助有困难的社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7篇

一、议题审查，须严把程序关口

议题审查是办事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责。《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简称组织条例）第17条规定了办事机构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或事项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核。虽然议题审查属于受理环节的程序性审查范畴，但作为一种前置程序，既能够滤除不属于或不需要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或事项，使检委会能够集中精力审议重大议题，又能够确保提交的议题达到主题明确、内容清楚、材料齐备的要求。

实践中对办事机构履行议题审查职责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和做法。如有的地方承办部门将拟上会审议的议题（案件或事项）经分管检察长审核后直接报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同意后再交办事机构进行议题审查。我们认为，这种程序倒置使办事机构在议题提请环节的程序把关失去作用，不利于保障检委会的议事质量和效率。因为议题审查，首先必须规范工作流程，拟上会的议题（案件或事项）应当遵循“先经承办部门按三级审批制提请启动，再由办事机构受理审查，最后报检察长决定上会”的工作 程序。检察长同意提请检委会审议的，办事机构再对议题材料的格式和内容作继续审查。一般来说，办事机构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对议题材料的审查：

一是审查议题内容是否符合检委会的议事范围。高检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简称《议事和工作规则》）第3条详细规定了检委会审议议题的范围，办事机构应严格按照范围要求审查议题，认为不属于议题范围的，要及时向检察长报告。

二是审查议题的提请及审批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承办部门提请检委会审议事项或案件，应当实行“三级审批制”，即承办人提出办理意见，承办部门负责人签署明确意见，分管检察长审核。办事机构受理审查认为议题符合议事范围及报批程序的，应当填写《安排检委会会议申请表》，报检察长决定是否提请检委会审议。如议题系检委会委员提出的，也应报检察长同意方可提请。

二、文书制作，须确保议事质量

检察文书是实现检察职能的重要工具，也是检验检察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尺。检委会在审议决定案件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工作文书，大致可分为表格式和叙述式两大类，其中：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和检委会决定事项执行情况反馈表属于表格式文书，一般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即可；议题报告和会议纪要则属于叙述式文书，不仅其格式与要素必须符合既定的形式要件。而且需要精心制作确保其实体质量。办事机构是起草检委会工作文书的责任主体之一，规范制作检委会工作文书，应当作为办事机构规范化建设中的工作重点。

一是突出案件类议题报告的针对性。案件类议题报告，实践中也称为提请检委会讨论案件报告，是由承办人根据高检院议题标准要求，围绕提请检委会讨论案件的请示问题，客观全面反映相关事实证据、背景情况和审查意见等内容而制作的请示性报告，经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检察长签署意见，供检委会委员审案议案所用。议题报告是检委会据以审议案件的基础，办事机构负有审核的重要职责。由于检委会议事决策的非亲历性特征，使检委会委员对议题报告的依赖性较大。但实践中，议题报告直接照搬照抄案件审结报告的现象较为普遍，换个标题、加个封面，“案件审结报告”就变身为“议题报告”，既使议题报告篇幅冗长，也使议题报告重点不明，严重影响检委会决策的质量和效率。

二是增强检委会会议纪要的说理性。检委会会议纪要是由办事机构负责制作的用于记载和传达检委会会议情况及议定事项的工作文书。过去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检委会决定事项文书普遍使用“检委会决定”，在高检院下发《议题标准》后，统一以“检委会纪要”取代“检委会决定”。检委会决定是“一案一决定”，即会议审议几个议题，就有相应的几份决定文书。而检委会会议纪要则是“一会一纪要”，即一份会议纪要记载本次会议上所有议题的审议决定事项。从高检院《议题标准》对会议纪要的制作要求来看，无论是文件类议题还是案件类议题，涵盖的内容均非常全面。但目前实践中大多数检委会会议纪要制作中都存在“只写结论性意见和决定，不写决定依据或理由”的倾向，而承办部门或下级检察院根据检委会决定事项制作法律文书时，往往无法直接引用或说明检委会决定的理由或依据，且将检委会一次会议讨论的不同案件和不同事项综合在一起的会议纪要，也不宜在办案过程中随案移送。我们认为，这种“条目化、捆绑式”相对简单的文书制作方法，既不符合高检院《议题标准》的规范要求，也不具备法律文书的功能作用，更不能适用执法办案需要。为此，首先，建议分类撰写会议纪要。根据所决定的案件、事项是否而分别制作会议纪要，凡需要全院或下级检察院统一遵照执行的执法办案规范性文件，应当公开会议纪要；凡需要诉讼阶段保密的在办案件，则可以单独制作会议纪要并随案移送。其次，增强会议纪要的法律属性。会议纪要表述案件决定事项的，应当突出办案法律文书的基本特征和制作重点，具备办案文书的基本内容和要素，如包括简要案情、诉讼经过及会议决定理由等。

三、督办落实，须维护检委会权威

根据高检院《议事和工作规则》规定，办事机构还承担着督办落实检委会决定的职责。检委会审议议题作出决定后，先由办事机构起草检委会会议纪要和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其中会议纪要报检察长或者受委托主持会议的副检察长审批，并印发各委员及报备上一级办事机构。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则以本院名义印发本院承办部门和有关下级检察院。检委会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承办部门和有关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为保证检委会决定得到及时全面正确地执行，切实维护检委会的权威，办事机构应当对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一是实行检委会决定事项执行情况二次反馈机制。办事机构应向本院承办部门一并送达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和检委会决定事项执行反馈（简称反馈表）。承办部门在决定事项执行完毕后五日内填写反馈表，连同反映执行情况的相关材料（包括印发的相关文件原件或者诉讼、工作文书复印件等）送办事机构。如果议题所涉事项或者案件系由下级检察院具体承办的，下级检察院有关部门就将执行情况层报上级检察院议题提请部门，再由议题提请部门填写反馈表送办事机构。 这就是决定事项执行情况的第一次反馈，其中不或撤销案件、不支持抗诉、不提请抗诉等案件，一般只需一次反馈即可。而对于提起公诉、提出抗诉、支持抗诉、提请抗诉等案件，办事机构应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办理期限，适时向承办部门或督促其向相关办案单位了解案件的进展阶段。当案件有了最终处理结果后，承办部门应再次填写反馈表，连同反映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相关材料送办事机构。设置执行检委会决定情况二次反馈机制，不仅保证了检委会决定得到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也通过全面了解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进一步检验和提高检委会决策的科学性。

二是加大对检委会原则通过执行情况的跟踪力度。检委会审议规范性文件或工作报告等事项后，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作出原则通过的决定。原则通过的议题在执行时有一个延迟性，即承办部门要根据委员提出的审议意见对规范性文件或工作报告等进行补充和修改，必要时还要与有关方面进行沟通、协调，之后才能正式发文。因此，办事机构对于原则通过的议题，不能坐等承办部门反馈，而应及时向承办部门了解审议意见被采纳的情况以及补充修改情况。如果检委会提出的重要审议意见不被采纳，还应当要求承办部门书面报告分管检察长审核后，再上报检察长。

三是坚持检委会决定事项执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办事机构应当及时了解承办部门或有关下级检察院执行检委会决定的情况，并将有关执行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定期向检察长和检委会报告，这样能使检委会及时了解掌握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有针对性地采取加强和改进检委会工作的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检委会决策的科学性。办事机构在报告执行情况时要注意内容的全面性，即报告不仅要包括案件的处理情况，对承办部门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执行检委会决定的有关情况和理由，也应列入报告内容。如果检委会审议通过的是规范性文件等事项，办事机构还应当了解承办部门对规范性文件的检查执行情况，以及对执行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情况，并在报告中写入相关内容。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检察权 内部权能配置 机制创新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检察权的定位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检察权的配置也缺乏整体架构上的协调，在配置的各个检察权能之间、具体检察职能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之间，也缺乏必然的关联性。

一、检察权的内涵与外延

（一）、检察权的内涵

检察权的内涵指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权的定位论争可谓激烈。主要有：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诉讼活动中追诉犯罪，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职业特质，与中立消极的司法权迥然不同，因此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但是检察官与法官在诉讼性质上具有“同质不同职”的职业特点，均依照同一法律目标行事，同时享有受宪法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的保障，所以说也是司法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等权力，必须依统一的诉讼程序进行，是诉讼中行使司法权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说，认为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本是同等语义，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由法律监督权派生而出，“诉讼程序成为法律监督的载体系统”。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二）、检察权的外延

检察权的外延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在检察权能中，以监督权为核心，由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构成权力体系，我国的的检察权能主要包括： 1、侦查权。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有权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从而达到检察国家工作人员、保障公职人员廉洁勤政、依法行政的目的。二是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权。主要指对公安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机关侦查不充分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以满足对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2、公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这是检察权的核心内容。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出控诉并在审判过程中出席法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参与诉讼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与由其他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3、依法行使批捕的司法审查权。4、诉讼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使命。诉讼监督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监督。

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二、检察权内部配置结构

从结构上看，我国检察权的内部配置呈三个层面：

1、检察系统的层级权力配置。根据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从上到下分为四个层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省、市、县三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行使的检察权不尽相同。

2、检察机关内设机构间的权力配置。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是：（1）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对公安机关立案和侦察活动的监督权；（2）公诉部门。主要行使提起公诉权、刑事抗诉权以及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3）反贪污贿赂部门，主要行使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权；（4）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权；（5）监所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执法活动的监督权；（6）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主要行使控告、举报的受理和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权；（7）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的监督权；（8）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主要对检察权的行使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并承担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职责；（9）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主要负责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制宣传研究、分析全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特点、规律，提出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预防对策等。此外，各级检察院还设有政工、纪检监察、办公室、行政装备等专司党务、行政事务的部门。

3、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主要体现在几个关系上：（1）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关系。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重大案件和重大问题。其中，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意见，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从立法寓意上可以看出，虽然检委会是检察机关的权力机构，但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检察长在同一检察机关的权力架构中起主导作用。（2）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检察院组织法确定了检察机关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而检察官法虽将检察官分为四等十二级，却未对高级别检察官可以领导低级别检察官从事检察业务工作作出规定。在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上，延用至今的机制具有非常典型的行政机关的特点。检察官的权力来源于检察长或者检委会授权和委托。检察院部门领导对检察官的职权行使具备审核权和一般指示权，并当然拥有日常行政管理权。检察官在部门领导的督促、指导和检查下完成职责任务，检察官本人不具备履职的独立性。（3）检察官和检察院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除检察业务部门以外，检察机关的运转还必须配置机关事务、行政装备、政治部、纪检监察、警务等综合部门，负责检察人员的管理、培训、保障，涉及的人员包括政工员、纪检员、书记员、档案员、保密员、技术人员和法警、司机等。这些人员对检察机关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持。多年以来，检察机关的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人员并未进行角色界分，检察官专司后勤、政工工作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综合后勤人员作为有生力量介入检察业务和参与办案也很常见。

三、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一）、权力分拆过细，导致法律监督力的整体弱化。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覆盖了侦查、公诉和参与诉讼、批捕、诉讼监督四大层面，检察机关的内部职能部门应主要依据法律监督的任务进行配置，不宜拆分过细。从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上看，一是由于缺乏一体化的制度支撑，在办案任务的立查结案指标需分级统计，业绩均单独以各个检察院作为考评主体，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更注重监督和指导，如侦查职务犯罪，基本按属地原则由案发地检察机关独立完成，上级检察机关的介入和指挥十分有限。二是内部职权分解过细，容易引起职能重叠和冲突，造成工作扯皮，致使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要的知信力和查究力整体疲软。如公诉部门与侦监部门分立导致刑检案件的审查存在重复劳动之嫌，并有可能出现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案件判断上的矛盾，捕了以后诉不出去，在侦查监督上也容易引起监督脱节；反贪和渎检部门分立造成侦查资源分散，侦查实效降低，且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均属职务犯罪，二者往往相互交织难以界分，两部门分别单独画地为牢，自家各扫门前雪的传统调查方式违背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实施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监督时，由于没有配置侦查权，不能对民事行政案件诉讼中的枉法裁判及等职务犯罪及时发现和进行查处，这种诉讼监督显然会打折扣。监所检察部门的刑罚执行监督和看守监狱场所的监督同样存在监督不力之嫌。

（二）、权力的行政性质突显，导致检察官履职能力的萎缩。

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检察权自身的司法属性，也桎梏了检察官履职能力。这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体制上即为：（1）检察官缺乏独立性。检察活动的司法属性要求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而在我国，“检察权独立行使”的传统解释和制度设计指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从检察院的权力层级上，检察长乃检察职权的集权者和代表人，其他检察官的履职行为均来自其授权，并不具备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此外，检察官须接受分管副检察长、科处长的直接领导，他们可以否决检察官的办案意见，也可以通过集体讨论的途径决定检察事务，然后报检察长批准。在这样的体制中，检察官只是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其所承办检察事务，必须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经由检察长批准，且上级的决定检察官亦必须执行。检察权是司法权。司法权的核心内容即为司法机关的机构独立和司法官的履职独立。这种管理方式有悖于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业务本身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检察官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张显办案个性，积极开展工作。（2）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纵向位阶式的行政领导方法，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并以行政为主导。（3）检察长、检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不顺。从人民检察院这一机关法人的内部建构来看，检委会是该法人的权力机构，检察长是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在二者具体运行过程中，现行立法却赋予了检察长对检委会强大的制约权，即提请人事任免权、会议当然主持权和最后排众请示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检察长主导并实际凌驾于检委会之上，破坏了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之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也使检察委员会其他委员讨论检委会事项的责任感的参与热情受到难以避免的体制性抑制。

（三）、检察权的配置不科学，导致检察权的内部耗散。

一是各内设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职能混乱，如侦查监督权，按照现有的情况，侦监部门、公诉部门、监所部门都责无旁贷，但这种部门视角下的检察监督有可能是片面地和无序的，造成“大家都管，大家又都不管”的状况。二是由于检察权配置上的不明确，有的职能部门没有完全行使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明确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刑事诉讼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明确要求，也没有作出有关解释和规定，实践中基本无法落实。三是检察机关称谓有待规范。如检察机关内部如今有厅、局、处、科、室等各种称呼，这些称呼均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不能反映检察机关的特点，缺乏应有的司法底蕴。 四、优化检察职权的配置

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途径。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家立法的层面上，按照检察机关发挥功能作用的需要和司法活动的规律，通过立法授予和调整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使检察职权的配置必要、合理、科学；另一个是检察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照公正高效和有利于监督制约的要求，通过内部的机构调整和职权配置，整合现有资源，更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以下笔者主要从第二个方面进行思考探索。

（一）、合理科学的配置检察权

1、增加违宪案件调查权 。宪法监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性选择。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审查制。从具体运作看,这一机制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组织机构,宪法监督不能经常化；缺乏违宪审查的操作程序。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宪法不具有可诉性,所以没有建立对具体违宪行为的宪法诉讼制度。2000 年3 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对我国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从运作现状看,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被认为是宪法监督弱化或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在宪法上,保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增设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 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即实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和宪法委员会的专门违宪审查相结合、以宪法委员会为主的复合审查体制。在这一复合违宪审查体制中,根据检察机关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责,应赋予其调查取证和启动程序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专门的科室予以负责。

2、合并现有主要业务部门。（1）职务犯罪监查局。将现行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控申四个部门整合成统一的检察机关反腐败职能机构。受理公民控告(举报) ,是反腐执法的基础和前提,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和渎职侵权案件是反腐执法的直接体现,预防则是通过反腐执法的适度延伸,铲除诱发犯罪的病灶,实现反腐败执法功能、效果的最大化。 "四位一体"的反腐败机构设置模式,正是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律。（2）公诉局。将现行侦查监督、公诉两个机构整合为一个具有追诉性质的法律监督职能机构,行使目前由公诉、侦查监督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履行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不仅应当享有刑事案件的公诉权,而且也应当享有代表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而行使的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公诉局的机构设置,为民事、行政公诉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探索空间。反映了公诉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的趋势。这样,更能从整体上凸显公诉职能的"客观性义务"和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性质。 （3）设置诉讼监督局。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部门职权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局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具体职权是:负责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事项;负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对侵害公益的案件以国家代表人的身份提出诉讼;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等方式实施民事行政监督;负责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负责对检察机关自身的办案活动和办案质量实行监督。

3、成立"司法行政管理部"。实行分类管理后，要相应地设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检察机关内部的非司法性工作，即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管理部"不仅要行使检察机关内部基本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如从事政工、行政、文秘、党务、纪检监察、会计、出纳、统计、档案等行政事务，还可负责检察机关同人大、法院及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另外，为加强检察官的协调，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内设置"检察官秘书处"，作为检察机关检察官运行的协调机构。

（二）、改革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一是改革检察人员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检察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察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来为检察机关选拔和录用人员。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检察人员工资福利序列，而不应当完全套用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标准。法官、检察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检察机关的人员应当按照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及其实际需要进行分类，明确规定不同岗位的职责权限，形成职权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上下级单向式的领导。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考评更应当符合司法工作的实际，有利于激励、培养、造就和使用高素质专业化司法队伍。二是更新检察职权运作的观念，切实按照司法规律行使检察职权。检察机关内部更应当尊重司法规律，树立按照司法规律配置检察职权、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人员、按照司法规律履行检察职能的理念，保证检察职权按照公正高效的要求来运作。要逐渐淡化和消除行政层级的观念，改革办案机制，减少对案件的行政审批环节，优化司法资源和职权配置。同时要通过考评机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把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关注司法岗位职责的履行上来，努力营造使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有办案能力的人员脱颖而出的软环境，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础上实现检察职权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作。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叶青、黄一超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孙谦、郑良成主编：《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院、法院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张智辉、杨诚主编：《检察官作用与准则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龙宗智著：《检察制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5、洪浩著：《检察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6、郝银钟著：《刑事公诉权原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孙谦主编：《检察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9篇

（一）、检察权的内涵

检察权的内涵指检察权的权力属性。近年来，理论界对检察权的定位论争可谓激烈。主要有：行政权说，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诉讼活动中追诉犯罪，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的职业特质，与中立消极的司法权迥然不同，因此检察权就是行政权。行政和司法双重属性说，认为检察权虽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但是检察官与法官在诉讼性质上具有“同质不同职”的职业特点，均依照同一法律目标行事，同时享有受宪法人身及事务独立性的保障，所以说也是司法权，具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双重属性。司法权说，认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等权力，必须依统一的诉讼程序进行，是诉讼中行使司法权的重要部分。法律监督说，认为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本是同等语义，检察机关的各项权能都由法律监督权派生而出，“诉讼程序成为法律监督的载体系统”。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宪法，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权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权。

（二）、检察权的外延

检察权的外延指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范围。在检察权能中，以监督权为核心，由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诉讼监督权构成权力体系，我国的的检察权能主要包括：1、侦查权。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检察机关有权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渎职行为，从而达到检察国家工作人员、保障公职人员廉洁勤政、依法行政的目的。二是普通刑事犯罪侦查权。主要指对公安和其他刑事犯罪侦查机关侦查不充分的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以满足对案件提起公诉的证据要求。2、公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这是检察权的核心内容。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违反法律的行为提出控诉并在审判过程中出席法庭支持其主张的权力。参与诉讼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参与由其他公民、法人、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权力。3、依法行使批捕的司法审查权。4、诉讼监督权。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使命。诉讼监督包括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监督。

检察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法律监督，而不是削弱甚至取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据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各项检察权能是法律监督权的外延，新形势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不仅不能偏废，而且应当继续充实和完善。

二、检察权内部配置结构

从结构上看，我国检察权的内部配置呈三个层面：

1、检察系统的层级权力配置。根据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检察机关从上到下分为四个层级。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省、市、县三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行使的检察权不尽相同。

2、检察机关内设机构间的权力配置。目前，各级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的主要机构及其职能是：（1）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对公安机关立案和侦察活动的监督权；（2）公诉部门。主要行使提起公诉权、刑事抗诉权以及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权；（3）反贪污贿赂部门，主要行使对贪污贿赂犯罪的侦查权；（4）渎职侵权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的侦查权；（5）监所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执法活动的监督权；（6）控告申诉检察部门，主要行使控告、举报的受理和刑事申诉案件的复查权；（7）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主要行使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的监督权；（8）法律政策研究部门，主要对检察权的行使中的法律问题进行调研并提出意见，并承担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的职责；（9）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主要负责对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制宣传研究、分析全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特点、规律，提出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预防对策等。此外，各级检察院还设有政工、纪检监察、办公室、行政装备等专司党务、行政事务的部门。

3、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检察人员的权力配置，主要体现在几个关系上：（1）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关系。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重大案件和重大问题。其中，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意见，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从立法寓意上可以看出，虽然检委会是检察机关的权力机构，但作为检察机关的法定代表人，检察长在同一检察机关的权力架构中起主导作用。（2）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检察院组织法确定了检察机关的上下级的领导关系，而检察官法虽将检察官分为四等十二级，却未对高级别检察官可以领导低级别检察官从事检察业务工作作出规定。在检察官和部门领导的关系上，延用至今的机制具有非常典型的行政机关的特点。检察官的权力来源于检察长或者检委会授权和委托。检察院部门领导对检察官的职权行使具备审核权和一般指示权，并当然拥有日常行政管理权。检察官在部门领导的督促、指导和检查下完成职责任务，检察官本人不具备履职的独立性。（3）检察官和检察院行政人员之间的关系。除检察业务部门以外，检察机关的运转还必须配置机关事务、行政装备、政治部、纪检监察、警务等综合部门，负责检察人员的管理、培训、保障，涉及的人员包括政工员、纪检员、书记员、档案员、保密员、技术人员和法警、司机等。这些人员对检察机关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持。多年以来，检察机关的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人员并未进行角色界分，检察官专司后勤、政工工作的现象非常普遍，而综合后勤人员作为有生力量介入检察业务和参与办案也很常见。

三、我国检察权配置存在的问题

（一）、权力分拆过细，导致法律监督力的整体弱化。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覆盖了侦查、公诉和参与诉讼、批捕、诉讼监督四大层面，检察机关的内部职能部门应主要依据法律监督的任务进行配置，不宜拆分过细。从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上看，一是由于缺乏一体化的制度支撑，在办案任务的立查结案指标需分级统计，业绩均单独以各个检察院作为考评主体，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更注重监督和指导，如侦查职务犯罪，基本按属地原则由案发地检察机关独立完成，上级检察机关的介入和指挥十分有限。二是内部职权分解过细，容易引起职能重叠和冲突，造成工作扯皮，致使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必要的知信力和查究力整体疲软。如公诉部门与侦监部门分立导致刑检案件的审查存在重复劳动之嫌，并有可能出现批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案件判断上的矛盾，捕了以后诉不出去，在侦查监督上也容易引起监督脱节；反贪和渎检部门分立造成侦查资源分散，侦查实效降低，且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均属职务犯罪，二者往往相互交织难以界分，两部门分别单独画地为牢，自家各扫门前雪的传统调查方式违背职务犯罪的侦查规律；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在实施民事行政案件的诉讼监督时，由于没有配置侦查权，不能对民事行政案件诉讼中的枉法裁判及等职务犯罪及时发现和进行查处，这种诉讼监督显然会打折扣。监所检察部门的刑罚执行监督和看守监狱场所的监督同样存在监督不力之嫌。

（二）、权力的行政性质突显，导致检察官履职能力的萎缩。

我国检察权的定位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很大程度上抹杀了检察权自身的司法属性，也桎梏了检察官履职能力。这反映了检察机关内部体制上即为：（1）检察官缺乏独立性。检察活动的司法属性要求保障检察官的独立性。而在我国，“检察权独立行使”的传统解释和制度设计指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而非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从检察院的权力层级上，检察长乃检察职权的集权者和代表人，其他检察官的履职行为均来自其授权，并不具备行使检察权的独立性。此外，检察官须接受分管副检察长、科处长的直接领导，他们可以否决检察官的办案意见，也可以通过集体讨论的途径决定检察事务，然后报检察长批准。在这样的体制中，检察官只是行政垂直线上底部的一个点，其所承办检察事务，必须提交集体讨论决定，经由检察长批准，且上级的决定检察官亦必须执行。检察权是司法权。司法权的核心内容即为司法机关的机构独立和司法官的履职独立。这种管理方式有悖于检察权的性质与检察业务本身的要求，在此种情况下，检察官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张显办案个性，积极开展工作。（2）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沿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纵向位阶式的行政领导方法，检察职能与行政管理职能混合并以行政为主导。（3）检察长、检委会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不顺。从人民检察院这一机关法人的内部建构来看，检委会是该法人的权力机构，检察长是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但在二者具体运行过程中，现行立法却赋予了检察长对检委会强大的制约权，即提请人事任免权、会议当然主持权和最后排众请示权。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检察长主导并实际凌驾于检委会之上，破坏了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之法定原则的真正贯彻，也使检察委员会其他委员讨论检委会事项的责任感的参与热情受到难以避免的体制性抑制。

（三）、检察权的配置不科学，导致检察权的内部耗散。

一是各内设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职能混乱，如侦查监督权，按照现有的情况，侦监部门、公诉部门、监所部门都责无旁贷，但这种部门视角下的检察监督有可能是片面地和无序的，造成“大家都管，大家又都不管”的状况。二是由于检察权配置上的不明确，有的职能部门没有完全行使法律规定的检察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明确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刑事诉讼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明确要求，也没有作出有关解释和规定，实践中基本无法落实。三是检察机关称谓有待规范。如检察机关内部如今有厅、局、处、科、室等各种称呼，这些称呼均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不能反映检察机关的特点，缺乏应有的司法底蕴。

四、优化检察职权的配置

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途径。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家立法的层面上，按照检察机关发挥功能作用的需要和司法活动的规律，通过立法授予和调整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使检察职权的配置必要、合理、科学；另一个是检察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按照公正高效和有利于监督制约的要求，通过内部的机构调整和职权配置，整合现有资源，更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以下笔者主要从第二个方面进行思考探索。

（一）、合理科学的配置检察权

1、增加违宪案件调查权。宪法监督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性选择。我国现行宪法确立了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审查制。从具体运作看,这一机制存在不少缺陷和不足:缺乏专门的违宪审查组织机构,宪法监督不能经常化；缺乏违宪审查的操作程序。由于传统理论认为宪法不具有可诉性,所以没有建立对具体违宪行为的宪法诉讼制度。2000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对我国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从运作现状看,缺乏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被认为是宪法监督弱化或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在宪法上,保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增设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或)来行使违宪审查权,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即实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监督和宪法委员会的专门违宪审查相结合、以宪法委员会为主的复合审查体制。在这一复合违宪审查体制中,根据检察机关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责,应赋予其调查取证和启动程序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专门的科室予以负责。

2、合并现有主要业务部门。（1）职务犯罪监查局。将现行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控申四个部门整合成统一的检察机关反腐败职能机构。受理公民控告(举报),是反腐执法的基础和前提,办理贪污贿赂案件和渎职侵权案件是反腐执法的直接体现,预防则是通过反腐执法的适度延伸,铲除诱发犯罪的病灶,实现反腐败执法功能、效果的最大化。"四位一体"的反腐败机构设置模式,正是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律。（2）公诉局。将现行侦查监督、公诉两个机构整合为一个具有追诉性质的法律监督职能机构,行使目前由公诉、侦查监督和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履行的部分职能。检察机关不仅应当享有刑事案件的公诉权,而且也应当享有代表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而行使的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公诉局的机构设置,为民事、行政公诉的司法实践提供了探索空间。反映了公诉工作全面、协调发展的趋势。这样,更能从整体上凸显公诉职能的"客观性义务"和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性质。（3）设置诉讼监督局。将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所检察等部门职权予以整合,除继续履行上述机构的职能外,应增加从公诉局分离出来的诉讼监督职能和内部执法监督职能,以行成对外(公安、法院)对内(检察执法)同时并举的全方位诉讼监督。具体职权是:负责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事项;负责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抗诉;对侵害公益的案件以国家代表人的身份提出诉讼;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当事人和解等方式实施民事行政监督;负责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负责对检察机关自身的办案活动和办案质量实行监督。

3、成立"司法行政管理部"。实行分类管理后，要相应地设立司法行政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检察机关内部的非司法性工作，即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管理部"不仅要行使检察机关内部基本的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如从事政工、行政、文秘、党务、纪检监察、会计、出纳、统计、档案等行政事务，还可负责检察机关同人大、法院及行政机关的联系。在条件成熟后，可考虑将一些服务性的工作推向社会，实行社会化服务。另外，为加强检察官的协调，可在"司法行政管理部"内设置"检察官秘书处"，作为检察机关检察官运行的协调机构。

（二）、改革检察机关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一是改革检察人员管理制度，建立符合检察工作特点的人事制度。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录用应当由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察机关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自行决定，而不应当由行政机关来为检察机关选拔和录用人员。国家应当设立区别于行政等级的检察人员工资福利序列，而不应当完全套用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标准。法官、检察官的等级、职责权限、工资福利，应当按照从事司法工作的资历和水平，由司法人员管理机构独立决定，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由行政机关或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检察机关的人员应当按照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及其实际需要进行分类，明确规定不同岗位的职责权限，形成职权之间的监督制约机制，而不应当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进行上下级单向式的领导。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考评更应当符合司法工作的实际，有利于激励、培养、造就和使用高素质专业化司法队伍。二是更新检察职权运作的观念，切实按照司法规律行使检察职权。检察机关内部更应当尊重司法规律，树立按照司法规律配置检察职权、按照司法规律管理检察人员、按照司法规律履行检察职能的理念，保证检察职权按照公正高效的要求来运作。要逐渐淡化和消除行政层级的观念，改革办案机制，减少对案件的行政审批环节，优化司法资源和职权配置。同时要通过考评机制和工资福利的改革，把检察人员的注意力从关注行政级别的晋升上引导到关注司法岗位职责的履行上来，努力营造使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有办案能力的人员脱颖而出的软环境，在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检察队伍的基础上实现检察职权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作。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检察制度研究》,叶青、黄一超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孙谦、郑良成主编：《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院、法院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3、张智辉、杨诚主编：《检察官作用与准则比较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龙宗智著：《检察制度教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5、洪浩著：《检察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6、郝银钟著：《刑事公诉权原理》，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孙谦主编：《检察论丛》（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8、曲新久著：《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摘要]检察权的优化配置，是检察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司法改革的必然。科学配置检察权，需要以现行的体制和制度框架为基础，遵循司法规律和考量检察工作的现实需要。本文从考量检察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指出了当前检察职权配置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立法疏漏并进行分析，进而探寻优化检察职权配置和创新运行机制的方面的浅见和思路。若干方面。

检察长履职报告范文第10篇

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关系到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履职，更好地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检察机关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然而，当前基层检察院的检委会工作尚不完善和规范，没有真正发挥其作用，笔者试就该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1.检委会办事机构不健全，职能作用发挥不理想。基层检察院检委会办公室负有对所议案件和事项进行实体把关的任务，会议召开前，对有关科室提出的请示和报告要认真审查，提出检委会办公室的法律咨询意见以及法律审核意见，在开会时供委员们参考。而目前检委会办公室没有单独设立，没有设立检委会专门办事机构，没有专职办事人员，大多由法律政策研究室或者办公室承担，只做会议通知、记录工作，检委会办公室缺乏与各业务科室建立业务探究和沟通交流的平台，为领导参谋的“智囊团”作用不能得到发挥，无法按规定履行“程序过滤、实体把关”职责，无法发挥检委会办事机构的协调作用，未真正成为检委会业务决策的“外脑”。

2.议事、议案不够规范。一方面是议案、报告的内容和格式不够规范，未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如提案部门拟制的检察业务工作规定、制度或适用法律请示意见不符合议案报告制作规范格式的要求，必须具备哪些必要的程序和内容，五花八门，形式不一；有的提请时甚至不提出议题或者主题不明确，材料不齐备，致使检察委员会讨论时，议题不统一，难以决策。另一方面议事议案提请程序也不够规范，基层检察院对检察委员会议事程序不够重视，规范化建设落后，因此，检委会会议通常是按照习惯行事，或者按照其他会议的形式进行，没有体现出检察委员会的专业特征。如有时临时决定召开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或事项，缺少必要的准备过程，造成讨论时委员们缺少心理准备，全凭听取汇报作决策，缺少调研过程，这势必影响案件讨论的质量。

3.委员讨论发言随意，阐述说理不到位。检委会未能充分体现集中集体智慧，听得多，议得少。实际上，基层检委会召开的随意性较大，往往是上午通知，下午就开会，甚至于随时通知召开检委会。无论是议案议事，事前都没能给委员留足充分的调查研究时间，而检委会往往需要当即决定，没有时间余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不了解情况或对情况了解不清楚的成员对所讨论的问题难以发表出深层次的见解，只能是人云亦云，缺乏必要的说理、论证过程。有的发言过于简单，人云亦云，仅以“同意”两字一带而过。经粗略统计，发现用“同意”或“同意某委员意见”、“同意承办人意见”进行表决的不少于1/3。

4.欠缺对检委会委员的考核评价机制。检委会委员职责不明，缺乏激励竞争机制，导致检委会委员负重感不强。基层检察院往往是以职务高低和资历深浅作为任用检委会委员的考量因素，带有一定的政治待遇色彩，责任意识淡薄、发言随声附和，表决随波逐流的现象。加之检委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表决方法，“集体负责”实质上成为“个人无责”，一旦出错追究下来，最多国家“买单”赔偿，做出表决的个人却不承担任何风险。就委员而言，人大任命以后，既有了法定的身份，但其在检委会工作中履行职务情况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或者是在讨论问题时是正确意见多还是错误观点多等等，没有监管程序，人大不要求述职，上级院也不过问，组织部门也不考核。由于缺乏严格的考核管理程序和监督机制，委员们有权无责，当然也就无压力、无危机感和紧迫感，当和尚不撞钟也就见怪不怪了。

5.对检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落实情况不够及时、规范。检委会决定决议书面形式送达承办部门后，承办部门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反馈执行情况时，未及时跟踪办理情况；有时虽对决定进行了跟踪办理，但不够规范，未将办理情况以书面形式予以记载，使之既缺乏规范性、严肃性，又造成相关情况的资料不全，影响了办理的效果和工作质量。

6.检委会在内部管理中的决策地位不突出，未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根据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委会的议事范围包括四类事项和六类重大案件，在重大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这方面做得还比较好，但对一些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却并未提交检委会，本应由检察委员会决定的事项而由其他会议决定本就是对检委会权利的削弱，加之实际工作中往往出现经其他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执行贯彻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委会的职能。

二、对策

1.必须设立专门独立的检委会办事机构。要高度重视检委会日常工作的重要性，努力争取机构编制和人员，尽快把检委会办事机构从其他兼职部门分离出来，确定专职人员，保证必要的硬件设施。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工作制度，比如统一制订提请检委会讨论的材料格式及必备内容，明确会议组织、材料报送、会议记录、文书归档管理等工作程序和形式要求，从而保证检委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2.坚持民主程序，提高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健全检察委员会规范的议事程序。从细节入手，抓议事议案的程序规范。在议事议案的办理过程中，要把规范程序作为提高检委会工作质量的核心要素来抓，严把提案、审查、议事、督办“四关”，以确保检委会的议事质量和决定执行力。注重程序的规范，肯定会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质量，有利于得出正确结论。实际工作中，在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数日前，拟提请讨论事项的业务部门必须写出案件汇报提纲，说明承办人及承办部门意见，经分管检察长签署意见后，并附案件卷宗材料或主要证据材料，交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对案件材料进行程序审查、对案件本身进行实体审查，提出法律审查意见报专职委员审核决定，并供检察委员会讨论时参考。对于经审查不属于检察委员会讨论范围的案件，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应提出审查意见，报请专职委员决定是否提交讨论。凡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事项，可由承办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讨论事项的议案、审查意见，主题要明确、材料要齐备，经分管检察长审阅后，交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进行初步审查，提出审核意见，并报检察长决定是否提交讨论。

严格规范议事决策程序，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问题，要会前提供相关资料，给委员们调查研究的时间；检委会召开必须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出席，主持人在其他委员发表意见前，不得对议题的处理或定性先做表态或提示性发言；检察长认为委员们对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可以决定对议题暂不交付表决，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议；出现检察长与多数委员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时，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或上级院决定。再之，要确保每位委员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集思广益，从根本上保障检委会充分发扬民主，制订决策科学正确。

3.建立健全检委会工作考核管理机制。尽快出台检委会成员履行职责考评管理办法，将德、能、勤、绩硬化和细化，分解成易操作的若干条目、若干标准、若干等次，制订出考核办法，同时对每位成员每年的调研成果，有价值的建议，检委会发言中的重要观点和意见，以及对开展检察工作发挥的作用和效益进行统计和分析，纳入考评范围，采取自我评价、民主评议的方法与年度考核同步进行，考核结果与职务任免、晋升级别工资和检察官等级挂钩，以增强检委会委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同时亦建立检委会委员向同级人大常委会述职制度，直接将委员履行职务情况置于权力机关监督之下。

4.加强对检委会决议的执行监督，保障决议实效。为督促有关部门落实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承办部门应及时填写决定执行情况反馈表，反馈给检察委员会办公室，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再及时将决定执行情况反馈给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在检察委员会决议或决策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下，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催办和督办。探索建立检委会决议执行情况通报制度，授权办事机构或专职委员，对检委会决议的执行办理结果进行跟踪检查，定期通报，从而保证检委会决议的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