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患关系论文范文

护患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作者：杨巧芳曹学云常玉兰牛红艳阔静宋葆云工作单位：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临床医学部

患者对护患关系更满意对当前护患关系患者认为很好的有84.7%,45.3%的患者对护患关系的改变持无所谓的态度;护士则24.8%认为很好,93.8%的护士希望改善目前的护患关系。人类会自动进行类别化,形成群体内偏好,从而夸大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护士和患者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按照群体利益化和利己的原则,护士和患者对护患关系的定位不同,对其认知上必然产生差异。因为优质护理服务要求为患者提供全面、全程、连续的护理服务,患者体验到了如儿女般的关爱,甚至比儿女照顾的还要周到、细致,和精湛的专科护理。因此,患者认为目前的护患关系很好,这是优质护理服务的成效之一,不仅顺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更使患者对当前的护患关系更满意。而当前医院的临床护士呈年轻化趋势,多数护士为独生子女,依赖性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后在工作中除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技术外,还要依据情况为患者提供诸如洗头、洗脚、剪指甲、擦洗等患者家属想不到或不愿做的服务,甚至连儿女都不愿意做的大小便护理,会感到委屈、不情愿。因此应通过加强对护理内涵认知的培训、患者沟通教育内容的调整,使双方能够相互理解,从而减少认知的差异。

患者对护患关系的发展趋势充满信心%%的患者认为护患关系会不断的改善,说明优质护理服务的实施得到了患者的高度认可,患者在住院期间得到了良好的护理服务体验。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前,护士由于工作紧张、长期轮班、体力过分消耗、缺乏同患者和家属交流的时间和精力,患者对此认识不够,造成护患关系紧张;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后,保证了人力资源,护士增加了为患者服务的时间,患者感到满意,对护患关系的发展趋势有良好的认知。34.8%的护士认为护患关系会恶化或不确定,与当前医院管理层对护患关系的引导、培训及对纠纷的处理方式有关。由此,强化良性护患关系的认知培训,实施医院内非苛责处理方式和引人非诉讼解决机制等科学的处理手段,促进护患关系的和谐发展。患者期待与护士成为亲人或朋友72.7%的患者认为护士把他们当成朋友或亲人来对待,60.1%的患者期待护士向亲人一样为他们提供服务,与报道一致,也与优质护理服务的目标是一致的,提示进一步的工作要围绕患者的期望做好护理服务。而63.1%的护士则认为护患关系是服务关系,58.9%的护士期待护患关系是朋友关系。这与不同的人面对同样的环境有不同的认知和不同的行为有关。由于加床造成工作量增多,护士相对不足,工作紧张度增加,缺乏同患者和家属交流的时间和精力,患者对此认识不够,要求护理人员要高度关注自己,围着自己转,向亲人一样,因此,双方的认知彼此有差异。

通过对护士情商、同理心等的教育,加强护患沟通,使护患双方了解彼此期望,进而构建和谐护患关系。通过对护患关系认知的调查,优质护理服务的实施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患者对目前的护理服务及护患关系感到满意。本调查结果也提示,医院管理部门要大力宣传和引导良性护患关系,对出现纠纷的处理方式进行调整,采取减少惩罚措施,多帮助护士分析原因,正确引导护患双方能够理性认识纠纷事件,学会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等措施,来扩大对良性护患关系的认知和减少护患双方对负性护患关系的关注;同时,要简化处理程序,缩短等待处理的时间,促使护患关系的良性发展。

护患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养老机构；发展；趋势研究；天津市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117-03

引言

本文立足于对天津市当前养老机构现状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养老机构遍及天津市16个区县共158家，通过口问笔填的方式获得了157份有效问卷；除养老机构注销、新增的情况外，此次调查率达到96.9%。如下表。

论文从文献回顾出发，结合相关理论，分析定量数据和定性访谈资料，详细描述机构的数量、规模、布局、性质方面的数据和发展状况，并针对目前机构存在的服务质量低下的问题，探讨与之相关的工作人员、入住老人、投资运营、制约因素等方面的状况，预测天津市养老机构发展趋势。

一、功能分析：养老机构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有关养老机构的理论论述

1.个人――环境关系论：入住机构是个人与环境的相互适应。个人――环境关系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原因。环境并不是一种静止的背景，老年人从中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控制着能纵的东西，适应不能被改变的条件。（霍曼，1992）要达到个人与环境的适应的话，个人或环境必须改变。住进构造特殊、有人照顾的养老机构，是改变老年人的外部环境，以达到其适应状况的一项举措。

当老年人身心方面的损害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单纯依靠家庭的设施和照料，或者社区日托中心的照料已难以达到老年人所需要的水平。所以，入住专业化机构，是许多老人及其家庭在长期照料时期，特别是后期做出的必要选择。

2.连续性理论：专业服务能满足老年人人生连续发展的需要。个体在老年期需要保持以往生活的一致性。尽管个人或环境不得不改变，但任何改变只有取得老年人的同意、适应他们的基本情况，才能符合人生发展连续性的需要；否则，不良的改变会伤害老年人的心理、情感甚至身体健康。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是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变化，对那些身心脆弱的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

提供良好的设施和服务，才能符合老年人的生命发展历程，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和愉快的情绪；反之，则会对老年人带来巨大的伤害。养老机构根据老年人特点已经进行了特殊的建构，并为老人提供各个方面的服务，因此在机构的环境中要求老人做出反应和改变的环境压力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使老年人产生无聊、消极、被动的感觉，这时候，应该从专业方面加强老人的主观性和控制自我与环境的能力。比如有的实验尝试让老年人在机构内照顾植物或宠物，使得老年人的主动性和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霍曼，1992）。

3.机构养老服务：一种准公共产品。养老服务具公共产品所具备的非排他性，但由于养老服务存在着的供需矛盾，所以养老服务同时具有竞争性和拥挤性，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属性决定了养老机构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以及政府具有承担养老服务的责任。一方面，政府有责任以财政投入的方式直接提供养老服务，尤其是在弱势老年群体的养护上；另一方面，政府有责任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养老服务，促进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的建设。

4.机构发展：社会福利社会化。 “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指采用多元化和多来源的方法解决社会福利问题，将市场、企业和民间组织等纳入中国的社会福利的政策体系，用社会资源形成由家庭、企业、市场、非政府组织和国家共同组成的多元福利体系，以实现社会福利总量的最大化。

民办养老机构的出现正是社会福利社会化理论的最好实践。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民办养老机构却面临着“社会化合作管理机制难以形成、社会化的筹资渠道匮乏、社会化的福利服务队伍成长缓慢三大困境”[1]。

（二） 养老机构在养老服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1.机构养老在各个社会都不是主要的养老方式，大部分老年人还是居住在原属的社区或子女的家中度过晚年生活，接受来自亲属或外部人员的居家照料，只有部分老人，特别是需要长期照料的老人会入住机构接受照料。

2.除了为自理老年人建造的公寓之外，养老机构是长期照料服务连续体的组成部分，通常是最后一个环节；（霍曼，1992）其次，机构在收住无人照料的“三无”老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养老机构在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着兜底的作用。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一端是面向年轻老人的积极老化援助服务，另一端是为即将走完生命历程的垂暮老人提供的临终服务，两端之间是与老年人失能程度及需求相对应的环节相联结的环链[2]。因为机构服务较强的专业性和专门性，在老年人健康和认知严重受损的阶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美国一项统计研究表明，有25%左右65岁以上的老年人曾在养老院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霍曼，1992）在我国，养老机构目前也是为“三无”、“五保”老人提供供养服务的主要机构。

3.在居家和社区服务尚不发达、社会服务提供缺乏的现阶段，为数不多的养老机构发挥着社会服务的支撑作用，弥补了居家服务提供的不足；养老机构还将以其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作为居家、社区服务的示范，发挥技术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服务体系的发展。

二、需求分析：天津养老机构入住情况调查

（一）入住老人基本情况

当前养老机构的入住人员中，92%的入住者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8%非老人入住者。60岁以下的非老年人入住者包括残疾人、儿童（孤儿和随父母居住在机构的儿童）、需要护理的患病人员、临时居住的拆迁户等。

总体来看，入住老人（60岁以上）的男女性别比例为0.88：1，总体基本平衡。但机构之间入住老年人的性别比例很不均衡，有的机构的男女比例低为0.22： 1，有的机构则高为7.8：1。虽然各个机构的性别分布状况不一，较多数机构的女性比男性多一些。

入住老人中有退休金的比例是较高的，占总人数的75.2%，有71.2%的机构其入住老人有退休金的比例在70%以上；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也是很高的，占总人数的81.3%，有67.7%的机构其入住老人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都在80%以上，大多数机构（77.9%）中自费老人的比例都在30%以下。

（二）医疗服务需求突出

被调查的老人中，大多是不能自理、半自理的老人，他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身心障碍，需要进行24小时护理，或者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某些帮助。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最多，占40.1%，普遍存在着大、小便失禁和患痴呆症的情况；占25.2%的半自理老人在吃、穿、行走方面都需要帮助；34.6%的自理老人身体状况比较好。有45.9% 的老人对养老机构的“医疗条件”最为关心[3]。在此次针对入住老人家属、居家老人的访谈中，所有人都主张发展医养结合形式的机构。

（三）专业化水平不高

居家老年人对机构当前的服务质量印象不好，根据此次的访谈，老年人中流行着对机构的这样一种评价：“如果两个人最好别去，如果一个人，能自理的时候可以去，不能自理了，不能去。养老院的管理不是正规的。”对当前机构的管理和服务，居家老年人的评价是：“管理不行，老人在床铺上拉、尿，不能及时给你换、护理。” “那不行，条件，一看那老头老大爷，脏脏呵呵的，到那去心情不舒畅。”居家老人期待 “正规，收费合理，人员专业。”的养老机构。其中，规范的管理和良好服务被放到了对机构期望的首位。

三、养老机构发展趋势探讨

基于以上对养老机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以及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期望，机构未来的发展应以专业化为导向，保持福利性质，加强外部监管。

（一）定位――政策支持的准公共服务机构

入住机构进行养老，对老年人和家庭来说是个重大的抉择，不仅因为他们要在思想上做好准备，而且还因为入住机构是一件需要花费大笔资金的事情。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入住机构有可能会是一个令人“倾家荡产”的过程。此次调查的数据证明，除了少部分的商业性老年公寓外，大部分的养老机构面向的是广大靠养老金生活的中低收入家庭，以及城市“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因此，养老机构应该保持其福利性，保证广大入住对象在合理的范围内支付入住费用，保持机构的竞争性，将机构建设成为具有政策支持的准公共服务机构。

准公共服务机构的性质，决定了服务对象具有非排他性，机构之间具有竞争性。需要政府在规划上予以考虑，进行公共资金的投入，制定并实施各种优惠，在一定情况下对入住对象予以补贴，并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以实现机构之间的合理竞争。具体来说，就是要投入资金为机构配备良好的设施，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以降低机构运行成本，并引导专业人员进入机构工作，对广大入住对象提供补贴，由此而达到机构服务质量的提高和维持合理的支付水平。

运行成本高成了当前机构运营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运行成本主要包括房屋租金、日常消耗、人员工资等方面，其中房屋租金占了很大一部分。有很多机构表示当前的负面影响和发展制约是缺乏房屋、地域或房屋租金太高。实际上，政府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土地和房屋，如果政府能够为机构提供场地和房屋，而机构只负责组织运营、提供服务，那么运营成本就会大大地减少。中央和各地已出台了对养老机构划拨土地、为日常消耗提供优惠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当前的问题主要是落实不力。

（二）发展导向――加强专业化建设，提高和保证服务质量，辐射社区

1.重点建设护养型机构。伴随着生理方面的老化，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减退及至丧失是一种客观现象；但老年人在还能够自己活动的时候，大多不愿意进养老院。根据老化的理论观点，还有我们实证调查的结果――入住机构的大部分是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这种状况指明了这样一种发展导向：养老机构的服务应该重点帮助那些日常生活自理困难、身心健康欠佳的老年人群，未来的发展应重点建设为半自理、不能自理老人提供服务的护养型机构。

在护养型机构中，需要按照专业化标准来进行建造、装修和配备各种设施，规范管理和服务。这些设施和服务应该覆盖日常生活、康复治疗、保健锻炼、娱乐休闲、继续学习等各个方面。所以，针对不能自理、半自理的老年人，一定要优化设施，规范管理和服务。

2.逐步实现医养结合，配置各类专业人员。老年人群对于健康和医疗服务有着高于其他人群的需求，这种特性决定了养老机构服务内容的特性――健全的养老机构应该能够及时、便捷地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服务，无论是利用其内设医疗机构或挂靠医疗机构。能否及时、便捷地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是衡量一个养老机构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也是服务对象选择机构时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

除了要逐步实现医养结合的方式，还要注意其他专业人员的配置，包括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老年人的家属也意识到要丰富机构人员配置的问题，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养老机构，一般都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医疗护理服务，专业人员队伍中一般都包括专业医疗护理人员和社会工作者。以芬兰的老人院为例，“老人入住前，先由护工与老人或其家属一起制订护理计划。每个护工最多护理3人，有专门的医生为老人服务。”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对于目前已经进行医养结合的机构来说，由于其医疗机构级别的限制而使得设备、医保、处方权方面受到限制，不能提供老人所需的服务。比如徐先生所说的：“实际上，本身医养院做得已经很到位了……比如他现在想进CT，但是国家规定了，必须得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进CT。”究竟是应提高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级别，还是在养老机构的布局上靠近大医院，值得进一步探讨。

3.建立细化的服务标准，规范机构内部管理和服务。要保证机构的服务质量，除了配备优良的设施、配置专业的人员、提供必要的服务外，还需要有一套科学、细化的服务标准，来指导和规范专业人员的服务行为，并为判定意外事件的责任归属提供依据。

我国现有的机构服务标准过于宽泛，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实践性和强制力，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标准涵盖从服务开始到收尾阶段的各个行为，具体到“老人的饮食速度、一口一次的量”的评估。（黄丽珍，2010）真正要做到对服务进行明确的指导和规范的话，必须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业服务标准，对现有的制度进行细化、科学化、制度化，这样才能对服务行为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约束，明确机构的职责，减少那些因为服务不规范、不到位而导致的意外伤害的发生。

4.以专业优势辐射社区。 在当前我国的养老社会服务体系中，养老机构成为服务的支撑力量，社区服务和居家服务的提供尚欠缺和正在完善。但是，绝大部分老人将要在家庭中养老，强烈地需要社区和社会能够提供必要的医疗护理服务和日常生活帮助服务。

养老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已经具备了一些专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并且对于一些成规模的机构来说，同时也具备组织和管理优势，能够提供更大范围的规范化服务。比如本市的鹤童社会福利协会，具有一套成熟、规范的运营体制，已经面向社区进行配餐、医疗和护理服务。

所以，在社区和居家服务尚不完善的阶段，应鼓励那些条件具备的养老机构扩大服务范围，进行外展服务，针对广大居家老人的需要，灵活地提供各种医疗护理和日常生活帮助服务；并为即将广泛建立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必要的服务指导和示范。

（三） 理顺关系，加强外部监管

1.建立监评制度。要从根本上提高和保证机构的服务质量，除了从机构内部加强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之外，还要在外部实施对机构的监管并对服务进行定期评估。在许多国家，养老服务业都是管制最严格的行业之一，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对养老机构从建立到服务的全程提出要求和进行监督，及时处理违规事件、取缔不合格的机构。

上文已经提出了需要在机构的服务过程中建立细化的服务标准来进行指导和约束，对于这套制度的实施还需要在外部有一个有力、专业的部门来进行审查和定期评估，才能保证服务标准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建立机构服务的监评体系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实施机构，一套定期评估的制度，一个评估信息的交流和公布平台。

2.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与以往的养老机构服务体系相比，在新的养老机构服务体系中，各个主体的角色作用都将发生转变。政府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改变。政府逐渐淡出“划桨者”的角色，而向“掌舵者”的角色转变，扮演政策制定、组织和规划、资源投入等角色。新成立的养老机构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养老机构之间的桥梁，成为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和载体，扮演着沟通、协调和监督的职能。养老机构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民办养老机构与公办养老机构并存，并在市场上形成竞争。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在社会改革后退出了养老服务体系，并引入了市场竞争，各种社会力量，包括集体（自治）组织、个人和外资、社会团体以及慈善组织等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

目前，以上几方面主体的关系没有理顺，权责不明。政府没有完全实现其角色的转变，对养老机构的监管和评估缺乏专业性和有效性；行业协会的独立性不足，行政色彩过浓，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同性质的养老机构之间没有实现公平、良性竞争。应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专业和行业优势，将一定的权利交由行业协会，由其作为机构监评体系的实施机构，代替政府进行机构监管、服务评估、仲裁、评估信息等事宜。

参考文献：

[1]田北海.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困境与出路[J].学习与实践，2008，（6）：78-84.

[2]蔡.城市日托养老需求分析[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18-125.

护患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唐代/气候变化/兴衰

【 正 文】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经济强盛，城市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幅员广阔，国力鼎盛，外夷四服。对于造就唐代文明的原因，以往多从人为的因素出发去考察，从历史的积累和开明的君主去寻求原因，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考察角度。近年来已有学者注意到气候温暖时期往往与兴盛的中国封建王朝在时间上相对应。

不过，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基础与文明昌盛的机理怎样？这种机理与历史的承传积累和开明君主的功用怎样？本文拟从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再者，治史者都知道，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王朝，而开元、天宝年间又是唐王朝鼎盛的时期，也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很令人玩味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是否与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有内在联系呢，这是本文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一

1.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温暖时期

竺可桢先生认为，公元7世纪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时代，其主要是通过对梅树、柑桔物候和农作物生长期的对比，从物候学角度得出结论，后又用一万年挪威雪线、格陵兰冰块反映的气候特点作了应证。（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2期。）从此以后，虽有人对此作过一些修正（注：近年来，牟重行先生撰《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再考证》一书（气象出版社，1996年），对竺可桢的观点和史料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商榷。），但几乎所有的历史地理专著和教材都沿用竺老之说，将唐代定为温暖期。如马正林《中国历史地理简论》、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张全翼、张全明《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等。张家诚等《气候变迁及其原因》、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龚高法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线的推移》及台湾学者刘昭民《中国历史气候之变迁》等也支持唐代温暖说。

不过，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说法，否定了唐代温暖说。满志敏便是一个代表，他首先在1990年出版的《历史地理》第8辑上撰《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一文，对唐温暖期提出异议，提出唐代中期以后转冷新说，接着在施雅凤等主编的《中国气候与海平面》、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等书及《关于唐代气候冷暖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进一步加以说明，主要理由是长安梅树、橘树、驯象带有人工保护措施而不能作为气候温暖的指示，并对农作物生长期作了重新解释。同时列举了许多唐代寒冷的证据。近来王铮等又提出唐代气候属于混沌(Choas)状态，气候不稳定（注：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

笔者认为从目前的总的研究来看，唐代温暖湿润说证据更加充足。

(1)满志敏认为："因此，就唐代柑桔经济种植分布区与现代相比，并不能得出唐代中国气候暖于现代、气候带北移一个多纬度的结论。"笔者认为满志敏先生没有将全国一级的土贡地点与分布北线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开。一般而言，亚热带和热带经济作物成为全国一级的土产或土贡的地区的气候因子应是十分适宜这种植物而有相当的宽容度的，故才有好的品种成为土产、土贡。如鄂州、襄州今天能种植柑桔但并不能成为全国等级的土质、土产的品质。实际上据笔者研究表明，悉州位于川西北黑水县，今天该地几乎不产柑桔了，年均温9.1度，1月均温仅-1.0度，年降雨量为827.7mm，但唐代当地是柑桔的重要产地，具有土贡品质。这说明该地区当时年均温比现在高4度左右，1月平均气温高3-4度左右。同样，唐代巴州、绵州也是重要的柑桔土贡之地。但今天虽然出产，却远非土贡品质。

(2)笔者赞同满志敏认为的用驯象、人工保护的梅树、柑桔、荔枝、竹类指示的气候特征的信度不高的结论，但在对寒冷气候指示记载的认同上与满志敏有一定的分歧。笔者认为对于中国黄河流域冬季"寒"、"大寒"指示北方寒冷气候的信度不高，因为一方面这里的"大寒"、"寒"本身没有定性，指示的温度可高可低；一方面，相反，中高纬度地区冬季"寒"、"大寒"反而更具常态，而不寒才显异常。所以统计唐代这些地区"大寒"、"寒"意义本身并不大。这就如统计中国南方地区夏季炎热一样意义不大。相反，如统计北方地区"冬无雪"和中国南方地区冬季江河"封冻"之类才更有气候指示性。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朱士光、王元林统计唐代关中地区16个年份冬无冰雪，认为"这在我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来说明唐代温暖是较可信的。台湾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认为："在唐代的三百年中，大雪奇寒和夏霜夏雪的年数都比较少，而冬无雪的年竟达十九次之多，居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之冠"。有关专家据物候和柑桔分布研究也表明，唐代年平均气温平均比现在高1度左右。（注：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一书引：Shen wenhsiung,changes in China’s climate,Bulletinof the American Meteological society,Vol.55,No.11,Nov,1974.）吴宏岐还谈到杨仁怀等研究2000年来海平面的变化与气温波动，也表明8至10世纪为一个温暖期，当时年均温约高于现代1度左吉，称为"小高温期"；又据于希贤、段万倜、龚高法等研究的物侯、雪线、植被等情况综合认为唐代年均气温高于现代1度左右，气候带纬度北移1度左右。（注：吴宏岐等《隋唐时期气候冷暖特征与气候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

(3)唐代的区域气候研究结果也是如此。有的学者从河南历史时期寒冷变化看出，隋唐时期是"以暖为主，而后期转寒"。（注：盛福尧《初探河南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七辑。）陈家其等建立的2000年以来江苏温度变化指数曲线表明，在相对较温暖时期持续最久的是7、8世纪，即唐代中期以前，其间很少冷冬记载。（注：陈家其等《江苏近二千年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年3期。）唐代长江上游荔枝种植北界比现在高2个纬度，由此可推论当时长江上游地区年均气温比现在高1-2度左右。（注：蓝勇《近2000年来长江上游荔枝分布北界的推移与气温波动》，《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据郭声波研究认为唐代成都有荔枝生长，但南宋就没有了。（注：郭声波《成都荔枝与十二世纪寒冷气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3期。）另唐代张籍《送蜀客》诗有："木棉花开锦江西"，知唐代成都有木棉生存，不论这种木棉是木棉属的木棉或是棉属的树棉，都是一种喜温暖的植物，今天成都这两种植物都没有自然状态的生存，可说明唐代成都气温应比现在高。刘昭民《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根据杜甫在成都作《咏雨》诗谈到阴历四月梅雨型天气，认为现在成都春夏之交已经没有梅雨天气，也可见唐代成都比现在更温暖多雨。据《新唐书》和《蛮书》关于云南柘蚕生长期来看，一般是正月生而二月茧。我们知道，蚕对温度要求十分高，月均温低于20度便可能受到影响，最适温为16度到21度，气温降到7.5度以下便进入休眠状态。这样可以看出蚕的适温期比现在提早许多，说明当时云贵高原年积温比现在高。对《蛮书》卷7记载的曲、靖州以南和滇池以西的农作节气，历代争论较大。笔者取昭通坝子、滇池坝子两地节气对比看出，唐代水稻是阴历三四月播种，八月收获，而现在这些地区是阴历四月底播种，十月才收获，可见现在水稻生长期推迟并拖长，说明现在云南地区一定时期内活动积温下降，可供作物生长的的时期缩短。

(4)唐代不仅温暖，而且是一个十分湿润的朝代。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文统计了中国历代旱灾和雨灾，表明唐代是一个旱灾相对较少的时代。陈高庸《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下册统计表明，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灾害中水灾比例最高的时期，这可能与当时降水丰沛有关。吕蔚光《华北变旱说》（《地理》第一卷2期，1937年）认为汉唐时期塞外河水普遍丰于今日。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公元630年到834年这200多年是近3000年来历时最长的多雨期。（注：王乡、王松梅《近五千年我国中原气候在降水量方面的变化》，《中国科学》B辑，1987年1期。）可见唐代气候确实比较湿润。

总之，现在看来唐代在中国2000年的历史上属于温暖湿润的时期是可信的。

2.温暖湿润的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历史时期中国农牧生产的影响

王子今先生曾对秦汉气候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作了研究，认为两汉间的气候由暖到寒的转变，正与移民运动的方向由西北而东南的转变表现出大体一致的趋势，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与江南的户口消长及河患消长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相关性。（注：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化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2期。）这说明气候变化对秦汉社会发展影响十分明显。

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看，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对高纬度的东亚游牧地区（大漠南北）、中纬度的中国传统农业区（黄河流域）和低纬度的南方开发不足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响巨大且各有侧重。

(1)对高纬度东亚游牧区的影响。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气温波动和降雨量的变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至今草原地区的"白灾"仍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在生产力更低下的中古时期，传统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研究表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雨量相关系数达0.68。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雨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的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注：内蒙古镶黄旗气象局等《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中国草原》1984年2期。）这种气温波动往往对游牧民族产生迁移大格局的影响。使寒冷期中国高纬度地区游牧民族形成周期性的向南推进大势。相反，如果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草原生态环境良好，游牧民族生产相对正常，社会往往相对稳定，对南方农业民族的影响相对较小，南方农业民族的北面压力相对小，有利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

(2)对中纬度传统农业区的影响。据倪根金研究表明，我国北方中纬度地区在历史时期气候变化总的趋势是日益干冷，这便造成了我国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向南退缩，干旱和半旱区向南扩展，农牧业区线南移，进而使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缩短，熟制减少；同时还造成自然灾害频率增大，生态环境恶化，水源减少，水利工程功效衰落；北方水稻种植萎缩，粮食单产量下降；同时也使经济作物种植分布和经济动物分布南迁（注：倪根金《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相反，如果气候变得温暖湿润，则农牧线北移，农耕区扩大；气候转暖往往使自然灾害频率减小，农业生产相对稳定。气候转暖使供农作物生长的周期增长，熟制增加，复种指数增大，单位面积总产量增大；单季农作物可能因气候湿热而本身生长期短，在单季产量得到提高的同时，也为提高复种指数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同时气候温暖湿润使水源更充足，水稻的种植面积拓展，粮食产量提高，而竹类、桑类植物在北方生长更好，随生物多样性而来的产出多样性往往使北方地区有更多的农业经济增长点。也就是说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往往更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传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基础。

(3)对低纬度南方开发不足地区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我国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影响较复杂。这种复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历史时期我国中低纬度地区气候变化的幅度是大大小于中高纬地区的，也就是说长江流域，特别是珠江流域气候变化幅度较小，对环境的影响也较小。一方面南方地区的地表下垫面相对更复杂，山地、丘陵、平坝相兼，而地表水资源丰富，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一些地区还处于一种原生态状况，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往往人为因子的影响更明显。王子今先生曾认为东汉以后气候日加干冷是长江中游长沙、桂阳、零陵地区户口发展，使"卑湿"地区得到更好开发的自然条件，从理论上讲似有其道理，但真正要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唐代比东汉魏晋南北朝湿润多雨，但南方地区却得到更大的开发，"卑湿"的环境得到更大的改善。实际上从气候变化来看，如果南方地区更加干冷，对农业经济的副面影响也更大。由此看来，南方地区的开发可能还是受南北文明大移位的影响，人为的因子可能更大。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从理论上讲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减弱。不过，据杨柏等人研究近百年中国亚热带地区农业气候带界限动态变化表明，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北界近百年摆动2个纬距，其中双季稻北界摆动1个纬度，柑桔北界摆动近1个纬度。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仍十分大。（注：杨柏等《近百年中国亚热带地区农业气候带界限动态变化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自然资源学报》1993年3期。）可见直到现在气候中长期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仍不可低估，更何况是在唐代。

（二）温暖湿润气候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

(1)农牧业分界线北移，农耕区扩大。唐代随着气候变温暖和一些人为的因素，农牧业地区的北线在向北推移。据学者研究表明，从战国到西汉初年，自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吕梁山、恒山，接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业界线。汉武帝时，北伐匈奴而取得了"河南地"，设立了44个县，农垦区向北推移，农牧业北线推移到西达河套西乌兰布和沙漠和贺兰山、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北抵阴山山脉，东面沿长城一线。但东汉以来北方民族南下，使农牧区界线打乱，形成了一个农牧业杂处的交错过渡带。（注：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16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据研究表明，到了唐代农牧业界线变成了农耕区与半农半牧业的界线，且有所北移，如东段北移到燕山山脉以下，西南端向南延伸，达到陇山之西，东北端也可以伸向辽水的下游。而半农半牧区与牧区也形成一条界线，即由阴山山脉西达居延海，东达燕山山脉。在这样的形势下，农业区形成一些发达富庶的地区，如泾渭河下游、汾水下游、涑水流域、伊洛两水下游和黄河的下游。在半农半牧区里面，已经有相当的农业基础。（注：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不仅使唐代的农耕区扩大，而且使农耕区与牧区有一个缓冲地带，使唐代的边防有一定的当地给养支持，使唐代经济力量增强，军事防御更稳固，社会更加稳定。这既直接有利于唐代经济的发展，也为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更稳定的社会环境。宋元以来中国西北地区气候日加干旱少雨，多以牧业为主，经济落后，可是唐代能在西域驻军屯田，以致西北陇右地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西北丝绸之路也十分通畅。

(2)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北线北移，产出多样性更明显。由于气候的温暖湿润，唐代农业经济作物种植的北界更靠北一些，如水稻、蚕桑、竹类、柑桔等。这样，产出的多样性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倪根金引张养才的研究表明，历史气候温暖期单季稻在黄河流域栽培，双季稻可以推进到长江两岸；寒冷期，单季稻普遍栽培在淮河流域，双季稻在岭南地区比较普遍。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可引起单、双季稻种植地区的南北变动，其变动约两个纬距。（注：倪根金《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年1期。）据研究表明，唐代黄河流域普遍开发了水稻田，水稻种植西起河西走廊，北抵河套、燕山南麓，南至秦岭、淮河，东至于海，分布北线比前后时期都靠北一些，分布面积也更广阔一些。（注：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3期。）唐代黄河流域还是重要的蚕桑生产地区，河南府、郑州、汝州、滑州、汴州、宋州、陈州、徐州、兖州、密州、虢州、相州、卫州、贝州、幽州、冀州、赵州、安东都护府、晋州、汾州、代州、并州、京兆府、岐州等都出产蚕桑，河南道、河北道是传统产区，保持发展优势，而河北和河东高纬度地区蚕桑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注：赵丰《唐代蚕桑业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2期。）笔者认为高纬地区的蚕桑发展正是唐代气候温暖因素造成的。唐代在黄河流域有大面积的竹林分布，宋代在北方地区发现一些竹类根系，可能便是唐代所留。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1："近岁延州永宁关大河岸崩，入地数十尺，土下得竹笋一林，凡数百茎，根干相连，悉化为石。"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4称："余闻秦中不产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是竹头，由是言之，古固产竹矣。"所以，隋唐时期关中地区一些县设有司竹监。这种北移趋势在西南地区也有表现，如前面谈到的唐代荔枝分布比现在北移2个纬度，唐代西南柑橘种植中心比现在高2个纬度，五代北宋中国食用粉芭蕉(M.paraddisiala var sapientum)和观赏芭蕉(Musa basjoo)的分布也比现在更靠北一些，（注：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想唐代也然。

在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背景下，北方地区水资源更丰富。据王利华先生研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环境仍较好，河流湖泊中栖息着丰富的鱼类资源，渔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有重要的补苴地位。（注：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水环境和渔业生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期。）

(3)可供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由于气候温暖湿润，热量条件好，唐代可供农作物生长的时间增长，唐五代温暖湿润时期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长10天以上。（注：龚高法等《气候寒暖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195页至212页，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

据郑学檬研究表明，唐代是在四月收麦，而宋代多在五月。同样唐代的两税收取时间比宋代提早一个多月，（注：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麦收时间的推迟必然会影响其它复种和轮作的农作物生长。

唐代岭南流行双季稻，但唐宋之际重庆涪陵一带也流行双季稻，故《舆地纪胜》卷174引《龟陵志》记载："五月半早稻已熟，便可食新。七八月间收割已了。"与之相印证的是同时唐代涪陵一带出产荔枝，品质优良而入贡杨贵妃，也说明当地当时气候比现在温暖。

据《蛮书》卷7记载："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至八月获稻，至十一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岗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这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我国稻麦两熟制。有的学者还谈到长江下游唐代也有了稻麦两熟制。稻麦两熟制在唐代普遍推广，可能与唐代气候温暖湿润而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有关。

不难想像，可供农作物生长时间增长，农作物生长周期缩短，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自然有利唐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4)农作物单产量提高，粮食总产量提高。研究表明，在中国北方中高纬度地区，在温暖气候状态下，自然灾害的频率减小，而温暖气候本身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便使唐代许多粮食作物单产量提高。据吴慧先生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在元代以前粮食亩产量以唐代最高，达334斤。（注：吴慧《清代粮食亩产的计量问题》，《农业考古》1988年1期。）王铮等研究表明，唐代北方税粮比例占全国的75.9%，北宋北方地区的税粮比例占全国的54.7%，而田土比例只占全国的31%，以后北方普遍田土在全国的比例高于税粮在全国的比例，这表明温暖时期北方土地生产力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以后则相反。（注：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

(5)水利建设成效显著。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水利建设的发展，特别是在中高纬度地区的中国黄河流域更是明显。研究表明，中唐以前北方地区水利复兴，将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完全恢复，并新建了一些新的灌区。特别是引黄灌溉的成功和关中水利的恢复。据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统计唐代有水利工程253项，宋代为1048项，但唐代北方地区有103项，宋代北方地区则只有78项。这说明唐代北方地区的农业水利建设是十分突出的。这对于以北方为核心区的唐代文明兴盛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唐以后南方地区的水利建设持续发展，湖田、沙田、葑田、?田、梯田等土地利用形式已屡见于记载。其中意义最大的是太湖流域塘埔圩田的形成（注：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南方这种水利建设的高潮在宋代得以继续，而宋代北方地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水利建设成就不大，南北水利建设的差距由此拉开。

(6)由于国力强盛，使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保证。与宋代相比从总体上讲，唐代北方地区的经济仍十分发达，综合国力总的来看仍十分强盛，这为进一步开发南方地区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力中生产工具有了明显的改进。唐以前各朝的农具发明和改进都是围绕着旱地技术的耕耘和灌溉，从唐代开始，由于江东犁的定型，水田耕作工具不断发展，为南方水稻种植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水稻种植的推广，又使南方土地进一步熟化，水稻土增加，南方农业经济形成良性循环，使唐代全国经济都处于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

气候的温暖湿润为唐代农业经济发展创造了环境基础。据研究，唐代人口最高达7722万，每平方公里20多人，（注：杜文玉《唐宋经济实力比较研究》，中国唐史高级研究班交流论文，1997年，承德。）垦田面积在800至850万顷，（注：《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人地比率在10至8之间，（注：朱国宏《人地关系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人地比率在8至10之间可能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合理指数，从这个意义上讲，唐代文明的发达有前朝历史发展的承传积累作用。）当时有所谓"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注：《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连西北相对干旱的陇右地区在唐代前期也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故社会发展上有"路不拾遗，行不赍粮"、"远适千里，不持寸刃"之称。（注：《唐语林》卷三；《通典》卷七。）物质文明的发展为政治稳定、军事国力强盛和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在科举、疆域、文学、绘画、音乐、雕塑等方面的成就不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当时的世界范围都有十分大的影响，唐代文明由此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足可以大书特书的一页，而这种文明正是以唐宋这个中世纪的温暖期为基础的。

二

1.唐宋间气候的由暖转冷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

据满志敏先生研究表明，以百年尺度而论，有唐一代300多年中，气候冷暖可划分成两个时期，其中以8世纪中叶为转折点。从8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各类寒冷事件频繁地发生，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旱，春季时间则推迟，相应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最晚时间都有提早或推迟。从河湖海冰冻现象研究，气候带要比现代南退一个纬度。（注：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辑。）朱士光等对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研究也表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至805年）以前7世纪、8世纪，气候以暖冬为主，气温偏高。而在唐代后期，即贞元年间以后的9世纪，则以寒冬为主，也有春、秋出现霜雪害稼的现象。这种相对寒冷时期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注：朱士光、王元林《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纪研究》1998年1期。）陈家其等研究表明，近两千年气候变化，最温暖气候是在7、8世纪，即唐代中叶以前，但唐代后期和北宋气候寒冷。（注：陈家其等《江苏省近两千年气候变化研究》，《地理科学》1998年3期。）盛福尧研究河南历史气候也表明，唐代后期转寒冷。（注：盛福尧《初探河南历史时期的寒暖》，《历史地理》第7辑。）文焕然画出的8000年中国气候冷暖示意图也表明，6至7世纪中叶以前气温高，以后开始下降至10世纪。（注：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据王铮等研究表明，880年以后至1230年间气候为混沌(Chaos)时期，880年以后，季风退缩，中国东部沙漠化加剧，总的说来，在近2000年间，以1230年为界，前期相对温暖，后期相对冷。（注：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这就是说，880年至1230年这300多年间是一个气候转折的过渡时期。不过，以今天的气候标准来看，这仍是一个相对温暖湿润的时期，即我们指的中世纪温暖期。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个时期是一个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燥的转折时期，其中8世纪中叶和12世纪是这300多年间两个比较明显的突变时期，而12世纪的突变在尺度上应比8世纪更大。

早在20世纪初亨丁顿在《亚洲的脉动》(E.Huntington,The Pulesof Asia,Boston,1907)一书中便提出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与外患内乱有关，例如东晋五胡乱华、北宋契丹女真寇边、明末流寇和满清人入关，都是因为满蒙、中原和中亚气候转旱，用不得已铤而走险，四处劫掠。这种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陈高庸《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一书中又得到深化具体。近来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周期性南迁往往是因为中高纬度地区的寒冷气候为潜在动力，故中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南迁高潮对应着千年尺度的寒冷期，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寒冷期，东汉两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00年至500年左右的寒冷期，南宋时期游牧民族南迁正对应着公元1100年至1200年左右的寒冷期，明末清初满清民族南下，正对应着"明清宇宙期"。笔者通过对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这不是一种简单的次序--事件对应，而是有其因果联系和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注：蓝勇《从天地生综合研究的角度看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学术研究》1995年6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往往是由于寒冷气候而来的基本生存和生产受到严重威胁为潜在压力的。必须指出的是，历史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对中国北方汉族人口东移南迁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战乱对北方地区经济的极大破坏，极大分散了统治者的治国精力；更重要的是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也同样经历了周期性寒冷气候的冲击，农业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从经济上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的力量，穷于应付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经济的越来越困难，也更加重了内乱，戎马蹂躏，更使北方汉族地区经济衰落。如唐代中前期陇右一带有"闾阎相望，桑麻翳野"之称，经济发达。李并成研究也表明，唐代安史之乱以前河西走廊绿洲农业十分发达，但安史之乱以后，沙漠化加剧，社会动荡，河西走廊的经济地位大幅度下降。同时，我们知道关中地区是唐代的政治中心，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十分发达，但后期必须靠"就食东都"来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其间决非仅是表面的社会原因。

2.8世纪中叶后的气候转寒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

治史者都知道，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的王朝，而8世纪中叶开元、天宝年间又是唐王朝鼎盛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唐代中叶的这个转折，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史之乱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很令人玩味的转折点。现在看来，这个转折点是与近2000年气候变化和唐代百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有内在联系的。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公元7世纪至10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情况。隋代和唐代前期，北方最有影响的游牧民族是突厥。总的来看，历史时期不论寒暖北方游牧民族总是与南方农业民族征战、和亲和称臣纳贡相间的。北周和隋代，突厥与南方农耕民族便是这样度过的。隋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内乱，以金山为界，分裂成为东西突厥。隋末唐代初年，东突厥一度十分强盛，北方一些割据势力纷纷投靠东突厥汗国，以取得庇护和支持。如梁师都、刘武周、郭子和、张长逊、窦建德、薛举、高道开、李渊等。由于东突厥的强大，虽然唐代前期，突厥也多次南侵入唐，但由于自己本身潜在南下压力并不大，而唐代又处强盛时期，多次主动进攻，突厥并没有威胁到唐代的根本。

唐太守贞观年间，突厥地区天降大雪，连年灾荒，难以生存，激化了内部矛盾，东突厥内外离心，特别是铁勒诸部起义，国力大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代贞观四年（630年），李靖乘机北征，大胜突厥，突厥余部"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部分内迁设立州县，唐代从阴山开拓疆域至大漠，以后突厥便一蹶不振了。

不过从8世纪中叶以来，北方游牧地区环境压力十分大，战乱和内迁频率增大。

先是后突厥和突骑施的动乱。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突骑施莫贺达干"遂帅诸部叛"。（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后突厥内乱，争夺汗位，"部落日以携离"。（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册府元龟》卷九八六。）

天宝元年（742年），突骑施都摩度来降。（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元年（742年），突厥西叶护阿布思、西杀葛腊呜、默啜之孙勃德支、毗伽登利之女等人率部1000余帐"相次来降"。（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三年（744年），拨悉密部落东突厥杀乌苏可汗，国人立其弟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唐趁机联合回纥军攻白眉可汗。（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天宝四年（745年），回纥怀仁可汗攻杀白眉可汗，灭后东突厥，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自归"，（注：《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于是回纥"尽有突厥故地"。（注：《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回纥取代突厥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后，也不断产生内乱，向中原地区进拓。

安史之乱中，唐代军事力量不足，而北方的回纥一时十分强大，只有靠回纥、铁勒等族联兵抵抗，回纥等族反而日加自恃，不断南侵中原。

宝应元年（762年），回纥一度"引兵南"，以致造成"朝廷震惊"。回纥至东京，则"放兵攘剽"。（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永秦初（763至764年），怀恩反，诱回纥、吐蕃入寇。（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袭振武，攻东陉，入寇太原"。（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会昌年间（841至846年），回纥"入云朔，剽横水，杀掠甚众，转侧天德、振武间，盗畜牧自如"。（注：《新唐书》卷二一七《回纥》。）

回纥随之在安史之乱中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和亲互市，回纥与唐的关系远比与突厥的关系和睦。这种状况可能与当时游牧民族地区和农耕区本身环境压力有关。开成年间，由于回纥境内连年大雪，严重饥荒，疫病流行，所谓"会岁饥，大雪，羊马多死"（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内外交困下，外族又入侵，"回纥遂衰"。

到9世纪中叶，中高纬度地区气温更加寒冷，回纥"冻馁死"甚多，回纥内乱加剧，西边的黠戛斯乘机发动进攻，杀死回纥可汗，回纥四处流散。（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

安史之乱后，党项人的内迁压力也增大，多次参加反唐作战，向关中进发，直抵?州、宁州、凤州、梁州、?州、坊州、丹州、延州、同州、振武军诸州，（注：《新唐书》卷二二一、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3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故在9世纪有"党项为边患，发诸道兵讨之，连年无功，戍馈不已"之称。（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安史之乱以后，吐谷浑大量迁入盐州、庆州、夏州、幽州、丰州、云州、蔚州、振武军等地。（注：《新唐书》卷二二一、《资治通鉴》卷二四五、二五三、二五八和二。）

贞元年间，沙陀7000人受吐蕃威逼内迁，元和年间，沙陀3万余众内迁。（注：《新唐书》卷二一八。）

总之，安史之乱后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乱和南迁频率大大加大。

在气候温暖湿润的隋代和唐代前期，由于游牧民族所处高纬度地区气候相对暖和而稳定，突厥民族十分强大，大唐有时多依赖于突厥，突厥也多次南侵，对唐构成了威胁，但由于唐本身也十分强大，突厥民族往往不能染指中原，唐太宗也才有"天可汗"的称号。唐代后期，虽然回纥与唐代也曾和睦相处，但唐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分化在加快，游牧民族的南侵不仅表现在征战，也表现在南附不断和北方民族内部攻伐频率增大，而唐代往往失去了主动进攻的能力，控制北部边疆的能力大大下降。

据研究表明，中唐以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也是与中唐以后气候变寒冷有关。中唐以前青藏高原上气候相对温暖，吐蕃十分强盛，不断向外扩张，唐中叶形成一个地跨今藏、青、新、川、滇几省的大帝国。但中唐以后气候变寒，吐蕃从此一蹶不振。（注：吴松弟《无所不在的伟力--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王铮等《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4期。）特别是会昌年间，吐蕃内乱使国力大损，扩张停止，但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压力更大了。

这些游牧民族的内迁，使唐代中国北方农牧交界线向南推移，今天晋北、陕北由农业区转变为畜牧区，内蒙古中部则完全成为了游牧区。这说明唐代中后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日益增大，而这种游牧民族的南下往往是受寒冷气候造成的基本生存和生产的困难为潜在动力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唐代后期为一种冷湿的气候，降水量相对较多，可能是造成水土流失加重、黄河河溢次数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据陈可畏统计，唐代7世纪黄河决溢6次，8世纪为19次，9世纪为13次，便表明了这种趋势。（注：陈可畏《唐代河患频繁之研究》，《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水土流失加重使农业生态受到了严重破坏，农业经济衰败，国计民生困苦；河患频繁更使唐代王朝疲于奔命，国力耗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地区经济日加衰落，各种矛盾尖锐，这无疑使唐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削弱。

应该说安史之乱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发生的。

3.安史之乱的自然与社会背景

安史之乱从表面来看，是由于唐中央政权消弱，藩镇割据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唐代藩镇割据政权中只有北方的藩镇才真正威胁到唐代中央王朝而攻破长安呢？这里需要分析一下安史之乱的潜在因素。

20世纪讨论安史之乱的原因的论著很多，不过笔者注意到30年代章嵌先生在《中华通史》中提出的四个原因，即设立节镇、重用蕃将、攻伐奚和契丹、溺惑嬖宠。在笔者看来，前三点原因都是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有关。80年代高世喻在《西京访古话玄宗》中提出安禄山手握重兵有了造反的能力和想法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是正确的。我们认为，这种能力是由于唐代在北方游牧民族压力增大下，设立蕃镇而"以夷制夷"的结果。早在唐太宗时，便将降附的少数民族"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使为中国捍蔽"。（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种政策在以后民族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就更显得突出。而想法的产生与安禄山本身骨子里"歉馑则剽劫"的游牧民族思维冲动有关。

我们知道，安禄山本是营州杂胡，他和史思明二人都是幽州的"捉生将"。唐代在幽州拥兵主要是防备奚和契丹，唐代对安氏一再姑息养奸的目的从根本上来看是想借其力量对付北方的游牧民族。中唐以后北方奚、契丹在不断南扰农业区，直到天宝十五年，奚、契丹仍"数出北山口至范阳，俘却牛马子女，止城下累日"。（注：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同时安禄山也在不断进攻奚、契丹，并且也养同罗、奚、契丹为"曳落河"。看来，安史之乱本身与北方民族关系十分密切。开元天宝间，回纥与突厥征战不已，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十分大，《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称："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歉馑则剽劫，丰饱则柔纵，乐极怨仇，号为难制掣。"故《资治通鉴》卷215称："开元以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以后，边将奏益民浸多，每岁用衣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民始苦矣。"由前面的研究表明，8世纪中叶以来确实是北方游牧民族威胁加大的分界线。面对压力朝廷对安禄山才一再姑息养奸，但终酿成大患，这是安史之乱可能发生的大背景。

安史之乱时北方地区的气候特征是与唐代后期气候特征相吻合的，即冷湿。《资治通鉴》卷216谈到天宝十年（715年）契丹的核心区"时久雨"，《资治通鉴》卷217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年）："自去岁水旱相继，关中大饥……上忧雨伤稼…上曰：淫雨不已。"《李岘传》也记载："十二载，连雨六十余日。"从上面记载连续三年淫雨长达六十余日来看，当时气候是十分反常的。这种冷湿的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十分大，必然会加大向南推进的潜动力，形成对中原农业民族的更大威胁。安史之乱也正是在这种气候特征和大的民族压力之下发生的。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经济区受到极大的破坏，唐代国力日见衰微，即使不乏明主怀中兴之志，但多是回天无力。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压力继续增大，到五代时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如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后唐，936年沙陀人石敬塘建立后晋，947年沙陀人刘知远建立后汉。历史气候研究表明，近2000年中国历史气候前1000年相对温暖湿润，而后1000年相对寒冷。五代以后，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北方民族辽、金、蒙古、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特别是统一的大政权，这是与近2000年的前1000年不同的。因为南北朝时期虽然有"五胡乱华"，但其建立的政权均为主要在北方地区的小政权，入主中原成为大一统的帝国，主要是在后1000年。值得注意的是，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核心区也越来越靠近东部，同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由黄河流域中下游东南移向东南地区，这是东亚大陆气候大陆度增大而季风影响退缩背景下的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历史人地轨迹。

护患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16世纪/中国东南海区/贸易网络

【正文】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揭开了近代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海洋交通和贸易打破了洲际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经济互动突破局部性的传统模式，带有全球性的意义。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西欧海洋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海域，日本海洋势力——倭寇南下东海，东南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舞台。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出现激烈的动荡局面。

东南海洋社会经济圈的破坏与修复

明初，宁波外洋兰山、秀山岛民参预方国珍割据势力的反明活动遭到镇压，逃亡高丽的叛民也被引渡究办之后，尚有一些残余势力从兰、秀山逋逃盘踞耽罗（今济州岛）。朱元璋痛感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莠民”勾结海外诸国，威胁王朝的统治，于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初七日，令吴祯籍兰、秀山居民船户和方国珍旧部共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并重申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于七年(1374)也同时关闭废弃。嗣后，倭寇不时骚扰山东至闽浙沿海，沿海人民诈倭为寇，屡以事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争取日本配合遏制倭寇的交涉失败以后，朱元璋调整了防倭战略，洪武十九年(1386)派汤和到浙江，二十年(1387)派周德兴到福建，于沿海置卫建城，构筑守土防御型的东南防线。为了防止沿海防线外的岛屿居民与倭寇勾结，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初九日，朱元璋下令将浙江昌国县（今舟山市）废县徙民，旋又将昌国卫迁到象山县的天门山。17天后，又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昌国徙民包括46岛34000余人，仅保留舟山岛8805人，设昌国乡，隶于定海县（今镇海）。宁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环右塘旧有居民，亦徙入内地。（注：谈迁：《谈氏笔乘》，《净海》。）徙民的范围还扩大到浙南诸岛，台州之玉环、高丕，温州之南麂、东洛等山，也一洗而空之。（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海防浙海靖海寇以绝衅端议》。）福建海洋孤山断屿徙民，包括福宁州的浮膺山、俞山，连江县的上竿塘山（北竿塘）、下竿塘山（南竿塘）、大小亭山、官岭、蛤沙，福清县的海坛山（今平潭县）、小练山、双屿、草屿、东草屿、堂屿、盐屿，莆田县的上黄竿、下黄竿、南日山、湄洲屿，惠安县的乐屿，晋江县的彭湖屿（今台湾澎湖县），同安县（今厦门市）的鼓浪屿、大嶝屿、小嶝屿、彭舆屿、夹屿，人数达20万人左右。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

永乐元年(1403)，明朝复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准日本通贡宁波，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以长江口内的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为基地，得到东海沿岸卫所和民间人力、船只、物资和航海技术的支持，驰聘于传统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圈，远达西亚、东非，但由于郑和大航海实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逆向形式，对本土海洋经济的影响甚微。宣德以后，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沿海民间的出海走私贸易才在海禁的夹缝中悄然兴起。特别是在明朝指定的琉球通贡港口泉州附近的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有许多偏僻的港汊，当地的濒海居民利用处于通琉球航道的自然环境优势与不漳不泉、官府鞭长莫及的社会环境优势，以及琉球需要中国商品到南海诸国换取贡品和附搭货物的强烈需求，从事私贩贸易。如宣德五年(1430)八月，漳州巡海指挥杨全“受〔龙溪〕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注：《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癸己。）。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卫指挥贾庸等私通番国”（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正统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鞠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注：《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十月壬子。）。“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门、铜山同一体”（注：《金门志》卷二，戴冠：《上经略南澳书》。），诏安湾的漳潮居民也被带动起来。从而孕育出漳州航海贸易势力的两个子系统：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以漳州府龙溪、漳浦县和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体，诏安湾地区以漳州府梅岭、铜山和潮州府饶平、南澳人为主体，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结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动的地域海上群体。他们通过琉球国的中介，间接恢复了和南海诸国的经济交往。而琉球国则利用东南海商在传统东亚贸易网络的缺位，进入“大交易时代”。

正统九年(1444)，浯屿水寨自浯屿内迁厦门中左所，走私通道更为畅通。此后，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的海商除交通琉球外，积极寻求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重开与东南亚的直接贸易。闽广交界诏安湾地区的漳潮海商，也加入这一行列。正统九年(1444)二月，“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已亥。）。正统十年(1445)三月，“福建缘海民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正统十年三月乙未。）。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福建都指挥佥事薛诚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景泰三年(1452)六月，英宗“命刑部出榜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辛巳。）。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资”（注：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lì＠①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5页。）。天顺二年(1458)七月，漳州海贼严启盛“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亦即澳门（注：郭fěi＠②：《粤大纪》卷三，海岛澄波。）。成化七年(1471)，“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二月乙酉。）。此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湖海大姓私造海船，岁出诸番市易”（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七，《文lì＠①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二册，第1215页。），如上引事例中的琉球、爪哇、暹罗、满刺加诸国，基本上恢复传统海洋社会经济圈内的直接贸易关系。

成弘之际（15世纪80年代），月港已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号称“小苏杭”（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16世纪漳州火长使用的、首页题为“顺风相送”的针路抄本，传抄自15世纪的古本，记录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的往西洋针路7条，即浯屿柬埔寨；浯屿大泥（今马来西亚Patani）、吉兰丹（今马来西亚KotaBaru）；太武彭坊（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北干Peken）；浯屿杜板（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厨闽Tuban）；浯屿杜蛮（即杜板）、饶潼（地与杜板相连）；太武、浯屿诸葛担篮（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加丹那Soekedana）；太武、浯屿lǎo＠⑤维；往东洋针路3条，即太武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浯屿麻里吕（今菲律宾马尼拉北部的Marilao）；太武琉球（今日本冲绳县那霸）。另有自福州五虎门出发经太武、浯屿往西洋针路2条，即五虎门太武山、浯屿交趾鸡唱门（今越南海防市南海口）；五虎门太武山暹罗港（今泰国曼谷港）。这几条直接航线和中转的东亚东南亚局部短途航线相连接，基本上覆盖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传统东亚贸易网络。（注：杨国桢：《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7、195页。）

在葡萄牙人东进亚洲海域之前，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和诏安湾地区的海商重新取得东亚贸易网络的主导地位。诚如美国历史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所言，中国东南区域进入漳州发展周期。闽浙沿海中葡互市的兴亡

弘治七年(1494)，达伽马(VascodoGarna)首次航抵印度古里(Galicut)，标志葡萄牙海洋势力东进亚洲的开始。历史学家指出，达伽马的船队在古里可能已与来自中国的海商相遇。在此后几年，可能有葡萄牙商人以附舶形式随中国船队前往中国。现存葡萄牙史料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正德四年(1509)，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满刺加（马六甲）时，在马六甲港一旁的海岛泊有三艘中国船，“我们一到这里，中国人的船长就乘一艘小船出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体面的人……他们向司令的船驶来，司令高兴地接待他们，并奏乐和鸣放礼炮……因为翻译听不懂他们的话，又派人找来一位懂他们语言的当地人，他们谈论很多事情，互相询问对方国王和王国的事情……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中国船长请司令和船长们改天去他们的船上吃晚饭。司令接受邀请前往赴宴……几个小时后我们的人才告辞，中国船长把他们送回船上后才返回自己的船上”（注：佚名：《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纪事（手稿）》，转引自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第27页。）。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前，在港外和中国帆船相遇，并和中国商人谈话，中国商人还用杉板船接应葡萄牙先锋部队登岸。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马六甲首任城防司令卢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deBritoBotalha)在致马六甲总督的信中，说他接待了一位名叫cheilata的中国商人。后在致葡王的信中，又说有一只船载着一位商和一位文书首航中国。实际上，这位商乔治·阿尔瓦瑞斯(JorgeAlvares)乘坐的船是由中国船队领航和护送，才平安抵达广东外海的屯门。（注：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资助委员会，1988年，第196～202、271～272页。）

葡萄牙人没有也无法弄清这些首次接触的中国海商的身份。当时在马六甲商站任职员的托梅·皮里士(TomePires)说：“马六甲有四个沙班达尔，他们是市政官员。他们接待帆船船长，并管辖他们……（其中）一个管理中国、琉球、chincheo（漳州）和占婆的商人。”（注：考太苏(ArmandCortesao)编译：《东方诸国论》第一卷，伦敦，1944，第265页。）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的研究》，在葡萄牙人未来满刺加之前，每年有从漳州来的商船四艘，运载金银生丝，换回印度的产物（注：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页。），相信他们就是漳州海商。

正德十三年(1518)，乔治·马斯卡尼亚斯(JorgeMascanrenhas)在屯门雇佣中国舵手和译员（注：熟悉往琉球航路和语言的舵手和译员都是福建人，特别是漳州人。参见杨国桢《明展中琉友好关系的漳州人》，《琉中历史关系论文集》，日本冲绳：琉球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版，第149～161页。），驾船跟随返回的琉球船首次进入中国东南海洋区域，来到漳州(chincheo)。由于错过了季风，无法前往琉球，在那里停留到9月才返回屯门，了解到当地物产丰富，人民友善，而他们携带的胡椒等物适合交易又值钱（注：《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转引自［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5页。）。

正德十六年(1521)，明军驱逐葡萄牙人出广东屯门，并阻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注：胡宗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注：黄佐：《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抚通市舶疏》。）。

明人所指的漳州、漳州府海面的地方，和葡萄牙人所说的chincheo（漳州），就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到这里私市贸易的番舶，一般先在南澳云盖寺、诏安、走马溪（在今东山岛）停靠，再到浯屿泊船，等候海沧、月港出货，以及金门料罗、乌沙等处的接济，避风则入围头、峰上。它地处漳州府与泉州府海域的结合部，自浯屿水寨内迁厦门中左所以后，漳、泉共有的水道呈无人管理状态，浯屿是海商走私贸易的“巢穴”。万历《泉州府志》说：“旧浯屿在同安极南，孤悬大海中……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同安门户。”“料罗在金门极东，突出海外……其澳宽大，可容千艘。凡接济萑符之徒，皆以其地以为标准。”葡萄牙人到此贸易，是利用九龙江口海商的私市网络，而不是自辟新的贸易地点。乔治·马斯卡尼亚斯在此逗留，曾经到过chincheo城，西方史家长期为指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争论不休，实际上从他们所描述的城市景观看，所指的是月港，而不是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据博克舍(C.R.Boxer)在其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South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一书附录中介绍那一时代三位葡萄牙史家引述这一事件的报道（注：《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转引自［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4～225页。）：

“我们的人通称该省为chincheo，因为那里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海岸城市，他们有的人后来到那儿去进行贸易。”（注：若望·德·巴洛斯(JoaodeBarros)：《亚洲十年》第三卷第2册第八章。）

“他到达一个叫做chincheo的城市，他在该地感觉到百姓比广州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注：费尔隆·罗帕斯·德·卡斯特涅达(FernaaLopesdeCastanheda)：《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第四、五卷，第XL章。）

“他和他们一起沿chincheo海岸行驶，那里是齐整的，散布着很多城镇、村落：这次航行中他遇到许多驶往各地的船只，同时他在一个港口停泊，他们向他谈到福建大城，他向那儿驶去，但在它接近它所在的河口时，他得到费尔隆·伯列士派人从陆路送去的信命他返回。”（注：达米奥·德·戈额斯(DamiaodeGaes)：《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第二十四章。）

可知chincheo是一个“海岸城市”，百姓富有，后来葡萄牙人到那儿进行贸易，其河口外有一个港口。这明显不是指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因为它们都不具备全部条件。反观月港，地当九龙江出海处，港湾开阔，外通海潮，淡咸相接，潮汐吐吞。（注：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附近海域，“一名圭海，盖以圭屿而闻名见录”（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成弘之际（15世纪80年代）已是人烟辐辏、商贾咸聚的闽南一大都会，具有县城的规模，是一个海岸城市。“富商远贾，帆樯如栉，物货浩瀚，应无虚日”（注：《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七，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趁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风飚响答”（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百姓富有。其附属港口浯屿，在河口外洋（注：博克舍说：“所谓一个港口，显为厦门港”，误。当年厦门中左所是海防要塞，改设于此的浯屿水寨盘验出入船只，不是走私港口。）。大担、烈屿、浯州屿（金门岛）也有可供走私贸易的港湾，如料罗湾。后来的中葡私市贸易就是在浯屿及附近岛屿进行的。正德十四年(1519)画成的一张葡萄牙航海图，在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标有Lalo或Lalei（料罗）的字（注：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40页。）。可见，硬把chincheo城套用在府城，正是史家自己制造的陷阱。

葡萄牙人改泊漳州(chincheo)后，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成为国际走私贸易的中心，并暗中维持长达30年之久。由于嘉靖十二年(1533)马六甲葡萄牙人与彭亨(Pahang)、北大年(Patani)达成协议，“私舶杂诸夷中，为交易首领”（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明朝官府没有察觉到走私贸易形式的这一转变，关注的仍是滨海居民下海通番的老问题，而屡申禁令：

嘉靖四年(1525)八月，兵部以浙江巡按御史潘fǎng＠⑥言“漳泉府黠滑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议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注：《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嘉靖四年八月甲辰。）八年(1529)十月，兵部以提督两广侍郎林富疏言“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不禁”，请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舶”（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九年(1530)，巡视浙江兼制福建沿海地方、右副都御史胡琏以福建漳州遥制不便，奏请在漳州置巡海副使，并在海沧置安边馆。十一年(1532)“海寇冲突围头”（注：《同安县志》卷一，大事记。）。十二年(1533)九月，兵部以“先行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屡奉明旨严禁，第所司玩kài＠⑦，日久法弛”，请申其禁，遂令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市贼，其邻居不举者连坐”（注：《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十五年(1536)七月，兵部覆御史白贲条陈，“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请下所司，严行禁止”。“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门嵩屿登岸，故专设捕盗馆……民有出海货卖在百里外者，皆诣捕盗官处自实年貌贯址，以符给之，约期来销。”“海澳舟居之民，所有见丁皆令报官，折立澳长一名，小甲二名……仍禁制澳民不得下海通番。”（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据曾任署安边馆事的都指挥黎秀的报告，“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注：道光《晋江县志》卷一，《海防志》，点校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97页。）这些地方都在九龙江出海口沿岸和岛屿。

漳州海商趁广州闭市之机诱引南海诸蕃和葡萄牙人开辟漳州国际走私贸易中心后不久，又北上开辟了浙江舟山群岛的双屿。

嘉靖五年(1526)，福建罪囚邓獠（佬）“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同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贸易”（注：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流逋》。）。葡萄牙舰长狄欧哥·卡尔佛在1527年1月16日给国王的信件说：“最近有一位在暹罗的亲戚告诉我，中国方面渴望得到我们的胡椒、黑木及木香等物，他们现在愿意花钱与我们交易”（注：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33页。）。可能在这个时候，漳州海商开始勾引葡萄牙人到双屿贸易。九年(1530)，“福州狱变，戕大吏三人，斩关趋连江，渡海而遁。”逃逸的囚犯有闽人林汝美名碧川、李七名光头，歙人许三名栋，下海后“勾引番倭”，结巢于双屿（注：王应山：《闽都记》卷一，《建置总叙》。今人论著多引《筹海图编》系李光头等越狱事于嘉靖十九年，误。）。十七年(1538)，“闽人金子老为番舶主，据宁波之双屿港”（注：谈迁：《国榷》卷五九。）。“双屿之寇，金子老唱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注：《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十九年(1540)“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潜从大宜、满刺加等国勾引佛朗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注：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二十一、二十二年(1524～1543)，“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往络绎于海上。”（注：张时彻：《招金山重建宁波府凤峰沈公祠碑》，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二。）二十二年(1543)，“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注：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黄绾在《pì＠③余杂集序》中说：“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始而闽之贾舶为之，继而南畿、吴越之贾舶亦或为之，继而闽之逃亡集四方之无籍为之，又继而吾土之无籍亦或托为之。”（注：黄绾：《pì＠③余杂集序》，见朱纨《pì＠③余杂集》卷首。）这些开辟浙江双屿中葡互市的福建人，也大多是漳州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葡萄牙人在漳州人的领航下，从澳门经泊漳州，沿闽南通琉球、日本航线探航日本，于次年到达日本九州。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的古航海图上，出现了台湾岛为“美丽之岛”即福尔摩萨(Fermosas)的标示，应是此次漳州人领航驶过鸡笼山外洋的经历所增长的知识。从此，台湾引起西方海洋势力的注意和觊觎，但有人把它夸张渲染成葡萄牙人“发现台湾”，显然是错误的。二十三年(1544)，日本违反十年一贡的规定，超前派贡船赴宁波入贡，遭到拒绝，私商引入双屿贸易。二十四年(1545)，徽商王直载货往市日本，打通双屿日本的走私渠道，使双屿成为东亚贸易网络内马六甲双屿日本大三角的中心，在国际走私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葡萄牙人在双屿和浯屿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搭棚交易、存栈、过冬，进而建有房屋。据说，在双屿有1200人，浯屿有500人（注：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澳门：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等，1999年，下册第690、701页。）。“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注：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其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注：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一四，《海防六》。）

在海洋利益的驱动下，宁波外海地区、九龙江口海湾地区、诏安湾地区都出现农业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具有海洋社会的特征。航海贸易不是可耻下贱的，而是光明正大的，海商、海盗是人们崇拜的英雄。宁波外海地区，“有等嗜利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本，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驯致三尺之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注：朱纨：《pì＠③余杂集》卷三，《双屿填港工完事》。）。九龙江口地区，“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注：王文禄：《策枢》卷四。）。月港“僻在海隅，遥通夷岛，生聚蕃盛，万有余家，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寝成化外之风”；“其俗强狠而野，故居则尚斗，出则喜劫，如佛朗机、日本诸夷。阮其宝、李大用诸贼首，苟可以利用，则窝于其家而纵之妻女不耻焉”（注：朱纨：《pì＠③余杂集》卷三，《增设县治以安地方事》。）。诏安湾地区，“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二，《呈福建军门朱公揭》。）。这些并非海洋活动群体自身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品味到一股与传统农业社会全然不同的海洋气息。下海经商成了地方的“衣食父母”，人人争趋；市场带来繁荣，竞争引起强狠尚斗。所谓“华俗之变于夷”，“寝成化外之风”，“如佛朗机、日本诸夷”云云，是海岸带局部地域社会的海洋化，套用现代术语，就是与海洋世界接轨。这些地方的知识分子体察到社会的变化，主张为通番除罪，开放互市，化寇为良。邻近宁波外海地区的海盐县人王文禄提出：“若欲海寇悉平，必须宪臣奏请沿海凡泊船处所多设市舶司，有货税货，无货税船。船出地方，给以票证。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为善良，且因以裕国用矣。”（注：王文禄：《文昌旅语》。见《中华野史》明朝卷一，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712页。）九江海地的龙口湾区同安人林希元认为：夷狄于中国，“若以货物与吾民交易……则不在所禁也。”（注：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诏安湾地区的吴朴在《渡海方程》中更进一步主张，朝廷不仅应该开放海禁，还要把国家权力延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在海外“置都护府以制之”，“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注：原书已佚，转引自董gǔ＠④《碧里杂存》下卷，《渡海方程》。）。这些新观念，体现闽浙沿海地区突破农业文明禁锢的海洋意识。从16世纪20～40年代的东亚海洋态势看，葡萄牙人两次尝试使用和谈与武力敲开中国大门失败，被驱逐出广东之后，“葡萄牙国王限于实力，无法再作第三次尝试了。此后30年间，葡萄牙人来中国通商居住者，已非政府所组织，而是少数冒险商人，恃其一己之力，开拓个人的经商贸易事业”（注：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对于平托(FernaoMendesPinto)和克路士(gaspardaCruz)叙述葡萄牙人在双屿建立殖民地政府的故事，其实并不可信。英国学者博克舍(C.R.Boxer)就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驻地不是临时性的。葡人在贸易季节靠海滩搭起蔽身和存货的茅棚，而在他们乘船离开时就把棚子烧掉或拆掉……即使葡人开始在双屿港、浯屿及月港建立永久性的房屋，那他们在1548～1549年这些地方的原始驻地被中国人摧毁前也不可能进度得很快。”（注：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中译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葡萄牙商人在闽、浙海上交易时表现出强烈的海盗色彩，但这并不代表葡萄牙的政府行为，和外敌入侵是有区别的。东南海商招引他们前来互市，属于海利驱动的民间经济行为。因势利导，开放市舶，化寇为良，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东南沿海知识分子提出的新观念，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这种选择，遇到的是体制上的障碍。禁止下海通番是朱元璋创立的祖宗成法，互市被认为是破坏政权稳定和安全的根源，是不能网开一面的。这就注定了这种观念没有也不可能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嘉靖二十一年(1542)，“宁波知府曹诰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广捕接纳通番之人，鄞乡土大夫尝为之拯拔。知府曹浩曰：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注：郑舜功：《日本一览·穷河话海》卷六。）二十六年(1547)夏，福建海寇林剪自彭亨诱引葡萄牙人到双屿与许栋合＠⑧，“纠合徒党番客”，乘夜洗劫了抑值赖帐的余姚县谢氏。官府谎报倭寇来袭，震动朝廷，遂于七月决定改巡抚南赣汀漳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地方，提督军务，掀起新一波的海禁浪潮。

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初七日，朱纨下命明军突袭双屿，摧毁了葡萄牙的临时居留地和中国海商的据点，引起宁波外海地域社会的强烈反弹，“平时以海为生之徒，邪议蠡起，摇惑人心，沮丧士气”。朱纨一不做，二不休，下命填塞港口，使船只不得复人。二十八年(1549)二月，又摧毁葡萄牙在九龙江口浯屿的临时居留地。至此，葡萄牙海洋势力从闽浙沿海消失。

倭乱与月港的开放

中葡互市消失后，双屿私市转移到舟山群岛的烈屿、岑屿等处，浯屿私市转移到晋江围头、安平（今安海），以日本为对象。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倭船十数只由漳州人导引，湾泊围头、白沙等澳，“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注：《安海志》卷十二，《海港》。）漳人李华山、吴子福为“澳主”，柯老、金山老为通事，逼商人以丝货赴倭船（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二，《泉州府部纪事》。）。安平港兴起。五月，漳人沈门（沈南山）、潮人林国显引倭万余攻破浙江黄岩县，史称“壬子之变”。于是，“西洋船回私澳，东洋船遍布海洋。”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明军攻破烈屿，王直退住日本平户印山，招引闽浙私商和南蛮黑船前往贸易，并派人“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注：范表：《海寇前议》。），“贼于大明，夺取州郡之珍宝，剽掠贵人之子孙”（注：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编卷二十三，李朝明宗八年闰三月丙辰。），掀起倭寇之乱。

延蔓十数年的倭乱，给东南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促成了东亚贸易网络各种海上力量的大调整。葡萄牙人撤出闽浙沿海后，转到广东珠江口外，先在上川岛后在浪白澳建立暂时贸易基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夷舶趋濠镜（今澳门）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可登岸暂住，时仅蓬累数十间”（注：郭fěi＠②：《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澳门》。）。三十六年(1557)，正式入澳门建屋居住。倭乱期间，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日本平户等港直接贸易，是东海海域唯一不受海禁影响的航线。闽浙海道不靖，暗中走私恶化为公开武装走私，并另行开辟了日本台湾澎湖福建大金、浯屿和粤东南澳的海上通道，客观上为以后台湾岛内附制造了前提。但是，武装走私与暴力抢劫混为一体，海商和海盗难以区隔；倭寇中有真倭、假倭，假倭中又杂夹着中国、朝鲜、彭亨、暹罗、葡萄牙等国的海商与海盗，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性群体，不能简单地把倭寇等同于中国海寇，把中国海寇都划入“海商集团”。“我们承认倭患时期并发的‘海贼’活动，是厉行海禁政策影响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产物。但是，‘海贼’的起事只是为生活所逼铤而走险，并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更没有提出过要求开放海禁的口号，因而把他们活动的性质一概归于反海禁斗争，加以肯定和赞扬，是欠妥的。至于参加倭寇队伍的假倭，不是追求劫掠财物，为虎作伥，便是被胁入伙，苟且藏身，更没有开放海禁的要求。即使‘海贼’、‘假倭’中有些是名副其实的海商，他们除了接济、贩货带有某种商业性质之外，其诱引倭寇攻城略地、入伙杀人越货，则已是超越经济性质的内奸、帮凶行为，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注：杨国桢：《崇武城卫与明代海防》，《崇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倭寇、海寇与明朝官方海上较量的结果，是倭寇退出东海海域；闽浙海寇被消灭，或逃遁于海外；明朝的海防和海禁政策作出局部的调整。

倭乱时期，福建沿海是重灾区，官方因军需孔亟，不得不临时广募民舰，设舟师于五寨之外，分十有六澳。嘉靖四十三年(1564)，恢复五寨之制，但对于浯屿水寨的地点争议颇多。有人主张从厦门恢复到浯屿：

倭寇之入内地，惟有二道：一从大担、烈屿而入，一从金门屿而入，浯屿居其外，实为捍蔽烈屿、金门之冲，若以良将重兵固守之，则贼不待入内地而已抑制矣。（注：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八，《同安县志·防圉志·浯屿水寨》。）

有人主张移设金门料罗：

愚窃谓不若移之料罗之为便也。盖料罗、浯屿，均为贼之巢穴，其势不甚远，而据此亦可以制彼也。（注：洪受：《浯屿水寨移设料罗议》。）

但最终都未被采纳，只于隆庆四年(1570)添设浯铜游于中左所（厦门），“乌嘴尾、烈屿，其信地也，曰最冲。汛时，分兵二哨，一屯旧浯屿，一屯大担屿，与浯屿兵合哨”（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扦圉志》，点校本第一册第989页。）。并在九龙江出海处的圭屿建城。

嘉靖四十四年(1565)，漳州知府唐九德议在月港设县治，次年得到批准。隆庆元年(1567)，在月港设海澄县，割龙溪、漳浦两县地属之。同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议开禁例，准败东西洋，而严绝日本，得到批准。最先选择的海商发舶地点在诏安湾的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万历二十四年(1596)，泉州府仿效漳州府在月港设海澄县之例，议割晋江、南安、同安三邑地在安平港设安平县，旋被否决。直到明末，海澄（月港）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贸易港。

月港的开放，是官府与民间海上力量激烈较量后的妥协。倭乱中沿海卫所频频失陷，意味着明朝守土防御战略的失败，也意味着严厉海禁的失败；倭乱的剿平，意味着倭寇侵犯中国国土的失败，也意味着东南航海贸易势力谋求在本土港口和外国互市的失败。“寓禁于通之中”，比一味严禁更有利于维护安全和稳定，是官府既维护祖制又求变通的最佳选择；有限制地让商民出海赴东、西洋贸易合法化，部分满足了航海贸易势力的要求，海商不尽如意但可以接受。这是海澄开港后迅速恢复经济繁荣，海寇活动减少，民间“所贸岁无虑数十万”，官府因舶税收入而佐军需，达到“公私并赖”的原因。

16世纪下半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海商以合法身份参予东亚的海洋竞争，并占有优势。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海洋势力从太平洋西进亚洲，占领吕宋（菲律宾），仰借漳泉海商由海澄（月港）马尼拉的东洋航路贩运的商品，发展太平洋帆船贸易，形成月港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多可(Acapulto)的大三角航线，使漳州人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与拉丁美洲市场产生了互动。万历十年(1582)，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兼葡萄牙国王，澳门葡萄牙人也大力开展澳门马尼拉贸易。美洲白银不断地输往中国，中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注：关于中国与吕宋贸易的状况，参见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与日本通商虽明令禁止，但漳泉海商还是利用赴马尼拉和台湾鸡笼（基隆）、淡水合法贸易的机会，从事与日本的走私贸易。甚至私赴日本交易，福冈市博物馆就收藏有一面万历十二年十二月（1585年1月）泉州晋江海商李进、船主蔡福立字，来年六月到博多港比号贸易的布质船旗。（注：林华东：《日本福冈珍藏的日明贸易船旗》，《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东亚贸易网络中漳、泉海商主要贸易地点的海外移民社区，也为月港的出口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经济。

16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环境出现新的变化，中国面临西班牙和日本的海上威胁和挑战。西班牙进入东亚海域，意在取葡萄牙以代之。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菲律宾总督桑迪(Dr.franciscodeSamde)派员到中左所（厦门），转赴福州，求通贸易，遭到拒绝，万历十年(1582)，西班牙船长嘉列(FranciscoGualle)自菲律宾北上，一位曾九次到台湾贸易的漳州人“三弟”(Santy)告诉他：航行经过的岛屿是台湾(Fermosas)。万历十四年(1586)，西班牙人提出征服中国（包括）的计划，但未被菲力普国王接受。万历二十五年(1597)，菲律宾西班牙人还提出“航海和征服备忘录”，意在染指台湾。但由于万历十六年(1588)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惨败，国势衰落，未付之实施。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犯朝鲜，明朝获得有南侵鸡笼、淡水的情报，在东南沿海重申海禁，并把闽海防区扩大到澎湖一线，据险戍守。次年(1593)，原田喜左卫门出使吕宋，路过台湾，“招谕”不成，又准备派兵进攻鸡笼，占据澎湖。由于明朝有备，才未得逞。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再犯朝鲜，东南海警频传，明朝乃于澎湖“冬初韧一游一总四哨，冬鸟船二十艘，目兵八百有奇。二十六年(1598)春，又虑孤岛寡援，增设一游，总哨、舟师称是。又于海坛、南日、浯屿、浯铜、铜山、南澳六寨游，各抽哨官一人，坚船三只，汛时远哨该岛，以联声势”（注：崇祯：《漳州府志》卷十五，《兵防考·彭湖游兵》。）。

万历二十四年(1596)，荷兰海洋势力进入东南亚海域，在印尼爪哇岛漳州海商的贸易据点下港即万舟(Banten)市西唐人街内建立商馆，成为新的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