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制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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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一、领事制度
鸦片战争后，1842年8月29日的中英《南京条约》废除了保商公行垄断制度。行商作为外商向中国海关纳税的保证人的资格因此不再存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有专门一条："英商货船担保一款向例英国商船进口，投行认保，所有出、入口货税均由保商代纳。现经裁撤保商，则进口货船即由英官担保"。1英国领事不仅起着他们的同胞与中国当局之间的交流中介作用，而且负责英国女王陛下的臣民合法交纳今后中国政府的公正的征税和其它税捐事项。但是这种新秩序却引起一部分中国商人和一部分外国商人的愤慨。因此在同样不喜欢这种秩序的官员的帮助下，商人们尽可能使新秩序无效，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走私活动依旧猖獗。《北华捷报》说道："在这个口岸，走私方面的情况越来越糟，与最近缴纳关税体制的变化所想象的截然不同--这种新体制是想有利于诚实的商人--新体制使他成为了恬不知耻和精心设计行为的牺牲品。不能允许在某洋行只缴纳20％的合法税捐，在另一个洋行缴纳50％，在第三个洋行缴纳70％，而老实人却一直缴纳条约规定的全部关税"。2而中国政府也没有打算重新调整其海关管理，以保证有效地、公正地执行条约贸易规定和条约税则。最终英国政府也放弃了通过干预中国海关的征税活动来监督海关，履行不平等条约关于关税方面的打算。海关腐败又持续了10年。在这段时间内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由于长江上游的太平天国运动而愈来愈受到外商的关注。
1853年初，太平军势力进一步扩展，占领南京。上海也为之震撼，贸易停滞，钱庄拒绝作寻常的通融，外商无法从中国商号获得缴付进出口税的现金。3月初，英国商人向阿礼国领事求助，要求制定延期交付关税的办法。阿礼国建议由上海道台临时发给出港证，由领事担保将来一定缴付所有关税和费用。道台考虑到当时的困难，允许商船自离开之日起，延迟一个月缴纳关税。阿礼国就此制定了一个临时的保税方法，准许英商船舶在缴存足够抵偿合法关税的有价证券之后，可以结关出口。这种办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贸易困难，但却缓和不了银根吃紧的局面，而且这种破坏海关的做法连英国全权公使兼商务监督文翰也不赞同。他认为阿礼国的行为违反巴麦尊1851年7月的指示，即英国领事再也不应该为了保护中国的税收而进行干涉。3因此这个方法实行五个星期后就被取消了。
上海的贸易每况愈下，1853年9月7月，上海小刀会一举占领了上海县城，外滩的海关也被捣毁。小刀会在上海这个"外商贸易的唯一寄托所在"4的地方爆发，让外国方面倍加关注。英、美、法三国领事看到有机可乘，立即宣布："租界严守中立"，清朝海关不得在外滩办公。上海的海关行政被迫停顿。
小刀会占领县城两天后，英国领事阿礼国借口"在本埠海关机构及合法当局尚付缺如的状态之?quot;，为了履行"庄严条约"，"保障中国关税的征收"，伙同美国副领事金能享公布了《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条例》。这个条例袭取了先前的临时保税的办法，规定英美船货出口的结关手续由英美领事馆办理；准许货运承办人、进口商和航运商使用票据担保，取代条约规定现银完税的办法；所出票据于40天内在上海向中国海关监督凭票付款；只要办完这样的手续，船舶就得离口。5条例中所用的"票据担保"方式的确适应当时银根吃紧的形势。但这个条例事实上绝不是什么为了履行条约，保护中国的关税。这种"领事制度"实际上起了外国方面劫夺中国海关的桥梁作用，也成为阻碍中国本身重建海关的手段，为外籍税务监督制度作了准备。
尽管如此，在江海关行政停顿之际，这个条例若能切实实行，对中国的税收还是有利的。但是美国商人坚决反对，而后美国公使马沙利借口英国有夺取上海，进而控制也许是世界上最富庶地区的扬子江流域的野心，决定与之分道扬镳。而实际上发生的事让马沙利相信，由美英领事代收关税使美英商人处于不利的地位。10月28日，美国副领事自行宣布《暂行条例》失效。美国首先破坏《条例》，英国亦不愿吃亏。英国全权公使文翰一开始就对《暂行条例》不热心。他写道："我仍然认为，不应将关税和港口税交给目前占领上海的各方"6。而英国商人对此办法也很愤慨。他们认为，其他国籍的船只来来往往都不需交税，处罚他们是不公平的。最终阿礼国于1854年1月30日声明："我不能无限期地为中国海关继续征税，条约上我也找不到这样的责任"。因而声称：除非其他国家的贸易同样课税，英商就不必缴纳异常应付的关税。7至此上海口已成为一个自由港。
二、中国政府的临时海关
小刀会占领县城后，身兼江海关监督职务而"亡命"租界的上海道台吴健彰在县城失陷一个多月后，被清政府正式委派为苏松太兵备道和江海关监督。由于海关监督官印章丢失，他发出通告说，将?quot;常州漕运使"官印代替江海关监督官印，仍按旧制办理关税征收事宜（10月10日）8。针对这一通告,英国领事阿礼国竟然声称:"须俟大清军收复上海县城，阁下到江海关视事之日"，才准备和他商谈征收关税事宜9。吴健彰既身为海关监督，便于10月底带着一支军队，企图进入"租界"在海关原址恢复办公，但被英国军舰斯巴达号的士兵拦阻。而后吴健彰只好在陆家嘴附近的两只老兵船上设立临时海关。这个临时海关并未被帝国主义国家腥稀S⒐焓掳⒗窆担?quot;我已奉命声明，我方不承认这种水上海关"。10法国领事的态度更加蛮横："当我没有看到上海确实已有可以承认的正常机关，足以保证两大帝国间的现行条约的履行，尤其对于我国人民的贸易、生命和财产权力得到保护的时候，本领事认为有权准许我国船只自由地进出本港，而无须缴纳任何关税"11。美国领事馆勉强"承认"了浮动海关，但美商却不以承认并且致函美国副领事："对于你承认一个流动的水上海关，也就是随时可能被赶跑的海关，我们和我们的同行认为这是严重危害美国利益的行为，我们不得不对此提出严重的抗议"12.其它国家代表也都拒绝承认。这样吴健彰的水上海关只得以失败告终。
觉察到"水上海关"不能发挥任何职能的吴健彰继续寻求新的方法，打算在陆上重建海关。可是，在租界外滩重建海关一事遭到英国领事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于是他又决定在苏州河北岸建立临时海关，通知英美法三国领事说，将从1854年2月9日起在该处开始办理海关事务。对此，三国领事联名签署了回复，以海关监督"不论对于缔约国或非缔约国的任何船只，均一律行使监督权"为条件，将苏州河北岸的海关作为"直至县城收复在原址重设为止"的临时海关而加以"承认"（2月6日）13。但事实上这只是在形式上对江海关问题作了一个了结，外国资产阶级对于这个脆弱无能的海关视若无睹，申报的船舶寥寥无几。吴健彰为了取缔外商们的偷税和漏税，在上海通往内地的两条主要通道上的两个地点，即白鹤渚和闵行镇设置两个关卡，计划抽征华商货物的出口税，避免和外商接触，省去和外国官员纠缠。担心关税征收完全摆脱领事控制的三国领事借口海关设在"內地"，而不设在通商口岸，"显系违反条约"，并联合宣布：三国船舶只要出具未缴纳关税即已开出的证明文件就得离口。由此可见，外国资本主义多方干预中国的海关事务，致使江海关收不到关税，吴健彰的海关只能以失败告终，上海港口完全变为走私者的乐土。
三、三国税务监督的设立
阿礼国看到江海关工作无法进行,他又重提自己于1850年表示过的看法,认为只要征税能以任何方式置于三个条约国的有效管理之下,就像是置于(中国)海关行政当局管辖之下一样,海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14。英国副领事威妥玛提出一个由上海官员"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的备忘录。6月中旬，阿礼国抛出了一个"诚实与精干的外国成员和中国当局相结合"的上海半殖民地海关的具体组织方案15。可见英美法的目的是掌握江海关的行政管理权。
此时美国新任公使麦莲到华，他奉到皮尔司政府关于和其他有约国合作的训令，趁要求清政府十年修约的机会，承担起胁逼上海官员改变江海关制度的任务，当面要求清政府两江总督怡良撤消内地关卡。他还以偿还《暂行条约》实行期间商人的欠税作为诱饵。这对当时面临军费竭绌困境的清政府无疑是一大诱惑。这个诱惑促成了昆山会议。
1854年6月29日吴健彰、阿礼国、马辉（美国领事）和伊担（法国代领事）参加了昆山会议。这是一次关系今后整个近代中国海关制度问题的重要会议，也是中国海关募用洋员制度的一次探本溯源的会议。最后吴健彰同英、美、法三国领事之间签订了中国海关聘用外国人的《协定》。这个《协定》使中国的一个通商口岸的海关行政完全控制在外国势力手中。领事对海关事务的干涉也大大加强：第一、各领事都得选择和提名一个委员，而上海道只能按提名加以委任；第二、在弹劾税务监督的不法行为或的"混合法庭"上，三国领事较之拥有两个表决权的道台占有绝对的优势；第三、各领事还拥有查阅海关一切档案册籍和公文的权利。而海关监督职权只不过是任命领事所选派的外国人为税务监督，并不能按其个人意见解聘他们。更甚之，若没有税务监督的"副署和签章"，监督所签发的正式文件也不能生效，中国海关俨然成了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馆的附属机构。
根据协议三国领事各提名一人，经吴健彰委派"帮办"上海海关税务。最初的三个税务监督是法国的史亚实，美国的贾流意和英国的威妥玛，并由这三人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这个部门管理原属江海关管辖的夷税征收事宜。随着外商轮船贸易的迅速发展，夷税征收增多，再加上有三国领事的强大后盾，这个部门迅速独立出来。1854年7月12日这个三国领事管辖下的海关开始办公。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中国近代海关制度也起源于此。由于英国的威妥玛精通中文，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的，所以一开始英国就在这个机构中占有领导地位。加之日后，法国在中国贸易利益比重减小，美国领事根据1856年的《领事法》不再提名税务监督，英国逐步巩固其领导地位。
英美篡夺上海海关的目的达到之后，便赖掉偿还商人欠税的承诺。最终，美国只同意付还欠税的三分之一16。而英国政府索性向英商宣布所签的远期支票，"立即作废，并且可以在申请后退还"17。
四、《天津条约》与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开端
江海关设立税务监督之后，上海海关已能够正常运行，收取进出口关税，但真正得益仍是外国资产阶级。这一模式逐渐被外国商人所认同，并且感到满意。尽管如此这个制度仍然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英国首相克拉伦顿"虽不反对雇用英国人帮助中国人征收关税，可是不同意女王陛下的领事在这类人员的任用上加以任何干涉，理由是女王陛下政府因此而要对他们的举措行为负一些责任"18。还有税务监督由领事提名，意味着税务监督受领事的管辖，这就使两者为了关税问题经常发生冲突。而美国在1856年颁布的《领事法》中也规定领事们不得推荐任何公民充任任何外国政府的职务。因此这种制度中所使用的提名任用方法有待改变。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普遍要求把这个任用外人的制度推行到其他四个通商口岸，因为"局限在单独的一个口岸之内，它就使那个口岸和其他四个竞争口岸比较之下，处于极不公平的不利地位"19。这两个问题存在了几年，其间1856年英使包令曾要求在福州仿效上海设税务监督，但被清政府拒绝，"亚罗"号事件掀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的天津谈判最终签订《天津条约》。根据条约第二十六款规定，英中两国同意指派官员在上海举行会议，根据5％从价税的标准修改税则，起草必要的贸易章程。最终在《天津条约》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解决上述问题，把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推广到其他口岸。第十款规定：一、关于海关任用洋员一事"各口划一办理"；二、"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法、美）人帮办税务，毋庸英（美）官指荐干预"20。这就促使外籍税务司制度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
《天津条约》签订后，南自广州，北至牛庄整个海岸线都被打开了，上海处于海岸线的中点，它在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取代了广州。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清政府不得不把对外交涉的重心从广州移到了上海。1859年1月1日内阁奉上渝："至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较远，着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21。于是何桂清便开始执行关于海关方面的条款。由于条款中没有规定固定的组织形式，因此负责确定这种统一的制度如何组织，采用何种形式，以及应怎样推广到其它口岸的责任落在了何桂清身上。这就使得他与同僚们商讨联系，特别是和上海道台及薛焕商量联系。海关总税务司最好事精通汉语又有上海海关工作经验的外国人，并由这些符合中国条约章程的外国人在所有通商口岸建立上海程式的海关。很显然，李泰国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李泰国原是驻沪副领事，通晓中国语言，当过翻译官，1855年6月接替威妥玛任税务管理委员会英方的税务监督。不久之后，美国的《领事法》使美方不再提名税务监督，而法国在中国贸易减少，对这一职务不关心。李泰国借此机会把持江海关，建立新海关的模式。他处理海关事务充满魄力，坚定公平地实施海关规定和条约协定与处罚，不久便赢得了年轻独裁的称号22。他的工作为以后各口海关作了典范。除了上述优点以外，他已在天津谈判与上海举行的会议中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他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上海海关的三年工作经验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以此在谈判中起着桥梁作用。因此何桂清迫不及待地于1859年1月内定他为"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并于5月31日札谕他担任"总税务司"。但何桂清起初只是设想各新延税务司统归总税务司领束而已；至于税务司由谁任命，并未决定。李泰国利用自己同吴煦的交情，公然要求吴煦转请何桂清"请发札谕一道，令伊（李泰国）预为选择外国人，去留亦听伊主持"23。这就等于废弃了1854年三国领事和苏松太道协议的规定，排斥了美、法两个税务监督，总税务司俨然成为全国海关洋员的首脑。
税务监督的遴选任用通过条约之后从表面上看"毋庸英美官指荐干预"，但其精髓即邀请洋员帮办税务并未改变甚至推广到各口。那么，只要任用洋员管理税务的原则不变，外国驻华官员仍可以随时凭其影响，诱逼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安排。李泰国和赫德担任总税务司，都是在卜鲁斯的影响下促成的；而各口税务司的任免又操纵于总税务司之手。可见清政府与海关监督已无可奈何，海关直接掌控与洋人之手。
五、李泰国、赫德与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
这个募用洋员海关制度的设计人是阿礼国，而真正实施、执行这个方案是李泰国。这个方案创办显现于上海新海关。当他被委任为"总税务司"之后，又积极进行组织海关工作，制定各口海关的编制预算，详拟"海关税务各条款"。虽然他所拟章程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原则，但他坚持商人应照此章程进行通商贸易，否则予以惩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偷漏关税的歪风。李泰国被任命为上海税务司之后，便开始他创办新的口岸制度，由外国同事们去执行。另外，由于赔款是中央政府的直接责任，由于中央政府现在已被迫与外国代表直接接触，这种接触的主要目的是处理由外贸而引起的问题，还由于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海关事务紧密相关，双方终于同意，由李泰国向薛焕建议的外交机构也应该控制集权化的海关管理，通过新建立的外交机构选派的外籍总税务司，这种控制会最有效。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以奕訢为领衔大臣，满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为帮办，并以北方三口和南方五口通商大臣分管各通商口岸对外关系事宜。
总理衙门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挑选合适的外国人担任新型海关总署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已经由皇帝钦差大臣何桂清颁布任命此职，但是，由于该职位在这方面的权力现在是由具有更高权力的衙门所代替，该职位还有待于衙门认可其任命或另选他人。衙门似乎没有考虑其他候选人。1859年10月卜鲁斯到达了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在赫德的协助下李泰国创办了粤海新关，费子洛被任命为税务司。
1860年1月，李泰国又来到了汕头。由于这个新开的口岸位于广东省，因此在两广总督劳崇光给道台的命令支持下，李泰国开设了海关并且任命华为士为税务司。在李泰国开办新关的过程中，赫德开始崭露其头角，并且得到阿礼国的表扬，同时也与广州官员建立了良好的联系。1860年6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7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了一个公告，宣布"根据现有的一个特别条例，在中国境内的任何英国臣民帮助现存的中国政府"或帮助任何反对这个政府而起来造反的人,"都是违法的"24。李泰国也声明暂时停止和中国海关的联系，新关的建立暂时中断。
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执行以后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向英国和法国各支付800万两白银赔款应采用的方法。条约规定，赔款每季度交付一次，占与外国通商口岸海关征税总额的五分之一25。这样首次建立了将海关作为还债机构的先例。威妥玛在与恭亲王及其助手文祥和恒祺讨论为支付赔款而做的安排问题时发现这三个人都赞赏李泰国的长处，一致把他当作中央化的海关机构的首长的最适合人选。因为赔款必须从海关收款中支付，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到期必须支付的规定款项的支付安排交给李泰国。召见李泰国，只要一个星期，他们所知道的会比他们十年中从他们的中国人下属那里得知的要多得多26。两广总督劳崇光，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上海道台薛焕都大力推荐李泰国，根据他们的证明，文祥在不久以后的一次会面中通知威妥玛，已经决定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不久恭亲王将委任状交给直隶总督恒祺，授予李泰国全面监督的权力，监督与税收有关的所有事务，帮助各口岸的中国监督们征收税款，防止在税收上舞弊，确保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的良好行为27。
但是李泰国缺乏见识和机智，对形势估计错误。当太平军席卷江南时他认为清廷前景濒临危殆，于是借养伤为名而突然回国。1864年4月他向新任两江总督五口通商大臣薛焕请假回国，并推荐了费士来和赫德暂时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费士来1857年来华，1859年进入江海关，1860年任江海关税务司。赫德在广州新关开办中崭露头角后于1859年开始了他的海关生涯，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赫德一开始就比费士来有优势，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外籍税务司制度。赫德全力开办根据《天津条约》规定而开放的通商口岸的海关，设置了一个总理各关事务的最高机构，即总税务司署。他在组织新关过程中采用了西方先进的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征税制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因此税收激增。后李泰国因阿思本舰队事件而，1863年赫德开始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经过赫德的一系列努力，海关得到了巩固和稳定。各国驻华公使和清政府逐渐接受，进而支持这一制度。
赫德面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争夺中国的局面，深知要维护各国特别是英国在中国的利益，要维护和提高他在海关的地位，必须妥善解决"国际性"问题。他在遴选各关官员时，把人员的国籍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他主动邀请各有关国家选派人员参加海关工作。1864年，他要求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招募3个18―22岁的美国青年来中国，以备海关录用28。他把中国的海关极力办成代表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机关。海关实质上是维护和代表外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机关。赫德在1864年的《关于总税务司署创设问题备忘录》中详列了海关在维护外国利益方面发生的作用，主要有：一、监督和强制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二、在各口拟定章程时，税务司署总是"通过非任何其他方式所能轻易达到的有效的更改"，使它"对商人都有直接利益"。三、"税务司署对于有权取得损失赔偿的外商，对索取赔款的各国政府以及对于必须支付赔款的中国政府，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机关，该署对征收关税的监督已保证了这一种要求"。四、海关在"潜移默化"中消除了中国官员对外国人的疑忌，转而"尊重"外国人29。
海关的这些作法很快得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赏识。1864年，美、英、法、俄各国公使采取的所谓合作政策明确规定："在维护我们的条约权利所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国际性的基础上，支持了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30。
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国内战争从高潮转向低潮时期，也是外国资本主义扶植清政府重建统治秩序的关键时代。海关成为各资本主义国家扶植政府的得力机构。
海关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是帮助清政府镇压，凡是太平天国革命战火燃烧到的口岸，都有外籍税务司灭火的活动。他们组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军，还帮助清政府筹措军费。太平天国在1865年转入低潮，这时赫德又呈递了一个全面改革清政府的文件----《局外旁观者》。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即整顿财政、整顿吏治，学习外国善法，并准华洋商人合办，皇帝召见各国公使，委派驻外使节等。这个文件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他从海关经费中抽拨银两带了清廷官吏出游欧洲，支持同文馆的运作，帮助创办军事工业。
赫德为清政府做的一件最现实的工作，就是由海关洋税担保赔款。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海关和赔款联系在了一起。到了1866年1月清政府清偿了全部赔款达1600万两。赔偿完之后，除部分拨充京饷之外，还按结提出四成解交部库，增加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对此大为赞赏。总理衙门奏称："查数年以来，洋人充当中国司税，办理尚属认真"，于是"议准""令洋人仍帮同司税，厚以廪饩"31。
外籍税务司制度，这种前所未有的特殊的海关制度，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确立。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扩张和清政府自身的腐朽，这一制度又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它最终被各国和清政府所接受。这为它日后进一步的扩展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2：《北华捷报》1952年5月12日
3：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北华捷报》，第231期，1854年12月30日。《小刀会史料》第461页
5：《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20-22页
6：转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122页
7：《北华捷报》，1854年1月30日
8：《小刀会史料》第305-306页
9：《北华捷报》1853年10月22日
10：《北华捷报》1854年2月4日
11：《北华捷报》1853年11月12日
12：《北华捷报》1853年11月5日
13：《小刀会史料》第366页
14：转引自：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129页
15：魏尔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9-120页
16：马士著、张汇文等译《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卷第21页
17：魏尔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25页
18：魏尔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27页
19：《北华捷报》1858年10月9日
2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18-140页
21：《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195页
22：《北华捷报》1855年9月1日
23：《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第273页
24：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187页
25：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189页
26：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上册第191页
27：《北华捷报》1861年3月9日
28：《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7卷，第82页
29：《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第6卷，第190-192页
30：马士著、张汇文等译：《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464页，附录一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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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工贸易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保税制度、出口退（免）税制度和征税制度。加工贸易保税制度有全额保税、定额保税和不予保税之分。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方法虽然因具体贸易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与一般贸易相比更有利于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工贸易征税制度则对不同贸易方式、不同来源料件、区内区外企业实行了区别的征税待遇。
[关键词]加工贸易保税出口退税税收制度
一、加工贸易保税制度
保税制度是一种国际上通行的海关制度。我国加工贸易税收实践中，对于来料加工方式下，合同规定由外商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及包装材料，海关全额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加工出口的成品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生产环节消费税，包括免征工缴费的增值税。但是，进料加工方式下，海关则区别情况对进出口货物实行全额保税、定额保税或不予保税。一般来说，保税工厂、保税集团、对口合同可予以全额保税；其它经营进料加工的单位或加工生产企业，其进口的料、件应根据《进料加工进口料、件征免税比例表》的规定，分别按85%或95%作为出口部分免税，15%或5%作为不能出口部分照章征税。如不能出口部分多于海关已征税的比例，应照章补税；少于已征税比例而多出口的部分，经向海关提供确凿单证，经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准予向纳税地海关申请已纳税额返还。此外，对有违反海关规定行为的经营单位和加工生产企业，海关认为有必要时可对其进口料、件在进口时先予征税，待其加工复出口后，再按实际消耗进口料、件数量予以已纳税额返还。
但是，若加工贸易进口货物，无论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进口，只要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等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物流中心、保税仓库等特殊监管场所，均实行全额保税。但是，基于历史原因，我国多数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特殊监管区域之外，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料加工进口货物仍存在不完全保税甚至不予保税的可能。
二、加工贸易出口退（免）税制度
对于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以免税为主，不予出口退税的政策。如果出口企业是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可以享受免税，但对其耗用的国产材料则不办理出口退税，其进项税额也不得抵扣，而是计入成本。
但是，对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我国实行出口退（免）税制度。该贸易方式下出口货物的消费税的退（免）税办法与一般贸易方式相同，而出口货物的增值税的退（免）税则有所区别，即根据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具体贸易形式而采取不同的出口退税计算方法。
1.作价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退税额=出口货物的应退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的应缴税额=销售进口料件金额×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其中：“销售进口料件金额”是指出口企业销售进口料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税率”是指当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小于或等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按进口料件的征税税率计算，而若进口料件征税税率大于复出口货物退税税率的，则按复出口货物的退税税率计算；“海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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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料件实际征收的增值税税额”是指海关完税凭证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
2.委托加工复出口
出口货物应退税额=购买加工货物的原材料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进项税额×该原材料等的适用退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工缴费金额×复出口货物退税率+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海关对进口料件实征增值税税额=应征税额-减征税额
3.自行加工复出口
(1)实行“先征后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征税税率-（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征税税率）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退税率-当期海关核销免税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退税率
(2)实行“免、抵、退”法计算出口退税的生产企业的计算方法：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当期全部进项税额-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上期留抵税额
其中：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征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免税购进原材料包括从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和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且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价格为组成计税价格，即
进料加工免税进口料件的组成计税价格=货物到岸价+海关实征的关税和消费税
这里，当纳税人有进料加工业务时则应扣除“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且当“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大于“出口货物销售额乘征退税率之差”时，“免抵退货物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按0填报，其差额结转下期；按“实耗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包括单证不齐全部分)进料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货物所耗用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按“购进法”计算的“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为当期全部购进的进口料件组成计税价格与征退税率之差的乘积。
—免抵退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牌价×出口货物退税率-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其中：出口货物离岸价（FOB）以出口发票计算的离岸价为准。若出口发票不能如实反映实际离岸价的，企业必须按照实际离岸价向主管国税机关进行申报，同时主管税务机关有权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予以核定。
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其中“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如上所述。
—当期应退税额为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当期免抵退税额之间的小者由此可见，当出口货物的征税率与退税率不一致时，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减轻企业承担的征退税率不一致导致的税收负担。因为，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承担所有征退税率差额部分的负担，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则只承担国产料件部分的征退税率差额负担，若加工贸易企业全部使用进口料件，且全额保税，则基本不受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毕业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出口退税率降低的影响。
此外，当加工贸易企业将用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转至另一加工贸易企业进一步加工后复出口时，贸易部门与税务部门对这类深加工结转业务的税收处理并非完全一致。根据目前的有关规定，海关对深加工结转业务视同进出口贸易实行保税监管，即并不对该项业务征收任何进出口税费；但是，税务部门则自2001年1月1日起，老三资企业（1993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三资企业）“不征不退”的免税期满之后，对所有企业的深加工结转业务均视同内销先征税，然后再在出口环节办理退税，并且深加工结转环节使用的国产料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显然，这种不一致增加了此类企业的税收负担，不利于深加工结转业务的发展，也不利于加工贸易价值链条在国内的延伸。故而，有的加工贸易企业便利用特殊监管区域或特殊监管场所的税收优惠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根据《出口加工区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0]155号）、《保税物流中心（B型）税收管理办法》（国税发[2004]150号）、《关于保税区与港区联动发展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7号）、《关于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1226号）等的规定，区外（或中心外）企业运入区内（或中心内）的货物视同出口，准予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出口退税；区内（或中心内）企业销售给区外（或中心外）企业的货物视同进口，当该区外（或中心外）企业开展加工贸易时，准予其按照加工贸易税收政策执行。这样，深加工结转业务中，上下游企业就可以通过上述区域或场所获得最大利益，即上游企业的货物入区（或中心）就可以获得退税，而下游企业从相应园区（或中心）进口货物并获得发票，向海关办理“进料加工”就可以享受进口料件保税，从而减轻了这些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加工贸易征税制度
1.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出口国家规定不予退（免）税的货物
出口企业以来料加工复出口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货物的，仍然享受免税；但是，出口企业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不予退（免）税的货物，则必须按复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与所耗用进口料件的差额计提销项税额或计算应纳税额。此外，若该不予退（免）税的货物为应税消费品，还应按复出口货物的出口数量或离岸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2.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征收出口关税的规定
加工贸易项下出口应税商品，如全部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不征收出口关税；如部分使用进口料件加工的产（成）品，则按海关核定的比例征收出口关税。具体计算公式是：
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出口关税税率×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其中，出口货物完税价格由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的规定审核确定。
企业应在向海关备案或变更手册（最迟在成品出口之前）时，向海关如实申报出口成品中使用的国产料件占全部料件的价值比例。
3.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与产（成）品内销
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或者成品因故转为内销的，海关凭主管部门准予内销的有效批准文件，对保税进口料件或制成品依法征收税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流星毕业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而的，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是篇高质量的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希望此文章能对您论文写作，提供一定的帮助。加工贸易税收制度解析为免费毕业论文提供，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用途。
款并加征缓税利息；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未出口的成品按内销征税，并不予办理出口退税，已办理出口退（免）税的，应追回退（免）税款。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剩余料件、残次品、副产品和受灾保税货物，加工贸易企业可向海关申请内销，并免于商务主管部门审批，属于发展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环保总局及其授权部门进口许可证件管理范围的，免予提交许可证件。海关对申请内销的边角料根据报验状态归类后适用的税率和审定价格计征税款，并免征缓税利息。
由此可知，加工贸易出口应税商品或不予退（免）税商品的征税制度对进料加工、来料加工以及国产料件、保税进口料件区别对待，没有一视同仁，这显然不利于进料加工贸易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企业使用国产料件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提高加工贸易产品的国内增值率。其次，虽然加工贸易料件与制成品内销制度中规定“进口料件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的，经营企业还应当向海关提交进口许可证件”，但未明示该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制成品，从而使得企业可能利用加工贸易方式规避国家对某些制成品的进口限制，在国内销售该类产品。最后，根据规定，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内企业内销的制成品，其补税时的完税价格按制成品的成交价格审定；而区外企业内销制成品时，则按料件的原进口成交价格或与料件相同或类似的进口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定。一般情况下，制成品的成交价格要高于料件的成交价格，而且根据“关税升级”理论，制成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也要高于料件的进口关税税率。因此，这种差异显然对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内的加工贸易企业不利。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一、学术史回顾: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庞杂,共分为“总论”、“政府疆吏交际”、“直省解京款项”、“漕运京饷”、“额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总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着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版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整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着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问题的第一部着作,受到同时代的国外学者的注意。②此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着不多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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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国用四”;卷68,“国用六”,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在引用时作者记为“哲美森”,卷68则记为“遮密孙”。
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着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报告,国人鲜有知者,近年始见预算案,然肯细心研究者亦不一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计状况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
② 如木村增太郎《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着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凡是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初出版的日本研究着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一律译作“中国”。但为了避免混乱,着名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据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称,“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日本辞书《广辞苑》也有这种解释。不过,在笔者看来,从读音上看,“支那”(日语读音作“席那”)更接近于拉丁语系的读法,在西班牙语中“China”读作“齐那”。笔者曾学过几年的西班牙语,特予揭示。权作一说。
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着对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着作。另外,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国内系统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着作,是书对财政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革,有较好的论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思想的先河,其中的“增岁人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考察这一时期财政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着虽不多见,但有关着作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立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问题进行回顾性研究。
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其中,对光绪朝财政的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分。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较。叶元龙《中国财政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财政。又如陈沧来《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货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第二,财政通史着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财政通史的撰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方面的着作有: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常乃德《中国财政制度史》(世界书局1930年版),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志濂《中国财政史辑要》(无锡大公图书馆1936年版),刘不同《中国财政史》(大东书局1948年版)。在这些财政通史中,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注意。如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将中国财政的演变分作八个时期,其中清代划作两个时期,即清初至道光、咸丰至宣统。刘秉麟《中国财政小史》,对《赋役全书》、《会计册》、《奏销册》等赋税册籍,以及财政体制、俸禄、货币、田赋、盐税、关税、杂税等都有简要的叙述。其中,对晚清之杂税有较好的论述:“清初人关时,对于各项杂敛,悬为例禁,涤荡繁苛,未始不善。降至中叶,杂税亦多。而流毒之深,贻害之远,莫如土药税。当时清廷收入,恃为大宗……其他各项杂税,有相沿日久,向有定制者,有光宣之交,临时加征者。前者有牙税、当税、契税、铺税、渔税、矿税等数种,后者如直隶之烟税、家屋税、车捐、花捐、妓捐等。各省新设之名目,大抵相同。”表现出相当的概括能力和识见。
第三,通史性的专题史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
在通史性的专题研究方面,万国鼎《中国田赋史》(正中书局1933年版),徐士圭《中国田赋史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马大英、江士杰、刘国明、王延超的《田赋史》下(《田赋会要》第三编,正中书局1944年版),以及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吴兆莘《中国税制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涉及有清一代的田赋及相关问题,有的论述较为深入。如吴兆莘的《中国税制史》,对晚清的海关税、厘金税、土药税、茶税、酒税、契税等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张家骧《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年版),虽然是货币研究的通史着作,但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对清代以前的币制只是概而述之,重点在于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对
银行、造币厂的沿革有系统的论述。其他的通史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杨肇遇《中国典当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欧宗佑《中国盐政小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等,都有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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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盐务署主持编撰的《中国盐政沿革史》,分盐区进行叙述,1914年出版《长芦》分册,1915年出版《奉天》分册。笔者最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仅见到这两册。就这两册来看,所谓的“中国盐政沿革史”。主要仍是叙述清代。
专着之外,相关论文涉及到诸多方面。汤象龙《咸丰朝的货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中华书局1936年版),谭彼岸《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国银元之流人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9月),是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作。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35年4月)和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2月),是田赋方面的代表作。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社会科学杂志》第9卷第1期,1947年6月),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对于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以及地方财政自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吴廷燮《论光绪朝之财政》(《文献论丛》,故宫博物院1936年刊印),则分析了晚清财权下移之情势下,清廷的财政清理。在外债与赔款的研究方面,汤象龙《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是两篇重要的作品。另外,陈文进《清代之总理衙门及其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11月)、《清季出使各国使领经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5月),以及沈鉴《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军费》(《社会科学》第2卷第2期,1937年1月),也是对相关论题的开创性研究。在厘金研究方面,罗玉东《厘金制度之起源及其理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l期,1932年u月),傅衣凌《清末厘金制起源新论》(《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1946年),具有代表性。在海关研究方面,则有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沿革考》(《社会科学杂志》第5卷第3期,1934年9月),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工期,1935年5月)等论文。
与同时期的国内学者的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重视。在日本,20世纪初至40年代,形成了对晚清财政的研究热潮。
木村增太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清代财政史的最着名的日本学者。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中国的厘金制度》、《中国财政论》、《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等数部研究着作。除了《中国的厘金制度》(东京东亚事情研究会1926年版)专门研究厘金问题,《现代中国的财政经济》(东京生活社1940年版)专门研究民国财政外,其他几部着作均是以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财政为重点。《中国的经济与财政》(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3年版),共10章,该书除了研究一些较为特殊的经济门类如特种商(牙行、买办)和组合制度(商人的同业组织,会馆、公所、工商业行会等)外,其着重点在于研究晚清的外国银行、晚清的财政困境与内外债、清末的改革。《中国的财政真相及其革新措施》(东京启明会1925年版),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晚清财力匮乏的经过与借款,二是岁出与岁人的状况,三是财政组织的变革,四是财政的清理整顿。《中国财政论》,主要研究了财政制度、税收制度、外债与内债。木村氏的几部着作,有重复之处,但在论及同一问题时,也不是完全相同,后出版的着作有一些新的进展。如《中国的经济与财政》和《中国财政论》都列有“租税制度”一章,前者主要研究了田赋,其他税种只是在“税制概要”一节中略有介绍。后者除了对田赋、盐税、常关税、海关税这些税种加以论说外,对货物税(厘金)、烟酒税、印花税也做了专节探讨。安东不二雄《中国的财政》(东京东亚实进社1921年版),分为5编32章,以研究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财政状况、外债、内债、银行、岁计为重点,对晚清内外债的研究尤为细致。松井义夫《清朝经费之研究》(满铁经济调查会“经调资料”第66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5年版),分为制度和经费二编,在一般陆叙述财务行政以及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晚清的财政支出和相关财政问题。百濑弘《清朝的财政经济政策》①,则对有清一代的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另外,平濑巳之吉《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央公论社1942年版),小竹文夫《近世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店1942年版),竹内元平《最近中国财政概说》,(“满铁调查资料”第108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等,也涉及到晚清的财政状况与沿革。其他专题性的研究,在关税方面有: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东京北文馆1915年版),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②(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0年版),西川喜一《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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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亚研究所报》第20号,1943年。已由郑永昌译成中文,附录于《财政与近代史 论文集》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
② 该书原名为《支那关税制度论》,1926年又出版了改定增补版。中文版由李达翻 译,作为“经济丛书社从书”之五.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
政金融与关税制度》(上海日本堂书店1925年版)。在货币金融方面有:佐野善作《清国货币问题》和《沪汉金融机关》(合称《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 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5年版),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东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国货币改革论》(东京支那经济学会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国的金融与货币》(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及《中国的货币与度量衡》(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研究》(山口市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版),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版)及《中国银行制度论》(东京岩松堂书店1941年版)。在内外债方面有: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横滨正金银行1910年版),大山嘉藏《中国的国债与列强》(东京文影堂书店1915年版),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大阪工业之日本社1918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满铁调查资料”第112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9年版),滨田峰太郎《中国的财政和公债》(东亚研究会1930年版),樋口弘《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东京生活社1939年版)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学者对晚清财政史的专题研究虽然不突出,但也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燕京大学1950年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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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许大龄《明清史论集》收录。
对清代各个时期的捐纳制度做了系统研究,在史的描述的基础上,对捐纳与财政、吏治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拓荒性着作。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国内学者系统研究清代关税的着作,既扼要介绍了鸦片战争前户部关和工部关的设置及征税制度,又论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和关税权的被侵占。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则是此一时期研究货币金融方面的代表性着作。魏着主要研究鸦片战争后的银两制度、制钱制度、晚清的币制变革,以及近代外国银元的流人及其影响。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对晚清以来的外债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彭泽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较多的论文,《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79年第1集)、《十九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清朝财政危机和财政搜刮的加剧》(《历史学》1979年第2期)等,都是对相关论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力作。
相对于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而言,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外学者和台湾地区学者在晚清财政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佐伯富《清代盐政之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是研究清代盐政的重要着作。E.G.比尔《厘金的起源——1853—1864》(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58年版),是继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之后研究早期厘金的重要着作。景复朗《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和货币政策》(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65年版),对晚清的货币进行了新的研究。王业键《的田赋》(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1973年版),则是晚清田赋研究的出色着作。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以及刘凤翰《新建陆军》(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对晚清有关方面的军费有所涉及。何烈《厘金制度新探》(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1972年版),在前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探索。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同时也由于以往研究的积累,晚清财政史的研究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有四:
第一,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多部“断代”财政史着作出版。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国立”编译馆1981年版),在探讨咸丰以前财政概况的基础上,对咸同时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钱粮亏空、奏销制度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变化等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对清代后期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以及太平天国的财政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叙述清代后期的财政时,主要注意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态,同时,对太平天国的财政和晚清的财政思想,也有一定的论述。邓绍辉《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试图从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以及税收制度与财政支出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晚清财革与近代化的关系。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对鸦片战争与清朝财政、太平天国与清朝财政、洋务运动时期的清朝财政、甲午战争后的清朝财政、覆灭前夜的清朝财政、财政演变中的经济与社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周志初《晚清财政经济研究》(齐鲁书社2002年版),重点探讨了晚清财政管理体制的演变和晚清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第二,晚清财政研究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多部专史研究着作。在盐税研究方面,有牧寒《内蒙古盐业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关税研究方面,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在军费研究方面,有王尔敏《淮军志》,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货币金融研究方面,有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制度的演进(1664—1937)》(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81年版),郑家度《广西近百年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宇平《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版),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宫下忠雄《近代中国银两制度研究》(有明书房1990年版),戴建兵《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桑润生《简明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外债和外资研究方面,有曹均伟《近代中国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1997年版)。在太平天国的财政经济制度研究方面,有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三,有关论文集的出版较为活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值得注意,该论文集分作30编(本),在许多编中都有相关的财政研究论文,如第二编中王仲孚的《同光间新疆回乱的善后措施》,第八编中庄吉发的《清季南北洋海防经费的筹措》,包遵彭的《清季海军经费考实》,吴相湘的《清季园苑建筑与海军经费》,第十编中全汉昇的《清季铁路建设的资本问题》,庄吉发的《清季铁路经费的筹措》,第十一编中黄俊彦的《甲午战后筹还外债与财政的变革》,第十三编中王树槐的《庚子地方赔款》等等。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收录了彭雨新《中国近代财政史简述》、宓汝成《近代中国外债》等长篇论文,这些论文虽属讲义性质,但由于是作者的多年研究心得,不乏真知灼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经济史组编《财政与近代历史》(1999年版),分为上、下两集,收录了许多有分量的论文。个人的论文专集有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锋《陈锋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山本进《清代财政史研究》(汲古书院2002年版)等。
第四,有关研究论文数量繁多,几乎涉及晚清财政的各个方面。有些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准,如彭泽益《清代咸同年间军需奏销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分别对镇压太平军、捻军、西北回民起义、西南人民起义、两粤闽台人民起义的军费支出进行了梳理统计。彭雨新《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财政的崩溃》(《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系统研究了晚清的财政收人、财政支出以及清廷的财政困境。何汉威(清末赋税基准的扩大及其局限》(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7期下册,1988年12月),不但注意到了
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而且对烟酒税、契税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刘克祥《太平天国后清政府的财政整顿和赋税搜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3集,1981年),岩井茂树《清代国家财政中的中央与地方一一以酌拨制度为中心》(《东洋史研究》第42卷第2号,1983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周育民《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工989年第4期),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等等,都是有关方面的代表作。
上述之外,一些断代着作和经济史着作中,也对晚清的财政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宓汝成主编的《清代通史》第8卷、刘克祥主编的《清代通史》第10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一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都有相当的篇幅对财政问题进行表述。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相关章节中,对财政问题着墨较多。杜家骥《清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列有“财政”专章。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有对“晚清的财政金融政策”的专章讨论。
二、专题研究与资料汇编
在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中,有若干研究专题形成了热点,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1.晚清财政体制的研究
一直受到许多学者注意的晚清财政体制研究,集中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方面。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以研究当时的地方财政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为主旨,出现了许多研究论文,如齐元三《中央与地方赋税划分》(《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胡善恒《地方财政困穷问题》(《福建财政月刊》第5卷第2期,1931年)、吴长春《县地方经费之研究》(《财政经济汇刊》第1卷第6期,1932年8月)、冯华德《我国国地财政划分之理论与实际》(《浙江财政月刊》第9卷第10期,1936年)等等,这些论文对晚清的财政体制略有涉猎。随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揭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彭雨新《清末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罗玉东《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吴廷燮的《论光绪朝之财政》等文,对晚清中央财政体制的瓦解、晚清财权的下移以及地方财政自的扩大等问题,有深入的分析。这些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财权的下移导致了地方督抚的专权。这一论点影响深远,为后来的许多论着所沿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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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缪全吉《曾国藩幕府盛况与晚清地方权利之变化》(《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4集,1969年)、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危机》(《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尹福庭《试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权利的消长及影响》 (《清史研究集》第4辑,1986年)、林乾《咸丰后督抚职权的膨胀与晚清政治》(《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汪林茂《清咸同年间筹饷制度的变化与财权下移》(《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何瑜《晚清中央集权体制变化原因再析》(《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另外,何烈在其所着《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一书中,重点研究了晚清的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认为:咸同以降,中央控制名存实亡,“自全国而言,督抚的权力已大于中央;自一省而言,新设各种机构的权力已大于原有的建置衙署。于是吏事、兵事与经费,实际上都非中央政府所能控制,只有督抚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切政务实施,中央一惟地方大吏的意志为转移,本身绝少主见。”此种见解依然是传统定论的申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晚清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论文较多。在数量繁多的论文中,刘广京、何汉威、戴一峰等人的论文值得注意。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利问题商榷》(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0年版),不同意前此学者认为的太平天国革命被镇压后,清政府的财权、军权、政权下移,中央控制日益式微,从而形成地方督抚专权之局的传统定论。作者认为,中央既未如成说所云大权旁落,督抚亦未如想像中那样为所欲为。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册,1997年],从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南下江苏、广东整顿财政和几年后铁良南下江苏理财的个案研究人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认为:“清末从中央到地方督抚,对他们辖下的财政管理,俱失去有效的监控能力。中央固不用说,甚至督抚的财权亦受地方下层势力所制约……中央根本无法对省财政作彻底根本的清理,而督抚面对下层盘根错节的贪污舞弊,即使有意整顿税收,亦无能为力。”戴一峰《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则从近代的海关着手,探讨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侵华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该文指出,中央与地方的不协调,使得“清廷对于各省的财政,连名义上的控制也维持不住了”;而疆臣与将领之间的磨擦,使得矛盾迭起,导致了筹饷、协拨的困难。
另外,陈锋《清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调整》(《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一文,较系统地探讨了有清一代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晚清的财权下移,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财权下移之局的形成,因为时局的变化,既有督抚专权的意蕴,又有时势所迫的政策导向因素;财权下移的结果,既标示着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失控,又展现出财政体制极端混乱之后,地方漫无限制 的筹款,一方面使清廷和各地方渡过了重重险关,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弊端迭出。”同时,陈文认为,晚清的财权下移事实上为清廷所不容,因此便有种种清理整顿财政的措施出台,并对此做了具体的分析。①
日本学者山本进的《清代后期四川地方财政的形成》(《史林》第75卷第6号,1992年)、《清代后期四川的财政改革与公局》(《史学杂志》第103编第7号,1994年)、《清代后期湖广的财政改革》(《史林》第77卷第5号,1994年)、《清代后期江浙的财政改革与善堂》(《史学杂志》第104编第12号,1995年)、《清末山西的差徭改革》(《东洋史研究报告》第19号,1995年)等文②,以及谷井阳子《道光咸丰时期地方财务基调的变化》(《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4号,1989年),土居智典《清代湖南省的省财政形成与绅士层》(《史学研究》第227号,2000年),通过细致的个案考察,把着眼点放在了晚清地方财政的变制及其复杂的关系方面,展现出新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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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还可参见陈锋最近发表的几篇长文:《清代财政支出政策与支出结构的变动》(《江汉论坛》2000年第5期)、《清代财政收入政策与收入结构的变动》(《人文论丛》2001年卷)、《清代财政行政组织与奏销制度的近代化》(《人文论丛》2000年卷)、《清代财政制度的近代化》(《东瀛求索》第11号,2000年)。
② 已收入该氏的论文集《清代财政史研究》。
2.货币研究
在早期的货币研究着作中,国内学者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和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两书,有较高的研究水准。《中国币制问题》在叙述本位制度、银两制度以及银币、铜币、纸币问题时,对光绪以降的变革做了系统的梳理,书中列制的统计表格,如“(光绪年间)各省银角之成色重量”、“(光绪、宣统年间)各省通用银元之成色重量”、“各省宝银名称重量表”、“各地通用银两与库平比较表”、“海关平与各口通用银两比较表”等,对后来的相关研究开启了门径、打下了基础。《中国之币志汇兑》对硬币(银元、铜元、制钱)、纸币、本位制及造币机构等做了精当的叙述。其记银元云:“清以前,吾国上下通行之银,皆系以重量计,而不以枚数计也。自清乾隆五十七年,户部奏准鼓铸银钱,是为我国以银铸币之始。至道光初年,各国银钱输入渐多,蔓延各地,欲禁无由,当时两广总督林则徐,奏请自行鼓铸银元,藉资抵制,旋经部议驳。又道光中,浙省曾自铸一两重银钱,欲与洋元并行,以民间阻滞而止。光绪初年,吉林机器官局所铸有一钱、三钱、半两、七钱、一两五种,皆未见盛行。至十三年二月,粤督张之洞奏称……于是我国流通之银元中,始有吾国自铸之银元。”若非有深入的研究,不可能有如此的高度概括。日本学者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亦值得重视。该书事实上以研究晚清的货币为旨归,对晚清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券”(银票、钱票、洋钱票)、票号、钱庄、钱铺、大清户部银行、通商银行、外国在华银行等都有述说。而且,清水氏应邀在北京的时间有两年多,除博采典籍文献外,又辅以调查,称得上力作。根岸佶、越智元治《中国及满洲的通货及币制改革》(东亚同文会1937年版),以研究民国年间的货币为主,但对清代的银两制度、铜钱制度、纸币等都有所叙述,特别是在探讨币制改革时,认为晚近的币制改革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895—1900年,第二时期是1901—1914年,第三时期是1914—1927年,第四时期是1927—1935年,表现出很好的识见。另外,对晚清的所谓“金本位案”、“银本位案”也有细致的讨论。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和《中国银行制度论》,也值得注意,宫下氏的这两种着作虽然都是以民国年间为研究时段,但对晚清时期也有论述。特别是后一种着作,对晚清的银行业发展及纸币法规等叙述较为细致,所列的78个统计表,如“历年开设支那银行年别统计(1896—1937)”、“萌芽时期支那银行设立年别统计(1896—1911)”、“外国银行各年设立表(1857—1925)”、“外国银行的对华投资(1874一1925)”等,颇具价值。
近年出版的货币研究着作较多,前已揭明,不赘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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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可以参考的论文有郝延平《晚清沿海的新货币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1978年6月]、彭泽益《1853—1868年的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集,1979年)、朱浤源《近代广西货币的变革》[(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年6月]、李宇平《张之洞的货币政策》(《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83年第11期)、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一一清末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1993年]、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邓绍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四川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等。
3.外债与赔款
晚清往往为清偿军费赔款而举借外债,所以,外债与赔款、军费等都有所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参考。在外债研究方面,安东不二雄《清国国债事情》是最早的着作之一,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清国国债的起源;第二章,以前的国债;第三章,公债;第四章,义和团赔偿金及补充公债;第五章,铁道借款;第六章,内国债及地方公债;第七章,全国岁出岁人及关税收入额。该书以研究晚清的外债为主,对晚清的内债及财政的总体状况也有专章论述。在对外借款中,详于甲午战争所导致外债的叙述与分析,对汇丰银款、汇丰金款、克萨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有单独论列,并对每次借款的偿还方法、偿还资金、偿还财源等做了说明。另外,该书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了各次铁道借款的情况。丰田多贺雄《中国的借款金融政策》,伊藤文吉《中国与列强的经济关系》(京都内外出版株式会社1923年版),中滨义久《中国的对外借款》,对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甲午战争以后的外债、义和团与外债、币制改革及东三省实业振兴借款、瑞记借款等,也有详细的叙述。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是近年出版的集中研究外债的专着,涉及了“西征借款”、“海防、塞防的建设与外债”、“四大军事工业的创立同外债的关系”、“洋务运动与外债”、“中法战争与外债”、“中日甲午战争与外债”、“清末矿业借款”、“清末电讯借款”、“清末地方政府借款”、“清末驻外使领馆借款与留学生学费借款”、“清末内债演变为外债的几次借款”、“币制实业借款的发生发展过程”等若干专题。有些专题前此学者涉及较少,值得注意。至于其他相关的论文,俞建国《清末财政性外债及其对中国自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1988年)一文,富有特色,该文不但缕述了清末的几次主要的外债,而且分析了外债对清朝财政的影响与控制。
在晚清的赔款中,庚子赔款影响最大,也最为纷繁,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王树槐的《庚子赔款》是专门研究庚子赔款的着作,该着分“庚子赔款的议定”、“中国的筹措”、“偿付的波折”、“各国的退还”诸章,对庚子赔款的议定、筹措、偿付等做了系统的研究。作者写作该书的目的,是“综观庚款前后经过,比较各国的用心,分析其利弊得失,阐明对中国财政、教育、实业等各方面的影响”。由于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外档案,且分析透彻,使该书成为一部国内外学者注目的名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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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王树槐《庚子赔款》之外,唐林《庚子赔款》(《银行月刊》 第5卷第1号,1925年1月)、蔡百受《庚子赔款偿付之经过》(《银行周报》第11卷第40—45期,1927年10、11月)、杨志章《英国庚款与其用途》(《银行月刊》第6卷第6号,1926年6月)是早期研究庚子赔款的重要论文。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田志和、苏义发《清代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始末》(《东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周志初《庚子赔款本息的计算方法及应付数额》(《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宓汝成《庚子赔款的债务化及其清偿、“退还”和总清算》(《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袁成毅《中国对日庚子赔款述略》(《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等等,对庚子赔款进行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
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2期,1935年11月),则是对清代赔款进行综合研究的重要论文。汤象龙认为:“军费、外债和赔款为中国近代财政史上国家三宗最大的支出,三宗的总数常占国家岁出三分之二以上,各时期的财政的盛衰和变迁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特别是时代愈近,关系愈不可分离。更重要的是近百年来的情形,军费、外债和赔款三宗岁出都有连带的关系。一旦对外战争爆发或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政府军费随之膨胀,军费膨胀,外债即随之。及对外战争结束,赔款又随之。或因赔款摊偿,外债又随之。此种连带的关系构成中国近代财政史的主要基础之一。”这是颇有见地的论述。按照汤象龙的说法,中国的对外赔款,自鸦片战争到清亡,大小赔款多达一百数十次,各种赔款有的因为战争,有的因为教案,赔款的偿付有的归于中央政府,有的归于地方政府。在归于中央政府的赔款中,有5次最为重要,数额也最为巨大,即:1842年的鸦片战争赔款、1860年的英法联军赔款、1881年的伊犁偿款、1895年的日本赔款(甲午赔款)、1901年的八国联军赔款(庚子赔款)。汤象龙的这篇论文,对这5次赔款的数额以及赔款的摊偿进行了总体研究。该文的最大特点是利用档案和相关文献列制了大量统计表格,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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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是另一篇研究赔款的重要论文,该文对鸦片战争赔款研究得更为细致,除了论述英国勒索赔款的项目(烟价、行欠、战费)以及清廷对偿还赔款的罗掘外,对此次赔款所带来的人民负担的加重予以了充分的注意。伊原泽周《关于甲午战争的赔偿金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甲午战争中日本军费支出的总额以及清朝的赔款总额,揭示出日本对中国的财政掠夺。谢俊美《再论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也做了一些新的论述和考证.
4.关税(海关)
在关税研究方面,日本学者吉田虎雄是较早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对税关的设置、税关的沿革与组织、常关税的征收、海关税的征收,叙述系统而有致,而且特别注意到了晚清与民国初年的变革。该书附录的非常详细的“海关税率表”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而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英国学者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①,则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和关税征收的力作。特别是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主要根据海关档案,并参考英国外交部档案写成,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国内学者陈向元《中国关税史》(京华印书局1926年版),马寅初《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李权时《中国关税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周念明《中国海关之组织及其事务》(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都是研究晚清至民国年间关税问题的重要着作,虽详于民国,但对晚清的关税研究亦有相当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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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1938年在上海用英文出版。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中文本,姚曾廙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有赵淑敏《中国海关史》,卢汉超《赫德传》,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晚清部分》、《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戴一峰《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冈本隆司《近代中国与海关》出版。这些着作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水平。其中,戴一峰的着作,更注意研究海关与财政的关系。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国财政关系的演进”,重点探讨了晚清时期的海关与财政、民国时期的海关与财政;下编为“中国近代海关与中国财政关系面面观”,重点探讨了海关与常关、海关与厘金制度、海关与内外债及赔款、海关与晚清的财政整顿和改革。作者认为:“在近代中国,列强侵华势力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在它与中国财政的关系中,典型地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该书列制的25个统计表格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冈本隆司的着作,也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注意研究晚清海关的起源与税务司制度,并对粤海关、上海关进行了重点分析。下编则从海关税与借款、赔款以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着眼,探讨晚清以迄民国年间海关体制、海关税征收与财政经济的变化。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对晚清的海关贸易统计、走私贸易、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着名学者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89年),其副标题即是“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将海关与晚清的财政问题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从该书的章目设置中,也可以窥见作者的研究意旨。第一章为“清末财政与海关”,主要研究晚清财政的总体状况,从关税、厘金、币制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海关与晚清财政,借款政策与晚清财政,财政整理与海关税等。第二章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与中国海关”,主要研究马士与上海统计局、马士与海关贸易报告、马士与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借款的返还与金融市场等。第三章为“海关与贸易统计”,主要研究海关的设立与运作、海关统计与统计方法的变迁、亚洲区域内的交易与中国等。第四章为“开港场与地域市场”,主要研究亚洲市场和中国,地域市场和地域关系间的海关与常关,常关、海关与通货金融问题,海关与地域市场等。该书搜集、利用了大量的中、英、日文献和研究论着,作者在“序”中说,搜集海关资料达十余年,书后附录的“海关关系资料目录”和“研究文献目录”长达76页。又附录有“贸易统计关系资料”、“关税关系统计资料”、“海关统计集计法”、“海关.常关.厘金税则”(包括1858年天津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附属关税税则、1903年厦门关输出入税则、1905年重庆新厘科则、重订苏省水卡捐章、厦门内地税关税目)、“税关关系文书”、“镇江关关系资料”等。因此,该书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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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田明伸教授有对滨下着作的书评,见《滨下武志》(《史学杂志》第100编第6号,1991年)。又,滨下武志的另一部着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也涉及晚清 的海关与关税。该书已有中文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是一部重要的统计资料书。需要提及的是,该书的“绪论”部分,分作“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海关税制”、“税务司制度建立后中国海关税收的分析”、“中 国近代海关税收的分配”4个部分,做了长篇论述,几与专着无异。
在早期的关税研究论文中,汤象龙《光绪三十年粤海关的改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1期,1935年5月)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粤海关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与闽海、浙海、江海同时设置的一个海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其他三关关闭,粤海关成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对此关进行个案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光绪三十年(1904年)粤海关的改革,“清除了该关二百余年来许多积弊,这不但在该关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即在整个的关税史上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该文在叙述粤海关用人、报销等方面的积弊后,对改革的措施做了分析。汤象龙在20世纪80年代还发表过两篇关税个案研究的论文,即:《台湾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2—1894)》(《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重庆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91—1910)》(《四川文史资料》1983年第3期),也可以参考。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如金城正笃《1854年上海“税务司”的创设一一南京条约以后的中英贸易和税务司创设的意义》(《东洋史研究》第24卷第1号,1965年),同氏《清代的海关和税务司一一税务司制度的确立》(琉球大学《法文部纪要一一史学·地理学篇》第18号,1975年),对税务司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副岛元照《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制度一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报》第42号,1976年),对列强染指下的晚清海关做了概要的叙述。
国内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后发表的研究论文,如姚贤镐《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自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陈诗启《论清末税务处的设立和海关隶属关系的改变》(《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戴一峰《近代中国租借地海关及其关税制度试探》(《海关研究》1987年第2期)及《论清末海关兼管常关》(《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等文,具有代表性。
5.厘金
在厘金研究方面,前已揭示的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着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着鲜见提及。
吉田虎雄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除“税关”一章中有厘局的叙述,“关税”一章中有鸦片厘金的叙述外,对厘金的研究以“各省的厘金制度”为名,分省区进行,分别对江苏、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等省区的厘金做了概要的叙述。其中详于江苏省的厘金。
王振先的《中国厘金问题》,分为7个篇目对厘金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各省厘金之制度”与吉田虎雄着作中的“各省的厘金制度”大致相似。王氏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否参考吉田氏着作或二人相互切磋,不得而知。其他篇目则有其独到的见解,如在“厘金之沿革”中,将厘金的沿革分作三个时期:一是创办时期,包括雷以缄的创制和曾国藩、胡林冀的仿行;二是推广时期,认为,“办有成效,各省争自仿行,不数年间,厘金遂推及于各地。开办伊始,厘局地点尚限于水陆冲要、货物辐辏之区。自商贾谋脱税趋歧路,承办厘金之局员,复认额包征,藉以牟利。时捐输之例即开,纳贿得官者相望于道,其势不能不多取盈。防奸商趋避之弊,不免多设分局,在在盘诘留难,商民益受其累”;三是发达时期,认为,咸丰末年,虽已认识到厘金的弊害,屡有裁减厘局之谕,但因为财政困难,厘局难撤。至光绪年间,厘局益繁,病民亦愈甚。“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文中同时指出,民国初年,“厘金有议裁之说,未能实行,间有一二省行之者,旋复其旧。未几以厘金为国税,命各省国税厅掌之。民国三年,官制改正,各省设财政厅,厘金亦归管辖。自是以后所差异者,只其征收考成及整顿办法特见明文,以为施行标准耳,于免厘加税之根本问题无与也。”又如,在“厘金之税率及其税额”中对厘金课税、征收方法的归结:“其课税法有二种,一日配赋法。各地运行之物品,而以其数配赋于商民。其弊也,此地税轻,彼地税重,甲货税轻,乙货税重,不公孰甚。此在同治四年以前各省尚多用之,其后知有流弊,乃渐改革。一日定率法。先将税品公估一定之价格,刊印成帧,使各地按率以征收之。然货色贵贱、货价高低,因时与地而各不同,欲悬定价,强不可齐者,而齐之亦未足以言平允。于是局员藉斟酌变通之美名,行因缘为奸之实事。兼以官吏包办,多方取盈。其征收方法,有一起一验者,有两起两验者。逢起则税加重,逢验则税稍轻。前者谓之纳税二次之制度,后者谓之纳税四次之制度。究之二次四次之外,尚有层层留难,暗中需索者。手续愈繁,弊端愈多,商民之负担亦愈重……或谓统捐之制,比较为良,然各省有行之者,卒以脱税甚多,收入锐减,并此新制不能维持。”这些论述,均值得予以注意。
木村增太郎的《中国的厘金制度》,主要叙述了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性质与种类、厘金的征收与裁撤,内容较为简略,基本上与该氏随后出版的《中国财政论》一书中的“货物税”重复。
另外,金子隆三《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也值得注意。①该书的分量较足,其“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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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属于“支那出张复命书”第四编《厘金》、第五编《支那的产业保护政策》的合集。《中国的厘金制度与产业政策》藏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图书馆,资料卡上注明:东京,出版时间不详。该书亦没有版权页,但贴有东京岩松堂书店的售书小票。书中引用资料的最后时限是1916年。又,东洋文库的藏本作:金子隆三《支那出张复命书》,大正七年(1918年)。
金”部分多达16章,章目如下:第一章,厘金的沿革;第二章,厘金的本质;第三章,厘金局的组织(包括清代的厘金局组织、现行厘金局组织等);第四章,各省厘金局的名称及总数;第五章,厘金征收制度(包括一起一验制、两起两验制、统捐制、出产税、销场税、产销税、落地税、过境税等);第六章,税率;第七章,征收规定;第八章,制裁规定;第九章,各省的厘金制度;第十章,铁道厘金(包括京汉、京奉、津浦、山东铁道厘金等);第十一章,特种厘金及与厘金类似的杂税、杂捐(包括盐厘、糖厘、家畜厘、茶税、丝蚕捐、烟酒税捐等);第十二章,厘金收入及其归属;第十三章,厘金的弊害;第十四章,厘金与子口半税的关系及得失;第十五章,厘金改良计划;第十六章,废厘加税问题。仅从章目已可看出其探讨厘金问题的全面。由于该书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当然不乏识见,但更偏重于资料的汇集。如第三章中对重庆厘金局、汉口征收局、长沙厘金局、广东韶州厘金局组织机构的示列;第六章中对湖北、山东厘金税则的统计;第十一章中对广西与江西的糖厘、江苏与浙江等地的丝蚕厘列举等,都颇为细致。
1932年出版的井出季和太氏的《厘金》也属于调查报告的性质①,内容更为翔实。分别对厘金的沿革、厘金的意义、厘金的种类、厘金的征收机关、厘金的税率、厘金的利弊、各地的厘金制度、铁道厘金、特殊厘金、厘金收入、厘金减免等问题进行了叙述。在对“各地的厘金制度”的叙述中,大多数省份都将清代和民国分别论列,在对“特殊厘金”的叙述中,盐厘和鸦片厘金均是分省区论列。而且,将引用的典籍文献和论着加以揭示(重要者如《湖南厘务汇纂》、《福建省例》、《广东全省厘务总局新刊厘则》、《福建省厘捐类沿革利弊说明书》、《阁钞汇编》、《户部陕西司奏稿》、《丁恩改革盐务报告书》、《各省厘 金状况调查统计表》、《支那经济全书》、各省财政说明书以及《中国度支考》、《中国厘金问题》、《中国关税制度论》、《民国财政史》等),该书在资料性和学术性方面,超过了前此各种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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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为《支那内国关税制度》的第3册,“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208辑。台湾总督官 房调杏课1932年版(日文)。
而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在研究的深度上堪为代表。罗着是早期厘金研究的代表作,是书分为12章,分别对厘金制度之起源、历年清廷对于厘金税政之措施、全国厘金税制概要、全国厘金收支概况及各省厘金进行了系统考察。作为一部名着,《中国厘金史》的特点主要有三:(1)既有对厘金制度起源、沿革及厘金与晚清财政状况的总体考察,又有分省区的细微梳理与分析;(2)引用资料十分丰富,包括了各省的厘金奏报档案、各省的财政说明书、有关省份的厘务汇纂和抽厘则例、海关关册、支那经济全书等;(3)十分注意统计资料的编制与分析,书中共列制统计表128个,如“历年各省厘金收入总数”、“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其他税收分析”、“江苏省历年厘金收入项下各项拨款分析”、“浙江省历年厘金收支比较”等等,颇具价值,曾反复被学者引用。但罗着亦有其不足,除了对前揭诸书鲜有提及外,研究范围局限在百货厘金方面,对盐厘等特殊厘金没有涉及,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井出季和太氏的调查研究水准。
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晚出,对厘金的起源、厘金对晚清财政的贡献、厘金制度的弊端、厘金与晚清政局等都有较好的论述。事实上,在《中国厘金史》的基础上撰写该书,本身就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何烈在《厘金制度新探》的“绪论”中说:“关于厘金制度之研究,最具成绩的当推近人罗玉东,罗氏所着《中国厘金史》,堪称研究中国厘金制度的权威着作。书中详述厘金制度之创立及推行全国的经过,举凡征收制度及收支状况,均有颇为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并分别说明各省实施厘金制度的沿革、税制与收支情形。书后附录各种统计表、各省厘票及表报式样等,都极具参考价值。由于该书所引用的部分原始资料(如故宫档案及宣统年间所编各省财政说明书等)与重要参考书(如《湖南厘务汇纂》等),目下在台湾已很难找到,愈使该书身价增高,殆已成今日研究厘金制度必不可少的锁钥。《中国厘金史》出版于1936年,作者的研究方法容或未能尽善,但其着述态度是相当严谨的,见解也颇为独到。可惜书中所讨论的,只限于百货厘金一种,而收数颇大的洋药厘、土药厘、盐厘及其他杂项厘金,均甚少涉及。而且作者的研究重点,似乎是详于前而略于后(事实上,该书内容多为光绪三十四年以前的分析讨论,其后则甚为简略),详于制度沿革而略于影响分析。令人深觉此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何烈还点评了前揭美国学者E.G.比尔《厘金的起源一一1853—1864》一书,认为,“所持论点,大部因袭罗玉东,创见不多;引用资料,尤嫌贫乏”。不过,何烈对前揭吉田虎雄、王振先、木村增太郎、金子隆三、井出季和太诸氏所着各书都没有提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在研究厘金的论文方面,周育民《晚清的厘金、子口税与加税免厘》(上海市历史学会1986年年会论文集《中国史论集》,内部刊印),王翔《从“裁厘认捐”到“裁厘加税”》(《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杨文华《论中法战争以前厘金与子口税的消长变迁》(《史学月刊》1989年第工期),汪敬虞《威厚阔、李德立与裁厘加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戴一峰《论晚清的子口税与厘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马敏《清末江苏资产阶级裁厘认捐活动述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以晚清厘金的变制为研究重点,也是值得注意的。
6.资料汇编
作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资料的编辑,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在20世纪上半叶的资料汇编中,杜翰藩《光绪财政通纂》(蓉城文伦书局1905年版),是研究晚清财政最主要的资料。黄炎培、庞淞《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1876—1915)》(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以及杨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是较早的海关贸易统计资料。江恒源《中国关税史料》(中华书局1931年版)、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年版),分类汇集相关资料,也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清末(明治末年)日本对中国的调查资料如《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7—1908年版)、《清国事情》(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版)、《清国商业事情与金融习惯》(东亚同文书院1904年版)、《清国商业总览》(东亚同文会1906—1908年版)、《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9年版)等,也汇集了颇有价值的晚清财政资料。如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根岸佶主持的《支那经济全书》共有12辑,其中,第一辑有财政编,第三辑有关税编,第六辑有货币编、银行编。以第一辑“财政”编为例。该编共分4章。第一章“总论”,概述有清一代的财政体制、法律典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赋税征收与吏治关系等。第二章“地方财政”,包括收入中的地租的种类、田制、赋则、征收、耗羡、地丁银、漕粮、粮折、盐政、盐课、盐厘、厘金、土药税、牙税、当税、契税、茶税、直隶的新税等款目;支出中的祭祀费、仪宪费、驿站费、赏恤、采办、织造、教育费、俸食(俸禄)、养廉银、公费银、红白事例银、河工、塘江、饷乾(驻防八旗、绿营、长江水师、勇饷、练军)、漕运经费、海军费、补支和预支、解京诸饷、协饷、在北京诸衙门费。并附录有地方财政实例(江南财政调查)。①第三章“中央财政”,包括经常收入中的漕粮、京饷、关税、杂款,临时收入中的协饷、捐项、借款、捐官;支出中的宫内费、俸食、养廉、饷乾、土木费、警察费、工部所管经费、宝源宝泉局经费、教育费、驿站、借拨银等。第四章“公债”,包括甲午以前的形势(外债的起源)、(甲午战争)导致的国债(含战初的财政状况、内债的募集、外债的成立)、日清战后善后公债(含怡和及瑞记借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偿还准备、昭信股票、续借英德洋款)、庚子赔款、地方借款等。又如《清国厘金税报告集一一在清国帝国各领事馆调查》,依次包括了安东、奉天、牛庄、吉林、哈尔滨、天津、芝罘(烟台)、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长沙、重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领事馆对厘金的调查,并集录有各地的厘金税则与章程。这些资料也有助于晚清财政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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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调查包括“江宁藩库”、“江安粮道库”、“江南盐巡道库”、“江海关道库”、“金陵防营支应局”、“江南筹防局”、“金陵善后局”、“金陵厘捐局”、“江宁劝办房膏总局”、“徐州膏捐总局”、“裕宁官银钱局”、“江南银铜元局”、“皖南茶厘总局”、“徐州土药统捐总局”、“江宁府屑清赋督垦局”、“吴淞口平粜义捐总局”、“上海摊地局’’等。见《支那经济全书》第l辑,东亚同文会1907年版,第64—674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80年代以前,有关的资料汇编也较为突出。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内部刊行,1962年),在贸易、关税、银钱比价、地租形态等方面都选编了一些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李文治《中国近代 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对户口、田地、田赋资料的选编予以了充分注意。巫宝三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除了收录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王茂荫、包世臣等人的经济思想、财政思想、货币思想等资料外,还收录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有关农业政策、工矿政策、商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书局1964年版),对近代货币资料的搜集堪称完备,特别是集中收录了相关档案资料,更具价值。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外债资料。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有较详的关税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也是对海关与关税资料的集成,如《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另外像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等资料汇编,也有一定的财政资料的搜集。
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料汇编受到进一步重视,特别是档案资料的编辑出版空前突出。除《历史档案》、《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定期整理编辑出版清代档案资料外,许多类型的档案陆续出版。如《明清档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吴煦档案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版),《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1998年版)等等。这些档案汇编中包括了许多财政史料,有的还有财政史料专集,如《光绪朝朱批奏折》第85、86、87等辑,即是“财政”专编。《吴煦档案选编》的第6辑、第7辑则专门辑录了《清政府财政经济资料》。档案资料整理之外,一些集中的财政史料汇编也值得注意。如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下册,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徐雪筠《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一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中华书局1992年版),穆和德、李策《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一一》(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李必樟《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一一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吴兆莘、洪文金等《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莫世祥、虞和平等《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等。这些档案资料与财政资料汇编,对今后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进作用。
三、晚清财政史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概观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进程来看,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3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晚清财政史研究较为突出的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除了胡钧《中国财政史讲义》、徐式庄《中国财政史略》等多部财政通史和万国鼎《中国田赋史》、吴兆莘《中国税制史》等多部通史性的财政专史对晚清财政多有涉及外,还出现了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松井义夫的《清朝经费之研究》这样的专门研究清代财政史的着作。更为突出的是,出现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这样堪称经典的专史着作。在第二个时期,除了着作、论文的数量猛增以及研究的深度、广度大为扩展外,晚清财政的专史研究非常突出,涵盖了田赋、盐税、关税、军费、货币、外债、厘金等诸多方面,并在若干方面形成了研究热点。从总体上研究晚清财政的着作陆续问世,如《清咸同时期的财政》、《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中国近代财政史》、《晚清财政与中国近代化》、《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晚清财政经济研究》等。
第二,在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已比较注意国外财政学的理论着作翻译,有亚当士(斯)的《财政学大纲》(刘炳麟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柏克的《市预算》(孙树兴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塞力格曼的《租税转嫁与归宿》(许炳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撰写自己的财政学着作,先后有雍家源《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胡善恒《赋税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尹文敬《财政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这些财政学着作,一方面,注重财政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对初始的财政史研究具有引导与规范作用;另一方面,注重论与史的结合,注重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对去时不远的晚清财政予以了关注和评说。胡善恒的《赋税论》对赋税的分类、赋税的原则、赋税的负担、赋税在经济上的影响以及我国的税种与西方国家的税种进行了分析论列。尹文敬的《财政学》在“预决算论”一编中,述及中国的预算起源时即云:“中国编制预算,起于满清末年。光绪之季,政府以筹备之名,注意清理财政,定清理财政章程三十五条,在京设财政清理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由部派财政监理官。令各省财政清理局将收支存储粮银各数,编造册籍并盈亏计算表送部。此种办法,已具会计出纳之形式,而为预算之先声……”这可以看做是在研究相关理论时对晚清预算的初步梳理。
第三,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税研究热就是一个典型。武堉干在其《中国关税问题》的序言中即称:“关税问题,系中国目前政治、经济、国权,均极重要。近年以来,有识之士,殆均注意及此,即坊间关于此项问题之着述,亦尝汗牛充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财政史学者的学术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仅从武堉干《中国关税问题》的章目中,此点可一目了然,如第二章“中国关税自丧失之沿革”,第三章“中国海关行政权旁落之由来”,第四章“中国现行关税制度之缺点”。关注现实当然不能代替严格的学术研究,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却是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四,一直比较注意财政资料的汇编与整理,大量财政资料的出版,成为晚清财政史研究的基础。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作为最初的财政史着作,主要显现的是其史料价值。而就专门的财政资料整理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从现有典籍文献中撮录财政史资料,如《中国财政金融年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等①;二是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如地方性档案馆的《吴煦档案选编》、中央级档案馆的《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或者主要的是利用清代档案整理出的资料,如《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等;三是带有研究性质的统计资料的整理,较为典型的是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罗尔纲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价道:“他(汤象龙)是1930年开始大量收集清政府档案时就选定‘海关税收’作为研究课题……从1930年至1936年他领导大批人员抄录了清代财政经济档案12万件,其中一半采用了统计列表方法。汤象龙同志撰着本书所用的档案多达六千件,只不过是他所收集的档案资料总数百分之五。他把海关报告中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四柱数字编成统计表格,在本书中发表了共计118个统计表,其中全国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综合统计表46个,全国各海关历年税收和分配关别统计表72个。可见着者在发掘和利用清代档案进行研究工作规模之大,在我国史学界是仅有的,也是最早的,至于着者运用统计方法整理大量财政经济档案更是我国史学界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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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也有少量的档案资料。
以往的晚清财政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多值得称道的成果,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或者说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晚清财政史研究与前朝财政史研究的最大不同,是有清代档案可资利用,由于许多学者大量利用现存档案,使得研究课题显得细致而深入。汤象龙、刘隽、罗玉东等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已开了利用清代档案的先河。其后,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收录的晚清财政史论文,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以及《陈锋自选集》中收录的研究论文等,都是主要依据清代档案资料写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论着对档案材料的利用仍存在着明显的欠缺,甚至一些重要的着作,如何烈《厘金制度新探》、《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等,仅仅是从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或他人的论着中转引了一些材料,基本上没有自己查阅的档案。至于其他一些着作,如左治生《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孙文学主编《中国近代财政史》等,连转引的档案资料也稀见。并不是说,转用或不用档案资料就写不出好的着作,但档案的利用程度毕竟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同时,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亦明显滞后,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但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资料相比还差之甚远,尚需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除了整理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湾地区保存的清代档案外,各地方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也需要进一步予以关注。只有注意档案资料的利用,并加大档案资料特别是专题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晚清财政史的研究才有望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另一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不够。关于这一问题,近年已有不少文章进行指摘,也已有所好转。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晚清财政史研究的规范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当数量的论文选题重复,没有新意或新意很少,甚至拼凑抄袭,不断地制造学术垃圾。二是有些论着既不进行学术史的检讨,也不借鉴或甚少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视野的受限,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有意无意的漠视。前已指出:“吉田虎雄《中国关税及厘金制度》、王振先《中国厘金问题》和木村增太郎《中国的厘金制度》是最早的研究着作,具有开拓之功。可惜的是,后来的相关论着鲜见提及。”这“后来的相关论着”即包括了罗玉东的《中国厘金史》和何烈的《厘金制度新探》等①,罗、何的着作堪称名着,亦有这种现象,其他着作勿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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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罗、何着都引用过《支那经济全书》,何着另引用过《清国行政法》、《支那经济综撒》等。
再者,某些财政专题的研究甚少或阙失,比如赋税征收册籍的研究、杂税的研究、晚清俸禄变革的研究、晚清新的财政支出的研究等等。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一、爱岗敬业甘于奉献
*同志调入汕头海关技术处后，科领导安排他从事计算机前台设备的维护工作，他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工作安排，从此以后，在人们认为脏累活多、工作琐碎麻烦、短期不易出成绩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8年。朋友们对他这么多年“沉得住气”感到奇怪，劝他“活动活动”，换个轻松又实惠点的岗位，他却想：海关事业既需要监管、征税、查私、统计战线的“排头兵”，也同样离不开默默无闻、提供技术保障的“幕后英雄”，个人的需要固然重要，但既然选择了干技术，就要做好了“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甘做铺路石”的心理准备，只要组织需要都应该坚决服从。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十几年来，他恪尽职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参与关区电子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完善，参与各项重大科技应用项目的推广，经手处理计算机应用故障、检修故障设备、安装调试设备不计其数，足迹遍布粤东五市的17个基层单位。成为一名办事让领导放心、共事让同事信任的技术专家。
计算机前台设备维护工作量非常大，它不仅包括各现场设备的安装、调试和检修，而且还包括业务现场使用故障的抢修，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地跨粤东五市、基层技术力量比较薄弱、通关监管业务实时性要求极高的关区，任务更加繁重，没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是无法忍受的。有一次，有一个隶属关打电话告急，网络故障，业务工作无法开展，准备进货场的货柜车在马路上排了好几公里。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天下着大雨，忙碌了一天后正准备静下来休息的他，立刻联系有关同志，赶回单位准备设备，为了争取时间，他来不及让单位派车，叫了部出租车直奔40多公里外的现场，及时排除了故障，确保了业务现场工作的顺利进行。十几年来，类似的情况也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但他却毫无怨言，总是不管白天黑夜、不顾天气恶劣和路途不便，奔走在各个业务现场，像来去匆匆的“消防员”，为关区各个业务现场的技术基础建设和计算机应用的推广工作默默地奉献着。
96年后，*同志被组织提为副科长、科长，负责科的工作，职务变了，可他的工作精神没有变，他仍然一心扑在工作上，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他自己的话说，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带病坚持工作是“小事一桩”，那里有困难那里最繁忙“我不上谁上!”。前几年，为了解决科人手不足、24小时轮值班与业务量剧增的问题，他以身作则，自觉放弃值班补休、节假日和公休假，三年累积约200天；有一段时间，为了尽快完成关综合防雷工程方案，他不顾胃病复发，加班加点，每天工作近十四个小时，带领全组同志，连续奋战半个月，及时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2003年4月到10月，为了完成汕头海关新办公大楼计算机、通讯机房的建设和大楼的技术搬迁工作，他不顾“非典”肆虐的危险、夏日酷暑和密闭机房达摄氏40多度的高温、高分贝噪声、有害烟气，坚持亲临工地，了解工程进度，检查施工质量，解决出现问题
，确保了工程按期保质的竣工，两次机房搬迁过程中，他自始至终都坚持在现场指挥，从系统设备的拆卸、安装和调试到系统设备的保护、装卸、搬运的指挥以及大楼搬迁过程的相关技术支持保障工作，均做了周密的安排并落实专人负责，每次都是连续工作近二十个小时；2002年7月，长期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因病住院，病发至今已两年多了。面对着已经成为植物人的
母亲，他常常感到内疚、自责和悲伤，但他知道，自己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因为亲情忘了责任，不能因为家事而耽误了工作。三年多来，他没有因为母亲的病请过一天假，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夜里他常常守在母亲的病榻，照料生病的母亲；白天他依然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组织全科做好电子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工作，确保了汕头海关各项业务和改革的顺利开展。
二、刻苦钻研业绩显著
计算机前台设备维护工作看起来似乎没有特别高深的技术，但怎样做到准确、及时、快捷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却是大有学问的，而技术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大小将直接影响计算机应用工作的顺利开展及业务部门的工作。正是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同志十分注重对相关理论知识的勤奋钻研和知识更新，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多年的摸索，使他对这些设备的性能了如指掌，处理问题得心应手。有一次，关区一个网络节点在搭建后连续正常运行近两个月时出现不稳定情况，现场业务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恰好他出差在外，科里派了几拨人员，带了全新的设备，先后赶赴现场处理，均无法解决问题，他出差回来得知消息后，立刻赶赴现场，运用所学知识，仅用半天工夫，就找到节点故障是由设备老化、稳压电源失效引起网络设备工作异常所致。这些年来，他为业务现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成为关区各用户心目中技术故障处理专家，受到各基层单位的好评。
*同志主持全科工作的前后，正是我关h883/edi等计算机应用工作的不断普及和深化的时候，原有关区网络的结构和性能已越来越不能满足应用工作的需要，特别是影响了我关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推广应用，为此，在关、处领导的支持下，他积极组织全科同志，认真分析了我关计算机应用需求，针对关区网络存在的问题，组织拟定了汕头海关计算机网络改造方案，在网络改造所需设备未到位的情况下，他带领全科同志，利用现有设备，实施计算机网络改造过渡方案，在短短半年里，先后完成办公大楼楼层及侦查分局、调查局及分关、办事处等10个点的网络改造，满足了关工作的需要。随后，他又组织完成汕头关区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改造工作，包括核心局域网的改造、关区广域线路的提速和关区22个局、分关、办事处、业务现场计算机局域网升级换代，大大地提高我关计算机网络性能，为汕头海关信息化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良好基础，确保各业务应用项目、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推广应用及通关作业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2002年下半年，随着以建立“耳聪目明”的智能型海关为目标的现代海关第二步发展战略的实施，业务改革以及伴随而来的通关业务系统的转型换代、风险管理平台的建立等等，对海关信息系统建设及安全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同志根据海关总署和我关的部署，先后组织完成了汕头海关信息系统安全体系的建设；组织完成了《汕头海关网络安全扩容改造方案》的撰写、关区计算机网络系统的扩容改造和三网分离工作，组织完成了《汕头海关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预案》的撰写、技术演练工作；组织完成新办公大楼机房建设、电子信息系统无故障迁移和大楼搬迁期间技术支持保障工作；组织完成h2000工程平台搭建、大量设备安装和切换技术保障工作，确保了我关h2000工程的顺利上马等。此外，还组织全科做好关区电子信息系统日常运行管理工作，确保系统长时间无故障运行，为汕头海关电子信息系统的建设和安全运行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不畏艰难勇挑重担
汕头海关地处粤东地区，跨越汕头市、汕尾市、潮州市、揭阳市和梅州市，属多雷暴地区，设备因雷击损坏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最近几年，情况更加严重，计算机系统、通讯系统均先后不同程度受雷击影响而出现故障或设备损坏，给我关业务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对此，97年7月，关党组决定成立以*同志为组长的关防雷工程小组，负责实施我关办公大楼综合防雷工程。在防雷资料严重缺乏、无任何借鉴、对综合防雷了解不足、时间紧、任务重等种种困难面前，*同志没有畏缩，他带领小组的同志们找来大楼竣工图、防雷规范、防雷工程技术等资料，走出去到建筑设计院等有关单位搞调研，虚心向大学及气象部门等防雷专家请教，加班加点，在一个半月内，组织完成对办公大楼综合防雷工程方案的比较和初定并参与完成方案的选择和审定，随后，又组织完成办公大楼综合防雷工程的实施，在他和小组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下，工程于98年4月初提前竣工并顺利通过省市防雷中心的验收。在完成汕头海关办公大楼综合防雷工程后，根据关防雷的工作部署，*同志又不辞辛苦，先后组织完成了陆丰办事处等17个分关、办事处的防雷工程。这些工程由于采用的技术先进实用，工程设计合理，防雷等级高，因此防雷效果非常显著，明显改善了我关设备工作环境，大大提高了我关计算机系统、通信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保护我关设备的安全，确保我关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在此项工作中，*同志不仅认真做好工程实施的各项组织工作，而且带头刻苦钻研有关防雷工程技术知识，不断进行工作总结，独立撰写了《汕头海关办公大楼防雷分析及对策》论文一篇，受到总署有关专家的好评并入选海关系统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优秀论文集》。
原运行及网络科是我关职能部门中员工最多的科室，全科共有干部17人，承担我关电子信息系统机房及机房设备、计算机系统设备、覆盖粤东五市的关区网络和计算机前台设备的运行管理和日常维护工作，工作任务繁重，尤其是2003年，该科还负责网络安全扩容工程、新大楼机房建设和搬迁、h2000工程平台的搭建、大量设备的安装和切换技术保障、风险管理平台的搭建、阳光海关工程技术支持等多项重要工作。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任务面前，*同志毫无惧色、镇定自若、迎难而上，他一方面紧紧依靠上级的正确领导和支持，团结党员干部和业务骨干，以整顿教育活动、实行关衔制度为契机，加强科的队伍建设，狠抓规章制度的落实，时刻关注员工的思想动态，开展谈心活动，及时化解矛盾，关心员工疾苦，努力搞好科班子团结，不断增强科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针对任务多、工作量大、实时性要求高的特殊情况，*同志认真做好组织和落实工作，他多次召集科领导和业务骨干开会讨论，明确科班子的分工，对各项任务按轻重缓急进行合理安排，并组织科的业务骨干分别负责，在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同志特别注重督促检查、落实和请示汇报，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好本科人员调配和协调工作。由于方法科学、安排得当，该科在人员多、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工作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出色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做好人事行政改革首要环节就是从机制上建立健全相关人事制度，要求打破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残存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改革和创新现行的人才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改变传统的用人模式。相应的人事管理部门要做好内设机构的职能分解、职位设置和职位说明、要求，做到科学合理，使之成为人员进、管、出的根本依据。在完善相关管理措施方面要着重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公务员公开招考录用制度，加强干部选拔机制，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真正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其才干。（二）进一步加强调节机制，制定实施任期制、交流制、末位淘汰制、待岗培训等制度，创造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循环机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自然法理如此，人事工作亦然。（三）以完善监督机制增加自我的约束力，严肃工作纪律，提高工作透明度。
二、适应市场经济，树立竞争意识。
引入竞争机制是人事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打破以前在干部头脑中固有的“铁饭碗”思想，树立鲜明的竞争意识与忧患意识，使其时刻明确自身所负职责，积极要求上进。在人才使用上要重水平、重能力，不搞照顾分配，发现人才大胆使用，敢于让优秀年轻干部挑重担，在重点敏感岗位担当重任，形成有利于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促进政府人才资源高地的形成和发展。鼓励人们投入竞争，必须坚持竞争的平等公正。竞争的条件必须同等，确定优胜劣汰的办法必须公平，这是由竞争的本质所决定的。要鼓励人们投入竞争，对竞争优胜者的“承诺”必须兑现。对竞争优胜者“承诺”在于，一是能满足优胜者所以投入竞争的需求，进一步激发其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积极工作，多作贡献；二是使人们看到自己的需求，自身的价值，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拼搏努力取得与实现，从而驱动更多的人去投入竞争，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竞争——兑现——再竞争——再兑现，造成一个鼓励竞争的良好环境。
三、在动力机制上以绩效为导向，实现激励手段的多样化
人事行政的管理必须以绩效为导向，没有绩效一切便无从谈起，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人事制度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系统，将公务员的考核，任职、提拔建立在这套评估体系之上。以海关为例，在海关管理中没有建立各项业务绩效的量化标准，在统计指标中往往只有“量”的概念，很少或基本没有“质”的概念，有时我们虽然知道某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最多、案值最大，但却不清楚这一海关的走私漏税是否最少；虽然知道某海关的征税值最高，但却不知道征税质量是不是最好。在对有关业务工作的评估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个“质”与“量”的最佳契合点，难以对海关工作做出客观的评价，随之而来的激励也就难免显得偏颇和有失公允，不利于公平原则的体现，为海关队伍的管理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系统是人事行政改革的必需环节。
在建立起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之后，随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激励的手段上不断加以创新，充分发挥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真实现激励的目的。首先，要将公务员视为社会中的“经济人”，从满足其需要的层面着眼，认清个体需求的差异性，将激励手段与个人强烈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其次，要改变以往忽视个性、笼统的激励方式，实施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需而异，采取精神的、物质的、个人发展需求方面的、生活需求方面的等等诸多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力求激励手段的多样化。
人事行政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工程艰巨复杂的庞大系统工程，以上提及的三方面的改革仅仅从微观的层面触及到人事行政改革的某一方面，其最终的指向是通过人事行政在制度、意识、评估管理方式上的渐进改革创造人才合理使用、良性流动的机制，激发公务员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论文关键词：人事制度改革竞争意识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贸易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7]詹庆华.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及影响[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19.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 赫德 海关 廉政 法制
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海关是在晚清的动荡格局中形成的。其由李泰国创建，而在赫德治下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在清朝统治日趋势微、官场贪腐成风的大环境下，中国近代海关却因廉洁而著称。据统计，在赫德50年的任期内，因经济困难而贪污、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5起。?中国海关作为清朝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却能独善其身，这与赫德建立的一整套科学可行的廉政制度是分不开的。赫德将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引入海关的官吏制度建设，建立起录用制度、薪俸与福利制度、晋升制度和监督与惩戒制度。录用制度从源头上保证关员的素质，使之不会贪；薪俸与福利制度和晋升制度切实保障关员的利益，使之不需贪；监督与惩戒制度严格监控关员的行为，使之不敢贪。这套制度由于机制健全、制度健全，组织严密，持续有效地运行了八十年。
一、廉政机制的构建
（一）录用制度
制度由人来制定，机制的运用和发挥亦依赖于人。因此，人的素质是极为重要的。而一个好的录用制度能淘汰没有能力的求职者，同时筛选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赫德时期的海关采用外籍税务司制度。中央设总税务司，对各地分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各处海关，是海关各项管理政策的决策者，只直辖于总理衙门大臣。总税务司凡有应申本衙门事件，及更换各口税务司，务即随时申报本衙门查核。同时，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任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有总税务司作主。这使总税务司摆脱了清朝官场腐败的用人风气，为进一步实施人事管理创造了空间。在获得独立的人事任用权力的基础上，他将英国文官制度中的考试机制引入海关，实行公开竞争考试录用制。海关职位面向社会公开，凡年龄和资格符合规定的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但必须通过统一的考试才能录用。申请人考试及格，并符合招聘条件的，进入试用期。在试用阶段，所有的试用者均由主管人员考查，对其的工作表现、专业技能都作详细记载。按职位不同，经过6个月、1年、2至3年的试用期，由其直属长官撰写考核工作报告，由总税务司署决定是否录用。
（二）薪俸与福利制度
通过录用考试选的高素质人才都是有血有肉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人的需求产生期望，期望能否实现取决于他所在的组织系统给予的回报。高素质人才的价值需要由与之相当的物质报偿来体现。
1869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制定的《大清国海关管理章程》大幅度提高了各级关员的收入。它将海关的主要部门——税务部门分为内班、外班和华属三个部分。其中，内班薪俸从900两到9000两；外班薪俸从600两到2400两；华属薪俸从240两到1500两。?另外，由于实行弹性薪酬制，只要关员努力工作，表现优良，就能获得加薪，收入进一步提高。除了基本的薪俸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恩俸”的赏金。全关人员，除品行不端或才力缺乏者不给外，一般都可发给。
此外，新关关员还享受包括包括各种加班费、节假日劳动津贴、病事假补贴、住房补贴、仆役补贴、教育和训练津贴、退休津贴、免费医疗、员工医药生育补助、员工子女学费补助、实物和配购证等。以退休制度为例，赫德施行了中国最早的养老金制度。凡参加退休基金储蓄的关员，每月扣存本人薪水的6%。?在海关工作满30年可以申请退休并获得一次性发放的退休金。如果服务未满30年被免职与撤职之人员，储金本息如数发还；但不得享受养老金利益。养老金制度一方面使关员平时安心工作，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因为只有到退休时才能支取全额养老金，所以促使其在岗时遵章守纪，保持廉洁，积极工作。
（三）晋升制度
晋升与薪俸是文官制度中激励机制的组成部分。伴随着职务的升迁，物质待遇也会相应地提高。《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对于各等级的关员晋升条件都有细致明确的规定，海关的晋升总体上是看关员的资历，对于部分关员的升迁则采用遴选的办法。
主要考察资历的有：（1）内班帮办初次委任是三等帮办后班。只要符合规定的期限，考核合格，就按年资提升。（2）外班钤字手（稽查员）得从二等提升为头等、头等提升为超等，凡是不具备流畅地写、读和准确计算能力的，则没有从二等提升的资格。除了五分之一缺额之外，从二等提升到头等都要按照年资。（3）华属额外通事提升为帮办通事，按年资递补；只要能用英语精确地读、写和计算，就可从三等、二等提升到头等；从三等到二等通事，按年资提升。
主要依靠遴选的有：（1）内班税务司和副税务司，由总税务司从副税务司和头等帮办中遴选委派。（2）外班验货则由总税务司和税务司联系遴选，由总税务司委派。（3）华属从帮办通事到通事，由总税务司联系税务司遴选提升。除五分之一的缺额外，从二等到头等通事，需按遴选提升。?
此外，对于关员晋升的年限亦有相关规定。关员的晋级分为普通晋级和特别晋级。在普通晋级中，只要关员考绩优良，就能每两年晋级一次，每年晋级日期为4月和10月。在工作上做出特殊成绩的关员就能获得特别晋级，较普通晋级早一个月。对资格较深的关员，如有奇功异绩，其晋级时间将提前一年或数年。若关员工作、行为恶劣，则停止晋级；此后仍无进步，予以警告；警告无效，即刻免职。
（四）监督与惩戒制度
高薪、稳定的工作使关员的生活优裕，但也可能让他们认为“因为海关是个政府部门，一旦进入就是老是不顾行为或者不顾工作效率”，把海关职位看成是金饭碗。因此，他警告“税务司是各海关的直接首长，当他呈报任何一个的渎职行为时，有权调查这件事情，而且据以处理。税务司向总税务司呈报的任何一个不能胜任或不称职的人，可以立即给予免职”。
新关对于可能引发贪腐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禁止关员经商，从制度上截断了关员与商人的勾结。总税务司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第一号通令中规定：“禁止海关关员直接或间接从事经商或参与商品进口或出动，要求“完全置身于所在地港口的商务往来之外，绝对不宜卷入期间。”?在同治二年（1863年）第十五号通令中又重申了这一规定：所有关员要求做到不得拥有任何船舶的全部或一部，或者充当任何船舶的所有主，任何船上货物的经理人、人、受托人，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和任何用以出售的商品货物的进口或出口发生关系；否则，应受革职处分。?（2）禁止擅自收受海关以外的酬金。海关掌管税收稽查，关员经常要与各色商人接触。而征税的多寡又与商人的利益紧密相关，所以容易出现行贿受贿现象。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各税务司通饬征税部、船钞部内班、外班关员一体周知：凡领取海关薪酬者，未经总税务司书面准许，不得擅自接受外界之酬劳或奖金，如有违犯予以除名，或视情节予以其他处分。”对于当地政府官员的奖赏“不论其为钱财，顶戴，奖章或勋章，亦适用外国勋章”?均不得接受。（3）汇报制度。海关在行政建构上是由总税务统一领导的，但设在各地海关在日常工作过程中难免会与当地的政府接触。为避免各地关员与当地官员进行勾结，特别规定了汇报制度。“若与地方官有不得已行文者，无论是否有关税务，均须抄录具报”。?“所有此类会晤均须报告，且对会晤期间之一切均须详加陈述，所有书信往来均须呈报抄本，俾总税务司知晓”，“除其同僚海关监督外，遇有任何其他官员向税务司征询意见，概应答称须报告总税务司并听候总税务司指令，是为其不易之责”。（4）地区调动。实行“调口”制基于数种原因，而防止关员长期在同一个地区任职滋生腐败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海关内外班华洋职员，除低级员工外，例需“调口”。总税务司命令之后，立即调往他口，不得违规。
当关员的行为违反了规定之后，就会被处以相应的惩戒。在《中国海关管理章程》的“惩戒”一章中即包括“贪污、盗用公款、贿赂、欺诈、经商”5种不廉洁的行为。惩戒共有7种：申诫；停止晋级；姓名降至本级的最末一位；降级（分“降列次一级”和“降为不列等职级”两种）；免职；撤职；辞职。?“犯有欺诈行为，如果税务司向总税务司呈报，不论任何品级的有关人员，立即开革。”?由此可见，海关对于腐化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严厉的惩罚措施对关员产生威慑力，促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保持职业操守。
二、制度评价
赫德在廉政建设中借鉴并采用英国文官制度中的某些原则，代表了当时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管理理念，与落后、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封建管理思想形成鲜明对照。
（一）录用惟考试
旧式海关的人员录用全凭皇帝或主管官员的个人意志，没有统一的制度化标准，难免出现任人唯亲的情况。例如自康熙以来，海关允许外派监督携带家人同往。因监督与家人有着亲戚关系，对于协助管理海关之事能多一份信任。然而家人素质参差不齐，选择任用全凭官员的一己之好。这一陋规使家人借官员之威势贪污腐化、敲诈地方。此外，当时官场上买官、捐官盛行。原本捐纳起于朝廷以卖官来“集赀”，用以济一时之急需。但因财政连年空虚，捐纳已成常制。捐官者一方面用金钱腐蚀了官员，一方面又促使其运用手中职权想方设法弥补捐官的耗费。
赫德在海关推行的录用机制采用标准化的考试制度，只要符合招录条件均可参加，录用与否全凭自身能力。这一制度从源头上保证了海关能招收到德才兼备的职员，又提高了透明度，革除了官员推荐、安插亲戚的官场用人弊病。避免裙带之风，促进海关行政的廉洁。
（二）高薪以养廉
清朝官员实行低俸制，但所得收入远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致使各级官员不得不私立税收、苛征于民，明敛暗贪，政风一片腐败。虽然雍正年间，以养廉银的形式在正俸之外给予补贴，以缓解日益盛行的贪风。但到了晚清，连年的战乱、赔款，国力虚弱，使官员实际的收入大打折扣。如粤海关的监督虽享受二品大员待遇，享有俸银、养廉银、公费银、役食、杂支等待遇，但其支出却远大于收入。海关编制内的关员难以处理大量繁复事务，需要外聘人员协助，这些人的俸禄要由监督负担。此外，监督每年还需花费巨款贿赂广东的督抚和北京的庇护人。对于广大中下层关员来说，中央政府的所谓“养廉银”实际上“养”的是那些高级官员，普通的海关衙役收入仅能依靠基本的俸禄。关员们报酬太低，难以维持生计，以致贪污索贿，苛索商贾。
赫德对低俸制引起的贪腐已有所知。因为关员为海关工作是为了生活，如果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收入难以供养全家，则势必会用其他手段弥补。特别是在海关这样一个掌管税收的机构，低俸的关员面对贿赂的诱惑很难保持清廉。实行低俸制虽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巨额的关税损失相比，却是得不偿失的。他认为“各等官员，应予以足敷用度定数，不致在外设法得钱。”?因此他决定从海关内部开始，实行高薪制度，以保持清廉。从现在来看，赫德实行的高薪制度确实起到了养廉的作用。该薪酬制度层级多、升级频繁。关员进入海关，只要没有重大过失和贪污渎职行为，就能坐享优厚的收入、福利保障。而且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更多的收入。与丧失这一切待遇的的风险相比，贪污受贿的念头自然就断绝了。
（三）晋升有定规
晚清处于一个王朝的末期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末期，皇权更是以绝对专制的形式出现。在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体制下，下级官员的升迁提拔，不是看他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上司对于他的偏爱。为此，下级官员无不曲意逢迎、阿谀谄媚，以博取上司的欢心。甚或通过贿赂的方式“跑官”、“要官”。即使有几个官员幸运地得到了提拔，但也很可能因上司的调离、免职而“一损俱损”。对于更下层的官吏来说，因为他们或是从当地招聘的人员或是由官员带来的家人，没有海关的编制、不领国家的俸禄，升迁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晋升的机会，长期靠微薄的薪俸维生，使不少低级关员开始利用手中职权从中渔利。
新式海关关员的等级繁复，但划分缜密。所有关员进入海关后均须从基层做起。晋升靠的是硬性的规定而非上司的喜恶。并且，对于提升需要的资历、条件和年限均对外公布。杜绝了上司仅凭主观好恶选任官员的可能。随职位提升的也有收入，这使各级关员对前途有了乐观的预见，将精力从揣摩上司的心理转移到工作中来，促进了海关效率的提高。
三、结语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通过对上海货物出入境管理效率的调研及分析，指出上海货物出入境管理效率存在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在时间、可靠性、成本等3个方面影响上海国际物流的绩效表现，并对上海货物出入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0引言
我国国际物流绩效处于全球150个国家中的第30位，在中低收人国家中居第1位，与世界领先的国家(如新加坡、荷兰等)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亚太地区领先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相比也还有一定的差距。 国际物流过程是由国际运输、货物集拼、仓储、边境检查、国内配送和支付等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一系列的活动效率不能简单地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应由一系列综合指标来衡量。
1上海货物出入境管理现状及问题
货物出人境管理的效率是影响国际物流绩效的重要因素。海关在出人境管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提高出人境管理效率的关键所在。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总体来说，由于海关改革的实施，许多国家海关的效率相对其他出人境管理机构的效率要高。在海关效率较高的国家，只有加强海关与其他出人境管理机构的协调性，才能在出人境管理效率上有更大的提升。
本文选择座谈会与个别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式，查找上海货物出人境管理中影响国际物流效率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调研主要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1)上海口岸海关履行职能的现状;(2)上海动植物检验检疫机构履行职能的现状;(3)上海各出人境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情况;(4)上海出人境管理机构的信息透明度;(5)出人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性和执行情况。
近几年，许多国家进行海关现代化改革，我国也不例外，上海更是走在改革的前列;但调查发现上海货物出人境管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见表1)。
3改进建议
针对上海货物出人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以下方面提出建议。
3.1加强各机构间的协调和协作
货物出人境通关过程涉及众多机构，包括海关、检验检疫部门等，这些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协作程度直接影响上海口岸货物出人境管理的效率。要实现部门之间的“无缝”连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需要在部级层面上进行系统改革。一些国际贸易物流发达的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优势。如果实现“并联式”的通关流程，允许货主同时完成报关、报检以及其他程序，货主就可以一次性提交所有单据。在现有条件下，建议通关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机构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研究讨论通关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供旨在解决现有问题和改善通关整体效率的设想和方法。
3.2采用风险管理和进口后审查机制
采用风险管理和进口后审查管理机制，目的是在为企业提供货物通关方面的优惠待遇的同时加强对货物的监督和管理，寻求提高通关效率与加强货物进出口管理之间的平衡点。
风险管理需要以系统的方式进行，才能避免主观判断产生的误差并防止人力资源的浪费。在2007年上海海关进行的无纸化通关的试点改革中已经引人风险管理系统。需要强调的是，风险管理系统需要不断完善。
进口后审查是风险管理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进口后审查需要进口商或出口商有完备的内部控制系统，同时需要以系统的方式进行，履行这一职能的审查人员还需要经过必要的培训。
3.3加快电子通关平台建设
国外先进的通关经验表明，掌握和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手段，加强信息资源交流和共享，对改善贸易环境有重大作用。上海电子通关平台的建设应以实现以下的职能为目标:(1)提供权威的、安全的、标准的中央数据处理平台，使海关、检验检疫、税务、银行、口岸、货主等单位能够在平台上进行数据处理，实现网上通关;(2)形成关于海关及其他经贸政策的公共信息和咨询平台;(3)帮助海关等部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企业档案数据库。
3.4加强立法同时提高与海关事务有关的行政法令的透明度
世界海关组织(WCO)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大约80%以上的监管机关面临落后的立法工作所造成的困难。上海出人境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与此有关。立法改革是全国性的，考虑到上海的战略地位，可以争取将上海作为立法改革的试点。
当前关于海关的立法大多采用以下基本原则:(1)海关立法应该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海关立法局限于定义和解释，而应当尝试提供一种商业环境;(2)海关立法的次则(法规或法令)应该阐明对进出口商的要求，同时还应当建立对这些法规或法令进行迅速修正或者取消的机制。(3)海关需要关于应当遵守的程序的指导方针。
3.5加强合作伙伴关系管理
给予不同风险等级的进出口商不同的待遇，并对其进行合作伙伴关系管理。合作伙伴关系管理是很多国家海关管理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在上海海关的管理工作中也可以找到相关内容。1999年4月海关总署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办法》，2006年6月进行修订并于2008年4月1日开始实施经过修订后的办法。新办法将所有的进出口企业进行AA,A,B,C,D等5种分类，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实施差别管理。对AA类和A类企业适用通关便利措施，对B类企业适用常规管理措施，对C类和D类企业适用严密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12月8日，上海AA类企业有42家，A类企业有834家。这个数字在上海海关登记注册的进出口企业的总数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超过80%的货物的风险是很小的(无论是从价值、数量，还是从进出口商的角度来衡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海关应该为大部分低风险货物提供通关便利。
3.6培训海关人员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人事行政是政府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家公务员的直接管理活动，政府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包括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沟通、行政协调、行政监督等工作，都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因此，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事行政始终居于关键的核心地位，它是立国之根、治国之本。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行使着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职责。纵观海关近些年发展状况，虽然在征收关税、打击走私、配合经济调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形势和加入WTO后的冲击以及海关中出现的队伍塌方、执法腐败等状况，也间接暴露出在人事管理方面的弊病。笔者将结合海关人事工作某些现状，从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强化绩效管理等三方面入手，谈谈自身对于人事行政改革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营造合理的人才流通渠道
做好人事行政改革首要环节就是从机制上建立健全相关人事制度，要求打破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残存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改革和创新现行的人才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改变传统的用人模式。相应的人事管理部门要做好内设机构的职能分解、职位设置和职位说明、要求，做到科学合理，使之成为人员进、管、出的根本依据。在完善相关管理措施方面要着重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公务员公开招考录用制度，加强干部选拔机制，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真正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其才干。（二）进一步加强调节机制，制定实施任期制、交流制、末位淘汰制、待岗培训等制度，创造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循环机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自然法理如此，人事工作亦然。（三）以完善监督机制增加自我的约束力，严肃工作纪律，提高工作透明度。
二、适应市场经济，树立竞争意识。
引入竞争机制是人事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打破以前在干部头脑中固有的“铁饭碗”思想，树立鲜明的竞争意识与忧患意识，使其时刻明确自身所负职责，积极要求上进。在人才使用上要重水平、重能力，不搞照顾分配，发现人才大胆使用，敢于让优秀年轻干部挑重担，在重点敏感岗位担当重任，形成有利于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促进政府人才资源高地的形成和发展。鼓励人们投入竞争，必须坚持竞争的平等公正。竞争的条件必须同等，确定优胜劣汰的办法必须公平，这是由竞争的本质所决定的。要鼓励人们投入竞争，对竞争优胜者的“承诺”必须兑现。对竞争优胜者“承诺”在于，一是能满足优胜者所以投入竞争的需求，进一步激发其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积极工作，多作贡献；二是使人们看到自己的需求，自身的价值，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拼搏努力取得与实现，从而驱动更多的人去投入竞争，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竞争——兑现——再竞争——再兑现，造成一个鼓励竞争的良好环境
三、在动力机制上以绩效为导向，实现激励手段的多样化新晨
人事行政的管理必须以绩效为导向，没有绩效一切便无从谈起，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人事制度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系统，将公务员的考核，任职、提拔建立在这套评估体系之上。以海关为例，在海关管理中没有建立各项业务绩效的量化标准，在统计指标中往往只有“量”的概念，很少或基本没有“质”的概念，有时我们虽然知道某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最多、案值最大，但却不清楚这一海关的走私漏税是否最少；虽然知道某海关的征税值最高，但却不知道征税质量是不是最好。在对有关业务工作的评估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个“质”与“量”的最佳契合点，难以对海关工作做出客观的评价，随之而来的激励也就难免显得偏颇和有失公允，不利于公平原则的体现，为海关队伍的管理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系统是人事行政改革的必需环节。
在建立起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之后，随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激励的手段上不断加以创新，充分发挥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真实现激励的目的。首先，要将公务员视为社会中的“经济人”，从满足其需要的层面着眼，认清个体需求的差异性，将激励手段与个人强烈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其次，要改变以往忽视个性、笼统的激励方式，实施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需而异，采取精神的、物质的、个人发展需求方面的、生活需求方面的等等诸多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力求激励手段的多样化。
海关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人事行政是政府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家公务员的直接管理活动，政府的一切行政管理活动，包括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沟通、行政协调、行政监督等工作，都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因此，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人事行政始终居于关键的核心地位，它是立国之根、治国之本。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海关作为国家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行使着把守国家经济大门的职责。纵观海关近些年发展状况，虽然在征收关税、打击走私、配合经济调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形势和加入WTO后的冲击以及海关中出现的队伍塌方、执法腐败等状况，也间接暴露出在人事管理方面的弊病。笔者将结合海关人事工作某些现状，从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强化绩效管理等三方面入手，谈谈自身对于人事行政改革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营造合理的人才流通渠道
做好人事行政改革首要环节就是从机制上建立健全相关人事制度，要求打破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残存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改革和创新现行的人才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改变传统的用人模式。相应的人事管理部门要做好内设机构的职能分解、职位设置和职位说明、要求，做到科学合理，使之成为人员进、管、出的根本依据。在完善相关管理措施方面要着重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公务员公开招考录用制度，加强干部选拔机制，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真正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并为之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其才干。（二）进一步加强调节机制，制定实施任期制、交流制、末位淘汰制、待岗培训等制度，创造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循环机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自然法理如此，人事工作亦然。（三）以完善监督机制增加自我的约束力，严肃工作纪律，提高工作透明度。
二、适应市场经济，树立竞争意识。
引入竞争机制是人事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打破以前在干部头脑中固有的“铁饭碗”思想，树立鲜明的竞争意识与忧患意识，使其时刻明确自身所负职责，积极要求上进。在人才使用上要重水平、重能力，不搞照顾分配，发现人才大胆使用，敢于让优秀年轻干部挑重担，在重点敏感岗位担当重任，形成有利于优秀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促进政府人才资源高地的形成和发展。鼓励人们投入竞争，必须坚持竞争的平等公正。竞争的条件必须同等，确定优胜劣汰的办法必须公平，这是由竞争的本质所决定的。要鼓励人们投入竞争，对竞争优胜者的“承诺”必须兑现。对竞争优胜者“承诺”在于，一是能满足优胜者所以投入竞争的需求，进一步激发其积极性，发挥其聪明才智，积极工作，多作贡献；二是使人们看到自己的需求，自身的价值，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拼搏努力取得与实现，从而驱动更多的人去投入竞争，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竞争——兑现——再竞争——再兑现，造成一个鼓励竞争的良好环境。
三、在动力机制上以绩效为导向，实现激励手段的多样化
人事行政的管理必须以绩效为导向，没有绩效一切便无从谈起，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人事制度就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系统，将公务员的考核，任职、提拔建立在这套评估体系之上。以海关为例，在海关管理中没有建立各项业务绩效的量化标准，在统计指标中往往只有“量”的概念，很少或基本没有“质”的概念，有时我们虽然知道某海关查获的走私案件最多、案值最大，但却不清楚这一海关的走私漏税是否最少；虽然知道某海关的征税值最高，但却不知道征税质量是不是最好。在对有关业务工作的评估过程中没有找到一个“质”与“量”的最佳契合点，难以对海关工作做出客观的评价，随之而来的激励也就难免显得偏颇和有失公允，不利于公平原则的体现，为海关队伍的管理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系统是人事行政改革的必需环节。在建立起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之后，随之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激励的手段上不断加以创新，充分发挥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真实现激励的目的。首先，要将公务员视为社会中的“经济人”，从满足其需要的层面着眼，认清个体需求的差异性，将激励手段与个人强烈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其次，要改变以往忽视个性、笼统的激励方式，实施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需而异，采取精神的、物质的、个人发展需求方面的、生活需求方面的等等诸多形式相结合的方法，力求激励手段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