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

《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

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刘同舜：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9]杨宇光：《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44.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起源苏姗•斯特兰奇（SusanStrange，1971）是研究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她认为国际货币的形成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国家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根据政治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的使用，Strange将国际货币分成四类[4]：“宗主国货币”（Mastermoney）、“顶级货币”（Topcurrency）、“协商货币”（Negotiatedcur鄄rency）以及“中性货币”（Neutralcurrency）。下面文中对四种货币的内涵进行进一步阐述。宗主国货币指霸权国或帝国主义国家迫使其他国家使用本国货币，即货币的发行国通过政治统治对附属国家或者殖民地使用该国货币施加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的英镑以及二战后法郎区的法郎是宗主国货币的典型代表。顶级货币指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货币发行国在世界经济中拥有绝对领先的经济优势，以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为代表。协商货币指国家不是因为武力而是因自愿的原因支持外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其中“自愿的原因”指的是除了相关货币信誉、流动性和交易网络经济因素之外，同时还受到货币发行国提供的援助（aidpackages）、市场准入承诺或者军事保护的影响。正是由于外国对货币发行国存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voluntaryincentives）以增强这一关系。20世纪初期，由于与法国或德国存在紧密的经贸往来和金融联系，使得法国法郎或德国马克在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使用。中性货币指货币的国际使用根本上源自强大的但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并且中性货币发行国缺乏促进该国货币国际化使用的偏好。例如，瑞士法郎和战后时期的德国马克就属于中性货币。同时，四种国际货币分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Strange，1971）。比如，英镑在成为顶级货币的同时，也是英镑区的宗主国货币；纵观英镑国际货币地位的兴衰，英镑经历了从顶级货币、宗主国货币到协商货币的历史变迁。CatherineSchenk''''s（2010）以二战后日渐衰落的英镑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强化了Strange的整体分析。Schenk的分析表明英镑衰落这一进程的时机以及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过程所决定，这了Schenk先前认为英镑衰落是由经济惯性相联系的网络外部性或“看不见的手”所决定的认识。英国通过展开双边外交协商，与英镑外汇储备国达成一致———英国为后者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英国官方明确保证后者所持有的英镑外汇储备的价值稳定，而相应地，后者获准进入英国国内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支持英镑的交换条件。

（二）政治因素④影响国际货币地位兴衰的两种方式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对国际货币的四种分类为剖析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国际货币地位提供了分析框架。Helleiner（2008）[5]以Strange（1971）国际货币概念为基础阐明政治因素影响国际货币地位的方式。（1）直接影响方式。直接影响指政治因素直接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不考虑经济决定因素。Helleiner（2008）认为政治对宗主国货币和协商货币发挥作用，而顶级货币和中性货币获得国际地位主要源自其内在经济吸引力，政治的作用相对有限。以宗主国货币为例，货币发行国对其附属国发挥强制权力是宗主国货币使用的主要原因。而对于协商货币而言，发行国与支持发行国货币的外国以及两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协商货币的国际使用。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当局通过美元化外交（dollarizationdiplomacy）在拉丁美洲积极推动美元的使用，使美元充当汇率的货币锚以及外汇储备，甚至于呼吁整个美洲国家建立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区，作为提高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2）间接影响方式。间接影响指政府通过对市场为基础的三个核心经济决定因素：信心、流动性和规模实施作用来鼓励或者阻止关键货币地位的形成。Walter（2006）认为国内政策与制度安排通过影响货币信誉和流动性从而影响货币国际化使用。货币国际化的有利因素包括致力于维护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有限政府等。美联储在20世纪初建立以美元计价的贸易信贷（银行承兑汇票）市场为提升美元信誉和纽约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于欧洲政府当局未能建立统一欧元公债市场，又同时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欧元在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上难以与美元债券市场相匹敌。

二、国际货币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元为例

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上正式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迄今为止，美元在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国际交易中拥有支配性地位，下面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与发展。

（一）美元依赖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顶级货币学者ToruIwami（1996）[6]测算显示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870年就超过了英国，尽管如此，当时国际外汇储备货币主要是英镑、法郎和马克，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占比还可忽略不计。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牢牢占据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数据显示，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为38%，英国的比重下降到14%[7]，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首位，超过英国的两倍。20世纪20年代，在其他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受到限制的背景下，美元是唯一与黄金保持固定汇率并可兑换的货币。随后，美国经济受益于战争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的扩大以及外部需求的增加，推动美国二战后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这也可以从二战后相关数据中得到佐证———美国工业生产占世界的53.9%，出口贸易占到全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75%⑤。纽约也成为与伦敦相提并论的金融中心，为欧洲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筹措资金。美国凭借在世界经济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确立了以“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国际清算支付手段和各国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元成为顶级货币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地位除受经济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美元地位呈现协商货币特征。美元依靠超强的经济实力为成为顶级货币后，美国政府通过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美国在“欧洲复兴援助计划”中提供“美元信贷”，欧洲各国则扩大美元在欧洲市场贸易、投融资计价结算使用。战后欧洲各国美元储备紧缺，而欧洲重建需进口美国产品并支付大量美元，形成“美元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欧洲国家提供短期美元贸易信贷⑥，同时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技术和设备各种形式向欧洲提供援助。二是美国通过为外国政府提供军事保护扩大美元的国际化使用。在第二次美元危机中，德国（当时是西德）没有加入法国批评或者挑战美元超级特权的阵营。出于安全考虑，西德在经济上做出必要调整以适应美国赤字，以继续持有美元储备为条件作为美国安全保护交换（zimmermann，2002）。美国和大多数欧洲人将维护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视为为各国联合防御（安全）而提供融资。不仅如此，美国的盟友如日本，阿拉伯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均依赖美国军事安全网。三是美国通过外交谈判进一步巩固美元石油计价货币地位。石油美元计价机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为了维系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的秘密协议⑦。石油美元体系确保全球各国对美元及美国国债的强烈需求，引致市场对美元的额外需求。作为全球最大宗的贸易，每年全球的石油贸易超过6000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四是美国为东亚国家提供市场，形成东亚美元本位。东亚美元本位制下东亚国家将本国货币钉住美元，并且出口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固定的汇率制度为东亚经济的稳步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东亚国家积累高额美元储备流回美国金融市场，为美国储蓄缺口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东亚国家与美国形成密切双赢依存关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是使人民币地位与中国综合实力相匹配，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选择之一。政府为人民币跨境使用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不断扩大其使用范围，发挥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功能⑧。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国际货币的分类以及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使用影响的两种方式，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分析重点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中涉及的外交协商、自愿激励以及区域影响力三个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展开研究。

（一）外交协商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协商（diplomaticnegotia鄄tion），即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及双边协议来努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鼓励签约政府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1）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指两个交易主体在一段时间内交换两种不同等值货币的行为，以此约定为基础签订的协定称为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最早的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是19世纪60年代美联储与14个央行及国际清算银行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为了维持美元-黄金比价以及美元兑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8]。人民币与美元相比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那么央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央行的目的在于在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为境外主体人民币使用提供流动性支持。中国通过外交协商用政治因素来影响经济因素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是政治因素对货币国际化的间接影响方式。自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经陆续与包括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24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签署了总规模高达2.6万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境外人民币流动性支持主要体现在四方面：一是调节境外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平衡，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二是满足双边贸易、投融资活动中人民币结算支付和交易需求。三是搭建人民币清算交易网络平台。在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广泛覆盖，为搭建离岸人民币交易网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如多层次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四是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直接兑换创造条件。本币货币互换为进一步活跃离岸人民币交易提供空间，同时也为人民币与境外货币开展直接交易创造了条件，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2）双边协议。双边协议一般指两个国家之间签订的一系列特别协议和条款，双方据此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考虑与人民币国际化紧密相关程度，文中主要以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为分析对象。双边本币结算协定允许两国本币（或只是人民币）用于两国跨境贸易的结算。自2009年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双边本币结算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有着广泛的可接受程度，人民币使用由最初的边境贸易扩展到一般贸易的本币结算。二是中国在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中推进双边本币结算。金砖国家银行通过签署金融合作协议⑨，稳步推进金砖国家间本币结算与贷款业务，为各国间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服务。如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本币结算份额2013年达到6.8%[9]，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贸易和能源项目上的合作将进一步推进本币结算份额的上升。三是中国与经贸密切往来的亚洲国家签订双边本币结算协定。两国贸易量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为双边货币直接兑换提供支撑。在双边货币实现直接兑换条件下，进一步带动双边本币结算。比如，中国是韩国和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与韩元、澳元的直接兑换有助于双边本币结算。

（二）自愿激励与人民币国际化根据协商货币的定义，自愿激励指由于外国对该国存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使这些国家倾向于通过提升对该货币的使用产生自愿激励以增强这一关系。文章从外国政府和外国私人部门自愿支持两方面展开分析。（1）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外国政府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能够提高本国经济金融的相对稳定性，包括多元化央行外汇储备、推进本国货币国际经济往来中的使用以及巩固本国金融市场的地位。①外国央行通过将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多元化外汇储备资产组合，以减小美元汇率波动产生的潜在风险。从外汇储备余额来看，截至2013年底，全球外汇储备合计12.1万亿美元，其中新兴经济体代表金砖五国外汇储备占全球比重高达75%[10]。新兴市场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资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储备美元资产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和货币错配等种种困境。目前，东南亚、东欧、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或者正在考虑把人民币作为官方储备货币。相关数据显示，全球至少已有40个国家的央行投资了人民币。②外国政府在人民币双边本币结算进程中可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也给外国政府试图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使用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创造了条件。以金砖国家双边本币结算为例，卢布国际化是俄罗斯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符合双边共同利益；中巴双边贸易本币结算也与巴西在拉美南方共同体中推进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机制，试图降低美元为交易中介货币的结算方式相一致。当然要实现本币结算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双边货币汇率是否稳定，即两国金融市场是否健全，经济基本面是否稳定，这为完善本国金融市场提出了要求。③外国政府出于巩固本国金融市场地位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将使现有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失衡状态发展到相对稳定状态，这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机遇。英国政府为了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领先地位，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人民币清算和结算谅解备忘录，为人民币在欧洲的离岸业务提供交易平台，并且在其中占据中心地位。正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发展，助推伦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显然，伦敦会主动参与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2）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外国私人部门的自愿支持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在经营人民币业务中获益，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不断扩大。中国政府渐进地允许部分外国金融机构参与人民币业务经营，为金融机构提供先期经营人民币国际化业务的政策和机会，使其获得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利益，从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推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事实上，自人民币跨境结算以来，许多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银行，包括汇丰、渣打和花旗等在内，通过全球网络和丰富的跨境业务经验向其合作客户推荐人民币业务。国际银行为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企业提供交易费用折扣。而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将促进外汇与债券发行市场的快速增长，从而对伦敦政府施加压力希望伦敦成为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更好的参与人民币交易。

（三）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与人民币国际化毫无疑问，亚洲是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最具有优势的地理区位。中国致力于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一体化，这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在亚洲范围内的使用。（1）中国以自身发展为根基，积极参与本地区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安全和经济发展。首先，中国是亚洲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致力于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架构。通过推动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之间互信，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与认同感。其次，中国政府致力于在东盟自贸区框架下实现中国与自贸区内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亚洲的贸易格局发生了显著改变，亚洲国家更多依赖中国这一出口市场。自2002年以来，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市场的依赖超过了日本，且超出的幅度有扩大的趋势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即亚洲区域经济正越来越依赖中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内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其中，中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仅次于欧盟和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通过政府层面展开区域合作论坛，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之间在产业价值链融合、双边货币结算以及货币直接兑换合作。（2）中国利用自身充足资金开始在亚洲地区输出（官方）资本，加大资本与金融在外交战略中地位。由中国发起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政府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亚洲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弥补亚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的巨大资金缺口，加大亚洲区内投资和贷款，减少亚洲区内资金外流，推动亚洲国家的发展。中国通过动员亚洲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不仅提升亚洲各国充裕资金的利用效率，还将提升中国在亚洲对外投资和贷款影响力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进而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好道路。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攀升，人民币国际化势不可挡。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国际化除了受经济影响因素之外，还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国际货币政治经济学理论全面的分析了国际货币的四种类型和政治影响国际货币使用的两种方式，为探讨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围绕协商货币定义中涉及到的外交协商、自愿激励和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三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展开分析。中国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通过外交协商与合作、获得外国政府和外国私人部门自愿支持以及发挥区域政治经济影响力为人民币在境外使用搭建平台。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全面提升综合国力的一次重大机遇。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剖析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国家有序引导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人民币不仅在区域内使用并且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提供思路。第一，政府要继续稳妥地利用外交协商和合作，鼓励外国政府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第二，政府需要依托境外主体包括政府与市场自愿支持，并且使其获得人民币使用的收益，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搭建基础易平台和提供创新性金融产品。提高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可获得性、降低交易成本。第三，继续提升区域内政治影响力和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深化。中国政府需要在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中，积极而主动的为自身发展以及人民币在经济和金融中的扩大使用提出建设性建议和主张，推动人民币的使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

刘同舜：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前言”，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1版，P2.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46，P47，P48，P49，P51，P52.

U.S.powerand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thepoliticaleconomy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RobertGilpin.[monograph],NewYork:BasicBooks,[1975]，P32，P33.

[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P52.

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P20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3版，P31，P31-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9]杨宇光：《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P44.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学思潮中国经济学

经济学在国际上作为一门显学的地位奠定至今已经有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经了曲折的道路。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至今刚好100年。100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流的话语系统经常在转换。在新中国，经济学主流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后到1978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九十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个阶段也即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学主流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二个阶段，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交替着控制着主流话语权，政治经济学仍然略胜一筹。第三阶段，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开始凸现，并且日益加强。本文着重对第二、三两个阶段也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基本潮流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讨论。

一、近2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几大变化

综观这20多年来的经济学思潮变化，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西方经济学全面引进并且逐步占据主流话语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基本上属于批判的对象。我国经济学界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严格依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当年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评严厉地批判西方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虽然基本上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但是在扉页上要打上“内部参阅、供批判用”的字样。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进展非常迅速，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是消极的和否定性的。在改革开放后的最初的十余年时间里，国内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在介绍西方经济学内容后要加上批判性的评论。高鸿业先生为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文本所作的“译者序”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1]这种态度可以称之为“本质上否定，现象上肯定；全局上否定，个别方面肯定；理念上否定，工具上肯定”。尽管如此，在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1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学界还是通过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著作，[2]同时，一大批年轻学者纷纷到西方经济学的大本营美国、英国留学深造。在海外，中国学者还成立了留美经济学会等日后影响逐渐加大的学术团体。

进入9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价值判断的理念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深刻。高校的经济学课程设置越来越突出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西方经济学类的课程份量不断加重，从一个学期讲完的“概论”，到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两学期讲完。有些学校还开设了中级、高级西方经济学，加上计量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准西方经济学课程，高校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全面转向西方经济学。这种情况在不同类型的学校和专业中程度有所差异，但是趋势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要求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西方主流学术规范。以《经济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期刊纷纷在采稿内容和采稿的技术规范等方面开展向“国际学术规范”转型。进入90年代中期，《经济研究》所登载的论文的风格已经完全不同于10年前，可以说，《经济研究》在这10年中发生的变化是整个中国经济流变迁的集中体现。其他经济学专业刊物在变化上不一定能够跟上，但是毕竟都在变。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的注释、引文和参考文献的变化也非常有规律。在改革开放以后到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学论文的引文来源以马列经典著作、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的著作为主；80年代中期以后在引文中，西方经济学文献的比重加大。目前在学术性文章的引文中，来自马列经典著作几乎绝迹。大多数引文都是欧美主流经济学的著名人物的论著。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让人惊讶。

对于西方经济学大举占领中国经济学阵地的状况，许多老一辈经济学家表示了忧虑。陈岱孙[3]、高鸿业、张培刚先生这样一些早年在西方接受系统的主流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也提醒经济学界要防止出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趋势。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从渗透到占据国内经济学的制高点的进程进行得十分迅速，呈现出无法阻挡的势头。

第二，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门类当中的影响全面衰弱

在高校经济类学科中，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的课程不断压缩。政治经济学从最初分为三部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讲授，到后来归并成为一个学期讲完的概论；《资本论》从经济类专业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最后不少学校干脆从课程中将其去掉了。相反，西方经济学不仅在结构上改变了经济学中原来由政治经济学独霸的地位，甚至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个学科的方法和原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政治经济学日益成为“非马克思”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这个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甚至在中学的经济常识课本中不断弱化。在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给予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原理越来越让位于某种“非驴非马”的政治经济学。可以说，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被割裂和支解。为了“提高”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在政治经济学中，“借用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这种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强行拼凑在一起的做法在国内某著名中年经济学家组织编写的发行记录良好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达到了极端。这名学者虽然因此而受到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口诛笔伐，但是整个经济学界的非政治经济学倾向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事实上，今天高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就其讲授内容来说基本上是形同虚设。老师在讲台上很不情愿地讲授“劳动价值论”、“剥削”、“剩余价值”、“相对人口过剩”和“贫困化”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范畴。但是却津津有味地介绍“边际效用”、“显示偏好”、生产要素的“报酬”和“一般均衡”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以至于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师很是狼狈。

作为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资本论》在整个80年代都是综合性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而到了90年代，只有很少几所学校的老师还在继续讲授《资本论》。[4]

应该说，老一辈政治经济学们继续坚持着自己的学术观点，提醒人们要注意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性和阶级性，并且千方百计地寻求政治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出路，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至今没有拿出一个办法来对抗西方经济学范畴和分析工具等的渗透。政治经济学的衰落是一个直到目前还无法抗拒和扭转的事实。[5]

第三，各类应用经济学特别是部门经济学发生了重组

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混战的年代。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占据了主要的学术阵地，但是它对于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又越来越弱，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因此在若干应用经济学领域，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论是极为混乱的，不伦不类的。为了弥补传统经济学理论与现实需要之间难以弥补的鸿沟，一些资深的学者甚至不断地提出新的经济学门类。名目繁多的经济学应运而生。这些经济学分支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基础非常混乱，有基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也有基于西方经济学的，而绝大多数是没有合理的逻辑基础的，充其量只是对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经济活动加以皮相的描述而已。随着政治经济学地位下降和西方经济学影响力的上升，各个应用经济学统一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手段的进程也在加快，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全面整顿和改造五花八门的应用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甚嚣尘上的经济学泡沫开始退去，应用经济学出现了明显的规范化和统一化的趋势。虽然直到今天，还不能说所有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都已经统一到实证经济学，但是很显然，以前那种让人眼花缭乱，不辨南北的经济学的繁枝蔓叶开始受到相当有力的修整。

第四，制度经济学异军突起

今天我们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期刊或者专著，都会看到制度分析的痕迹。制度经济学特别是科斯意义上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研究现实问题的“法宝”。科斯取得了马克思当年才有的“经济学教父”的地位，他的文章的引证率在中国无疑是全球最高的。中国经济学凸现出制度分析的主线，既反映的转型阶段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这一代活跃的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乃至世界观。以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为代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非常迅速，每年一度的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研讨会和若干期新制度经济学培训班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中国学者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门坎除了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就数制度经济学最低。所以在国际制度经济学大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身影[6]。这些打入国际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都还非常年轻，正处在学术生命的高峰期。所以，有理由断言，他们对于本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推动作用将会持续较长时间。

所有这些变化，归根到底，一是经济学的“问题”从书本上的教条走向现实，二是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日益科学化、实证化。也就是，科学范式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的推广和科学理念的普及。在整个2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说前10年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学面对的问题领域在发生变化，那么后10年则主要是经济学自身的方法论基础和分析基础的变化。我认为，后一个变化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对于国内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几个基本认识

对于国内目前经济学走向的这样几个方面的趋势应该如何认识。目前是见仁见智，有全般否定的，也有全般肯定的意见。我的基本判断是：

第一，经济学的西方化趋势将会继续加强。

这既因为经济学是一个极符合科学的形式标准的最有竞争力的科学假说，又因为西方经济学所渗透的理念恰好是市场化的社会的最行得通的理念。所以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支持会使得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阵地的占领，无论是范围还是程度都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只要看一看，今天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对待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推崇心理，就可以推测未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格局，毫无疑问，现在正在学习经济学的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和选择将会进一步巩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学的西方化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一方面既有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学科学前进的积极作用，但是又有导致中国经济学界在长时间内被殖民的消极作用。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存在的消解一切信仰和集体价值的内在功能，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无疑是强大无比的，但是把这种分析的理念和工具无限制地推向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会损害社会科学的多样性，损害基于这种多样性的人类认识不断深化的能力。

第二，西方经济学将日益关注中国本土的研究资源

经济学家将力图在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一种均衡。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点就在于它必须解决一般的逻辑结构和多样性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从孔德开始的所谓社会科学一般化和科学化进程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但是由于对多样化的现实和价值问题的忽视，社会科学的功能变得日益片面化。中国经济学家在最近的若干年里已经开始反省经济学一般化和中国现实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及其学术含义。已经有一些文献在探讨科学化、西方化的经济学与中国本土资源的衔接问题，这种探索无论开始阶段表现得多么稚拙，都是可贵的。[7]毕竟在中国，西方经济学对于传统经济学的殖民已接近完成，下一步是如何被更多的人接受并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深层的问题。如果不研究西方化与本土资源的关系，一味强调一端都会引发激烈的观念冲突。

正如一切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都面临着西化和本土化的矛盾一样。经济学中本土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西方化要求理性化、形式化、实证化，本土化则要求规范化、伦理化和感性化。这种冲突在解放前的中国知识界就已经发生，经济学中强调理论推理和强调社会调查的这两派之间的争论时有发生。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后，争鸣消失了，所谓本土化和西方化之间的争论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最后的胜利属于辨证地协调了理论教条和实际经验之间的矛盾的人。即及其那些追随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思想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目前在与经济学相关的理论界，本土化的代表人物，是以费孝通为领袖的社会学研究团队。而西方化的学者则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个研究团队当中，缺乏公认的领袖人物。前者注重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后者注重经济学自身科学性的彻底。但是各自又有毛病，前者除了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素材，在构建理论体系方面比较薄弱，有些类似于经济学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后者则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对中国社会的微观问题进行强行解释，失之于牵强，反而带有强烈的意气用事。虽然有沟通的尝试，但是彼此的隔膜目前没有消解。

第三，政治经济学将通过制度研究寻求复兴的可能

毫无疑问，政治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化只能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长此以往将死路一条。因此，不仅西方经济学，而且政治经济学的重建也必须从处理好经济学的西方化和本土化之间关系的角度入手才能有所进展。但是与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不同，政治经济学将更多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当中获取研究资源。也许将来会形成如下的学术格局：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开始运用特有的概念框架研究制度问题，体现出一种制度研究的取向；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则较多地运用政治的、社会学的概念框架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将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方法和角度，切入同样的经济学问题。

今后一个时期，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角逐将会继续。马克思经济学将会对制度研究的领域据理力争。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不能全部归诸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成果。对于制度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是最为系统、深刻的。虽然所使用的概念系统和分析工具晦涩难懂，影响了马克思理论在青年人当中的传播，但是他的体系的完整性和内部一致的逻辑则至今无人能够超越。科斯学派的一些重要成员虽然不曾直接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启示，但是所做的工作又是马克思学派早就在做的。甚至像交易费用这样的重要概念，也隐约可以发现马克思纯粹流通费用理论的影子。至于产权分析更是马克思研究的特长。当然这种比较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难以说清的。毕竟两个学派所使用的方法论、分析工具，概念范畴等等都存有天壤之别。简单的类比往往容易出现误导。然而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的确是这样一个问题，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就已经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制度分析，而同样的工作，西方经济学界将近落后了100年。可是，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又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力也是非常之强。这种学术优势的转移到底是由于什么原因，是分析工具滞后，还是优秀学者的注意力从马克思主义转移到了西方经济学导致的智力流失。这需要引起深思。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经济科学的发展

前面所讲的本土化与形式化之间的关系虽然包含了这里的问题，但是我感到还是有必要把经济科学视野里的中国这个问题单独加以审视。对于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来说，中国有什么？对于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来说，中国意味着什么。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对于过渡经济学或转型经济学给予了高度重视，乃是因为，这些人意识到，中国的渐进式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模式是当今世界中央集权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到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转换的典范，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研究这个体制转型问题需要经济学多个领域的参与，特别是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参与。的确，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像中国20多年来所发生的体制变革、结构转换和政策调整。这个过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研究资源，足够中国经济学家吃上很长时间。问题不在于中国的经济本身是否值得研究，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工具能否给予这种研究以足够的支持。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这样的主张所基于的背景正是中国发生的这些现象的独特性。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问题的特殊性，所以目前国际通行的研究方法不能满足需要。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坚持，中国的问题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可以很好地处理，因此，要通过建立新的理论体系来研究中国特殊经济现象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认为，这种意见分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当中国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体系时，经济学理论的统一也就随之完成。转型经济问题也就只有史学研究的价值，所以，不可能为了研究一个国家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去建立一门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作为“理论”的失败本质上也是不承认社会科学至少有学习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当我们把保尔.芒图笔下的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图景与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工业化的图景作一仔细对比，就不得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具有较为一致的内在逻辑。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不应当被夸大到一般性之上，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也就不应该凌驾于现代经济学一般理论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和今后都不可能建立起一门与现代经济学有明晰边界的所谓“中国经济学”。西方体系内部各个国家在现代化的某些阶段虽然也出生了特殊理论的诉求，但是这种诉求很快就消失了，最后在各个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无一例外的都是现代经济学。日本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就是一个既有说服力的案例。总之，本土资源当然也会有发展现代经济学的成份，但是更多的仍然是补充和验证现代经济学。那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声，或者基于某种朴素的国家意识，或者是因为急于进行理论创新的焦虑，但是更多的还是对于现代经济学科学价值的无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把大量资源集中在那种不会结果的创新活动，还不如老老实实去补西方经济学的课。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严格的科学范式内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审视，这样也才有可能找到引发新问题并进行理论创新的支点。

最后，经济学的开放将不可避免。迄今为止，经济学表现出极强的自保护性和封闭性，这样的特性一方面使得它得以免受学术批判的损害，但是因为远离现实而失去了公众，成为少数人的智力体操。这种状况在中国将会发生变化，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不允许这样自在自卫的学术清流有发展的基础，学以致用是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反对分析和学术分工的，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中国立脚。所以，无论如何，经济学向现实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1、【美】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二、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1993年。

3、【波】O.兰格：“马克思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9年第1辑，总第55辑。

4、蒋自强、张旭昆：《三次革命与三次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罗卫东、蒋自强：《兰格模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人大书报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1994年第8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1994年第8期摘转。

6、【美】斯蒂格勒：《经济学与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7、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战》（1、2、3、4、5），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2000年版。

8、许彬、罗卫东：“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改革与发展”，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F11），1999年第11期全文转载。

9、【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译本），上册，“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79年11月版。

[2]比较重要的有当时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济学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中华外国经济学学说研究会编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7辑）、上海三联书店的《当代经济学译库》。

[3]陈岱孙先生1994年在《高校理论战线》上发表文章指出经济学界切不可从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转向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他告诫年轻一代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建立在并不现实的假定之上的。把基于不现实假定的理论作为真理来全般接受，会带来危险。

[4]卫兴华承认《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遇到严重挑战。他担心如果就这样自发地发展下去，用不了几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将会在全国高校退出讲台。（参见卫兴华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1997年第5期的文章）

[5]许彬、罗卫东：“论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6]如茅于轼、张军、周其仁、盛洪、汪丁丁等人。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⑨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孙尚清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经济学 引文索引 国外学术著作 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60-13

引言

建国6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学著作 总结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方法及规律等等,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经济学在 我们国家的发展较之发达国家相比要晚,学科体系的成熟程度、理论的前沿程度、研究方法 的先进程度都较之国外先进水平都要稍逊一筹,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更好地学习国外经 济学著作中的优秀成果,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将变得 日益重要。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指出,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图书形式文献(包括著作、汇编、法规文献、标准)的比重接 近60%。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图书资源有着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学术参考价值。因此挖掘经 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的图书,对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社会科学发展的跨学科性在经济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经济学研究需要参考大量的非经济 学领域成果,因此本文根据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统计选出的图书,包括一些非经济学著作 ,这些图书虽然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但它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故我们同 样把它们作为对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经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图书概况

为了更合理地讨论经济学领域的图书影响力,我们借助《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根据总 被引60次及以上或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标准选择了330种在经济学领域影响较大的图书,[注:一本著作可能会被不同出版社出版,而且都有较高的被引数量,本书将这种情况下的 著作视为不同的图书加以选择,因此330本经济学入选图书会有同名出现;若一本著作被同 一家出版机构在不同年份出版,本书视为同一本书,并将每个版本的图书被引数相加。]这330种图书被引篇次共计52309次,占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总被引次数的14.64% 。为了更 科学、客观地分析不同类型图书对经济学领域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将这些图书分为5类 :领袖著作、历史文献、工具书、国外学者著作(含译本)、国内学者著作。

通过对各类型入选图书数量、被引篇次、所占比例及篇均被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①领袖著作在篇均被引方面独占鳌头,这说明马克思主 义、思想为代表的领袖著作等对经济学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②历史文献、 工具书的被引种数少,但篇均被引次数较高,这说明对经济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历史文献、工 具书的数量较少,但是这些少数的历史文献、工具书带来的影响较深远;③国内学术著 作的被引种数高于国外学术著作,但篇均被引次数低于国外学术著作,这说明我们国内的经 济学著作数量不少,但整体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与国外学术著作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 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少学者对当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系统的经济 思想。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欧美学者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的著作也广为流传,被我国诸多的经济学学者参考、借鉴和引用。本章选出的对经济学 研究有较大影响的330种图书中,共有114本国外学术著作(见表1)。

为了更加详细讨论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我们将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按著 作的内容特征大致分为微观经济学(17种)、制度经济学(17种)、经济理论及发展史(14 种)、产业经济学(12种)、宏观经济学(11种)、货币银行学(10种)、计量经济学(7 种)、比较经济学(5种)、西方经济学(4种)、发展经济学(4种) 、经济学其他类著作等主题类型进行讨论。由于篇幅所限,仅对各主题类型被引较多的图书 做具体分析。

1-微观经济学类著作

本次入选的微观经济学图书多达17种,在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的所占比重为14.9%,这足以 证明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被引252次)是微观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 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广泛地应用于教学和实践,由营销管理的原理概念、分析营销机会、 制定营销战略、营销计划和组织执行、市场营销等五个部分组成。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 主题主要集中在:营销理念、营销策略、权变营销、营销转型研究、体验营销模型、无形资 产的营销、网络营销模式、政府营销与区域经济、新兴产业的理解和改革等方面。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 (被引182次)是入选的国外微观经济学著作中唯一一本原版学术著作。该书的作者Oliver

E.Williamson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经济学中异军 突起 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该书对于 产权制度结构、企业战略联盟和关系模式、创新供应链策略、国际货币制度、企业性质和制 度、网络化市场、股票期权的博弈分析,企业理论与组织创新等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参考和 借鉴价值。

《微观规制经济学》(被引157次)的作者植草益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根据西方 微观经济学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实践,对有关规制政策的理论和运作问题,特别是经济性规制 政策的目的、手段、结构、主体、价格规制、激励规制等问题阐述得十分透彻。研究日本企 业规制、竞争性产业的价格规制、规制与放松规制等方面的论文对该书引用较多。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被引145次)从经济对提高社会财 富生产能力的作用入手,认为小到一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大到国家的经济政策,再大到国 际贸易的制定,都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做指导,经济布局可以使市场运作的效率大大提高,同 时减少争论,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的贡献。该书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制度的 专有性、企业集群演进、产业结构成长模式、数量经济、国外企业本质等主题领域的研究有 着较大的启示作用。

钱德勒(A.D.Chandler)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被引105次)通过食品 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中的大量资料 ,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工商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 文主题主要涉及经济社会体制、企业理论制度、组织创新、家族企业控制权、企业生产力研 究和制度分析等领域。

《资本主义经济制: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被引98次)是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 mson)撰写的专论交易成本的学术专著。该书通过对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以及交易的研 究,分析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签约问题(合同、企业行为)。引用该书的经济学 论文主题主要涉及企业理论与公司职责、企业投资、沉淀资本与政权市场、企业制度分析 、企业并购等研究领域。

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被 引97次)认为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 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 该书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领域:企业制度与企业治理结构、企业产权和 所有权、企业组织资本、企业内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被引94次)是由美国经济学平狄克(Robert S.pindyck)和鲁宾费尔德( Daniel L.Rubinfeld)合著的经济学著作。该书在论述微观经济学理论时作了与众不同的处 理,即着重突出了这一理论对于管理和公共政策决策所具有的相关性和实用性,通过80多个 较详尽的案例来强调这一学科的实用性。该书对于调控理论模式、股份制企业改革、规模经 济与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政府的微观经济职能、外贸理论等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习 、参考、借鉴价值。

2-制度经济学类著作

在入选的对经济学研究影响较大的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图书16种 ,所占比重为14.0%,这充分说明了制度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被引720次)精选了产权与新制 度学派名家的代表作13篇,集中反映了这两个学派的分析特征、重要假说和政策意义。对于 研究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转型方式、企业所有权安排、公司监管体系、家族企 业产权、产权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等领域的学者来说,该书有很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由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飞(Manfred E.Streit)所著的《制度经济学:社会 秩序与公共政策》(被引373次)是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国外制度经济学著作。该书从有 关人类知识和动机的基本前提入手,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政策导向的讨论,对制度本源与制度 演进进行了探索,分析了相关的比较制度。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涉及主题有:经济补偿制 度、消费制度本质、制度系统的关联、制度创新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分析等。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被引345次)是D.C•诺斯(D.C.North)的理论著作之一 。这本书的内容共分为三篇:第一篇“制度”主要探讨制度经济的方法基础,解释了制度的 基本概念;第二篇“制度变迁”阐述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第三篇“经济绩效”着重分析 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国经济学学者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银行改革的渐进、 区域制度创新、组织经济绩效、政府制度竞争等主题领域时,往往会引用该书。

Douglass Cecil North所著的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c Perfo rmance(被引134次)是所入选的制度经济学领域著作中唯一一本原版著作,该书将内容 区分 为三大部分:制度、制度变迁、经济成就,认为制度在人类生活当中并非是恒久不变的假定 ,制度会随着人们交易成本的变化而修正,而且制度的变迁其实就是在帮助人们规避经济行 为的交易风险,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制度的变迁也就不断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积累,从而 造成对历史的影响力。

《制度经济学》(被引128次)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 )的主要著作之一。该书集中地反映了约翰•R.康芒斯公开地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 是制度学派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书中阐述了金融制度变迁、人学维度的制度研究、制度经济 学方法论、财产制度、产权理论、制度变迁范式、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伦理、信息制度分析 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这些主题的论文很多都引用了该书。

《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15次)是由冰岛经济学家埃格特森(Thrainn Eggertsson)所著 的一本关于新制度经济的著作。埃格特森教授对经济学各个分支中正在进行的制度研究进行 了调查,并提出建议,为这种建立在新古典模型上的强调共同依存的研究找到一种统一的方 法。在研究土地制度变迁、产权分析、制度演化、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制度、政府制度创新 及职能、信誉的制度性研究等主题领域时,该书被较多地引用和借鉴。

科斯(Ronald H.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被引111次)中指出生产的制度结构是 经济系统的特征,这对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可能产生根本的改观。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 很大程度上是对斯密思想的形式化,但又过于关注斯密世界的理论而忽视非斯密世界的其他 方面。科斯通过自己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同时也开辟了“契约与组织理论”的先河。该 书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企业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技术创新、生产结构控制、企业联 盟与虚拟企业、企业资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企业,市场与法律》(被引106次)是科斯(Ronald H.Coase)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该 书收入了科斯的7篇论文,主要探讨了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社会成本问题等领域 。该书在资产专用性、知识产权管理、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契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革命、 经济自由决策权、企业体制成本等主题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3-经济理论及发展史类著作

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关于经济理论及发展史的国外学术著作共有13种,占入选的国外学 术著作的11.4%。

诺斯(D.C.North)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683次)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史领域被 引次数最多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首先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 统,其次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际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制度 变迁,金融制度、社会变迁、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经济人制度、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市场 经济结构、知识经济与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中的许多论文均引用了该书。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被引348次)由美国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所著。该书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 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 是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主题领域:创新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经济、企业网络化、企业家机制、信息时代区位论、动态比较优势和 竞争力提升、制度演化和企业成长、产业空间集聚等。

马歇尔(Affred Marshall)所著《经济学原理》(被引326次)继承了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 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边际生产力等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和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该书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研究、企业与企业 家理论、西方福利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决策等方面。

D.C.诺斯(D C.North)和托马斯(R.P.Thomas)所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被引249次) 是一本论述西欧上下近千年历史的著作。作者提出了一个用以考察和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全 面的分析框架。对于研究西方社会私人财产权、中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比较、新经济与经济发 展的制度选择、西方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等领域的 学者来说,该书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经济学》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 haus)合作编著的,该书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其思想影响源远流长,同时具有丰富的课后 辅导材料,重视核心分析与现实政策,并配有专门的中英文对照术语表。该书有两个译本入 选,高鸿业编译的版本(被引291次)和箫琛主译的版本(被引190次)。

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著,梁小民等翻译的《经济学》(被引147 次)反映了20多年来经济思想革命,讨论了完全市场、不完全市场、政策问题、充分就业的 宏观经济学、失业的宏观经济学、动态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问题。因此在宏观 经济学、经济市场结构、经济全球化、所得税理论、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济哲学等主题的 论文中,该书具有较大的参考引用价值。

肖(E.S.Shaw)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被引107次)将金融发展理论与货币金 融理论融合起来,不但探讨了经济发展与金融业的密切关系,而且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经 济和金融环境,提出了以“金融深化”战略为核心的崭新发展理论。该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实践、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金融管制与金融危 机、金融发展战略等方面。

4-产业经济学类著作

入选的产业经济学领域图书共有12种,在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的所占比重为10.5%,这证明 说明了国外产业经济学著作对我国经济学领域具有的一定影响力。参考借鉴价值,我们 主要对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的6本产业经济学著作进行介绍。

《国家竞争优势》(被引505次)是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的代 表作,其原版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被引223次)也被入选。在该书中 ,波 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如何才能造就并保持可持续的相对优势。《国 家竞争优势》对于研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制度竞争、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城市竞 争力、跨越式发展模式、竞争优势分析、美国经济政策、资源的全球配置、产业国际竞争力 、知识产权战略、国家创新系统、全球贸易竞争等领域的学者来说,具有较高的学习和参考 价值。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被引275次)是作者钱纳里(H.Chenery)20世纪80年代 的研究新成果。该书分析了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贸易政策和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内向型三种 各具优劣的发展工业化形式。该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及 特征、产业政策及实施机制、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战略、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政策、区域 产业机构、结构变动与产业运行、产业结构测评等领域。

法国著名经济学大师让•泰勒尔(Jean Tirole)的《产业组织理论》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博 弈论专著,让•泰勒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 究领域,对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博弈论的引入意味着对由市场机制决定 的瓦尔拉均衡可行性的怀疑。引用借鉴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题主要涉及:产业组织结构、产 业经济学、组织创新、产业过度竞争、产业组织改善、产业集群、组织激励机制等领域。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被引192次)是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的论文集《产业组织》和《市民与国家》两书选译的,其中汇集了作者关 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的一些重要论文。该书对企业集群与政府作用、企业规模理论、政府 管制和产业竞争、政府规划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政府的经济特性等主题领域的产生了 较大的学术影响。

《产权的经济分析》(被引175次)是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对自己以及与他的 思想发展关系密切的几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介绍。该书分析了产权在经济学和法律上的 不同含义。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涉及资本产权特征、企业产权结构、产权交易、区域 产权比较、产权与所有权、产权经济学分析、财务理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等研究领 域。

5-宏观经济学类著作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 济学问题。宏观经济学领域入选图书10种。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引683次)是宏观经济 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 并在批判和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 较清晰的描述。该书在宏观经济政策、国家经济职能、混合经济模式、财富效应、国际贸易 理论、经济人伦理分析、发展经济学框架等领域影响较大。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引286次)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代表作之一 。凯 恩斯主张政府促进有效需求的办法是增加工资以增加消费,采用累进税增加穷人收入,实行 赤字预算与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研究领域都产生着影响,诸如实 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反通货紧缩与刺激内需、货币供求变化、消费与经济增长、投资的 乘数效应、公债与财政货币政策关系等。

《国际经济学》(被引247次)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著 作。该书既重视传统理论,又包含许多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国际经济领域实例。引 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涉及:国际贸易政策、外向型经济、美元本位、出口竞争力 、复合比较优势等领域。

R.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和S.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所著《宏观经济学》( 被引143次)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 经济运行周期、通货膨胀与紧缩、经济增长机理、货币供给机制、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 政策、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等领域论文有较大的参考引用价值。

库兹涅茨(S.Kuznets)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被引142次)主要涉 及到以下方面的研究: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和变化、生产率增长与非常规费用、总产值的部门 份额及长期趋势。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工业化进程与积累方式、知识 经济与经济增长、经济制度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结构等方面。

《高级宏观经济学》(被引135次)是经济学家大卫•罗默(David Romer)的著作,该书的 英文原著Advanced Macroeconomics(被引68次)也同时入选。大卫•罗默在书中全面 阐述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源泉以及经济增长与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做 了深入的论述和总结。我国学者在研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经济制度与产业结构、货币政 策、价格机制系统、政府经济调控职能、经济政策等课题时,较多地引用了这本书。

6-货币金融学类著作

货币金融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货币供给和需求、利率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金融经济现象 的解释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货币金融学领域入选的图书10种。

《货币金融学》(被引279次)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 in)所著。该书以最新的货币金融理论为基础,提供了一个简洁、严密、首尾一贯的理论分 析框架,对近年来美国和国际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金融事件作了细致的剖析。引用该书的 经济学论文主要体现如下主题:货币结构与政策、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收入政策、货币经 济学、金融工程、金融调控体制、金融创新等。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被引168次 )也是金融学领域引用较多的国外学术著作,其原版书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被引98次)也得以入选。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突出了“金融抑制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割裂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不 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量中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等。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题 主要包括:金融创新、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自由化、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体系、二元金融结构、利率市场化、金融失衡、金融理论、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等。

戈德史密斯(R.W.Golfsmith)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被引159次)对金融发展理论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原版书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被引80次)也是 在经 济学领域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在于:找出一个国家 的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 融结构的变化。该书被金融制度变迁、金融组织空间结构、区域金融行为、金融结构与经济 结构、金融监管、金融结构分析等领域的论文参考引用较多。

7-计量经济学类著作

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本次入选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图书有7种。

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所著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被引124次) 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时间经济学和新消费者行为理论,借助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 、社会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知识考察的人类行为,并明确阐述了其中的研究方法。在研究 经济作用分析、道德行为经济学分析、意识形态经济学分析、竞争优势经济学分析、休闲消 费经济学分析、垄断的经济学分析等主题时,该书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古亚拉堤(Damodar N. Gujarati)所著的《计量经济学》(被引101次)对微观计量经济学 的定性与限制应变量方法和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分析都占有相当篇幅,突出强调了计 量经济学对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应用分析。在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增长、股票收益率与交易量相 关性、货币市场关联性分析、货币乘数变动等领域,该书发挥的作用较大,被学者关注较多 。

Time Series Analysis(被引86次)是James D.Hamilton的经济学著作。作者就诸如 向量自 回归、广义矩方法的估计、单位根的经济和统计结果,随时间变化的方差分析以及非线性时 间序列模型等给出了详尽论述。该书对股票市场、国债收益分析、汇率可测性分析、财 政政策乘数效应、消费函数分析等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被引61次)由伍德里奇(Jeffrey M.Wooldridge)所著。 作者放弃了非随机的或在重复样本中加以固定的回归元假定,从而便于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解 和运用,是对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突破。该书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消费增长模型、竞争力聚类分析、Panel Data变系数模型、借贷行为计量分析等领域。

8-比较经济学类著作

在本章入选的114种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属于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图书 共有5种。

《比较制度分析》(被引319次)、《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被引97次)、《政府在 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被引92次)均是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著作或 参与撰写,其中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大的当属《比较制度分析》,该书的被引次数大大超过 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其他图书。作者在该书中详细地叙述了比较制度理论的最新发展,运用比 较制度揭示了从日本德川时代的灌溉系统制度一直到硅谷崛起的多种制度的形式和结构。该 书在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国际比较、经济增长路径比较、转型经济比较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 分析、行为经济学、制度缺失分析等领域被相关论文较多地引用和参考。

《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以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作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对象,从理论上 对这一体制的内部结构,以及构成这种结构的各种要素所具有的激励效果和相互依存关系加 以论述。该书在日本经济体制、日本竞争政策过程的制度特征、日本企业并购与重组、日本 经济史研究、融资模式效率比较等领域被参考引用较多。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影响日益增强的政府观。该书对比较经济学的影响主要在:政府在金融发展 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职能、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政府角 色等领域。

9-现代经济学类著作

在入选的114种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现代经济学领域的著作共有4 种。

《论人力资本投资》(被引125次)是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的著作。该书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培训和保健,指出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 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该书被人力资本很多 领域的论文所引用,如: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贬值风险、人力资本形成特性、人力资本 优先投资战略、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等。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被引116次)一书中,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综合了他 在经济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成果,完成了一部里程碑式的 著作。在反贫困启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融合、文化精神与经济增长、自由观点解读、经济 社会关系网络核心、经济自由及代价、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 等方面,该书得到经济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10-西方经济学类著作

共有4种西方经济学的国外学术著作入选了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

另一本入选的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国外学术著作是《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被引 47次,2001年出版),在诚信伦理、企业信用、市场经济与政府诚信税收伦理等领域,该书 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9-发展经济学类著作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共有4种著作入选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

《改造传统农业》(被引188次)由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所著。作者就 农业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何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等问题给出了独 树一帜的见解和观点,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现代化 、农业经济组织创新、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

《二元经济论》(被引166次)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的著作。作者的二元 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完备和统一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从劳动力供给 的变化来连接和调和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该书在二元经济演化与转换、双重二元经济结 构、二元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二元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劳动力就业市场、劳动转 移方法论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发展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另两本分别是《发展的型式》(被引67次)和《发展经济学:从贫困 到富裕》(被引53次,2003年出版)。前者在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就业 结构和产业结构、农业制度变迁等方面;后者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持续发展动力、反 贫困的逆向鼓励、社会资本收入分配研究等方面。

10-经济学其他类著作

在入选的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还包括: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 态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国外学术著作,由 于篇幅所限,只对属于上述学科的入选图书的影响领域做简单的介绍。

区域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有Geography and Trade(被引64次),该书的影响主要涉 及新 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发展、地区比较优势等领域;引用《区域经济学导论》(被引60次) 的经济学论文主题主要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特征等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被引52次,2003年出版)在城市行业集中度、城市化水平、城 镇财政制度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政治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包括《集体行动的逻辑》(被引189次)、《公共选择理论》( 被引88次)、《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被引70次)等。生态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有两种:《体验经济》(被引61次)和《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 的经济构想》(被引43次,2002年出版)。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著作。该 书对国际环境制度分析、环境保护主体的行为、西方组织文化背景、企业行为道德边际、集 体协商谈判、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政治企业家、商业诚信、社会资本理论等研究领域 产生着较大影响,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也集中在上述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被研究中小银 行发展比较、政府财政活动、知识劳动价值论、公民选择与公民参与等领域的论文引用较多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的学术影响主要涉及:经济转轨、转型期 经济、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等领域。

前者被研究体验营销模型、体验观点构建、体验经济特征分析、体验消费体验媒介等领域的 论文引用较多;后者的影响领域主要在: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等 研究领域。

管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哲学经济学领域分别各有一种国外学术著作入选, 分别是:《管制与市场》(被引161次),引用该书较多的经济学论文涉及领域主要有市 场竞争监督、政府规制体制、区域环境管制等;《财政学》(被引86次)对环境保护的财政 对策、税收改革、公共管理效益评价等领域有较大影响;《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 》(被引129次),该书被研究信息商品、电子商务、网络经济发展、信息政策体系构建、 信息经济制度变迁、信息经济学等主题的论文引用较多;《正义论》(被引105次)的影响 集中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政治哲学、财产权劳动学说、激励机制研究、收入差别研究等 领域。

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6月20日

《政治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与其他课程相比，《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仅需要讲授经济科学领域的专业基础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承载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的教学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已经大大削弱。这种变化反映在教学层面上，使得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都存在不少困惑。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自身存在的一些因素，使得《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间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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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学　引文分析　CSSCI　出版社　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0)06-0078-08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诸多的研究范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在各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形式各样的研究成果。图书是传承知识和记载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在CSSCI的论文引用文献中，图书(包括著作、汇编、法规文献、标准)的被引比重高达60％左右，而在经济学领域，图书的被引数量仅仅低于期刊论文的被引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文献的引用数量。图书(包含汇编文献)总被引频次占所有文献被引频次的38.52％。这说明图书文献是经济学领域中较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30年来，国内出版业发展迅速，2007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十三万余种，码洋6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会评价更多是用定性方法研究出版社的学术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对出版社的学术评价研究正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变为定量分析。苏新宁等基于CSSCI的引文数据对高校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雷二庆基于期刊引文计量分析对中文科技图书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估，进而分析各专业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孙宇、武士华应用h指数评价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方法简单，但效果良好。本文采用引文分析法，以CSSCI(2000-2007)的引文频次作为原始数据，统计图书的被引情况，进而得到所属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从中选取被引频次前100名的国内出版社进行分析，最终对国内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价，并为学者出版及选择经济学研究资料提供参考。

1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CSSCI的引用数据，对2000-2007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和分布特征，从而选取被引频次排位前100的我国大陆出版社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列出被引较多的18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31家国外出版社。

在统计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数据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存在中英文两种著录格式，同一国内出版社有多个中文著录名称，同一国外出版社存在多个出版地点。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部分出版社的图书被引数据进行数据合并，一是将具有不同外文名称和中文翻译的同一出版社合并，例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二是将具有不同出版社的同一出版社进行合并，例如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和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三是根据出版社更名和合并的情况，对更名和合并的出版社数据进行合并，例如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数据进行合并；四是对一些出版机构不做合并，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视做三个不同的出版单位。

经过数据处理，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定为国内外的4430家，总被引频次296334次。

2　经济学论文被引出版社概况

被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涉及4430家出版机构，其中内地(特指中国大陆地区)1786家，占40.32％，排位第二，但是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56480次和143.61次，都大大超过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位居第一；国外出版社在出版社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一共有2467家，占总数55.68％，大大超过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其被引总数和平均被引频次为38908次和15.77次，这两项指标均排位第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排位第三，分别为177次、946次和5.34次。

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国内出版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包括国外学者著作的译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内经济的研究占据我国经济研究的主流地位；二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港澳台地区图书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都只排位第三；三是我国经济学学者越来越注重对国外经济学成果的学习，尤其注重对英文文献的获取，所以国外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3　国内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被引图书的1786家国内出版机构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包含100次)的有209家，我们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从中选取排位前100的国内出版社，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讨论国内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国内出版社进行分类。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为综合类、财经类、高校类、人民类、其他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技类、教育类、法制类、翻译类、古籍类等出版社的入选数量较少，所以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按照出版社的所属地区划分，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分类过程中遇到分类的标准问题，部分出版社存在多类别属性的状况，例如高校类出版社。要想清晰地从各个角度把握不同类别性质的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这样的分类也是必需的。由于国内出版社均由国家统一管理，出版范围相对固定，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开，但总体上说，知名出版社主要专业范围变化不大。由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所属的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专门设立人民类进行讨论。

3.1　专业属性分类

入选的100家国内出版社，按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最大，该类出版社入选数量和总被引频次都排位第一，财经类出版社由于其专业特性，对经济学研究也产生特殊影响，其平均被引频次排位第一，高校类出版社和人民类出版社的数量和被引频次都超过15％，说明这两类出版社在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1.1　综合类出版社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中，有27家综合类出版社，被引频次66537次，在所有类别中排位第一，其平均被引频次2464.33次，仅次于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二，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

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被引频次在3000次以上的有7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3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500次以下的有6家。下文具体介绍被引频次较多的几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被引频次14387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一，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二，是国内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该社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经济学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地理学》《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高级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业区位论》《经济解释》《产业聚集论》等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大量引用，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上海三联书店被经济学论文引用9602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五。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演化经济学》《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集体活动的逻辑》《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产权的经济分析》等图书受到经济学领域学者的较多引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被经济学论文引用6130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三，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九。学者们较多引用该出版社出版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等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5918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四。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正义论》《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治理机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中华书局被引频次4267次，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出版物百科兼收，古今俱备，享誉海内外，特别以出版经典史籍闻名。该社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宋史》《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明史》《旧唐书》在经济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产权、政府与信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乡土中国》《信息、信任与法律》在经济学论文中被引较多。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竞争战略》《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等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3.1.2　财经类出版社

入选百家出版社的财经类出版社有15家，虽然在各类别出版社中排位第四，但是其平均被引频次为3323.93次，排位第一，足见财经类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5000次的有4家，分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5000次的有4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的有5家，被引频次500以下的有两家。以下对被引频次较多的出版社进行介绍。

经济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创建于1983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类出版社之一，其被引频次12294次，是被引频次最多的财经类出版社，排在百家出版社第三位。该社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学》《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契约经济学》《公共财政纲论》《产业经济学与组织》《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发展的型式(1950-1970)》等图书争相被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被引9460次，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该社以统计出版社的准确、翔实、全面、及时、权威而著名。经济学领域较多引用该社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多元统计分析》均为该社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被引频次8511次，在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三，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七。经济学学者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理念转变、政策分析和相关安排》《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金融出版社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中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的金融类图书在经济学领域被多次引用，尤其是《中国金融年鉴》和《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两本图书引用频率较高，在经济学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

3.1.3　高校类出版社

高校类有2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被引频次41419，平均被引频次1972.33次，分别排位第三和第四。从被引频次来看，超过5000次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更是以11279次被引遥遥领先其他高校类出版社，而被引频次不到2000次的出版社15家，这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高校类出版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反映出高校类出版社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该社被引频次11279次，远远高于其他高校出版社，并是四家被引超过万次的出版社之一。该社出版了大量经济学著作，例如《货币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以自由看待发展》《财政学》《计量经济学》。这些图书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影响，被引频次较多。

北京大学出版社依靠北京大学的雄厚资源，出版了许多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其被引频次5918次，排在高校出版社第二位。该社出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受到学界的较多引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被引频次3676次，排在高校出版社第三位。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会计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风险投资理论与实践》等图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被引频次3669，排在高校出版社

第四位。《技术创新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这些书均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3.1.4　人民类出版社

入选的百家出版社中，人民类出版社共有18家，在出版社数量上排位第三，其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在第四位和第三位，但是被引频次超过1000次的仅有4家：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尤其是人民出版社，以被引频次18644次位列所有出版社第一，这充分说明人民出版社对经济学的重大学术影响，而其余14家出版社均在41名以后，这说明人民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的总体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人民出版社始建于1921年9月1日，重建于1950年12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重要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科学社会综合性出版社，先后出版图书20000多种。人民出版社被引频次18644次，排在所有出版社第一位，该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邓小平文选》《列宁全集》《文集》《文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剩余价值理论》《循环经济导论》《中国当代税收要论》《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等书，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和引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家出版各学科各专业的综合性图书出版机构，被引6703次，排在人民类出版社第二位。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高等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图书均为该社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被引1133次，该社出版的图书中，被引频次较多的有《中国金融改革》《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该社得以入选百家出版社的主要原因是其被引用的图书种类较多，被引的绝对量较高。

浙江人民出版社被引频次1055次，该社出版的《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生态经济学》《中国发展前景》等图书被引用较多。

3.1.5　其他类出版社

在入选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还有教育、法制、翻译、科技、古籍等类出版社，由于这些类别出版社数量较少，我们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出版社进行讨论。

有3家教育类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百家国内出版社，其被引频次4109次，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被引频次最高，达到3343次，占该类出版社被引频次的81.36％。该社出版的《旅游经济学》《城市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区域分析与规划》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在高等经济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和旅游教育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10次和358次。

有3家法制类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分别为法律出版社、中国物资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其中法律出版社被引频次最多，为2236次。该社出版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物权法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等书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中国物资出版社和中国法制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365次和364次。

科技类出版社一共有两家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其中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为5287次，经济学论文常可见对该社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壳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等图书的引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为447次。

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是入选百家国内出版社的两家翻译类出版社，被引频次分别为1209次和1007次。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国际一体化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比较现代化》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纵论》等书被引用较多。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有两家是古籍类出版社，分别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该类出版社的总被引频次为1031次，这说明古籍类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较为有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续资治通鉴长编》《唐要会》等图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生系统企业史》《苏州手工业史》《张謇全集》被引用较多。

除了上面所述的各类出版社外，还有气象类、农业类、旅游类、林业类、建筑类、化工类和百科全书类出版社，分别各有1家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被引2377次，该社出版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科技投资经济》等书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被引较多。中国旅游出版社被引1477次，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区域旅游规划原理》《中国西部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基础旅游学》《全球旅游新论》被引用较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被引976次，该社出版的《西部大开发》《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人居环境科学导论》被引用和借鉴较多。中国林业出版社被引848次，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的《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面向21世纪的林业发展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均为该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被引610次，该社被引图书主要集中在《法律的经济分析》和《法律、立法与自由》等。气象出版社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39次和398次，分别排百家出版社的85位和90位。

3.2　地区分类

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共涉及19个省市，其中北京共有59家出版社入选，被引频次达到165010次，占入选的百家出版社总被引频次的75.99％，这充分说明北京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中心，具有无可比拟的研究资源优势。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也有1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这说明经济发展建设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从而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表4给出了入选3家及以上国内出版社的地区分布统计表。

4　我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及国外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中，部分

图书是由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出版，根据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显示，这些图书总共涉及177家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2467家国外出版社。

4.1　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根据CSSCI(2000-2007年)的数据显示，有177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引用，在这些出版社中，被引超过50次的仅有两家，分别为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台湾商务印书馆，超过20次的有6家，超过10次的有18家，如表6所示。

表5中18家出版社的被引总频次466次，占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总被引频次的49.26％，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4.2　国外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中，部分图书是由2467家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在这2467家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1000次的有5家，超过500次的有14家，超过200次的有31家，超过100次的有49家。

表6中列出了被引频次200次以上的31家国外出版社，被引频次共计21001次，占国外出版社被引总数的53.98％，其中排位前五的国外出版社中有4家是高校出版社，且均为世界知名大学的出版社，这充分说明国外知名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对我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指导作用。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