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基督教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文章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SolomonE．Asch)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经验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反思，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2篇

工商管理学科是管理学一级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二级学科群，是以微观营利性经济组织的活动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类学科。在不同的高校，工商管理学科的本科课程设计理念具有较大的差异，有的偏重于科学研究，如部分研究性大学;有的偏重于应用，如部分地方性高校或者二本三本院校;有的定位于职业技能和一线应用，如大部分职业技术学院。虽然各个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本科课程设计理念具有一定差异，但传统工商管理学科的课程设计理念大致可以概括为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专业素养、基本能力、技能与方法要求以及基本身心素质等几个方面。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方面。工商管理学科属于典型的宽口径学科，要求学生掌握较为宽泛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要求学生掌握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现代企业法律方面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熟悉国内企业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企业管理的惯例与规则。专业素养方面。掌握工商管理专业所需的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及必要的专业知识，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基本能力、技能与方法方面。

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能力;具备分析和解决企业管理工作和问题的基本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创新能力和较强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获取及处理信息能力;掌握企业管理和经营决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能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和方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决策;掌握企业管理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基本身心素质方面。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无论是设计理念，还是课程设计的内容与课程评估标准，均没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首先，课程设计理念上缺乏生态意识。如上所述，传统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理念中主要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和技能，能否运用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为企业服务。

这种课程设计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关注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运行，以效益经济作为企业运行效率的唯一标准，缺乏生态理念，只会被动履行或者隐性逃避企业的生态责任，更不会主动实施清洁生产与生态管理。总之，没有融入生态文明理念的课程设计理念也会培养出相应的缺乏生态理念的企业管理人员们、企业家们乃至企业们。其次，课程设计内容上缺乏环保教育。在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内容上，无论是理论教学内容还是在实践教学内容中，都难以找到基本的环保通识课程和环保专业课程，如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中缺乏基本的环保课程、日常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教育以及环保实践操作，更不必说企业的清洁生产、循环生产等绿色课程。最后，课程考核环节缺乏环保导向。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考核环节基本上以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为基点，考查学生解决企业管理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可以认为现有的课程考核环节是单向的以知识和能力为导向的，缺乏基本的环保导向，如没有要求学生进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方面的社会调查和生产设计，没有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必要的环保知识等等。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改革

如前所述，随着人类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工商管理学科也应该融入生态文明理念，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态环境，不断地进行课程设计改革探索。

(一)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理念改革

如前所述，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理念上缺乏生态意识，因此必须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工商管理课程设计的整个过程。不仅关注学生学到了什么知识和技能以及能否运用这些知识、理论和方法为企业服务，还应关注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是“生态人”———具备强烈的生态意识，主动履行企业的生态责任，主动实施清洁生产与生态管理，生态思维成为一种常态，并将其融入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型企业。从而践行教育的共同目标———个人的发展、适应环境及与社会互动。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高校工商管理学科的课程设计，就必须确立新型的生态知识观。传统的课程体系信奉客观主义知识观，将知识视为普遍的外在于人的真理。个人见解无法融入给定的课程知识体系。对知识客观化与科学化的追求以牺牲个人知识与见解为代价。而新型的生态知识观融入了学生个人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强调对生态知识的深刻理解与重新建构。

由于学生这一个体的参与，学习知识不再是纯粹的认知活动，它与学生对生态文明的兴趣、情感、信仰等态度相关，学生的个人生态生活、个人生态知识、个人生态经验也构成了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成为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的资源与材料，面对课程知识，师生获得“某种尊严和言说的权力”。在课程设置的生态目标上，应致力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自主性的协调发展，注重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以及个体需要与社会需要的辩证统一;在课程设置的内容上，应突破狭隘的科学知识的束缚，谋求科学知识课程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完美融合，使得工商管理课程体系之中渗透生态文明理念和环保体验等人文精神，把科学知识、生态文明理念、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进入每一个学生的意识，成为每一个学生的事业成就过程之中，使学生的个人生态知识、环保意识与社会责任成为他自己的特殊精神世界，并在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置中占有重要位置，使得生态意识成为工商管理学科学生的一种习惯思维方式。

(二)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设计内容改革

王牧华、靳玉乐等学者认为，生态主义课程是运用生态主义理论研究课程的产物，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以生态主义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课程及其理论;有关于生态主义理论的课程;为了实践生态主义而发展的课程。以生态主义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课程及其理论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它包含了广泛的课程形态及其理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工商管理课程主要是指第三种涵义，即为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而设置的课程，目的在于在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中更好地传播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在高校工商管理学科课程设置的具体内容与实施之中，可以采取如下几点措施:第一，设置若干关于环保生活常识、企业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系统设计、企业关于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等选修课程或讲座，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门或者若干门课程并达到规定的学分才能毕业。

同时加强隐性生态文明教育，使学生从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滋养，养成“生态人”的思维习惯。第二，设置绿色实践课程。主要包括设置绿色课程实践和设置绿色社会实践。绿色课程实践方面，学校可以通过相关课程的野外参观和调查，让学生深刻领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建立工商管理“清洁生产”或“生态教育”校内外课程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进行清洁生产或节能减排实习体验或模拟实验;利用节假日组织安排学生到荒野中体验与实践，激发生态环境悟性，让学生在融入大自然中体味自然环境、热爱自然环境、保护自然环境。绿色社会实践方面，可以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学校或社区环境保护实践或社会调查。如生态或绿色协会组织学生开展建议废除一次性方便筷、回收旧电池、垃圾分类、节能减排、减量消费、生态消费、环保知识竞赛等活动，深入中小学和居委会开展生态宣传教育活动等;积极组织学生参与一些环境问题的社会调查，如环境与疾病发病率的关系、企业排污对社会的危害、企业实施生态生产对自身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等，从而认识到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企业实施绿色生产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使得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在环境知性、悟性和德行方面形成健全的生态人格。

(三)生态文明视域下高校工商管理课程考核环节改革

传统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考核环节以知识和能力为导向，缺乏基本的环保导向，没有要求学生进行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方面的社会调查和生产设计，没有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必要的环保知识等。基于此，工商管理课程考核之中必须融入环保及清洁生产方面的考核。一方面，工商管理专业学生必须选修一门或者若干门关于环境保护、清洁生产或者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课程，获得绿色生活、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等方面的常识，形成自觉实施生态生活、生态消费、绿色环保等方面的思想意识，并达到规定的学分才能获得毕业证书。只有将生态意识与生态知识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最终考核之中，才能真正达到引导学生在未来的生活、工作与社会活动之中实施生态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取得良好的生态效果。另一方面，将“生态教育”纳入工商管理学科毕业设计环节。工商管理学科的本科毕业生必须对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融入环境分析内容或者生态技术分析环节，体现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从而使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形成以生态理念分析和研究问题，养成思维上的习惯和基本的生态素质。对优秀毕业论文的评定也可以以生态效益为考核标准，规定论文必须有对经济效益与生态系统中环境影响的论证。此外，各个高校还应积极实施绿色教学渗透与创建绿色大学，创造潜移默化的生态氛围，以进一步促进和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和绿色行为，如高校可以以绿色教学技术与绿色教学模式进行教学，降低教学过程成本与环境污染，提高教学效率，还可以积极创建生态校园，从而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理念潜移默化的教育。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理论困境;方向迷失;纠正偏失;学者责任;管理学振兴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8-0001-05

[收稿日期]2010-03-01

[作者简介]郭安元(1964-),男,湖南邵东人,高级律师,高级经济师,法学硕士,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企业管理,当代金融管理。

一、寻找当代管理学理论的蓝海

一个多世纪以来,管理学从一种工作经验提炼式的实用边缘学科,经过并不连续的准系统化研究,蹒跚移步走进了社会科学的主流学科领域。

自然科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惊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仅实现了物理学、光电学、航天工程学和天体力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还改变了包括政治、军事、航天航空、火箭发射和核工业工程等重要领域的既有格局,人类因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社会科学中哲学和经济学理论也凭借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后继者的非凡贡献和精细化系统化研究,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和具有相对较好指导社会实践的影响力。理论先导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构筑了这些学科坚实而强大的理论大厦,引导人们有序地在发展了的理论体系中思考、学习、运用和继承创新,卓有成效地解决了现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虽然争鸣和论战不断地发生,但整个理论态势呈现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方向和社会普遍的价值需求。

相对而言,管理学理论虽然步入了社会科学的主流领域,但理论的发展显得十分尴尬。首先在思想体系上总是突破不了已有经济学设定的框架,而在研究的边界上无法超越组织学、系统学、控制论和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其次,管理学不能建立本学科独有的内核并缺少天生定位准确的理论开创大师。管理学至今为止最多是在夹缝中耕耘长成的“花非花”式的理论。正是因为没有理论拓展的主要进路,管理学研究者长时间积累完成的不是管理学自己的理论殿堂,而是呈现出芜杂、另类和社会难以认可的理论集合。这个现象早已引起人们关注,但苦于无法找到求解之道。美国已故的管理学大家哈罗德・孔茨教授开创了管理学中管理过程学派,也第一次提出了“管理学丛林”观点。他在1961年12月撰写了《管理理论的丛林》概括了当时流行的管理理论的六大主要流派即管理过程派、经验派、人类行为派、社会系统派、决策理论派和数量派,指出了各种流派理论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彼此的攻讦。并尖锐而精辟地分析了这种乱象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语义丛林、先验假设、原则误解和理论家的相互不理解。作为无奈之举,孔茨教授在无法提供医治良方的情境下只能就走出管理理论丛林的出路向学界提出几条诚恳的善意的建议,比如重新定义一种知识体系,整合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澄清管理语义和愿意提炼并检验基本原则。孔茨教授在此后的20年一直关注自己已经发现的这一令人忧思的管理学现象,并于1980年4月在《管理学术月刊》上再次《再论管理学丛林》,根据发展了的世界管理学理论动态和进一步变得更为混乱的管理学理论局面,孔茨教授将管理学流派归纳为十一个,除了上述六个派别外增加了团体行为派、社会技术系统派、系统学派、权变或情景派和经理角色派。很显然,这是一个持续增长的丛林,20年前的希望并没有变成现实,相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孔茨教授不无遗憾地强调“由于每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领袖,都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并且也都要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去捍卫自己观点中的概念和技术,以防止被攻击或改变,这就使得管理学的理论非常难以被管理实践者所理解和应用。如果这种持续增长的管理学丛林,仅仅表明不同学术思想和研究之间的竞争,那还没有关系;但是,当他阻碍了管理理论的有效发展,并困扰着管理实践者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不幸的是问题确实变得很严重了,直到孔茨教授逝世以后的又一个20年过去的时候,管理学理论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而管理实践者也没有找到像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经济学那样至少能够获得明确方向性的理论指导。[1][2]美国顶级管理学期刊《管理学会杂志》和《管理科学季刊》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7年发表专辑对管理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隔阂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多数论文批评管理学研究过分追求方法的严密性,忽视了管理学研究的实用性,即管理学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的问题。美国商学院对“科学性”过于注重,导致学生受训的分析技能与面临的复杂管理任务之间严重脱节,商学院不能传授有用的技能,不能为企业培养领导人。即使是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倾力与实践结合的MBA教育,也存在与实践脱节问题,MBA所学知识及成绩分数与职业成功基本上没有多大关联性。明茨伯格批评MBA教育是把错误的内容教给错误的人。因此,有的学者把脱离实践的学术研究与过分宽敞的房子、过于耗油的汽车并称为美国综合国力难以支撑的三大浪费[3][4]。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中国管理学理论的迷失问题做出了一定研究。有些观点切中要害,确有针砭管理学研究时弊之功效。其中强调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为目前我国管理学研究的最突出问题。“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是指理论难以解决实践问题,尤其严重的是,管理理论的大多数研究中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地研究。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明显的脱节包括重复常识、违背客观事实、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根据时空适用性来界定,理论在较短的时间后失效属于明显的脱节”[5]。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并非学界自己的事情,它引起了一系列的严重社会后果。首先,它不但没有创造理论价值,相反对业已垃圾成堆的管理理论增添了新的垃圾,加剧了管理理论的混乱和管理理论的生态不平衡,亦进一步助长管理理论不负责任的恶风,误导后学者随意跟风的“东施效颦”式作品出笼。其次,导致管理实务界对与实践脱节的管理学理论的更加厌恶。基于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误判经济形势和管理学家经常发表不合企业运作管理实际的观点,有不少企业家呼吁,企业决策应该与主流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说法反其道而行,并建议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再次,浪费国家和单位的宝贵资源,损耗了原本可以创造社会价值的资金。有学者尖锐指出“各级政府的科研基金是亿万劳动者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是‘民脂民膏’,怎奈学者胡扯一篇谁也看不懂、谁也不会看的论文就骗取了西部好几家农户一年的收入!这些年搞的科研基金,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精英对人民资产的抢劫,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6]。而目前我国高校的理论研究的价值选择和偏好也存在与这种不良学术倾向不谋而合的特点,某种意义上,正是高校过于倚重于学术的指标以达到排名靠前这一目标的驱动机制助长了这种不良学术倾向。比如中国研究型大学的考核激励制度一般都规定,等级越高,奖励力度越大,往往有院级校级等多重奖励,而发表刊物等级低的论文没有奖励。但是高级别刊物发表的论文更加靠近理论应用链的前端,距离实践更远。这意味着大学在用纳税人的钱重奖与实践脱节的成果,大多数理论成果与实践脱节成为必然的结果[7]。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管理学理论研究与发展均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而实践界却仍然没有丝毫减少对真正有用的管理理论的期待。人类要进一步朝着富足文明的方向前进,则需要持续发展的经济去支持,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依靠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管理学理论注定永远避不开这一逻辑轨道。丛林也好,垃圾亦罢,讨厌归讨厌,鄙视归鄙视,作为一个已经占有社会主流学科地位的管理学,社会应该给予管理学应有的宽大和包容的胸怀,而管理学研究者在社会支持下必须毫不迟疑地肩负起历史使命,披荆斩棘,突破重围,寻找到一片属于管理学理论自己的蓝海。

二、纠正偏失的管理学理论坐标

管理学理论已经成为丛林,而丛林不是管理学理论的家。管理学显然已经成为找不到归途的“迷路的孩子”。为了找准坐标,回归家园(或者说重塑家园),除了依靠社会的宽容和支持之外,管理学研究者自己的智慧复苏和思维革命无疑是关键。

管理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互裹挟使得管理学理论更难廓清自己的真实面目,多少年来管理学理论总是走不出经济学理论已有的思维框架,而众多的经济学家转而研究管理学或者将经济学与管理学并行研究,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个奇特的现实。在我国没有像巴纳德那种真真实实做过一流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具备深厚理论素养和可信赖的管理经验的管理学家,也没有像德鲁克这种一辈子致力于企业管理研究的纯粹的管理学大家。我国管理学理论研究主体存在某些先天不足。而这一不足根源于中国现代企业制度长时间的阙如。应当说我国管理理论的形成从血缘上发迹于美国。1979年改革开放政策刚刚确立,邓小平借助访美机会签署了中美共建管理培训中心的协议,打开了引进美国管理理论的大门。MBA教育、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是这一创世纪引进后取得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进行了企业管理改革的尝试和探索,主要领域集中在质量管理、标准化管理和成本管理,企业普遍推行经济责任制和管理权限下放,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模式遭遇全面挑战[8]。但真正的企业管理,严格地讲,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才开始实践,即以股份制改革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才真正推动中国企业管理走上现代化轨道。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将这一方向明确为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以后,我国企业管理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在遵循中央政府提供的一系列政策指导前提下,企业也放开手脚,大胆采纳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管理技术,包括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硬件和管理软件。比如ISO9000和ISO14000系列质量标准,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KPI关键业绩指标,SCM供应链管理,CRM客户关系管理和麦肯锡JDA管理模式等等。突出的企业案例有华为模式、王府井模式、海尔模式和邯郸钢铁模式等。而中国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WTO谈判也帮助企业在管理改革上更进一步。我国的管理理论研究正是凭借这一系列重大管理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管理学理论文章和著作如雨后春笋遍及中国大地。在顺势推进企业管理实践前进的正效应产生的同时,管理理论也使中国企业很快步入“乱花渐欲迷人[”的困境。许多企业产生食洋不化的病症,也有企业显现盲目跟从的迷失。曾经热销一时的管理咨询国际大牌公司美国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因给中国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像王府井百货、实达电脑和康佳电子集团提供的管理方案先后遭遇失败而被遗弃[9]。大批民营企业虽然抓住机会拾遗捡漏填补了市场缺口,获得了短暂的爆发式成长,但因管理资源匮乏很快遭遇持续发展的瓶颈,面对企业生产无法持续稳定增长和升级换代的困惑,人们自然回到一些老问题上“管理能不能创新而真正变成生产力?”“企业管理理论真的有用吗?”“中国的管理学往何处去?”中国的管理学理论尤其是企业管理理论似乎失去了发展的坐标。

一个很有意思也很特殊的问题是,中国管理理论既无丛林派别,也无路径和范式,属于纯粹从国外引入后组合改造并聚集而成的理论。最大的硬伤是管理理论缺少原创。曾经热议一时的曾仕强教授提出的“中国式管理”主推中庸之道、安人修身和弹性管理并没有获得理论界和广大企业家的拥趸,相反却遭到激烈的批判和质疑。令人忧患的现实是,当企业全面产生管理困惑之时,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回答如何解决这一重大困难问题。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并不能完全寄望于管理理论界提供,除了管理理论研究者的集体努力以外,还得关注与管理理论界紧密联系的其他学科领域。其实,在我国,清醒的理性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探索者还是不乏其人。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在《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中的核心观点对拨开管理学研究迷雾具有重要参考作用,他说出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道”,本质上也是管理学研究的“大道”。大道往往无形,而解读大道也经常使人恍然大悟:大道寓于常理。钱颖一教授提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田国强教授在2005年《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有另一番见解“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以下五个部分或步骤组成:①界定经济环境;②设定行为假设;③给出制度安排;④ 选择均衡结果;⑤进行评估比较。可以这样认为,任何一篇逻辑清楚、层次分明、论证合理的经济学论文,无论结论如何或是否作者意识到,都基本上由这五部分组成,特别是前四部份。可以说,写经济学方面的论文,就是对这些部分进行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填空式写作。掌握了这些组成部分,就掌握了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基本写作方式,更容易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实际上,这种删繁就简的点破,往往使人对长久以来被弄得深奥枯涩的学术研究有豁然开朗之感觉。管理学理论何尝不是如此。如今的管理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模型和数据,追求建模的精准和复杂度,而以后却无人问津,毫无实用之利,成为弃之如敝履之物。一篇论文核心全在于组构和诠释一个模型,也许作者自己并没有搞懂。笔者认为,管理学从来没有脱离经济学的影响,对于管理学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绝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没有必要对此讳莫如深或刻意遮掩。我们有理由期待管理学研究者调较写作观念、改换研究方法,化繁为简,找到研究的正确支撑点,走上日益繁荣的管理学学术研究之路[10]。

作为更加明确而具体针对管理学本身的见解,可以参考著名管理学家谭力文教授在《论普适性管理学理论的构建》中的观点。谭力文教授告诉我们“管理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颇多。其中最明显的是,这些颇多的问题使得管理学很难按照一般学科的规律对其进行规范的界定和进行科学的梳理,也让管理学既像一门科学(学科),又似乎游离在科学大门之外,形成科学、艺术、实践混杂的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管理学科复杂与混沌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管理理论的研究者(也应包括一些管理工作的实践者)在研究工作中出现的多角度、多视野的问题,甚至不乏存在的一些随意,造成了这种其他学科不多见的自乱阵脚现象”。“管理概念的内涵应该十分明确了。即无论如何定义管理的概念,依据管理工作的基本特性,管理的概念中应该、而且必须包含人、组织、目标、协调这四个关键词。因为,管理工作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对组织的成员开展的一类社会活动,即人对人的工作;管理活动是人类群聚后产生的一类活动,它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获取组织整体目标的实现)和效率(获取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实现)目的的社会活动;所谓协调,在不同的组织中有不同的方法,如宗教组织依靠的是宗教的教义与成员的虔诚,军队依靠的是等级纪律与权力结构,而企业,作为一个依靠市场竞争生存的经济组织,它的协调机理和过程更为复杂。所以可以对管理给出这样的简单定义:在组织中,为协调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差异,以达到提高组织效果和效率目的的社会活动”。

“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存在着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经过人们的不断努力,普适性的管理学理论在研究的基本范畴、基本定义、基本理论与基本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完成了其构建。对此理解和感悟的基本条件是,在充分注意管理学理论的社会科学特征的基础上,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了解人类群聚建立组织的基本规律,深刻地把握由此而产生的人类管理活动的基本特征;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了解管理学理论经典专著中对人类管理活动的描述、抽象与总结,仔细揣摩经典理论中大家们对管理活动的深刻分析与论证过程。”普适性管理学理论的视角正是把握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的关键问题,廓清人们纷繁复杂的混乱思维,引导人们朝着一个更加清明和更加简单的路线重新调整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

笔者始终认为,纠正偏失的管理学理论坐标,离不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管理学界的集体智慧苏醒和达成通识并展开共同的努力;这一条路线基于组织性行动标准。没有组织和组织纲领,完成一项卓越目标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方面,笔者建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科学管理研究院、中国管理研究院做出一些突破常规的创新性计划,解除目前已经形成的管理学研究积弊,引领中国管理学走上新的发展轨道;另一条是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管理学理论的惟一标准。无论何时何地,管理学研究者对管理实践尤其是企业管理实践应始终不离不弃。关起门来不闻不问生动的管理实际情况只会导致管理学研究愈加衰败。关于这条路线,哈罗德・孔茨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解“直到近些年,几乎所有试图分析管理过程并寻找理论支撑以帮助提升研究、教学和实践的人,都是那些拥有管理艺术而又善于反思多年管理经验的实践者。因此,至少在将一般管理视为一项以脑力为基础的艺术时,最早的有价值的著作都是由像Fayol,ooney,Alvin Broen,Shel-don,Barnard和Urwick等这样一些有经验的实践者撰写的。可以肯定地说,即使是那些学术化实证研究的顶礼膜拜者,也不能忽视有这些[光敏锐的实践者从他们数十年管理经验中所提炼出来的基本原则。当然,这些管理经验总结显然没有使用问卷调查、受控访谈或数学方法,仅仅依靠实践者的观察所得出来的结论,很难被认为是先验的或理论性的”。“ 我敢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否认,管理理论精确性的终极检验一定是实践,而且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必须从现实中发展出来”[11][12]。

三、无悔并无愧于管理学理论研究

后生选择管理学作为学习研究目标并没有过错。第五代管理学理论强调学习,致力于知识型管理,其目的是力求全员学习,实现管理过程中知识共享。作为有志管理未来企业或为未来企业提供有效管理理论的年轻人,应该鼓励和创造条件让他们好好学习管理学理论。这样,已经进入管理学研究领域的先行者有义务尽量做好管理学的高标准个人研究,也有义务指导和引领后学者的学习研究。

笔者相信,我国有无数令人尊敬的学者专家在孜孜以求地耕耘管理学这块沃土,而我国管理实践素材异常丰富,企业参与市场经济的程度不断提高,企业整体素质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大幅度提升,企业对于真正有用的管理理论的接受也比从前变得更加容易。同时,官方对于管理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仅中国管理研究院的专职研究队伍超过900人,政产研学一体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虽然,目前人们对我国管理学有着深刻的固见,学术氛围并不好,但通过理性疏导和正确指引,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同仁应该具有更好的研究保障,相应具备更加宽阔的研究空间和更多的研究路径。所以,选择了管理学研究的人们应当无悔于自己的决断。

当然,面临管理学理论严重脱节实践的现实,有责任的管理学研究者应当首先致力于改变现实,挽回实践界对管理学理论失去的信心。“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课程,在管理实践者看来,都是由那些虽然很聪明但缺乏管理经验的教师来担任的。这看起来就像是在医学院里由那些从来没有手术经验的教授来上外科手术课一样”。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心惊肉跳,管理者和管理学研究者应尽快扭转这种局面,防止继续发生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其次要解决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必须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不再片面强调刊物登记指标,建立以“引用者、读者、使用者”为核心,按照研究者类别分类评价的指标体系。再次,要尊重珍视国家给予的研究机会和研究资源,坚决摒弃不负责任的浪费研究经费的行为。如果研究经费是自有资金,那么对研究者及其脱离实践的自娱自乐的理论可以不批评;但如果研究经费来自公共财政,那么,纳税人或评论者都可以对其进行批判。有些研究者拿着纳税人的资助经费,做的是源于文献的研究(或文献导向的研究),甚至文献引证和总数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出了论文主体部分,达到喧宾夺主的程度。这是有愧于国家和人民的不耻行径[13]。最后,管理学研究者应当讲究与广大管理学理论受众充分对话交流的语言技术,不可随心所欲地发表有语义障碍的管理学言论,防止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的隔阂产生。学术语言与群众语言脱节的直接后果是,学术界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沾沾自喜,而实务界却把巫师当作大师,把深刻的理论曲解或误传。更为严重的隐患是,很可能让人民群众把管理学的精华与糟粕一起抛弃[14]。

时代选择了管理学研究者,即赋予了管理学研究者无可推卸的责任,而管理学研究者选择管理学研究,即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革新除弊振兴中国管理学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1]谭力文,包玉泽.20世纪的管理科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1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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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等.中国不高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63-200,23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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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良谋,张媛媛.管理理论丛林的成因及反思:走向统一的探索[J].管理现代化,2009(4):107-111.

[12]吕 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经济论坛,2009(15):28-29.

[13]伍海平.对更新完善管理学知识体系的探索[J].学术交流,2009(8):73-75.

[14]谢东升.东方管理的应变思维模式研究:基于《易经》“不易”思想的探索[J].上海管理科学,2009(4):47-49.

A View of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Guo Anyuan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llege,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

Abstract: Management as the mainstream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is hardly worthy of the name. Its being lost in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ed in chaos in management theory. That the management theory separated from practice is a kind of serious problem in the world.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ers’ entertaining-style research and camouflage-style research for obtaining research funds should be banned. The management researchers with responsibility should work hard to correct the deviation and make all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with the unique sense of mission.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学游戏 管理学 沟通 协作

管理学的课堂教学，现在仍主要是老师讲授结合案例讨论分析的模式。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管理学重在“行”而非“知”，也即管理学的学习重点在于要去体验、实践，而不能只局限于了解管理学的理论知识。这给我们管理学教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对现行的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培养和锻炼学生“行”的能力，而不仅仅是“知”。案例教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升华到运用层次，但毕竟仍属纸上谈兵，不能达到培养和锻炼学生管理行为技能的目的。鉴于此，现在许多高校对管理类课程都增加了企业实习环节，这确实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但也不可否认，课程实习存在着实习单位不好找、实习内容难以完全符合实习目的要求等问题。为此，笔者决定在管理学课堂上尝试游戏教学，以通过简单省时的游戏方式达到帮助学生将相关知识应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技能的目的。下面笔者将自己近三个学期在《管理学原理》课堂上所做的一个旨在训练学生沟通与团队协作技能的教学游戏拿出来与大家共同学习、交流。

一、教学游戏的选择与设计

游戏教学是一种参与式的管理教学模拟，是在教师创设的管理情景和模拟的管理环境下，使学员如同亲临其境，较快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管理人员的各种管理技能。因此，游戏的选择要考虑学生的常识，易激发其兴趣，便于学生快速进入情景；其次，游戏中应设置足够的冲突，特别是在沟通与团队协作训练游戏中。所以笔者选择了基于伦理观的灾难情景模拟游戏――在地震中逃生――并将其改造为适宜于两个学时的管理学教学游戏。

二、组织实施

此游戏在课堂上仅需两学时，但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则应包括这样几个环节：备课及要求学生所作的准备、课堂组织、课后强化效果、学生的反馈调查。

1、课前准备

（1）教师所作的准备。①将上述游戏材料复印好，保证届时团队成员人手一份。②为便于游戏时的控制和效果总结，要求每个团队有一名同学充当观察记录员。观察记录员的职责是独立地客观地记录下游戏过程中团队成员的一些言行举止，如捕捉并描述有助于/妨碍团队达成一致意见的行为或对话等等，并准备了一份材料――《观察员记录表》。③用于游戏结束后收集反馈意见的《反馈意见表》。

（2）学生要做的准备。在上一次课后，即学习完《管理学原理》领导篇后，我明确告诉同学们下次课会有这样一个游戏要做，要求他们复习沟通与团队协作技能。

2、课堂组织

（1）在上课伊始，告诉学生本游戏的假设情景是一个关于一场突发灾难――地震发生时的故事。游戏形式主要是团队讨论，共同解决问题。然后要求学生立即自由分组，每组8-10人，限时2分钟分组完毕、坐定。若教室场地允许，组与组间距应尽量大点，以保证各组相互间影响减到最小。

（2）然后由教师告诉学生，在游戏中分为两种角色：游戏观察员、游戏者。游戏者即扮演游戏中的团队成员，而游戏观察员则是一个独立于团队的“现场记者”，他帮我们记录下游戏过程中团队成员的一些言行举止。然后请每组推荐1名观察员上讲台来领一份《观察员记录表》，限时1分钟。

（3）教师将分好的游戏材料交给各团队自己分发，然后在讲台上将观察员记录表发给观察员们，并向他们声明其任务及工作的原则：独立、公正、详细、真实地做好记录，而且在游戏过程中不要将记录反馈给团队成员，不要对团队的活动产生任何干涉。在此步骤，教师应鼓励观察员们充分提问并依上述原则给其明确答复，以确保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授权与任务。用时约2分钟。

（4）一伺观察员归位，教师即宣布游戏马上要开始了。“准备好了吗？记住，一定要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哦。”“好的。首先，请看情节介绍和游戏说明，拿出你们的笔和纸，现在是X点，30分钟后准时结束。开始！”

（5）学生游戏过程中，教师也只是一个总观察员，不再发出任何指令，也不回答任何人的提问。只是在离规定游戏结束时间还有3分钟时作一次提醒。

（6）讨论结束。请同学们看看自己的团队是否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本组结论的举手，一致性指标是认可最终结果的人数比率。然后请每位团队成员用一张小纸条写下这样三个名字：①你认为哪个组员自发地做了一些组织管理工作？如记录团队成员们的方案，组织大家讨论等等。②你认为最善于沟通、最有亲和力的组员是谁？③通过游戏，你觉得最佩服或欣赏的组员是谁？每个问题都可以不回答或写多个名字。用时约2分钟。

（7）观察员向本小组汇报观察结果及上述三个问题得票最多的名字，然后共同总结得失，限时10分钟。

（8）教师此时再次声明：本游戏目的在于锻炼沟通和团队协作精神，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次要的。请1-2个达成一致意见的团队代表（可以不是观察员）介绍是什么帮助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再请1-2个没达成一致意见的团队代表介绍其原因。每位代表限时5分钟。

（9）请每个同学反思自己在刚才的讨论中关于“沟通”的正反两方面的言谈举止。写在纸上。用时约5分钟。

（10）视时间剩余情况请1-2个同学发言，交流自己的心得，作为加强效果。

（11）教师在下课之前一定要保留至少10分钟，对同学们在本次游戏中的积极参与进行表扬，对本次教学过程中的明显效果或问题进行简单点评，并布置课后的作业：①请同学们写一篇至少1000字的课后感以巩固和强化效果，主题可以是通过游戏你获得的任何最有感触的关于管理技能的认识。②下发《反馈意见表》，请同学们对本次教学游戏提供反馈意见，包括对本次课堂的满意度及教学效果评价、改进意见等等。

三、教学效果与反馈

1、教学效果

根据本学期《管理学原理》课堂120位同学的反馈来看，在关于“教学游戏锻炼我们相应管理技能的效果如何？”的回答上，学生的评价是很高的，所有学生都给与了“较好”或“好”的评价，其中95.8%的学生评价为“好”。如表1所示。

游戏教学的效果好还可以由同学们交上来的课后感得到应证。绝大多数同学的课后感都是由衷而发，论述非常深入，有的论文字数达到了4000字。而且许多论文的标题都非常具体，如：“如何打断喋喋不休者”、“组织者为什么没有获得影响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沟通中对事不对人的原则”、“自我意识与团队精神”等等。而作为对比，在上学期的一个管理学课堂上，我没有安排此游戏教学环节，而是多用了两个学时给学生讲授领导篇，然后布置同学们就本篇学习内容自拟题目写一篇至少1000字的小论文。结果，几乎所有的小论文题目都是“小议沟通的技巧”、“沟通技巧与团队精神”之类较大、较空的题目。

2、教学反馈

在关于“你对本次教学过程评价如何？”的回答上，如表2所示，没有人评价“不满意”，评价为“较满意”或“满意”的占95.8%。

通过对《反馈意见表》上同学们提的反馈意见的整理以及和个别同学的谈话，笔者发现对教学过程不满意的少数同学实际上对游戏教学形式是满意的，他们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有：游戏（团队）缺乏组织、因为个别团队成员的妨碍使得自己没有机会充分阐明自己的观点、本团队没有在班上作总结发言、不想当观察员等与个人或个别团队有关的原因。

四、教学游戏总结

从本游戏三个学期教学的实践来看，需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游戏适用条件

对于这种分团队进行的无领导小组游戏，每个团队最好不要超过10人，课堂上团队数也最好不要超过10个团队。考虑到每个团队配1～2位观察员，我们进行游戏教学的课堂应以不超过4个自然班级（120人）为宜。否则课堂不好控制，也没有时间进行足够的效果加强。当然，笔者也曾在一个只有60人的课堂上尝试过此游戏教学，效果好于120人的课堂。另外，游戏也需要教室等场地较为宽敞，保证团队之间不会因此而相互影响。

2、充分准备

教师应备好课，考虑好每一个细节，做到全局在胸。应提醒学生预习或复习好相关理论知识，以更好地理解游戏。

3、营造气氛，控制好时间

游戏开始之前，教师应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进入游戏设定的情景和角色，并在团队间营造出一种隐隐的竞争氛围，同时控制好时间。

4、游戏过程要以学生为主体

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现在已是共识。而教师对游戏过程的引导，笔者建议也要主要依靠观察员，以启发的方式进行，不作点评。例如游戏组织的第6步要求同学们回答三个问题写下三个名字，即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所作的一点改进。通过这个环节的设计，接下来各团队的总结、发言以及后来的小论文基本上都自动地聚焦在沟通、团队协作以及领导技能上，而且同学们更容易打开心扉，看到并学习他人的优点，正视自己的行为并深入地自我剖析。而没有这个设计时，教师一旦发现各团队的总结不到位，就只能靠点评来引导接下来的环节。结果，往往有的团队、同学会认为教师对自己的点评不公。接下来的发言中，他们甚至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讲台上解释自己（团队）决策的过程，试图说明他们并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并不缺乏团队协作等技能。

5、注意设计效果强化的环节

游戏虽然帮助同学们锻炼了相关管理技能，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认识。但按人的认知规律，这些收获如不加以提炼和强化，很快就会被淡忘。因此我们必须设计一些在课堂上当场总结和强化效果的环节，因为课堂上时间有限，所以课后的深刻总结与再思考也不可少。

【参考文献】

[1] 朱存梅：谈学习型组织创建中的游戏培训[J]. 技术经济，2005，(3)：18-20.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管理学 案例教学 教学改革

一、《管理学》课程的性质和地位

《管理学》是国家教委认定的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核心课程，是国内高校经济管理类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平台课之一。与其同名或者冠以《高级管理学》、《管理学精要》、《管理学原理》等课程是重要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和MBA基础课程。《管理学》课程有关内容还作为公务员考试重要内容进入考核范畴。作为一门拥有自己的规范和日趋严谨体系的学科，其理论知识能有效地指导具体管理实践，其思维方式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社会和生活更深层次的理解。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能够使学生对管理学的基本思想、原理、流程及方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知。这是《管理学》教学的基本目标和要求。从学生本科毕业后的职业取向来看，除极个别的学生要攻读硕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学生还是要投入社会，从事形形的管理活动和社会活动。所以，《管理学》教学的使命不光在于传播知识，当然这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而提升超越知识掌握层面之上的认知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传统的做法显然是在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案的设计上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从客观上说，多年来人们对工商管理“华而不实”的印象以及近年来工商管理专业学生报考热情明显滑坡存在相当的关系。显然《管理学》教学的最重要定位在于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增强管理意识、市场意识及竞争意识，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培养良好的情商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为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及企业管理的需要奠定良好的基础[1]。

二、《管理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长期的《管理学》教学实践，与很多同行一样有着很深的体会，同时也有相当的困惑。

现有的教材和教学体制与机制不利于《管理学》的教学。目前国内各类高校大多采用的《管理学》同名教材或相似教材，都是来自国内各著名高校的主编教材，也有部分院校采用主授院校自己编写的教材。但不管哪种情况，多年来的教学实践都使我们清楚认识到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教材从理念上都基于西方理性，尤其是美式理性；从内容和语言上都有翻译，甚至照搬照抄的迹象。因此，这些教材与中国管理实际脱节严重，给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都带来很大困难。所以，老师和学生在这门课程投入的精力和情感都很大，但在指导实际方面却不很理想，在提升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方面的贡献不高。常常是学生把一个个管理名词背得滚瓜烂熟，说起来也头头是道，充满了激情。但一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却一筹莫展，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本门课程一般在本科四年的第一年开课，有时甚至就在大一的第一学期开课。面对年龄不大，涉世也不深的青年新生，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授课内容很多无法使学生充分接受，学习者常常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解了问题的表面而浅尝辄止。由于本课程有较多的鲜活人物和诱人的故事可以传授，所以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常常不会太低，但客观上说来，主讲教师通常难以对自己的教学效果由衷地满意。以至于不少从事《管理学》教学的同仁们都有这样的感慨，管理学难教，越来越不敢教。

《管理学》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俱强，即本课程具有比较完整的科学和知识体系，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点，强调管理的环境和时代要求。就其理论体系讲，管理学立足历史、人文和职能等主要脉络，围绕管理活动，道德与社会责任，决策理论及方法，计划编制及组织实施，组织结构与组织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组织变革与组织文化，领导理论及方式，激励原理及方法，沟通机理有效沟通，管理控制与控制过程，管理创新等问题展开研究。管理的实践性通常是指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由于不具备完全符合管理理论的典型条件，因此要求具体管理活动要实施因人、因地、因时、因环境、因管理主体的意图而变的权变管理。传统的教学模式偏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播，忽视实践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固然与教学主体本身实践知识不足以及理论知识相对容易传播而实践知识不容易传播的原因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教学体制和机制上存在较多的弊端。比如在教学计划安排时没有或很少设置实验和实践学时，即便有也往往是走形式而徒有虚名。还有在考试环节对实验或实践的内容只做参考，并不计入成绩评定。在考试成绩的评定上还绝对地盛行主讲教师一统天下的模式。所以，现实流行的仍然还是一份考卷定成绩的旧习。

总的说来，管理科学教学中出现典型的“实践迷失”现象，也即为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管理理论（管理学研究成果）难以指导实践、难以解决实践问题[2]。突出表现为管理学教学者和研究者“自娱自乐”、“做练习”式的教学和研究，对实践“插不上嘴”（实务界不应用管理学研究成果）。根据实践者的感知界定，明显的脱节包括重复常识，违背客观事实，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根据时空适用性来界定，理论在较短的时间后失效等都属于明显的脱节。

三、《管理学》教学改革与建设的目标

《管理学》课程改革和建设的目标应是在巩固现有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课程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进行深化改革，保证课程内容的学术完整性和先进性，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管理素质为目标，努力使课程教学从理论型向理论实践型教学模式转化，将本课程建设成为师资队伍精干、教学效果优秀、教学方法灵活，具有鲜明特色的课程。

通过课程改革与建设，实现以下目的：

教学质量显著提高。作为管理学科的一门基础课程，《管理学》课程教学要注重管理学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与方法的学习和掌握以及素质与能力的培养，提高教学质量。除了常规教学外，还通过网上课堂向学生提供大量扩充性、相关性学习资源。包括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拓新、管理学术论文、中外企业案例、管理大师、知名企业家、著名品牌、大学生创业、MBA考试、就业面试等内容。通过这些教学和辅助手段，拓宽学生知识面，牢固基础知识的掌握，加深学生对管理原理的认识和领悟；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与教学思想观念得到转变。“人”是管理的主体和客体，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管理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说到底，管理学是关于人性的科学，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从“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发展到“复杂人”、“权变人”、“知识人”。因此《管理学》要培养学生洞察人性、洞悉社会的能力，教会学生学习与研究如何做人、做事、求知和处人的本领[3]。只有这样学生毕业后步入职场才不会感到恐慌和一筹莫展。

立体化教学模式得到强化。《管理学》课程改革与建设的重要思路，是坚持基本原则、基本观点不动摇，又不唯书本，在教学中及时补充当今管理前沿理论和观点。同时，为了克服管理理论抽象难懂难学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突出案例分析、习题演练、情景模拟、漫画故事、成功者箴言、管理游戏集锦等内容，创新并推广结构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真情模拟演练法、管理漫画教学法、管理故事教学法、管理游戏和管理名人名言教学法等，采用这种启发式和互动式教学法，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多样化考核方式得以实施。依据项目改革与建设目的规划与设计，采用书面考试、口试、案例讨论、小论文等多样化考试方式；同时，变革考试成绩仅有教师一人决定的做法，改变为由教师评价、学生评估小组、自评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

四、《管理学》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建设方案

《管理学》课程改革与建设的主要过程和活动是：

第一阶段：《管理学》教学内容的再设计。要重新定位本科生《管理学》授课内容，在教科书基础上编写包括编写《管理学教学辅导》、《管理学案例分析》等其他教学参考资料。

第二阶段：《管理学》课程改革与建设文件整理汇编。要采撷管理学研究、管理学课程建设和管理学研究方法三个方面的优秀成果，并作为网络资源供教师和学生学习和研究共享。

第三阶段：制作《管理学》教辅文件。主要是在精炼和完善《管理学》多媒体课件及其他教学文案的基础上收集与制作《管理漫画集锦》、《管理故事集锦》、《管理游戏集锦》和《管理学名人名言录》等教辅课件，并作为网络资源供学生参考使用。

第四阶段：实施管理学教学过程改革。综合运用以主讲教师为主，辅助以学生发言、问题辩论赛、焦点与热点问题评述等手段和方式，充分体现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目的。

第五阶段：《管理学》课程网站建设。包括完成网上课堂多个栏目的内容规划与选编。

第六阶段：《管理学》考试方法改革与建设。依据项目改革与建设目的规划与设计，提出书面考试、口试、案例讨论、小论文等立体化考试方式；同时，变革考试成绩仅有教师一人决定的做法，改变为由教师评价、学生评估小组、自评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4]。

第七阶段：《管理学》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总结与反馈。构建《管理学》课程改革与建设的评价体系，邀请专家、同行以及学生代表进行评审，总结成绩，纠正不足，以有利于本课程向更好的目标发展与提高。

实现《管理学》教学改革的目标，推进《管理学》教学改革方案的推进和实施，关键是要变革教学方式和方法。大量的教学实践已经表明，以案例分析为主导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比较适合于管理学的教学[5]。通过案例教学使学生有机会试验他们的主意和想法；有机会彻底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机会获得别人批评性的建议；有机会和别人交流思想、分享思维成果；有机会试图说服别人。通过案例教学还可以使学生看到公开的、正直的讨论价值，逐渐学会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和善意地批评别人[6]。关于案例教学的设计及实施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由另文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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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建华.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管理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9（2）：1-9.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管理学；管理学科合法化；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中西学“体―用”悖论

中图分类号：F24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0306

一、问题的提出

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多重挑战――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后现代“外三化”即数字化、全球化和绿色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三化”即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还在中途徘徊。在这样内外多重交错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中国管理学发展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乃至政治学等学科一起，必然遭受滞后跟进国际科学化运动踪迹和前沿走势同时直面本土化实践需求压力和紧迫挑战的多重矛盾、冲突和困境。

众所周知，自从中西文明在全球化大历史中合流碰触以来，面对西方文明浪潮席卷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物质文明以及科学化、民主化和自由化精神文明滚滚而来，我们无论在民族心理上还是在国民行为上都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变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压力、挑战和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关于文化先进性理念、社会和谐目标诉求和政治意识形态，百余年来举国上下都自始至终处于左右两难、先后矛盾、来回纠结的状态：无论在文化和理论上还是在制度和道路上，往往表现出一种“自信中有自卑、自强中含自弱、自主中受束缚、自立中没独立”的矛盾状态；在国家政策导向和国民实际行动上，要么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要么改革开放、崇洋；在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上，长期存在着“中西学体用之争”，特别是沿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对西方价值文化及科学精神不求甚解，只在器物工具及方法技术层面上盲目追前沿、赶时髦的倾向，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洋跃进竞赛中，组织管理研究领域普遍存在形式化定量实证、虚假化科学研究的严重偏误。例如，论文选题往往不从本土需要出发，不追踪西方长期累积循序渐进、扎扎实实传承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而是急功近利地盲目追求洋名词、洋术语，以为这就是前沿，好像模仿人家洋人的新说法就是所谓“创新”。实际上，无论哪门学科、哪个学术领域，西方学界所有的新论题、新概念、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都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长期文明史的“旧积累”逐渐形成的，不知道西方长期历史“后方”的来龙去脉，你根本不知道人家新在何处、前沿的方向在哪儿，结果只能是跟着瞎起哄，实质上洋（前沿）不到哪里去，也创不了什么新，其行为做派到头来只能用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或邯郸学步三个中国土语来形容而已。如果弄不好，将定量方法走火入魔地误用滥用，还有将科学化异化为虚假化、学术变成骗术的危险。

鉴于此，本文依照马克思“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追溯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主流发展趋势“后沿”历史路径的基础上，反思中国本土组织管理主流研究的偏误及其非科学化（科学求真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虚假化）偏误，以资镜鉴。

二、西方组织管理研究“科学化”历史演化路径及其“后现代”转向

20世纪中叶以来的数十年间，欧美“管理科学共同体”的独立主流学术活动的大致情景可以这样来描述：在大学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的象牙塔中，一群毫无管理实践经验、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且根本不把管理实践问题当回事儿但经受过专业量化管理方法技术训练的“管理科学家”们，按照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模式（Scientific Model）致力于组织管理领域中变量类型归并、变量关系辨识及其理论构念模型的假设检验工作。

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仅仅是：从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即原因变量或前置变量，也叫预测变量）到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Critenion，即结果变量或效标）之间，在不关心但需要排除其影响的前置变量即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s）给定不变的情况下，哪些变量属于影响因果相关关系方向、强度的调节变量（Moderating Variables），而哪些则属于自变量借助其中介作用而影响因变量的中介变量（Mediating Variables）；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中，前者在统计学上可以通过检验其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性来识别，后者则通过检验自变量对其变化影响显著性、其对因变量变化影响显著性以及二者受控制的情况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显著性明显下降来判断[1]。

如此这般的组织行为科学研究，要能够如愿以偿地得到想要的“科学结论”，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显然会遇到一系列难以克服的技术。

首先，在研究设计上，不仅要排除、隔离或控制住N个影响效标的外生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s），而且要保障最大化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系统变异（Systematic Variance），并最小化由于随机波动而导致的误差变异（Error Variance）。

其次，在变量测度上，要能够保证可操作性的测量指标与理论模型中所定义构念的一致性和对应性，以及影响效标的变量关系真实性和将结论推广应用到具体情境之外的普适性。

如果认为“管理科学实际上据说用抽象的构念把管理现象理论化”，而这里所说的“构念”（Constructs），就是研究者为了研究管理实践中恒定存在（Constant Conjunction）的因果关系而发展（主观构造）出来的抽象概念，也就是在理论模型中假设存在的抽象而非具体、潜在而非可直接观察但有清晰而明确定义的变量。但这里的问题是，面对千变万化的非线性、非同质且无法试验控制的复杂组织系统，不同研究者模型假设中的理论“构念”或“变量”设置往往具有主观多样性，以及调查对象和样本选择代表性，心理测量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方式方法等任何一个环节的扰动性变化，都会在技术上直接影响到假设检验实证研究结论的效度和信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组织行为学能否像物理学那样使用大家公认的一组构念如重力、温度、电磁场、速率和压强等通过实验控制去发展出一整套恒定不变的力学原理，依样画葫芦地通过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组织支持感（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和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LMX）等几个公认的理论构念，最终发展出描述所有现实组织行为中有限几条因果关系链的普适性原理来[2]。

由于组织系统及其现实动态运行的非线性、随机性和复杂性，使一切试图通过构建几个有限变量线性相关耦合而成的所谓“理论模型”，以及基于方便调查（其实是随便而非随机的抽样调查）得来的主观心理测量数据在统计学上进行所谓“假设检验”，去获得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科学结论”之努力，都成为类似于小儿科游戏或开玩笑的事情。

事实也确是如此，从半个多世纪以来汗牛充栋的西方学院派组织行为及管理学术文献，特别是欧美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所谓高端实证科学的管理学论文来看，除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自说自话、自得其乐且自以为是的“组织科学专家”而外，这种“科学（研究）”态度和努力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捞针一般，不仅看不到逼近科学真理的一丝希望，而且与鲜活生动真实的现实组织管理实践也渐行渐远甚至格格不入[3]。

沿袭工业革命（工业化）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科学（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直到20世纪中叶才滞后跟进的管理学科合法化（管理科学化）运动，在进入新世纪之交的后工业化特别是数字互联网时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视界偏狭性和脱离现实自娱自乐性。

首先，由于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直面现实管理情境而多是闭门造车臆想构建出来的，如此这般的“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为方法而方法”、“就技术论技术”甚至拿着锤子看着什么都像钉子的狭隘思维模式中不能自拔。

其次，脱离现实组织情境、远离管理实践前沿而独立形成的“专业化学术共同体”衍生出一大群自说自话、自我供给、自我满足的“职业化管理研究队伍”，他们高高在上地生存于自我缔造的“高端职业生态圈”且自娱自乐津津乐道，擅长用晦涩专业术语在自己小圈子里认可的“顶尖”学术期刊发表类似于“俚语黑话”的专业学术论文，使自己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明巨人”或专说人类听不懂之鬼话的“大仙神人”。

如此，一来二去，这些“管理科学家”似乎忘却了自己在组织管理实践“凡间”的本来使命，不是利用简便易行的科学方法解析并解决复杂而困扰管理者的现实管理难题，而是自淫于用谁也听不懂的晦涩术语、复杂数理模型和高精尖技术（最好如西洋景魔术场作秀般玩一些高难度技术动作）去解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性关系，诸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脸蛋漂亮度与寻求工作机率是正相关或负相关的”这样傻瓜都会有个八九不离十判断的“科学结论”。

对于这种有些走火入魔的“科学主义”组织管理研究范式，以及相信并坚守“科学原教旨主义”研究范式的“管理科学家”们所陷之两难尴尬困境，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学者（Grambsch，1960）明确指出：“尽管所谓的管理科学家大量涌现，发表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但一个统一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和密切相关性的‘管理科学’的产生似乎仍然遥不可及”[4]。五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遥不可及的状态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有些走火入魔，对此，也早已被圈内圈外人士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地提出质疑和批判。

三、近年来中国本土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科学求真精神的缺失

近年来，在国内组织管理研究的所谓“科学化”运动，早已异化为鹦鹉学舌、邯郸学步式地炮制所谓“定量实证研究”论文，并且按照“土鳖―海归―洋人”学术生态链层层竞相攀比，其最终学术目标和最高研究诉求就是将自己的所谓成果在欧美一流学术期刊发表。

由于中国文化中天然缺乏西方传统文化基因特别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而生发演化出来的科学（主义）精神，在中国管理学界很多学者不熟悉数理模型、科学研究程式和技术，一些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虽然熟悉管理工程和技术但仍然缺失真正求真的科学研究专业训练，不少年轻学人更是将数学模型、结构方程和定量方法作为快速进入“管理科学殿堂”的捷径，而在研究心态、理论素养和方法论上并没有真正进入到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状态，加上欧美管理学研究先行者本身就存在的历史惯性及主流垄断性误导，以及现行举国体制下大学研究机构急功近利的国际化攀比驱动等因素，结果就导致了千奇百怪的组织行为学研究生态乱象。

首先，在基本逻辑层次不清楚、缺乏逻辑自洽的定性分析情况下，直接进入变量构念及其模型假设，并根据不知其样本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的所谓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定量性统计假设检验，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大规模如法炮制出不计其数的“无厘头创新性成果”。

其次，相当多针对特殊群体（如男性或女性、制造业或服务业、核心员工或管理人员）的定量实证性研究成果，所构建的变量假设模型往往大同小异或根本没有什么差别，仅仅是因为在这个群体里以方便抽样（其实就是“随便”而非“随机”抽样，甚至连群体同构性要求都不顾及，随便在街头、宿舍或培训班上找些人填写问卷）得到了些可以用相关软件自动生成的统计变量数据，就胆大包天地得出这就是某某群体的某变量通过某中介或调解变量在某控制变量下导致某因变量的所谓“研究结论”。

最后，很多初学者误以为，所谓“构念”就是不管逻辑层次地主观随意捏造出一些诸如XX满意度、XX效能或XX行为等变量，再画几个简单框图和箭头指示一下它们的关系，按照常识大概假设它们之间是正相关或负相关，根据所谓的问卷数据作为其统计变量，然后装进相应的统计软件自动生成一系列可以在统计上检验的相关系数，最后结论说他们事先随意主观假设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哪些通过了检验，哪些没有通过检验，至于连“为什么”都不要解释就算完事，甚至有些结果解释不通的问题都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事情。如此这般丢失了求真精神的所谓“管理学研究”，不仅连一点科学性意味都没有，而且简直就是裸的伪科学、反科学的自欺欺人造假行为。不幸的是，如此这般急功近利的普遍浮躁、虚假或造假行为，却实实在在地成为近些年来国内大学科研机构管理学界令人焦虑不安的“新常态”。

除了上述基于工科院校专业背景将管理学“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化”的倾向而外，就社会科学视域来看，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基于财经院校及综合性院校经济学背景将管理学“国民经济管理化和经济学帝国主义化”，在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主题主线的社会经济转型浪潮中，一些经济学家将研究触角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企业运营管理层面，受计量经济学定量实证化偏误影响[5]，不少具有经济学背景且崇尚实证科学化的管理学者走上了“竞相展示智力”或“玩数字游戏”的邪路――想出一个研究题目―设定几个假设―建立构念模型―编制问卷量表―以所谓方便方法采集样本数据―将数据装入相关SEM软件做假设检验―验证变量相关系数并得出结论――不少年轻学者从事管理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已经背离科学求真精神，其直接功利目的就是为了在欧美一流期刊或拿到学位，他们根本不需要为样本有无代表性、数据真假以及结论是否具有可信性、现实针对性和有用性而冥思苦想或焦虑烦恼[6-7]。

近十多年来，各个学科都从四面八方聚焦于组织行为，并将有关研究成果汇集于组织理论与组织管理学领域，使组织行为学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跨学科大整合机遇。管理学研究逐渐从宏观到微观、从工商企业组织延伸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从经济学范式走出逐渐延伸到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政治学多重跨学科整合研究，关于组织公民行为、企业伦理及社会责任、社会资本及社会企业家、组织学习与变革型领导等诸多跨学科综合性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管理学者们聚焦关注并倾力研究的新课题[8]。当然，在研究方法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心理学等学科在研究范式及方法等方面的侵蚀性和误导性影响。

四、转型期中国本土化组织管理研究所遭遇的“体―用”悖论

管理学，作为一个引入中国本土直面回应处于特殊转型期各类组织管理实践需要的西洋舶来品，其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与百余年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乃至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民族自尊和大国复兴历史大背景，以及当今“新常态”下所提出的“中国梦”大的时代历史背景下社会各界围绕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与国际惯例及普适价值所展开的一系列纷纷扰扰争论争鸣争吵，都有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梦牵魂绕般勾连。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五千年神州大中华，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大帝国，曾傲然耸立于世界文明民族之林，这种故国悠久文明历史沉淀在民族内心深处的无比自尊荣耀感与近百年来遭遇外强而渐次没落形成的自卑屈辱感，一直相互缠绕在国人心头形成挥之不去、斩不断理还乱的心魔诡魇，国人心态上一直莫名其妙固执地认为“西洋科技好，中国道德高”、“西方物质文明发达但精神堕落，故国精神文明高尚而物质欠缺”，因此，在西学东渐浪潮滚滚而来时只想要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套路，在“伟光正”的神州故国文化传统及集权人治计划体制上学习借鉴或移植照搬一点或一些西方器物层面的“先进”、“时髦”或“时尚”的洋东西，这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陷阱，其实只不过是由于意识形态遮蔽心智造成的缺乏基本历史哲学思想底蕴、科学逻辑思维能力而自欺欺人的一套非科学虚假虚妄诡辩学说，这也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难以从传统文化及惯性思维模式走出且在思想方法上根深蒂固的主要缘由。

近年来，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不少中国学人特别是青年学人，甚至留学回来的海归学者，不注意、不看重或有意无意地忽视西方精神文明的潜心继承、西方社会“软文化”土壤环境的深入考察和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传承学习，而仅仅在管理工程与技术层面将注意力集中在模仿人家先进的管理技术、方法、模型和工具上；尤其是如黄国光先生所说的那样，在不了解人家基督教文化基因和科学哲学思想模式，搞不清楚人家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预设，更不了解人家当年提倡的“科学实证主义”（Positivism）哲学传统早已转向，依然沿袭早期朴素经验定量“实证方法”从事所谓科学研究，以致于走上了一条只追求形似神不似形式主义、鹦鹉学舌做统计假设检验游戏、随便抽样编问卷造假数据的伪科学反科学科研歧路。

由于这种思维惯性的强大影响，看似基于中西文化“体―用”合一观点，将中（东）西文化差异性看做是互补性或不可分割的阴阳两面，试图相对于“西学”提出来的所谓“东（中）学”，而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基于科学主义传统的组织管理哲学之“特色”，试图纯粹以“阴/阳”这种前现代的思维方式为基础抽象演绎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整套“和谐”且“和合”、“全面”还“系统”、“完整”而又“完美”的组织管理理论体系，一不小心都会掉入传统“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思维模式陷阱，很可能由此依然误入歧途，到头来适得其反，将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引入一种反科学主义、反法治精神的反民主且非科学人治道统管理之不归路。

至于说到与此相反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观点，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学术思想方法，时至今日在中国本土（大陆或台湾）的学术圈里，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市场、不占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严格地说，几乎是没有。实际上，中西文化本身各自都有一个“体―用合一，上下贯通，互为体用”的动态衍生机制，因而倘若当今中国学者如果对于近代西方科学哲学转型发展有相应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能够以之为基础构建本土组织理论的微观基础，则中国式“阴/阳”思维将会变成一种后现代智慧。

鉴于此，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学，只有首先老老实实地学习领会并真正导入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公民社会自主契约治理结构、自由竞争市场秩序及科学求真精神，再回过头来在策略、方法及技巧层面扬弃借鉴一些中国式“博弈功利算计小聪明”（如麻将围棋游戏、田忌赛马博弈或孙子兵法策略）、孔子式儒家生存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老子式“大智若愚智慧”（无为而治），这样才能在人类真善美普适性价值观大方向指引下抑制假恶丑，发展出具有普适性应用价值、贯通契合并回应东西方所有组织情景需要的组织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遗憾的是，纵观近年来国内既有研究文献及研究生学位论文，这种真正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其更典型、更普遍、更肤浅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三：

首先，用基于西方语境形成的管理学理论框架，生搬硬套地装进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语境特别是习用名词术语，用“国学论语”、“明清故事”、“水煮三国”、“大话西游”、“戏说水浒”等，迎合神州民族文化心理心态及思维模式给国人大搞“心理鸡汤式”管理学普及运动。

其次，西方管理主流研究中既有构念、变量模型、问卷量表及数理检验方法，不加改造或稍加改造装模作样地灌进没有中国真实情境和可信实践经验支撑的样本数据，不少学生以为搞学术、做论文就是简单地用框图臆造出几个变量关系，然后凭借自己想象弄出所谓假设1、假设2、假设3等几种假设关系，再或在路边或在宿舍随便发几张李克特五级或七级量表问卷让别人填写一下，甚至自己按照模型检验要求虚拟胡乱填写（还将此标榜为所谓“方便调查”），而后装进现成的统计软件进行自动化“假设检验”，于是乎所谓“实证研究结果”就如此这般地搞出来了。

最后，在不了解西方管理研究历史及其学术脉络的情况下，一味盲目追逐所谓“国际一流”或“学术前沿”，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般地照搬西方大多基于自由契约法治文化传统和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情境及实践需要的管理学术语，诸如“心理契约”、“公民组织行为”、“员工帮助计划（EAP）”、“企业社会责任”、“学习型组织”和“变革型领导”等，将之作为前沿前卫、时髦时尚的名词术语，在正处于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转型期的中国工商企业及各类组织管理实践中，不加分析地到处作秀套用。

五、结论

目前，中国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以“科学化”名义行假科学或伪科学之实的严重偏误，究其原因大致有三重“历史―逻辑”悖谬及其导致的困境和挑战。

首先，作为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化运动”的自然历史延伸，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一起，遭遇到的“科学化求真”精神操守问题。

其次，作为半个世纪前西方管理学学科合法化运动的自然历史逻辑延伸，遭遇到与心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周边“兄弟学科”边界不明、对象不清和研究视角视界错乱问题。

最后，作为一个近百年来就蹒跚扭捏进入但只是在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中才真正引入的“西洋舶来品”，长期伴随着内忧外患、落后挨打、自强不息和学习赶超的“旧常态”中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争，遭遇到理论普适科学化与本土实践针对性的矛盾、冲突及困惑。对此，要按照马克思所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论条分缕析，才能真正找到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方向迷失、自我迷失、对象迷失、价值迷失和客户迷失等重重迷失之根本症结及出路。

简言之，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开放心智、交互学习，融入主流、中西合流，多元范式、制衡竞争，以开放的心态从理念到行动、从体到用全方位全身心接纳吸收包括西方管理学在内的全人类文明成果，直面并直接回应中国本土组织情境和实践管理需要，寻找具有重大理论普适性意义与重大现实针对性意义的研究课题，以多视界、多范式、多元竞争方法、多样化变通技术和工具展开合作研究，这才是转型期中国本土组织行为及管理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也是管理学科合法化运动和大发展的基本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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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7篇

一、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科是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产物。

赵纯均和吴贵生从理论最终要回归实践的角度，提出中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决定了管理学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特点，并据此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引进与起步（1978—1992年）、学习与成长（1992—2001年）以及融合与创新（2001年至今）。作为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西方和中国的管理实践依时间先后影响着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路径与特点。首先，西方管理实践早发展早提炼了一批管理理论，因此我国的管理学研究总体以引进和学习西方理论为基调，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创新，构建了涉及各个管理职能和领域的“管理丛林”。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界自身的经营实践越发多样、动态和复杂，仅管理实践中的刚性约束———《公司法》就有大量变化，这也反映出管理实践的快速变化，由此带来既有管理学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间的巨大张力。总体而言，在引进与起步、学习与成长这两个阶段中，管理学研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管理学者的学术偏好和论证模式，导致在融合与创新阶段不能随着自身实践需求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呈现出若干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西方理论为主导的外源型研究范式

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使得管理研究难以通过充足的理论准备来服务于管理实践，因此引进、学习和消化西方理论和方法成为必然的现实选择，也是快速熟悉管理元素，尝试自主研究的必要选择，但矫枉过正导致理论假设的高度外源性。谭劲松认为，实证方法需要在实践经验、已有理论、直观猜想等基础上形成科学假说（大胆假设），再小心求证，指出中国管理学界没有足够重视小心求证。但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是没有实现大胆假设，假设更多出自西方已有理论，甚至是谨小慎微地将西方理论和假设作为中国假设的依据，对西方文献的引用无形中被当做一种强势的证明方式，而源自实践经验和直观猜想的假设往往被认为缺乏依据而逐渐被淘汰出主流学术领域。由此导致围绕假设提出的笔墨很少描述研究对象的国内状况，更多仅在问题的提出或引言中总体笼统描述，而倾注大量笔墨立足西方理论假设提出自己的假设，形成了“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状况。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历史等方面，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有巨大差异，因此很难预想管理学的理论会有相似。相同或相似的应该是少数，而大量的应该是不相似，或很不一样，将西方理论假设作为参考是必要的，但应避免将西方假设作为提出中国假设的当然依据。况且，高良谋和高静美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西方主流学者间存在“管理学学科基本属性之争”，对于管理学知识究竟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技艺，是对常识的一种精炼，一种职业，一门学科，还是以研究为基础的科学？这一基本问题尚存在不同答案。

以科学管理为起点，西方管理学也仅有百年历史，作为年轻学科，西方管理学界对其也莫衷一是，我们又如何能以此为当然的理论起点呢？即使部分以之为假设，则不应过多总结通过检验的假说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应对检验不通过的命题深入挖掘其实质原因，将之作为理论创新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应倡导在假设环节胆子再大一点，给自己松绑，形成软约束，在求证环节胆子要小一点，给自己硬约束。形成以上状况源于中国管理学者是从阅读西方理论和教材开始的，西方著作占据了中国管理学者的主要阅读量，尤其美国企业的成功历史所凝练出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部分学者的逻辑推理原点。而中国管理实务界则不然，他们在从事实务过程中阅读的书籍相对宽泛，所需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使得管理实践完全来自本土化土壤，并未完全受西方理论所左右，故中国管理学界在吸收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应积极从实务界汲取养分。正如1950年为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理论只能取之于实务界，用之于实务界，学术水平的高低除考察学界引用率，更应考察实务界的应用率。

除了以上阐述的理论假设的高度外源性，也存在研究方法的高度外源性。我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演化过程也呈现出学科间、东西方间的差异。在第一个引进与起步阶段，管理学中与意识形态关系较弱，且自身具备数理方法基础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首先得到发展。在此路径依赖演化规律下，同样以数理为基础的西方实证研究方法快速得到学习和掌握，进一步提升了管理研究的严谨性。而相对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科的学术积淀更为薄弱，与前者有很强的数理科学为基础不同，后者强调从管理实际中总结科学问题，运用直觉顿悟、归纳和演绎等方法。因此，管理学内部不同学科间属性的差异是方法选择的重要分界，不可唯方法论，工商管理学科只能把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充分运用实证方法优势的同时，还需运用定性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允许围绕具体案例或问题通过理论阐释和逻辑说理来系统性地构建框架性结论，描述在具体情境下围绕一个问题的现实表现、原因和机制，体现出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本应有的发散性、不确定性、偶然性以及多种可能性的本质。有学者也转述总结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发现了方法论价值性的矛盾。西方管理顶级期刊所主导的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方法，其最为突出的局限性就是缺乏对理论要素的详细阐述，导致那些最为受尊重的管理理论通常来源于（或首先被验证于）书籍、书中的章节或理论性的研究文献，造成主流实证方法对理论构建贡献的缺位。提出定性方法对于理论的产生、描述甚至是检验都具有重要作用，并能够激发研究者开阔思路、深入研究的兴趣，帮助研究者从更大和更集中的经验中学习和避免错误的方向。因此，西方学者也在反思实证方法的功能定位与价值，实证与规范、定量与定性应各自发挥长处，共同贡献方法，不应将实证研究作为研究的高级形式，而将定性研究视作研究的低级形式。方法是手段，应破除方法拘束，以问题属性为导向选择方法。尤其在向西方学习论证模式、工具和方法的同时，需警惕学术形式“完善化”而结论出现“常识化”，避免为实证而实证。

（二）以小见大的普适型研究范式

管理问题是否有标准答案？结论能否放之四海而皆准？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向人们解释了管理是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是因为管理涉及基本原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而“艺术”是因为管理是实践和应用。［4］如果将管理看作一门艺术，艺术的普适性是不存在的。但目前的研究选题存在“小题大做”甚至“大题大做”的倾向，即使是小题目，也需要能反映大问题、应用于大领域，即追求以小见大的普适性，这也成为潜在的价值标杆和意义所在。管理类期刊也往往对反映小问题、应用于小领域的小题目研究缺乏认可，怀疑其学术价值的可拓展性，即使论据充分也因“理论意义不明显，研究价值不大”而被退稿。这就需首先论证源于管理学自身的普适性是否存在，是强普适性还是弱普适性。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实践而不是科学或专业，虽然它包含这两方面的因素，任何人如果想把管理变得更“科学”或“专业”，一定会设法除去商业世界中的不可预测性，包括风险和波动等，由此将导致经济的自由和成长的能力也随之而去。

［5］因此，对普适性的追求就是在试图消除风险和波动，其潜在的负效应将消除创新的原动力，抑制企业成长。席酉民等人则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自身特质进行了剖析，提出管理学更多地表现为软科学的、应用的、发散的和乡村化的特征。这意味着研究结论的再应用缺乏稳定性和可靠性，针对部分样本提炼出的规律应用于另一部分样本时，受到诸多权变因素影响，只能归纳但切不可轻易演绎。那么如何提高理论于实务的适用性，体现管理学的研究价值呢？笔者认为在聚焦研究对象、方法和应用领域时，宜采取以小见小的研究理念和论证模式：通过问题具体化、样本聚焦化来展开论证，并将结论仅应用于这一类企业，进而提高成果二次应用的成功概率。

（三）理论实践间的逻辑自证范式

依托西方理论通过引进、学习与成长阶段，管理学在中国迅速发展，管理学人也迅速提高了自身的学术能力，但管理学研究成果与实践需求的距离却渐行渐远，学界对实务界的影响力也不断缩小。对于贴近管理实践的研究和指导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理论研究与管理实践存在脱节（两张皮）现象。高良谋和高静美发现西方管理学也面临着学科价值性和实践价值性的双重窘境，认为原因是研究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不一致，造成两者关注的问题发生错位。在研究问题的聚焦上，部分管理学研究倾向于依托国外研究成果、国外概念进行中国情境的再分析，更多是国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而在“问题的提出”或“引言”中描述中国现实问题的笔墨很少，问题的产生源自外部。而马克思曾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我们更需深入实践来“感受”源于外域的问题是否也是我们的问题？问题是否普遍？是否尚未发展到相应阶段，或我们的物质条件还不够，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有很多中国现阶段亟待解决的显性问题缺乏研究，例如企业安全管理、中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等等。

同时，外部压力的缺失导致学科发展的客户迷失。管理学与法学都是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推进市场经济和实行法治这两大主题下，管理学和法学都需要向社会贡献理论成果并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可以以法学作为一个比较对象进行参照。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和法学都是从改革开放后真正发展起来的。法学是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而改革开放的步伐要求法律制定必须紧跟实践需要。因此法学必须要提供学术成果和理论支撑来服务于法律制定，在我们自己尚无经验的前提下，西方用于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自成体系，故大量法律法条的“移植”成为必然和必要。

但“移植”的结果必将带来部分“排异”反应，因此法学的成果形式是西方的，但法治实践是中国本土化的（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后者驱动着前者在未来发展面向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而管理学研究与实务则不同，伴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始至终都针对所经营的业务领域实施着本土化的管理活动。西方的管理理论只是萦绕在耳边的可做参考的“风声”，因此实务界并没有照搬国外的理论，实践是中国本土化的，真正指导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成果还没有形成，正有待学界和实务界共同整理提炼。而企业管理中的刚性约束由商法来规范，由商法学研究负责提供理论与学术支撑。而企业管理中的软约束由管理实践者的自治行为来完成，由管理学研究负责提供理论与学术支撑。但鉴于刚性约束的商法（尤其与企业管理联系最紧密的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等），其制定出台是眼前的、急需的，迫使商法学研究需要很快发展来服务于商法制定与实施，商法学研究的绩效可以即刻评价，存在很强的外部压力和动力。但由于管理学研究的服务对象是“软约束”，且由实践者直接承担，因此管理学研究的绩效难以评价，由实践者施加的外部压力和动力也较小，与商法学研究相比存在客户迷失的状况。

二、既有管理学研究转型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给管理领域带来两个变化，首先是管理实践的本土化发展，其次是管理理论的西方化学习。这是因为同时代西方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积累较多，理论成体系化。应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30多年，基于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为导向的管理学研究快速提升了管理学人的知识积累、学术素养以及理论视野。这些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中国情境式研究部分解释了中国企业快速崛起的原因，也帮助中国实务界人士成体系地归纳、总结了他们头脑中零散的“管理经验”，训练实践者逻辑化地思考实际问题，因此应该对过去的管理学研究价值给予应有的肯定。但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进一步本土化发展，立足中国土壤的实践素材越来越丰富、动态和复杂，中国管理实践与既有西方理论间的张力越来越强，过去以西方理论为基调的管理学研究将难以消解这种张力，管理学研究服务谁的功能定位将愈发模糊和缺失。因此，需要树立新的管理学研究功能定位，明确“管理学研究的事业究竟应该是什么”！

（一）既有研究的缺陷愈发显现

既有研究首先要面对研究对象的迷失，基于国外概念和理论的研究空白越来越少，诸多话题已在这10年中被大量学者反复讨论，研究不再是广度的延展，而是深度的挖掘。学术新颖论题的减少与现实情境中诸多实务问题缺乏现象归纳与理论解析的矛盾将愈发凸显。赵纯均指出，目前管理学科的研究存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现象，表现为要理论没有理论，抓问题抓不到点子上，“大、空、虚、平、泛”。以往在处理理论与实践、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外、工具与目的等关系上存在失衡，在评价指标与评价体系上存在缺陷。由此需明确学术研究的服务对象是谁？即客户是谁？笔者认为应该是学生（载体是课程）和实务界（载体是横向课题），而不是学术界同行和纵向课题。同行间的交流、探讨、以及纵向课题的支持都是为了学者能够有成果服务于学生和实务界的现实需求。当实务界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客户对既有学术成果的满意度越来越低时，如果我们继续固守之前的问题选择、研究理念和学术偏好而不及时转型，管理学研究就会失去方向和价值。这方面，暨南大学响应广东省委书记的指示精神，已正式出台“宁静致远工程”，为教师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措施之一就是在原有教学、科研型教授之外，增设社会服务型教授，拟按照专利指标、承担企业横向课题能力、在行业中的影响力、贡献度等指标，评定专注于应用型技术研发的人才。实务型研究的学术价值应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可，进而嵌入到科研成果评判标准中去。从来看，实践问题的涌现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苏勇和于保平对1994—2008年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上的104篇涉及东方管理研究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在研究方法上，89．4％（93篇）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而采取案例分析、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的论文各只有1篇，合计仅占2．7％。［9］这反映出在关注本土问题的同时，研究的个案深入性和材料翔实度还有待提高，应更多采用田野研究法和扎根理论来近距离体味现实。另外，从我国管理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来看，苏勇等人基于6种国际管理期刊2000—2009年刊登论文的统计来分析国际管理期刊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关注情况，结论是：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对中国管理理论的建设是缺失的。这个结论也印证了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失落的现实。［10］那么国内的管理学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影响力和地位如何呢？笔者检索了1980年到2011年（截至第5期）各年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总量、管理学论文总量②及其占比，结果见图1.通过统计，32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共3720篇，其中刊登管理学论文92篇，平均仅占2．47％。进一步考察各年管理学比例的变化，可见图2。图2显示，管理学论文占比最高的三年分别是1993年（8篇，7％）、2001（7篇，6．3％）年和1980年（5篇，6．1％），而1992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中国入世，1980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因此管理学研究体现出紧密跟随经济发展态势的引导，也印证了赵纯均和吴贵生对管理学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但更应看到，管理学研究在国内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还非常弱，平均仅占2．47％，这与中国管理实务界多样、动态、复杂的丰富现象极不相符，三个“里程碑”年份的占比也很低。同时，在成果发表的时间序列中，三个里程碑年份并没有搭建起管理学研究接续提高的阶梯，总体不是向上的趋势，而是表现为波峰和波谷的交替循环。当然这只是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来考察的，但也反映出管理学研究始终未能接续、稳定地向上发展。在与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横向学术比较中处于弱势，这意味着必须清醒而严肃地看待既有的问题，必须务实而果断地调整以西方研究范式为中心的基调。

（二）既有研究的普适性追求与动态多样的实务情境相背离

前文已探讨管理学研究追求普适性的具体表现，追根溯源，首先需明确当下中国市场的现实情境是否具备发展普适性理论的土壤。关于这一点，吴敬琏早在1987年就指出当时由于把传统体制的弊端简单归结为“权力过分集中”，进而认为实施分权就可解决问题，由此形成了“体制下放”，即将中央政府的职能下放到大区、省、市、县的总思路，具体措施包括：下放企业管辖权、计划管理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信贷权等措施。由此导致的地方市场分割表现为一国范围内各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利益，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的行为。随着这种状况的不断延续，这种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经济管理权限、责任和活力的放权式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严重的区域竞争和地方保护，表现为区域间竞争多于合作、区域之间边界明显、制度环境差别很大、地方政府权力很大以及行业集中度低，这种放权式改革所得到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小市场经济”。因此，中国市场的分割性并不适宜发展普适性管理理论。再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社会的急剧转型也使管理难以保持普适与稳定。与管理学联系最紧密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在2005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法律的快速变化反映了社会的急剧变化，而现实又总是走在法律之前，因此与现实相伴随的管理实务可谓日新月异，这就要求相应的管理学研究不断上演“由破到立”之循环，需要不断围绕实务变化进行调研、归纳、总结的逻辑循环，但不可轻易演绎。美国新闻周刊一篇标题为《管理之死》的文章也表达了西方学者的顾虑，即一个企业的成功管理模式并不能适应于另一个企业。因此，在我国尚没有全国统一市场的环境下，管理学研究的选题应该进一步细化、具体化，只能就事论事、以小见小，而不能过早追求以小见大的普适性。在承认战略、团队、效率、分工这样一些核心价值普适性的同时，必须看到不同区域管理实践的丰富多样。

再从各国间管理学的横向比较看。有学者认为应研究东西方管理在系统论层面的相互关系以寻求共同点，从而使中国式管理学获得走向世界所必需的普适性。但通过上文的分析，管理行为是基于特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阶段而发生的（地方市场分割），国内市场尚难构建普适性理论，不同国家间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更是没有公分母的，难以通约，故难以追求东西方普适的管理理论。一个客观事实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各国从各自的情境和实践中发展出“真理论”就可以丰富和扩大“管理世界”，这也是对人类管理学做出贡献的唯一路径，由此引来的彼此关注将成为一种客观状态，而不是主观刻意走向世界。

（三）缺乏对实务型研究的学术认可

有学者忧心地指出，目前管理学术界对实践现状关注、了解得有限，研究总体处于跟踪水平，属于“嚼别人嚼过的馍”的工作还比较多，而源头（原始性）创新研究成果极少。使得管理科学理论不能满足实践提出的需求。也就造成中国成功的经济发展与管理实践不能及时完成科学理论的升华。

应该看到，在西方理论假设基础上输入中国数据的“标准化”论文模式既难以描绘现实，亦难以推及未来。而实务型研究的缺乏与当下的学术评价标准也不无关系。目前的评价标准过度推崇理论研究，甚至认为只有理论研究才是管理学研究的高级形式。在前期自主培养和引进了大量掌握西方管理理论的擅长理论研究型学者的同时，也实质上压缩了擅长立足中国情境展开研究的实务型学者的发展空间，其中部分实务型学者为避免“落伍”，也不得不转向理论研究，甚至以此来“反哺”自己偏好的实务研究，这导致实务研究的成果非常匮乏。而这部分任务却由管理实务界来承担，学术界做的工作相对较少，多数由民营咨询公司、外资咨询公司以及实务界人士来完成，或直接提供管理咨询，或通过国内通俗类管理杂志发表文章，管理咨询业的蓬勃发展和通俗杂志很高的影响力都反映出实务问题亟待解决的巨大市场需求，而这与学术期刊很低的阅读率和应用率形成鲜明对比。汉伯瑞克（Ham－brick）在题为“管理研究应该关注什么？”的1994年管理学年会致辞中，也批评了学术界的自我循环模式（写论文－看论文－写论文），提倡关注管理实践问题。因此，应给予实务研究与理论研究同等的重视。

三、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

随着学界对学科贡献感的追求以及实务界对学科价值性的需求，既有管理学研究所呈现出的问题将更为凸显，研究转型成为必然。库恩把范式界说为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方法的结构，它规范着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决定着问题的提出、材料的选择、抽象的方向、合理性标准的确立及问题的解决。笔者提出应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管理学研究范式，其核心要旨有以下几点。

（一）树立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

研究导向决定了研究心态和思维方式，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导向意味着需摒弃“西天取经”的思维方式，直视中国问题本身。那么何为中国问题呢？有学者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所谓中国问题，是指困扰当今中国人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作为哲学研究课题的中国问题，是指与这一难题直接相关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进一步将其具体化到社会科学领域，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追问属于中国特有的（指本源性特征、浸润着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元素）、根深蒂固的（指无意识特征，存在于社会意识的深层）、普遍存在的（指时空特征，这类问题无处不在）；影响深远的问题，即中国问题。因此，在管理学研究中，发现一个概念、提出一个假设，应主要运用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和诠释学的方法，从中国问题出发去论说问题的现象、形式、形成过程和可能的背景及原因，针对问题论说的严密性、逻辑性更能提出有原创理论价值的假设，而不应立足西方假设来提出假设，并将之作为规范研究的结束（却未描述中国现实中问题如何）。依一种哲学观点，前者是“为获得思想资源”的“好”的解释，是一种有强烈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研究，而后者易于陷入“为解释而解释”的“坏”的解释，成为一种缺乏现代问题意识的简单的蹩脚的损坏了原解释的转述。如果将研究比喻为“钉钉子”，当管理学科现有的“榔头”无法砸这个“钉子”时，除了借助其他学科的“榔头”，或者借鉴其他学科的各种“榔头”来设计适合砸这个“钉子”的“新榔头”之外，更应不带任何榔头（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理论），通过对这颗难得一见的“问题钉子”本身的“大小、形态和结构”进行研究来设计出“新榔头”！尤其关注那些尚未显性化、广泛化，但依路径依赖式的文化、历史脉络在未来很可能会显性化、广泛化的中国问题。

（二）基于中国问题刚性约束的适度优化研究

当我们从实践感受中发现了管理问题并试图解决时，不得不面对产生问题的原因，原因的不同导致问题的刚性与柔性差异，意味着解决的程度也不同。而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否与文化相关决定了解决方案的差异，对那些与文化强相关的问题，应该对问题解决的程度报有现实而理性的预期。

费孝通在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文化中的差序格局。樊纲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化倾向，使传统中国政治不具备西方文化中那种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结构。以公司治理领域为例，以理性文化为基础的英美国家创制出了“独立董事”制度，但当我们将其移植过来却成效不张，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中的“和为贵”、“恪守中庸”等元素使得中国人很少直接在董事会会议等公开场合说不，即使这种非理将影响绩效也难以改变。

除了文化约束，韩庆祥从整个社会学视角，认为产生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主要是传统社会残留下来的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权力运作体制，并指出其影响力涉及管理学、行政学、文化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以管理学为对象，作为实施渐进式改革的国家，我们也应该采取渐进式的管理模式变革，而变革的模式就是立足现状、由内而外地推演，归纳出适合于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管理理论和框架。例如，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总体是股东会中心主义（例如法定资本制），决策更多是由股东的代表机构股东会来完成，决策权向上集中；而英美国家是董事会中心主义（例如授权资本制），更倾向于向下分权，日常决策尽量由更熟悉市场环境的董事会做出。从理性出发显然后者的权力配置方式更高效，但前者是一种源自文化的刚性现实，短期内彻底转变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是不现实的，这种状况下再去探讨董事会中心主义如何好就难有作为。那么难道我们就无所作为、坐以待毙吗？当然不是，而应探讨在现有的股东会中心主义模式下，如何添砖加瓦来弥合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弊端，扬长避短。在本例中，我国《公司法》第26条第1款和第81条第1款就分别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分期缴付下的法定资本制这一折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原有弊端。这就体现出立足既有现状进行适度优化研究的实践智慧与学术贡献。

（三）确立问题主导下的东西方管理元素协同分工

面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与西方理论体系，如何正确看待并加以运用至关重要。在2009年“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学者报告的实证研究表明，东方管理哲学在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确定战略制定的方法、管理制度的权威地位和对人的管理的出发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竞争与平等这些代表西方管理哲学的价值维度则在具体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选择方面发挥着作用。可将这一逻辑进一步扩展为对待东西方既有管理元素的范式，即确立问题主导下的东西方管理元素协同分工。具体内涵如下：

一部分管理环节和问题受东方管理元素的影响，其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发挥东方智慧，从东方管理元素中去挖掘。例如，源自“人本身”的环节：因为“人本身”受到文化、传统、哲学的影响，当这些环节出现问题导致效率不高、绩效落后时，问题的原因也就源于文化、传统和哲学，而这些因素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改变，其解决的思路就应该从“中国文化、传统和哲学”中去挖掘、提取出被我们忽视的或没有引起重视的另外一组元素来适度抑制问题型元素副作用的释放，只能用感性来解决感性，通过文化体系内部元素间的左右互搏来解决源自文化的问题，从内部来渗透、影响；而不是详细剖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绩效表现如何差，阐述西方制度设计如何高效，进而提出用西方模式解决中国问题可以获得预期效益（例如前文提到的独立董事制度以及董事会中心主义）。这种出发点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其解决问题的逻辑是用理性来解决感性，无异于把冷冰冰的工具强加在活生生的人手中，怎么保证活生生的人会去用呢？这反而可能会使管理者左手实际使用对己有利，对股东、企业、客户乃至社会不利的东方工具，而在需要的时候用西方的工具来应付监管、审查，实现自我保护的目标。

而另一部分管理环节和问题，其产生的原因与东西方历史、文化、哲学的差异无关，只是因为我们市场经济的经验少，更多按照与文化无关的习惯在操作，而西方管理学界由此总结出的经验和方法也更多。因为与文化无关，中国人也能够（客观条件和主观意愿，尤其是后者）用西方的管理方式和工具来很好地解决这类问题。因此，东西方不同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统称管理元素）只是在不同的环节和问题中发挥作用，并不必然需要融合，而且这种互不融合的基于环节和问题的组合关系是自发产生的，是由现实问题主动做出的选择，产生于内在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相关主体自然会内省式地自我救赎，自己改变自己，在自己的心理模式下去寻找出口；而与内在心理模式无关的问题，东西方现有的方案在现实中都有展示，经济全球化已经显著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相关主体自然会按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拿来主义。

因此，东西方不同的管理元素会以一种分工的方式（分工的主体是“现实问题”）来作用于动态变化着的各个管理环节。融合只存在于与历史、文化、哲学无关的方法和工具环节。所以需要把管理环节进行分类，部分可以融合（只与效率有关，与文化无关），另一部分（与效率和文化都有关）则无法融合。

四、小结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医院管理研究生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作为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专业的一个分支，医院管理方向旨在为现代医院及卫生事业管理单位输送具备基本医学常识、熟悉医学发展规律的职业化专门管理人才。随着社会需求和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医学院校非医学专业逐渐增多，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也不断增加。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类专业学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如目标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培养管理欠规范以及具体培养环节难落实等等。通过对广东省内部分医学院校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的调查研究，笔者总结当前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课程设置不够科学，研究生知识结构不合理

（1）公共必修课课时过多，专业课较少。除政治理论学生普遍反映课时过多、实用性不强外，专业外语的教学薄弱也反映比较突出。大多数医学院校在外语课程方面针对研究生统一开设公共外语和纯医学英语，这只适用于临床专业学生，对于社会医学与管理学的专业英语并未涉及，因此，难以满足文献查阅和论文撰写等科研需要。与医学专业相同的外语教材，授课方式对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的适用性不大。

（2）选修课不够丰富，难以满足培养需要。宽广的知识结构是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必备的素质。卫生事业管理、医院管理学、组织行为学、项目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卫生法学、卫生经济学、管理心理学等等，都是学生应涉猎的。然而，除英语、政治、统计学三大必修课和少数几门专业必修课外，研究生的选修课程并不丰富，与医院管理专业相关的选修课甚少，课程资源相对匮乏。尽管有的高校开设了几门卫生事业管理相关的课程，但也参差不齐，不成系统。

2 培养计划不够合理，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全面

2.1 研究生对医疗工作欠缺深入的了解

一名合格的医院管理者应该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并对医疗相关工作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从医疗值班到医疗纠纷的调处，从挂号收费到医保收费机制的完善，从医院感染管理到医疗质量的监控等等，这些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医疗费用的管理都是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步入正式工作岗位前需锻炼并了解乃至掌握的。因此，研究生需在医院各行政科室轮转，并尽可能地了解、参与医疗活动，甚至参与医疗值班，唯有如此才可能累积足够的经验并胜任今后的医院管理工作。然而许多医院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随导师课题的工作需要或就导师安排的便利性，在高校或在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甚至企业等单位实习，学生未在医院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和培养。由此导致医院管理专业的研究生不懂医疗，不懂医院管理。

2.2 研究生管理能力欠缺

管理能力是医院管理专业学生必备的素质。依据培养计划，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有一年半至两年的实习时间，学生实多在行政科室轮转，由各科室老师带教；有的研究生则几乎完全在办公室协助导师完成课题。然而实习过程中，带教老师给学生安排日常琐事，要求学生协助工作，却往往忽视学生管理能力的培养。不同的是，部分西方高校在注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学生的管理能力、领导能力。例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学校的科研项目和学术管理中会有意识地安排管理类研究生担任一定的学术管理职务；或要求学生组成相应的学习团体、服务团体，成立相应的机构并自我管理，以锻炼其领导能力。也正是这种有针对性的培养，使管理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管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3 “放羊式”的管理，研究生科研能力差

在医学院校，基础医学等专业的研究多为实验室研究，这些专业的研究生集中于实验室实习，科室的科研氛围较浓，除二级学院的管理、导师的指导，还有高年级研究生带低年级的研究生进行探索研究，形成了较好的链式培养模式，研究生的科研素质、科研思维得到了较好的培养。而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一方面由于其导师大都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忙，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指导研究生；另一方面，该专业研究生分散于各行政科室轮转实习，二级学院将管理的任务交给了学生实习单位，但实习单位大都以完成日常行政工作为主要职责，对研究生的培养意识较为欠缺。由此，导致了研究生无人监管的“放羊式”管理。

医院管理专业的相关研究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课题多般为流行病学、社会学调查研究，研究期限较短、研究方法及严谨性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有差距的。且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分散于各行政科室轮转实习，行政科室的带教老师对学生科研方面难以给出有力的指导。加之培养单位监管不够，许多研究生临近毕业才匆忙展开课题研究，导致课题设计粗糙，论文质量不高，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值得深思。

4 培养缺乏针对性，人文素质需加强培养

由于管理学特殊的学科背景，既需要培养科学研究人员，更需要培养实践型人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为适应社会需要，在原有学术型学位基础上大力发展专业学位，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培养模式有针对性地对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研究生进行培养。

卫生事业管理人才肩负着医学和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的多重要求，医院管理者既要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需要较高的人文精神、人文素养。这种素质应是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底蕴的，广泛涉猎文学、政治、经济、管理、心理、营销、交际等多领域知识，通过吸取精髓的教化与管理实践，而培养成的适应时代需要的重要品质。然而医学院校仍以医学教育为主，注重于学生医学知识的灌输，却忽略了不同专业差异化的培养，忽略了研究生人文精神的塑造。由此导致，医院管理专业研究生的知识覆盖面不广、文化沉淀不够，人文素质需进一步加强培养。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9篇

当前我国许多高职院校管理学课程都本着“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理论够用，实践为主”的思想指导教学，强调实践教学，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管理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课程教学中既要重视和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技术，学好理论知识，又要重视理论的应用，以掌握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未来实际工作的需要。 因此，传统的比较单一的考核方式与考核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高职管理学教育的需要，也不利于实现高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因此改革现有高职管理学考核办法与考核制度已成必要。

一、目前高职管理学考试存在的主要问题

1.考试观念落后、守旧

传统的考试观念过于强调课本知识的掌握，考核方式偏向应试而很少应用，最大弊端就是导致学生为考而学，高分低能。只是单纯地为了考试而考试，并未从高职教育的特点与方向出发。考试以试卷的批改及分数的评定为结束点，不再进行反馈，不及时点评解决学生在考试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去弥补调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手段的不足之处。高职教育围绕的是以“能力为本”的职教思想，不仅要考核学生管理学理论知识的情况，更要考核学生所具备的职业能力、实践动手能力的情况。而传统的考试考核方式是考不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开拓能力、理论结合实际的动手能力就在传统的考试中被埋没了。

2.考试方式过于单一

大部分现行高职管理学的考试与中小学的考试考核方式基本一致，以闭卷笔试为主，通常只是在期末进行一次笔试闭卷考试，最后卷面成绩占该门课程的70%—80%，平时上课出勤率占该门课程的20%—30%。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以一卷定乾坤，即使结合采用其他考试方式，也极其简单，随意性较大，经常会顾此失彼，学生的真正学习情况并没有很好的检测出，缺乏系统化、综合性的考核方式。这种单一的考试形式，在大多情况下不能准确反映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无法准确测试出学生的真实能力和素质。

3.只注重考核结果

长期以来我们把卷面分数看成能力的具体外在表现，分数越高的学生能力越强。老师也只以最终的考试分数来界定学生，大家都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都为了分数斤斤计较，甚至有些学生为了分数不惜舞弊。导致学生只注重期末不注重平时，只注重分数不注重实践。考试功能异化的现象, 使学生容易养成平时不学习、临考抱佛脚的坏习惯和投机取巧的心理；同时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并未体会到学习的真正意义。

二、高职管理学考试改革的建议

1.更新考试观念，树立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科学考试观念

如何充分发挥考试的“指挥棒”作用,将高职管理学教育引向培养会学习、能思考、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轨道,要想在考试制度设计上体现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的张扬,就必须改变思想观念、改革考试制度,树立科学的考试观念。要变以前对学生知识继承、对知识掌握程度为判断质量标准改为对学生在知识、能力、素质几方面的综合评价。在考核过程中坚持体现学生的能力，将实践应用考核作为质量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以能力强弱来衡量学生成绩的高低。考核中坚持以管理的计划与决策能力、组织与人事的能力、领导与沟通的能力和控制与信息处理能力四大关键能力为核心。即在考核内容上要以管理的四大技能为核心，将课程中的知识点转化为技能点要求对学生进行考核，这是考核的总目标、总标准。

2.实行开放式考核

考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所学的知识,更强调通过考试让学生学会学习,增强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因此，可实行开放式考核，所谓开放式考核，具体表现在：第一考核范围开放。考试范围既包括教师课堂上讲授过的以及实训操作过的，也包括教师课堂内教师没讲，但是要求学生自学或者教师参考资料中包含的内容，还包括应该和必须具备的管理常识；第二，考试答案是开放的、多元的。传统的考试，考试答案是唯一的、标准化的，往往会忽视学生的不同见解，忽视思维的碰撞。为使管理学考核成绩能真实体现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允许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说明和解释。特别是思维力与能力的考核,可以有多个标准答案,可以超出教材与课堂讲的范围。第三，考核方式的开放。在平时过程考核时，可采用了开放式的大作业、小论文、案例分析、口试、答辩等多种多样的考试方式。这种课程教学和课程考核的方式避免了填鸭式教学的枯燥，减轻了学生死记硬背、一卷定高低的负担，引导和促使学生不仅关注教材知识，而且主动围绕课堂讲授内容，通过查阅图书资料、网上搜索等多渠道对课堂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和拓展，充分体现了大学教学的学术性、开放性、探究性的特点。

3.建立全程化全员参与的考核体系

所谓全程化全员化考核体系是针对管理学课程应注重实践性和实际管理技能培养的要求,改革“期末一张卷”的传统考核方法,把所有的教学环节考虑其中，对学生的课程成绩考核将课内课外、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融为一体，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融为一体，全方位考核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不仅有理论考核，更有对实践环节的考核，要对学生平时出勤情况、课堂讨论与案例分析的参与程度、作业完成情况，特别是实践教学中的表现等进行全面考核,计入成绩,并加大日常考核的比重。在实际操作中，以小组为单位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学习模式，将课堂表现、团队管理、案例讨论、角色模拟等全部计入平时成绩中。

对于学生成绩的评定，根据课程特点采用终结性和过程性的考核方式，最后成绩由笔试和平时成绩(包括任务完成情况、训练表现)的综合形成(平时成绩占50％，期末笔试占50％)。同时对于实训环节和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由老师、学生本人和学习团队同学共同完成。

同学自评和互评包括团队合作程度、出勤率、课堂听课态度、课堂发言、课下查阅资料、平时做作业情况,使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意愿,使学生对自我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并为后续教学提供依据。

管理学常识论文范文第10篇

20世纪4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自觉地对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论进行反思，先后经历了三波反思和争论，经过这一系列的争论，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了方法论的多元化阶段，但是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探讨却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化，无法回应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在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时候，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仍是主流，通论性教材往往侧重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学”研究的部分，主张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公共管理客观事实中的经验性因果联系，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寻求，发现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1]与此相关，目前国内的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作为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这些课程的主导方法也是实证主义，难以凸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实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机制设计等等）、公共评估、诠释和批判的统一，需要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论的合理使用和组合，阐明多元方法论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的逻辑，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

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5.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费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贝利（M.T.Bailey）[7]，亚当斯和怀特（G.B.Adams&J.D.White）[8]等人开展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评估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孙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吴颖年（2006）[12]等学者对台湾地区的公共管理论著亦做了文献评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陆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规范、标准和方法论问题。比如：张成福（1996）对中国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关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聪、肖生福（2006）等人探讨了中国行政学学科和学科整合问题。[14]袁达毅（2002）、马骏（2006）、刘亚平（2006，2008）、何艳玲（2007）等人对中国公共行政“危机”进行了分析。[15]张梦中和马克•霍哲（2001）[16]等人对公共行政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尝试提炼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总之，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尚未形成兼顾多元方法共性和个性的标准和规范。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于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认识，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样化、合理、适宜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上述五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从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逻辑合理性？随后本文将从问题类型学入手，阐明基于问题类型学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以期对这两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17]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19]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在图1的二维坐标中：（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三、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是对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各类、各层次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系统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20]（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

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总之，正确的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选择相应公共管理研究设计类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沟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鸿沟。公共管理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美国的教育学科分类中，就将公共管理类学科划入职业性的应用性学科范畴。尽管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实务者往往是不同的群体，但是并不意味着，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可以分离，并不意味有纯粹的公共管理理论，或者纯粹的公共管理实践。实际上，将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融合起来的桥梁就是公共管理问题，对公共管理问题类型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寻找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沟通的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通道。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工作者，还是从事实务的工作者，都需要有问题意识，根据问题的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得问题的答案。从收集信息、发现问题、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来看，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是紧密连接、相互渗透、相互启发的过程，问题及其问题的类型是沟通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桥梁。

第六，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差异也决定了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和规范的多样性。1984年麦克库迪（H.E.McCurdy）和罗伯特•柯丽瑞（RobertE.Cleary）使用实证主义的六项标准评估1981年在美国大学的142篇公共管理学博士论文，评估结果是悲观的，结果显示这些论文都缺乏严格的研究设计，有一半的论文的目的不是寻求因果关系，仅21%使用研究设计符合效度标准。[21]尽管诸如此类使用实证主义的标准对公共行政研究成果进行评估的结果是悲观的，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公共管理知识的多样性：公共管理知识并不全属于科学发现类知识，因此实证主义仅仅是获致公共管理知识的一种方法。公共管理研究除了生产科学发现类知识以外，还生产技术设计类知识、评估类知识、诠释类知识和批判类知识，生产这些知识的方法论框架与实证主义存在诸多分歧，如果无视公共行政研究知识类型的多样性，而仅仅单用实证主义的单一标准评价公共行政研究成果，难免得出大多数公共行政研究成果都不符合规范、质量低下的结论。从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入手，在制定专门规范的基础上，形成更具普适性的一般标准，将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和规范。总之，目前公共管理研究已经进入了多元方法论阶段，但是关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研究却存在诸多问题，从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入手，将问题作为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建立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克服上述问题，推动公共管理研究走向繁荣的有效方法论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