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职称评定论文范文

工程师职称评定论文范文第1篇

做高校老师的，对本文题目中的前三项内容应该都不陌生。岂止不陌生，连晚上做梦、说梦话一般都与这三项内容有关。一说起这三项内容，高校老师就会马上想到一个词：科研。我相信这个条件反射已经牢固建立起来了。然而，论文、课题、职称与科研的联系只是形式上的，发生实际联系的并不占多数。如果你见到一位油头粉面的老师，听他自己或朋友介绍了他在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上发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承担了多少部级、省级课题，出了多少著作，甚至最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你马上肃然起敬的话，那么你太冒失了。当然，对于绩效工资，或许他们也很快就会熟悉了。许多高校的工资制度还是以按正常恒定数额发放为主，外加课时费作为奖金这种形式。本来，为了鼓励老师们积极上课，科研与教学并重，高校的课时费是很高的。我读研究生时，母校的课时费标准是：给本科生上课50元/课时，为研究生上课正高职称140元/课时，副高职称100元/课时。我爱人所在学校，当时不分学生级别，不分老师级别，每课时20元左右。由于高校举债扩张，负担加重，有的高校仅一天支付的银行贷款利息就足够购买一辆2.0的帕赛特轿车，因此多数高校在课时费上做了调整，每课时只有几元钱。有的高校正常恒定工资数额较少，课时费高一些，但这种高校并不多见。课时费的调整幅度虽大，但并没有引起震动，因为正常恒定工资数额基本能保证老师们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当然你不能拿他们跟富豪比，我只说比较宽裕。课时费调整前后，一个高校老师与领导关系的好坏，都会对其产生影响。课时费高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多上课，与领导关系好的老师一般能被安排多上一些课，而课时费低的时候，与领导关系不好的老师一般就不得不接受多上一些课。这并不是高校课程安排的全部，毕竟老师们与负责安排课程的管理人员都不陌生，做得太过头，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所以前述问题只是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没有看到有哪位老师由于争论课多课少而上访、闹事。但矛盾没有激化不等于没有矛盾。目前负责安排学期课程的管理人员就很头疼，大家不愿意多上课，排课很麻烦。老师的这种心态似乎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不符，或许吧，但在本篇小文里，我不想过多讨论应然的问题，只叙述实然。课时费也算是一种绩效工资，早已试行，并未引起多大的麻烦，原因如前述，老师们都有正常恒定的工资来保底，即便他们对工资数额或许意犹未足，又或许认为并不宽裕，但毕竟养家糊口也能保证了。现在大张旗鼓推行的绩效工资，看来是要对他们最后的蛋糕进行重新切割了，这是否还会如前述，不会引起什么震动，我是不乐观的。高校老师正常恒定工资的数额，因其职称不同，会有很大差异。普通教授与普通助教的工资总数大约差一倍多。特别岗、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就更不用说了。高校老师职称评定竞争激烈，矛盾也最多，原因即在于此。因为职称评定而上访、反映问题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但矛盾同样没有激化，原因与前述相同，即便最低职称的教师工资，也足够养活两口人，如果依据底层群众的生活标准，养活四口人也有余。然而总是上访，并不是好事，所以高校职称评定越来越“透明、公开、公正、公平”了，越来越程序化了，越来越“科学” 化了。之所以加了很多引号，是因为“透明、公开、公正、公平、科学”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而不是为了强调这几方面内容。

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评定职称的程序就很“透明、公开、公正、公平、科学”，但老师们依然不满意。在评定职称之前，校领导就先定出打分标准，比如学历占多少分，教龄占多少分，考试成绩占多少分。老师们发现，标准是年年修改的，而根据年年修改的评分标准评定职称的结果，能够顺利晋级的都是校长的亲戚或日常与校长走动频繁的人。“透明、公开、公正、公平、科学”的运作程序，原来照样可以得到有猫腻的结果。当然其他老师有时碰巧与“关系人”条件类似，也有占便宜的。

不过我当时对校长还是很佩服的，因为面对老师们的质问，他敢说：“你们有本事去教育局要名额去，只要要来了，我就把职称给你，决不黑了你的”。事实证明，有老师真地这么要来了，而校长也确实信守承诺了。“要名额”的事，在高校没有听说过。但听说过有些“课题”是要来的。高校高就高在其运作更规范，也有更多手段。既然职称这么被老师们重视，那么就把评判根据放在外部，教学如何是内部的事，且不管他。高校的讲师职称一般是自然晋级，不存在的评的问题。副教授、教授的评定，主要不看教学，对教学的评价主观性太强，易被诟病，所以凭定依据主要是论文、课题。论文掏钱发，课题有要来的，这是否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科学与学校无关，至少学校是“透明、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要告就靠杂志社、课题管理机构去。事实再次证明高校领导的英明神武，没人去告不知在什么地方的杂志社，也没人去课题管理机构的老虎头上拍苍蝇。以上我说的是现实还是无中生有的诬蔑、捏造，看看结果就知道。论文究竟有多少在抄袭，没人知道。因为这些论文很少有人看。北大的某教授讲述了他的一个经历，有一年他写过一篇关于军人转业后不应进入司法机关的文章，打算发在某大报上。该报编辑心里没底，打电话问他，“老张（化姓），你感觉能不能发？”该教授说，“没问题，我以前的学术论文也讲过这方面的问题，没什么反响”。文章发出来，结果炸了锅。不少朋友应该记得这起风波，尤其是学法律的朋友。我之所以未披露该教授与大报的名字，只是不想再给他们添麻烦，并没有别的意思。这位教授最后的感悟是最有意思的，“我没想到出现这个结果，因为我忘记了，我的学术论文没有几个人看。”正是因为没人看，文抄公们才大行其道。

媒体披露出来的论文抄袭纠纷，可以肯定只是冰山一角。我翻看学术论文，常有这样的感觉，有不少只是在重复别人的话，没有新意。一篇学术论文必须有新意，无论观点是正确还是错误，因为在有定论之前，观点本没有正误的。学术论文可以提出一个新问题，不必解答，只要提出来，就应当满足条件了，也可以就别人提出的老问题，给出一个新答案。如果连这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也满足不了，还算什么学术论文？可是很不幸，这种论文比比皆是，而期刊的封面却赫然印着“核心期刊”的字样。这种期刊，这种论文，即便不是抄来的，或不是明抄来的，其作用无非是填充高校阅览室，还有什么作用？谈何学术性？经常看到这样鼓舞人心的话，“学术刊物繁花似锦”，我不知道这是“繁花似锦”还是“杂草丛生”？想必不少人也会存在这样的疑问。课题怎样？命运差不多。要来的课题就不说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总体来看吧，每年的课题经费拨付从来就没含糊过，课题成果有多少不含糊的？也不是说我们的投资全打了水漂，关键是投入产出比是不是太低了些？对于课题绩效的评估比对教师个人工作绩效的评估要容易得多，但容易工作也没做好。我想我这么说，不会是造谣。论文、课题是评定职称的前提，评定职称是正常工资高低的决定因素，论文、课题的乱象，导致高校职称评定之乱，最后又导致了教师个人正常工资收入的多少决定于在有关行业（如杂志社、课题管理部门）有没有关系，“乱”是普遍联系的，是客观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论文掏钱就发依然是个误解，在有关系的情况下，一般是掏钱就发，没关系的时候，除了掏钱，文章质量也很重要。这些“乱”的危害当然不止于影响教师工资，更重要的是使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学术领域完全丧失领头作用，社会的发展将停滞。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上述乱象未得到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再进一步推进高校的绩效工资制，效果如何？我依然非常不乐观。我担心，绩效工资制的推行，可能使前述乱象乱上加乱。我想，这一点，应当被充分考虑的。支农论文出处(作者):

关于论文的一点感想

工程师职称评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青年教师；自我定位；内外因

作者简介：殷树娟（1981-），女，江苏宿迁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理学院，讲师；

王灯山（1980-），男，山东泰安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0236020）、北京市教委科技面上基金项目（项目编号：KM201211232018）、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高教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GJYB11）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4-0150-02

《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古有天、地、君、亲、师之说。“师道尊严”，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教师对学生成长和成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高校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其学生的素质，高校教师的质量直接影响其所在高校的整体教学质量。但在物质横流的当今社会，对于高校青年教师来说，相对于提高自身素质，生存是最重要的事情。师德观念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高校青年教师准确的自我定位显得更加重要。本文在对面临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三座大山”的当代高校青年教师生存状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高校青年教师进行自我定位的重要性以及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自我定位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当代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

对于当代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近日的《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1]给出了形象的描述。报告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高校4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群体，并称这个群体为“工蜂”族。报告中用“蜂巢”来比喻大学及其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高校青年教师就是“工蜂”。“工蜂”在蜂群中占绝大多数，承担了整个蜂群的全部劳动。“工蜂”弱小，但有力量，虽有集体协作，但也独立作业。“工蜂”一生从不停止工作，它们持续酿造蜂蜜，恰似教师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工蜂”在蜂巢中的地位与高校青年教师在高校中的地位如出一辙。高校青年教师实际承担了大量的教育教学工作，但所得到的回报无法与资历、职称、行政职务高者相比。科研、教学和经济压力被他们视为“三座大山”。

在科研方面，由于绝大多数高校把职称和职务晋升与数、出版专著数、申请课题数等“量化指标”直接挂钩，因此对于青年教师来说，科研是教师在高校能有一个更好地发展的唯一途径。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校青年教师的科研成果并不乐观。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工蜂”们的耕耘却没有相应的收获，这除了与自身没有花费很多时间进行深入研究有关外，更多的是由于科研平台、科研评价系统仍存在很大缺陷。如在文章优劣、项目申请、业绩评定等相关工作中，公平性越来越多的遭到质疑。这让越来越多的高校青年教师开始偏离“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岗位职责。

在教学方面，[2]大多数高校的主要必修课程的教学大都被控制在老教师手中，高校青年教师一般很难从事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从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发展需求来看，一方面教学工作量是职称评定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分配给青年教师的教学任务相对很少，且大多是选修课程，而选修课在职称评定系统中所占的分值比例相对较小。对于科研任务较重的高校来说，青年教师可以选择走单纯的科研路线，但对于综合性或者教学任务偏重的高校来说，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在职称评定系统中明显处于弱势。而这种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青年教师的锻炼，但同时也将最有动力、最有创新性的“初生牛犊”磨练成了温顺的“老黄牛”。

在经济方面，据统计，50%以上的高校青年教师年收入在5万以下，相比一些近年来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行业，高校教师的相对经济地位近年来不升反降。为师者，当为世人言行之楷模。教师是园丁，呵护祖国的花朵；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构筑心灵的高塔，但这些园丁们已慢慢沦为“低收入群体”。低收入的现状使高校青年教师在择偶、养家糊口等实际问题的逼迫下慢慢放低标准，甚至违背社会道德的底线。在廉教授的报告中也指出：“古人说‘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但当不少教书育人者必须为世俗劳碌时，我们担心青年知识分子正由“精神贵族”沦为“知识工人”，并把这种焦虑传给下一代。”

二、高校青年教师的自我定位

1.自我定位的重要性

巨大的现实压力、残酷的竞争制度等现状导致一批又一批的高校青年教师走上了“歧路”。调查显示，学术不端行为几乎遍及绝大部分高校。[3]包括：“在课题评奖时拉关系、走后门”、“学校职称评定论资排辈”、“在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上挂名”、“交纳非正常版面费”、“一稿多投、多发”、“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伪造数据”等等。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外因关系来分析，之所以有这么多步入“歧路”的高校青年教师，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自我定位不准确，在经济社会的浪潮下才会慢慢迷失了自己，做出了违背道德甚至违法的事情。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第一位的原因。因为它是事物发展的自身的内在根据，归根到底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速度以及外因作用的效果大小，外因是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高校青年教师确立准确的自我定位，其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说明：

首先，准确的自我定位有利于激发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生活的动力。虽然“评上副教授”、“发表SCI论文”、“当上课题组长”等也能激发高校青年教师工作、生活的动力，但这些动力太实际。太过物质的追求或许能满足人们一段时间的物质欲望，但却违背了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责——传道、授业、解惑。笔者认为准确的自我定位是对自己事业的总体规划，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物质化的目标。当高校青年教师能够对自己所从事的“高校教师”这份职业具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对自己进行准确的自我定位后，即使生存状态再不如意，也会生活的很满足、很知足。

其次，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外界环境，准确地自我定位可以时刻警醒高校青年教师的行为举止。正是由于有些高校的青年教师没有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所以才会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被卷入泥沙中，做出一些违背社会道德甚至违法的事情。在20世纪，博士生的招生数目相对较少，因此博士生的头衔被人们神化。当今社会，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大多数是博士毕业生，他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被神化的状态，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但事实上，随着国家对高等院校的不断扶持，不论是国家直属高校还是地方高校都已经超编，聚集了一大堆博士生、博士后等待晋升，残酷的竞争现状给了青年教师们当头一棒。有些人在棒打下更加努力，有些人却从此颓废。而努力的人中不乏有一部分人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如果能更加理智的看待自己，把自己的目标设定为“高校教师”的基本职责，那么误入歧途的青年教师将会少很多。

最后，准确的自我定位有利于改进高校青年教师的教学工作、提升科研能力。如果高校青年教师能更好地理解“教师”的职责——传道、授业、解惑，那么在教学工作中，则会更加注重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学习状态等，同时在指导研究生论文的过程中也能更多地站在学生的立场考虑，而不是单纯的发文章、申请项目等。

2.高校青年教师的良好自我定位需要外因辅助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外因关系可以看出，虽然内因占主要作用，但外因对于内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良好自我定位需要外因的辅助。[4]而这些外因来自于各个方面：国家、社会、学校、家庭。

首先，在国家方面，政策上的扶持是解决高校青年教师根本问题的途径之一，学校的相关政策也是在执行国家方面下达的相关命令。比如：在购房政策方面，如果政府能对青年教师在购房时实施限购优惠等，高校教师的经济压力将大幅度下降。

其次，在社会方面，一方面青年教师真实地生活在社会中，而另一方面社会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青年教师的思想、行为。因此，在社会舆论与社会道德方面对高校青年教师增加监督、约束的同时，也应该给青年教师更多的成长空间。

再次，在学校方面，学校是高校青年教师的直属单位，也是直接将国家、社会的影响力转化为实际作用力的地方。从高校青年教师步入高校殿堂便开始了与学校相关的各种人、各种事的沟通。学校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方面要综合考虑，充分发挥青年教师的优势。

最后，在家庭方面，和谐的家庭是青年教师不断奋斗的温暖港湾。和谐的家庭可以给青年教师储备能量。

三、结论

青年教师是高校长期发展的动力，也是高校生存的资本。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越来越残酷。本文在对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外因关系阐述了高校青年教师牢记教师的基本职责、确立准确自我定位的重要性，并阐述了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在高校青年教师准确的自我定位中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廉思.工蜂——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N].中国青年报，2012-09-14.

[2]殷树娟，齐臣杰.集成电路设计的本科教学现状及探索[J].中国电力教育，2012，（4）：64-66.

[3]蒋海洋，可燕.开放性实验室规范化管理的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2，（31）：156-159.

工程师职称评定论文范文第3篇

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三师”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和整个教育事业一样，职业教育大计，也应教师为本。教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学校应当始终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既要符合国家整体纲要，又要结合地区、专业、学校特点，打造出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专业特色突出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才能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才能推动教学事业不断发展。

一、应结合地区、专业、学校实际情况确立师资队伍建设目标

职业类学校的学生，理论水平差，实践能力强，缺乏学习动力和钻研精神，职业类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将师德培养作为队伍建设重点，进行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教师能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引路人和督促人。

江苏省作为全国建筑大省，行业规模大，建筑业管理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跑地位，从业人员执业资格考核严格，就业需求和要求“双高”。作为省内培养建筑业专业人才的职业类学校，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理论，还要有很强的专业操作能力和实践能力，既能说，又会做。想要切实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首先要能做到教师走进企业、专家请进学校，教师才有能力给学生做出正确的教授和引导。

学校还应根据本校专业配置、学生数量、教师队伍现状等，制订教师专业构成、职称结构、学术梯队目标。可以通过专任、兼职、外聘等多种形式，使队伍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建成一支以专职教师为骨干、专兼结合、专业互补、相对稳定、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

二、应遵循师资成长规律，保证师资队伍建设的科学性

建筑类职业学校教师的成长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既要符合一般性人才成长的规律，又要有其特殊性。学校应通过研究、比较教师成长实例，归纳出教师成长内部规律和要素，以科学研究为依据，进行教师培养。

一般来说，职业类学校教师队伍应分成四个层次：新手期、熟练期、成熟期和创造期。新手期教师处于学习或适应教学阶段，很多精力放在研究教材、应对教学上，该阶段的教师培养，侧重于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学习机会，形成良好的师德理念，培养合格教学能力。熟练期教师处于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大幅提高阶段，教学能力熟练化，但经验化痕迹很重，科研能力较差，该阶段教师培养侧重于巩固教学基本功和提高教学科研能力上。成熟期教师已经积累了很全面的教学知识和教学经验，他们对教学游刃有余，能够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学生需要和教学方式方法，此阶段教师的培养侧重于知识面广度、深度的延伸和骨干发展，使其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起好骨干带头作用。创造期教师开始进入探索、创新时期，个人风格和个人理念逐渐形成，该阶段的教师培养应注重知识更专更深、理念更科学更系统，使其能成长为可以起到专业带头作用的专家型教师。

三、应丰富师资培养形式，教师发展兼具业务精湛和个性化

丰富师资培养形式和培养内容，是师资队伍专精化和个性化两手发展的有效途径。当然，师资培养应将“师德”“科研”“实践”三者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符合职业类学校需要的教师。

采用传、帮、带等方式，在教师队伍中形成老带新、新促老的良好氛围，促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形成教研活动定期制度，开展校、系、教研组多层次的形式多样的教研活动，如专家讲座活动、听课与评课活动、集体研讨等，创建合作型、研究型的教研子单位。

根据职业教育特点，组织教师参加多样化的教学竞赛，通过教学基本功比赛、专业技能竞赛，提高教师的教学基本功；通过参加各类技能大赛，促进本校与外校间的良流、竞争与合作，使教师能够走出去、拿回来，汲取更多经验，更快地成长。

重视骨干型教师、专家型教师和名师型教师的培养，选送有能力的教师参加国家、省、市各级培训，参与社会实践，形成合理、科学的教学师资梯队。

鼓励教师参与建筑职业类培训和进入建筑企业顶岗，深入建筑行业具体事务，熟悉建筑行业现状，熟悉建筑业从业执业资格要求和考核要点，使教学内容与社会需求有效衔接。

鼓励教师自学获得更高学历、学位，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理论水平；制定论文写作和课题研究计划，提高教师科研水平；根据建筑行业特点和职业学校特点，要求建筑类专业教师走“三师”型道路，即培养教师成为既有教学能力，又有专业水平，更具职业技能的讲师、工程师、技师。

要积极引入先进的教学技术和教研模式，如网络培训、信息化教学技术等，使教师能从传统教学的老路子里走出来，及时接受新的教学理念，掌握新的教学手段并应用于教学实践。

四、应保证建设资金，奖励、鼓励措施到位，提高教师积极性

师资队伍建设离不开资金等资源投入，学校应制定教师培养奖励制度和鼓励措施，以奖为主，以罚为辅，提高教师积极性。学校成立师资队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搭建校长牵头，职能部门组织监管，系部推行落实，教师参与执行的发展平台。

提供经费建设体现职业学校特色的实训基地、教师培养基地、数字化校园等，为师资队伍建设提供硬件支持；为教师各类培训、学历进修、职称评定提供费用报销，加强教师队伍内涵建设；为成熟期和创造期教师设立专项津贴，鼓励教师向骨干型和专家型发展；设立教科研专项经费，用于教师获奖、论文撰写、教材与专著撰写、课题研究等项目的奖励，提高教科研水平。

综合来说，建筑类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要定目标、有规划、重成长、严管理，要在实现一般职业学校的“双师型”教师要求基础上，培养具有建筑业特色的师德好、专业强、技能高的“三师型”教师。学校要努力为教师营造一个良好的“催化”环境，搭建一个能促进教师成长的综合平台，才能使师资队伍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卓有成效，才能有效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学校能在此坚实的基础上获得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8-24.

\[2\]杨健.高职院校学生的特点及其教育.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1）.

\[3\]张惠英.高职院校学生群体特性与思想政治工作.企业家天地，2008，（02）.

工程师职称评定论文范文第4篇

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看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但目前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偏离了人才培养，一些高校搞科研不是为了培养学生，而是出文章、出成果、提高排名，不断获得学术荣誉。

“问题出在思想观念上，而直接诱因是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龚克说，这几年，南开大学一直在强调要有定力，要把人培养好。

龚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在十多年高校管理者的职业生涯中，他常以“改革者”、“敢说话”的形象出现。近年来，南开大学的很多改革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比如，在南开，学校最高议事机构校务委员会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从2014年开始南开新建非管理机构不设行政级别，将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前置条件，等等。

“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作为一项民生事业，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龚克说，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这样的民生功能，和培养一位工程师、培养一批学者，是不一样的。

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龚克表示，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靠三项职能来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教育打破贫困代际相传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办好公平优质教育。当前条件下，如何理解教育公平，学校方面又是如何践行这一理念的？

龚克：中国教育经过多年发展，义务教育实现普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我相信，到205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会走向普及。从这一角度看，教育应该是连着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而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公平的服务。但目前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地域和城乡差别。

近年来，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提升欠发达地区孩子上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例如，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学校，在800多个贫困县单独拿出招生计划。南开大学去年就专门在贫困县以下的中学招了307人，占招生总量达8%。去年全国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人数增长21.3%，而南开大学增长了27%左右，相当于是为21.3%的增速做了贡献。

《财经国家周刊》：在贫困地区单独拿出招生计划，是否对其他地区分数更高的学生意味着不公平？

龚克：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作为一项民生事业，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特别是我们这种所谓重点建设的研究性大学，更要意识到不管多么拔尖，现在做的都是一项民生的事业，是一个逐渐大众化、普及发展的公共服务。

我们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理解，在一个省、一个市的范围内，都不能按照一个分数线来招生，有时候放着600多分的学生不招，而去招500多分的。这会不会不公平呢？ 龚克简介

1955年6月生，湖南湘潭人，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开大学校长。

曾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常务副主任，主任，科技处处长，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等职。

现在想明白了，公平不仅是分数面前的平等，还要打破贫困的代际相传。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这样的民生功能，和培养一位工程师、培养一批学者，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们谈到教育公平的时候，必须深刻理解教育作为民生事业对公平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这种公平要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深刻得多。

但另一方面，没有质量的公平是毫无意义的公平。所以现在要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把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好。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公平发展，你还一直主张教育优先发展。为什么要这么提？

龚克：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是由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所决定的。

虽然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直接提出，但从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上看，还是将教育放在优先地位的，这一点从教育费用增速、占财政开支比重可以看出。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教育之所以要优先发展，是因为教育事业实际上是一个育人的事业。它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都跟育人有关系。

特别对于研究性大学来说，育人靠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教学，打基础;然后靠科研，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再后面，教学、科研的延伸是社会服务，包括国际合作，还有文化传承。

所以，教学、科研是学校培养人的两个主要方面。所以教育优先发展的要义还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财经国家周刊》：有观点认为，有部分教师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报课题、搞科研、写论文上，而在教育教学上投入较少，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

龚克：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偏离了人才培养。很多高校搞科研不是为了培养学生，而是出文章、出成果、提高排名，不断获得学术荣誉等。 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

槭裁椿岢鱿制离？思想观念出了问题。大学最初在国外发展起来，功能不断演变，最早期大学的功能就是教学，后来经历改革，将科研放进去，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来培养人才。再到后来，威斯康辛模式兴起，大学增加了服务社会的功能，其实意在将学生培养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好的培养人才。所以大学就有了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均是围绕人才培养来展开的。

但这三大功能翻译到国内，就变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这样一来，科研、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并列了，而且，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

这不符合法定观念。《高教法》第3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也就是说，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靠三项职能来实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论文不应成为唯一标尺

《经国家周刊》：如何扭转观念的偏差？

龚克：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其实是改革最难的部分。现在，一些教师并没有把立德树人、教育育人的职业观念牢固树立起来。我们招聘的时候，提问为什么喜欢当教师，大多回答说喜欢做学术，很少有人说喜欢培养年轻学生。学生则认为，对自己将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名校文凭，而真正在学期间为今后发展德智体美打好基础的主动性不够。

观念难以转变，最主要还是对大学的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评职称、当教授，依然是多数大学老师的职业目标。论文又是横在教师评价体系的一杆硬标尺。

当下的问题是，论文评价被滥用，几乎所有的科技学术活动，比如评选长江学者、竞争科研项目、科技成果转化、学科排名等，最后实质是都要“拼论文”。

近年来，学科评估开始重视到教育了，但是还是比较皮毛，比如看生师比、教授上课比例以及生源等，这些还不能真正体现教学质量、教学投入。

最近，政府强调教育开支的绩效，这个绩效也要看排名。包括新生专业选择、学校选择也这样，大多还是看排名。所以这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从学校角度来讲，如果对论文关注过多，放在培养学生上的注意力就不够了。

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南开大学要有定力，要把人培养好。为了加强教学，南开大学推出了对教学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尝试包括了教师自评、上课的学生以及毕业生和毕业5年校友、教学督导组的评价等。在教学评价体系里获得好评，是教师评职称的前置条件。

南开正在校内开展这一改革。但不能否认，在综合改革中相对削弱论文的分量，提高教学的比重，可能导致学校排名下滑。每一个排名出来，我们都很紧张，一旦名次下滑，校内校外都会来拍砖，压力很大。

从长远看，国家层面应加强高校各类评价体系的改革。不是否定论文的标准，而是让论文的标准不唯一化，不作为通用标准。而且，整个评估要透明，评估的目的、指标、数据来源和评估针对的主要群体要让公众知晓。另外，一定要建立对本科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

“双创”重点在培育创新精神

《财经国家周刊》：自2015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大力支持和鼓励创业创新，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投身创业，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教师创业的情况也不少，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龚克：首先，大学生的创业创新最终目的是什么呢？从宏大的角度看，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创新型国家不光需要重要的科技成果、优秀的论文和精英的科学家，还需要创新的公民和充满活力的体制，这也是双创的着眼点所在。

双创重点是要培育创新精神，这一点和培育尖端科学家并不矛盾。但要防止两大误区。一是放弃学业、忽视学业去搞创业，恐怕得不偿失。学生以学为主，这个不能变。我们从不鼓励休学创业。创新创业是结合在一起的，缺乏创新精神，很难创业。因为创业没有创新的精神，很难去创。而只有创新精神，没有扎实的学业基础，也是做不成事情的。我认为，应该把创业创新当成学生的实践活动，与学业学习有机配合起来。

二是在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中，过度强调融入专业教育。普遍参与创新创业，会提升学生活跃度，这相当于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将创新创业作为一种实践培养的话，不要太强调专业性。更何况，社会上大量的实际问题是跨专业问题。对学生来讲，发挥创新创业，打破学科界限，推动改革通识，又加强专业深度，把握好学业和创业这种关系非常重要。

而在整个引导方面，新注册公司数量、营业额等指标，对大学生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创业过程中，提升了创新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包括其间形成的社会责任感，对国情的真实了解以及合作、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此外，创新创业教育和优秀科学家的培养，也不矛盾。衡量创新创业到底是否成功，是看赚多少钱、融多少资，还是看在创新实践中提升多少素质和能力、增强多少社会责任感，这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

至于科学家办企业，要非常慎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办企业，最后变成很蹩脚的企业家。在创新型国家，优秀的科学家更多是将自己的成果向企业转化，作为回报，可以持有一定股份。对于教师离职创业，应该“允许”，而不应“鼓励”。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呼吁打开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通道。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难在哪？对于提高成果转化率有何建议？

龚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要解决。

但是一定要注意，国内目前并不是好成果过剩，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并不多。而原创性成果供给不足，将是日益凸显的大问题。

原创性成果是多年磨一剑做出来的。比如说，聚氯乙烯（PVC）树脂是广泛应用的塑料品种之一，但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氯化汞催化剂，这不仅使我国汞矿资源迅速枯竭，还会带来极其恶劣的环境污染。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研发出用于PVC合成的新型低汞触媒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几千万的科研经费，产生出好多亿的产业效应。但这如果没有南开大学在化学专业长期的积淀、厚实的基础研究，短时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基础研究做得越深、对科学的认识越透，越容易解决实际操作问题。中国发展到现阶段，要站在创新型国家前列，从供给侧来看，原始创新的科技供给不足，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本届政府行政改革的亮点，也是着力最大的领域。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有何实际进展？

龚克：不客气地讲，这几年政府放权放了很多，删减了很多项目，但是我们的获得感不强。

很多东西，它实际上是从政府转到了事业单位，也就是那些半官方的机构。比如，现在不再评重点学科了，对我们松绑不少。但社会组织依然在评。而最后国家在各类经费发放、绩效评估等方面还是会参考这些评价。

又如，这几年，政府可能下放了一些审批权，但是我们的文件、会议、检查，一点都没减，相反大幅地增加。以2016年为例，前十个月我们收到的各部门下达的文件比2015年全年多了50%，而2015年比2014年多40%。我们现在会议开得比以前多，研究上级文件更多，但真正研究学校自身工作的时间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