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8 08:47:31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硕士 选题 宽泛
正文
自古以来，国人对教育的重视度就很高，自明清时期开始，政府对教育的要求就很高了，挑选官员一定要经过重重的考试，经过院试，乡试，会试成为进士后才能考状元，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是要做文章，写八股文，即今天的学术论文。从建国以后我们国家恢复了考大学的制度，于是我们也开始了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的教育，近几年来，国家为了减少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于是开始了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博士生的扩招。于是乎，社会上的人士渐渐开始怀疑起了扩招后的研究生的教学质量，是不是还如以往一样的进行精英教育。于是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就成了一个很好的评断标准。
本人鉴于对现阶段硕士论文质量的好奇，遂对近五年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因为本人是法学专业的研究生，故本文仅对近五年的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进行一个讨论，浅谈一些毕业论文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一、论文选题题目过于“宽泛”
在近五年的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中，有极大的一部分的选题是极为宽泛的，例如：中南民族大学的《全球化与宪法发展》，首先，全球化这个概念极为的广泛，特别是还涉及到宪法，因为第一，在法系中就分为了以法典为主的大陆法系和以判例法为准的英美法系，这两大法系中所涉及的很多判案方式都是不一样的。第二，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各个国家的法系和宪法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日本与德国的法条就是不一样的，德国法条是将法条写入法典中，但是各个学者对于法条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于是在实例中是以各个版本不同的教科书为主了，而对于中国以及日本则是完全以法典为主的，不会很注意教科书中的要求。所以，对于研究生而言，应该将问题侧重到重点，而不是如此的宽泛，这样对于问题的赘述会很麻烦而很容易忽略掉重点。
二、论文选题过于“创新”“另类”
对于论文的选题虽然有导师的把关，但是很多时候一些学生为了能够标新立异，于是就有了许多很新的题目，对于敢于创新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也很容易写走题，比如一些法条在我们国家可能刚开始萌芽，亦或一些法条在中国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列入考虑范围，这样就很容易写偏题，例如：河北大学的《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因为我们国家对于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仅是在萌芽起步阶段，许多关于公益诉讼方面的制度和研究也是借鉴其他国家的，所以若是研究的不够彻底及其容易写走题。
三、论文的选题过于平淡，不敢涉及极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
在法学研究领域中，有许多的课题是涉及到政治性以及司法性的，但是我们及其容易因为害怕和逃避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而不进行讨论，但求论文能够顺利通过而忽略掉我们应有的术业有专攻的精神。例如：涉及到行政诉讼的案件，公检法侦押分离的问题以及司法与行 政独立的问题等等。因为导师是允许学生自己选题的，所以大家就会都将问题给忽略掉。
四、对于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选题所涉及的问题的分析
对于目前硕士毕业生学位论文选题所涉及到得一些问题，本文作者发表一些小小的看法，首先，因为作为硕士研究生生，在硕士在读期间，均是采取一对多的教学模式，于是很容易出现导师的教学能力不均匀而造成培养出的硕士能力不均的情况，亦或是导师因为忙于手上的课题进度，于是对于自己带的学生有些许的忽视的情况，这些对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都是不可取的，应该取消掉这种一对多的模式二采取多对多的模式，这样导师之间能够有一定的交流，对于每个学生的不同能力与不同长处进行分析以及挖掘，这样对于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和毕业论文选题都会有极大的帮助；其次，出现了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与我们平时的硕士课程教育设置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平时的硕士研究生教育除了对于某些专业课上我们进行了稍微深入的学习以外，一些基础课的教育几乎还是停留在了本科教育的基础上，所以，研究生对于自己本专业的学术研究也仅是在几门课上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并没有形成全方位的深入学习，很容易形成木板模式，造成偏科的行为；第三，对于信息资料的取得和占有的不完善，因为学校资源的有限以及对于搜索资源的运用的不熟悉，极容易造成对于自己所要获取的资料的取得和占有不完善，所以在选题方面过于小家子气或者选得一个非常难以下手归纳总结的题目；第四，平时的研究生生活中对于科研训练的不足。因为目前的研究生教育模式是导师对于学生的一对多模式，所以极容易造成导师的精力不足而无法对于每一个学生做到足够多的科研教学训练，比如，对于法学学生而言，极容易造成要翻阅极多的资料才能写成一篇文章，而导师对于此的跟进也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学位委员办公室.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研究与探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徐金平，韩延伦．当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6.1．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环境法学 培养思路 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131-01
研究生的教育及培养直接关乎较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建设，而其培养思路也会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好坏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将直接决定着研究生个人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程度[1]。环境法学研究生作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一部分，是以培养高层次专业化的法学人才为目标及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而设立的。然而，随着我国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及社会需求的变化，单一学术科研人才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必须转变思路，应该培养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1 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
近几十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也越来越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社会对环境法学应用型特殊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应趋于多元化，这不仅是社会和现代人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环境法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2]。因此，无论从我国研究生教育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出发，还是考虑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已不再是仅仅培养单一学术型人才，而是复合型人才，因此，可从以下三种类型确立培养目标：专门型研究生，培养掌握专门系统知识的高层次人才，以满足社会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需要；过渡型研究生，培养具有较高科研素质和学术水平的，并且在以后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才，主要侧重于学术研究；适用型研究生，培养能适应社会各个专门领域的具有特定要求的高层次人才。
2 热点学术问题引导教学
研究生教育作为本科学习的提升及延续，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研究生阶段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由于研究生负担一定的科研任务，知识积累的不断提高，因此，其创新能力也成为了衡量学术水平及实践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3]。从环境法学学科特点及研究生的自身特质出发，可以采用研讨式教学及参与导师课题等多种方式引导教学。在环境法学硕士的教学上，应主要对环境法学上经典的问题及前言热点学术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关键还要让学生明白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研讨式教学就是教师要重视研究生作为教学主体的参与性，充分调动参与者的潜能，在老师启发下，师生在学科前沿问题上互动交流、相互启发，以实现对某一问题的深刻理解。大多数环境法学专业的研究生在入学时，专业知识比较薄弱，通过参与导师课题研究，专而后博，以研究促学习与科研，通过课题申报与研究，才能知道如何收集材料、提出并解决问题，并写成学术论文，其科研能力也能得到全面锻炼。
3 实践性教学
研究生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其更强调理论知识的坚实及专业知识的多样性，需要科研研究能力与实际工作能力的兼备。而环境法学各种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性、合理性的验证，都必须借助社会实践才能完成，因此，在教学中应该不断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不仅能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也能够不断提高研究生以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的能力。考虑到环境法学学科特点，可以组织学生到相关部门及地区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调研实践，学生也能比较清晰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够唤起学生们热爱环境、追求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情感，使他们深刻理解学科使命，从而充分调动科研学习的积极性[4]。此外，还可以将调研实践中遇见的问题带到课堂中去，进行深入剖析，以理论进一步指导实践，这对提高学生发现与解决问题能力及思辨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4 多元化质量考核机制
目前，在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多元化的趋势下，其质量考核已经不能以坚持学术水平为唯一标准，不过也要严把毕业论文的选题关和答辩关。由于研究生的质量不仅仅体现于最终的结果上，还反映在日常学习及研究的整个过程，因此，还要加强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如建立导师、研究生淘汰制，加强平时学习及研究中的跟踪、督查。并且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解放思想，采用国际化的发展眼光，积极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验以指导和完善既有的管理及考核机制。
5 结语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将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具有较高学术、科研水平的高级人才，并且从课程的设置到质量考核机制上都以学术性为标准。目前，环境法学的发展及进步是需要高素质专业型人才的不断推动[5]。因此，只有将环境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崛起联系起来，并且对环境法学研究生硕士培养过程中所遇见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不断反思改进，才能够培养出较高综合素质及学术水平的环境法学人才。近几年来，从我国环境法学硕士毕业生在工作中的成果及得到的好评来看，国内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思路已初有成效，但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相信，只要所有环境法学教育工作者不断努力，不久我国的环境法学也一定能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一致。
参考文献
[1] 李爱年，谌意桃.环境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0，9（2）：104-107.
[2] 周玉华.环境资源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9，8（4）：45-47.
[3] 刘永鑫.我国环境法人才培养状况及应对措施[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4）：267-269.
[4] 王灿发，于文轩.论我国环境法学的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J].当代法学，2008，22（6）：144-151.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新晨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超级秘书网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定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分为三类课程：第一类为必修课程、第二类为推荐选修课程、第三类为自选课。其中，第一类必修课12门（32学分）；第二类推荐选修课8门（要求选修13学分）；第三类自选课（8学分）。必修课科目和第二类推荐选修课科目，均由该《培养方案》统一规定，第三类自选课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
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没有法律专业教育背景，也没有从事法律职业的实务背景，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特别增加第四类实践必修课程（12学分）：法律文书课（起草合同书、公司章程、诉讼文书、仲裁文书等的训练，由律师、检察官、法官讲授）；模拟法庭训练课（由教师组织，法官、检察官、律师辅助指导）；法律谈判课；法律实践课（在法院、检察院或律师事务所实习2－3周）。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撰写学位论文（10学分）。考虑到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特点，2006年修订后的《培养方案》规定，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不限于学术论文的形式，可以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代替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的字数一般不少于2万字，由三名本专业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其中须有一位校外专家）评阅；学位论文答辨委员会成员中，应有一至两名实务部门或校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课程考试合格且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授予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
法学硕士学位属于学术学位。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招生对象，是具有学士学位的法学本科毕业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应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国家统一划定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由招生单位决定录取。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从事法学研究、教学或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能力的学术型法律人才。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一些发达国家把硕士学位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过渡型学位不同，中国的硕士学位是一个独立的学位。中国的硕士学位教育是独立的培养阶段，学制较长（一般为3年），要求较高的学术水平。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习年限3年。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系统理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和参加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办法。在指导方式上，采取导师个别指导为主，集体指导为辅的方法。
课程设置分为：第一类公共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一外语课。第二类专业基础和专业必修课，一般3－4门。第三类社会实践必修课；第四类选修课。学习方式，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课程学习阶段结束时，进行一次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科研能力。然后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不少于3万字。在硕士学位论文提交答辩前，应由两名副教授以上专家评阅。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单位的专家。答辩不合格的，可在一年内修改，重新答辩一次。硕士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由答辩委员会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建议，经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审查合格的，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
法学博士学位，属于中国现今三级学位的最高学术学位。特别应注意的是，中国的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既不同于将博士生作为导师的科研助手、不重视课程学习、通常无须修课的欧洲模式，也不同于着重课程学习、须修满大量学分的美国模式，而是兼采欧美两种培养模式的长处，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即在实行导师制的同时，也有课程学习的要求，但不要求修大量的学分。
法学博士研究生教育，以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或具有同等学力（如具有高等学校的讲师职称）者为招生对象。培养目标是，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厚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够在科学研究中取得创造性成果的高级法学理论研究人才。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能少于3年。导师个别指导和课程学习相结合，着重培养博士研究生的优良学风、探索精神，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课程设置：（1）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必修课）；（2）外语课，第一外语（必修课），第二外语（选修课）；（3）专业基础课（必修课）；（4）专业课（必修课）；（5）选修课。课程学习，采取自学、听课、讨论等方式。
课程学习经考核合格，在导师指导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1学年。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为10万字。按照《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并在科学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根据《学位条例》第六条规定，博士研究生，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者，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三、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存废之争
中国法学本科教育长期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原来属于教育部的综合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术型法学人才，二是原来属于司法部的政法学院的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从事审判、检察、公安和律师实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进入九十年代，综合大学法律系本科教育与政法学院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已经同一，其结果是，法学本科毕业生既不符合学术型法学人才的要求，也不符合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在九十年代中期，借鉴美国法学院的经验，创立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之后，发生了法学本科教育存废的争论。目前争论虽仅局限于网络等媒体，但问题重大，值得关注。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宭境
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措施，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试验，逐渐成为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二：
其一，由已有培养法学硕士学位授权的高校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造成同一法学院既培养法学硕士研究生，也培养法律硕士研究生，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加强教学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要求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弥补法学院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往往难于切实贯彻落实。许多法学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培养方式、教学方法、课程内容等方面，都与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没有实质差别，最终导致所谓"学术型人才缺理论，应用型人才缺实践"的问题。
其二，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前提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而检察院、法院或者律师事务所等法律职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对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并不优先考虑，造成法律硕士研究生在毕业之后能够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人数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出路，与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初衷相悖，且造成法律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学者建议将司法考试与法律硕士生入学考试合二为一，将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司法研修合二为一，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即有从事审判、检察与律师职业资格。新晨
（三）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困惑
现行法学硕士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参照苏联的副博士学位，主要特点是要求过高，3年时间要完成修课与学位论文写作的任务，并且与博士阶段的学习缺乏衔接。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从事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培养学术型人才。只是十年前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还很少，毕业后一般都有机会进高校做教师。但自高校"扩招"以来，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人数激增，而毕业后能够进入法律教学和研究机构的人数极少。除少数报考法学博士研究生外，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学位毕业生都选择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或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律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公证机构和各级政府部门。
绝大多数法学硕士只能从事实务工作，而培养目标却坚持学术取向，造成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中的许多矛盾、冲突和左右摇摆，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不知所措。并且，大批法学硕士研究生涌入法律实务部门，挤占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就业机会，造成对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冲击。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压缩法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普遍的观点认为，应当缩短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降低其学位论文的学术要求，甚至主张取消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将法学硕士学位教育作为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过渡阶段。
（四）法学博士学位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一、确立与制度目标协调统一的法律硕士管理和培养模式
法律硕士（J.M）学位设立的目的在于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的法律专业人才，这不仅是法律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也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首先，它借鉴了美国的J.D法律教育模式，以弥补中国法学教育过分偏重学术教育、本科教育之缺陷。我国法学教育长期以来都以“本”为本，基本上是从本科教育开始的，主要是一种学术教育而不是实务教育。而美国的法学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以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实务型人才为主。考虑到法学是一门涉及到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经验性的学科，一个人只有在具备了较为全面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因此美国的法学院一般会要求申请进入本院学习的学生必须要有一个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的学位。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弥补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带来的理论思维的浅显和社会实践知识的不足等等弊端。[①]
其次，从招考实践来看，法律硕士专业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都名列各高校报考研究生热门专业之前茅，最多的报考人数，最低的录取比例，法律硕士一时间成为考研招研的社会新宠，有些教学单位甚至提出要将法律硕士打造成为与MBA一样的金牌学位的口号，这一切无疑都证明法律硕士的设立合乎社会发展要求，其培养目标定位极端必要、高度可行。
基于此种目标，法律硕士教育和教学的全部工作都应该围绕着培养宽口径、重应用、高层次、复合型的优秀人才来进行。但是，这种法律硕士教育的应然性要求与我国现行法硕教育的现实情况和培养模式之间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此结合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2003年底进行的一次关于法律硕士教育现状的问卷调查，[②]对目前法律硕士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叙述。
（1）目前我们在法学学位上实行的是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齐存的双轨制，对此有部分大学的法学院也正在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但究竟法律硕士如何进行培养，还没有多少经验和制度设计，许多法律硕士教育单位中仍然沿袭和简单复制原有法学硕士、博士教育那一套，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上缺乏创新，学习效果差，从而使得法硕教育和培养没有特色、缺乏应用性，缺乏特色和深度，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教授的话说，就是：“对于法律硕士，不知是当作法学硕士来培养还是当作法学学士来培养。我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同样存在这样的困惑。给本科生上课，我知道应当讲些什么；给法学硕士上课，我也知道应当讲些什么，就是给法律硕士上课，我不知道应当讲些什么。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一套形式与内客俱佳的法律硕士教科书。即使是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上，也存在争议。”[③]
（2）目前各高等院校法学院相对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力量，其法律教育资源的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本来就十分有限，而面对研究生连年扩招的时代背景更是“捉襟见肘”，不仅使之在法硕招生收费和学生住宿安排等问题上屡遭质疑，[④]而且也大大降低了法硕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这已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法律硕士制度的整体形象和社会评价。目前在校的法律硕士在被问及对法硕教育的总体感受和评价的问题时，只有2.25%的被调查对象感觉很满意，感觉良好的占17%，而感觉一般和不好的却分别占到41.1%和39.7%.而对于认为社会可能对法律硕士作出何种评价的问题，有67.3%的被调查者选择一般，25%的认为较差，而只有7%多一点的认为很好或好。
（3）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硕士教育体制与法律职业需求以及司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之间相互脱节，相对脱离法律实务，与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和联系较少，致使法律硕士的就业优势无法体现，成为法律人就业市场中的“鸡肋”。尽管有很多人呼吁尽快确立J.M教育在我国法律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也已经有不少高校的法学院也为此进行了多项制度改革，将面向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
公安人员的社会就业问题，看成法律硕士教育的“指挥棒”和“晴雨表”。然而，由于其培养法律硕士的动机和方式均非为着满足实践部门的需要，而是偏重于理论性法学教育，培养研究性人才，加之学制较短，法学知识的传授尚不全面，故此在法律硕士的就业问题上，同法学学士、硕士以及法学博士相比较，总处于劣势，形势不容乐观。在调查问卷中，当在读的律硕士被要求就自己的就业前景对作一个预期时，问卷一中58.3%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乐观；而对报考法律硕士者的调查问卷即问卷二中则有76.3%的认为就业情况会一般。
（4）除了在培养应用性和高法律素质的法硕人才方面尚有欠缺之外，宽口径和复合型这两项要求也还需进一步落实。尽管法律硕士学生分阶段涉猎了两种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而普遍（58.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理应属于复合型人才，但也有40.2%的人认为自己的法律理论基础薄弱，同法学硕士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另外，对于如何将法硕阶段的法律知识学习与原背景专业相结合的问题，回答说不知道如何结合的竟然占到53.8%.
显而易见，法律硕士研究生报考的高热度与社会对法律硕士的满意度并不成正比，二者之间也绝非简单的数学公式。当前我们的核心任务是：按照法硕培养目标来建（重）构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法律教育培养模式，改变法硕培养中的“本科化”局面，变单纯“以本为本”的法律教育为学术教育（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和实务教育（法律硕士）并举，并形成按照两种人才培养目标和理念执行的两套可操作的培养方案，最终实现培养目标和培养实践的平衡。
二、建设结构合理的法律硕士课程体系
在攻读法律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课程体系的科学设置问题。课程体系设置的基本宗旨，就是安排结构合理、循序渐进、互为支撑的多门相关课程，实现法硕教育和教学的目标。课程设置的关键就是把握好基本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之间的平衡，把培养学生的法律理念和习得法律实务技术结合起来。
在过去的几年里，针对法律硕士课程设置这样一个学生反映比较多的问题，[⑤]人大法学院针对实践要求，对课程教学进行了大胆改革，改进课程设置，调整教学计划，使学习更具系统性。按照法硕学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期间，需获得学位课程总学分保持在45学分以上（其中必修课不少于30学分，选修课不少于20学分）的基本要求，在开设通行的法学必修课之外，注意做到：（1）系统开设多项程序法使之同实体基本法相配套，如民诉、刑诉、仲裁法、行政诉讼法等）；（2）对于各个实务性部门法，均安排相关案例法选修课（如民法案例分析、刑法案例分析、民诉案例分析、刑诉案例分析、经济法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法案例分析、知识产权法案例分析等）；（3）案例课采取法学院教师与外聘实务人才相结合授课的办法，发挥两个积极性；（4）专门就法学新兴应用学科和社会热点领域开设选修课程（如法律经济学专题研究、信托法、房地产法、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物证技术学等）。这样一来，尽管法硕招生数量和规模仍相对较大，但是通过面向法学实务，每学期滚动开设近30多门的任意选修课程，既有利于学生各取所需，方便选课，又确实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提高了他们从事法律实务的能力。
当然，围绕着课程体系的设置，教学组织的其他环节也要与之紧密配合，一体改革。其中包括：（1）选任合格的、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主讲教师，合理安排指导老师，改变法律硕士学生没有导师的现状，在选择指导老师和专业方向方面，应该尊重学生的自主性，而不是靠抽签或指定的形式，应该充分发挥指导老师制度的积极作用，如建立导师与学生的固定联系制度，还可以尝试让学生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和处理案件的活动等等；（2）加强教材建设，组织优秀、精干的法硕教育专家（包括一定数量的资深律师、法官以及立法、执法人员参加）编写一套适合法硕培养需要的专用教材，并同司法考试与培训书籍相互配套；（3）鼓励法律硕士同学学以致用，与法律实务部门相互配合，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和普法活动，还有就是由法学院统一组织以法律硕士同学为骨干的模拟法庭活动；等等。
针对学位论文问题，我认为按照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在修满必要课程学分外，获得学位的最终环节不应以撰写毕业论文为唯一条件，也可以是某种调查报告（如案件调查、立法调查等）、毕业设计（如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等）甚至于某种特殊贡献（法医学鉴定成果、证据认证方案等）。而论文也不应强求多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而更应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选题一般要具体、应用性强，具有可操作性。
三、推进密切联系实际的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改革
关于法律硕士教学方法的问题，在调查问卷一中，被调查者普遍认为法律硕士的教育方法有待改进，这个比例占到了69.2%，此外还有27.8%的人认为目前（2003年前）的培训方案很糟。至于具体的改革方案设计问题，有73.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与法学硕士有所区别。
如前所述，我们对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定位
是非研究性专业，换句话说，它要培养的是法律实务人才，而不是理论家（当然也有不少法律硕士选择考博或立志做研究，但由于其比例极少，暂不讨论）。所以，在法律硕士的教育中应该突出其实践性和针对性。在这方面，法律硕士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问卷一中，在问及法律硕士相关教学方法的缺陷时，有61.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用性不够，56%的认为针对性差，而在问及所钟爱或认为适合的教学方法（多选）时，案例教学法排到了第一位，占78.6%，61.3%的人选择小规模教学，59.5%的人选择互动式分组讨论，54.2%的人选择情景模拟教学。同样，在被调查者的建议中，多数也反映教学没有针对性，教师没有考虑到法律硕士的特点，即各有特色的专业背景，而是“一视同仁”。
对此，我们要认真改进教学方法，使其更适合法律硕士的特点。这样的改进方案，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1）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2）改变现有大班（通常是200人左右的大教室）授课制度，采取小规模教学模式；（3）法硕分班分组，在课前、课中、课后均进行互动式分组讨论；（4）针对具体法律问题，在老师的引导下，采取诊所式法律教育方式，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等等。
法硕学生在学习法律知识时普遍感觉到，法律的概念、规则、制度、法律条文都非常抽象，其之所以抽象，因为这是法学家们通过长期对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进行抽象逻辑思考后归纳整理出来的。对于这些抽象的法学（不仅是法理学，还包括民法、刑法等各个部门法）理论，单纯的死记硬背是无济于事的，很可能一个法律制度，学完以后，能说出其中所涉及概念的定义、法律特征、构成要件，可一遇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却依旧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案例分析”方法就是将学生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法学理论真正与法律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的桥梁，它非常有利于培养法硕学生作为一个法律人应具备的能力。
以民法的案例分析教学为例，首先，对于初学民法的学生来说，应该选定一到两本非常简明、清晰的民法学教科书，认真读上几遍，对书上讲到的民法的基本概念、规则、制度都非常清晰的通盘了解。这是下一步进行案例分析加深对民法理论掌握成都的根本前提。然后，学生们可以在得到老师的指导帮助或聘请高年级同学加入的前提下，组成案例分析小组，三五人或七八人都可以，从一本好案例分析的书籍（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从我国各级法院已经公布的案件）中选择一个案子，发给参与讨论的同学。获得案例后，由小组选出一位负责的学生将案例材料复印分发给大家，同时规定一个时间，让大家各自研究，写出案例分析报告。等待开会讨论的前四五天由这个负责的同学收上来，交给老师或高年级的同学（或邀请到的法学硕士），由他们选择一到两个主题发言人。在开会时主题发言人先就各自对案例的研究做出主题报告，其他人既可以提问，也可以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通过不同思想、观点的冲撞砥砾，好的思想观点自然脱颖而出。会后参与讨论的全体学生中分析的不正确的同学应该应反思自己为什么分析的不对，找出原因，发现问题，然后查找资料，进行核对，进而重新学习没有理解透彻的民法理论，此时他自然会别有一番滋味的。如此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穿梭于法律与事实之间，循环往复，持之以恒，就会有非常大的长进。
四、完善面向就业和社会需要的法律硕士管理和评估体系
（一）从法律硕士的管理体制上讲，招生规模问题、学制问题以及收费问题至为关键。
首先，关于招生规模的问题。对此目前学生们的反映比较大。在问卷一中，有51.7%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适当缩小规模，44.2%认为应该大规模削减，只有0.6%的人认为仍有扩大招生的余地。实践中，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学校盲目扩大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把法律硕士视为“创收”的重要途径，法硕人数的激增必然导致听课效果的降低。尽管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最近作出了继续扩大硕士招收的决策，但如前所述，考虑到目前各高校现有教室、教师等教学资源相对有限，捉襟见肘。因此，一味地扩大招生规模，只会进一步降低法硕培养水平，导致低水平的教育和低水平的就业二者间的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的招生规模条件下，不再认为扩大，而是进一步改革挖潜，优化资源，合理安排教室，最大程度解决法硕教学“座位紧，上课难”的具体问题。
其次，就法律硕士的学制问题，有63.5%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用三年的时间读完该专业，只有13.8%对目前的两年制感到满意。在问卷一中，被调查者普遍反映，两年的时间对于法律硕士是远远不够的。对此许多任课教师也是这样反映。法律硕士入校后，除去写论文，找工作，真正学习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甚至不到一年，而即就是在这短短一年里，也无法进行深入广泛的学习和研究。对此，我认为，应该改革法律硕士目前实行的两年学制为的弹性学制，一般毕业为2～3年，个别人提出延期答辩的还可以再行延长。在实际操作中，应该针对法律硕士不同的背景，实行不同的或相对灵活的学制，平均下来，一名法硕学生在校修完50学分，应该花3年时间，其中优秀者，则可以提前申请答辩拿到学位。
最后，关于法硕收费的问题。有超过89%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收费偏高，10.1%的人认为适中，0.6%的人则认为收费偏低。尽管各高校的教学水平、所处地域、市场平价等具体情况都有不同，从而导致法律硕士收费不一。但也应该按照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认真讨论，关键是要做到培养费的收费透明化，然后依靠人才使用市场的供求来决定最终的收费。
（二）法律硕士的质量评估体系
法律硕士的就业，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他们的现实利益及其未来预期。一般说来，法律硕士毕业后绝大多数的都会自觉地选择法律实践性行业或职业。对于“你未来会选择什么职业”这样一个问题（允许选择1－2种预期职业），在读法律硕士选择当律师/顾问的占59.6%，选择司法工作人员和国家公务员的则各占43.5%，但选择教师科研人员的比例也比较高，约占24%；与此略有区别，正准备报考法硕的备考者选择将来担任司法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的分别占到19.5%、11.5%、28.3%、32.7%，其中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比例最高，在总数之中只有1.8%的选择教师及科研人员。
总的来说，法律硕士质量评估的核心乃是平均就业率和社会满意度，这里，真正影响平均就业率的实际上是法律硕士的能力培养和
综合素质。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法律硕士应当注重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这其中：实践能力、法律思维能力、法学理论功底、表达能力所占比例分别为：92.3%，88.1%，48.2%，48.3%.这些要素在法硕教学质量评估方面的内容则还包括课程质量评估、教学组织评估、教学管理评估、教学手段评估、基础设施评估等等。
五、结 语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国当下的法律硕士教育是利弊兼有，得失并陈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法律硕士培养制度，确立培养法律硕士的新理念，寻求培养目标与培养实践之间的合理平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法律硕士教育政策的制定者的政策研判同法律硕士自身的主体意向是趋于一致的，都是力图早就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高水平实务人才，因此，未来法律硕士改革的重心应该放到如何塑造法律硕士的核心竞争力——法律综合知识与实践能力——方面来。为此，本文提出确立与制度目标协调统一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实现法律硕士教育招收管理制度的创新；建设结构合理的法律硕士课程体系；实施灵活多样的法律硕士教学组织和教学；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规范法律硕士毕业论文写作与答辩；完善面向就业和社会需要的法律硕士人才质量评估体系等相关改进意见，以期推进中国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深信，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伴随着法律制度要因应的社会关系的日趋细化和专业化，法律硕士作为法律实践活动中最有活力的人才群体，将会日益发挥他们的作用和聪明才智。
注释：
[①]详细论述可参阅贺卫方教授：《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转向》，转引自《法苑·法律硕士（创刊）号》。
[②]该项问卷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分为两类：问卷一针对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目前在读的法律硕士，共发放问卷200份，2003级学生和2002级学生各100份。2003级收回有效问卷84份，其中男生占38.1%，女生占61.9%；文科占65.5%，理科占34.5%；应届占32.1%，非应届占67.9%.2002级收回有效问卷84份，其中男生占40.5%，女生占59.5%；文科占66.7%，理科占33.3%；应届占78.5%，非应届占21.4%.问卷二则是针对正准备报考法律硕士的应考者，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3份，其中男生占36.6%，女生占63.4%；文科占57%，理科占43%；应届占38.7%，非应届占61.3%.（此次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苑》杂志社组织进行的，参加此项调查的包括曹芳、侯巍林、徐婧、余俊、孙莉斯、梁宁、管友发、刘福生、魏巍、石仁勇、吕红、韩燕等许多同学，其数据是客观真实的，其中暴露出的问题也绝非人大独有，其他高校还可能更为突出，可以用来反映法律硕士教育的现状。）
[③]参见陈兴良：《法学的诱惑：北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论文写作优秀范例·序》，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④]关于招生规模的问题，法硕学生的反映比较大。在问卷一中，51.7%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当适当缩小规模，44.2%认为应该大规模削减，只有0.6%的人认为仍有扩大招生的余地。关于收费的问题，有超过89%的被调查者认为收费偏高，10.1%的人认为适中，同样只有0.6%的人认为收费偏低。
[⑤]课程设置的问题是法律硕士学生反映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在问卷一中，只有0.6%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课程设置很合理，10.7%感觉良好，而认为一般的占47.1%，有42.3%的人认为不合理。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法律硕士 实践能力 法律职业
一、我国法律硕士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 法律硕士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联系。
1995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当中曾经明确指出，“为使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教育与法律职业岗位任职资格适当衔接起来，建议中央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在规定法律职业岗位的任职资格时，对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在取得相应职务方面有一定考虑。”在2002年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之后，法律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职业的首要前提是通过司法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上述报告中建议赋予法律硕士学位获得者在法律职业任职资格方面的优待已不复存在，但国家公务员考试与法律硕士学位之间显然缺乏直接的联系。法律硕士生在毕业之后能够顺利地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的数量极少，大部分法律硕士毕业生不得不在法律职业之外另谋生路。[1]
（二） 法律硕士教学仍然以课堂授课为主，脱离法律实践。
尽管《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培养单位应当加强教学与科研、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与交流，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弥补法律硕士教育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从法律硕士教学实践来看，许多高校并未很好的贯彻落实上述方案。在法律硕士的课程设置双法律理论课程为主和以法律实践课程为辅，普遍采取课堂讲授的情况下，很难指望教师们能够使学生具有较强的法律实践操作能力。
（三） 培养方案设置不科学，课程设置不合理和培养措施的滞后性。
我国传统法科教育基本上采用大陆法系教育模式，只注重对成文法系统理论的学习，在课程设置方面主要表现为：法学理论课程与实务课程比例严重失调，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法律文书写作、法律研究方法等职业能力的训练。大部分法学院没有突出专业能力训练，对社会调查、法庭实地观摩和模拟法庭教学等活动也不够重视。[2]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规定，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职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立法、司法、律师、公证、审判、检察、监察及经济管理、金融、行政执法与监督等部门、行业的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与管理人才。所以，法律硕士专业课程应当与本科专业相结合。但对于绝大多数高校而言，并未重视学生本科专业，对于学生本人，亦基本上放弃了以前本科自己所学的专业，更不要说把之与法学课程结合起来。相比于法学硕士而言，既失去宽口径、复合型、外向性的知识优势，又没有法学专业上的优势。
二、法律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重要性
实践能力并不等于法律实务能力，实践能力它更为广泛，广义上的实践能力包括两方面。一是非法律的实践能力，如学习能力、面试能力、交际能力、兴趣特长等；二是法律实务能力，即在法律实务部门工作时应该具备的技巧。如法律文书写作能力、辩论技巧能力等。法律硕士除了非法律实践能力需要锻炼外，更需要培养专业性的法律实务能力。
（一） 法律硕士专业背景及实务要求决定了研究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性
我国的法律硕士旨在培养高层次的实践型与复合型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因此相对于法学硕士而言，法律硕士教育更应该注重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作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生，其本科阶段极少甚至没有接触过法律，更不要说公、法、检等实际的法律部门的实务工作机会。法律实务能力的锻炼，基本上成为空白状态。
（二） 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两年制决定实践能力在培养时间上的迫切性
法律硕士培养模式改为2年制后，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培养模式依然坚持3年制，其亦是因为非法学专业学生在2年的学习中，很难对法律实务工作有系统的掌握，难以达到高层次法律实践型专门人才培养目标。就是3年的学习生涯亦显不足，更何论2年？对于采取2年培养模式的高校而言，一般都必须在1年内修满所有课程，再留1年准备毕业论文，期间还有各种考试。这种形势下，法律硕士生更需要把握每次弥足珍贵的实践锻炼机会。
（三）社会就业竞争压力决定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就业竞争压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普遍大学生必须面对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所有工作单位都注重那种学习能力强，而各方面都突出的学生。很多单位优先考虑学生会干部，就是因为学生会干部相对比其他学生有更多的实践锻炼的机会。在择业上，那些实践能力强的学生，如口才好、懂面试等，他们都能更快的适应社会竞争的压力，也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二是作为法律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压力。法律是神圣的，它要求每个学法律的人都能很好地驾驭它。法律又是公正公平的，每个法律工作者只有真正掌握了较为专业的法律知识，才能实现它的公正公平，法律知识的掌握并不是单纯的背诵几条法条法规那么简单，它必须通过实际案例、实务工作的锻炼，才能真正融会贯通。所以它比其他专业更加需要重视实践能力，即法律实务能力。所以，很多已走上工作岗位的法律工作者，都建议学法律的学生，在毕业后，要做好吃苦的准备，长时间地加强自己的专业知识，重视法律实务能力的培养，才会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三、如何培养法律硕士实践能力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培养单位应当加强教学与科研、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与交流，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参与研究生的教学及培养工作，以便弥补学院派法学教育在法律实践方面的缺陷，但从法律硕士教学实践来看，许多高校并未很好的贯彻落实上述方案。尤其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专家型的法律职业者本来就比较少，学校所能利用的资源无法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的需要。要提高法律硕士生实践能力，应该从法律硕士教育制度改革及增强学生自主实践能力两方面着手。
（一）学校应加强实践课程的设置，聘用实务部门的资深法律专家授课，注重法律实务部门的实习。
法学教学以实用为目标，实践中应加大实践课程的开设。美国的“法律诊所”教育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学生通过学校设立法律诊所课程以法律助手或志愿者的身份处理一些法律务。法学院应改变单调的课堂理论教学模式，加大案例教学比例，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可聘请校外实务专家担任教师或经常为学生开办一些实务型讲座，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充分利用课校外教学环境，开展模拟法庭、现场旁听审判、专业实习和法律咨询等，让学生亲历法律实践第一线，提高他们的应变能力。
学院应重视组织学生加法律实习，为学生提供法律实践的机会，并对学生实习进行严格考核。大多数学生由于没有机会和公、法、检等法律实务部门打交道，要想自己找到实习单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我国，相关司法行政部门或法学院校可以设立一些律援助机构，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可以在该类机构中参与真正的法律案件。
（二）学生自主加强实践能力的锻炼
1.职业生涯规划与课程选择结合
北京大学法学专业学生非常注重职业生涯的规划，往往在入学的第一年就有了对自己人生的明确规划，所以他们在今后课程的选择上针对性非常强。而这种对人生明确的规划并非来源于学院规章或老师教导，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但对于大多数院校学生来说，往往忽视这一点的重要性。特别是偏远地区院校，其教学资源不足，择业机会少的形势之下，学生尽管选择了法律专业，但还是对未来职业选择带有迷茫性。一旦自己职业生涯缺乏定位，对于课程的选择就会带有盲目性，实践能力的锻炼更容易成为空谈。
2.本科课程与法律课程相结合
我国法律硕士相对于法学硕士而言，其优势就在于掌握了法律以外的专业学科知识，更能适用市场经济时期对这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但在实践中，大多数非法学专业学生一旦考上法律硕士，基本上放弃本科阶段所学的专业，即使学校鼓励学生可夸专业选修课程，依然是把精力放在司法考试、公务员考试、甚至英语上。鲜有人会拿起以前的专业书籍，更不要说把本科专业课程与法律结合起来学习。但在法律实务中，很多职位的确需要这种带有专业背景的法律硕士生。如此一来，法律硕士生往往失去了专业背景的优势。所以，学生在选修课程中，应当选择一些本科专业与法律联系紧密的课程，通过进一步学习，培养这种如何把本科课程知识运用带法律实务中的学习能力。
3.社会实践活动与法律实践活动相结合
研究生会是学生自己的组织，是较为优秀研究生代表组成的团队，起着带头、组织、引导等作用，其活动范围广泛，既有专业性知识的活动，如学术研讨会，也包括如校运动会之类校园文化等实践活动。根本的目的是使学生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为今后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对于很多高校而言，研究生会工作往往把精力集中于校园文化的活动之上，形成一个只在校园内活动的圈子，忽视了专业性的活动和对外交流的实践活动，致使学生眼界不开阔、自信心不够，一旦踏入社会，就自我认为失去与外界竞争的优势。法学院学生在联系实习时，由于缺乏对外的交流，很难得到实习单位认可，一旦学校没有统一安排，容易失去实习的机会。或者有学生以自身条件而得以进入法律实务部门实习，也难以把这种资源带回学校。研究生会应该转变这种传统的工作模式，把重点转移到对外交流之上，注重法律实践活动，如模拟法庭的自我组织，校级、市级甚至全国性的辩论赛等活动。通过各种交流加强与公、法、检等法律实务部门的长期联系与合作，系统地掌握这种资源，使自身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与实务部门认可的同时，也能使每一届的学生受益。
注释：
[1]周海岭．关于法律硕士专业教育的若干思考[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7篇
米粉店的海报上写着“硕士粉，良心粉”的宣传语，因为四个人的合伙团队里有三个都是硕士，故称为“硕士粉”。很多人慕名前来，也有不少人质疑，这些硕士选择在租金这么高的地方开米粉店，他们能收回成本吗？他们是为了炒作出名，还是真心创业呢？
谋生的路有一万条，
甚至更多
2014年，24岁的北大法学硕士张天一即将毕业，在同学们纷纷求职或参加各种考试的时候，他却选择开一家米粉店。对此，亲友非常不理解，说他不务正业，也有人说，他这个90后太自我了。在大家的眼里，北大硕士毕业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进机关，或者出国，再或者去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也不错。
实际上，张天一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已经有过深深的思考。
在张天一看来，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读硕士，评判其个人价值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考试与得分。而现在，即将进入社会了，他发现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曾经不止一个同学告诉张天一：“我要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在北京有车有房。”张天一便问：“要有车有房而不是当国家主席，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机会成本，在北京实现这个在三线城市都很容易实现的目标？”同学则说：“北京是首都啊，机会更多。”可在张天一看来，北京的机会是有门槛的，比如在没有户口之前，北京的一切福利都和你无关。
深入思考过后，张天一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个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该去干什么好。
持续了大半年，在经历了两件事后，张天一终于想通了。
第一件事是他去驾校学车。和驾校的教练聊天，教练问：“你们大学生都好找工作吧？”张天一回答：“嗨，不好找啊，形势不好啊。”教练又问：“你们一毕业出来工资水平大约是多少？”张天一回答：“差不多七八千。” 教练笑了：“嘿！那工作还不好找啊。我小学毕业，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这也是我图舒服，当了驾校教练，以前我开出租车挣的更多。就是我啥也不会，去工地搬砖，还一天300块管吃饭呢。怎么工作就不好找呢？”
这件事情让张天一豁然开朗了，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谋生手段有一万条甚至更多，而决不仅限于那么两三条。
给张天一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导师吴志攀先生的教导。2014年3月，在张天一的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里，他写下这样一段话：“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是人生大赢家。”
导师看到以后，就批评他：“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你的表述有问题。”这时他才想起导师经常教导的一句话：“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
通过这件事情，张天一得出结论：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区别；任何事情，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解决了做什么的顾虑，最后一关是如何放弃自己的所学。学了6年的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貌似有些浪费。但很快张天一就想通了，6年法律学习学到的并不是具体的知识点，而是法律、法学的思维和做事方式。就像互联网思维，你可以拿它去做金融、房地产、餐饮。同样的，自己也可以拿法律思维，去做餐饮。
“十业哥”不惧尝试，
只为定方向
做有区分度的事情是张天一一贯的人生理念，他的“与众不同”早在高中就已经显露锋芒。奥数竞赛时，他从压轴题开始由后往前做，而结果是压轴题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但总分却很惨淡。甚至在高考中，他也要和别人不一样――高考作文写了一篇文言文。这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天一高考的语文成绩低了几十分，成绩刚出来那会儿，他悔不堪言。现在再谈起这件事，他倒是很释然：“高考低了几十分并没有影响我现在的生活，而且这也算是对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独特’的一种坚持吧。”
进入大学，张天一先后尝试过不下10种职业，不为别的，只为在更多的尝试中寻找方向。
刚进大学时，张天一老琢磨着思想独立啊、精神自由啊这些事情。结果发现自己很郁闷，思想上不敢和老师顶牛，怕被老师记恨在学校不好混，学校混不好工作自然找不好；精神上不敢和父母叫板，父母掌握着自己的经济命脉，很多选择还得父母说什么是什么。这一切的现实最后都指向一个问题：经济不独立，思想就不会独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二上学期，张天一决定自主创业。
在经历过开乐器店，做电子商务等一系列挫折后，张天一决定踏踏实实从头来，开了“天一碗”连锁餐馆。最早的“天一碗”是租在民房里面的地下作坊式的操作，就负责给高校、商务区送外卖。初始本金3万元左右，是张天一之前打杂工赚的钱。
开了餐馆，张天一方知创业真的不易，它比的不是谁更热血沸腾，而是比谁在冷血状态下活得更久。
刚开始买操作台时，本来以为几个小时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到了市场后却发现操作台有不锈钢的有铝皮包木头的，有中空的有中实的，有双层架的有单层架的……最终他绕遍了北京东南西北四个郊区的市场，花了两周时间才买到了合意的操作台。
餐馆刚开始运营时，张天一理想化地把目标定为：让餐馆流程化、标准化、制度化，做第一家标准化的中餐，争取做世界500强。着手去做之后才发现，之前的自己有多天真。他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但服务员们根本就不把那些制度放在眼里。慢慢地他悟到，大的企业管理靠制度，小的企业千万别摆谱，管理靠人情。他慢慢和这些员工打成一片，一起喝酒打牌，慢慢混熟获得他们的尊重，也就能够慢慢地践行自己的理念。
到本科结束时，“天一碗”已经拥有了两家店铺，但是张天一决定结束这桩生意。有朋友不理解，问为什么不做大。他觉得再把“天一碗”做下去，无非是开第三家第四家的问题，但这样一来自己就得全身心把它当作事业做，可他不想这么早把自己定型了。
在这之后，他又尝试了不下10个职业，被同学戏称为“十业哥”。他在国家机关做法律顾问，在魏公村摆过地摊，作为保险推销员厚着脸皮去向每个路人推销，甚至跑去终南山体验了一个月隐居者的生活……在大四结束的时候，他选择了读研这一条出路，于是他以总成绩第一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
在读研期间，他被北京市教委选为“中国梦”宣讲团讲师，发起了“把90梦分享给9090个90后”的计划。自2012年以来，张天一已经在全国各个高校进行了40余场巡回分享会，希望以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和90后同龄朋友一起探讨90后自己的生活、学习方式，追寻90后自己的目标与梦想。在临近硕士毕业之际，他不去招聘会，不去准备各种考试，而专心准备出一本书《90’s》。
5年变换10种身份，这些经历更印证了张天一一直以来的人生态度：“我做事情的思路一向很明确，一旦知道了一个事情的大致流程和全貌，我就不会再继续做了，重复操作不是现在的年纪应该做的事。” 他认为，自己正是空有勇气但缺乏经验的年纪，那就要扬长避短，凭着年轻的热血多去尝试不同的人生，拓展广度，弄清自己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才不致在选择深度时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硕士粉，良心粉”只是开端，
未来可期
年轻时尝试是为了找方向，但是找到了方向之后就应该一以贯之，深度才真正决定了人可以成功地登上多高的山峰。硕士即将毕业，张天一意识到，终于到了人生的分水岭，不能再想什么就去做什么地瞎玩了，要为人生定方向。
时下，用互联网思维操作的餐饮业――雕爷牛腩和黄太吉大热，但在实地吃过雕爷100元一碗的牛腩饭和黄太吉十几块钱的煎饼子后，张天一发现他们运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只是通过营销提高了顾客的期待，却并没有改善顾客的体验，同时顾客还要为营销成本买单。而实际上，餐饮业更讲究的还是味道与顾客体验。
张天一觉得需要在餐饮业和互联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找一种容易标准化操作、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味、蕴含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内涵的食物。
最后，他想到了家乡常德的牛肉米粉。米粉是南方人的一种主食，常德的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这样的米粉店：十几张桌椅，五六个小炖锅，锅中，汤水翻滚，牛肉飘香。煮粉的水、牛头汤头，始终保持着小小的沸腾，香料的多层次味道、牛油的醇味、汤头的鲜味、辣椒的香味、牛肉的肉味，俱在慢火熬制中盘旋蒸腾。若有客人进店，一碗千呼万唤的米粉在滚水中沸腾，浇上汤头，撒上几撮香葱，滴上数滴香油，抹上胡椒粉，红、白、绿三色交融，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更重要的是，常德米粉的准备工作主要在前期，牛肉、牛骨汤需提前约10小时熬制好。而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从煮粉到出餐，全过程不超过30秒。长时间的熬制，复杂的配料，是中餐的灵魂与哲学，但极快的出餐速度，又使得这种食物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标准化操作的可能性。如果说有人可以把煎饼子、肉夹馍经营成中国的汉堡、热狗，张天一想米粉这种有着巨大的地域代表性的食物最终被经营成中国的意大利面，也是可以期待的。
张天一决定，就做常德米粉。
做好了决定，他立即开始准备。2014年2月，张天一回到常德，走街串巷地吃遍了常德的每一家米粉店。最后，他选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经历了拜师、学艺一系列的过程，又进行了标准化提炼，用小秤一小勺一小勺地称量每一种中草药、配料的分量，又通过常德餐饮协会邀请到当地最有名的几家米粉店的主厨品尝，最后才制作出这几张配方。
2月中旬回到北京，开始找门面，走遍了北京城，最终选址在了金台夕照的环球金融中心。办好了相关手续，米粉店4月4日正式营业。
从筹备到开业仅用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这个速度堪称神速。因为为了开店，张天一已经搭上了所有的积蓄，不尽快营业，吃饭的钱都成问题。在筹备开业的时候，为了挣生活费，张天一还干着三份兼职，这样忙碌的一个最直接收获是体重轻了将近15斤。
张天一把“伏牛堂”既看作事业的起点，又当成一个试验平台。店里没有服务员，而是设了三个垃圾桶，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按照残汤、塑料碗、筷子、纸屑的顺序分类好。作为一起履行环保责任的奖励，店里则回馈顾客一份水果。这个试验看似简单，意义却十分重大，张天一希望探索一种店铺和顾客双赢的模式来做这件事情：一方面通过垃圾分类保护了环境，一方面顾客享受了餐后水果，而店铺则节约了人工。
没有专门的师傅，没有专业的服务员，几个学文的大男孩，丢下论文，戴上围裙，熬汤下粉。“硕士粉、良心粉”的宣传语仅用了10天便登上了微博的热门话题，店里的生意火爆异常，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出400多碗。不仅如此，天使投资找过来了，要加盟的人也找过来了。
面对如此盛况，张天一做出了一个决定――即日起，店内的牛肉粉开始限量销售，每天只卖120碗。因为店内人数有限，迅速膨胀的客源难免导致牛肉粉的质量有所下降。创业初期，不能牺牲了质量求客源，东西好，自然有人来。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8篇
2014年初，湖南常德小伙张天一即将北大法学院硕士毕业，面临着就业的抉择。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开一家米粉店。
张天一的母亲胡波是律师，之所以让儿子选择法学院，也是希望张天一毕业后到律师事务所或去机关。而对于张天一来说，从小学到大学，评判他个人价值的标准只有考试与得分，他思考的问题大多关注标准答案是什么，很少考虑上学为了什么。
即将进入社会，张天一发现自己的身份就要变了，过去事事都有标准答案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如果留在北京，要通过奋斗有车有房，付出的机会成本要远远大于任何一个三线城市。连续着问了无数个为什么后，张天一开始畏惧每天挤两三小时上下班的律师生活，也畏惧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最后简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好。如果问母亲，除了当律师、坐机关，就只有出国第三个选择了。
张天一到驾校学开车。仅小学毕业的教练笑呵呵地告诉他，工作很好找，他还觉得全国就业形势好着呢，到处都是工作机会。教练原来开出租挣得多，为了图舒服，才当了驾校教练。这次无意中的对话，像一阵清风打开了张天一的心窗。他豁然开朗了。“如果找工作的定位仅仅是谋生手段，那我发现我的谋生手段比一万条还多，而绝不仅限于这么两三条。卖米粉，也许就是我冥冥中的等待。”对于儿子的这个理由，胡波没有反对。她一如既往地说：“你是你，我是我。只要这是你想过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张天一看到一部日本纪录片，讲述的是“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故事。小野二郎是全球最年长的三星大厨，89岁，研究如何做好寿司五十多年，他的寿司被誉为“值得花一辈子排队等待的美味”。张天一就想，一份不起眼的寿司，这充其量也只是为稻粱谋的小买卖，可是人家做了一辈子，在八十多岁时也没放弃，他因此才被称为神。张天一将这部纪录片反复看了18遍。小野二郎的成功，深深刺激了他。在他的职业选择框框里，这是一个无比鲜活的样本。
给张天一触动更大的一件事，是他的导师吴志攀先生对他硕士毕业论文致谢词提出的批评。张天一写道：“无论未来如何，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体验过程而非结果，生活着而不是生存着。纵使将来去扫大街，若能获心安，也自认了。”
这段话表达了张天一关于人生的想法。结果吴志攀先生批评了他。吴志攀先生说：“环卫工人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岗位无高低，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张天一恍然大悟，工作根本就没有“是大学生做的”和“不是大学生做的”的区别。任何一份工作，只要做好，用心去做，最后都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张天一和母亲讨论就业问题，以北京东三环国贸桥堵车为例：“国贸是一个好地方，人人都想去，但是你看人人都想去的好地方，结果可能并不是大家都到的地方，直接堵在路上了。我是急性子的人，堵车会让我非常着急，这会体现在我的人生选择上，我会选一些看上去不那么主流的路，可能别人会认为绕，但是我知道这条路不堵车。”
为了人生“不堵车”，张天一决定选择卖米粉。不过，他直到开业前两个月，才把这个真实想法告诉母亲。从小到大，张天一都有些与众不同。母亲和他一直实行“契约式教育”，因此，对于儿子的任何决定，她都不会极力阻拦。母亲相信自己的儿子。 妈妈一直支持张天一创业
初中时，叛逆期的张天一迷上了游戏，胡波“威逼利诱”均不奏效。无奈之际，她想到了以毒攻毒。于是，胡波自学电脑游戏操作，时不时地“请教”儿子。张天一一下子觉得母亲成了同党，高兴地直呼万岁。很快，胡波玩得比儿子还上瘾，两人配合把很多高手打得落花流水。可是，都过了晚饭时间两个小时了，胡波依然沉浸在游戏中。这下，可把张天一饿坏了。他乞求妈妈：“我的肚皮都贴着脊梁骨了。”胡波打得热火朝天：“不忙不忙，再打几局再说。”喊了第二次，胡波依然如故：“不忙不忙，再打几局再说。”
张天一都快被母亲气哭了。他火气很大地对妈妈说：“游戏能当饭吃吗？你怎么也迷上了这个呢！”好久，胡波才停下来，佯装惭愧地说：“对不起儿子，妈妈不务正业了。以后，我们是不是需要都改一改呢？”张天一表示赞同：“如果妈妈整天打游戏，不愿意上班，那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胡波见时机成熟，立即和儿子签约。他们约法三章：甲方胡波照常以工作为重心，乙方张天一每天只打一小时的游戏，其余时间安心读书;甲方在给乙方提供必要生活来源的同时，还要负责监督乙方是否按契约执行。为了遵守自己的约定，也为了保证那每天的一小时自由，张天一逐渐形成自律。 漂亮，原来他在经营一种生活
高考那年，张天一未按常理出牌，写了一篇文言文。他是想拿满分的，结果正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张天一北大梦碎，只好就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律系。后来，他曲线求学，考入北大法学院，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
大一暑假，张天一找母亲要6000元钱“下江南”，遭到拒绝。他突然发现，经济不独立，思想也就无法独立。于是，大二那年，张天一辞掉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会主席，打算在学校附近开“天一碗”饺子店。胡波支持儿子创业，却把丑话说在前头：“是你想做而不是妈妈想做。你是你，我是我。妈妈不会给你一分钱，既然做生意，你就得自负盈亏。”
张天一用自己的压岁钱先开了一家。为了节约成本，他经常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像个打工仔，骑着自行车送饺子。北京外国语大学很多学生家境优越，而且张天一是个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因此，不少同学误以为他家很穷。风言风语传到张天一的耳朵，他觉得面子上有些难堪。
胡波却不这么认为。她给儿子打电话：“当你坐在课堂上，你的角色是学生;而当你卖饺子，你的角色就是服务员。人生不同阶段，角色各异。无论扮演哪一个角色，你都要尽力把它做好！”他们还约定，一年后，听到张天一更好的消息。
果不其然，张天一的饺子店大受欢迎。不仅学生成为忠实顾客，周围写字楼很多人也电话订餐。他一口气开了三家连锁店，捞金80万元。
张天一并不满足这些。他想在大学期间扮演更多精彩的角色。于是，他到国家机关做法律顾问，推销保险，摆地摊，甚至装过乞丐。他写的《我本科期间做过的十种职业》红遍网络，被许多年轻人顶礼膜拜。
张天一对母亲说：“我要坚持自己的选择和生活方式。就像《寿司之神》里卖了一辈子寿司的二郎，因为尊重职业，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胡波点点头，没说什么。
张天一很快行动起来。2014年2月，他回到老家常德，带着表弟吃遍了常德市区所有米粉店。最终，他们敲定了一家口味最正宗的米粉店，软磨硬泡，拜师学艺。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张天一不仅学会了所有工艺，还买到了祖传配方。他向师傅承诺，绝不在常德本地开店。
张天一回到北京，成立了最初的“四人组合”：24岁的周全，早已在深圳有稳定工作;25岁的柳啸，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硕士;宋硕，也是25岁，放弃了美国高校MBA全额奖学金。他们都是有着“另类创业思维”的人，他们拿出15万元，作为第一笔启动资金。
2014年4月4日，张天一“领衔创业”的伏牛堂在北京东三环中路环球金融中心开业。
开业前，胡波才接到邀请函。当时她脑子懵了一下。冷静下来后，她问了儿子几个问题。“伏牛堂是做什么的？”张天一说是餐饮。“为什么要选择餐饮？”张天一反问母亲：“你觉得我毕业后最需要做的转变是什么？”胡波愣了一下，张天一已考到了律师资格证，按她的想法，肯定是进律师事务所。可是，张天一的回答却是：“我最需要做个踏踏实实的人。”
张天一告诉母亲，很多90后毕业后，有点儿心高气傲，不能从学生完全进入社会人角色。他觉得自己需要这样一个转变，踏踏实实做一件事。至于选择餐饮，是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社会再发达，也离不开餐饮。
让胡波稍微放心的是，张天一考察了多家知名饮食店，发觉用互联网思维做传统行业机会还是蛮大的。既然儿子这是经过一番思考后作出的决定，就应该尊重他。
张天一曾对母亲说过，不为乌合不从众，选择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推着走。胡波很欣慰：“你要经营一种生活方式，妈妈支持你。”
开业当日，胡波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她是带着挑剔的心态来的。胡波觉得，儿子不可能做出家乡的味道。出乎她意料的是，张天一不仅做出了正宗的常德津市牛肉粉，由于店里没有服务员，顾客用完餐自己收碗，将垃圾分类放好，伏牛堂回馈一份水果。
胡波乐了――这其实是法律里的利益均衡，是互动的公平精神。这跟儿子6年的法律学习相关。配料标准化、程序科学化，每个环节无不用到大学解决问题的方法。从米粉味道里，胡波也感受到了儿子的严谨和踏实。张天一这才如实相告，曾经和表弟四处吃常德米粉的秘密。胡波听说后，很是惊讶，她说：“妈妈服了。”
2014年6月25日，在距离张天一参加北大法学院毕业典礼还有三天的时候，北京朝外soho“伏牛堂”第二家连锁经营店开张。张天一在开业仪式上说，到年底，仅朝外soho店，就要卖掉10万碗粉，用掉7头牛。
现实是最好的证明。从开业一直到现在，伏牛堂米粉店的顾客都是应接不暇。绝大部分是吃好了再来的回头客，也有奔着名气和好奇来的，即使走了，更多的口碑也树起来了。张天一熬过了“三难”――找人难、找钱难、找地方难，觉得什么都不怕了。 点赞，总理为你来加油
然而，突如其来的盛名，让张天一和创业伙伴似乎感觉被置于放大镜下，以致感觉自己脸上的毛孔都可以被人看得清清楚楚。很多人觉得，张天一学了6年法律，却从事和法律没有关系的工作，是资源浪费。
不少亲友也这样问胡波，她都觉得无法给予大家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作为母亲，她慢慢地也理解了。儿子的创业结合了经验、兴趣，是一种想法的实施。张天一是金牛座，喜欢美食，北京的美食他尝了好多，对美食也很了解。常德津市米粉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都很清楚，张天一还写过美食文章。而且，孩子18岁以后，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有权在法律和社会规则允许范围内，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父母生养孩子后，培养他成为健康的社会人、健康的公民就可以了。至于他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想法，可以尽量让他去发挥。”
很快，张天一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正确性――法律除了具体的条文，背后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和思维。法律学习带给他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知识点，更主要的是帮他掌握了一些法律、法学的思维与做事方式。用一种思维去做事情，他觉得行业就不一定那么限制了。
伏牛堂曾经用84天的时间卖出了14362碗粉，这同样给了胡波很大的信心。而伏牛堂连厨房带收银台和餐位，总共才37平方米。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建立的8个QQ群、3个微信群吸引了众多常德米粉忠实食客的关注，他们的微博也有一万多人的铁杆粉丝。
原北大校长周其凤专门到伏牛堂品尝常德米粉，为这群敢作敢为的年轻人加油助威。
一天，来了一位66岁的老阿姨。她说：“我是常德人，定居北京16年了，听说你们米粉做得地道，想来尝一碗。”可是，伏牛堂的顾客，大多是网上或电话预约。那天顾客特别多，米粉卖完了，没吃上。老阿姨就到隔壁兰州拉面买了一碗没要汤头的面，端到伏牛堂。
张天一为老阿姨舀上汤头，看着一碗汤面很快见底。喝完最后一口，老阿姨意犹未尽地咂咂嘴：“这个汤头里有家乡的味道。”言罢，泪花盈眶。这让张天一大为感动。他知道，伏牛堂其实带给众多在京湖南人的，是浓浓的乡情。
更让张天一感到意外的是，老阿姨说：“小伙子，如果你们不嫌弃，阿姨愿意在你们这里做义工。”胡波听说后，很是感慨。她明白了，儿子开米粉店，不仅是谋生、创业的手段，里面更有一群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情感，对未来的梦想。
2015年5月7日，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会客厅里，张天一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握着这位“90后”的手，和蔼地问道：“你衣服上的‘霸蛮’是什么意思？”张天一回答：“这是我们湖南方言，意思是拼命三郎。有一句俗语是‘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我们把这两个字作为伏牛堂的品牌口号，就是希望团队有这种精神。”听完，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点点头说：“你们的创业很棒，我为你们点赞，加油！”
胡波听说总理接见儿子，很受鼓舞。她知道，很多时候，父母放不下自己，总想把自己的思想灌到孩子脑海中去，是很失败的做法。伏牛堂让她觉得，这是儿子正式独立的宣言。作为父母，同样扮演着观众的角色，她要看这群年轻人去演绎他们更精彩的人生。
法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9篇
地图上的A点是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驻地，早在2000年1月1日结束其历史使命，成为香港一份历时14年7个月的珍贵记忆。B点则接下接力棒，为香港的现在与未来尽责，是中联办所在地。
2012年12月18日，张晓明从坐了8年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以下简称港澳办）副主任的位子卸任，赴港履新。他说，和香港终于不再“隔着一点”了。
然而，陆港两地与之接触过的人士认为张晓明此番表态明显过谦。自张晓明研究生毕业即入职港澳办，参与中央联合联络小组工作，对于香港政改亦有心得，也因此，挑剔的港媒在迎接这位新大员时，再次使用了“香港通”一词，而上次美词加身的对象是原中联办副主任王凤超。
如果说2006年作为香港基本法委员会12人名单中的一员，张晓明相较于王凤超还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新香港通”，那么在49岁被委以重任执掌“西环”这一年，张晓明应对乍暖乍寒的香港政局已游刃有余。在个人角色隐退的时代，张晓明对于制度的忠实阐释与坚持，在基本法挑衅者面前的“亮剑”，才是令陆港两地最为惊喜的所在。
一场午宴
一位香港媒体记者曾多次参与张晓明上任后公开活动报道工作，“开宗明义”是这位新中联办主任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张晓明赴任后首次公开接受传媒采访时即表现出直截了当的个人风格。言语不生硬，态度不软弱。”
2013年7月16日，张晓明应邀出席香港立法会午宴。当日与次日香港各大报章对于这一顿饭的报道，形成了环绕各方观点的舆论场。
张晓明提及，很多香港朋友对他参加立法会午宴表示担心，“我对那些担心的朋友说，这顿饭局不是鸿门宴，没那么可怕”，“我今天也不是单刀赴会”。与此同时，张晓明似乎在不经意间指出，赴宴的中联办9位同事“大家都是心平气和”，而他也没有舌战群儒的口才，无意在宴席上搞大辩论。他还套用立法会主席曾钰成的话，就是“食餐饭、倾吓偈”。
尽管张晓明说了“我也可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北京方面没有哪位领导主动来询问这顿饭的情况，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件事本来就很正常”，但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有中央人民政府官员踏足立法会进行交流，很难不引发各方关注。香港《大公报》刊文为张晓明作风开明点赞，作为其友报，《文汇报》援引香港城市大学专业持续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观点，更赞张晓明此举为“破冰之旅”。
席间曾钰成自嘲午宴“酒微菜薄”，但他话锋一转，继续说：“虽然餐酒不足以让各人开怀畅饮，希望众人可以开怀畅谈，令聚会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曾钰成提到的预期效果，恐怕更多是从中联办与泛民议员之间交流的角度出发。”前述记者提到，曾钰成在宴会前几周一个公开场合曾遇到张晓明，他留意到张在香港“希望广交朋友”的意愿，故向张晓明发出午宴邀请。“与建制派不同，泛民议员与中央人民政府一直缺乏有效沟通，但后者在立法会中的比例并不小，对于香港政局与社会稳定而言，泛民阵营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中联办与泛民议员的交流是迟早之事。”该记者表示。
建制派与泛民主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派别，在香港，其法律地位相当于公司或社会团体。泛民主派包括多个政党、政治组织及一些独立人士。泛民有一些共同诉求，一般包括要求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尽快推行全面普选、注重监察政府运作等。2013年的“占领中环”示威行动就是由部分泛民人士发起。香港历史学会会员李美仪把“占领中环”斥为“有如跌落地执一把沙”，是没有理性和历史根据的。
“没有一个党派能宣称可以代表泛民阵营，而泛民阵营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走入中联办大楼。结果这一重任便落在了张晓明肩上，他要去立法会，坐下来同立法议员吃饭、听取意见、谈话或辩论。”香港《南华早报》署名谭卫儿评论文章称。
张晓明在宴会上也表达了三点意愿：愿意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立法会议员真诚沟通；愿意协助立法会组团到内地参观、考察、访问、研习；愿意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一道为香港顺利实现普选而竭诚努力。
故而，结交朋友成为中联办与香港各界沟通之始，“我们在立法会里面有许多好朋友，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多一些新朋友”，张晓明的这一表态，在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卢文端看来，是前者履新后务实开明包容作风的延续。自走马上任中联办主任以来，张晓明以身作则，深入香港社会，广交朋友，密切联系各界人士，深入了解香港社会。
“这次会面是全体立法会议员，中联办将来可陆续与不同派别尤其是反对派的政党人士沟通交流。”除此之外，卢文端认为，希望反对派人士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设计出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
诚意最终也会收获善意。
主席刘慧卿在宴会上提出，若有机会，全体立法会议员下次可到中联办“做客”吃饭。
一部基本法
午宴上，张晓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见面礼。
泛民人士民协冯检基送给张晓明一艘用筲箕（即筛子）做的船，寓意“特首选举无筛选”，意指特首应普选。对此，张晓明回应称：“顺便说一句，筛子何罪之有啊？我们祖先发明出筛子，那是一种智慧，不然，怎么能从一大堆稻谷中挑选出优良品种，淘汰掉稗子呢？所以，不能简单否定筛子的功能。”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理性沟通，良性互动——张晓明当即送出十六个字，与立法会诸君共勉。
这并非现任中联办主任遇到的问题，实际上，自香港1997年7月1日回归至今，争取普选特首的声音连绵不断，更在2013年发生了“占领中环”事件。一直被认作温和的泛民主派学者戴耀廷于是年1月16日在香港媒体发文，公开鼓动市民实行“占领中环”行动，意在倒逼中央人民政府在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上实行普选。
2010年，中央人民政府明确指出，2017年可以首次普选行政长官。此次，张晓明再次申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是不容怀疑的”，否则，就不会把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及的“普选”概念写入基本法，更不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底的有关决定中明确普选时间表。
一直以“香港是法治社会”为傲的港人敏锐地发现，张晓明喜欢用法律做论据，尤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更是驾轻就熟。对于法律的忠实阐释，之于张晓明并非“讨巧”香港社会的“招数”，而是法学学者出身的惯性与自觉。
张晓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师从刑法名家高铭暄，同时他也是原基本法草委许崇德的弟子。他对于香港的关注早在学生时代便开始了，张晓明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即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间的刑事法律关系》。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董立坤教授曾指出，张晓明论文中提出的如何处理内地与香港法律关系的原则体现了“一国两制”基本思想，与后来制定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相符合。“像他这样既研究过内地法律又研究香港法律的人不多见。”董立坤评价。
与个人魅力的感性号召力不同，法律具有理性的力量。9月12日，中联办网站贴出一封张晓明回复公民党党魁梁家杰的信函，理性的法治思维给了所谓的“公民提名”重重一击。据有关人士介绍，在立法会午宴上，梁家杰坐席距离张晓明较远，两人较少倾谈，但他已经有就普选行政长官“公民提名”建议，邀请张晓明参加论坛辩论的打算，至8月底才正式向中联办发出邀请函。
张晓明的复函中把基本法中的第45条摆到了桌面上，普选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办法明确规定“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并无其他选项。“公民提名”漠视基本法明文规定，诚不攻自破之说。张晓明指出，有关讨论行政长官普选办法问题，正途是沿着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的轨道往前走，而不是脱离法律规定的轨道走弯路。
有港媒在报道张梁信函时，援引政界人士观点，认为张晓明做法合适，若不能回归到基本法的框架，讨论就不可能达成共识。此外，“从事法律职业者，更应深谙法治要义，不可逾矩”也被港内解读为，张晓明对身为资深大律师的梁家杰的不点名批评，梁身为法务人员却公然偏离法治精神。
张晓明对基本法的忠实，不仅是责任之所在，或者还蕴含着一份久藏于心的情感。1988年到1990年间，也是中英就香港回归谈判的艰苦阶段，张晓明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秘书处做三秘。之后，他参与香港特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委员会秘书处工作，见证了香港从谈判到回归的历史进程。
或许，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对于基本法的坚持早就为张晓明今日之魄力打足了底气。1994年5月，末代港督彭定康想通过港英立法程序并设立终审庭，若如此，必然与平稳过渡冲突。中方据理力争，终于在次年6月中英双方达成共识，中英联合联络处中方代表陈佐洱在《交接香港》一书中回忆，1990年2月16日，基本法草案通过，未来香港将享受终审权，是基本法作出的具有石破天惊意义的规定，“这是一个完全按照基本法规定建立的终审法院”。彼时，张晓明作为中方主要工作人员，见证了中方赵稷华大使与英方戴维斯大使签署协议的历史时刻。
今日，昨日的见证者张晓明成为维护基本法的一线斗士，竭力将特首普选拨回基本法的正途。
一份职责
一位与张晓明交好的同学是在电视新闻中得知张就任中联办主任一职的，随即，他给张晓明打电话表示祝贺。接到老同学的电话，张晓明依旧很谦逊，但也难掩赴港工作的激动。在张晓明履新后的一次公开露面时说：“过去20多年，我一直在北京工作，多多少少有一点隔了一层的感觉。现在来香港，可以更直接、更深入地了解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也算圆了我的一个夙愿。”这番心声似乎为其初接任命时激动的心情作出了最恰当的注脚。
通话中，张晓明提到“不容易”这个词，让同学印象深刻。似乎早有预料，也似乎早已做好充分准备，因为，作为中联办主任甫一亮相，摆在他面前的工作的确“不容易”。
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工作主要由港澳办和中联办处理，前者在北京，后者居香港。据了解，港澳办负责协助制定中央对港政策，中联办则主要扮演对港政策执行机构的角色。因中联办位于香港岛西环区，因此港内媒体多以“西环”呼之。张晓明的特别之处，在港内观察人士看来，他在港澳办工作二十余年，接任中联办主任，将有助于两个机构更好地发挥合力。对此香港《经济日报》撰文称，两大机构已有默契，中联办以后会多走在前线，抓对外工作，港澳办则主力幕后和支援。
上任仅三周，张晓明已经“坐了一下久违的地铁”，已经在深水探访了基层家庭。而后，在政商人士社交圈开始流行起相互打问“张主任有否到你家探访呢”。据了解，张晓明在履新一个多月内，低调亲自登门造访香港约20个家族。前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著名爱国实业家曾宪梓博士的宅邸被最先造访，张晓明与曾宪梓博士聊了半个小时左右。在与政商家族人士会面当中，张晓明多听少说，甚至只听不说，还不时将各方人士的意见记录下来。
乡议局主席刘皇发对媒体表示，张晓明愿意亲自走入香港各阶层听取意见，做法相当好。与刘皇发一样，许多港内人士对张晓明的印象，都是随和健谈，听得进各方意见。张晓明此举让诸多港人颇感亲近。
好口碑背后，张晓明面临的现实依旧严峻。港人越来越担忧香港有两支管治队伍，尤其在中联办官员积极介入香港事务后，“西环治港”的责难之声不绝于耳。此时另一个敢于站在风口浪尖的张晓明分化出来，对种种误读逐一反驳。
“西环不治港”这是张晓明首次公开面对香港传媒时说出的重量级承诺，“但是西环要尽职”。2013年1月10日，张晓明出席“新年新希望——青年人的发展与承担”论坛前，主动向传媒谈及中联办未来工作，强调会“做应该做的事”。同时，张晓明亦表示：“我还有这么一个想法，我想也是全体中联办同仁的愿望，就是要服务好香港，服务香港市民。”
不少反对派认为，张晓明强硬大过随和，而使其坐实“强硬派”印象的理由，缘于2012年的一篇文章，题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张晓明在文中写道：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也不是香港、澳门固有的，而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他还提到，要完善特首向中央述职和报告重要情况和事项的制度，完善对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报备审查制度以及落实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立法的监督权。此外，张晓明表示，基本法23条已规定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香港特区要在适当的时候立法。也因此，张晓明“空降”中联办，在反对派看来似是中央收紧对港政策的前奏。
对此，张晓明回应，“我不认为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存在收紧不收紧的问题”，继而引述会见特首梁振英时的讲话，十提出对港的大政方针和中央政府长期以来政策一脉相承，关键是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尊重和维护基本法的权威。
“从我的一篇文章里面得出一个结论，说我这个人比较强硬，我也不能说他说得不对，但我觉得起码不够全面，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人，但也是一个与人为善、易于沟通的人，以后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就知道了。”张晓明说。
张晓明，男，汉族，1963年9月生，江苏泰兴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
（链接）
1980年～1984年 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法律专业学生
1984年～1986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年～1988年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科员
1988年～1990年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处三秘
1990年～1992年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1992年～1994年 国务院港澳办二司副处长
1994年～1997年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政务司处长
1997年～1998年 国务院港澳办党组秘书
1998年～2001年 国务院港澳办秘书行政司副司长、办党组秘书
2001年～2004年 国务院港澳办政研司副司长、办党组秘书，
政研司司长，综合司司长
2004年～2012年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2年至今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筛子何罪之有啊？我们祖先发明出筛子，那是一种智慧，不然，怎么能从一大堆稻谷中挑选出优良品种，淘汰掉稗子呢？所以，不能简单否定筛子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