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1:27:37
在两岸关系起起伏伏之中，1982年中共对台工作负责人廖承志以个人名义给台湾蒋经国先生写了一封以情感人的公开信，倡议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最早看到这封信，并向当局报告的，正是长期关注两岸关系、忧国忧民的南怀瑾先生。在他建议之下，一个月后，台湾当局由宋美龄出面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长信，给廖承志作训诲式的答复。虽然两信针锋相对，南辕北辙，然而开了国共两党隔海对峙30余年后文字对话的先河。到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又开始了秘密接触，担任密使穿梭两岸的是蒋经国的前机要秘书沈诚。
李登辉接过蒋经国权力后，沈诚被台“高检”以“涉嫌叛乱”罪名，后虽被判无罪，却从此失去两岸传话人的作用。这时，大陆选定蜚声海峡两岸的国学大师南怀瑾为居中牵线人，在香港开辟新的两岸秘密沟通管道。
南怀瑾先生一生行踪奇特，常情莫测。抗战时投笔从戎，跃马西南，旋返成都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后与校长政见不合，遂离军校遁迹峨眉山闭关学佛，遍读大藏经三藏十二部。后又入康藏地区参访密宗上师，经白、黄、红、花各教派上师印证，成为密宗上师。1949年初抵台湾设帐收徒，讲授中国传统经典，并任文化大学、辅仁大学、政治大学教授，先后创立“东西文化精华协会”、“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十方书院”等文化机构，门生遍海岛，在台湾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台湾高层上将、中将，秘书长、主任，以及李登辉的儿子、儿媳和后来成为密使的苏志诚三人，都成了“南门弟子”，可谓“冠盖辐辏，将星闪耀”。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台湾发生“十信案”，蒋经国借机将一批党政军要人整的整，贬的贬，调的调，抓的抓，连南怀瑾先生也被怀疑为“新政学系领袖”。1985年南先生不得已“避迹出乡邦”，离开了生活36年的台湾，到美国华盛顿隐居3年，直至蒋经国逝世后，1988年秋才途经日本返抵香港定居。不想在香港刚住下第六天，南先生当年在成都军校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副主席贾亦斌突然找上门来，几个月后贾又介绍中央对台工作负责人杨斯德主任与南先生接上关系。
南怀瑾这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人物，为什么会被选中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呢?一是他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他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先生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应当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先生是唯一合适的国共合作信使人选。为着民族统一大业和两岸人民的福祉，南先生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参与其中，不久即应李登辉的邀请启程从香港重返台湾，与李当面商讨对大陆政策。从1990年12月31日开始，终于促成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的香港寓所重开国共两党会谈。
第一次会谈结束后，南先生分别给两岸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及时抽身、乐观其成的心愿。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作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事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
两岸领导人并未让南怀瑾先生如愿。双方密使又陆陆续续在南的香港寓所会谈了多次，但未获进展。于是南先生提议大陆方面增加汪道涵和许鸣真(即后任台“国安部”部长许永跃的父亲)二人为密使，参与会谈。由此，提升会谈分量，增进会谈效果，促成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被主席委任为会长。一年半后，即1992年6月16日的一次会谈，南怀瑾先生披挂上阵，为两岸密使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如下：“有关两岸关系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基本三原则三条：1．和平共济，祥化宿怨；2．同心合作，发展经济；3．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具建议人南怀瑾敬书”。此建议书由汪道涵直接送达等中央领导，获得肯定。而台湾方面由于苏志诚深知李登辉意图，竟私自将建议书压下了，终因李登辉没有回应而失之交臂。从此，南怀瑾先生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
而在汪道涵先生的努力下，本着在南先生寓所会谈的精神，两岸密使又分别在珠海、澳门、北京等地密会多次，曾庆红也介入会谈。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以汪道涵为会长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以辜振甫为董事长的海峡两岸基金会，在香港举行了成功的会谈，双方达成“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共识，这就是“九二共识”。这个共识一直成为两岸对话与谈判的基础。1993年4月27日，备受瞩目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终于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共同签署了四项协议。虽然协议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的范围，但它毕竟具有浓厚的历史象征意义，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道涵当即向举荐南怀瑾先生，并将我当时在一家杂志上撰写的介绍南先生情况的《奇书、奇人、奇功》一文，推荐给参阅。同时，汪道涵又代表邀请南先生回大陆，与直接见面交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由于南怀瑾先生抱有传统的“士大夫”气，对国共两党始终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没有得到正式的书面邀请，终不为所动。直拖到两个多月后，南先生才以探望许鸣真为由(当时许在上海医院处于病危状态)，动身来上海与汪道涵先生见面。并用了四个多小时，向汪叙述台湾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所在，台湾政情党情社情，以及近况与李登辉的变化，强调攻心为上，文化统一领先。
汪道涵先生最终见证了历史性场面，2005年5月他强撑病体在锦江小礼堂会见了来访的主席连战。会见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从此卧床不起，不久与世长辞。正在闭关修炼的南怀瑾先生，得知汪道涵先生仙逝，遂在关中超度老友，并撰挽联一副：
海上鸿飞留爪印
域中寒尽望春宵
表达了对国共信使同僚的哀悼之情。
修炮台，建军港，获赏顶戴
汉纳根，1855年出生在德国的赫森州。他的家族是贵族军人世家，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大概算远房外甥），属于皇亲国戚。其祖父曾为普鲁士军队的少将。其父亲以长于军事科学著称，参加了对法色当战役等著名战役，有突出的贡献，被授予德军中将。汉纳根家里经常有来自军界的人士高谈阔论，这对于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了炮兵部队，官至陆军炮兵上尉，专心于炮台及防御工事的研究。
1879年春，汉纳根从部队退役。此时，清政府洋务运动正兴，而国防是重中之重，李鸿章来到欧洲，尤其在德国物色军事教官。汉纳根的父亲与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既是德国老乡，又是老哥们，经过德璀琳的介绍，李鸿章同意将汉纳根纳入聘请名单，签订了7年合同。这样，汉纳根就于当年的11月独自乘船来到了中国的天津，做了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和北洋水师学堂教官。
汉纳根对于工作十分投入，他给学生和军官们讲授步兵和炮兵等科目，组织军事演习，还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今日事今日毕”，试图变革清军的懒散作风。在他的努力下，1880年，清军引进了德国当时最先进的后膛枪“刺针枪”。同年，按照李鸿章的命令，汉纳根与美国海军上校柯克、清朝官员陆尔发一道前往旅顺口勘察建造军港事宜。为了保证军港的修建和防御，李鸿章决定先在旅顺口的山上修筑一些防御的炮台，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汉纳根。
当时的旅顺口还是一座与外界基本隔绝的荒岛。汉纳根将千方百计招募来的工匠组织起来，加以严格的分工，并委派工头监督施工。当他看到工匠们使用的工具除了锹、镐、凿、镢、锄、锥等外，运水用的是原始的水车，运泥用的是手推车，挖泥和接泥则用的是方形木船和木制装泥船时，他简直惊呆了，立即上书李鸿章，提出引进西方先进的挖掘工具。李鸿章批准了他的要求，在德国订购了大大小小的吸水机和1艘挖泥船，在大沽船厂订造了4只铁质接泥船。汉纳根亲自指导工匠操作这些现代化的施工工具，使得工程进度大为提高。由此，旅顺口军港建设工程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次使用现代挖掘工具进行施工的工程。
旅顺口军港从勘察到先期工程结束，耗时近7年，期间中方主管更换了3人，历任主管都认为汉纳根是现场大批外籍专家与技术人员当中，最为优秀的一位。他十分敬业，什么难活、重活只要交到他手上，他都能够完成，而且他个性比较圆融，好与共事。其中任职时间最长、功劳最大的袁保龄更是视他为高级工程顾问，除了炮台工程以外，其它如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也常派他策划与监督。
有资料表明，当时旅顺口军港工地周围100多公里，码头、库房、火药库、营房、炮台等星罗棋布，没有一条联络的道路，运输十分混乱。汉纳根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指挥铺修了一条碎石马路以便运输。在建筑唠蛎嘴炮台时，为了运料方便，汉纳根特别设计修筑了一段1公里长的小铁路。这条小铁路被认为是我国东北地区最早出现的铁路。汉纳根凭借着娴熟的技术，把一个坏了的挖泥船内的引擎改造成了机车引擎。此外，他还用不到5000两白银，主持修建了被认为是我国第一座军队医院的“旅顺水陆兵弁医院”。该医院全部采用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并从英国、德国等国聘请医生，购买先进的药品、器材、透视机等设备。
由于工作出色，1886年，汉纳根获清廷奖赏三品顶戴花翎。同年底，因为法国人获得了旅顺口军港的后期工程承包权，他离开了工作生活近7年的旅顺口。这时，他所亲自督造的那10座大小不一的炮台，已安装上了口径不一的60多尊火炮。还有，他奉命在大连湾修筑的5座海岸炮台和1座陆路炮台已落成，形成了北洋海防上的坚强要塞。之后，合同到期的汉纳根又接受李鸿章的聘请，主持了威海卫炮台的设计和建造。
关于在汉纳根主持下完成的这些炮台，一直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其“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只能顾及海中，不能兼顾后路”。但据汉纳根自己后来接受西方记者访问时称，他当时曾经具禀声明，并条陈慎防敌军由陆后犯事宜，只是没有被清朝当权者所接受罢了。有的大清官员们甚至认为，只要在炮台后面竖些木栅栏就可以防御后犯之敌。
至于有人说汉纳根“购军械以谋外快”的问题，也不是空穴来风。相传，汉纳根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在中国的人，经他推荐，在其主持修建的那些炮台中，也确实安装了不少克虏伯兵工厂所制造的不同口径的火炮，如旅顺口规模最大的黄金山炮台就安装了16尊。不过，更多的人认为这些火炮的质量确实不错，价格也算“公道”，汉纳根从中拿点“好处”也是不为过的。
赴前线，战黄海，奋勇效力
1891年，汉纳根“告辞回国”。两年后，他接受闽浙总督边宝泉的聘请，重返中国，帮助修建了厦门胡里山炮台。该炮台安装有德国克虏伯兵工厂所制造的、有效射程可达6460米的巨型火炮。当年每尊造价约白银5万两。该炮在抗战初期还击中过一艘来犯的日本军舰。2000年8月24日，该炮以“现存最大的海岸炮”文物资格荣获“大世界吉尼斯最佳项目奖”。
1894年7月，李鸿章给边宝泉写信，提及朝鲜战事紧急，希望他能够让汉纳根速来天津参谋军事。边宝泉二话没说，立即派人护送汉纳根日夜兼程抵达天津。汉纳根在与李鸿章商定了从水陆向朝鲜牙山运兵增援的计划后，自告奋勇随运兵船同行，然后经仁川抵汉城侦察日军情况。当月21日、22日、23日，“爱仁”号、“飞鲸”号和“高升”号等3艘英商运输船分别秘密从北塘、大沽口出发，由北洋舰队派军舰护送直赴牙山。汉纳根与1100名“仁”字营淮军所乘的“高升”号是23日自大沽口起锚的。不料，此事被日本间谍井上敏夫通过李鸿章公馆的一个杂役和北洋机械局的刘棻等线人而得知。日本当局立即出动了10多艘军舰及鱼雷艇队阻截。25日，日军不宣而战，在丰岛附近海面击沉了“高升”号，汉纳根和少数英国船员、中国士兵跳水求生。汉纳根凭借早年练就的一身好水性，在海上漂流了四五个小时，游到了一座岛屿，后被路过的德国军舰“伊力达斯”号所营救。
8月4日下午，汉纳根返回天津。不久，李鸿章委任汉纳根为北洋海军副提督兼总教习“代为指教以助丁汝昌”，李鸿章表示“君诚愿往，老夫之心安矣。”
在之后爆发的中日黄海海战中，汉纳根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指挥作战。当丁汝昌受伤后，刘步蟾在汉纳根的协助下，接过了指挥权，两人共同督战。
海战结束后，光绪皇帝特别颁发圣旨道：“洋员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这“双眼花翎”可是最高荣誉，连“中兴之臣”曾国藩都未得到，汉纳根一时间成为大清国传诵的英模人物。
值得一提的还有，汉纳根在任北洋舰队总教习期间，改单膝下跪或作揖的清军军礼为世界标准的举手礼。
上奏折，得谕旨，壮志难酬
1894年10月，当大清国的官员还在为黄海海战的失利推卸责任时，汉纳根提交了一份建议书《整顿水师刍言》。他在总结了黄海海战后认为：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增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为此，提出3条建议：一是对北洋舰队及中国海军“先竭力整顿”，全国海军应由海军衙门统一指挥调度，并立即着手“添置新船”。二是对日应实行持久战，“以今而论，与倭大战，恐无胜理”，应“随战随退，随退随即增兵。封冻后又可添数万，兵力亦可渐厚”。三是向外国购买枪械，建一支由2000名外国军官组成的军官团，另外招募外国军事教官，赶编练陆军10万人，以代替不能打仗的兵勇等。
光绪帝看了汉纳根的奏折很高兴，于同年11月15日下旨准奏，朱批：“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新船，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划，禀明督办王大臣，立予施行，不令掣肘。”
汉纳根的奏折和光绪帝的谕旨，使汉纳根成了中国新式军队的策划人和创建人。但是，光绪帝的谕旨后来被“束之高阁”了，汉纳根的那些建议也未能完全实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拿编练新军来说，汉纳根起初雄心勃勃，但他提出的编练人数被一减再减。最后，竟然连他任新军总办的命令也被撤销了，由胡燏棻取而代之。这主要是遭到了慈禧太后支持下的重臣荣禄、刚毅和一心想当新军总办的胡燏棻等人强烈阻挠的缘故。他们认为让外国军官主持练兵，“恐后患十倍于倭”。汉纳根在改任为教习后，回到他在天津的住所“休息”。但胡燏棻毕竟是个官僚，不大熟谙军事。后有人向朝廷建议称：没有汉纳根的参与，胡燏棻是练不出兵来的。光绪帝闻讯，立即叫翁同龢写信给李鸿章过问此事。左右逢源的李鸿章这时想出了一个“一箭三雕”的主意，调胡任芦津铁路督办，由袁世凯接替胡的新军总办职位，而让汉纳根出任新军总教习。
经过此番折腾，汉纳根已经全然没有了当初的那般热情。虽然，他关于大规模编练新军的计划流产了，但试点工作还是开始了，所编练的10营“定武军”，分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4个兵种，人数近5000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支仿效西方的军队，在组织、训练、技术、武器等方面全盘西化，聘请欧洲军官担任教官，全部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打下日后北洋军的基础。其最初屯驻马厂，后因营房不足，迁移到天津小站原先盛军所用的营盘。
做生意，入商场，客死他乡
当汉纳根看见自己的那些建议落空以后，遂从清朝军队中“退伍”，转向了商场。1898年，他利用上层人脉和官场“潜规则”空手套白狼，由德华银行作保，自己一分钱不出，与井陉县文生张凤起合伙成立了“井陉矿务公司”。不久，北洋大臣袁世凯将该矿收为官有，与汉纳根订立官商合办契约，设立“井陉矿务局”，汉纳根由此成为当时中国的富豪之一。他雇佣了大量仆役，其在北戴河的别墅占地1100多平方米，距海滩不到100米，有20个房间，至今仍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现北戴河保四路7号）。
此外，汉纳根还涉足餐饮业，建立了利顺德饭店。当他听说德国著名的糕点师威廉·起士林随德军部队来华后，立即资助其开了一家西餐馆，即“起士林西餐馆”。在他的介绍下，起士林还承包了津浦铁路线上的面包供应，名声传遍了中国各地。汉纳根在天津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报纸《直报》，该报一创刊，就成为反省甲午战争、探讨强国之路的重要论坛，著名思想家严复连续在该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原强》《原强续篇》和《辟韩》等5篇论文，猛烈批判君主专制。
1905年，汉纳根与德璀琳的大女儿结婚，后育有一男二女。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汉纳根在天津为德军购买了大量军用物资，并召集德侨为战争捐款。
1917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后，汉纳根成了敌侨。尽管他动用了所有关系，想保留自己和岳父德璀琳家族在华的所有财产，但最终没有成功。
1918年底，汉纳根被遣送回国。1921年，汉纳根再度来华。他在过了两年坐吃山空的奢侈生活后，开始走向窘困，后依靠高星桥和起士林的接济为生。
1925年，汉纳根因患食道癌，医治无效，在天津逝世。高星桥一手操办了他的丧事，为他定制了一口水晶棺材，并且送给他的遗孀10万两白银。
德国顾问团
早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就曾委托曾留学德国的朱家骅代觅德国军事顾问人选。朱家骅委托其老师、德国工程师学会主席康德・马其奥斯教授与德国军界进行联系。经鲁登道夫引荐，1927年12月中旬，马克斯・鲍尔上校乘船抵达上海，在朱家骅陪同下与会面。不过这次会面只是鲍尔的私人访问，真正的顾问团来华，是在一年后。
1928年4月，鲍尔返德。派遣陈仪、李鼐等人组成的考察团随其一起访问德国，寻求与德国开展合作并正式向德国政府提出聘用军事顾问的要求。11月，经双方反复协商，德国政府同意由鲍尔负责组建德国赴华顾问团。鲍尔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任德国顾问团负责人。首批顾问团共有成员25人，其中10人为军事教官，6人为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为民政警事顾问。
南京政府对德国顾问团的到来给予了热烈欢迎。亲自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款待顾问团全体成员。各顾问待遇也颇为优厚，鲍尔除由中方免费提供食宿、汽车及司机外，每月薪金1400元，他的两位助手施托茨纳中尉和胡默尔月薪则分别为500元和400元。为解决译员不足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公开登报招聘50名德文翻译分配给顾问团使用。不幸的是，鲍尔不久身染重病，1929年4月底被送到上海医治，不久病逝。临终前，鲍尔推荐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代行总顾问之职。
克里拜尔尽管工作兢兢业业，但在蒋看来，克里拜尔以一个陆军中校，恐难负统领之责，于是他指示朱家骅另行寻聘高一级的德国将领。1930年5月，经鲁登道夫推荐，乔治・佛采尔中将来华，就任德国顾问团总顾问。
佛采尔在华期间，先后协助创立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等学校。他的顾问团成员结合德军一战实践，在陆军大学里讲授的战略战术深受中国学员欢迎。在他们的努力下，军队的新型炮兵、航空兵、骑兵部队初见雏形。不过心直口快的佛采尔与相处也不愉快，最终，1934年4月11日，德国国防军前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接替他成为第三任总顾问。
塞克特是德国前陆军总司令，在历任来华德国总顾问中军衔最高、与关系最好。早在1933年4月，他曾受南京政府邀请，携夫人来华做过一次私人访问，期间写了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对军队陆军的训练、军官素质培养、武器装备问题、军事指挥与行政系统以及军费控制、军政组织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深受推崇。在蒋的再三邀请和坚持下，塞克特于次年来华，正式顶替佛采尔出任总顾问。塞被委以“委员长委托人”的职务，月薪达2000，他可以代表蒋与国民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还为他专设了总顾问办公厅，有专车、专机、侍卫、厨师和仪仗队，在庐山和北戴河设有别墅。塞也投桃报李，为中国设计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御计划，及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图，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事后来成为中国抗日国防的重要工程之一。
1935年3月6日，因健康问题，塞克特被迫返德。参谋本部王鹗少将受蒋委托代为送行，并赠送白色杭州丝绸一匹。塞克特坚持不受，并说病好了会再来。遗憾的是，次年他在德国病逝。根据他的推荐，他在中国期间的得力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主持顾问团的全面工作。按蒋指令，塞克特的两本书《德国国防军》和《一个军人的思想》被译成中文分发军队，可见其在蒋心中的分量。
法肯豪森就任总顾问时，对日作战日趋紧迫，协助中国做好各项战争准备成为他的主要工作。1935年7月，他应之邀前往四川峨眉山，与蒋、宋美龄及顾问团成员史太邱一起会谈，会后不久，他向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两年后全面抗战爆发的大致走向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一旦战争爆发“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终之为四川，为最后防地。”该建议书中的战略建议逐项被国民政府采纳，并在后来的抗战实践中加以运用。
1938年，希特勒与日本结盟，下令召回所有在华顾问。7月5日，最后一批德国军事顾问在法肯豪森带领下，乘坐国民政府安排的专列离开汉口，经中国香港返回德国。此时，距第一批顾问来华，正好10年。
军事工业合作
德国顾问团来华，还带来了深广的中德军事工业合作。
首任顾问鲍尔认为，顾问团的使命是“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直接购买德国武器;二是在德国帮助下发展中国兵工工业。因此，在陈仪访德期间，鲍尔带着中国代表团与德国军政各界广泛接触，力图促成德国大公司、大企业来华投资。结果，代表团收获颇丰，在柏林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公司签订了一批价值100万马克的“武器和军需品方面”的贸易合同。担任总顾问后，鲍尔甚至直接代表中方参与了与德国喜望冶金集团的合作谈判。
佛采尔也积极将德国军事工业介绍给中国政府。1932年，他写了一份备忘录，提议中德合办一座大型炼钢厂，为中国军备工业提供原料。此外，他还将德国卜福尔厂所产的15公分轻榴弹炮及7.5公分高射炮引入中国，用以替代中国炮兵一贯使用的英国火炮。不过，德国军火真正大举进入中国、装备军队，是在塞克特和法肯豪森r期。
1934年4月28日，塞克特在江西牯岭与、陈诚、何应钦等高级军官举行了一周的会谈。期间，塞克特向蒋、陈、何等人重申了引进德国技术、资本，发展军事工业对中国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性，并亲自拟定了《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提出中德合作建设数家兵工厂、一座钢铁联合企业、一家机器制造厂和一个汽车、卡车制造厂。向塞克特承诺，为实现其《建设计划》中提出的统一中国军队武器制式目标，政府从此后将只购买德式武器，并委托塞克特会同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伟研究应购武器之种类、数量及接洽办法。在塞克特的协调下，德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HAPRO的“德国工业品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合步楼”），专营中德易货贸易事宜，实质上成为德国军火输华贸易的主要承担者。8月23日，中德双方在牯岭签订了《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规定政府向德国输送矿产及农产品，直接换取德国工业产品。
根据塞克特建议，俞大维不久就对中国兵工厂进行调整，对老厂实行改造、停办或合并，筹建新厂，创建兵工科研机构。其中汉阳兵工厂经“引用德国技术人员担任指导”，生产出民国兵工史上著名的“中正式”步枪;金陵兵工厂从德国获得了马克沁MG08式重机枪工作图样、工程程序、刀具、夹具等全套资料，并于1935年仿造出中国式马克沁机关枪，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制机枪的历史。1934年8月，经塞克特介绍，德国克虏伯集团董事长冯・波伦致函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兵工署长俞大维，提出帮助中国建造一个包括炮厂、炮弹厂、铜厂、钢厂等6个单位在内的新式兵工厂计划。经数度磋商，1936年3月，中德双方在柏林签订以造炮为主的中国新兵工厂机械设备购买合同。新厂设在湖南株洲，于1938年5月全部建成并迅速投产，可生产从20毫米到100毫米口径的各种大炮及炮弹。同年秋，因日军逼近湖南，该厂被迫西迁重庆，改组为兵工署第十兵工厂。
法肯豪森对德国来华投资企业也给予了有力支持，不过作为职业军人，法肯豪森与德国商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武器装备上，他更多倾向于“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 基于这样的信念，他拒绝了合步楼、西门子等德国军火商多批次的武器装备，并为此招来了德国军方及企业界的不满。
1936年初，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率团访问德国，在塞克特的帮助下，代表团见到了希特勒等德国军政和经济首脑。双方签订了贷款协定：中方每年可用2千万马克向德方进口军火及工业设备，而以价值1千万马克的农矿产品偿付德方，为期十年。这批军火后来陆续运抵中国，用于抗日战场。
参与抗日
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并不止于战略筹划和训练，还直接与军队一起参与了各类作战。首任总顾问鲍尔就是在蒋桂战争前线染上天花的，克里拜尔曾与一起乘坐铁道装甲车，赴前线督战对冯玉祥部的进攻;德国顾问团训练的教导旅和航空队在打击粤桂联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佛采尔助蒋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广田内阁上台。曾任德国驻日使馆武官的法肯豪森预见到，日本军人派上台必将加速侵华步伐，于是他按照前几任总顾问建议，着手训练与装备了8万中国军队，配之以全副德式装备，另成立了若干炮兵团，组建了装甲兵团。此外，为准备对上海方面日军作战，他建议国民政府在苏州狮子林设立了中央军校野营演习办事处，以中央军校教育长办公室作为指挥机构。南京到上海的国防工事修筑期间，为加快进度，他还派在工兵学校的工兵顾问克鲁格等到现场监督指导。11月底，为反击日军在华北频繁的军事演习和挑衅，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沪宁间针锋相对地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法肯豪森率顾问团成员参加了这次实战演习。随后他与一起检阅了演习部队。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法肯豪森正在南京。7月10日，他与克鲁马赫上尉等人乘轮船前往江西牯岭，面见在那里的。法肯豪森向蒋表示，他将随时准备返回南京指挥作战。蒋挽留他在山上先休息几天，静观战事发展。第二天，再次召见他，他向蒋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并申称“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此一严重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必定是全国性的而且必须全力以赴。”几天后，蒋委派他前往军队在华北的指挥中心保定参与军机，与华北前线指挥官会商对日作战方案。平津失守后，法肯豪森返回南京，面对德国外交部要求其严守“中立”并劝蒋放弃武力抗日的电报，法肯豪森没有照办，他说：“当在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8月13日，驻沪的87、88师开始围歼上海日本驻军，这两支部队是在德国顾问一手训练下整编出来的，拥有全副德式装备。法肯豪森认为87、88师投入战场，正好是检验德国顾问团整军工作的大好时机，他不顾德政府禁令，让副手斯达克总顾问，自己立即前往上海前线协助指挥战事。据后来统计，当时在上海参战的德国军事顾问达70余人。参战的德国军事顾问曾撰写了多份战报发往国内，对战场状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1938年4月，法肯豪森在第五战区前线指挥部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工作，主张采取诱敌深入方法加以聚歼，结果在鲁西南重镇台儿庄，中国军队击溃日本精锐部队并围歼了孤军深入的日军一万余人，取得了轰动一时的“台儿庄大捷”。此后，他向指挥部建议“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乘胜前进……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可惜，因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徐州不久失守。除了法肯豪森外，顾问团中的史太邱中将在山东协助韩复渠布防;斯达克少将与史培曼少将在陕西协助阎锡山抵御日军。
法肯豪森返回德国后，被任命为比利时总督。1944年7月在刺杀希特勒失败后，他受牵连被捕入狱。二战结束后起初被盟军审判，后因其为反纳粹分子，不久释放返德，曾出任中德文化经济协会名誉会长，1966年逝世。另根据中方文件记载，顾问团中，斯泰因上尉和史托尔兹纳尔少尉拒绝返国，卫队司令斯特涅斯也没有回国。
关键词：德国军事顾问 南京政府 武器装备 军事教育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26-31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对此，从1928年到1938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紧跟世界潮流，启动了机械化军事变革。在武器装备更新、军队编制调整、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文拟以南京政府时期的军事变革为中心，对德国在中国军事变革中的历史作用进行研究。
一、南京政府时期之军事变革师法德国的缘由
德国在欧洲列强中为一后起之秀。19世纪中期前，其前身普鲁士仅为德意志帝国众多松散联邦中的一员，其总体实力尚不及奥地利和法国。但日耳曼民族具有浓厚的尚武传统，威廉一世在位时提倡的“生活军事化”理念对德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随着19世纪中期俾斯麦和老毛奇这对军政绝配的出现，他们成功地筹划了以军事手段为主、政治大略运用为辅的德国统一之路。从1864-1871年，通过三场王朝战争，铲除了法国、奥地利等强国对德国事务的干预，完成了国家统一。
德国的崛起模式对仍处于衰弱不振状态的南京国民政府具有很强的启示和示范效应，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弱国如何通过计划与努力，快速有效地增强自身实力”的榜样，而“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的促进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和消弭国内歧见两方面的能力”，也很符合南京国民政府的“集权”施政理念。此前，孙中山对俾斯麦“用国家政权来缓和工人贫困”的做法曾大为赞赏，称其为“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他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他坚信德国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俾斯麦政权则是欧洲“最有竞争力的政府”，很钦佩俾斯麦用武力统一德意志各州的方法。孙中山生前希望得到德国军事援助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他在转交给德国官员的信中说：“要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没有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精良、强大、现代化的军队更好的办法了”，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以经济领域的让步来换取。但由于孙中山缺乏一个足够强大而又稳固的地位来激发德国军方的兴趣，所以，他的努力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有实现，但他争取德国援助的努力却成为继任一代的政治共识。对德国及其军事也很感兴趣，1912-1918年，曾2次准备去德国进行军事深造，并在《军声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国军事实践的文章，对一战后德国军事体制能够保持完整有着良好的印象，“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德国的军事成就受到所有国家的钦佩。虽然它在一战中战败，但它坚定地规划自己的复兴，并在几年之中，在科学发展及军事科技方面超过了各国”。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际，内忧外患不断，内部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彼此争斗不已。已成为帝国列强一员的日本，野心勃发，田中内阁上台后甚至提出了的《田中奏折》。为强化国家实力，弭乱御侮，国民政府亟需借助外力，实现富国强兵，但1925-1926年间的反帝运动却使中英关系渐趋恶化；1929年爆发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则使美国自顾不暇；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加上对出现强大邻国上的担忧，使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变革只能是冷眼旁观。“德国在中国既没有国内的政治盟友，也没有大国的特权”，而德国在军火制造上的高度发达，造就了诸如克虏伯、西门子、蔡斯、亨舍尔、莱茵金属、法本等百年公司，它们也愿意同国民政府进行军火贸易，这一切使得德国成为南京政府时期军事变革的首选。
二、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武器装备变革
武器装备变革是军事变革中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军事变革的物质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如同在生产上不发明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
国民革命军尽管比北洋军队武器装备要好，战斗力要高，但在武器装备上各派系差别很大，在“某些部队里，梭标、刀矛和猎枪被广泛使用……步枪没有统一的质量或标准规格”。曾担任军事总顾问的德国人塞克特在经过考察后也认为，中国军队所持的武器75%-90%不符合现代武器的标准。对此，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通过军火公司从德国进口了大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在德国的帮助下，南京政府对原有的一些兵工厂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
1928年3月，在德国人鲍尔的协助下，陈仪率中国考察团赴德考察德国军事制度及军工产品，与德国的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定了价值100万马克的购买武器和军需品的意向性合同。～1933年7月，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访德，与德国签定了包括1000挺机枪在内的价值5000万马克的军事装备购买合同。南京政府对德式武器装备的大量需求引起了德国军界和工业界对华军火输出的关注，为推销军火，扩大在华影响力，由德国国防部牵头，德国经济部组建了专门从事对华军火贸易的“合步楼”公司，它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武器装备变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加速推进中国的武器装备变革，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大规模地从德国进口武器装备，不仅包括半自动步枪和轻型机枪等单兵武器弹药，而且还引进了大批重机枪、火炮、坦克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另外还有通讯器材、工程兵搭桥铺路所需要的保障设备等。据马振犊先生查阅的档案数据表明，1934年10月，通过法肯豪森牵线，南京政府向德方购买的军火包括：15厘米莱茵远程火炮24门；3.7厘米战车防御炮20门；7.5厘米莱茵火炮20门；毛瑟24型步枪数千支；西门子公司通讯器材；蔡斯望远镜；15厘米炮战车100部；德制坦克36部；120公尺长全套架桥军用设备；其他设备如探照灯、窃听机、无线电对讲机，80-100公里西门子电缆等，以上订购物资加上每门火炮所配发1000发炮弹，总价值超过1500万银元。在中德军火贸易往来密切的前几年中，交易额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929年为1666000元，1930年为6279000元，1931年为5302000元，1932年为2964000元，1933年为6756000元，1934年为3507000元。
纵观南京政府10年军事变革，德国成为中国武器装备最主要的进口国，而且随着军事变革的深入推进，对武器装备需求的增多，德式武器在中国武器装备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详见下表：
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国武器装备在国民政府武器进口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一些地方部队私自从德进口武器的情况，所以，实际的成交额当远不止此。例如，根据官方统计数字，1936年德国共向中国运送了价值640.5万马克的武器和弹药；实际上，交付给中国的这些货物应为6458.1万马克。而第二年按合同应运送的货物总数应为6098.35万马克，由于一大部分应于1936年交伙的器材直到1937年才运抵中国，所以，德国在1936年实际交付给中国的军火总额应为2374.8马克，而1937年则为8278.86万马克。
由于大量先进的德式武器输入，使南京政府时期的装备变革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有了质的飞跃，“到1937年7月，南京城防配备了德制88毫米高射炮和德制防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75毫米克虏伯大炮和亨舍尔及M.A.N.型坦克；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加型战斗机即将被进口以补充在国内装配的容克式飞机，中国海军也向德国订购了12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而按照德国军制整编出来的新式军队中，“从步枪、坦克到钢盔，都是由德国国防军使用过的德制武器装备起来的”，当时的一位德国记者如是说。
在南京政府的武器装备变革中，通过德国军事技术的引进，对原有兵工厂进行技术改造，或创办新的兵工厂的方式生产新式武器装备，也是武器装备变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军工建设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32年8月，参谋本部向军政部递交了《兵工厂整理计划草案》，该方案包括原有兵工厂的整合与建设新兵工厂两项内容，德国军事专家积极参与了中国军工企业的整合中，“1934年，德国人塞克特担任的军事总顾问，德国在扩建长江流域兵工厂、创建新的兵工厂、弹药厂和研究军队装备的发展等方面，均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他们参与整合的兵工厂主要包括：沈阳、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和南宁、江口等兵工厂。除了整合旧厂外，还扩建了包括汉阳兵工厂、南京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株洲兵工厂等，使它们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汉阳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可与某些德制产品相媲美，南京兵工厂得到重建后，开始生产马克沁机关枪，巩县兵工厂能生产一种德国人设计的迫击炮，而株洲兵工厂则能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及炮弹。另外，还设立了防毒面具厂和军用光学设备制造厂，适应了抗战的需要。
三、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军队编制调整
军队编制是人与武器有效结合的媒介，是军队战斗力提升的倍增器，它在人与武器的关系中发挥着黏合剂的作用。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及其对作战带来的影响，必然要求军队编制进行相应的变革。否则，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因此，在这场机械化军事变革大潮中，国民政府适应武器装备变革的发展需求，对原有军队体制编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大幅变革，力求使之适应即将到来的机械化战争。
德国顾问在南京政府的军队编制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鲍尔作为的首席军事顾问，提出统一全国军政、军令的主张。北伐结束后，为调和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整合分散的军队编制，建立统一的内部指挥体制。1929年1月，南京政府召开了军队编遣会议，以德国人鲍尔起草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为蓝本，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条例》，规定了全国军队完全隶属于中央，以求军、政令的统一。同时将全国军队分成6个编遣区整编，共缩编成常备军50个师及执行警察任务的保安队12万人，又按陆军步兵新编制，至多不得超过8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员80万人。全国军费以国家收入的40%为限。鲍尔的整军计划是符合将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中国各派军事力量整合在一起的时代需要的，但由于私心太重，企图借此剪除异己，从而在各派的反对下最后中途夭折，但鲍尔提出建立教导师的计划得到了落实，这个教导师全副德式装备，并运用德国的训练方法进行操练，“步伐整齐，操法分明，一时为全军之冠”，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屡挫强敌，为守土卫国立下大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步步进逼，为加强抗战准备，南京政府决定以德国军队编制为蓝本，加大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力度。1935年，成立了以陈诚为处长的“陆军整理处”，严格按照机械化战争的要求对部队进行整编，注重武器装备之间的合理搭配和各军兵种之间的战术协调。决定从1935年开始，在未来3年时间内整理出60个师的精锐部队，“工兵、通信兵军、师均有属，日有增加，并逐渐充实整理”，又命名为“整理师”，以此作为兴建中国新式军队，抵御强敌侵略的基础。
19世纪中期，德国首创参谋本部，作为全军教育训练的指导者和作战方案的草拟者以及作战行动的指挥者。参谋本部制度的采用，对于统一军队行动，提高指挥效能和作战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正是凭借参谋机构的设立，使德国当时建立了相对于其他国家要先进得多的军队组织形态，为三场王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德国军制上的成功引起了南京政府的高度关注，它决定建立类似于德国的军事机构。但在实际筹建过程中，对其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建立了5个主要军事部门，参谋本部相当于德国的总参谋部；总统的军事参议院相当于德国的“德皇军人内阁”；训练总监部相当于德国的军事训练总监部；军政部相当于德国的国防部，仅有行政功能，军令部相当于德军的执法机构。
南京政府按照德国模式进行军事机构变革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的牵制，德国的这套体制在中国显然是打了折扣，即使在形式上学上的惟妙惟肖，其实质却差之千里。比如军事参议院，其中充斥的不是忠诚而有专长的军官，而是成为南京政府用于对付异己势力的一种荣誉形式。
尽管在仿效德国实施军队编制体制变革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在德国军事专家的大力协助下，在引进先进武器的基础上，按照未来战争样式对军队编制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变革，经过调整，军队内部结构更趋合理，提高了作战能力和指挥效能，适应了机械化战争的要求，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打下了一定的军事基础。
四、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之军事教育变革
机械化战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战争规模的超前性，除了需要大量的机械化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大规模的军队，这就需要大量能够胜任机械化战争的军事指挥人才。晚清以来，尽管随着近代军事变革的进行也培养了一些近代军官，但数量很少，不能满足大量扩充军队的需要，加上，教学手段的单一及课堂教学理论上的陈旧，不能适应机械化战争的需要。为大量培养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在德国的帮助下，南京政府在军事教育领域进行了深入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的军事专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中国现代军事教育体系的建立中，不仅充任军校教官，而且帮助南京政府组建了各种类型的军校以及参与参谋培训。
首先，德国军事顾问在国民政府原有军校中担任教官。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军校数量不多，主要有由黄埔军官学校改编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和地处北京的陆军大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的主要是初级军官，大量德国军事专家在该校充任军事教官，像爱基弟、马德、诺尔特、凯塞、胡脑施坦因，达麦劳和布禄贺音，在中央军校兼职任教的德国专家有麦次纳、毕里次和漆麦曼等。而陆军大学则是一所培养高级指挥人才和参谋人才的高等军事学府，与其军事顾问都很重视，佛采尔致书力荐聘请德国教官：“倘陆军大学能用德人教授，并吸收其百年来平战所得训练之经验，则深信四五年中，必可培养后起之参谋人才，非仅参谋机关本身，即全国陆军平战两时获益匪浅”，陆军大学在由北平迁往南京之前即聘请了德国人林德曼中将为教官参与军事教育。到南京后，陆军大学更吸引了大批德国军事教官前往任教，其中包括史培曼中将、史达开少将、史太邱少将等德国高级将领，1935年前后又增加了顾德威和教授参谋业务、列强军备及编制装备的王恩翰。此外，国民政府还根据佛采尔的建议，在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等兵种学校聘请了德国军事顾问团中的魏克上校、拉森上校、毕利慈少校、基尔伯上尉和佰尔少校等担任教官，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参与国民政府时期军事教育工作的德国军官有近40位。
在德国军事专家的参与下，中国军事教育有了很大进步。他们在承担了中国各级军校的教学训练任务，能够把欧洲流行的先进军事理论及时传授给中国学员，提高了他们的战术素养和理论水平，有助于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一线战场指挥官。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例，从1928年至1937年，共培养了10731名初级军官，毕业后，他们纷纷到基层任职，无论在组织兵员训练，还是在指挥分队对抗中，他们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而陆军大学，作为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学校，在得到德国军事专家的精心指点后，他们的战略筹划能力与战场联合指挥能力都得到很大的提高。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陆大毕业生中的2100人参加了指挥作战，有的担任了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师的主要长官，特别是从军委会到各军师参谋长中，几乎都由陆大学员担任”，他们在抗战时期指挥有方，特别是按照德国军事专家的建议组建的教导师，后改编为87和88两个师，淞沪会战爆发后，他们奔赴战场，奋勇杀敌，成功了阻击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而其中绝大多数指挥官都是陆军大学刚毕业的学员。
其次，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在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一些利用新式武器装备的特种兵，特种部队往往能打破惯常思维，采用全新的作战方式取得常规战术难以取得的战场胜利。而德国在特种训练方面走在世界前列。1931年，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在呈给的报告书中一口气提出建8所特种学校的建议，包括：“一、步兵学校；二、骑兵学校附骑兵教导团；三、炮兵学校附炮兵教导团；四、工兵学校附要塞建筑学校暨教导连。上述四校已显著成绩，骑、炮兵两校尤佳。此外，正在进行设立者为：五、通信兵学校；六、汽车学校；七、高射炮学校；八、要塞炮及电雷学校。此四校若充分给以教材等项，亦能于最短期间获得良好成绩。总之，此种学校可云已树军官、军士新式教育训练之基础，而新式与良好陆军犹如大厦，即可建筑于是”，为所采纳，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南京政府创办了一系列的特种兵军事学校，分别是1931年成立的陆军步兵学校和陆军炮兵学校，1932年成立的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和陆军工兵学校，1933年陆军组建了机械化学校、陆军化学兵学校、陆军通信学校、陆军骑兵学校及陆军辎重兵学校等军校；海军创办了青岛海军学校、马尾海军学校、军政部电雷学校等；空军则创办了中央防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等，其他专业性的军事学校也陆续建立了一些，如测绘学校、军工技术学校、后勤技术学校等，这些专业兵种学校的建立及其所培养出来的专业性很强的军官，在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参与中国的参谋教育和军官训练班。战争形态愈是高级，军事领域结构就越复杂，而其内部分工就越细密，而参谋在其中的功用就越强。对南京政府来说，参谋不仅数量少，而且参谋业务能力普遍不高，而德国却是世界上参谋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南京政府决定学习德国的参谋业务，聘请德国军事专家筹划参谋训练计划，1933年5月，佛采尔向呈上《整理部队意见书》，提出：“陆军最高级指挥所缺少之要件太多，无训练完善之参谋团。目前各司令部充任参谋之人太多，若用少数训练完善具有毅力之参谋，兼实任伍中勤务，谙练下级部队指挥，其成绩自必甚佳”。在德国的帮助下，南京政府在陆军大学这所主要培养高级将领战略筹划能力的军事最高学府设立了参谋训练班，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参谋业务能力，使之能胜任师、军参谋长之职”，为提高参训人员的能力，陆军大学设立了诸多与参谋业务相关的科目，包括以基础身体素质训练为主的徒手操、跳高、跳远等项目和兵器学、筑城学、交通学、通信学和军制学等5项内容为主的军事教程课。在德国军事专家的参与和指导下，陆军大学的参谋训练班课程内容设置合理，能够紧贴世界理论前沿，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参谋素质和作战指挥效能，使之能够适应机械化战争残酷而紧张的节奏。
五、余论
德国在19世纪最后的30多年里，从分裂状态迅速发展为世界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这给当时处于积弱不振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样板。德国出于扩展对中国的影响力和获取中国战略原料的双重考虑，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向中国接连派遣了大批军事专家参与了中国的军事变革，并同中国开展了积极的军事贸易活动。但当时中德国关系的发展更多是由军工企业和军界推动的，缺少德国战略高层的积极主导。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上台，出于同样霸占世界的野心，日德结成了法西斯轴心盟国，两国狼狈为奸，互施援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不仅对华实施了武器禁运，而且将其军事专家也纷纷撤回，从而结束了南京政府时期德国军事专家参与中国军事变革的黄金10年。
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南怀瑾在大陆活动的增多，他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广，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他。由于南怀瑾不畏人言，又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便成为沟通两岸关系的和平密使。他曾为两岸领导人穿针引线，一手促成两岸的“汪辜会谈”，维持海峡两岸秘密接触管道。
博古通今，国学大师无所不知
精通儒、道、释三家学说的南怀瑾，被尊称为仅存的数位国学大师之一，他的著作数不胜数，有人说他一开口就可能写成一本书，这也许有点过誉。但他每演讲一次，演讲稿就是一本分量十足的书籍。
1988年1月，蒋经国病逝。南怀瑾从美国迁到香港还不到一个星期，突然接到老友的一通电话，相约一晤。这位老友就是阔别近半个世纪、时任中国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贾亦斌。贾亦斌与南怀瑾早在1940年曾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搬到成都改名）是同事。南怀瑾是政治教官，贾亦斌是战术教官兼区队长。
当天晚上，贾亦斌来到位于香港港岛中环半山区的麦当劳道（旧称麦当奴道，人称高尚住宅区）的南怀瑾住宅。老友重逢，异常激动，彻夜长谈，话题当然不离海峡两岸关系。贾亦斌此次会晤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南怀瑾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而南怀瑾毕竟在美国隐居了3年，对两岸的底牌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刚开始，他婉言谢绝。贾亦斌也不再遮遮掩掩了，他说：“我们知道李登辉是很尊重你的，而且你的弟子就是他的亲信。目睹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分离，难道老兄能置身事外吗？”
继而，贾亦斌列出了他找南怀瑾的三大因素：一是南怀瑾与李登辉能够说得上话；二是南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三是南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威望。所以，贾亦斌将两岸密使的人选锁定在南怀瑾身上。
贾亦斌之所以说李登辉很尊重南怀瑾，是因为南怀瑾一句话把李登辉推到了台湾领导人的大位上。说到南怀瑾的治学过程，可谓自学成才的典范。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一辈子连张小学文凭都没拿到，勉强算是小学肄业”。1918年，南怀瑾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柳市区地团乡地团叶里（今翁街道地团社区桥头村）一个商人之家。6岁上私塾，读四书五经。只在县立小学插班读了最后一个年级的课。因其体弱多病，其父就将他送到离家五六里的山上的家庙里苦读，并请一位拳师教授武术。1935年夏，他从温州坐船到上海，复转火车去杭州浙江国术馆求学。1937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得武术教官资格。因此他于1940年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任武术教官和政治指导员。此间，南怀瑾每天背着剑，在青城山灵岩寺空地上习武，并拜大禅师、大居士袁焕仙学佛学禅。1943年秋，南怀瑾辞别袁焕仙，独上峨眉山，来到中峰顶上的大坪寺，第一次“闭关”修行。1945年，他在神通具足的风了和尚陪同下，远走西康、，参访密宗各宗各派。随后，讲学于云南大学与四川大学。1947年，返回浙江乐清故里，旋即归隐杭州天竺。
1949年去台后，南怀瑾开始与人合伙开办公司，起名“义利行”，不甚如意。直至1963年，经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创办人张其力邀，方前往文化学院博士班担任教授。不久，台湾政治大学也请他任教。
南怀瑾博古通今，他旁征博引与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对台湾思想界的影响越来越大。1966年，应、蒋经国之邀，南怀瑾在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岗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由于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曾亲临现场，“前设布帘，坐在幕后听”。此事不胫而走，拜南怀瑾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除了名流权贵外，南怀瑾还专为青年开设了一个讲习班。当时担任《台湾新生报》记者的苏志诚，以及萧政之的下属郑淑敏，都是青年班的弟子。李登辉与南怀瑾的渊源，与名流权贵、青年讲习班这两类学生都有关系。
一言九鼎，把李登辉推到高位
1983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南怀瑾还在秉烛夜读。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竟穿着睡衣与拖鞋，匆匆来访。
“老师，情况紧急，祈盼老师指点迷津！您怎么看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这3个人？”马纪壮说。
南怀瑾从学生口中得知，蒋经国知道自己的健康随时会出状况，因此，提名就任“副总统”人选不能大意。现任的“副总统”谢东闵是不错，但他的年纪大了，没有续任的意愿；曾经刻意培养的孙运璇又突然中风。左思右想，蒋经国脑子里只剩下“省主席”邱创焕、“内政部长”林洋港以及“台北市长”李登辉。但到底选谁，一时举棋不定。马纪壮穿睡衣半夜来访，恐怕是衔命前来征询意见。
由于南怀瑾并未直接表达看法，一直到凌晨3点多，马纪壮还是不走。坊间传说，此时南怀瑾起身离座，要去卫生间。马纪壮以为老师要休息了，就急不可耐地请老师赐教。
南怀瑾随口答道：“你等会儿！”其温州口音，正好与“李登辉”谐音。马纪壮以为是“李登辉”。
待南怀瑾方便完了后，马纪壮再问为什么是李登辉时，南怀瑾随意说道：“邱创焕太滑头；林洋港有野心；若以蒋经国的立场来看，大概李登辉比较适合。第一，他是农业专家；第二，他是台湾人；第三，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后台。”
老师的几句话，让马纪壮满意而归。没多久，蒋经国在征询过黄少谷、孙运璇、蒋彦士、郝柏村等人的意见后，最终还是采纳了南怀瑾的看法，选定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
由于李登辉与苏志诚情同父子，南怀瑾几句话让李登辉登上“副总统”宝座的事，也由苏志诚传到李登辉的耳朵里。
1984年3月，李登辉接任“副总统”时，对于如何扮演新角色有些困惑。为此，他让苏志诚借上课之便，向南怀瑾索求良策。苏志诚问南怀瑾：“叔叔（李登辉）知道你很看得起他，最近蒋经国要他多接触三军将领和情治首长，他要我来请教您该怎么办。”
“‘副总统’就是‘副总统’，多看多学，能不过问就不过问；尤其蒋经国最忌讳军事与情治，绝不能碰。”
南怀瑾的这一番话，又帮了李登辉一个大忙，不只让李登辉得以进一步取得蒋经国的信任，日后更因此而有机会正式继任台湾领导人。
后来，南怀瑾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影响力因此惊动了蒋经国。为避免南怀瑾由大师变学阀，学阀变党祸，蒋经国有意借当时发生的十信事件，瓦解南门势力。南怀瑾得知后，为了避免眼前即将发生的灾难，决定远走美国。
李登辉听到他要走，派遣苏志诚前去，一方面道别，另一方面则向南怀瑾索求临别赠言。南怀瑾说：“将来要是有问题，军事问刘安琪，情治问焦金堂，紧急的事，非要找我，可以通过高雄的洪医师。”
不久，南怀瑾便远渡美国，在华盛顿特区落脚，过着近于隐居的生活。
贾亦斌知道，南怀瑾旅美期间，过得并不轻松，他深深思念中华故土。1986年中秋月圆，他夜不能寐，口占一绝以慰思乡之情：
江山今古一轮浑，海外中秋月在门。
百万龙天齐问讯，何时回首照中原。
牵线搭桥，为两岸和平献上中下三策
3年后，蒋经国病危，李登辉委托洪医师到华盛顿求取应变对策。李登辉最担心的是中共会否攻台，将来要怎么安排人事。
南怀瑾再献锦囊妙计：“眼前，大陆不会攻台。半年内不要有人事异动就可以了。”
1988年年初，李登辉继任台湾领导人，南怀瑾也离开美国，卜居香港。李登辉继任初期，羽翼未丰，依旧把南怀瑾视为“国师”，对于“国师”的谋策，可谓言听计从。也因为有了南怀瑾的一些意见，李登辉才能逐渐由一个过渡人物，变成握有实权的主宰者。
贾亦斌的此次香港之行，经过与南怀瑾的7次促膝谈心，两人方达成共识。
南怀瑾对两岸密使说：“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
按照预先的约定，1988年4月21日，贾亦斌为南怀瑾带来一个新朋友：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杨斯德。
杨斯德坐定后，首先向南怀瑾表达了中共中央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意愿。当谈到武力问题时，南怀瑾竟激动地说：“假使你们真要出兵，我也是军人，就回台湾去与你们打仗。”贾亦斌与杨斯德连声说：“不会打啦，不会打啦。小平同志有过批示，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南老若不相信，我们下次带给你看。”后来，贾亦斌与杨斯德再到香港，真的带来邓小平的手谕：“对台暂时不能出兵。”4月27日，临别时，南怀瑾亦表示，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则带走了一盒与南怀瑾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中共高层汇报。
与此同时，南怀瑾也让身边的弟子李真吾启程，将同样一套录音带送到台湾，并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前“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请他快派人过来密谈。
可是，李登辉听了李真吾带去的录音带后并没有动静，善于权谋的他正在观察着大陆时局的变化。而1989年2月，南怀瑾则请贾亦斌为代表，同温州市政府在上海初步商谈合作建铁路。同年10月，南怀瑾派弟子李传洪等人前往浙江，双方签订合作意向书。李登辉开始坐不住了，一次次命苏志诚打电话、发传真函给南怀瑾，探听北京对台政策的虚实。
1990年，苏志诚奉命首次赴港邀请南怀瑾回台湾面谈。同年9月8日下午，南怀瑾回到台湾，当晚与李登辉在官邸书房见面，仅苏志诚作陪。南怀瑾说古道今，纵论天下以及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他最后说，你先不要管大陆出兵不出兵，蒋家把天下交给你，他们是自己打下来的。你没有威望，要有德望。台湾现在外汇存底有800多亿美元，你先管内政。蒋经国有十大工程，你应好好利用800亿为老百姓做点事。
次日晚上，南怀瑾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畅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南怀瑾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南怀瑾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罪人。”
直到1990年12月31日，贾亦斌陪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代表杨斯德，终于与代表李登辉的苏志诚，在香港麦当劳道的南怀瑾寓所首次会面。
会谈一开始，苏志诚就滔滔不绝地为李登辉评功摆好，希望取得大陆对李的信任。他向对方透露，李登辉正在做准备，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杨斯德当即说：“中共中央对李登辉先生是很肯定的，是寄予很大希望的，希望能在他任内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已确定，以李先生为谈判对手。我们从来没有说李登辉是，更没有说这个人不可信。有许多台湾朋友来北京，我们也在帮李先生做工作，告诉他们对本省人一概排斥是不会被我们接受的。”
第二天的密谈中，南怀瑾向双方建言献策：“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士参加，修改历来，融合东西新旧百家思想，中华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号、年号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内商量，使之成为全中国人的。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划出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港等地百年来的经济工商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中国的样板。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建立南洋海军强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东沙群岛，对东南亚至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权力。下策是只就两岸经济、贸易、投资、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当他谈到两岸合作成立一个经济特区时，双方一致叫好。
首次密谈结束后，双方约定把会谈录音带回去，各自向两岸高层报告，到农历新年时再谈一次。1991年1月3日，南怀瑾给两岸领导人手书一信，分头送出。信中有一段说：
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
趁热打铁，提出“和平共存，协商统一”八字方针
第二次密谈是1991年2月17日。那天正是春节，贾亦斌会同杨斯德等三人，在南怀瑾寓所与苏志诚、郑淑敏和尹衍梁再次会谈。苏志诚急切地想了解大陆方面如何回应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令。
南怀瑾知道，这是苏志诚眼下最关心的事。虽然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是蒋经国生前就确定下来的政策，现在不过是由李登辉来宣布一下而已，但这毕竟是李继任后做的一件大事。如果大陆能给予积极回应，在当时台湾人心普遍希望和平的情况下，李登辉就为自己积累了一大笔政治资本。
眼看杨斯德对此不以为然，苏志诚可能空手而归，密谈就会陷入僵局。南怀瑾起身对杨说：“一旦台湾宣布了，北京没有及时回应，对李登辉来说问题很严重，内部会有反对意见。”
这时，贾亦斌立刻插话：“最近，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后，两岸还是交战状态。他这样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就使我们很难表态。”
苏志诚急忙解释说：“郝柏村的话只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是一个军人，对大陆政策并不了解，我们的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括李‘总统’和李元簇‘副总统’在内只有6个人。如果你们想了解我方大陆政策的依据，我可以念一份本月5日这6个决策核心人物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是我做的。我来前曾请示能否读给杨先生听，是得到最高层同意的。”
苏志诚念完文件，杨斯德要求复印一份带回北京，被苏志诚拒绝了。但杨斯德并未介意，他继续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把中共定位为友党，将来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达成秘密或公开协议。”并明确提议：双方可先达成秘密协议，得到最高层认可。
协议内容就是刚才说的“三停止”。有了这个秘密协议，在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可以有两个办法回应：一个办法是台湾与北京各自再同时发表声明，声明内容事先交换；另一个办法是双方发表公开联合声明，向全世界昭告，不允许外来势力干预中国人自己的事。
杨斯德话音刚落，苏志诚立刻问：“你的这些意见是否向最高层报备了，邓小平是否同意？”杨答：“报备了，但邓小平只管大方向，不管具体事务的。”苏志诚核对了郑淑敏在一旁做的记录，重复了杨斯德的意思，是希望两岸签订和平协议，协议内容就是“三停止”。然后，他表示：“我回去报告后会认真研究的。”双方讲定在3月底再谈一次，讨论具体细节。
同年3月29日，两岸密使按事先约定来到香港。在南怀瑾位于坚尼地道的新宅，苏志诚与杨斯德举行第三次密谈。贾亦斌这次没有参加。
双方会谈气氛一开始就很紧张。南怀瑾见双方的想法几乎是南辕北辙，拖下去只会越拖越僵，就提出一个“和平共存，协商统一”的八字方针……双方都同声称好。南怀瑾趁热打铁说：“你们对这个方针都叫好，那就签字呀！你们签了，回去双方领导人认可就管用，就是条约；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这是一句文学语言，妙就妙在这里。”由于双方都拿不出具体方案，此次会谈无果而终。
搭台人谢幕，“汪辜会谈”登场
1991年5月1日，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等人取得共识，决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等四人组成项目小组，由汪领衔，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在香港的南怀瑾谈判。
6月16日，大陆派汪道涵、杨斯德、许鸣真赴港，与台湾代表苏志诚、郑淑敏会面，双方接受南怀瑾建议，敲定首次汪辜会谈日期。南怀瑾亲笔起草《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一式两份，交密使分别送达两岸最高当局。建议书内容基本三原则为：“和平共济，祥化宿怨；同心合作，发展经济；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
根据南怀瑾的记录，两岸密使会晤时主要以化解两岸敌意、签署和平协议为讨论重心。但后来因苏志诚在密谈中采取蒙骗手段，与南怀瑾失和，加上李登辉玩两面手法等因素，从而中断了贾亦斌与南怀瑾开辟的这一两岸密谈管道。随后，启用“汪辜会谈”的新管道。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台湾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在香港举行商谈，集中讨论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
从11月3日到12月3日，两会通过书面往来“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台湾“陆委会”主委苏起将其简称为“九二共识”。从此，“九二共识”成为两岸关系的新名词。
“九二共识”确立后，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商谈中的主要障碍，并为1993年4月下旬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
然而，1999年7月，李登辉正式抛出“两国论”，引得台湾海峡再次战云密布，中间人南怀瑾也只好黯然退场。一生中经历过无数政治风浪的南怀瑾，对于在密谈后期，李登辉的背信弃义、苏志诚的欺师辱祖彻底失望。他在退出两岸密谈的时候，在拍纸簿上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是一场愚痴无智的诳语笑谈会，此乃我心裁决的结语。”
南怀瑾返回家乡浙江后，以他的名誉成立多个基金会，筹集到大量资金，进行多项建设，包括他家乡的金温铁路。还设立奖学金资助30多所大学，为研究黄河断流成立“参天水利工程研考会”等。2012年9月29日，南怀瑾在苏州逝世。
知用中学建校于1924年，是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现中山大学前身）的学生社团知用学社创办。一直以来，知用人坚持“承认知识的权威，采用实验主义，求知致用，双方并重，以谋求南方学术之伟大建设”的信念，以“求知致用”为校训，求活知、致实用，为国家的发展、学生的成长、学术的振兴，几经迁徙、筚路蓝缕、矢志不渝。
知用中学92年的发展史，展现了一所革命中学根正苗红、名家引领、历史深邃、文化丰厚、敢为人先的历史特点。在知用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广东省爱国学生运动领袖毕磊，黄埔军校教官林庆培（音乐教官）、何学坚（教育系教官）、李少陵（政治教官），广州教育界贤达唐富言、张瑞权等积极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教师；曾出现过鲁迅、廖承志、茅盾等杰出名家授课的身影；曾留下过坚守教育救国的信念，辗转澳门、香港、越南西贡、顺德、南海、湖南郴县良田、黄茅大山、上田池洞、临武牛头汾等地办学的足迹；曾奏响出学术百家争鸣、创新纷呈涌现、道德厚重高尚的文化局面；曾出现过广州市内首先尝试实行六三三制、建成当时广州市最突出的科学馆、首次提出试行“半工半读”实验班、首先拥有本校校服（黄埔军校学生的军服样式）、最早拥有校歌等敢为人先的创举。由此，也孕育了立志报国、崇尚真知、优势发展、求变创新的求知致用精神。
在进一步梳理学校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要传承学校“求知致用”的核心理念，确定了“培养‘学养深厚，实学见长’的现代公民”的目标，围绕这一理念和目标，构建了“求知致用”的特色课程。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载体，课程文化是学校办学特色的核心元素。知用中学将学校的特色课程建设与学校文化特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紧密联系，使学校的课程改革深入到文化层面、思想层面、精神层面。
二、建设校本课程，引领学生发展
我们用太极图来概括“求知致用”校本课程结构的特点：此图用之于“求知致用”校本课程，体现了“求知”与“致用”不断循环相生的知识创生发展过程。鱼眼的两端分别为“求知”、“致用”两端，一者主静，一者主动，既为求学方式之两途，又为所获知识之两端。两鱼相交，又体现了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承、相互创生的特点。由“知用”而生“求知”、“致用”之两极，又由此两极而生发学校之诸课程群，并对应国家颁布的六大核心素养，由此培养出“学养深厚、实学见长”的现代公民。
在此格局之下建设学校特色课程的“两大系列”、“六大模块”的基本架构（下图）：
两大系列各包含三大课程模块，分别是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个模块正是根据国家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六大核心素养来分类设置。
这样的课程架构，是根据学校的发展愿景（创建教育优质、管理优效、师资优化、校风优良、环境优雅的广州市文化名校）和办学理念确定的。我们认为，特色课程应根植于学校文化、基于学校文化，在学校文化的引领下，融于学校整体课程体系之中，服务于学校的培养目标，服务于学校的特色教育，用文化和课程滋润师生的成长。通过搭建课程平台，尽可能满足不同学生发展优势潜能的需求。
三、课程滋润成长，实践创生特色
1. 发展指导：求知与致用并举
“求知致用”课程是以指导学生发现自身的优势潜能为基础的。在校本课程的实践中，知用中学已经形成了发现学生优势潜能、发展学生优势能力的教育机制。这一机制体现为学生发展规划的求知层面，德育主题月课程、学生社团课程等的致用层面，并通过朗晴心理健康课程为学生的阳光成长提供保障。
（1）“天赋才干”生涯规划课程
“立志”教育是我校的优秀传统和重要教育内容。最近，我们结合学校的教育实践积累，与广东省校长联合会合作开发了“天赋才干”生涯规划课程。力求因应社会发展，更好地为学生做好生涯规划服务，以指导学生获取自己在什么时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清楚自己实现预定目标的优势与不足、明确自己距离将要实现的目标与规划还存在多大的差距的方法和知识，并付诸于行动实践，最终实现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被动成长”为“主动成长”。每个新学年伊始，由学校领导为新生开设“规划三年生活，从今天做起”的入学衔接课，由特聘的外校老师给每个年级的同学开设“知用生涯规划讲座”，指导学生从更小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成长目标。再组织全体同学参加由广东省校长联合会开发的“中学生学业和生涯发展规划”在线测试，借助科学的方式发现自己的优势潜能。之后由各年级、各班，根据年级的生涯规划重点，通过班会课程、导师指导和学科融合等方式，进一步指导学生认识自身的优势、学会选择发展个人优势的成长平台，高中三年的规划重点分别是，高一年级“认识自我，融入成长”，高二年级“走进职场，规划学业”，高三年级“规划生涯，高效学习”。学校也分别为之编写了《知用中学学生手册》、《“格物求知，迈向丰盛人生”行动计划》等辅助材料。“天赋才干”生涯规划课程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学生认识自我、发展潜能的能力，激发了他们参与学校活动的热情、提高了学生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
（2）德育主题月课程
一直以来，把国家、学校的培养目标融合到德育主题月教育中，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着力点。近年来，为实现“让每个学生每天都能做自己擅长的事”的目的，学校进一步规划设计十二个德育主题月课程，使之系统化、课程化，以更好地为学生发展优势潜能的服务。每个主题月都是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小学生守则》、国家传统节日、学校的核心价值等，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进行设计，把学校的大型节庆活动和德育活动、年级的特色活动、学生的常规活动等统整起来，使之实现系统化、课程化和校本化。每个主题月都有明确清晰的养成目标，有丰富多样展现不同才干的平台，有体现不同能力的成果。学生可以在主题月课程中，选择参加最适合自己的活动，尽情地在“致用”知识，发展优势。如感恩爱校活动月，以学校的班主任节为课程平台，以“建设优良校风、学风，运用校园文化符号，激励学生爱学校、尊敬老师、共建校园文明”为目标，通过班主任节活动方案设计与展示、三行情书征集比赛、班主任节徽标设计比赛、“班主任的一天”视频征集、班主任照片征集、海报宣传活动、展板策划与布展、班主任节主题班会课、班主任节墙报、班主任节庆贺大会等十大学生活动，使同学们既在活动中学会感恩、体验感恩、分享感恩，又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展现自我、发展能力，培养现代公民的素养。
（3）朗程心理健康课程
我校历来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近年来，学校因应当前学生心理问题日渐突显、家长育儿焦虑明显，与朗程心理工作室合作开发了朗程心理健康课程。课程通过问卷调查、心理成长讲堂、心理成长工作坊、一对一心理辅导、心理兴趣小组与社团指导等形式开展。一位参加了心理成长工作坊的家长由衷地感谢：“今天我按照周老说的，将孩子的优点写好发到他的QQ上，平时我说什么他都没有回应，但这次他回应我了。我想孩子还是需要我们肯定他的优点的。家长团体辅导后，我学会了要接纳孩子在成长期的反常！感谢知用中学关注家长和孩子的心理辅导，感谢心理老师们。”
2. 激发潜能：学养与实学并重
“求知致用”课程是以培养“学养深厚，实学见长”的现代公民为目标的。目前，学校正通过“求知堂”人文课程、公民写作课程、“求知楼”科技课程、STEM课程、学科竞赛课程、身体素质发展课程、模拟网络创业课程等，统整跨学科资源，创设培养多元智能的真实情境和任务，为激发学生的潜能而努力
（1）“校园议事堂”公民写作课程
“锻炼公民道德、充实生活智能”是学校建校以来一直坚持的训育目标，近年来，学校以写作活动为载体，统整了语文、政治、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知识，设置了“校园议事堂”公民写作课程，以激发学生语言智能、交际智能、逻辑智能和内省智能。课程通过创设的多个校园生活的真实情境和阶段写作任务，学生分别经历短评、深评、调查报告和建议书等多种写作体裁，最终以向学代会提交学校发展议案为成果。在活动的过程中，学生借助自我、同伴、教师和家长等不同主体的评价，发展了多文体的写作能力、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提升，学养得以丰厚、实学得以发展，潜能得到极大的激发。参与课程学习的同学中，有两位同学的文章刊登在省级报刊《羊城晚报》，多位同学在学科考试中写作获得优等成绩，成果在市、区不同的教研会议中推广，得到省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
（2）新生衔接课程
新生对学校的适应程度和速度，是其能否融入新的生活、能否发展个人优势潜能、能否传承发展学校精神的关键。基于此，学校大力开发新生衔接课程，试图从学养和实学两方面，提升学生素养，使之能获得求知、致用的自我发展能力。学校通过开设校史课程激发学生的荣誉感、用名校名人的经历激发学生的求知动力，开设礼仪课程提高学生的人际智能和内省智能，开设“学习之道”课程促进学生求知与致用的能力、夯实学生的学养基础，开设军训课程培养学生的集体精神和吃苦精神，开设生涯规划课程指导学生优势发展。这些课程都在真实的情境中有效统整同学科的知识以开展活动，实现了学生的多元智能和谐发展，实现了学养与实学的协调发展，有效加快了新生融入校园的学习生活。
从军阀混战到剿共、抗日，每个战场都有他知疲倦的身影，并因此得到的青眼相加。
性格孤傲且特立独行的他，终于落魄到不招人待见，黯然踏上返乡之路。被后人揶揄成“德国的史迪威”。
他，就是乔治・佛采尔(George Wetzell)将军，一位近代中国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
万里赴戎机
德国人素以精于军事学术、兵器制造而著称于世。曾几何时，“德国顾问”是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在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德国顾问乃不可多得的一道风景线。君不见甲午风云黄海大战，旗舰“定远”号甲板上伫立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旁出谋划策的“洋诸葛”，就是来自德国的顾问汉纳根。民国肇始，孙中山便提出愿借重德国的技术与人才协助中国发展。尽管德国政府基于现实考虑，未与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权建立正式关系，但孙中山却以私人名义秘密聘请了多位德国顾问。一直到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孙中山才彻底将其目光由德国转向苏俄。
孙中山用苏俄顾问取代德国顾问，以他忠实学生自居的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德国顾问奉为香饽饽。蒋之所以青睐德国人，直接原因是他对德国人的好感与钦佩。青年时代的便具有浓厚的德国情结，一度积极筹划赴德留学，后来因故未能成行。不过老子未竟的留学梦在儿子身上得以实现，1936年冬，的次子蒋纬国远赴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进修军事，直到二战爆发前夕才学成归国。
坚信“德国民族的伟大精神乃是我们未来的榜样”。现实的需要加之由来已久的精神崇拜，使坚定了联德的决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他花了很大的精力与财力，组建了德国顾问团，希望藉此加强与德国的官方往来，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i930年代初，伴随着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借鉴德国经验”的呼声甚嚣尘上，开始考虑改组德国顾问团。在其授意下，曾经两度留学德国、在德国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朱家骅邀请德军名将鲁登道夫(ErichVOnLudendorff)来华出任总顾问。鲁氏本人虽然有意出山，但德国政府方面恐其名气太大，怕造成外交上不必要的麻烦，要求他不得同意。权衡之下，鲁登道夫推荐乔治・佛采尔中将来华接任顾问团的工作，也算是给中方一个交代。
佛采尔将军作战指挥能力很强，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立奇功。大战结束后，佛采尔被提升为总司令部部队室主任(相当于总参谋长)，在德军中是叱咤风云的人物。1926年秋，佛采尔被新上任的兴登堡总统找借口削去兵权，免去职务，在德国政坛日趋沉寂。此刻的佛采尔正在冷宫中苦捱时光备尝寂寞，因此他面对中方抛来的“绣球”是欣然从命，
1930年5月24日，正式任命，通告德国顾问团全体团员：“本人谨告诸位先生，经本人聘请而抵达本人总部之步兵司令佛采尔将军担任顾问团团长职位，深冀诸位秉承以往之热忱，继续竭力支持佛采尔将军并克尽佛将军分配予各位之职守。。1930年5月24日发自苏州”6月9日，佛采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正式走马上任，同时向顾问网成员发出下列一函，权做就职演说：“兹奉国家元首(蒋)总司令于1930年5月24日指令，本人被邀任为顾问团团长，领导执行顾问团所受委托之工作。本人竭诚向所有同仁致意，并请诸位以信赖之心及团队精神与本人合作，以期完成委托予吾人之艰苦任务，而为中国中央政府之福祉继续共同努力服务。吾人在此之工作深受祖国(德国)之瞩目与推崇……因此本人再度强调并请诸位以信赖之枕及团队精神共同继续执行委托给吾人之任，以期圆满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在佛采尔将军的前任出任德国顾问团总顾问时，并没有专门任职通告，总顾问也是轻车简从，既没有什么就职仪式，也没发表任何就职演说。此次、佛采尔的如此举动，显得十分不寻常，充分表明了对德国顾问团的改组寄予了殷切的厚望，而佛采尔近似于献忠心的表白也让非常受用。
如果说十余年后初次遇见美国中将史迪威即像吞了个死苍蝇般难受，那么此时此刻德国中将佛采尔的翩翩而来，带给蒋的是愉悦的心情和无限的希冀。
乱世“洋诸葛”
新官上任的佛采尔无疑要表现一番。此时恰逢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中原大地战火肆虐。战场上的硝烟对于佛采尔将军这样一位厌倦政治斗争向往金戈铁马的职业军人而言，就像顽童置身于过年的爆竹声中，可谓甘之如饴。
“中原大战”中倒蒋派的领袖人物是另立国民政府、自封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的阎锡山，他以其精明、狡诈的“骑墙式”作风，以及左右逢源的手腕，在民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游刃有余，世人因之将其称为“乱世之狐”。当“乱世老狐狸”遇见乱世“洋诸葛”时，自有一番酣斗。
反蒋联合阵线总共集结了70万大军，而投入的总兵力约为60万，其中还有一半是杂牌军。按双方投入的军事力量对比，倒蒋派的兵力还略胜一筹。“乱世老狐狸”阎锡山并非浪得虚名，战事伊始，便调兵遣将，兵分四路――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对蒋形成三面合围之势。蒋军一时乱了阵脚，陷入被动境地。佛采尔不隗是一战名将，指挥若定。他告诉，反政府军力虽强，但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设置联合参谋本部，没有协同作战能力。佛采尔根据中原大战态势及自己过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作战经验，向提出了明确的作战方案，即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攻击晋军在山东之部队，然后出击陇海路，伺机歼灭冯玉祥部主力，则其他各部将迎刃而解。采纳了绋采尔的作战方案，并要求以他为首的一干德国顾问随伺在侧，以备随时征询意见。按照佛采尔的思路，先以优势兵力击溃桂系军队，然后挥师入鲁，将晋军驱赶到黄河以北。最后，开始集中兵力对付实力最强的西北军。蒋先是用上了自己最拿手的“银、肉两弹”战术(指用金钱拉拢、用美女腐蚀敌方将士)打头阵，削弱敌方斗志。接着按照佛采尔的建议，实行大规模步兵、炮兵、空军联合作战。尤值一提的是空军，在佛采尔及其手下德国顾问的调教下，规定空军在陆军发动进攻以前，必须全力轰炸对方阵地。在发起攻击后，部分飞机必须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直到允许返航。这种空地协同作战模式果然不同凡响，重创了西北军，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即在德国容克式飞机的轰炸中粉身碎骨。在陇海主战场上，西北军勇将吉鸿昌的部队素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闻名，但蒋军以德式装备训练的教一师、教二师、十一师发挥了极强的战斗力，攻守兼备，令西北军尸横遍野，吉将军虎目流泪!
佛采尔引进的作战方式在民国军
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充分显示了德式武器和训练的强大威力。中原大战最终以阎锡山下野、蒋系中央军大获全胜而告终。据德国驻华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显示，整个中原大战期间，佛采尔都亲自率领德国顾问们全副武装地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忙得不亦乐乎”。佛氏及其副官邵姆堡(Schaumburg)更是直接下榻在的专用列车上，与蒋同吃同住共生死。德国外交部曾通过驻华使领人员要求佛采尔注意自己曾经是德国军官的身份，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卷入中国内战，贻人口实。但倔犟孤傲并急于立功的佛采尔并没有理会。战事结束后，佛采尔本人因此得到了的格外垂青，蒋对其忠诚、勇敢、敬业，甚为嘉许，给予了“功不可没”的高度评价。饶有趣味的是，佛采尔此后在公函文电中署名头衔，居然从“中将”改为‘上将”。德国军官在中国，居然会因战功在原有德军军阶的基础上得到提升，可谓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闻。这充分显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德国顾问团的重视。
言必称德国
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以至有“言必称希腊”之说。而在1930年代的军界，“崇德”、“亲德”俨成风尚，以至于到了“言必称德国”的地步。
“中原大战”一战成名，在取得的信任后，佛采尔进一步提出了扩大顾问编制的要求，将更多的德国军官介绍到中国。在佛氏任总顾问期间，德国顾问的总人数一度多达70人，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多数军政机关里都活跃着“洋诸葛”们的身影。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看，佛采尔及其部下都是以私人顾问的身份在进行工作，洋顾问们只须接受总顾问佛采尔的统领。一旦他们的建议及意见被采纳后，即以军事命令方式下达，政府各机关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评论的资格。显然，这种工作方式容易导致德国顾问们恃宠而骄，从而与各军事机关工作人员产生矛盾。
佛采尔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存在，仍然一味强调德国顾问只效忠本人，他们“俱因钧座之名驰中外，故不惮远涉重洋，愿供(蒋)驱策”!其效忠个人的表态愈加巩固了他及其部属的地位，德国顾问团实际上已凌驾于各军事机关之上，成为一个只听命于的地位崇高的超然团体。正是利用这种崇高地位，这一时期，德国顾问的触角开始涉及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其中以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渗透最为典型。
中国近代最高军事学府是陆军大学，其前身是袁世凯于1906年在保定成立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学堂督办(校长)段祺瑞曾赴德学习军事，因此在办学方针上极力效仿德国，使军校兼具德式特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接管了陆军大学。亲自兼任陆军大学校长，并于1930年将陆大迁往南京。佛采尔出任总顾问时期，更是将这种“德式特色”发挥到极致!使这所学校全盘接受德国式教育思想及体制。
在陆军大学工作的德国顾问均由佛采尔精挑细选，他们系出名门，大都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曾担任德军中高级军官，既有理论修养又具实战经验。其中军衔最高的官拜德国陆军中将衔，在陆军大学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德国教官讲授战术教学课程，从团、旅战术一直讲到师、军、集团军战术，比较注重战略战术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相对关系，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地空结合，高速立体进攻，速战速决。这些都是以德国优势工业基础为前提下的德军在一次大战中的经验总结，对中国学员来说，内容新鲜，极有吸引力，传达了世界先进军事技术信息。此外，德国顾问们另有绝活，这就是他们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无论课堂讲授或图上、现地作业，他们都能方法灵活，随机应变，不受教材次序限制，常常令学员们“即题作业”，将学员分两大组编成红蓝两军进行图上或现地对抗，方法生动活泼，寓教于实际演练，使中国学员记忆深刻且受益颇多。
总之，德国教官在陆大担负了很大一部分教学任务，通过他们的教授，德国的建军理念、军事教育方式、战略、战术方针等逐渐在陆军大学得到灌输，“言必称德国”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学员开始变得洋腔洋调，“开口兴登堡、闭口坦仑堡”(兴登堡乃当时德国总统，“坦仑堡”指1914年德俄“坦仑堡战役”)，并由此增进对德国的好感，滋生了一批“崇德”军官。
“德国史迪威”
中原大战征尘未洗，佛采尔又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他提出了“分区围剿”及“分进合击”的战术建议，深得的赞许，给红军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如第三次“围剿”，蒋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在第二次“围剿”失败仅过一个月后，趁红军分散各地之时，闪电般地长驱直入苏区腹地，使红军陷入极大被动。不得已，朱(德)毛(泽东)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穿插突围，这在以往和后来的行军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佛采尔随转战各地，拟定作战方案，出谋划策。在军事上的连连奏凯，使佛采尔极度膨胀，其骄傲自大的性格愈加明显，他自以为有撑腰，更觉自己高人一头，动辄以教训人的口吻与中国将领、官员讲话，引来内几乎整个上层人物对他的不满与反感。佛采尔非但不有所收敛，注意与中国同事搞好关系，而是极度轻视中国军人，认为中国军人非常“业余”，并常与中方高级将官发生矛盾，特别是在“剿共”战争之中，每遇战事失利，佛氏便指责蒋军军官无能，不能如实执行他的计划，而军官们则反言佛氏不了解中国国情，双方互不买账。
1933年的夏天无比燠热，或许这恼人的高温推波助澜，佛采尔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之间的矛盾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几年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佛采尔以救世主自居，摆谱端架子，颐指气使，甚或越权行事，除了，任谁他都不放在眼里。孰不知那些被他轻慢的中国军官早已是暗流涌动，忍无可忍，必欲去之而后快!以军政部为首的中国官员公开指责佛采尔干涉了中国的内部事务，与德国军官传统作风相背离，伤害了中方官员的自尊，认为“两国共同合作之根基已为之动摇”。甚至顾问团内一些人也对佛采尔的火爆个性有所非议，认为他的偏激作风影响了两国友谊。他们联合起来，经常在面前“控诉”、告状，导致蒋对佛采尔渐生恶感。
更为糟糕的是，佛采尔与本人之间也产生了隔阂。1934年，佛采尔率领顾问随再次参加了“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战事，与发生了激烈争执。佛、蒋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在使用部队问题上。佛采尔坚决反对把他一手培训出来的教导旅示范部队投入战场，而希望把他们用来作为“种子”，使德式整训进一步扩大到全军。但为了全力推行“剿共”政策，不惜血本与红军作战，他不管什么教导部队，只要能打仗，就要用在前线，就连正在整训的部队也要中止整训开往前方“剿共”。
出于对教导旅的深厚感情，佛采尔甚至当着许多高级军官面，置“领袖”威严于不顾，公开咆哮。此外，他主张由南京政府出资，将退人关内的张学良东北军重新整训为一支抗日劲旅，而这恰恰是的大忌!
江西“剿共”归来后，决心让佛采尔“让贤”。他对身边人员表示，他“不允许佛采尔在我国服务时，性情如此暴躁，行动如此偏激。唯一能有效制服而又可使其平心静气工作之办法，似在此人头尖上加上一顶重帽”。
1934年4)1，德国“国防军之父”、著名军事家塞克特(Hans yon Seeckt)出任总顾问一职，佛采尔黯然离开。据曾与其共过事的中国军官回忆，抗战后期，有许多人经常拿同样与矛盾很深的史迪威与佛采尔相比，言下之意，佛采尔就是德国的“史迪威”。的确如此，佛采尔和史迪威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狂妄自大，恃才傲物。两人都是各自国度科班出身的杰出军事指挥官，都以援助弱国军事的名义辅佐，甚至赴华时的军衔都一样。最后结局也差不多，都是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当然，历史也不会忘记，佛、史两将军都曾身先士卒，为中国的抗日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功过后人说
公允地说，将佛采尔与后来的史迪威相提并论，实在有些牵强(作者注：“德国史迪威”在历史学界已约定俗成，故本文中沿用该说法)。因为蒋史之间从摩擦开始，矛盾愈演愈烈，最后势成水火。而直到最后对佛采尔也是惺惺相惜的，他最初并不想让佛采尔走，尤其倚重佛氏全面的作战经验和娴熟的规划技巧。蒋的如意算盘是想让佛采尔交出“帅位”，
由塞克特负责全面的军事、政治、外交，具体事务还是让佛采尔继续担当。但佛采尔这个现代“诸葛亮”深谙“既生瑜，何生亮”的典故，其继任者塞克特将军刚到上海，他便立即到南昌向蒋辞行，一天也不愿多待，或是东方人无法理解的普鲁士骑士精神使然。后来在与塞克特将军谈话时评价说：“佛将军之忠诚与作战经验能力皆极可佩，但建军工作不尽令人满意，至于政治与外交(亦可能包括人事关系)彼亦未甚注意。”语气中不无惋惜的成分。
佛采尔将军是历届德国军事总顾问中唯一既参加过军阀混战、“剿共”战争，又参加过抗日战役的“全才”。诚然，他协助进行内战，扮演了为虎作伥的不光彩角色。但他投身到南京政府指挥的局部抗战中并为加强中国国防能力做出了贡献，值得青史留名。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此后，日军又不断作出继续南侵的尝试。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抵抗和备战。作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佛采尔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一，佛采尔先后参与了1932年初淞沪抗战和1933年初长城抗战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工作。在淞沪抗战中，他亲自参与指挥了德式样板师，在战斗中多次重刨日军。在长城抗战中，佛采尔跟随由他训练的中国第七军北上，在古北口、喜峰口和密云南天门等地，都留下了足迹；其二，他将前任创建的“教导队”逐步扩充为三个“示范师”，以陆军第八十八、八十七和三十六师充任，并组建了10个炮兵营，使统帅的中央军有了一支德式训练和装备的精锐部队；其三，佛采尔改进了中国军事教育体制，他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帮助建立了各军兵种训练学校及培训班，提高了教学和训练水平；其四，佛采尔提出一整套改革中国军事体系的方案，提高了军事部门的效率，并促使南京国民政府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机队等专业化部队。使中央军开始由“内战型”向“国防型”转变。
此外，佛采尔还就对日军事行动多次向提出自己的建议。他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写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对中国未来抵抗日本的战略战术、军事装备、兵种武器之改进部署以及采用新式练兵方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对佛采尔的建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激赏之余欣然命笔，在文件卷首附上了如下批语：“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
当然，佛采尔并非在军事之外一无所获，只是他个人对此不甚热心，如他也试图促进中德贸易，但不擅商务的他用人失当，其结果是派生了若干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又使佛采尔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境地，再加上他为人处事粗暴直率，从不讳言好恶所在，在官场积怨太久太深，终于为中方所不容。
回顾佛采尔将军在华期间，虽只有短短四年，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却有了用武之地。正如他向辞行前所表白的那样――以“四年之独立工作”成绩为自豪。通过佛采尔的不懈努力，中德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合作都较前迈进了一大步!是非成败转头空。不管世人如何评价其功过，佛采尔都在中德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出台纪律条令的积极意义
此次施行的《纪律条令》中，针对公安机关常见易发的痼疾和顽症，设定了加强内部管理和相关行为的惩戒性规定，使《条令》成为坚持从严治警、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一部综合性的重要纪律规章。在《条令》中设定了76种违法违纪，公安机关人员触犯其中的五种行为一律开除，包括刑讯逼供、体罚、虐待违法犯罪嫌疑人。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是与公众打交道最多的执法人员，警察的形象就代表着政府的形象。中国长期处于权力本位的管制意识之下，特权观念影响深远。而中国已然迈入千年未有之大转型，新的时代尊奉法治为政府运行的基本规则，权利本位意识在社会层面日益生长。当特权观念遇上反弹后的公民权利，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以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等形式为公权力设定运行的轨道，有助于社会新秩序的构建与维护，也有助于避免警察权伤害民众利益，从而真正做到服务于民。当前，我国正在日益加强和加大对警察队伍的管理和建设，从制度层面加强纪律约束和管理已势在必行。而《纪律条令》属于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纪律以及对违反纪律行为给予处分的部门规章，其创新意义和示范意义不言而喻，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一条令的未来效果抱以期待。
二、加强学习，提高认识
我局为了搞好《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的宣传学习工作，使每个民警牢固掌握条令、不折不扣地执行条令。还专门召开学习研究会议，要求全局民警在学习《纪律条令》中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抓好学习宣传。要把学习《条令》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多形式的学习活动，使全局公安民警切实提高对贯彻执行《条令》重要意义的认识，尽快熟悉和准确把握《条令》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二是强化领导带头。各科所队负责人要切实抓好组织领导，把《条令》学习宣传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内容，带头学习，模范遵守。同时，要对照《条令》的各项规定，认真查找纪律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对存在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及早加以解决。
三是加强监督检查。要在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切实加强《条令》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措施，严肃纪律，强化责任。
四是强化办案工作。要以《条令》实施为契机，开展对《条令》中设定的76种违法违纪行为的集中检查，通过对违法违纪典型案件的查出，严肃追究违法违纪行为人的纪律责任。
并且还研究部署了条令的宣传学习工作，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并对查摆整改、整章建制等后续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并于__月__日召开了全体民警会议，组织民警对条令内容进行专门学习，局领导__*同志要求全体民警要充分认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颁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学习态度，不但要逐条逐字牢记于心，还要严格遵守外化为行，切实把条令作为自己的纪律规范和行为准则。在会后又组织民警对条令进行了进一步的学习，并且每个民警都做了详细的学习笔记、写出了学习心得。
三、学习贯彻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精心部署学习工作
我局从领导做起，思想高度重视，把学习领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作为当前加强队伍规范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加强指导，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真正做到学出深度、学出氛围、学出实效。聘请公安机关业务骨干、上级业务部门领导担任教官，按照“分期分批、集中培训”的原则，分批对全局民警进行集中授课培训，切实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和办案能力。
（二）加强警察纪律条令的学习
我局从指定网站上下载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进行复印，保证全局公安民警人手一份，同时还组织本单位民警采取集中学习、自学、辅导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的学习活动，使广大民警对条令入心入脑，强化养成，自觉践行条令的基本要求，促进所警察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推进所队伍正规化建设。通过学习，进一步振奋精神，凝聚警心、转变作风、激发活力。同时，还注意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时间，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当前各项工作任务繁重，全局上下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时间，抽时间、挤时间学习，保证时间、措施落实到位。
（三）进一步加大执法质量检查力度
光荣、坎坷的创校历程
母校创办于1909年(清宣统元年)7月，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培养航海高级人才的高等学府。学校创立之初，是在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前身为南洋公学)内设立船政科，为近代中国航海教育之滥觞。
1911年8月，船政科独立分出，成立“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9月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直辖，迁入吴淞炮台湾新址，即现在的吴淞塘后路122号一带，定名为“吴淞商航学校”。1915年因故停办，由海军部接管。1929年复校，更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30年秋，增设轮机科。淞沪战起，校舍被毁。1939年内迁重庆，初无校舍，租招商局“江顺”轮为临时校舍，复校上课，易名为“国立重庆商船专科学校”，期间又增设造船科。1943年6月，因并入重庆交通大学。抗战胜利，1946年10月移址上海东长治路505号复校，定校名为“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交通大学代管的航海、轮机两科复归于吴淞船校。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9月与交通大学的航业管理系及海关总署税务专科学校海事班合并，改校名为“上海航务学院”。1953年3月又奉令北迁大连，与东北航海学院、福建航海专科学校等合并成立“大连海运学院”。1959年，大连海运学院又抽调师资在上海浦东成立“上海海运学院”。1994年2月，大连海运学院改名为“大连海事大学”。2004年5月，上海海运学院改名为“上海海事大学”。一源两流，南北相携，都是吴淞商船学校的继续。
一面反帝、反航运侵略、掠夺的旗子
母校创立于危急存亡之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胁迫清政府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强行控制我国海关，并制订了一系列限制我国航运发展的规章法令。自1861年始，我国航运营业额，内河的80％、远洋的98％均被外商航运公司所掠夺。轮船上的高级职员和主要港口的引水员均非洋人莫属。中国海上和内河广大水域竟成为帝国主义的天下。当时，一些有正义感的实业界人士，主张自主兴办航运事业和培养高级航海技术人才，呼声日盛。张謇首先振臂高呼：“维护领海，要先造就航政人才”，并将吴淞口渔业公司地基并所领官款6万元呈送邮传部，作为筹建船校之需。主张走教育救国之路的唐文治也极力呼吁：“航权旁落，极需广植人才，以图挽救”。在爱国人士的强烈呼吁和积极支持下，航海家的摇篮在东海之滨诞生了。
母校的创立以从帝国主义列强手中夺回航政，发展自己的航海事业为宗旨，使中国航海教育走向自己培养高级航海人才之路，具有强烈的爱国反帝性质。吴淞之名虽已埋没半个多世纪，但这面旗帜永远树立于中国航海高等教育史的光辉史页。
一流的教育质量
吴淞商船学校以其严肃的办学宗旨、优良的校风、严格的要求和一流的教育质量，享誉中外。
学生入学初始即进行优选。船政科设置之时，二班、三班学生共29人，都是从高等实业学堂毕业生及路电初中学生中，遴选品学兼优、体魄强健、视力佳良者，由监督(校长)亲自圈定，直接入学。
对学生学业、操行的考试更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章程”第二十二条规定，“学年成绩总平均虽及格而所习学科满四分之一不及格者留级；其不及格学科占全数四分之一以内者，得于下学期开学时举行补考，补考不及格者仍留原级。”“学生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凡学年操行成绩列丁等者，虽学业成绩及格，校长得酌令其退学。”其它如学生不遵校长、教职员训诲者，可令其退学。可见学校对学生的操行品德是十分重视的。
学校采取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育方针。平日除严格要求理论学习外，十分重视驶帆、操艇、游泳等项目训练。学制四年，后来为五年。三年在课堂授业，余时上船或到工厂实习。萨镇冰校长与海军部商调“保民”舰改装为实习船，船上帆缆、操舵等都由学生承担。故毕业生都具有较深的理论水平和较熟练的实际操作能力，服务海上都能胜任二副工作并得到交通部认可。学生毕业时，同时获得二副证书。
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为达到建校初始目的，船校十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唐文治监督在“高等商船学堂”开学典礼的致辞中说：“一船生命财产之安危，均操于船长手中，试想所负之责任，又何等重大。同时诸生亦应当记住，商船驶到外国，实际是国家的努力所达到之处。”鼓励学生要勇肩重担，以振兴中华航海事业为己任。“吴淞商船学校”第一任校长萨镇冰写了“若无后悔需勤学，各有前因莫羡人。”激励学生，勤学苦练，勇往直前。第二任校长王伯群作“忠信笃敬”校训题词，取《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之意，寄学生以品学兼优的希望，以求世界影响。领导铿锵的言词、炮台湾的英雄史迹，始终激励学生勤学苦练，奋发图强，为国拼搏，为国争光。
本着大则可以建设海军，小则可以驾驶商船，维护领海的目的，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行动。“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的“考生须知”第一条就明确告诫：“本校学生仿造海军传统，必须服从命令”；第二条又说“本校学生须一律剪去发辫，常穿制服”。办学伊始，学校即投入军事化管理。训练严格，纪律严明，学生见师长、教官都行敬礼。从船校旧时照片可见，清一色白帽顶、海军服，行列整齐，长阵端庄，敬礼报告，十分精神，有如正规军队。
每周有三小时军事课设置，一方面培养学生良好的军人素质，一方面也为海军预备力量奠定基础。军事课分为学科和术科两部分。学科主要使学生掌握一般的军事常识，如各兵种性能、军队教育、各兵器的发展趋势、战争史及战术初步知识等；术科有一般的军事技术，包括列队、战术、行军、宿营、测距、测图、射击的实际训练。这些知识在后来的实战中确实被应用了。
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前夕，吴淞地区其他大专学校都已人去楼空，唯船校学生在27日仍在听报告，镇静如常。下午军情有变，当晚师生急行军绕道杨行、大场，进入上海租界，继续上课。之后，船校学生以纪律严明、步伐整齐、训练有素，在当局的大检阅中，被授予荣誉旗。驾驶科本科四班学生金月石当年已在“公平’’轮任船长，因“一・二八”事件，船进甬港受阻，回上海靠泊十六铺码头后，痛恨日寇，取了船长的自卫手枪，插在腰间，奔赴南市打日寇。“八・一三”战役，一些学生如沈绳一等参加了苏、浙、皖行动别动队第四支队，奉命固守南市，掩护部队撤退。是役，商船学校学生表现英勇顽强，受到社会各界赞扬。后来，有的学生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杀敌英雄，如转入航空学校的梁天成、雷天眷、傅啸宇在对日作战中轰炸敌航数艘，击落日机多架，为国捐躯，碧血长空，可歌可泣。
奋发拼搏的吴淞商船精神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薰陶中，学校又自然孕育了一种以奋发拼搏为机枢，以振兴中华航海事业为已任的吴淞商船精神。
1922年，高等实业学堂船政三班学生郏鼎锡、吴淞商船学校驾驶本科二班学生陈干青，首先以勇扣关，智服洋考官，获船长执照，先后被破格任命为海轮船长。之后，有陈干青同班同学杨志雄、马家骏以及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招商轮船实习生徐斌等相继任职，打破了被洋人霸占六十余年海轮高职位的局面。1927年，杨志雄为维护我国航政向交通部建议，并制定“商船船员证书章程”，利用组织和法律手段，取代被洋人窃据的轮船高级船员地位。1928年，招商局第一批任用中国籍船长，有吴淞商船学校驾驶预科班学生滕士标和马家骏等人。他们担任船长的最初四年里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相反，在洋人船长操纵下，“新华”、“新康”、“新昌”和“新纪”4艘船相继沉没。
1919年，郏鼎锡、陈干青及金月石等发起成立了第一个高级船员组织――中国航海协会，以集体力量显示中国人有驾驶海轮的志气和能力。1982年，以吴淞商船同学会为基础，以争取本国驾驶员上船任职的权利和反映广大海员意志为宗旨，成立商船驾驶员总会。1942年10月15日，由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牵头，金月石等在重庆召开“卫护中国航权大会”，发表了“收回我国航权建议书”，震动了舆论界，广大海员无不拍手称快，促使国民政府在翌年1月11日与英、美两国政府在重庆正式签订新约，废止包括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军舰驻泊和海关行政权在内的各种特权。抗战胜利，政府又以尽快疏散救济物资为名，决定暂时开放长江，允许外轮在南京、芜湖、九江和汉口四口岸通行，上海江海关颁布39号公告予以实行，引起广大人民的愤慨。金月石对此更为气愤，于1946年6月至9月连续不断在各报刊发表文章，揭露这是一种变相放弃内河航行权的行径，还以“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的名义发表“为维护航权至各界的一封公开信”、“为维护航权，航业界书告各界(公函)”。在上海航业界的强烈反对下，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
1947年9月，金月石和马家骏等组成上海铜沙引水筹备会，并被推为主任。年底，原引水公会的外籍引水员为加薪进行罢工，致使有些海轮滞港。金月石挺身而出，单独连续引进两艘，引出一艘万吨海轮，迫使外籍引水员复工。自此，上海引水公会与上海铜沙引水筹备会合并，称“上海铜沙引水公会”，同时规定今后不再增加外籍引水员。
吴淞商船学校的早期学生为收回国家航政、引航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诚如老校长萨镇冰在重庆商航专科学校复校开学典礼上说的：“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出来的百余学生，努力奋斗，代替了外国人把持高级船员的职务，表现了非常好的成绩。”他们拼搏奋斗，谱写了在中国航海史上低谷时期的闪光一页。
为新中国的航海事业奠基立业
解放前夕，金月石听从航运支部负责人颜泽龙的劝告，留在上海。之后，又秘密离开上海经香港辗转到达北京，受到三次接见，并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介绍上海航远状况，对如何加快发展新中国航业提出了建议。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9日“大公报”登载了金月石在5月27日应新华广播电台之邀，向海内外航员所作的“彻底摧毁反动政权，中国航业才有出路”的广播讲话。金月石被任命为上海军管会航运处顾问、吴淞商船学校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届人民代表。
我们没有忘记校长周均时，他也是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时期的学生。时为革命委员会重庆负责人之一。为追求光明，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在渣滓洞。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重庆参观白公馆曾写了一首七绝：“浩然正气满乾坤，不屈屠刀主义真。秋色一山英烈血，红旗扬海慰淞魂。”以怀念我的老校长。
1949年6月28日，时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结业的学生数十人，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参加上海市军管会航运处水运大队接管工作，为驻船联 络员，协助军代表组织运输生产。在反封锁、反轰炸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有10名联络员于1950年奉调南下广州，作为骨干，加强起义船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人后来都是新中国航海事业建设的骨干力量。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如钱永昌、龚鉴和袁明钊等；有的光荣完成特殊任务，如1955年11月5日，王乃武在执行同志巡视黄浦江任务中，在“江申”轮驾驶台受到的接见。勉励他说，以后新中国航海事业的建设就要靠你们年青的知识分子了。有的是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如贝汉庭、鲍浩贤。
1950年1月，在香港招商局领导下，先后有17艘船起义。17名船长中，船校校友将近四分之一。13艘起义船之一的“海厦”轮船长王俊山是1936年毕业的船校校友。1992年12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招商局成立120周年大会”上，受到当时国家主席同志的接见。13艘起义船之外的“海玄”轮起义时，船长退却，由大副杨训仪，将船开进了新加坡。杨训仪是1945年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的校友。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都是共和国航海事业的奠基者。
船校从1911年至1950年40年间，共毕业学生1003人。诚如中国航海史中说的，这些人“为建设祖国，发展航海事业，维护航权，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另外，吴淞商船校友遍及海内外，都有建树，对国内亦有贡献。如在美国的赵锡成、香港的梁敏行、台湾的沈绳一等都是国际航运界知名人士。尤其是赵锡成曾受同志的接见。
愿吴淞之光重升在世界东方
今年是吴淞商船学校建校95周年，从不完全统计资料可知，船校不但是国内历史悠久的，在世界上也属较早的一所高等航海学府。近百年来，船校以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流的教育质量享誉中外。吴淞学子以吴淞商船精神、国家的需要、个人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以收回航权，发展航海高等教育和振兴中华航海事业为己任，呕心沥血，屡仆屡起，鞠躬尽瘁，垂范后世。明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六百年犹间如一根正弦曲线相连接，前者是低谷的闪光；后者是高峰的辉宏，同样是光辉的史页。
1912年9月6日，昝凌出生于天津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昝宝生。父亲原本是个厨师，因生活所迫，也在街上做过叫卖的商贩，后来靠卖风镜赚了些钱，用积攒下来的辛苦钱开了一间从事洋铁匠生意的门面店，积蓄发展，买下了一些房产，逐渐滚动经营成为一个小康之家。昝凌的母亲是父亲的二房，是个淳朴善良的家庭妇女，不识字，也从不过问政治，但对孩子的前途很上心。昝凌12岁那年，父亲因病过世，大母亲一年后也随之去世，家庭失去了支柱，孤儿寡母的昝家只得把商店和一些房产拿去典当清偿债务，一大家人挤住在一所房子里，其余的房子拿去出租，靠“吃瓦片”维持全家生计。
幼年的昝凌天资聪颖，但体质较弱。他7岁开始上学，念了一段私塾，又转入天津第一私立小学插班，他读书刻苦，考试屡次名列前茅。天津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启蒙教育使得昝凌对“抵制日货”、“取消二十一条”等留下深刻印象。1926年，14岁的昝凌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初中毕业时，昝凌的嫂嫂提出家庭收入拮据，不能供他继续读书，要他去学做生意。他不肯就范，和兄嫂软磨硬泡，最后是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分家，又狠心卖掉分家得到的唯一一所房子，昝凌才得以续上高中。
高中毕业后，昝凌的理想是投考国内机电系最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中学时期他受到也是南开大学机电系毕业的哥哥的影响，对物理化学产生浓厚兴趣，特别对电学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但家境实在贫寒，他再也不愿给日渐年迈的母亲增添负担，决然以优异成绩被有着优厚奖学金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录取。他没有放弃学机电的梦想，1936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继续学习，原想一年后转到电机系去，因“七七”事变爆发愿望未能实现。但由于对电学的兴趣很浓，在打牢数学基础的同时，他还自学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抗战烽火越烧越旺，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与北大、南开组成临时大学。昝凌随校到了长沙，可是南京失陷后，临时大学又要向昆明迁徙，经济上的困难，使他无法再去昆明完成大学最后几年的学业。为了谋生，他来到成都，在南开中学时的老同学、时任空军机械学校教官王裕齐的介绍下考入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在学校，他学到了有关飞机、发动机、航空电器、航空仪表等方面的知识，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该校留下任仪表电气组助教。在学校工作期间被迫集体加入，但是他对大后方的腐败政治有清醒认识，追求进步，渐渐被吸引到由该校中共地下党员许锡缵主编的进步刊物《抗战科学》下，和王裕齐等进步同事经常为刊物撰稿宣传抗战，参加进步读者座谈会，阅读了大量介绍苏联社会和马、恩剩余价值与阶级斗争学说的读物。1942年，他成为电气厂器材库库员，1943年成为电气组教官，1945年转入航空研究院，任航空兵器组研究员。这段特殊背景下的经历，使他注定与航空结下一生情缘。
抗战期间，政府利用美国国会通过的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援助的《租借法案》，开始向美国派遣学习航空的公费留学生，抗战胜利后，为了大力发展航空，又继续向英美两国派遣人员学习深造。昝凌得到了这个机会，1945年10月，他和其他9人以“高级检验员”的名誉被派到英国学习航空仪表和无线电。此时的昝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先后在四家航空厂、所学习工作，接触到西方许多电气和仪表方面的新知识和先进的测试设备。他深知这段经历难得，也感受到一些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漠视和冷落，决心用少休息的办法多学一些东西，掌握振兴祖国航空事业的本事。在英国航空部检验所，他接触到了当时被认为很新的特设装备和检验这些装备的仪器设备，并亲自进行操作。他用主动帮助工作的方式，把在史密斯仪表厂研究发展部的实习期由原定的一个星期延长到半年。当时英国正在进行SEP-2自动驾驶仪的研制，这个部的主任、自动驾驶仪专家梅雷迪斯的实验室人手十分缺乏。昝凌恰好来到他的研究室，在协助工作期间，搞清了自动驾驶仪的基本原理，对其中主要部件磁滞电机作了较详细的了解，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数据和资料。梅雷迪斯是英共党员，昝凌与他很谈得来，在政治上受到他很多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英国学习的近两年时间，对昝凌的人生和日后的研究设计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7年6月，昝凌归国不久便被任命为航空研究院电气组组长。国内形势发展很快，政权在与人民的战略决战中，像秋风中的落叶摇摇欲坠，航空研究院与各个机关都在做着迁往台湾的准备。昝凌早就不想接受统治，他和王裕齐等把不想去台湾的一些技术人员秘密联络起来，1949年三四月间，在研究院迁台路过上海时，与中共上海空军地下党负责人李杨群取得联系，在党组织帮助下，他们一行二十几人转移到地下党员许锡缵在上海的家中，安全脱离了搬迁队的控制，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报国激情迸发创造才智
上海解放后，昝凌这批留下的航空研究院人员被人民接收。以此为基础于1949年9月成立了华东军区航空处航空工程研究室，王裕齐任主任，昝凌担任特设仪表组组长。这个机构保存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中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五六十人，为新中国发展航空工业储备了人才。
昝凌把解放看成是自己政治上的新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发展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中。他于1950年5月被派到厦门修建军用机场，顶着敌机骚扰和恶劣气候的影响和工人一起劳动。为了帮助工兵营研制电雷管，改进土石方爆破方法，他努力钻研、勤奋工作，取得成功，加速了工程修建进度，节省了大量经费，荣立二等功。同年12月，调到北京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工作，遇到抗美援朝战机修复过程中，由于常规机械转速表不适用，修复的苏制陀螺转速无法测量、修理质量得不到保证的难题。昝凌在英国做过磁滞陀螺试验，了解美制闪光测速仪的线路和工作原理，试图自行研制一种非接触式电子转速仪来满足急需。但困难的是，这种美制仪器使用的一种特制闪光灯泡国内没有。原有的测速仪测速范围只有12000转/分，远远满足不了转速将近24000转/分的苏制陀螺的测量需要。因此新测速仪不仅要首先研制出特种闪光灯泡，而且必须解决扩大测速范围的问题。经过研究，他提出了一个根据美国仪器原理，自行设计线路，用土制霓虹灯管代替闪光灯泡的方案。但在制作出原理样机，展开试验时，却遇上了重重困难，两个月过去了，几十种线路都一一试验过，霓虹灯管就是不亮。合作研制的几位同志一筹莫展，有的甚至产生了动摇，但昝凌相信基本原理没有问题，估计是霓虹灯还存在问题。空军工程部修理处处长徐昌裕鼓励他继续试验下去。于是昝凌再次鼓起勇气，翻阅资料，又一次修改了电子线路。由于没有标准频率发生器，为了克服测速仪校准误差，他们就在清晨三四点钟市内电频比较稳定的时候校验，经过几十个不眠之夜的攻关，霓虹灯管终于亮起来了。由电源、多频振荡器、闪光部件等三部分组成的电子闪光测速仪终于研制成功，测量转速范围可达60000转/分，超过美制仪器4倍，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奇迹，而研制经费只花了200元。这种电子测速仪后来经改进和结构设计，制成标准样机，供应各航空工厂，解决了测试陀螺转速表传感器转速的一大关键问题。为此，航空工业局向昝凌颁发了奖状和奖金，而昝凌把这笔钱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事业。
1951年6月，昝凌被调到新创建的航空工业局生产处工作，由于贡献突出，被评为国家一级工程师（当时徐舜寿、吴大观为二级工程师）。此时，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处在从修理逐步向制造的过渡时期，技术力量比较薄弱，修理和生产中的问题不断发生，作为航空专家，昝凌经常被派遣前往各航空工厂协助解决修理和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难题。飞机上常用的一种起保险作用的自动电门大量损坏，没有进口备件补充，航空局请大连电工二厂代为仿制，他被派去第一线，在两个月内帮助该厂仿制成功自动电门。1953年下半年，昝凌帮助3个发动机厂解决了生产中的4大关键问题。株洲航空发动机厂的苏制自动控制型高温表温度误差很大，整炉的零件被报废，他解决了与热处理高温炉配套的自动控制型高温记录仪的校准问题，扭转了高温炉零件报废现象；帮助解决了沈阳航空发动机修理厂发动机试车台用的尾喷口温度表的精密校准问题，挽救了濒于关闭的试车台，保证了发动机继续出厂；还解决了该厂发动机涡更换叶片后的音周测定问题；帮助解决了哈尔滨航空发动机修理厂磁电机修复后的充磁、测磁问题；帮助天津航空电器厂完成技术改造，解决了直流升压机仿制中出现火花大、甩漆等技术问题。
由于解决了工厂一线的大量难题，昝凌深受局属各航空厂的尊重和欢迎，被认为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他自己也感到此时的一腔报国热情和才智是充分发挥的最佳时机。他经历过在航空研究院研究经费被贪官私吞，研究人员的航空蓝图难以实现的窘境，亲身感受到了如今一有建议就受到大力支持，遇到挫折还得到鼓励的良好环境，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和才能才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对于受领导派遣去解决工厂技术问题，他认为是党对自己的最大信任，困难再大，他也要设法克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56年5月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除了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他还参与统筹全局，为航空工业领导出谋划策的工作。他起草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仪表特设发展规划，提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产品制造和新厂建设蓝图。参加了195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参与了航空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的制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多次被派遣出国考察、采购科学仪器和机床设备。1957年还和徐昌裕、徐舜寿等随行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赴苏联，参加转让军工产品制造权谈判。1962年，担任验收组副组长赴英国参加我国订购“子爵号”客机的验收。航空工业仪表特设方面每年的国外订货计划，几乎都是经他组织编制和审定的。
奠定国家航空仪表、飞控专业科研基础
蹒跚学步的孩子总是要自己独立行走的，昝凌深谙航空技术，是觉察到航空工业必然要走独立设计这条道路的少数专家之一。1956年，在我国成功试制出国产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5后，徐舜寿、吴大观向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建立飞机设计和发动机研制机构，走自行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和发动机的道路，航空工业局很快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于1956年8月，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和沈阳航空发动机厂分别成立了飞机设计室（第一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第二设计室）。1956年10月，昝凌向航空工业局郑重递交了《关于发展航空仪表研究设计工作的建议书》，不久，领导采纳了昝凌的建议，并指定他负责筹备，于1957年3月成立了航空仪表设计研究室（第三设计室）。首任室主任蔡克非，昝凌任副主任兼总设计师。设计室成立时只有15人，暂设在局机关后面的一个小四合院里。
到了1958年，人员发展到30多人，室里开始接受为“东风”107飞机设计自动驾驶仪的任务，地方太小，发展受到限制。当时兰州仪表厂正在兴建一个自动驾驶仪厂，遵照局的研究所要与工厂结合的指示，当年12月，研究室迁往甘肃兰州。
当时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定量低，吃的是混合面，喝的是从黄河里挑来的黄泥水，卷心菜帮煮小米粥就是最好的饭了，桌子上时常摆放的“菜”就是一碟大粒盐。昝凌和大家同甘共苦，睡的是两个板凳架着的木床板，床板下面放一张小板凳就是他的办公桌了。由于兰州仪表厂初建，缺乏搞科研的条件，加之房舍紧张，仪表设计室不得不另选立足之地，迁到陕西阎良正在建立的试飞中心（原空军第十一航校旧址）。1960年3月，仪表设计室扩编为航空仪表自动器研究设计所（30所），昝凌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1961年国防部六院成立，30所划归六院领导，全所人员发展到430人，而地盘只占试飞中心营房的一角，没有发展余地。1962年国防科工委和六院决定30所另选所址，于1965年7月，昝凌带领30所迁至户县李家庄。1968年30所更名618所，直至1990年，在后任所长冯培德的主持下才完成了由户县李家庄向西安市区的搬迁。
昝凌是一个对航空仪表和自动器研究设计的发展有长远考虑的人。创业初期，他亲自主持将磁滞原理应用于航空仪表设计，在磁滞电机的研制上首先取得成果。在此基础上将航空仪表采用磁滞电机代替感应电机，开发出了1瓦至40瓦输出功率的系列磁滞电机，并把其应用机自动驾驶仪的舵机。后来仪表设计室为“东风”107飞机研制自动驾驶仪（601型）的任务因主机下马失去匹配对象，昝凌通过深入空军部队调查，适时作出了从航空仪表的改进设计转向自行设计轰炸机自动驾驶仪的重要决策，为研究所的科研发展开辟了新天地。30所集中优势科研力量，研制代号为621的比空军部队装备的轻型轰炸机苏制ΑΠ-5型驾驶仪更优越的自动驾驶仪。1963年7月，首套621自动驾驶仪在西安阎良机场轰5飞机上首飞成功。但由于技术不成熟，早期产品故障较多，经过反复试验和修改，到1966年的第二次试飞试验中驾驶仪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了ΑΠ-5。1967年2月，航定委批准621自动驾驶仪设计定型并转厂批量生产，前后生产了2000多套。这项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它的研制成功为我国飞行控制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昝凌非常重视试验条件建设和加工力量的建设。1965年，所里承担了惯性导航中气动压轴承磁滞陀螺马达的研制。由于条件所限，惯导器件的难度不在于原理和设计，而在于加工和装配工艺。为了掌握气体动压这门高新技术，昝凌特地从英国进口了一套300平米的超净装配实验室。在他的推动下，研究所自行研制了模拟计算机、电动三轴飞行模拟转台、高度差模拟器、精密调速转台，相继建成地面环境试验室和大型飞机仿真试验室，使所的飞控研制手段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这些精密机床和试验设备的使用如虎添翼，为618所在1967年以后在“惯性导航”领域进行更大的开拓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为改革开放后所里制定的“航空科研上多型号，试制生产上小批量，预先研究上新水平”的科研生产一体化发展思路的落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业绩不朽化蓝天长虹
1965年，国际上的惯性导航已经有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为了跟上国外在惯导领域的前进步伐，当时的30所成立了陀螺导航研究室。开始处于技术资料的搜集跟踪阶段，昝凌在部署完飞控专业项目并初见成效之后，又部署建立起了惯性导航系统小组，开始酝酿开发惯性导航系统。1967年，从美国飞机残骸中搜集到LN-3惯导的一批残骸，研究所组织科研力量，加上在上级支持下来自全国从事航天、航海装备研制的院所和北航、南航高校专业人员的会战，居然在一年后把这堆破烂，整合成能够通电工作的“宝贝”。618所正是在这个破烂宝贝的基础上，经过十年艰苦努力，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套机载惯导――523惯导。昝凌精心培育的这块航空仪表和飞控的园地，从此又成为中国航空惯导的摇篮。
然而时世弄人，正当航空仪表由机械电气化向电子自动化发展时，“”这场十年浩劫开始了。由于昝凌是背着旧中国技术官员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走进革命队伍里的，所以常常成为政治运动冲击的对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防工业整风时，他就无端地成为被整的重点对象。“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把他定为“走资派”，这个沉重的打击几乎夺去他的生命，他病倒了，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他对妻子昝毓秀说：“如果非说我是走资派，那我就改吧。只要我改，还是好的。我不能自杀，我要是灰溜溜地自杀了，那我就真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了，不行！如果我能改了，还能跟着党走。”当时的航空系统“四清”西北工作团团长、时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开国少将王振乾听到这个汇报亲自来到所里，责成工作队对昝凌予以保护。并握着他的手恳切地说：“听说你身体不太好，我来看看你。你是个好同志，要好好工作，没有什么事。”听了这话昝凌深受鼓舞，第二天就从病床上爬起来，夹着实验室用的拖鞋，下研究室继续搞科研，吃饭时又拎着饭碗在大食堂排队。
“”开始后，他又成了运动的重点，被打成“走资派”、“国际间谍”，倍受迫害；他的妻子也受到牵连被打成“特务”，失去人身自由；年仅十几岁的儿子成了没人管的“狗崽子”，四处流浪。医院早就检查出他患有高血压和上肢神经根炎等病，体质一直不好，但他顾不上休息，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一遍又一遍的批斗、陪斗，整天的写检查，搞得他心力交瘁。然而这时各级党组织瘫痪了，再也没有人保护他了。尽管昝凌在政治上受到极大委屈，他依然对党无限忠诚。从50年代开始，他总觉得国家给予自己的太多，每月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交纳党费，整整坚持了12年，直到逝世。他长期与家属分居两地，身边无人照料，技术秘书和警卫员也先后被撤走了 。1967年9月，昝凌因呕吐和腹泻，来到西安四医大，在四医大当医生的妻子身边进行治疗。但病情未见好转，造反派就强行将他带回所里，拒绝妻子随行。回到所里，昝凌的身体每况愈下，既无人照料他的生活营养，又要饱受精神和肉体严重摧残，病情急剧恶化得不到及时治疗。1967年9月10日下午，他感到胸部剧烈不适，难受得用拐杖猛烈敲打地板，却无人理会，便挣扎着起来打开房门，低吼了一声栽倒在门口，等医生赶到呼吸已经停止。当昝凌妻子接到电话赶回618所他的宿舍，看到的只有厨房切菜板上一小把切了一半蔫枯了的韭菜，还有半小碗被水浸泡着的生米――昝凌去世前已多日没有进食了。他想要活下去，但残酷的环境使他未能支撑住，终于在困顿与悲凉中黯然倒下。1969年，工宣队进驻618所，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一起“昝凌特务集团”的假案，已经溘然长逝的昝凌，竟被打成这个集团的头子，200余人受到株连，被逼致死两人，致残多人。粉碎“”后，陕西省第三机械工业局党组为昝凌和其他受迫害的干部群众昭雪，恢复了名誉。当组织上把补发给昝凌的工资和抚恤金一万多元送到他妻子的手中时 ，这位产党员没有收，她动情地说：“昝凌去世了，我更要把它最后的一份收入贡献给国家，如果昝凌在天之灵有知 ，也一定会让我这么做的！”
2012年，是昝凌诞辰100周年，虽然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活了55个春秋，然而他生前用心血培育的618所这块苗圃，如今已长成枝干葱茏、遮天蔽日的森林。从621自动驾驶仪、523惯导开始，618所为我国各类飞机研制出配套导航、制导和飞控产品，逐步拥有了从设计、仿真、制造、集成、试验到装备和批量生产几乎全部能力。特别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该所研制的第四代产品――电传飞控系统和激光惯导系统终于形成装备。当今世界，能够掌握这两种产品设计制造技术的国家不超过5个。在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中，618所研发的飞控、惯导产品装配在了全部的参阅的飞机上，她已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航空机载行业的研发中心，而这一切都是在昝凌打下的基础上取得的，他的丰碑将永载中国航空工业的史册。
材料来源：
《凌云志 航空情》――记新中国航空仪表和飞行控制专业先驱，黄青 著，北京图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