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1篇

1979--1992年的市场自发模式一，国有银行自发发卡二，经营管理分散三，开放国内收单品牌市场1986年发卡后，中行就在1987年3月，10月加入MASTER国际组织和VISA国际组织，并成为MASTER亚太区董事会成员，发行了长城MASTER国际卡。四，市场供求不平衡1，市场需求不足2，市场供给不足3，商户开发是重点4，创新是主流1993--2001年金卡工程实施后的政府推动模式一，政府出面改善收单环境1，明确目标2，狠抓重点3，统一标准4，联网通用水平提高。一是系统内联网，二是系统间联网二，宏观管理加强1，政府重视2行业管理加强三，微观管理加强1成立专职管理部门2，增加机具设备投资pos机近30万台，1996~2001年年平均增长38。2%四，创新活动增多1，借记卡迅速成为主导产品2，准贷记卡迅速步入成熟期3，贷记卡进入摸索阶段4，储植卡昙花一现5，外卡收单规模扩大五，国际化程度高1，国内卡走向国际2，国际性收单品牌垄断国内市场六，国产机具设备制造业实力壮大2002年以来的政府全面主导模式一，政府主导收单网络建设1，中央政府重视。银行卡联网工作得到中央政府重视。2002年，中央政府出面成立中国银联公司。2，地方政府支持二，产业监管加强三，信用卡发行全面起步四，国际化全面展开1，向外资开发国内市场2，进军国际卡市场。一是在境外发卡，二是在境外建立收单网络和推广收单品牌五，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六，增值服务增多

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必要性：一，产业竞争力低下1，发展水平较低2，竞争力较低3，面临外资挑战

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优势：一，产业基础好1，规模大2，市场集中度高3，银联网覆盖率大二，结构合理1，产品结构合理2，组织结构合理三，技术含量高1集中式处理2，自动化服务3，高技术大量运用四，产业经营管理经验丰富1，管理经验丰富2，监管水平提高3市场化程度高

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潜在优势：一，经济快速发展二，大国市场优势明显三，国家大力支持四，劳动力资源丰富五，调度全球化产业资源的能力高

促进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政策建议：一，制定以信用消费为核心的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二，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三，加快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四，加强政府监管力度五，加快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革六，大力推广银税pos机七，积极发展卡外收单业务八，巩固银联网的地位九，推动银联品牌的国际化

本文结论：通过对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演变历史的比较分析,结合当前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现状,本论文的研究结论如下：1,产业发展模式的地位重要。2，政府在信用卡产业发展的作用巨大。3，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4，新形势下我国采取“政府领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打造输出型收单品牌”的优化发展模式。5,提出了促进我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优化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中国信用卡产业发展模式研究》虞月君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第三章信用一．定义：信用（Credit）是与市场经济和货币流通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它是商品生产、货币流通、市场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用关系是在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基础上产生的，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因而也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共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所谓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换或其他经济活动中，投信人在充分信任受信人能够实现其承诺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向受信人放贷并保障自己所贷的本金能够回流和增值的价值运动。二.特征：信用主要表现为资本借贷运动，是资本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特点是：贷款者将货币贷给借款者，约期归还，借款到期后除归还本金外，还需支付一定的利息。三.信用与货币的关系：首先，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商品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离创造了条件；商品的价值通过货币来表现，使价值可以从观念上独立于使用价值之外。而这种价值观念的强化，就为信用交易提供了可能，所以，货币是信用得以产生的一种原始的推动力。其次，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发展，使商品让波同商品价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这种分离意味着商品的卖者要先让渡商品，然后才能获得出卖的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买者则可以先具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作为未来所应支付货币的代表而赊购商品，形成了卖者作为债权人和买者作为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四.信用的分类：长期与短期信用；地域为标准：国内和国际信用；信用为标准：商业、银行、消费、国家、合作信用。还有特殊形式：高利贷信用、资本信用。五.商业信用：求商业信用是指工商企业之间在买卖商品时，以商品形式提供的信用。商业信用的特点：第一，商业信用的债权债务人都是工商企业，体现了企业之间的关系。第二，商业信用所贷出的资本是处在产业资本循环周转过程中一定阶段的商品资本。第三，商业信用的动态与产业资本的动态是一致的。商业信用的作用：保证生产、流通顺畅，促进经济发展。商业信用直接同商品生产和流通相联系，直接为企业资本循环服务。在资本循环和周转中，各企业之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经常出现不一致，经常出现商品让渡同价格实现在时间上分离。生产出来的商品等待销售，而需要这些商品的企业又缺乏资金。如果仅用现款买卖，会使销售时间延长和再生产过程中断。而商业信用则发挥着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促进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作用。商业信用的局限性。第一，信用的规模受到限制，授信能力有限。第二，信用的使用方向受到限制。第三，信用的对象有限，只有信用双方比较了解，特别是授信一方相信受信一方能如期清偿债务，信用活动才能成立。第四，商业信用期限较短，不能满足长期信用要求。六.期票：所谓的期票，在我国就是指商业汇票。商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根据规定，商业汇票的付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现在国际上一般都认为票据类型应包括汇票、本票与支票期票.(1)汇票。汇票是由出票人签名出具，要求受票人(付款人)于见票时或于规定的日期或于将来可确定的时间内，向收定人或凭特定人的指示或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数额金钱的无条件的书面支付命令。(2)本票。又称期票，是出票人约定于见票时或于一定日期向受款人或其指定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无条件的书面凭证。(3)支票。支票是出票人签发，委托银行于见票时无条件向受款人或持票人支付一定金额的书面凭证。英国认为支票是以银行为付款人的即期付款的汇票。七.汇票：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的日期无条件的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商业汇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付款人在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商业汇票按承兑人不同分为商业承对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两种。商业承兑汇票是由银行以外的付款人承兑。商业承兑汇票按交易双方约定，由销货企业或购货企业签发，但由购货企业承兑，承兑时，购货企业应该在汇票正面记载“承兑”字样和承兑日期并签章。承兑不得附有条件，否则视为拒绝承兑。汇票到期时，购货企业的开户银行凭票将票款划给销货企业或贴现银行。销货企业应该在提示付款期限内通过银行委托收款或直接向付款人提示付款。对异地委托收款的，销货企业可匡算邮程，提前通过开户银行委托收款。汇票到期时，如果购货企业的存款不足以支付票款，开户银行应将汇票推给销货企业，银行不负责付款，由购销双方自行处理。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承兑，由在承兑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存款人签发。承兑银行按票面金额向出票人收取万分之五的手续费。汇票必须记载下列事项：表明“汇票”的字样；无条件支付的委托；确定的金额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出票人签章。汇票使用过程中的各种行为，都由票据法加以规范。主要有出票、提示、承兑和付款。如需转让，通常应经过背书行为。如汇票遭拒付，还需作成拒绝证书和行使追索权。八.国家信用：国家信用是以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的一种信用。它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金融机构发行公债，在借贷资本市场上借入资本。公债的持有人主要包括个人、企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国家信用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发行公债。而所谓的发行公债就是指政府将债券出售给债权人以获得货币资金，债权人或债券的持有人可凭债券到期取得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国家信用包括国内信用和国外信用两种。其中，国内信用是指国家以债务人身份向国内居民、企业提供的一种信用，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国的内债；国外信用是国家以债务人的身份向国外居民、社会团体和政府提供的一种信用，它形成一国的外债。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本文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角度，探讨了国债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着重分析了国债市场作为核心金融市场在提供市场流动性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就是，为了给我国的金融市场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的国债政策应当超越单纯财政的财政眼光。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来说，国债市场将长期成为重要的议题。这是因为，上世纪末以来，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常态，所以，努力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国债规模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加，都将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深入研究国债问题，应当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国债兼有财政和金融的双重功能，围绕它的研究一向就集中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本文将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讨论，重点则在于分析国债的规模问题。一、从美国国债规模缩减谈起关注国债市场运行及其理论研究动态的人们一定会注意到，1997年以来，在全球金融界，掀起了一波新的关于国债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的因由来自美国：这个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时间最长，国债未清偿额规模最大的国家，预算开始出现盈余。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财政盈余分别为690亿美元和1230亿美元，由此，美国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清偿国债，致使国债余额下降，进而导致其占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统计显示：公众持有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0％，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在资本市场上，国债发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1995年的38％降至2001年的14％，同期，其余额所占份额也从33％降至16％，并且首次落在抵押贷款债券和公司债券之后，在全部债券中名列第三。赤字的消除和赤字国债的发行额及国债余额的下降，固然使美国的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受益，但是，它也给财政证券的管理，特别是给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课题。问题的焦点是：在预算持续出现盈余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国债的净额清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人们普遍注意到，财政部在市场上清偿国债，已经在金融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是因为，国债已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储备资产（所谓“二级准备”）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所要买卖的主要资产。所以，该资产的迅速减少，几乎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均感到流动性不足，同时也使得中央银行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展开公开市场操作。众所周知，美国财政证券具有信誉高、流动性强和可减免所得税等多种优势，它不仅是投资者的理想选择，也是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基准价格。规模庞大且交投活跃的回购市场和期货市场，更为投资者进行套期交易、规避风险提供了便利。财政证券余额的下降、发行规模及发行周期的变化，将对其流动性、交易活动和竞标差价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削弱财政证券基准价格的功能。在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财政证券市场实现其三大目标，即，始终保持充足的现金余额、降低纳税人的融资成本，以及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以维护其基准价格的地位，成为财政证券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为了减少财政证券余额下降对其金融功能的影响，美国财政部在债券管理上做了若干新的尝试和努力。（1）降低发行规模，维持国库券定期发行的周期不变。1996年，国库券每周的发行规模平均为200亿美元，1998年降至140亿美元，降幅为28％，1999年后又有升降。（2）将定期发行有息证券的次数从每年39次减少至26次。为此，财政部取消了3年期和30年期国债，将5年期国债从按月发行改为季度发行。这种调整，为财政部继续发行大量的、流通性强的基准定价证券奠定了基础。然而，仅凭简单的规模调整并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债管理的需求。为维持不同期限债券的规模，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启动了三种新的债券管理工具：（1）在一级市场上重新拍卖（reopening）已发行的债券品种，以增加此种国债的余额，提高其流动性。根据原有发行贴现规则（OID），只有当发行价格跌破一定幅度后，才可重新拍卖。按照新的规则，财政部有权在债券发行一年内重新拍卖，从而有效地维护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流动性。（2）回购未到期债券。这种回购的优势在于：可以维持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拍卖的规模；可以灵活地调整债券的期限结构，在不影响现有债券期限的情况下发行期限较长的债券；回购可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在一定阶段内（如四月份税收余额大于财政支出时）吸纳过量的现金余额。（3）尽管没有弥补赤字的需要，财政部还是发行了一种为期4周的短期债券，以缓解市场上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几年来，这种发行进行过多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证券基准定价功能不断减退的同时，美国联邦机构债券的基准定价的功能却日趋显现出来。1998年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就效仿财政部，开始发行投资组合大、不可提前兑现的“标准价格中期债券”（BenchmarkNoteProgram）。1998年4月，联邦住宅抵押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参照价中期债券”（ReferenceNoteProgram）。紧接着，1999年3月，农户信贷银行启动了“指标长期债券计划”（DesignatedBondsProgram），同年6月，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债券项目”（TapIssuanceProgram&GlobalDebtProgram）。1999年1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公司还推出了“短期基准价格债券”（Short-termBenchmarknote）。尽管这些机构每次发行的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均比财政证券的规模小（约为国债的1／5—1／2），但是，经过若干年的此盈彼消，情况势必发生重大变化。1999年，公众持有的联邦机构债券余额为1.4万亿美元，国债为3.7万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到了2001年，两者的规模分别达到2.2万亿美元和3.0万亿美元，已经相差不多了。预计，到2007年，联邦机构债券市场规模就可能超过财政证券市场。人们希望，联邦机构证券将取代国债，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上其他定期收益证券可参照的基准债券。从文献上看，因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而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若干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一次。当时，由于战争结束，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增长强劲，运用财政赤字手段来筹集战争经费的必要性消失，政府预算开始出现盈余。面对此状，美国政府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收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的国债。当时就曾出现了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的现象。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财政部紧急发行了一笔非赤字国债。我们看到，这一次，财政又一次出现盈余，同样的政府债券净额清偿的现象也开始出现，继尔，同样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又一次出现，而且，财政部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政府更多地借助了政府机构债券来填充财政部债券净额清偿留下的空白。如果考虑到这两类债券均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共同点的话，美国当局这一次采取的对策事实上是乏新可陈的。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认识：（1）国债不只是一个财政问题，甚至不主要是一个财政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金融问题。（2）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无论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如何，发行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市场，是维持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3）退一步说，如果财政部因种种原因一定要减少国债的发行，金融市场也一定要找到另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债券（在美国，即政府机构债券）。我认为，上述第二、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它指出了用政府信用（通过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来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和可能性。二、国债的财政观点从理论文献上看，对于国债问题，从财政角度和从金融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反。立足于财政角度展开分析，人们对国债基本上持比较消极的否定态度。普遍认同的看法是：财政运行必须遵循“谨慎财政”原则，即必须追求收支平衡，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出赤字，当然也就不发行国债。与此相应，一旦财政预算有盈余，政府便自然地要净额清偿国债。不妨将此类观点称作关于国债的财政观点。与此相关的几个主要观点如下：（1）政府赤字以及相关联的发债有排挤效应，因此，发行国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相比政府而言，市场和民间企业是更有效率的，它们能够更好地使用经济资源。政府通过发债挤占了民间的资金，因此会使整个经济的效率降低。这是关于国债的一个基本看法。（2）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现在的债就意味着未来的税，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既然如此，政府就不应当发债。这种观点认为，债的经济效果和税对经济的效果是一样的。然而，最近的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表明，“李嘉图等价”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具备。因此，李嘉图等价原理并不是经济的现实，我们不能用它来评判国债的经济影响。（3）从“代际交换”角度看，这一代人发行债券并安排支出，其实质是提前占用了本应由后人使用的一些经济资源。对这些经济资源的使用（而且常常是滥用），会给后一代人使用资源造成一些缺口；后一代人会因此而承担沉重的负担。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与李嘉图等价异曲同工，即，它们都特别强调，这一代人用发行国债方式筹集了资金，就要由下一代人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当然也有不同，这就是，“代际交换”观点更关注实际可用的经济资源的消耗问题，其讨论的重点在实体经济层面；而李嘉图等价则更多考虑的是资金的跨代运作以及带来的相应问题。（4）从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在理论上，国债的增加容易导致较高的利率，货币当局若想降低利率，则须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国债的增加将导致货币政策扩张，长期来看，则会引起通货膨胀和较高的名义利率。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却无实践的支持。以美国为例，至少在上世纪的肋、90年代，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没有明确的这种反应。（5）政府大量发债，会降低私人部门的储蓄意愿，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这是因为，储蓄率，以及长期来看由之决定的投资率，究竟还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简言之，从财政角度出发，如果确认谨慎原则是健全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则对财政赤字以及与之关联的国债一般持否定态度。从总体来讲，虽经多年发展，这种财政观点依然没有变化。凯恩斯主义也罢，自由主义也罢，新古典主义也罢，一旦财政出现盈余，都是主张立刻要清偿政府债务的。可见，平衡预算，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等，是财政当局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是其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当然，在财政界也有其他的看法。比较重要的看法是，认为公债和私债不能等量齐观。这种看法认定，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说，公债是从左口袋掏钱放到右口袋里，而且，发行公债，在整个国家中，并没有任何人感觉到增加了负担，相反，倒是很多人感觉到金融财富在增加。而私债就不是这样。私债虽然并不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因为，在宏观层面上算账，债权和债务是相互抵消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主要是债务人），私债一定是净的负担，因而一定会改变很多人的行为方式。不过，在财政界，这种观点并不占主导地位。三、国债的金融观点与此相反，对于国债，金融界一般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至少，金融界的人们一般不会去讨论国债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金融界对于政府债券市场的认识，是以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基础的。在这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政府债券市场作为核心金融市场的特性，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主要内容。在金融理论中，“流动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它指的是“资金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即金融资产迅速变现而免遭面值损失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流动性问题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因此，保持流动性，成为金融体系健全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市场流动性”尽管在原理上与“流动性”相通，但毕竟存在较大差别，如果说流动性着重刻画的是微观经济个体取得资金的便利性的话，那么，市场流动性则侧重刻画的是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解说，市场流动性指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能够迅速进行大量金融交易，并且不会导致资金资产价格发生显著波动”的情况。仔细体会两个定义的差别，大致可以这样认识：市场流动性是全体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状态的综合反映，它是一个更整体的概念。而市场“流动性”是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刻画某一市场的流动性状态，人们通常使用交易规模、交易者数量、交易频率、价格波动幅度等一系列指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清算银行推荐使用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弹性（Resiliency）等三个指标来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我认为，相比而言上面的指标中，后三个指标有其更反映本质的优越性。（1）所谓市场密度，指的是交易价格偏离市场中间价格的幅度，它反映的是与市场价格无关的交易成本，通常可以用债券买卖价差（bid—askspread）来刻画。一般地，债券买卖差价越小，市场密度越高，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度量买卖价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交易商报价的价差（quotedspread），二是一段时期中交易价差的加权平均（realisedspread），三是实际交易的价差（effectivespread）。从效果上看，后一种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价格的实际变化及其发展趋势。（2）所谓深度，是通过不会影响现行价格的市场交易量来加以反映的。实践中，人们一般用某一既定时期间做市商（market—maker）交易订单中的交易量来刻画，也可以通过债券的过手率（年交易量／未清偿量）来反映。一般地，不影响交易价格的交易量越大，说明市场越有深度，市场效率越高。（3）所谓弹性，指的是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恢复均衡的速度。从其实际意义看，市场弹性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刻画的市场深度。通常，人们通过观察、比较新的债券交易后市场恢复正常状态（买卖差价、交易量、价格水平）的速度来确定市场的弹性。显然，市场在新的交易冲击后回归其初始状态的速度越快，该市场的弹性越大，市场效率越高。

一般说来，各种金融市场在提供流动性方面，能够自主地做出一些制度安排。而且，市场流动性存在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该市场是可以“自我强化”（self—fulfilling）的。就是说，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市场的流动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就更愿意持有债券，就会更积极地从事交易。相应地，市场的流动性就越高。但是，市场流动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提高市场流动性的好处是“外溢”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和整个经济都能以“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因而，单个市场参与者缺乏足够的促进和维持市场流动性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公共部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在促进市场流动性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主动作用。上面所说的市场流动性是就金融市场整体而言的。在现实中，一国的金融市场通常由多个子市场构成，而且，市场的运作通常会环绕一个核心市场展开。具体言之，在金融体系中，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该市场的债券存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资产结构中，从而，其充分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这样的市场就可被称为核心金融市场（corefinancialmarket）。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债市场正是这样的核心金融市场，因为，国债的规模巨大，发行主体同一（政府），不同国债的付息时间、期限均较稳定，所以，不同的国债之间的替代性或同质性（homogenous）更强。同时，国债作为一种零风险资产，是其他资产定价的基准（benchmark）和众多衍生金融资产（例如回购、期货、期权等）的基础资产，也是交易者对冲风险的重要工具。市场流动性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能够提高市场参与者对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信心，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操作效率。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所以能够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主要有三个原因：（1）它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一种无风险（无信用风险）的资产，使之成为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社会公众的主要投资对象。（2）由于国债具有无风险的特征，借助它，市场可以计算其他债券和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3）国债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组合、减小资产风险时的一种重要资产。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政策条件方面看出来。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同时实施金融监管。这两项功能得以顺利履行，均以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为前提条件。既然发达的国债市场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它对于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监管效率的涵义就是不言而喻的。国债市场发展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国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最主要对象，是其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场所。如果国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央行调节货币供应和社会信用总量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公开市场操作在国外已有多年历史。就是说，国债一直就同货币供应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国，2001年底，联邦储备券（我们通常所说的“美钞”）的发行准备资产的94％以上是政府债券。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更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传统的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被逐渐封冻，或者干脆被废弃不用，公开市场操作逐渐独占鳌头。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要想富有效率和弹性，没有一个规模庞大、密度高、有深度、富于弹性的国债市场是不可想象的。（2）国债市场上形成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反映利率的长期变化和人们对长期价格变化的预期，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准确信息，使得货币政策的意图能够有效地传导。（3）国债作为零风险金融资产，既是其他所有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也是多种衍生金融资产的基础，同时还是从事金融交易时对冲风险的主要工具。因此，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在国债市场上显示出的政策意图，将全面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此外，一个富于流动性的国债市场，也有助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因为，当民间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能够通过资产形式转换的方式从金融市场融资时，资产价格就不会过度波动，金融市场至少不会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压力无疑会大大减小。显然，从金融角度来讨论国债市场，我们会得到另外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基于金融市场的核心概念——市场流动性之上的。概括本节的讨论，我希望强调两个要点：（1）因为提高市场流动性是发展金融市场的核心任务，鉴于国债市场构成核心金融市场，所以发展一个规模适当，运作有效的国债市场，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2）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增加货币供应的制度背景下，在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将国债当作应付流动性需求的二级准备的条件下，事实上存在一个不断增加国债而不会引致通货膨胀的适当的空间。这使得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了新的内容。四、国债的规模应考虑金融市场的需要以上我们分别从财政和金融角度讨论了国债问题，旨在指出国债在经济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和多样化影响。不难看出，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国债并非绝对必要；只是在财政出现赤字需要弥补时，当局才会不情愿地使用它。由丁同样的原因，一旦资财充裕，当局首先就会想到去净额清偿债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金融部门来说，情况则相反。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成了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它是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剂”。质言之，在货币供应只能通过信用渠道发放，而且这种发放必须有无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与之对应（所谓货币发行准备，其作用是“担保”货币发行的价值）的条件下，货币当局将成为国债的稳定需求者。与之对应，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吞吐国债来增减基础货币并调控市场利率的条件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均须在其资产中保持一个显著的国债份额：一方面保证取得无风险收益，另一方面则形成其应对流动性变化的二级准备。不仅如此，就是广大的非金融企业以及普通的居民户，也都需要在其资产结构中保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债投资。因为，作为市场参与者，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在自己的资产中保持一个无风险的资产来应付越来越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作为总体的风险厌恶者，大多数居民需要获得产生自国债的无风险收益。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讨论的美国经济近年来遇到的问题：由于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美国的金融界日益感觉到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事实上，国际金融领域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在我们中国也有感觉，当然是在与美国的金融资产相关联的那些部门中，首先有了这种感觉。举例来说，最近三年以来，由于美国政府净额清偿国债，我国外汇储备的“摆布”就出现了新问题。过去，我们的外汇储备主要“摆布”在以美元定值的债券，主要是美国国债上。现在，由于美国国债的供应已绝对减少，其他替代性的产品又不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外汇管理当局，很长时间以来都觉得无所适从。上面说的是国际的情况。其实，与美国相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出现。自从货币政策的运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国债市场纳入视野以来，我们就曾多次感受到缺乏有效和大容量国债市场的限制。举例来说，1994年以及其后几年中，我国外汇储备每年以300亿美元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当时国内物价水平较高，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更给国内带来了“输入型”通货膨胀。那时我们就发现：如果能够在大量买人外汇的同时，反方向地大量卖出等额的国债，货币供应量就不会控制不住，物价上涨就不会那么严重。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中央银行手中，当时根本就没有可供用来做这种“对冲”操作的工具和手段。现在我们又遇到了相反的情况。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陷入物价持续下跌境地。为了弱化物价下跌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增加货币发行。同样，我们也痛切感觉到，此时，我们的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无风险的国债可供中央银行去“购买”，以便将货币供应扩大。总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债市场的规模太小、品种过于单一，已经严重束缚了货币政策的操作。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不得不采取很多替代性的手段。如允准发行金融债券，甚至用自己的融资债来进行操作，等等。上述种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金融系统从投资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国债的稳定需求时，当国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以被经济社会当作一种无风险资产来持有和交易时，对于应否在经济中保持一个适度的国债规模不予清偿问题，对于国债的规模可否脱离开财政赤字筹资而有单独的政策考虑等问题，均须重新认真研究。既然肯定了国债在现代经济中不可或缺，为了更完整、更科学起见，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分析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债的规模（无论是用哪一个指标来衡量）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程度是不高的。就是说，在现实中，由于国债占GDP的比重很高而导致经济出现问题的国家有之；但是，由于国债占GDP比重很高导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且质量很高的国家也有之。相反，国债占GDP比重很低而导致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固然有之；但国债占GDP很低，而经济状况不好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很典型的是东南亚危机的例子。在危机发生之前，用各种标准来衡量，亚洲各国的财政状况都算是较好的，有的国家甚至被IMF夸奖为“财政十分健全”。但是，金融危机还是在那里发生了。这意味着，衡量国债规模的若干指标，诸如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等等，虽然都有很强的经济分析意义，但用来指导具体的实践，其操作性尚待提高。说到这里，如何管理国债规模，使之适应金融部门的需要的问题，自然需要提出。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财政部门的国债规模是与财政赤字相联系的，而金融部门对国债的需求则是相对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显然，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割开国债发行与财政赤字的僵硬关联。在这方面，看一看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助于寻找解决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发债在大多数国家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手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很多国家，在弥补财政赤字之外，也常常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也需要发债。在各国的实践中，除了弥补财政赤字，至少还有两个原因需要政府发债：（1）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发债。例如美国，在相当长时间以来，其发债的收入中就有很大的一块是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2）政府的一些兼有财政性、公共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和金融性的事务，也就是那些介于纯商业活动和纯公共活动之间的活动，不适合直接用财政手段来筹资，常常也是政府发行债务筹资的领域。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在绝大多数的年份中，政府国债发行的净额，都是超过了当年的赤字额和当年还本付息额之总和的，而且超过的规模很大。显然，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为弥补财政赤字之外的目的发行的。上述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认为，除了弥补财政赤字以外，诸如筹集解决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筹集资本金、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等等，都可以成为我国发行债券的合理且合法的理由和基础。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国债规模对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约束问题，当能获得有效解决。自然，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债管理体系和国债管理政策就应当重新调整，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就应当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协调配合机制。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就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凸显出来,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在对目前的就业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并针对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现实,研究和探讨了运用财政政策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金融危机,通过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蝴蝶效应方式向其他国家蔓延,发展成为波及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使各国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也难以幸免。金融危机透过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渠道,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就业的影响。

1引言

就业压力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这场危机使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如何通过经济复苏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压力的冲击已成为当务之急。财政政策是应对当下就业问题的重要的政策手段,如何针对金融危机作用于就业的特殊途径以及就业现状来选择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议题。

2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2.1金融危机凸显我国就业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1)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从就业总量来看,我国劳动力供需缺口异常庞大,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劳动力数量构成了庞大的就业规模,新增劳动力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提出2009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左右,按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计算,只能提供900-1200万个就业岗位,那么由此来看,大量新增就业人口将无法就业。

(2)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阵痛: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这种失业总体上表现为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与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即供给比需求低一个档次。因此呈现出“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而在大量失业人员中,主要是低技能和无技能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情况更多的表现为在东部沿海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就业的大批农民工返乡以及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

2.2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

随着金融危机全球化,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衰退迹象,这导致发达国家进一步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造成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贸出口大幅度回落。而且,金融危机导致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等汇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升值,这种升值必将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使对欧盟和英国等国的出口下降。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跨国企业由于资金限制和投资预期的减少无法或减少对中国进行投资。另外,在出口减少和人民币升值影响下,很多出口导向的外商企业和国内企业面临着亏损和倒闭的威胁。

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出口企业和外商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因为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很大,而且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上这些农民工的就业比例非常高的领域。所以,在企业被迫裁员时,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比较低的农民工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

3应对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财政政策建议

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等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反经济衰退中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按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财政政策主要可以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根据当下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就业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就业的现状来确定财政政策的功能和取向,进而对采取具体财政政策手段加以实施,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应该说,在外需疲软,无法拉动经济增长而引起就业问题的背景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内需以化解当前的就业困境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比如“4万亿投资方案”、对农村居民购买家电进行财政补贴的“家电下乡”活动,还有一些由地方政府进行的直接消费补贴以及针对特殊群体就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措施在刺激内需、扩大就业上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笔者认为,面对依旧严峻的就业形势,财政政策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我国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投资型的,这使得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并且造成消费增长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来引导居民消费。一是在财政支出上,政府通过增加转移支付或者对粮食等实施保护价格收购来加强对低收入者的帮扶,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提高总体消费倾向;二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刺激消费;三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支出等个人所得税扣除,适当提高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应适当降低居民生活消费品的增值税税率,增加人们税后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2)增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我国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低、技能缺乏是制约他们就业再就业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应把就业培训计划与各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科技教育培训体系,积极开展技能培训服务。

(3)实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支持创业的财政政策。近年来,中小企业和小群体创业在解决自我就业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在资金、信贷、税收等政策上对他们进行积极扶持,逐步形成以城镇集体、乡镇集体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从而广泛吸收社会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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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琳芳.正确把握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取向[J].中国财政,2003,(2).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4篇

（一）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所以能够独立化的自然基础，从而是各个部门所创造剩余价值的基础。这一观点为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施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固定资产角度看，当新型主体进入成长期后，其生产集约化、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仓储设施、信息化设备、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求增多，产生大量固定资产融资需求，而且融资期限还由周期性生产贷款向中长期延长，需要金融部门贷款支持。从发展层次来看，新型主体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换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新品种引入、新市场开拓以及高级人才引进等需求及其相应投资，而这些投资不是新型主体自我积累所能实现的，同样需要金融部门贷款的鼎力相助。大多金融机构是盈利性组织，其金融支持都存在报酬问题。新型主体在获得资金便利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成本。鉴于涉农行业的微利特性，部分新型主体事实上成为了金融机构的“打工仔”，其发展步履艰难，此时，财政支农就尤显重要了。财政通过涉农惠农补贴、税收优惠、专项资金补贴等工具，直接或间接地为新型主体提供支持，使之获得发展所需积累。因此，财政金融支农是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健全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是新型主体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加速器。从宏观角度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市场开放领域的拓宽，我国农业经营活动已经扩展到国际范围，新型主体不可避免地直接面临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大农场主等农业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从微观角度看，我国新型主体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在减少生产成本和开拓市场等方面有所作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也就成为其高级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果单靠新型主体凭自身力量去参与国际市场角逐，其立足过程将会极为漫长和曲折。财政金融服务支持将会从多方面加速新型主体国际化步伐。财政方面，可以安排专项资金，鼓励新型主体建立外向型农产品生产基地，专门用于境外农产品生产；可以对新型主体农产品出口进行适当奖励和安排出口检验检疫费补贴；可以建立出口保护与救助机制，帮助新型主体应对技术壁垒、贸易磨擦等问题。金融方面，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贷款支持新型主体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先进技术甚至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保险公司可以通过创新保险机制，发展新型主体出口农产品生产专项保险，增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在支持我国大宗和特色农产品出口方面成效显著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可增加新型主体外向发展支持项目。

二、当前我国财政金融支农服务体系在支持新型主体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财政支农注重功利性，金融支农“形”重于“实”，新型主体所获支持有限。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资金总额虽然逐年递增，但是其功利特性也相当明显。一是许多财政支农资金被洒向一些徒有虚名的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大多脱离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农民福祉，反而挤占了本可用于新型主体建设的有限农用资源。二是财政支农资金大多被投入到见效快、收益高的农业项目中去，而一些见效慢但意义深远的新型主体项目却难以受到财政资金青睐。本质上讲，这都体现了地方官员政绩导向下的功利思维。金融支农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保险机构承保来实现。银行贷款方面，由于贷款条件过高、抵押物品不足、贷款责任追究制度、金融产品适应性较差等原因，新型主体实际上能获得的贷款极为有限。如对新客户的介入条件，农业银行要求客户有效净资产要在1000万元以上、资产负债率不超过60％、流动比率在120％以上，这种条件直接关闭了绝大部分新型主体贷款求助之路。农业保险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大多处于试点阶段，其保险品种覆盖范围很小且只保成本不保收益，对新型主体尚无实质帮助；商业保险公司的偏好与新型主体业务特征基本没有兼容性，前者难有兴趣为后者承保，即使勉强参与也会尽量转移风险，如限制赔偿金额、严格赔偿条件等。

（二）财政支农附有行政回报，金融支农强调有偿性，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过高。行政回报是指执行政府某项优惠政策的行政部门或行政人员，直接要求或暗示受支主体做出有利于执行部门或执行人的行动或获取特定报酬，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动机的混合产物。在我国财政支农支出过程中形成的委托关系中的各层级政府官员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主观上个人利益函数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最终目标存在差异，这很可能出现支农支出决策、执行行为扭曲。一些得到了财政支持的新型主体被迫按照执行者意愿进行生产经营、被迫建设样板工程以供上级领导视察、被迫经常面对新闻媒体说好话甚至被迫“热情招待”或“感谢”相关工作人员。这种行政报酬无疑加大了新型主体受支成本。金融资本具有与生俱来的逐利本性，其关注重点是利益回报。金融机构的贷款，不仅需要支付利息，也需要提供抵押或者担保。抵押品和担保品需要进行评估，这不仅会产生评估成本，还会花费较多时间成本。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农业资金流动与需求也具有季节性，而金融机构的贷款品种并不一定与这种特征相吻合。新型主体需要季节性短期贷款时，因为贷款品种问题，有时被迫进行长期贷款，贷款成本被无形提高。追求最大利润的商业保险公司，面对经营项目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新型主体的投保，不可避免地要索取更高保费，新型主体的商业性投保成本同样不低。

（三）财政支农结构呈分散性，金融支农方式具有求稳偏好，不利于全面发展新型主体。财政支农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必须考虑伦理、民生、社会和政治等诸多因素。因此，我国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很分散，国家农业财政投入“横向”被各职能部门分割，而在“纵向”被中央、省级、地级、县级甚至乡一级政府分割。具体而言，财政支农补贴名目众多，如惠农补贴项目就有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超过20种，而且部分补贴是按承包户头直补，这种力求面面俱到的普惠式补贴方法，缺少重点和导向，也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虽把新型主体作为重点扶植对象，但却在财政资金帮扶方面力不从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具有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等多重要求，在安全性原则指导下，金融贷款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求稳偏好。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经营项目，具有天生的高风险性；另一方面，我国新型主体处于培育和发展阶段，很少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也具有高风险性。金融机构必将对贷款金额、贷款条件、贷款期限、贷款利息等方面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风险规避。目前，由于自然灾害频发，我国涉农商业保险公司大多入不敷出，我国农业保险的现状不容乐观，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金融支农求稳偏好与新型主体经营高风险特性间的矛盾，难以通过市场机制由双方化解，这无疑不利于全面发展我国新型主体。

（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配合性较差，制约了支农政策效果。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虽然具有完全相同的目标，但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与农村金融信贷、保险间的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从执行主体看，财政支农资金与各级计委、扶贫办、财政局、农业综合开发办、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等十多个部门有关，而金融支农主体也涉及商业银行、政策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和政策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等。金融支农和财政支农的执行主体众多，部门间协调难度加大各自为政在所难免。从政策制定过程看，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没有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在支农力度上显得势单力薄；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政策以及落实信贷投放时，往往不太考虑财政支农方面的政策，不能使农村金融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从政策执行角度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两项政策协调配合横跨多个部门，所牵扯的制度、政策文件较多，真正遇到有关新型主体的贴息、资助以及风险补偿等需求时，相关政策依据的查找较为困难。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两项政策不能形成合力，影响了政策效果，这必将对新型主体的构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支持新型主体构建的财政金融支农创新

（一）加大财政支农倾斜力度，开展金融支农专项服务，提高新型主体的受支持力度。委托理论认为，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必然导致两者利益冲突，而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健全激励和监督机制。财政支农目标是支持农业、农村的发展，提高农民福祉，而部分地方涉农官员的目标却是富有功利性地博取民声和彰显政绩。为此，地方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以此促使执行官员的主观认识不产生偏离；确保其目标函数与政策初衷一致，通过监督机制改善信息不对称进而减少成本并确保“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主体倾斜”。任何组织的发展都需要资金呵护，具弱质性和高风险性于一体的新型主体更是如此。金融机构要将支农政策落到实处，建立和完善在“三农”服务大架构下的新型主体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针对新型主体的专项服务；要针对新型主体积极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发展订单和保单类金融工具；要调整信贷审批流程，简化审批手续，根据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特点来创新金融产品。只有金融机构改变了为“三农”服务流于形式和挂在口头的传统，真正提高了农村资金供给能力，金融支农才能成为新型主体发展壮大的助推器。

（二）杜绝财政支农附带行政报酬的现象，健全金融支农补贴机制，降低新型主体获得支持的成本。新公共服务理论（TheNewPublicServiceTheory）认为，公共管理者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或驾驭，而是在于建立一些明显具有完善整合力和回应力的公共机构，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承担为公民服务职责。行政报酬的索取显然违背了“为公民服务”宗旨，降低了社会资源使用效率。地方涉农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要增强服务意识，不以部门利益或个人私欲控制和驾驭财政支农资金，不人为抬高新型主体受支成本。同时，地方政府要规范和公开财政支农办事程序，增强资金透明度，明确新型主体的资金申报、审批环节，做到办事制度化、程序化，从制度和流程上杜绝行政报酬的产生。从一定程度上讲，金融支农是一种公共产品供给行为，富有特定公益性，政府理应对此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补贴，避免金融机构将各类成本完全转嫁给新型主体，抬高其贷款、保险成本。地方政府可建立新型主体贷款专项奖励基金，对涉及成本高、收益低的金融业务给予一定财政奖励，加大金融机构贷款的财政贴息力度，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对新型主体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针对新型主体的现实困境，完善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加大保费补贴投入力度，提高补贴比例，扩大覆盖范围，化解新型主体因担保物稀少而被迫承担高保费和接受不平等保约的困境。

（三）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完善金融支农担保体系，为全面发展新型主体提供保障。不平衡增长理论（TheoryofUnbalancedGrowth）认为，因为落后地区资本有限，应集中有限资金和其他资源，对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进行重点投资，通过外部经济和连锁效应带动其它产业和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根据上述观点，在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较为有限的背景下，集中资源办好几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可能更为现实。地方政府可根据本地发展规划对现有资金进行适当归并，以重点项目打造支农资金整合平台，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支农资金的集中使用。新型主体代表了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方向，地方政府理应高度重视，科学整合支农资金，规范支农项目，将新型主体作为财政支农重点投向，通过其外部经济和连锁效应，带动区域性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相对传统农户而言，新型主体的金融需求呈现出需求旺、抵押少、金额大等态势。金融机构面对这一新局面，要创新经营理念，站在支持“三农”的高度，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对新型主体的贷款金额、期限及利息等给予适当优惠或条件宽化。地方政府要探索设立或引入支持新型主体发展的担保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为有潜力、守信用、风险可控的新型主体提供增信服务，为商业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化解，以消除其后顾之忧，让其放心围绕新型主体全面研发新的保险项目。

（四）建立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联动机制，增强政策效果。协同效应（Synergetics），简单地说，就是“1+1>2”的效应，协同论认为，整个环境中的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社会现象亦如此，如企业组织中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关系，以及系统中的相互干扰和制约等。财政与金融是当今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发展的两大政策工具，虽两者均有正的绩效，但如果都是独立运行，将不可能产生协同效应。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同的关键在于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集政策性信贷、政策性担保、政策性保险为一体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撑平台。首先，人民银行应积极探索货币、财税以及产业政策协同配合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本有效结合的途径，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激励，强化政府宏观调控、下属部门协同服务新型主体的职责并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其次，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决策机构要确立“合作共赢”理念，财政部门在针对新型主体制定财政支农政策和安排支农支出时，要积极寻求金融部门的配合，金融部门在制订信贷、保险政策时也应考虑财政政策的指导思想，力求财政与金融有效联动而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最后，地方政府要发挥财政支农导向功能，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等多类金融机构的服务项目导向新型主体，吸引更为广泛的社会资金流向新型主体。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5篇

过去十几年来，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赤字增幅巨大。2014年国外专业机构统计显示，我国总体债务已经占GDP的251％，已经开始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务水平。其中，国债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增加很快。地方债务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定时炸弹。2014年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是我国地方债务集中还款期，总额将会达到2.4万亿元。实际上据业内专家人士分析，地方债务还债总额可能会远高于这个数字。因此，2014年，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我国债务大多是内债，总体上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也会存在。由于我国财政赤字大多借助于金融行业来实现，这就造成商业银行等金融结构坏账、呆账、烂账的增加，不利于金融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我国财政金融行业存在的风险已经开始暴露，这些风险因素的累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已经开始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国内学术界这几年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风险的严重性，并积极呼吁相关部门正视这一问题。但是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逐渐化解这一财政金融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下我国财政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

2.1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累积的财政赤字和商业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我国过去十年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采用政府投资为主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在今天的弊端已经开始出现。正如上面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累积的债务总额已经成为一颗潜在的炸弹。如果不采用正确的应对策略，这颗炸弹也有引爆的可能。虽然在今天看来有点夸张，甚至耸人听闻。但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去的财政悬崖等债务危机证明，即使再强大、再发达的经济体，如果无视财政金融风险问题，也会带来重大灾难。从商业银行角度看，随着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银行业务不断拓展，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各种违约产生的呆账、坏账、烂账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已经上升到36％，达到7670亿元，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政府制定的15％的红线。据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我国金融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还会出现上升态势。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是伴行的两个主体，前者如果出现问题会深刻影响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如果出现问题，也会深刻影响前者。

2.2财政债务支出的压力增大，商业银行收回贷款的难度增加

增加的财政赤字需要在每一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门的财政支出。但是随着财政赤字累积总额的增加，国家财政还债的压力也在逐年加大。地方政府债务支出的压力更加明显，个别地方债台高筑，政府债务已经超过地方GDP的100％,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债务违约的现象。商业银行的贷款回收难度也在逐渐加大。由于我国近两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加，企业开工不足，总体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造成部分企业的贷款还本付息的压力加大。防范不良贷款，加大贷款资金回笼，已经成为目前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工作。不少不良贷款的产生，与财政行业紧密相连。部分地方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让很多参与企业为了工程的开展，纷纷加大了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融资的力度。因此，政府债务支出压力加大与商业银行贷款回收难度增加之间本质上存在密切的关系。在一些地方，这两个潜在的风险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并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风险因素还具有一定的蔓延性，如果不采取及时有力的解决措施，很可能会逐渐波及其他地方。

2.3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具体风险隐患对金融财政的影响越来越大

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盲目滞后等弊端还是存在。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防范这些潜在的问题。但是部分行业的风险因素在累积，并开始深刻影响我国金融财政行业的健康发展。现在影响我国金融财政行业最具体的现实市场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问题。房地产泡沫是首推的最大隐患问题。我国房地产商业化以来，房地产价格涨幅惊人，以北京为例，十年前三环以内的房价不过一平米几千元，但是现在大多在三万元以上。很多地方政府过去十几年靠征地，开发房地产项目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可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和政府的一些房地产开发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目前已经成为明显的泡沫，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房价竟然比很多发达国家都高。一旦这一泡沫破灭，不但给购房者带来灾难，也给政府财政的运营及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灾难。影子银行问题更是近几年在金融领域出现的不容小视的重要问题。影子银行游离于金融监管系统之外，会给整个金融行业的有序发展带来很多系统性的风险，同时也会波及财政行业领域。影子银行扰乱财政金融秩序的危害，在近几年已经开始逐渐显现。虽然目前影子银行的总体规模不大，还没有大规模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不正视这一潜在的风险，时间久了会给我国财政金融行业带来很大的麻烦。

3应对财政金融行业潜在风险的有效措施

3.1削减财政赤字，降低不良贷款率

面对日益高企的政府债务，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逐渐削减财政赤字。虽然削减赤字，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角度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赤字财政的做法不是一无是处，适度的财政赤字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财政有序运行的双赢。但是，过度的财政赤字却会深刻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未来。削减财政赤字，不能够以牺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因此，应当制订正确的赤字削减计划，逐步稳健地减少财政赤字，把政府债务水平降到完全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文认为我国财政债务规模降低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最好。从金融领域看，虽然不良贷款率总体上较少，但增加幅度明显。因此，也要引起重视，尽量采取措施把不良贷款率降低到1以下。

3.2政府应当适当地多安排债务支出的份额，并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时回笼贷款

我国过去几十年，财政支出中经济发展支出一直占据大头。在保障一定的经济发展支出的前提下，要适当增加债务支出的份额，尽快减少目前高企的债务。尤其是在地方债务的管理中，中央政府应当制定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条例，把地方政府目前杂乱的债务理顺，并收回地方政府的部分举债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应当经过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才能够实行。各地政府还要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时回笼贷款，制定更加严厉的贷款回收制度。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从内部出发，完善改革现有的行业规范。总之，减少政府财政债务规模，帮助金融行业的贷款能够及时回笼，是未来财政金融行业的重要工作。

3.3降低房地产泡沫风险，规范影子银行的金融行为

作为影响我国财政金融安全最主要的两个现实的风险隐患，必须采取有力的应对方案。对待房地产泡沫问题，政府应当采取各种宏观调控的手段加以防范，如采用税收方式，提高购房者的征税比例，这会有效防止房地产泡沫进一步变大。同时规范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让整个房地产市场更加有序发展。金融行业也要采取差别房贷等方式，规范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这样才能够让房价回归理性。房产泡沫问题的解决，会消除我国财政金融领域最现实的威胁。对待影子银行问题，要采用立法手段，从法律层面规范影子银行的金融行为。同时，也可以采用其他手段，如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影子银行问题的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但有利于财政金融行业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健康的发展。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科技创新；中长期信贷；财政科技拨款；证券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08（2012）05-0109-08

创新是一个昂贵的过程，需要付出足够的资源来启动、指引和维持，因此，被普遍认为是创新经济分析先驱的约瑟夫·熊彼特，把资源配置，尤其是金融资源配置的研究作为他创新研究的中心也就不奇怪了，熊彼特认为，创新通过信誉的建立来获得资助，信誉能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并重点强调了商业银行的作用，即产生新的购买力并使企业家可利用，继熊彼特之后，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著作A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理论》）中也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得益于18世纪早期在英国发生的金融革命，因为一些主要科技发明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就已存在，而工业革命中对这些科技发明的大规模使用得到了大量而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支持，如果金融市场不能提供充足并且低成本的流动性支持，则科技发明的大规模推广和使用将受到极大限制，随着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兴起，当代经济学家已把“信息不对称”引入企业金融和投资行为间交互作用的研究中，指出企业和金融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企业的外部金融比内部金融更加昂贵，一些研究认为，各产业的投资行为（金融要求）是由科技水平决定的，更多依靠外部金融的产业在拥有更发达金融市场的国家中应该成长更快。

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超越工业革命时代依靠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技术革新和发明，而主要依靠基于科学研究和试验基础上的新发现和新突破来进行，通常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包括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商业化等3个阶段，其中商业化是最为关键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18世纪的法国科学水平被判为至少相当于，而且很可能超过英国，在发明的质量（不是数量）上，法国也相当于或超过英国”，但工业革命却发生在英国，英国相对于法国的优势在于将科技发明成功实现商业化，只有将科技发明引进生产体系当中，科技发明才能转化为科技创新，因此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就不仅仅包括前期的研发投入，更重要的是对创新成果商业化阶段（创新产品批量生产和销售阶段）提供资金支持，以Lerner为代表的现代学者则认为，由于科技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相对的市场配置失灵，政府不仅要对科技创新提供大量的财政投人，还应积极出资成立风险投资机构或基金直接进行股权或类似股权的投资，激励科技创新活动，由此可见，科技创新的融资体系实际上包括了政府财政投入和资本市场筹资两大部分，对于科技创新融资支持的实证研究，目前国内公开所能见的几乎没有，只有少数相关的研究，例如，沈能在其博士论文中安排了一章“金融安排促进技术创新功能实现的实证检验”，其模型的变量为“金融发展、技术创新、资本形成”；邓平博士论文也写入了“中国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VAR分析”一章，其模型的变量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发展结构指标、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科技创新指标”，显然二人是从金融的制度安排角度来检验其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我们认为，在当今科技创新的时代，且不论金融制度安排根植于一国历史文化传统而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无论一国金融制度如何设计，如果其能有效解决科技创新的关键难题——融资问题，则是适宜的，舍其而难以有更好的衡量标准，此外，张强和赵建晔对我国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其论文也仅仅考虑了资本市场的支持作用，并未探讨财政投入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有鉴于此，我们拟就各种融资渠道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及其动态影响关系进行计量实证分析，以便从整体上把握我国科技创新融资支持的重要作用。

1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1对科技创新指标的选取

我们对科技创新的衡量是从科技创新产出角度来考察的，因为从产出角度来衡量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科技创新活动成效，由于科技创新成果衡量指标众多，直接选用则会在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时让问题分析变得复杂，且变量之间还可能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在低维空间将信息分解为互不相关的部分以获得更有意义的解释，文章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基于数据可得性及尽可能获得更多观察数据方面考虑，并尽量剔除政府部门人为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科技成果”统计分项中，我们分别选取了“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简称专利申请，下同）、“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论文总数”（简称科技论文，下同）、“全国各地区技术市场成交合同数”（简称成交合同）、“全国各地区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简称成交金额）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简称出口）等5项统计指标，分别记为PATENT、PAPER、CONTRACT1、CONTRACT2、EXPORT，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87-2009年，计量调整后的有效数据为1988-2008年共21年统计数据，由于对变量取自然对数不会改变变量本身的协整关系，且能使变量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此，我们对以上5个指标分别取自然对数，记为LNPATENT、LNPAPER、LNCONTRACT1、LNCONTRACT2、LNEXPORT，EVIEWS软件（本文所有计量均采用EVIEWS6.0分析）“主成分分析”的分析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第1和第2主成分的累积贡献度（cumulative proportion）达到了99%以上，且第3主成分的特征值（value）明显小于1，因此可以认为第l和第2主成分已能较好地反映5个一致指标的总体变动情况，从现实情况来看，专利和论文确实能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总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水平，因此我们最终确定用PATENT和PAPER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科技创新的总体水平。

1.2对创新融资指标的选取

科技创新的融资体系包括政府部门的财政投入及资本市场筹资两大部分，政府的财政投入不仅包括直接的财政科技拨款，还包括间接的财政投入，如各种对科技创新的税收减免及科技奖励等政策措施，资本市场筹资按筹资方式可分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即金融机构的各种贷款以及债券市场上的债券融资、股票市场上的股票融资和风险投资市场上的风险资本等，由于目前的统计年鉴只能给出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一项，无法统计出财政对科技创新的种种间接财政支持，同时统计资料也无法细分出企业的科技贷款以及证券市场上的科技专项融资，因此我们选用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金融机构的中长期信贷和企业证券市场筹资来作为科技创新的融资考察指标，之所以选用中长期信贷指标，是因为我们认为科技创新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包括设备的更新和升级），中长期信贷更能稳定支持创新主体持续进行创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统计指标时间跨度较大（1987-2009年），而这期间我国价格波动很大，依据科技创新的特点，我们对金融统计指标进行了价格调整，以便更客观地反映资金投入的变化，具体而言，我们借鉴王玲和Szirma的研究，将综合价格调整指数设定为0.5×P+0.5×W，其中P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W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并以1986年的价格指数为基准进行调整，我们从《中国金融年鉴》中选取金融机构的“中长期信贷”以及“企业证券市场筹资额”统计项，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选取“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统计项，分别记为LOAN、BOND和FINANCE，各变量取相应对数后记为LN-LOAN、LNBOND和LNFINANCE。

2 计量模型构建

2.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我们建立一个多变量的VAR模型，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进行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以5%的显著性水平为衡量标准，各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

2.2协整关系检验

由于LNPATENT、LNPAPER、LNLOAN、LNBOND和LNFINANCE各变量是非平稳序列，且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特征根迹（trace）检验和最大特征值（maximum eigen-value）检验均说明各变量存在3个协整方程，因此各变量通过了协整关系检验，说明这5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各变量能被其他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可以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

2.3VAR模型的构建

建立VAR模型时需要确定滞后阶数，从表4可以看出，以LNPATENT、LNPAPER、LNLOAN、LNFI-NANCE、LNBOND为内生变量，常用的5个检验标准（LR、FPE、AIC、SC、HQ）一致说明滞后阶数为2。

3 模型分析检验

3.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性的模型，无需对变量作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并不分析变量之间的系数关系如何，而是分析系统的动态特征，即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作用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实现，只有通过稳定性检验的VAR模型才可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们所建立的VAR（2）模型全部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模型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对脉冲响应分析，为避免模型中输入变量顺序不同而对脉冲输出结果产生影响，我们采用广义脉冲方法，脉冲响应情况如图2、图3所示。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纵轴表示各响应变量应对冲击的变化幅度（各变量均为对数，代表了弹性的变化），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代表响应变量对相应冲击的反应。

从图2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中长期信贷一个正冲击后，专利申请前2期正向反应平稳，在第3期迅速上升到最大；此后开始滑落，并又从第6期开始持续上升，这表明中长期信贷将所受外部正冲击经信贷市场传递给专利申请，且这一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稳定的和越来越强的促进作用，专利申请对财政科技拨款的正冲击响应迅速，当期就大幅度上升，并在第3期达到最大量；此后虽大幅度下滑但却在第5期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表明财政科技拨款将所受外部某一正冲击经政府财政预算直接而迅速传递给专利申请，且冲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当在本期给企业证券筹资一个正的冲击，经证券市场对专利申请产生正向影响，专利申请响应在第2期后基本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并在第9期对冲击的正向影响接近零，从图3可以看出，中长期信贷的正冲击对科技论文的前2期影响很弱；科技论文的正响应从第3期开始迅速上升，第5期后开始下降，但第6期后又开始持续上升，财政科技拨款的正冲击对科技论文的前2期影响也较小，从第3期开始，科技论文正向响应明显，并在第3～5期间保持稳定；从第5期开始下滑，此后基本保持平稳增长，证券筹资的正冲击对科技论文的影响很弱，除当期有一点促进作用外，此后基本影响很弱，甚至在第6期后有负面影响，综合以上脉冲响应函数图可以看出，各变量冲击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基本上在第3年比较明显，而对科技论文的明显影响则保持在第3～5年左右，整体而言，中长期信贷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期间虽有波动，但长期支持作用递增；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比较直接迅速，长期支持作用递减；企业证券市场筹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较弱，除前面几期有些促进作用外，后面几期几乎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3.2VAR模型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型中的各内生变量对冲击是如何反应的（如响应符号和响应强度等），但不能比较不同冲击对某一特定变量的影响强度，而方差分解则是将系统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个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来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对一特定变量产生影响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利用方差分解，我们可以看出在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金融变量的贡献率如何，表5和表6分别为专利申请和科技论文的方差分解情况，

从表5可以看出，不考虑专利申请自身的贡献率，中长期信贷冲击对专利申请的贡献率随时间稳步增长，在第10期达到最大，接近12%；财政科技拨款冲击对专利申请的贡献率从第2期后就平稳增长，并在第7期后贡献率稳定在6%以上；企业证券筹资冲击对专利申请的贡献率很小，基本在1%左右；从表6中可以看出，同样不考虑科技论文自身的贡献率，中长期信贷冲击对科技论文的贡献率在第3期急剧上升，此后虽小幅波动但上升趋势明显，并在第10期的贡献率超过36%；财政科技拨款冲击对科技论文的贡献率在第3期达到最大值，此后小幅波动和缓慢下降；企业证券筹资冲击对科技论文的贡献率很小，也基本在1%左右。

综合以上方差分解分析可以看出，中长期信贷在促进科技创新的作用过程中贡献率持续上升，且贡献度最大；财政科技拨款对促进科技创新的即期效应明显，且贡献率基本保持稳定；企业证券筹资冲击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度微弱，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4 结论与建议

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及理论分析的需要，我们只考察了3种融资途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计量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和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巨大，而证券市场的支持作用则十分微弱，这个分析结果与Tadesse的观点基本一致，Tadesse认为，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较大；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则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总结模型的检验结果，我们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点。

（1）科技创新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支持，计量模型检验表明，科技创新能力与资金投入规模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我国近年来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与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和资本市场的大规模融资紧密相关，同时，模型分析也表明，从增加资金投入到创新能力提升是有时间滞后期的，具体而言，融资规模冲击对专利申请的显著影响要到第3年，而对科技论文的显著影响则在第3～5年，换句话说，增加资金投入并不能对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期间约有3～5年时间的滞后期，由此可见，提升科技创新水平需要国家制订有科技发展的长远规划，更需要构建稳定长期的创新融资渠道来保障。

（2）政府的财政投入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作用显著，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财政科技拨款对科技创新的短期促进作用效果明显，长期作用则缓慢递减，特别是对于科技论文的促进效果显著，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科技创新的公共性和外溢性，实际上，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科技创新活跃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中国财政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较低，并还曾在本世纪初出现一定幅度下降（根据《2010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00-2005年，中国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在4%以下，2009年上升到4.2%），显然，要追赶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我国财政科技投入需要构建一个稳定增长机制，且针对重大科技领域的财政投入还可以发挥启动迅速的作用效果。

（3）金融机构贷款是我国创新融资的中坚力量，计量模型分析显示，我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中长期贷款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短期效果不明显，但长期效果则显著递增，这也映射出科技创新的长期性，由于国情传统，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主，银行业所积淀的庞大信贷资本是企业科技创新源源不断的资金池，尽管正在进行的金融系统改革强调要大力发展证券市场，但在国家相关科技政策的引导下，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是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当前，面对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浪潮，金融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和创新，特别是改革相对落后的信贷体系，创新科技信贷产品，以便更好地为科技创新提供融资支持，同时也分享创新的高收益。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7篇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多变，世界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各国政府相继采取金融援救计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在这一过程中，财政的杠杆作用发生了新的变化，对适度积极、统筹考虑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方财政部门会计管理机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大财政服务，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一个新课题。笔者拟对此作一些简要的分析，以供同行业人士参考和借鉴。

一、地方财政部门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

财政部门既是国家行政机关，又是综合执法部门。因此，财政干部要按行政法依法行政。行政法分为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程序法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执法权限，即“三定方案”中规定的行政职能；第二部分主要规定了怎样执法，包括预算法、会计法、采购法、注册会计师法等；第三部分主要规定了执法的步骤程序。

那么，根据行政法规定，地方财政部门应该如何开展会计管理工作呢？具体来讲，一是依据政府“三定方案”中明确的会计管理职能（十三条）；二是依据《会计法》赋予的会计管理职能，2007年7月1日实施的《会计法》七章五十二条明确规定：“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以及会计管理机构的权力和责任”，已经成为指导会计管理工作的最高准则。

二、新形势下会计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

1．政策性

会计从业资格的准入、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会计法执法检查的认定、会计法律规章制度的贯彻实施、会计行政审批等等，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政策性特点。

2．业务性

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对每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只有制度精、业务熟，正确把握、灵活运用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提高业务操作水平和执法质量。

3．事务性

数以万计的会计队伍，数以千计的会计单位，一证一培训、一证一换、一事一议、一人一审核、一个单位一验收，具体到了不能再具体的程度。在日常工作中，咨询电话不断，而且要做到耐心细致地回答。

4．基础性

会计工作是财政工作的基础，更是经济工作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无论是会计人员专业技术知识培训、继续教育培训、职业道德培训，还是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和内控制度建设，目的只有一个：即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有效，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投资者经营决策提供第一手的可靠资料。

5．广泛性

从财政部门看，会计管理机构的职能涉及面广，凡是有财务收支和会计人员的单位都要进行管理，而不管是不是财政拨款单位，是不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同时，按属地管理的原则，还要负责部属及省属单位的会计人员管理。

6．双重性

既要管理会计单位，又要管理会计人员。

7．前沿性

经济的全球化使会计成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为与国际接轨，我国近年来颁布了一系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这些新知识、新政策的贯彻实施，使会计管理工作者站到了会计前沿阵地，这既是资本又是责任。

8．边缘性

财政工作的最基本职能是财政收支，会计管理工作既不管收，更不管支，而是为财政管好收支服务，决定了工作职能的边缘性。

三、会计信息失真是当前会计管理工作面临的最大挑战

信息的真实性是会计工作的“生命线”。然而近年来，我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越来越严重，财政部曾多次进行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得出“我国80%以上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会计信息失真”的结论。

会计信息不仅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利润分配的依据，同时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考核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的依据。

实际上，真正对企业剩余拥有“自然控制权”的不是生产者，而是经营者，他们的行为直接影响着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因此，企业经营者在进行利益分配时，违背已有的会计规则而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以使自己受益而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

目前，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不再仅仅是传统的个别会计人员挪用公款、贪污公款，而是以法人为主体的集体行为为主。单位负责人胁迫或诱使会计人员做假账、假表，玩数字游戏，“变通”处理经济业务，有的甚至串通注册会计师而做假审计报告。具体表现为：第一，多列费用，少计收入，甚至账外设账，截留收入，以达到偷税逃税的目的；第二，少列费用，早计收入，虚列资产，虚增利润，以达到粉饰经营业绩的目的；第三，低估负债，高估资产，骗取贷款和投资；第四，出具假凭证，办理假手续报废资产，转移国有资产等等。

会计信息失真危害极大。第一，误导国家的宏观调控。会计信息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数据，会计信息失真会误导国家在宏观调控上决策的失误。比如虚增利润会导致国民收入超量分配等不良后果。同时，失真的会计信息掩盖了许多经济问题，国家不能及时地制定政策解决，一旦问题爆发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虚增成本，多列费用，截留收入是企业惯用的偷税漏税手段，因为虚假的会计信息，国家每年损失巨额的税收收入，不利于国家以税收为手段调节收入分配，也影响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导致资源浪费，信用危机。虚增利润，粉饰业绩，把资金投入问题企业，导致了银行、投资者与股民的巨额损失，也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导致信用危机。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因此而延缓了发展。第四，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弱化了其竞争力。企业正常经营需要对公司进行财务分析，全面了解公司财务状况，而对公司的财务分析是以会计资料为基础的，失真的会计信息会导致失真的分析结果，企业以此作为经营决策的参考无疑是危险的。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一些金融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的原因了。

总之，规范会计工作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管理工作任重道远。

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会计管理工作，突出解决认识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所以，统一会计管理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提高会计管理队伍整体素质才能进一步带好会计人员队伍，整顿和规范会计域秩序。

前已述及，会计管理工作的职能和特点。那么，它在整个财政工作中处于什么地位？重要不重要？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做好会计管理工作的关键所在。一般人认为，会计管理工作就是办证培训，谈不上重要不重要，谁也能干。这种认识是有原因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在市场调节失灵的空间发生作用，其中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成为主要职能。财政部门的业务科室都是以财务主管部门的身份行使职能，财务管理的特点表现在财政资金的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上，有多少钱、保障多少人的工资及单位经费，支持多少项目和资金，看得见、摸得着，既现实又有人情味，既有工作业绩又受领导重视，所以十分重要。再说会计管理工作，它以会计主管部门的身份行使职能，这一职能恰恰渗透在财政职能中，加强会计管理带来的效益看不见、摸不着，不能直接用价值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不能以数字反映出来，不存在数字出干部的政绩。因此，不被有关方面重视。这一现状必须切实加以改变。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会计改革走到了财务改革的前头，无论从财政角度，还是经济角度，会计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因为任何一项经济业务或财务事项都通过会计方式反映出来。当一个单位实现会计管理工作规范化的时候，当一批会计人员晋升高一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时候，当新的会计准则、制度得以贯彻实施的时候，当会计域秩序得以净化，会计诚信使得会计造假没有市场的时候，作为会计管理工作者不也时时感到欣慰吗？这些用辛勤劳动换来的不可计量的间接效益是巨大的，是历史性的。

所以，笔者认为，从会计角度解决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有效化地解财政、金融、财务风险，任务十分艰巨，会计管理工作者并非无用武之地，而是力不从心。以人为根本，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大财政观念和服务意识，以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以踏实的作风去工作，在平凡中体现伟大，在服务中寻找快乐，做财政工作的基石，为地方经济发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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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8篇

职务与荣誉。宋清华教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金融保险学院院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湖北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应急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黄石银行独立董事,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研究方向与科研成果。宋清华教授的研究方向为银行管理、金融风险管理。在《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刊物上140余篇,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银行危机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金融体系变迁与现代化――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关系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或参与撰写并出版了《中国金融风险的管理与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商业银行创新与资本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等十余部著作。

科研成果获奖情况。宋清华教授发表的许多项科研成果被收录、转载和获奖。被CSSCI收录的论文有21篇,被转载的论文有19篇。《国家风险述略》一文被《新华文摘》1993年第4期全文转载,获湖北省第五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从存款人角度看我国银行信贷资产流失》一文在《管理世界》1995年第5期发表后,获中国金融学会第三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三等奖。个人专著《银行危机论》获湖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文《我国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的资金互动性分析》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惩治和预防学术腐败:高校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一文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教学与教学研究。宋清华教授长期从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金融风险管理等金融专业本科及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工作,是湖北省精品课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课程负责人。主编和参编教材7部,其中和南开大学李志辉教授共同主编的《金融风险管理》列入21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2003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2009年获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三等奖,该教材第二版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教材规划。主持了两项教学研究项目,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4年教学研究项目“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研究”和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2008B036)“中美金融学博士培养制度比较研究”。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9篇

邱兆祥，194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原为湖北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曾先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改名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等多所高校执教，现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管理世界》学术指导和《金融与保险》、《证券导刊》、《经济日报·财富专刊》、《现代商业银行》等刊物的学术顾问，现担任《经济研究参考》（国家财政部主办）、《财政金融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现代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主办）等刊物的学术顾问。此外，还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委员会（简称“经团联”）学术部主任、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现担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咨询团成员等。

二、研究领域

多年来，邱兆祥教授活跃于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对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四百多篇学术论文外，还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内容涉及到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问题、学科分类与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金融中心建设理论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改革等前沿性热点问题，以及反对学术腐败问题，并且是这些有关领域内发表论著最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之一。

三、主要论著

1、《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2、《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3、《经济科学的数学化趋势浅议》，《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

4、《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2期。

5、《关于经济科学学科分类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

6、《试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科学》，1990年第1期和第3期。

7、《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2期。

8、《论创新是经济学者的基本价值观——兼论“独创”是成就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6期。

9、《论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对我国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考》，载《著名经济学家读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

11、《耕耘与探索——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1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3、《在学术高地上攀登——金融理论问题探索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年。

14、《对在我国发展民营银行问题的若干思考》，《经济参考报》，2003年9月17日。

15、《论经济学家的人文精神》，《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9月17—18日。

16、《关于国内大城市争当金融中心的若干思考》，《金融时报》，2008年9月1日。

17、《经济学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从何而来》，《光明日报》，2009年8月12日。

18、《论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

19、《非宁静无以致远——对我国金融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5月4日。

四、所获荣誉

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第10篇

学术兼职。湖北省农村财政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工业经济学会理事,武汉市技术经济咨询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系主任及培训学院常务副院长等。

学术经历。1972年至1975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专业学习;1975年至2000年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中1979年至198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学习和研究,1985年至1988年为经济学在职研究生;1992年9月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11月晋升为教授。2000年至今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领域为公共管理、社会保障、财政政策与产业经济等。

主要著作。已出版十多部,主要有:《公共管理学》,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至今已重印三次,近2万册,被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著名高校指定为相关专业博士和硕士入学考试用书;被江西省考试院等指定为相关专业考试用书);《社会保障学》,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此书为武汉大学“十一五”规划教材,经费支持项目);《财政税收与金融》,主编,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实用经济法教程》,副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1998年;《电力系统新编实用经济法》,副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

主要论文。在《经济日报》理论周刊(2005年1月17日)等重要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多篇,其中《取消农业税的原因探析》(《湖北日报》,理论周刊,2004年8月5日),该文被《人民网》《中国改革论坛》《上海人大》等多家政府和社会媒体转载、被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读者评价为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排污费政策取向: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其他还有:《正确处理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江汉论坛》,1997年第12期;《课程考试常见错误及分析》,《湖北招生考试》,1998年第9期;《一本富有特色的教科书》,《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3期;《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特征》,《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3期;《论经济信息化条件下的金融监管》,《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第3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高技术产业液出效应的横向比较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第12期;《我国农村税费改革难点与对策研究》报告,2002年度全国财政协作课题,2003年3月结题;《我国新经济发展之路》,《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第3期;《关于武昌区区域开发创新体系的构想》,《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第10期;《构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年第6期;《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财政部协作课题,《中国财政信息资料》,2006年第5期;《中国农民医疗保健问题及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房地产税的开征能否降低价?》,《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论丛》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排污费政策取向:基于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5期;《财政支农支出、产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实证研究》,《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2期。

主持课题。主持纵和横向科研课题多项。在研项目:200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化产业的财政政策研究》(09&ZD016)主持子课题。结题项目:《武昌区人力资源整合研究》武昌区劳动局;《个人所得税合理避税研究》横向;《武汉市蔡甸区乡村休闲游总体规划》横向;《咸宁市旅游总体规划》主持分报告;《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职业教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