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城管警察化”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指出,空缺的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已确定新人选――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总队长李润华兼任。此前有关官员说,城管执法管理体制或将面临调整,会“有很大的变化”。该报道一经见报,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为何北京市一个小小的人事变动,竟会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经济》记者就此致电北京市城管局,约访相关负责人,但对方给出的回应则是在强烈谴责之前该系列报道的失实性的同时拒绝采访。此后再打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其实,只要是关于城市管理的新闻,每每一出,都会吸引公众的眼球,牵动公众的神经。北京市此次设立城管警察也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广州、深圳、武汉、青岛等城市,都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设立城管警察的建议,几乎也是每一次都招致舆论的强烈质疑。

据了解,2000年,长沙市最早成立长沙市公安局城管警察支队,采用“城管+警察”双管齐下的执法机制。此后,南京、潍坊、济南等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机构。而这次北京城管也终究耐不住寂寞,决定随大流,进入公安系统。我们暂不论他是出于何种目的,其他省市的城管进公安,无形之下已经将城管的权力扩大化,难道北京市的此次改制,就能独辟蹊径,开创新局面?对此,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两年前,深圳一位政协委员对城市管理提出建议,他认为城管遭遇的暴力抗法太过频繁,组建城管警察势在必行。而且他论证说,这符合国际惯例,因为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里,警察都是又管治安又管市容。这位政协委员说得没错,警察城管分设,这是执法资源的浪费。不过他站在城管单方立场来论证,使得公众不能接受。组建城管警察之后,城管的执法权力升级,所谓的暴力抗法的确可能减少,但是人们想要知道的是,在暴力抗法的背后,又有多少暴力执法,因为暴力执法而无辜受害的公民又有多少?组建城市警察之后,暴力执法真的会相应减少吗?

尽管从来没有人统计过,但是民众凭着日常经验,就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很多人都亲眼见过城管将小摊小贩追赶得鸡飞狗跳的场景,城管的骄横和粗暴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城市管理应该追求何种理念?是让各种人都有活路呢,还是让权势者看着整洁?对艰难求生的底层民众,是满怀关爱地予以帮助呢,还是充满厌恨地驱赶?

城管迫切地想被警察化,反映出的其实是一种危险的行政思维。因为警察是国家法律赋予武装性质的国家暴力机关,不是单纯服务性的行政部门,他们面对的常常是穷凶极恶的歹徒,需要靠暴力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而城管呢,面对的常常是为生活所迫的游商走贩和怀着人性善意和同情的市民。前者类似于敌我矛盾,而后者是典型的人民内部矛盾。城管何以一门心思地想用对付敌我矛盾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服务对象呢?这一点,真的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北京城管局副局长王连峰早前简单地把已经存在的现象归咎于协管,或者自身素质,他给出了如下数据:城管员和协管员分别为6200人和5400人,基本是1:1;有一年媒体曝光的12件城管负面事件,7件由协管员造成。然而,无论我怎么看,都没看出来这一数据就能推断出多数由协管员造成。当然,北京也跟其他城市一样,想吸纳大学生提高城管素质。其实,素质高低,跟学历不成正比,只关乎良心和对权力的自律。更何况,城管执法,常常人多势众,如猛虎下山。这种人数上的优势,加上把小贩等同于公安需要打击的杀人放火者,权力上的优越感和法理上的至高权,都会扭曲一个人的心理。这种心理膨胀下的暴力因子,更不是学历所能约束的。

此次北京市公安代管城管的新闻,忽然让人记起来,其实城管的历史非常短暂――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城管监察大队成立,这是全国第一支城管队伍。随后各地纷纷效仿,因为城建、工商、卫生、环保等各政府部门联合起来,综合执法使得“管理方便”。没有人意识到,行政执法权的强化,本身就意味着滥权,而且很容易上瘾,遇到问题就继续强化。

任何一次公权的扩张,都是对私权的潜在威胁。这是人们对城管升级为警察的根本担忧。城市管理者真正应该做的是,为小摊小贩多留一些空间,引导他们融入城市文明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