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法学长期以来占据着人们的学术视野，出产过较多学术成果。直到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以后，逐渐退出法学的核心舞台。尽管暂时退出，也依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法学思维。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各种转型思路催生的法学思路，显然仍然会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它们的重要参照系。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具体内涵，不同人有着不同解读。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法学得出的研究成果的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律的论述作为研究核心，由此向外延伸出各个领域的基本看法。具体而言，从理论建构主体和研究对象上，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具体气质。从理论构建主体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学主体既包括经典作家，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进行的法学研究者们。后续研究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具体化的成就，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与自己的时空领域结合，取得较大成果。相应地，其研究对象，就从经典作家时代的对本体论和法律基本作用做过的基本描述，延伸到法律运行论甚至是法治理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主体宽泛、时空广博、研究多样的综合统一体。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具有普适性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通过具体化运用而形成的特适性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既是静态成果，更是动态实践。其基本动因在于抽象理论具体化的内在需要，即如何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体运动到社会的鲜活实践之中。由此引发了一个“特适必要性”问题。这个特适必要性，随着中国道路的不断铺开，而显得日益重要。因为特适必要性的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学必然中国化，从而呈现出自己独有的中国烙印。从其属性而言，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作为法学中国化的归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哲学家艾思奇首先提出，他认为:“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1］。其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适应性运用。作为这种适应性运用的集大成者，更进一步加以解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就是说，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引线，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践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思路，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法律思想、邓小平法律思想，并在建设法治国家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显得愈加重要。、董必武等革命家，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做出了初步贡献，其集中成果就是形成了法律思想。“的法律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无产阶级运动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一般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具体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程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它不仅揭开了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的崭新篇章，而且为新民主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3］”。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伴随社会变革，中国法制也由此进入重塑的历史新时代，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构成这一法律革命的理论基础正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理论……同样地，邓小平的法律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程的第二个重大理论成果［3］。

作为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后续继承，党和国家在近期不断探索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形成了深化型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具体表现为，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促进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确立了依法执政的基本方针以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确立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法学正在实现向人本法律观的转变以实现和谐法治。这些指导思想，经由法学界同类观点的法学研究学者，加以具体化，成为丰富化的法学理论体系。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法学的不断自我更新。这种更新，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立足中国国情，体现出时展的脉搏。由此也衍生了一个基本的法学路向:立足中国问题，借鉴他域经验，思考解决模式，形成中国式法学。这种应然模式构成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基本格调。当然，应然要靠实然检验。具体而言，带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时问，不得不承认，尽管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衍生多年，各期领袖和法学人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做着艰苦努力，形成了不容否认的法学体系。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仍然缺乏真正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当下，尽管作为其支柱和支点的理论受到来自现实的不同程度的挑战，隐藏延伸出诸多难题，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却反而受到普遍关注。其基本逻辑是，中国道路延伸到何方这一基本问题，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性。领导层和关注社会主义的民众，迫切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法学能够提供中国问题的对应性解决思路。而要想解决来自时代的各种重大问题，必须要更加彻底实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倒退和畏惧是没有出路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法学应立足中国，在吸取中华文明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创新。而中国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既能够张扬中国主体性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它的核心任务，是在否弃西方三权分立的前提下，实现党和国家的民主化与法治化。由此，它既应当责任化，又必须开放化。从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学人才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基本路径选择

目标需要具体方法予以确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来说，如何进行中国化，现在显得迫切而逻辑化。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来说，我们应当坚持如下路径:第一，深研马列法著。要想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首先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原初含义及其可能架构。对当下的中国研究者而言，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了解已经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没有太多的人看过马克思主义的法学原著。这是不正常的，虽然有马克思主义不合于世的内在削弱，但也有研究者的主观忽视。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学思想如此丰富，不真正深刻了解根本谈不上继承。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掘列宁和斯大林的法律思想。特别是斯大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核心探索者，他的法律思想长期被忽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学术空白。

从理沦上讲，只有通过比较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学著作，才能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迄今为止法律思想史上最科学、最进步、最革命的法学。它与一切剥削阶级法学存在着根木的区别:一是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它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因而在方法论方面就具有其他法学不具有的高度科学性。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由于认识论和政治立场的原因，一切剥削阶级的法学都以不同的形式否认法的阶级性。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法学则阐明法的本质属性: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同时指出各种剥削阶级法学都是为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服务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法学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服务。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法制领域争取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三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一些剥削阶级法学家脱离实际歪曲实际，凭空臆造自已的一套法律学说不同，马克思、思格斯在批判剥削阶级法学特别是资产阶级法学的斗争中，在总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法制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基本框架。马克思主义法学这些独具的特性，决定它能够而且应当在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起指导作用。从实践上讲，忽视对革命导师法学著作的学习，就不能在法学领域内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其结果往往不是导致左的错误，使法律虚无主义抬头，就是导致右的错误，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两者都会给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带来损失。第二，坚持核心原理。在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法著的基础上，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没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不过是架空式的学术欺诈。现实中，一些人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旗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而只用任何研究者都可以用的所谓方法论，就是一个学术欺骗。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经济决定法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规则表达;法律具有反作用;法律随着阶级和国家的灭亡而灭亡。这些核心原理，构成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框架，是任何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都必须坚持的。这些核心原理具体化为劳动人民对法治的参与、党内民主等法治思想。而这些法律原理，则都对社会主义法治化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必须在法治探索中加以坚持。第三，解决现实问题。前已述及，所谓的中国化，就是把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实践中加以坚持。原理具体化才能带来符合理论期待的客观现实。因此，与社会实践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必然选择。这种结合，一定要以具体实际问题作为引线，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是检验理论的载体。经由这种方式，可以说中国法学的发展也立足于我国的“本土资源”，就可以做到真正的立足本土，实现法学扩展。不得不提及的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方式多样化，可能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现象。采用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方式和手段，立足于劳动人民的基本需求进行实践，是保证法律实践持续正确的基本前提。因此，我们在现实中就需要通过学术思维与具体实践结合的方式，来确证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当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已经具备了前所未有的适配土壤。发展法学、推动法制的正面因素或土壤有:一是国家和执政党对法治的重视给法学带来春天，法治带动法学的格局已经形成;二市场经济内在要求规则保障，为法学发展提供源动力;三是是建设法治为市场经济提供规则保障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第四，抽取中华基因。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一定要提取中国内在生成的中华基因。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中国古代各阶段。这种适用，为结合中国古代形成的法治基因提供了结合点。之所以需要结合，主要在于中国古代虽然长期是集权专制，但却拥有良好的法治基因。特别是商鞅变法这个法治模本的存在，为中华传统奠定了难以撼动的法治基因。这种基因发端于法家的建构，而法家精神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初态发展。如果不能有效结合这种基因，就无法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传统依然深厚的中国现实进行对接。当然，有利于法学发展的中华基因远不仅法家基因一种，还有更多的是符合辩证法的和谐建设经验。这些经验能够在相当大程度上提供法治辅助。第五，借鉴他域经验。西方是现代化的启发点和先行者。它们对法治建设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因此，对西方法治国家，我们要保持开放态度，最大限度吸取它们的有益经验。在符合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吸取一切可以利用的经验，对我们赶超型的法治建设具有显明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土壤”的结合，还意味着要在吸收包括自然法学派、实证分析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批判法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等各种法学理论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有新的贡献。不仅要对近缘的西方法学进行借鉴，更要对在西方兴起的先进科学方法进行引进，如西方的系统论、结构主义和博弈论等等具备较大解释力的理论，我们都要进行理论移植。第六，促进中国化大成。有了以上各点，还需要具体进行法学探索。从可能性角度来说，以上各个条件只是提供了法学中国化的可能。这种可能，如果没有现实的促进条件，就会被削弱乃至消灭。因此，中国法学界要始终注意各种现实条件的结合，促使合适的人与相关条件匹配起来，以最快地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大成。从具体成果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首先需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出一个真正能说服人的理论架构。理论现实化，更需要探索出一条中国式法治道路，在不西化的前提下实现党和政府的法治化与民主化，借以实现民众对国家运转的真正参与。而这一个核心目标，则考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之后的法学智慧。

四、结语

本文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行的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现在还任重道远。必须在深研原著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现实问题，提取中华基因，吸取他域经验，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大成。这种具体路径，对法学的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对包括理论法学和实证法学在内的所有法学研究领域都能起到指导作用。对于中国法学来说，适应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显然是发展的真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