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统一”:欧洲认同的极限

内容提要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欧洲认同”的问题尤显重要。尽管欧盟倡导的“多元统一”概念广受赞誉，但这一概念在欧洲认同的内部定义上，因民族认同中谁为主、谁为次的问题难以解决而受到了包容与排斥的困扰；同时，在与欧洲外部的“他者”做比较来定义欧洲认同的问题上，遭遇了“他者”概念难以确切定位的困境，从而使认同的边界无法确定。“多元统一”这一看似完美、理性的提法，实际上反而成为欧洲认同的藩篱，不仅使其在实践中难以深入，也暴露了“欧洲认同”的极限所在。《里斯本条约》得以通过虽使困扰欧盟的制宪危机得到了解决，但“欧洲认同”中的问题依然如故。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欧洲认同

多元统一

民族认同

欧盟的缔造者之一让・莫奈(Jean Monnet)曾言：“如果我们重新开始欧洲共同体，我们将从文化开始。”对于欧洲公民来说，未来的欧洲应该是一个寄托情感和灵魂的精神家园。这或许是欧盟要想在建制上超越民族国家而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和需要更加努力的方面。二战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欧洲认同”的呼声日益高涨。也就是说，欧洲联盟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还应该是全体欧洲公民的文化和理念的共同体。正如哈贝马斯(J.Habermas)所指出的：“要把欧洲统一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作为继续扩大欧盟的理由，就不能离开大大超越经济范畴的文化凝聚力。这种(欧洲)生活方式所面临的威胁以及人们要捍卫它的愿望，激发了一种未来欧洲的新观念，从而可以再一次创造性地迎接当前的挑战。”早在2003年5月31日，两位思想巨匠哈贝马斯和德里达(J.Derrida)就曾联手发表了《论欧洲的复兴：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一文。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结构，即“后民族结构”，藉此对美国的单边霸权主义进行批判，对欧洲的未来地位进行阐述。

欧盟建构“欧洲认同”的最重要的缘由在于，在从民族国家的架构迈向“超民族实体”时，必然要面对欧洲各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的挑战。为了转移各国民众对本民族国家的忠诚与认同，欧盟需要在文化、社会心理上加强建设，并辅之以相关的制度框架，从而在文化和情感空间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越民族的大众认同。然而，时至今日，欧盟的努力成功了吗?

一、多层次的欧洲认同

欧盟倡导的是一种所谓“多元统一”(Unity in Diversity)的欧洲认同，即：考虑到欧洲的文化多样性，欧盟将充分保留和发展各成员国的民族文化，同时发扬欧洲共有的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共同的欧洲文化。这一理念与欧洲的历史和现实有关。在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看来，欧洲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从来没有一个头、一个大脑或一个中心，欧洲是由成百万个大脑和无数个中心组成的。“欧洲更像是一个地方、地区、省区和国家大大小小的文化个体组成的集合体”，几乎“没有一种基础、一种统一性、一种秩序和组织原则能够满足我们今天的需要。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就是因为它一直处于生态组织的无政府状态里”。可以说，欧洲的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多元化的现实，决定了欧洲必须建立一种基于多元文化主义之上的欧洲认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欧洲政治一体化目标的顺利实现。

那么，究竟什么是“认同”，什么又是“欧洲认同”呢?

“认同”(identity)一词出自于社会心理学，在汉语中有“同一性、身份和特性”等含义。认同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正是因为有“他者”的存在，“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塞缪尔・亨廷顿指出：“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者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我们不同于你，或者我们不同于他们。”换言之，个人有认同，群体也有认同。而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认同是被建构起来的概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认为，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社会学上说，社会团体通常建立在有利于其成员进行积极联系的、认识方面的自我模式(self-schemas)基础之上，这包括与自身相联系的特征、偏好、目标、行为模式等，由此而构成一系列共同观念。这些观念可以通过无形的价值观、交往体系等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象征、符号等体现出来，从而能够使其成员之间产生彼此相同的感觉。集体认同就是这些观念的总和。

社会学研究表明，每个集团都普遍有一种倾向，比如集团内(in-group)成员会把正面的行为模式归结为内因，而把负面的行为模式归结为外因，这样就把集团内和集团外(out－group)成员明确地划分出了界限。这样，对内，集体认同能够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是一个共同体社会的凝聚力所在；对外，集体认同能够设立明确的边界，从而被外界认可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集体认同不仅意味着共同体成员的一种资格，更是共同体成员间的精神纽带。

集体认同的种类繁多，如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等，它们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在近、现代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与共同语言、象征符号、神话、文化传统以及共同记忆和历史等起纽带作用的因素有关的民族认同，它对民族国家的建构、解构乃至当今世界的一体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欧洲认同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它是一种超国家的认同形式，是对现有民族认同的一种超越，不过它还处于起始阶段，尚未定型。根据集体认同的含义，欧洲认同也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欧洲认同的形成，将发展出一种新的归属形式，欧洲人凭借这种归属结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外，欧洲将进一步通过与“他者”的比较来认识自身的特性。

欧洲的集体认同是由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等多种形态共同构成的整体，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种认同，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欧洲认同。文化认同是指欧洲人基于共同历史文化背景之上的共属意识，它是欧洲认同的核心。在此基础之上的欧洲认同，不再是族裔－民族主义下的政治文化认同，而只能是一种普遍的、体现欧洲民主价值观念的政治文化认同。换言之，必须超越欧洲内部范围相对狭窄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是建立政治认同的第一步，如果没有文化认同，建立政治认同就缺少坚实的根基。而政治认同又会反过来对文化认同加以完善和丰富，是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延伸。同时，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必须在欧洲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这又和社会认同交织在一起。说到底，所谓的欧洲认同，应该是以文化认同为前提，在一种全欧性法律、权利、社会保障体系下和所有欧洲公民的支持下才能逐渐形成的认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正在建构中的欧洲认同必须处理好与现有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这是建立欧洲认同的关键所在。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指出，由于欧洲认同缺乏民族认同所具有的来自于广大民众的情感层面共识，所以欧洲认同在内容上是虚幻的，“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 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与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做任何的补充”。在对待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的关系上，欧盟内部一直存在着“超国家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多元主义”三种不同观念的分歧。超国家主义认为欧洲认同必然取代民族认同；国家中心主义则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欧洲认同的发展持悲观态度；多元主义则主张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依存、相互补充。

显然，欧盟内部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只强调单一的欧洲认同或民族认同难以适应这个充满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后现代社会；多元认同作为后民族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必然大行其道。那么，欧盟选择的、广受赞誉的“多元统一”究竟能否解决欧盟建构欧洲认同所面临的难题呢?

二、“多元统一”：欧洲认同的内部困惑

欧盟倡导的多元主义反对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乃至相互替代的观点，强调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是一种“多元统一”(Unity in diversity)的关系，两者相互兼容且功能互补；在欧洲认同逐渐成为现实的同时，民族认同也不会消亡。

在关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研究中，欧盟、民族国家、地区多层次认同并存的观点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学者乔基姆・斯彻尔德(Joachim Schild)就指出：在可以预测的将来，没有任何层次的认同会消失或者被其他层次认同所取代；个人应该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和不同的政治问题，在不同的认同框架之间进行转换；民族认同或欧洲认同都不应该居于对方之上，地域认同与其他认同也不应相互排斥，三种认同类似于一个同心圆：一个人应该同时把自己看作巴伐利亚人、德国人和欧洲人。他还指出，如果我们把多元认同看作欧洲多层治理体系合法化的一个必要的文化条件，那就不应该有如下假设：为了给欧洲认同让路，民族认同必然会丧失它的重要性。

欧洲建构主义学者托马斯・里什(Thomas Risse)把乔基姆・斯彻尔德的观点称为“多层蛋糕模型”，该模型假定人们和社会团体拥有分层的多元认同。在此基础上，里什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大理石模型”，该模型认为，所谓欧洲人的概念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味；既然欧盟成员身份是与不同的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欧盟认同就和民族认同呈一种网状交织状态。

这清楚地表明，欧盟的“欧洲认同”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多元，二是统一。《欧洲宪法条约草案》第181条规定：“欧洲联盟促进在尊重各成员国民族多样性、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充分发展他们的文化，并强调继承共同文化遗产。”虽然欧盟宪法尚未获得通过，但是民族文化优先的多元主义立场已经为欧盟官方所接受，欧洲认同也将在与各国民族认同相协调的基础上不断加强和深化。

为了建构这样的欧洲认同，欧盟各国可谓用心良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欧共体即提倡将“欧洲的维度”引入教育，重视培育学生拥有共享的欧洲意识。比如，欧共体及至欧盟斥资几亿欧元先后推行“联合学习计划”、“苏格拉底计划”、“伊拉斯莫计划”等，都旨在促使各成员国教学机构和学生能形成一种欧洲认同。有学者指出，这种认同对欧洲至关重要，“没有它，谁会在灵魂深处感觉自己是个欧洲人，谁又会为一个抽象的观念牺牲自己呢”?此外，欧盟还着手对欧洲学校原有的教科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进行重新编订，以一种欧洲的视角取代传统的民族主义视角。1992年出版的由欧洲14位历史学家集体编撰的教科书《欧洲史》的序言写道：“在欧洲探索自身前途命运过程中，似乎有种难以把握的东西在阻止各民族彼此接近。这种难以把握的东西既包括不同程度的经济利益、语言习惯、文化传统，而且也有往往是些莫名其妙的偏见。这些偏见根深蒂固，在家庭中，而且往往也因学校里历史教学某些方面的影响而世代相传，绵延不绝。”

可见，欧盟所建构的欧洲认同是以保持民族文化认同为前提的一种超国家的新型认同，它使欧洲人在自我界定的同时，能够自觉地意识到他们还同属于一个更高层次的整体。“多元”和“统一”的有机结合始终是建构欧洲认同的理想模式。毫无疑问，多元主义观点是欧洲现实的客观反映，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共存并将继续发展，既有利于欧洲一体化的顺利进行，也能够用一种“欧洲意识”来中和欧盟各国的民族主义情感，消除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排外性的消极因素，从而有利于加强欧盟各民族的团结。

但事实表明，在理论上近乎天衣无缝的“多元统一”，在欧洲的现实中却不尽如人意，不仅有许多人无法弄清楚所谓的“多元统一”到底为何意，而且有相当多的人对这种理论不感兴趣。如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指出：“事实上，无疆界的欧洲的观点和媒介跨国界流动的做法会使人们产生忧虑和文化迷乱感。面对这些激变，一种反应是到较为局部性的地域意识和认同意识中寻求慰藉；我们已经注意到文化地区主义和(巴斯克、苏格兰、布利塔尼等)小民族主义愈发兴盛。欧洲认同也没有给现居住在欧洲大陆的众多移民和散居民族以多少宽松的容留条件。在内部有那么多人感到被排斥的情况下，欧洲的概念又有何意义呢?欧洲认同尽管表面上充满自信，但它只是一个脆弱的、令人担忧的表象，而且越来越多的和泛欧白人种族主义的回潮纠缠不清。”

欧洲认同的致命弱点是缺乏确定的内涵，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所言：“对现代欧洲大陆的居民而言，似乎不存在有意义、有效力的，能够将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的欧洲神话与象征符号。”欧洲缺乏共同文化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普通公众对一体化事务热情不高。尽管欧盟再三强调其宗旨是“为欧洲人民日益紧密的联合奠定基础”，并最终实现“人民欧洲”的目标，但现实表明，公众长期对这种官方口号不以为然。例如，1979年到1999年这20年间，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选民所占比例逐年下降：1979年为61.14％，1984年为59％，1991年为57.12％，1994年为56.15％，1999年甚至低于50％。即使在欧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1999年的投票率也只有44％和45％；至于英国的投票率则更低，只有25％。1997年的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barometer-Umfragem)报告也表明，支持成为欧盟成员国的选民比例也从1991年的73％降至46％，同时只有41％的欧洲选民认为自己的国家能从加入欧盟中获利。而2004年6月10日到13日的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率则不足45％，创25年来的新低。“老欧洲”的选民热情不高，平均弃权率为52％；“新欧洲”更甚，选民的弃权率高达74％，曾经极力争取入盟的斯洛伐克仅有16％的选民参加了投票。2009年，新的《里斯本条约》虽然在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获得通过，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是否能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尚有待观察。

另外，2000年“欧洲价值研究”(European Values Study)以及“欧洲晴雨表调查”历年的调查数据表明，欧盟原15个成员国的民众的欧洲归属感并不强烈。“欧洲价值研究”将各种认同感划分为一种等级结构：“在下列地理单位中，您感觉自己最应该属于哪一个?第二应该属于哪一个?对 哪一个最没有归属感?”选择答案包括其生活所在的镇、城市、地区、国家、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通过对问卷回答的分析可以看出：少数几个国家有1％－5％的人选择欧洲为自己最应该归属的单位，只有卢森堡有超过10％的人的第一选择为欧洲。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首先应当归属于自己居住的城市或地区，名列第二位的是自己生活的镇，只有卢森堡有20％的人将欧洲作为自己的第二选择。而这15国以外的欧盟国家有10％的人的第二选择为欧洲。它表明，在民众心目中，欧盟和欧洲一体化仍然只是对民族国家的一种补充，“民族认同”仍然将是欧盟各成员国的首要准则，只不过这个准则也需要尽量考虑在“欧洲认同”的范围内实行。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民众在心理层面上和文化层面上对欧洲一体化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也需要进一步考察。

因此可见，欧洲一体化至今仍是一个精英领导的运动，由此引发的欧盟“民主赤字”问题，让人们一直质疑欧洲议会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是否能代表欧洲公民的真正意愿，或者仅仅是传达政治家声音的工具。《里斯本条约》在技术层面上能否真正解决问题尚难下结论。同时，某些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如同一股股暗流一直在涌动，如驱逐移民的排外情绪、反对有色人种的激进主张甚至蠢蠢欲动的新纳粹思想等，更是暴露出极端民族认同所造成的欧盟内部的不稳定，这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上述因素直接造成了欧洲认同的模糊性。在民族认同和欧洲认同这两个层面上，究竟何为主、何为次的问题，将长期困扰着欧盟。从欧洲内部来说，所谓“多元”与“统一”究竟哪一个更占据主导地位，是欧洲认同遇到的最大困惑。

三、欧洲与“他者”：混淆的外部边界

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欧洲的‘文化空间’可能有多大的认同范围?它们又如何与地方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元素相融合?社会集团、文化集团、种族集团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新界线、新区划?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西欧文化同新兴的充满活力的东欧民族主义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欧盟在建构欧洲认同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与此同时，欧洲以外地区对欧洲的影响也是欧盟必须考量的因素。

在包容和排斥的逻辑中，除了确定“我”的内涵和范围有利于认同形成之外，通过与“他者”比较所建构的认同也是不可缺少的。

欧洲学者尤利卡・塞德尔米亚(Ulrich Selmeier)认为，欧盟东扩本身就是欧洲认同形成的过程，因为东扩扩大了“我”的内涵，消除了东、西欧国家之间长期的“我”与“他者”的边界，有助于欧盟作为人权、民主的提倡者和保护者的身份的形成。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则指出，自古至今，欧洲的身份特性都是相对于美国、伊斯兰、日本乃至东方来界定的。显然，此处“他者”所指的是一种在文化结构与特征上存在着容易辨认属性的另外一个文化对象，该对象可以是一种文化系统，也可以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文化模式。“他者”文化身份的确立与参照，是建构与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首要前提。基于超民族认同层面上的欧洲认同也应该遵循相应的逻辑思路。

然而，随着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迅速升级趋势的加强，美国文化产业的全球运作及其承载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对美国本土以外的各种民族文化的冲击力度加大。“欧洲的敌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敌人，而是霸权主义，是单一化，是对多姿多彩的世界的摧毁，是对具有丰富个性文化的否定。”由于文化系统之间“同质”因素越多，其中一个文化系统对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渗透力和影响能力就越强，后者抵御前者的能力就越弱，所以前者会首先选择后者作为“文化同化”的对象。因此，美国的强势文化系统很自然地成为建构欧洲认同的最大障碍。面对美国强势文化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和不断挑战，“什么是欧洲”这个问题日益严峻地摆到了欧洲特别是所谓“老欧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面前。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下，才有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2003年的振臂高呼，推出了所谓的“欧洲复兴运动”，试图从理论上给出一个答案。他们的答案是比较明确的：“所谓欧洲的，就是非美国的。”他们详细列举了区别于美国的欧洲认同的基本组成要素，诸如世俗化、社会均衡、生态主义、怀疑技术、规避强权以及国家优先于社会等。

其实，哈贝马斯早在1995年就曾与另一位思想家格里姆(Grimm)就“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的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哈贝马斯主张，欧洲必须在建立同一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宪法，为欧洲的政治一体化提供保障。格里姆则认为，欧洲的国家化没有意义，欧盟的化也是不切实际的。他一再重申自己反对欧洲的国家化，尤其是反对欧洲按照美国的模式实现国家化，因为“人们所提出的欧洲国……其实并没有脱离旧有的模式”。作为回应，哈贝马斯不厌其烦地多次撰写文章，呼吁制定欧洲宪法，反复声称：“爱国主义是与那些由文化传统培育的原则相联系的，并与之相和谐”。

欧盟力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在经济领域寻求地区利益最大化，在文化领域尽力凸现“欧洲文化多元统一”，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不同于美国的国际形象，也为所有的欧洲公民认识自我、唤起自豪感以及树立自信心提供了一个心理参照坐标。

由此可见，欧洲知识分子所鼓动的“欧洲复兴运动”与欧洲政治家们所推动的欧盟制宪运动不过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互为表里，互为依靠，前者是在为后者制造大众舆论和提供理论支持，后者则是为前者施展政治理想提供想象空间和表演舞台。但是，单就欧洲内部的反对声音以及欧洲摆脱美国文化和模式影响的种种行动，就足以表明欧洲对美国文化冲击力度的恐惧。“所谓欧洲的，就是非美国的”，这种提法在逻辑上过于简单，加上哈贝马斯心目中的欧洲宪法在短期内难以诞生，因此欧洲文化的防御能力依旧十分脆弱。

对于诸如日本、土耳其以及东正教国家等文化上的“他者”，欧盟也在极力维护着“欧洲认同”。既然是“他者”，就一定在各种领域与“我”保持着一定的异质性或不同，有时候甚至与“我”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状态。“他者”的身份属性越明显，“我”的身份属性就越容易辨认。欧盟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的立场左右摇摆，就是因为欧盟想借土耳其“异质性”的伊斯兰文化为参照，不时地激发欧洲公民对欧洲文化同一性的认同感。

土耳其只有3％的领土和12％的人口处于欧洲，99％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及欧盟平均水平的28.5％，但欧盟首脑会议不顾欧洲社会的反强烈对意见，在土耳其历经多年入盟努力后决定同意谈判，主要是出于如下战略考虑：首先是构筑东南部周边的“防火墙”。土耳其与中东“危机地区”接壤，接纳土耳其可抑制来自土耳其境内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其次是建立连接中东和中亚的“桥梁”。土耳其在地缘上处于欧洲与中东和中亚的结合部。通过土耳其的欧洲化向伊斯兰世界发出强烈“信号”：欧盟不是“基督教联盟”，而是亲伊斯兰国家的“多元政治联盟”，以此缓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

然而，2005年7月的民意调查表明，即使加上新人盟的10个成员国，仍然只有35％的欧洲民 众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而反对者高达52％。对于欧洲人来说，让一个不属于“我”的国家成为“我”的一员是个难以接受的事情。在同年对《欧盟宪法草案》的公投中，法国和荷兰的许多公民否决该草案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反对土耳其入盟。四年过去了，土耳其仍然未能加入欧盟。这充分说明接纳土耳其在欧洲尚缺乏必要的心理基础。而这和建立“多元统一”的欧洲认同的初衷又相背离，包容与排斥在欧洲认同的外部边界上凸显了逻辑上的悖论。此外，随着欧盟进一步东扩，欧盟的民族构成更为复杂，欧洲认同中何为“他者”的逻辑矛盾变得尤为突出。有学者甚至认为，从宏观文化学的角度讲，“‘我’与‘他者’的联系应该放在全球背景下来考虑。”

此外，大规模的移民与前殖民地人口的流入、难民和避难者的涌入、外籍工人所带来的冲击都成为催化剂，对重新定义欧洲认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普遍采用多元文化主义的欧洲国家中，各个族裔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利，其文化遗产的保存受到鼓励。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认同，还是要通过民族国家及其法律、公共文化和它的创建神话表达出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文化主义暗含着吸纳一些较大的移民共同体的企图，这激起了欧洲国家中主体族裔一民族的强烈反对，他们赞扬统治族裔的“最初特征”以及民族国家的固有传统。这意味着，多元主义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暗含着不能真正容纳多种认同的问题。在欧洲层次上，这一逻辑实际上仍然存在。接纳外来者，意味着接纳大量原来作为欧洲之“他者”的族裔，而这必然混淆欧洲认同的概念。对此，欧洲学者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指出：“当你维持原有的认同和差异时，你便成为借贬低‘他者’而保护认同的战略的履行者；但是如果你超越了构成‘他者’的认同领域，那你便失去了同那些你试图给予讯息的人们进行交流所需的认同和地位。认同和差异紧密相联。在不扰乱前者的体验的情况下重塑后者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

目前，欧盟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各国的排外斗争愈演愈烈。这一迹象表明欧洲人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民族认同会发生变化。而其中最大的担忧是针对欧洲穆斯林移民的，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并与欧洲文化和主流社会融合在一起。

实际上，在欧盟内部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混合。1997年英国第四次全国少数种族普查结果表明，超过2／3的亚裔移民说他们觉得自己是英国人；年轻人特别是出生在英国的亚洲年轻人，对于归化认同或者多重认同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此外，还发现有40％与双亲住在一起的加勒比孩子中，父母有一方是白人。移民现象的出现，的确使各国的民族文化出现一定的混杂性。这也会造成“统一性”本就不强的欧洲文化更加难以维持旧有的边界。长期研究多元文化的英国学者沃特森指出：“尽管文化表现出某种不变的本质：把民族的标签贴到文化上纯属一种误导，对于什么是英国(或法国或西班牙或中国或印度)文化今天所传递的，无论人们如何试图区分它的特质，和一个世纪前被贴上同样标签的文化所传递的几乎毫无相同之处。”

四、结语：欧洲认同的模棱两可

欧盟宣称自身是一个其成员国共同遵守“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及法制”原则的机制共同体。欧洲文化认同源于欧洲共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并建立在一套共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上。然而，欧洲认同恰恰一直缺少共有基础。它不能建立在基督教上，因为教会和国家早已分离，欧洲人对宗教已然不太热衷；它也不能建立在民主之上，因为民主已是普世共享的价值观。另外，在欧洲对“种族”一词逾发敏感的时刻，若想将认同建立在种族之上同样会变得十分不妥。同时，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跨界生产网络已开始将欧盟和东欧及东南亚等世界其他地区紧密地连成“一体”，欲捍卫一个欧洲经济认同也变得相当困难。上述原因都使得欧洲认同的基础内涵很难准确定位。

目前，欧盟的整合基于“民族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基于国家存在的理由。欧洲整合进程是否得以继续取决于各民族自身存续的能力，一个民族只有在其延续得以保障的情况下才会允许整合继续进行”。由此可见，在欧洲认同、民族认同、地区认同这种多层次的认同之中，谁为主流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若以欧洲认同为“统一”，则必然会带来对各种民族认同的难以容纳以及民族认同与欧洲认同之间的冲突，而这又与“多元”的要求相背离。这是“多元”与“统一”在欧洲内部定义“认同”时所遇到的难题。

建构欧洲认同是一个以“他者”身份为参照，并在此前提下不断寻求共同的“欧洲特性”的过程。其实，在每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自我身份的建构都“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面对美国、伊斯兰国家甚或外来移民等“他者”身份，欧洲认同陷入对“他者”难以界定的困境。换言之，所谓“多元”带来的是“他者”概念的模糊性，进而使“统一”难以实行，这必然导致欧洲认同自身遭遇困境。

“多元统一”的理念是欧洲现实的产物，也是目前建构欧洲认同所唯一能够成立的理论。然而“多元统一”概念本身，无论在内部边界还是在外部边界上，都缺少确定无疑的参照，这使得欧洲认同成为一种具有模糊性的概念，也使得欧洲认同在实践中难以深入。正如学者迈克尔・布鲁特所指出的：“欧洲并没有处理好认同参考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边界群体每天经历的欧洲日常生活，这一点的确是矛盾的。”

总之，“多元统一”这一看似完美、理性的提法，实际上反而成为欧洲认同的藩篱，它暴露了欧洲认同的极限所在。《里斯本条约》虽然使困扰欧盟的制宪危机得到了解决，欧盟的“民主赤字”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但实际上，《里斯本条约》已经放弃了“欧洲宪法”一说，且对于欧洲认同也没有提出实质意义上的方案。因此，欧洲认同中的问题依然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