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存:媒体行业的生存哲学

不久前，一位老朋友打电话联系我，赠送新作，开口第一句就是：“你还在《新京报》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又问，那你现在什么职务？

简单的两个问题，道出了当下媒体行业职业生存的窘境：要么跳槽转行，要么剩者为王。

如果没有跳槽转行，一定是留下做“领导”，如果不能做“领导”，必然会跳槽转行。否则，就意味着事业不成功——这就是当下社会的评价标准。以前，那种“为理想而来，为理想而去”的真诚表白，在今天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或许已被迅速消解。

最近在与一位朋友的交流中，我感慨说，如果是职业媒体人，就会发现：十年前，为了理想而战，五年前，为了荣誉而战，今天，为了生存而战。个人职业感悟如此，媒体行业变迁亦如此。

从“理想”到“荣誉”，再到“生存”，职业目标似乎在逐渐下沉，在“媒体危机”的门槛前徘徊。

这种危机，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不可抗因素的影响，也有无处不在的商业诱惑，还有新媒体的冲击……多重挤压之下，媒体转型和媒体人转型之类的话题，成为热门话题。

尤其是2013年，一张报纸的献词，足以引起所有媒体的不安；一个记者的倒掉，足以让行业蒙羞；媒体经营业绩的急剧下滑，让更多的媒体和媒体人体验到茫然与焦灼。所以，几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听到某些熟悉的媒体人离开的消息，有老总，有骨干，也有新兵，或选择跳槽，或出国深造，或离开行业，或自行创业。当然，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也有不少新人陆续进入这个行业。

其实，不管哪个行业，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一个人向往媒体和离开一个行业，有时候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哲学是否足以支撑他走下去，能走多远？

一般来说，媒体人职业生存的优势，有职业积累，如对新闻的嗅觉与对信息的挖掘；有人脉关系，如不少记者本身也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也有行业经验，长期对某一领域报道与关注，就是所说的“条口记者”。媒体人行走行业的“生存哲学”也隐含其中。这一点，从一些媒体人的“出路”可以反证。比如，不久前，一位常年跑卫生领域的资深记者，辞职受雇于一家民营医院，专司公关；另一位在教育领域浸淫十年有余的记者，辞职去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宣传。当然，也有不少媒体人另寻他途。比如，或投身公益，或自主创业等。

我一向认为，对于媒体人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职业荣誉与公信力，这些不仅决定一个新闻人能否体面地存活下来，更影响着他到底能走多远。因为，从事媒体业，不仅有理想与现实之分，也有乐观与悲观之别。能力重要，很多时候态度更重要。

一家媒体的老总说他最近在研究《大公报》，最大的感慨就是今天媒体遇到的问题，当年的《大公报》几乎都遇到过。《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而核心人物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等一批优秀报人，也因此彪炳史册。“四不”就是一种鲜明的态度。这种态度，针对媒体，更针对媒体人。

说实在的，我们缺少像华莱士、法拉奇那样以新闻业为职业的媒体人，更缺少产生这种媒体人的土壤与机制。但，这种土壤和机制很大程度上是靠媒体人的“生存哲学”建立起来的。

陈永洲事件发生后，我参加了一些小范围的讨论，大家的一个共识是，或许其中还有一些疑点尚待检验，但此事件对媒体人形象的影响可能是非常严重的。不少一线记者都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出去到陌生的地方采访，感觉很受尊重，但是陈永洲事件之后，明显感受到受访者存在一丝怀疑。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不久前《新京报》举行十周年社庆期间，不少网友积极参与互动，有网友问“你们的陈永洲是怎么回事？”在网友误把《新京报》、《新快报》搞混的背后，其实更说明了作为职业共同体，媒体人的生存哲学是职业生存的基石。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