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道德修养论浅析

摘要：道德修养是先秦诸子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修养的标准多元，儒、墨、道、法、兵分别以“仁”、“义”、“道”、“法”、“武”为最高原则；在修养方法上，儒家主张“学”、“行”、“思”三结合；墨子重视经验积累，以“行”为本，“学”、“行”统一；道家寻求“道法自然”的自化自正；法家力主以刑、势压服“自为心”；兵家强调仁与诈的辩证施用；在修养目标上，各学派均主张从个体推广到政治，通过道德修养实现治世。他们的理论为我们提升个体修养、建设社会道德、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先秦诸子；道德修养论；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在中国思想史上， 先秦无疑是最为活跃的时期。诸子学派就道德修养问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修，原意为“拭”，使污染了的东西恢复原本的干净；养，是运用手段使已有的东西保持、成长而达于圆满；二者合一，意为使被污染的东西还原或者使已有的东西生长、发展，达于圆满。自孔子之后，修养成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

一、先秦诸子道德修养的标准

在修养标准上，先秦主要诸子学派都提出了最高理想的人格标准。

儒家以高度重视道德修养著称。孔子以“仁”为最高原则，将人分为“小人”、“君子”和“圣人”三个级别，他推崇塑造具有“仁、义、孝、悌、智、勇、忠、信”等一系列伦理道德的君子人格，并把人性的养成和熏陶之外化气质归纳为“温、良、恭、俭、让”。孟子将人的道德境界分为六个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章句下》，并提出了“大丈夫”理想人格的修养境界。

墨家以“义”为最高准则，把成为“兼相爱、交相利”的“贤士”、“兼士”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可以“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墨子·尚贤下》。陆贾《新语·思务》记载“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泰族训》亦言：“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充分显示了墨家门派重侠义、轻死生的品格。

道家以“道”为最高准则，视“道”为无为、无争、无私的最高精神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独立人格的“圣人”、“神人”、“真人”、“至人”的理想人格。《道德经》中多见“圣人”，成为其最高的智慧化身，清静、自然、素朴、阴柔、无为、无争，具有敦厚质实、持重宁静、少私寡欲、淡泊名利、谦恭处下、宽容大度的， 以德报怨的自然美德，“是以圣人不行而智，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庄子更赋予了其超然、虚无与神游等自然主义的人格模式。

法家以“法”为道德准则，崇尚“名成于前，德成于后”的“耿介之士”、“智术之士”、“能法之士”，把知法、守法、懂权谋视为有德之人。其中，法家最看重“耿介之士”，《韩非子·五蠹》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尔”，认为统治阶级需要一批忠贞耿直的能臣智士，这样的人利国利民，有实用价值。此外，法家理想人格中还有一种“全大体者”，这种人虽受制于外部，却能有限度地提升自我，顺应外部，“因天命，持大体”，“名成于前，德垂于后”《韩非子·大体》，能够完成自我使命，也是法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 作为诸子中一个重要的学派，兵家高度重视将帅的武德修养，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孙子兵法》云：“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司马法》强调了将帅应具有“礼、仁、信、义、勇、智”六种德行，《六韬》亦云：“将有五材，勇、智、仁、信、忠”。总之，兵家将崇智善谋、和军爱卒作为将帅武德的修养标准。

二、先秦诸子的道德修养方法

就道德修养的实践方法，先秦主要诸子学派们提出的路径亦各有千秋。

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儒家的修养理论一方面注重主体自觉性，强调道德自律；另一方面注重教化的功能，强调道德教育。从道德自律角度，儒家修养方法将“学”、“行”、“思”结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儒家拥护礼乐，认为它可教化百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儒家也主张格物内省，克己复礼，“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儒家推重贵知慎独，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孟子在由内而外的修养工夫上形成了著名的“养心、养气”之说，所谓“求放心”、“存心养心”、“养浩然之气”、“养气集义”、“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等等。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孔子所设德行教育列于各科之首，力倡教师言传身教，其精心编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教材，内容宽广，构建了完整的德育内容体系，《孟子·离娄上》云：“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孔子关于启蒙德育的言论甚至被后人编写成了《弟子规》。

墨家重视经验的积累，强调认识始于新知而终于“智知”，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即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的“本之”、“原之”、“用之”《墨子·非命》。墨子也重视教育的功能，他兴办私学，广招学生，追求以“行”为本、“学”、“行”统一的修养功夫。在实施教育的修养方式上，墨子重视对学生生产技能、军事知识、论辩才能的培养，尤其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要求“触类旁通”、“知类通达”。在道德践行中，墨家还排斥礼乐，认为礼乐浪费社会财富，同节俭的美德抵触；重视“尚贤”，要求以德义举贤， 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

道家寻求与自然相通，主张以恢复人性“朴”的本来面目，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化自正和“心斋”、“坐忘”来达到修养目的，“我无为民自化”《老子》。在具体的实践上，《道德经》中有许多修养方法，如“知足”，“不多藏”，“去私”，“无为”，“去甚、去奢、去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为道日损”，“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退为进”，“以弱胜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等等，强调收敛净化。在《庄子·内篇·人间世》中还特别运用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所谓“无听之以耳，而无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名与利并至，民之性”《商子·算地》，“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故其道德核心以法为本，重视外部制约，力主用刑、势压服“自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德生于刑”《商子·说民》，强调运用“法”、“术”、“势”三结合的方式来修养。同时，法家也主张“以力致功”，反对空言，重视言行一致、学以致用。

兵家强调以仁治兵，以仁安民，认为安国、全军、利主、保民之大利是其根本，均须符合仁义原则。由于追求不战而胜、兵不血刃的“仁战”用兵境界，其修养途径尤其重视仁义与权谋的辩证使用，如《孙子兵法》要求将帅以仁爱之心对待士卒与百姓，“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奚谷；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然而对敌人要不惜用尽一切诡诈之术，施仁义与用诡诈针对不同的对象，方能惩恶扬善、去邪扶正。

三、先秦诸子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理想

先秦诸子都主张把个体道德修养推广到政治领域，最终实现天下治世，从而把道德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会理想模式下，儒家形成了“内圣外王”的修养理论：持续不断的自我转化过程就是“内圣”，但道德自我的完成，并非只是个人的独善其身，而要把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不断向外推扩，“修己安民”《论语》，达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活动之中，使整个社会成为道德风范下的“王道之世”，实现“外王”。

墨家憧憬着在圣君仁者的领导下，本着“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的原则，全社会人人皆能“兼相爱、交相利”，开源节流，发展生产，最终建成一个民富国强、长治久安的理想社会，即所谓“人治”、“义政”之理想模式。

道家也把道德修养同实现政治理想联系在一起，《道德经》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有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道家倡导建立以“道”为宇宙本体的“无为”社会，“其政闷闷，其民醇醇”《道德经》，《庄子》亦曾描绘“至仁无亲”的“至德之世”之政治蓝图。

法家把法治社会作为政治理想，每一个人都具备高度的法制道德精神。《管子》云：“所谓仁义礼乐，皆出于法……法不可不恒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于法，此所谓大治”，《商君书》亦云：“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韩非子》也说：“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民之轨莫如法。”法家将法治精神从个体道德延伸到了政治道德，认为这是实现政治理想的路径。

兵家以“仁战”一统天下的政治理想，体现了文武并用、恩威兼施的管理模式。《六韬》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尉缭子》认为君要爱民，利民、成民、生民、乐民、予民、喜民，而非害民、败民、杀民、苦民、夺民、怒民，即应“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诸己”，对政治管理者提出了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四、先秦诸子道德修养论的现实思考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激烈冲撞影响下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普遍的道德危机。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复兴面临的紧迫课题。党的十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必须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而道德建设又须基于继承、弘扬、创新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之上。我国的传统道德文化萌芽、发展、奠基于先秦时期，诸子学派们的道德修养论内涵丰富而多元、深刻而宏大，历时千年依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成为我们今天继承传统、弘扬新风的文化根基、理论渊源，对其进行重新发掘、审思、继承和创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的道德修养理论既关注了对个体人性、道德的改良，也构架了形成社会公德、治国安邦的理论思考。从实践方法上，先秦诸子提出了很多道德修养的具体路径，为我们提升个体修养提供了丰富而具体的道德规范，重新去研究、探讨，是形成和制定新时期道德规范的重要参考。从道德理念上，先秦诸子道德修养理论所提出的政治理想为我们建设社会道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思路。中央要求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这些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念，其主要都源于先秦诸子丰富的道德修养学说之中，成为我们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可以有效汲取、实现理论创新的丰厚资源。从继承、创新上，所有的理论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传统道德修养理论也必然与时俱进，才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想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相对先秦时代，社会背景、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地复杂、多变，如何对传统道德进行合理地汲古纳新、与时俱进，有机地与世界道德文化融合，需要我们审慎面对、重新思考和灵活创造，使其既有益于今天社会每一个个体的提升人格修养，又能全面服务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新编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2].十报告[R].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