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户籍制度障碍及对策探讨

摘 要：农民工资性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它对农民、农村以及整个社会具有重要作用。而现行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民城市就业的行业准入，增加了农民城市就业的成本，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因此要创新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归还农民工国民身份待遇；其次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最后着力发展户籍门槛低的中小城市，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

关键词：农民；工资性收入；户籍制度；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029-03

一、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内涵及其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农民收入由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四项内容构成。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收入来源单一，主要由家庭经营性收入构成，伴随改革开放的进行，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解放了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资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构成要素，是相对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而言的，指农村劳动力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通过提供或出卖劳动而得到的货币收入[1]。它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来源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农民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所得收入；二是农民在本地企业劳动所得收入；三是农民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

（一）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的发展，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呈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总量增长迅速，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随着涉农物质例如化肥、农机等的价格上涨而基本上被抵消。1986—1995年十年间，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家庭经营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80%以上[2] 。但1995年起，家庭经营性收入就不再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显著的推动作用，原因是农业作为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而且农村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所以农村劳动力必然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转移，因此农民工资性收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至2005年，其份额约占农民收入的1/3，对农民的收入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强[3]。

当前农民收人的增长已越来越依赖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经济的相互作用，仅仅依靠农业、农村内部的单项措施来实现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困难。

（二）工资性收入成为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

1.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减少了农业生产人口，推动了土地有序流转，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集约化程度；另外农民外出打工所得资金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2.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推动了农村社会管理的改善和基层组织建设。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是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紧密相连的，农村人口大规模的迁徙，迫使政府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以适应社会变革，加快了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重点的政治文明建设。如农村民主选举，村民越来越乐意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党支部书记，村长和书记如果因循守旧，没有能力带领村民走向富裕之路就很难干下去。

3.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支撑。如河南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2000年的473.68元提高到2005年的853.95元，由占同期农民总收入的17.38%提高到21.64%，绝对额增加了380.27元，平均每年增长76.05元，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4]。

4.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培育了新型农民。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的“80后”、“90后”农民工，外出务工到城市，进入非农产业，为了在城市站稳脚跟必须得学习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改变先前囿于农村的传统思维、价值观念，增强个人能力。据衡阳市委宣传部资料显示，衡阳县人胡中华，从一名建筑农民工成长为工程师、一级建造师、项目经理，近几年带动建筑劳务输出近 4 000 人，支援家乡建设、扶贫帮困捐资近百万元。

（三）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成为发达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源

农村劳动力是逐利流动在全国各地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理想淘金地，这些劳动力在该地区的工资水平要低于当地同等劳动力劳动消耗的工资水平，这个工资差额成为东部地区产业的超额性利润。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万元～2万元左右，按平均每人贡献1万元～1.5万元计算，河南以2004年外出农村劳动力1 557万人计，当年为流入地区GDP所作的贡献约为1 557亿元～2 333.5亿元[5]。

二、现行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负面影响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管理模式主要是依据1958年《户口登记管理条理》确立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是指以“户口迁移登记、审批制度”为中心，“以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严格区分”为特征的城乡有别的二元制度体系[6]。这种二元户籍制度将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不同的户口享有不同的待遇，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体制性依据，是形成目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条件。这种不合理的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

（一）二元户籍制度不利于农民城市就业的行业准入

城乡分治的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大部分的社会公共资源在城市集中，在广大农村，社会公共资源匮乏。城市和农村在诸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距大。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城乡居民在生活质量、从事职业、个人才能的发挥以及获取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很多城市设置了对本地劳动力就业的“保护壁垒”，农民工在城市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不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诸如证券投资、银行等国内金融部门，电力、通信部门等等这些工资水平高、福利待遇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基本不接纳农民工。农民工即使进入国有企事业单位，一般也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工作。他们在城市从事的职业大多数集中在一些重、累、脏、险而待遇差的行业，如建筑行业、保姆、保安、饭店、宾馆服务员等等这些大多城市居民不愿做或不屑做的工作。

（二）二元户籍制度增加了农民城市就业的成本

1.户籍制度使农民候鸟式流动，增加交通成本。目前农民工流动性强，短工化趋势日益明显。造成此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工的城市一直把农民工视为单纯的劳动力，没有赋予其相应的社会权益、政治权益和相对平等的经济权益，制度隔离、分割管治与客观存在的各种歧视，使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归属感，造成农民工无法真正地融入城市[7]。

2.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成为天然的弱势群体，增加了讨薪成本。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的农民工，由于贫穷和受歧视，维权的经济能力和法律技能都比较弱。政府保障措施和社会救助的缺失，更使农民工脆弱的权利诉求雪上加霜。一旦自力救济无效，社会救济途径穷尽，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漫漫无期的诉讼期限也就将他们拒之于公力救助的大门之外。

为了讨要工钱，一些农民工铤而走险，以跳楼等自杀相胁迫，以杀害老板等极端行为相报复;在的地方甚至出现农民工集体拦截高速公路、以人体封堵特定场所等极端激烈的行动。

3.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民工不能享有城市人的社会保障，增加了生活成本。中国目前城市化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居住在城市当中的大量农民工及其家属生活的“无根化”状态。中国现在的农民工总人数为2.4亿，其中的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当中生活和工作，但农民工并没有享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权利。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仍然同城市居民有着较大的差别[8]。

由于是农村户口，农民工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享受不到城市居民享有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不享有政府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租住城市中最简陋的房屋，无法工作或没有工作时只能流浪街头或重新回到农村，生病只能自己承担治疗费用。

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学要交纳高昂的借读费；一些专门为农民工子女设立的学校，大都不享有国家财政支持，基本上靠收取大量的学费来维持，所以农民工要为其子女的求学付出很大代价。这些都间接吞噬了农民工资性收入。

三、创新户籍制度，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定增长的对策建议

（一）改革户籍制度，创新管理办法，归还农民工国民身份待遇

从城乡关系的视角看，农民工这种体制是农村为城市作贡献作牺牲的一种形式。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是造成目前城乡差别扩大的原因之一，农民工背着“农业户口”的身份，怎能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农民工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改革。

1.让农民工从流动走向安居乐业，循序渐进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待遇。政府方面，要尽快启动以“同工同酬、同制同权”为目标的劳动就业体制改革，促使劳动关系与就业岗位日益走向稳定。同时，将农民工纳入务工所在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并赋予其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权利，如解决其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依法平等参与各项社会保险、提供平等的职业培训机会等。全社会也需树立公平、正义、共享的价值理念，通过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努力促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

农民工中不乏技术过硬，肯动脑筋、肯吃苦对其服务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如在上海市环卫局务工的65名固始县青年，因成绩突出，受到上海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专题采访报道，他们所在的团组织被上海市团委评为“先进团组织”，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9]。这些人在城市里有自己固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但他们仍处于尴尬的地位，长期不从事农业劳动却被统计为农业户口。这无形当中使这类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缺乏稳定的生活预期，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各种储蓄，不敢轻易消费。所以大中城市应放宽这类农民工的落户限制，给他们办理城市户口，使其享有市民待遇，从而为他们能更好的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奠定基础。

2.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基本公共卫生要稳步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准，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 。健全城乡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重点要加快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四项制度。不断提高保障标准，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缩小不同制度保障水平差距[10]。

3.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劳动者。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制度整合，逐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和城乡衔接。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

（二）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

市场化对城市化促进的基本规律是：各经济要素在自然滚动中不应存在任何的人生依附、土地依附或政治依附关系。而现行户籍制度正好与其相悖，由政策而产生的各种依附关系加大了农民进城的成本和难度，阻碍了乡村人口向具有规模效益的城市区域的自然流动。因此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

1.打破城乡分割，打破农业、非农业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按照常住居地登记户的原则，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农村人口在城镇登记常住户口后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务。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村（居）委会不得对公民依法申报登记户口设置任何限制或附加条件。

2.剥离户口的诸多行政职能，弱化户籍背后的附加利益。一方面要认真清理与户籍相连的各种附加功能，清理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的政策；另一方面逐步取消城市户口背后的利益，必须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联系起来，解决农民进入城镇后的基本保险问题。恢复户口管理作为民事登记的基本社会职能，实现由户的管理向口的管理转变。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关键问题不在户籍制度本身，着眼点在于相关制度、相关部门是否能配套改革，只有从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真正一视同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才能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三）着力发展户籍门槛低的中小城市，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

如按现有的五万个小城镇计算，今后每个城镇只有吸收2 000名农民进城，就可以解决一亿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如果单靠60多个大中城市来安置，平均每个城市需要接纳150万才能完成一亿人的转移，显然这是难以办到的。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多种途径，进入城市补充第二、三产业的只能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将依托乡镇企业进入小城镇[11]。

1.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要考虑重点发展户籍门槛低的中小城市，避开户籍问题。办法在于完善城市经济发展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和政策法律的软环境，吸引企业安家落户，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

2.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乡镇企业的繁荣是农民工工资性增长的重要源泉。小城镇是乡镇工商业的集散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小城镇的发展，进而积极促进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如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伴随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的过程，由小城镇发展成为建制镇，由城镇上升为建制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致使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参考文献：

[1] 吴先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 喻国华.换种思路 促进农民增收[J].三农透视，2002，(8).

[3]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4] 丁静.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的实证分析[J].甘肃农业，2008，(7).

[5] 丁静.主粮区农民工资性收入贡献的实例分析[J].四川行政学院报，2008，(3).

[6] 邓鸿勋，陆百甫.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

[7] 李拯，程晨.让农民工从流动走向安居乐业[N].人民日报，2012-02-21.

[8] 吴忠民.城市化的本质与核心是农民的城市化[N].农民日报，2012-01-11.

[9] 杨为民，陈娆，刘柳.中国农民收入结构分析及增收对策[J].北京农学院学报，2006，(4).

[10] .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J].求是杂志，2012，(7).

[11] 张梅.中国户籍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