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儿童早期动词习得的相对优势研究综述

摘 要： 大多数情况下，儿童的动词习得难于名词，但是在汉语中，有研究表明，相对于英语，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比例比英语儿童更多，且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和名词之间不存在名词优势。本文对上述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动词 汉语 儿童习得 可表象性

一、引言

一般情况下，儿童对动词的习得难于名词（Gentner， 1982），这一结论在荷兰语，法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韩语和西班牙语中都有验证。但是Tardif（1996）通过对10个普通话儿童者（22个月大）的研究发现，其中9个儿童说出的自然话语中，动词是多于名词的。基于此，有关学者提出了“动词习得悖论”（Maguire et al.， 2006）。首先，名词的习得是优先于动词的，但是儿童在他们的早期词汇中又确实存在动词；另外，一些名词如uncle，idea 的习得又是在eat，drink这样的动词之后的（Fenson et al.， 1994）。

此外，反观汉语，尽管汉语儿童的词汇中含有的名词比动词多，但是相比于英语，汉语中的动词比例却远高于英语儿童词汇中动词所占比例（Tardif， 1996）。也就是说，相比英语，汉语儿童具有一定的动词习得优势。

二、针对汉语儿童早期动词习得的“相对优势”现象的解释

（一）语言结构特征

首先，有一种观点是相对于英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来说，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的意义显得更具体。Ma和 Golinkoff等人（2008）指出，相比英语，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的动作指称范围更小，且倾向于指称特定的动作方式。

汉语儿童的动词指称的动作范围更小。根据汉英词典（/Chinese/），汉语中有26个动词来表示carry义，如，“背”表示“to carry on the back”，“抱”表示“to carry in one's arms in front of the body”，“端”表示“to carry flat on two hands in front of the body”等。汉语儿童的动词倾向于指称特定的动作方式比如英语中，“play”可以用来表示“弹”钢琴，“拉”小提琴，“吹”笛子等，而汉语中的动作方式更加具体。

其次，也有研究指出汉语是一种“动词型”语言，而英语则有“名词型”倾向。Tardif 等（1997）观察到，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英语倾向于名词作为答案，而汉语倾向动词。例如，“Do you want to drink some more juice？”，英语儿童倾向说“more” 或者 “juice”。但是汉语儿童倾向回答“想喝”。刘丹青（2010）也指出，在类型上汉语是一种动词型或者说动词优先的语言，而英语是一种名词型或者说名词优先的语言，两者分别代表了两种在词类的语法优先度上相对立的语言类型。他认为，汉语可以用动词本身表达事件或命题，不必进行非限定性或名词化操作，所以动词性成分在汉语中也就更加重要并且更加活跃。

最后，也有学者指出了动词在句中位置的影响。陈杰等人（2007）指出，出现在句尾的词比出现在句中位置的词更突显，很多西方语言（如英语）的句法SVO形式，名词更多出现在句末，而由于韩语的句法是SOV结构，汉语虽然也是 SVO，但宾语常可以省略，因此韩语和汉语中，动词出现在句末的比例要高于名词。

（二）输入材料频率特性

Carroll 和 White（1973）研究表明更高频的输入词汇更容易被儿童习得。刘颖等（2010）以儿童早期（两岁半以前）语言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致描写该时期儿童所处的语言环境及其理解与表达状况的基础上将儿童的语言输出与所接受的输入加以对照，发现成人和儿童话语中越高频的词的重合度越大，输入频率高的词，儿童使用频率也更高，得出儿童语言习得与环境数据的输入呈正相关结论。

Tardif等人（1997）研究表明，汉语监护人使用的动词种类和使用频率相比英语更多。陈杰等人（2007）指出，汉语和韩语中主语可以省略，使动词出现的频率要远大于英语动词。除此以外，Tabachnick和 Fidell（2007）基于CDI进行了平方部分系数的分析（squared partial coefficients），得到汉语中输入频率对习得年龄（AoA）影响是27% 而英语中输入频率的影响是20%。Ma和Golinkoff 等人（2008）使用了回归分析的方法，分别对汉语和英语进行了回归分析，当只将输入频率纳入回归模型时，输入频率对CDI AoA（Age of Acquisition）的解力分别是33%（汉语）和18%（英语）。

此外，陈杰等人（2009）追踪观察一名婴儿（6至20个月），发现看护者的言语输入中动词比例显著高于名词，更多动词位于句首或句尾使得主语和宾语省略。这种动词优势的输入特征促进儿童早期动词获得，使得婴儿早期语言样本中动、名词理解相对比例与成人言语输入一致。

也有学者对这一解释提出了一些质疑。功能词（the，a）的使用频率也很高，但是功能词得习得就相对较晚。其次，如果说输入材料的频率能够决定词汇习得，那么，如果在实验中控制输入材料的频率，应该可以得到名词和动词等效习得的结果，但是事实上却并不如此（Gentner， 1982）。

（三）可表象性

可表象性（imageability）的定义是“一个词能够引起一种精神上的形象的能力”（e.g.Bird et al.，2001）。如，“苹果”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在脑海中形成一个苹果的形象，那“苹果”这个词就具有高可表象性。“明天”就具有低可表象性。

可表象性可能与词是怎么编码的是密切相关的，高可表象性在儿童学习动词的第一步上有很大帮助：检测动作。高可表象性也和一个动词是否编码了物理运动密切相关（Strain et al.， 1995），因为儿童学习动词的第一步有可能是由感知凸显决定的（e.g. Brandone et al.， 2007），一个动词含有的物理运动越大、越多，这个动词就更加凸显也更加具有可观察性。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儿童先习得具体物理动词，再习得心理动词（Bloom et al.， 1975），这也说明了可表象性与词的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

可表象性越高的词在语义记忆系统中也越容易被存储（e.g. Strain et al.， 1995），因为其表征的对应的动作的时间相对更长。

另外，可表象性越高，一个词的歧义就越低。儿童在进行范畴化的过程中，表征意义越窄的动词比表征意义宽泛的动词更易习得（Golinkoff et al.， 2002）。已有学者对英语中可表象性对AoA（Age of Acquisition）的预测能力做了验证（Bird et al.， 2001）。Kim 和Hong 等人（2015）使用SPSS 分析了可表象性与词语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也验证了可表象性的高低可以预测韩语儿童习得词语年龄的结论。

相关的证据还有Gillette 等人（1999）对英语成人的研究。他们使用母亲和孩子的对话剪辑视频，对母亲进行静音处理，并在目标词出现的地方插入一段语音，然后让成人猜测这个词，其中具体动词（如push）的正确率高于抽象动词（如think）。证明了可表象性与词的正确识别率高度相关。还有的研究证实了可表象性对词汇阅读，词汇联想以及图片命名任务的表现做了正确预测（e.g. Strain et al.， 1995）。Franklin等（1995）还验证了可表象性对失语症的书写，听觉理解以及词汇能产性的作用。

以上研究都证明，可表象性与儿童的词汇习得具有紧密的联系。

Ma和Golinkoff等人（2008），使用CDI 生成语料库，对比英语，研究了汉语的可表象性与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将语言（汉语和英语）作为组间因素，词性（名词和动词）作为组内因素进行方差分析，得到汉语早期习得的动词比英语儿童早期习得的动词具有更高的可表象性，说明两种语言动词可表象性差异显著。对名词也做了相应分析，发现汉语和英语的名词之间没有显著差别。他们还结合输入材料频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当只将输入频率纳入回归模型时，输入频率对CDI AoA的解释力分别是33%（汉语）和18%（英语）；而将输入频率和可表象性一起作为变量纳入模型时，解释力上升为44%（汉语）和29%（英语）。这说明，可表象性确实对词汇的习得年龄有一定影响。

此后，陈永香和朱莉琪（2014）在Ma和Golinkoff等人（2008）进一步探究了汉语动词具有较高的可表象性的原因。通过成人词汇联想任务，考察了汉语儿童早期习得的 169个行为动词与身体区域的联结关系，并且请成人评定了这些动词的可表象性，考察动词-身体部位联结、可表象性和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早期习得的汉语动词和身体部位有强烈的联结关系，这可能使得汉语动词具有较高的可表象性，因而容易被儿童习得。

（四）词类定义

首先是对名词的定义，基于 Gentner 等人提出的认知偏向基于一个假设：即名词与动词的区分对应于具体客体和行为活动的区分，对儿童早期词汇中的名词和动词进行计算就只能包括那些普通名词和主动词，否则很难对结果进行解释（陈杰等，2008）。Tardif 对Gentner 的数据重新分析，发现虽然这些国家的被试名词比例占据优势，但是其中很大部分都是专有名词。当除去这些名词以后，名词优势明显变小，甚至在卡鲁利语中出现动词优势。

另外，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有一种可能是，在汉语中，动词是被当作名词使用的或者名词是被当作动词使用的。但是Tardif（2006）φ庖患偕杞行了反驳。在对1；4大儿童的20个最高频的使用动词中，汉语儿童只有3个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而英语儿童，有12个（如drink， bite）此类词汇。此外，汉语儿童到了2；0的时候，通过使用动词特定的语法来展示他们对动词词类的相关知识，因此并不存在对动名词混用的可能。

（五）测量方法

由于目前AoA的数据大多数是来自于成人的回忆，这就存在可靠性的问题。

Tardif 等人发现，英语儿童在量表测量上的结果会低估实际能说的动词和名词的比例：被试在自然观察中使用的动词更多没有在量表上标注，也就是说英语国家的母亲更容易忘记孩子能说的动词，因此低估实际能说的动词比例，被试自然观察中使用的很多名词在量表上都没有包含，因此认为量表本身会低估英语儿童的名词比例。

一种比基于成人回忆的儿童词汇习得年龄语料更具可靠性的语料库是American English MacArthur CDI 生成语料库，这种语料库不再局限于成人回忆，而是给父母提供一个词表，一旦发现儿童习得词表上的某一词，就予以记录。另外，这种语料库的第二部分就是记录儿童试图使用的交际和象征性手势。Ma和Golinkoff等人（2008）在研究可表象性和儿童单词习得年龄之间的关系时就使用了这一语料库。

三、结语

动词或名词的习得机制一直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影响儿童的词汇习得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事实上，目前的研究是很难兼顾全部的因素的。如上文所述Ma等人（2008）年研究的回归模型中，兼顾输入材料和可表象性，模型的解释力也只有44%（汉语）和29%（英语）。

语言特征，输入材料的频率特征，词类定义、可表象性和测量方法都是在研究词类问题时需要考虑到的因素。其中语言特征、输入材料的频率特征以及可表象性是与动词习得年龄直接相关的因素。而测量方法和词类定义，均是实验可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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