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言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4 07:18:34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语言论转向 语言透明性 语言人文性
一、从“认识论转向”到“语言论转向”
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哲学经历了“本体论”、“认识论”的转向，但是不管是在怎样的认知系统，语言都被置于同样的位置：语言是“器”，是表达，传递思想观念的载体，是从属于人的工具。语言作为附属于人的第二性存在。回望西方思想发展史，不管是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还是开端于笛卡尔德认识论哲学，都渗透着这种传统的语言器物论。
但西方哲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事情悄然发生变化。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兴起与索绪尔的共时结构语言观不无关系。正是索绪尔使哲学对语言的注意转向了语言结构本身：他彻底地回到对语言自身的分析，虽然是一种关系式的、网络式的，但确实为颠覆渊源有自的语言器物论理解铺设了基础。真正的转向发生在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为代表的哲学家这里。他们致力于从语言的角度思考哲学本身的危机，将语言本身作为思考对象和存在的家园。当哲学回到对语言本身的发现和思考，人们看到：“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人只有归属于语言才能认识世界，才能开口讲话。哪里有语言，哪里才有世界。”(申小龙2003：17)世界是由语言规定的，语言才是世界的尺度，通向世界的道路只能诉诸于语言才能抵达。人是“语言的”存在者，当我们说一种语言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断地在追寻着语言，跟在语言的后面亦步亦趋，是语言“给出”我们存在，是语言在“说”我们。人。永远不可能站在语言的世界之外看世界；人，永远只能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因而。语言不再仅仅是表达、交际的工具，而是存在本身，从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二、“语言论转向”背景中的现代语言学研究
现代语言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在关注语言的结构、普遍规则、语言的透明性。而不是语言和人的水融，更不是语言的人文特质和语言背后强大的文化支撑。从索绪尔开始，就抛弃了语言的隐喻性，更抛弃了语言的人文性，而选择了语言的透明性。索绪尔区分言语体系为“语言”和“言语”，造出了一个理想的“语言”。以此“框架”复杂的言语现象，将对语义的理解限制在形式化的一目了然的透明形式体系里。索绪尔悲壮地把语言研究的任务定在“语言”这端，而将现实、日常世界的丰富的、形式多样的个体言语彻底剔除，将语言的外部要素，包括语言与民族、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地理等等的关系彻底剔除，过分地强调抽象，与我们日常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模式。从而给语言学留下了一个理想的、纯粹的、看似更便于研究的语言世界。也许索绪尔及其追随者会争辩说。言语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峰，语言才是海面下支撑言语的大山，语言学家要做的就是将难以触摸到的语言规则描绘出来。这一规则是对言语的超越和整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种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索绪尔1999：38)
但是，这种从所谓科学的分离中得到的孤立的、超越时空的语言结构是可信的吗?我们所进行的语言实践难道只是在实践着的语言模式吗?我们的创造力躲到哪里去了?为了得到理想的、纯粹的语言学知识，而抛弃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结构主义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语言的真实呢?毫无疑问。结构主义的方法为了得到超越时空的语言共时结构而忽略了动态的社会和与语言水融的文化以及语言性的人，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无异于杀鸡取卵。
理性孕育的“科学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中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从尼采开始高呼“上帝死了”开始，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大行其道，感性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二十世纪西方思想“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人们对语言、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就不再可能以把语言只当作思维工具的传统方式进行了。语言学家们不该再像笃信科学理性的实证主义者那样。希图建立可靠的科学的、普遍的语言模式，以准确描述、传达、继承人类的精神成果。经历了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思想洗礼，我们必然要抛弃以往顽固的工具理性：必然把人置于语言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与人相互依存、相互阐释。我们通过语言来认识、理解世界，我们在语言中思考并作出判断，我们离开语言感知不到自身的存在，我们的语言规定着我们的视野，有什么样的语言就相应地有什么样的生活世界和对世界的看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各民族的语言，都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一种样式，都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的钥匙”。海德格尔说：我们听得见“说”，只是因为我们归属于此一“说”。“说”仅仅允许那些归属于“说”的人讲。即：让他们听语言。这样的允许居于“说”中。它让我们获得讲的能力。语言的本质正是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海德格尔1995)
这正表明。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世界，语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语言是存在的家。而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维特根斯坦对我们的提醒：在什么场合、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说这句话?什么样的行动伴随着这些话?(想想向人问候吧)在什么意义上。为了什么目的使用他们?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永远要受到使用语言的语境、目的、交际对象、语气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也正因如此，语言的意义往往要显示出丰富的多元性和含混特征。
语言作为人类的社会生存的根本纬度显现出来，语言人文性的观念也就随之从历史的尘埃中破土而出，语言人文性得以浮出水面后，对语言的研究就不能再是纯粹的结构主义的形式分割和假想推演了。因而现代语言学应该去关注隐喻，关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关注语言的功能性使用，尤其是文学语言的功能性使用，毕竟文学语言更能体现个人创造对语言的干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所得成绩。惟其如此，才使语言人文主义得以流传，使语言学还语言一个真实鲜活的原貌。
事实上，语言研究也确有了“语言人文性”的转向。在强烈的语言转向氛围影响下，在世界各地距离越来越近的进程中，人们已都意识到语言之于人的重要。都感觉到了纯粹结构主义研究的缺失和语言人文性研究的必要。实际上，所谓规范的语言、理性的语言，当它假定语言和表述是“正常”的时候，其实已经处于“自闭症”式的死循环中了。世界语言的丰富性活生生地就被语言透明性掩盖了，人们越来越感到各民族语言的个性化、民族化日渐殆尽。而如果差异性消失了。人们解释世界的动力就消亡了，这是多么恐惧的事情。所以。正是从这里开始，语言人
文性开始真正展现自己的魅力：而同时语言透明性也随结构主义研究的深入，日渐显示出了它作为一个研究选择之于语言研究的局限：规则的概括，越走向深入越发对语言事实无能为力。因此，我们看到，秉承结构主义方法而来的布拉格学派、弗斯学派、新弗斯学派都开始注重从功能的、语境的角度研究语言：也看到隐喻、转喻已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而得到了密切关注，强调语言的功能和意义的语义学、语用学、功能主义语言学开始在形式主义的大一统中分得了一杯羹：更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三、“语言人文性”之于汉语研究的特殊意义
人文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不论是哪种语言，都是该民族认识、理解世界的一个价值体系。都会模铸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与世界上的其他语言相比。汉语人文性尤为突出。汉语没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不通过词形变化表示语法意义。汉语组织句子不像西方语言那样必定以动词为核心，它简约灵动，没有严格的形式限制，只求意义功能的表述完整。汉语词汇意义的理解强调意合，多方意会，要求我们追寻“言外之意”。我们的汉字，更不必说，它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文字体系，都饱含浓郁的人文精神，甚至连字形书写都发展成书法艺术，从字形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文化深义和风骨，所谓“字如其人”，所谓“颜筋柳骨”。汉语包含了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
对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不能背离语言的性质。对汉语研究也样，要正确描述汉语，为汉语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必然首先要遵循汉语人文性这一基本性质，承认语言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相互通约。但是，自从以拉丁语法为蓝本写成的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问世后，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不断地引进到中国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努力使自己“变得”适合西方语言理论的汉语研究的高墙越筑越高，各家理论林立，但也越高越危，理论和汉语事实错位。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形式化、确定性面对汉语的丰富性、弹性已经越来越捉襟见肘，汉语语法在套着西方形式主义语法分析的枷锁艰难前行，张世禄先生曾经撰文指出词类、结构形式、句类三方面的洋框框，像三条绳索一样捆绑着二十世纪的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使它向着复杂畸形的方面发展，就如语法学界对主语问题的纠缠不休：西方印欧语言中，主语、谓语是构成句子最基本的范畴，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主语、谓语的二元统一体几乎没有什么疑问。《马氏文通》把它移植到我们汉语后，几十年来几乎未曾动摇过，即使汉语事实有与之不符合的，也不是主谓二分的错，而是汉语句子中多“省略”。所以，语法学界产生了形形的关于如何确定句子主语的理论，有传统的仅从意义角度出发确定的施事充当主语，有通过给语义角色排序而确定主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法，还有理论称主语由真正的v前无标记动元充当等等，各有千秋。无疑，这各种理论间的较量本身就暴露了把印欧语的主谓二分模式应用于汉语研究的不适。我们当然不是否定形式主义描写方法本身，而是把本来属于西方语言的模式硬套在汉语研究上，实在是忽略了汉语独特性。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把语言理想化对其作精确的形式化描写，远远不能反映语言中本质性的东西。形式化、精确性的现代汉语语法早已远离了人们的语感，更不能说明人们的语感。语言学家们在描写研究着的是被他们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塞到象牙塔里的“语言事实”，像做科学实验一样。概括抽象出的规则在面对这些理想语言时，很有解释力、说服力，但是面对丰富多变的活生生的语言事实时，形式化的规则语法就有点黔驴技穷了。我们并不是否定形式化的描写，它们自有存在的价值和贡献。只是，面对有高度人文性的汉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形式化描写的限度，把它扩大化，甚至把形式化描写汉语当作汉语研究的终极追求，那么，必然与通向语言本质之路背道而驰，我们永远都难以理解语言。当前。国内语言学界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等各种功能语言学的“处处开花”也正显示了现代语言学已逃离了“语言的透明性”而转向了“语言的人文性”。
[此论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验式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子课题“构建体验式英语教学体系，优化提高学生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模式”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6BYY022,子课题编号06BYY0220909。]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培养青年修辞学研究者的摇篮 胡裕树
修辞论文已有多于修辞学论文的趋势 郑子瑜
《修辞学习》与中国当代修辞学 陈汝东
语法病句的判定与类型 刘大为
误用词语与人们心态 邹光椿
新闻语言曾经的悲哀 冯广艺
“王局”“张处”“李科”——试析官场一种新的称呼语的语义内涵及语用条件 胡玉华，胡范铸
一篇通篇语病的报头文章 林立
“四六结构”与修辞 郑颐寿
隐喻存在的认知基础 王永德
汉语修辞学研究方法漫谈 吴方敏
感受“新感觉”——穆时英小说的感觉主义语言特色 沈小仙
林白：诗性写作的修辞效应 金文野
修辞学与语用学 张会森
“庆祝王维贤、倪宝元教授教学科研50周年”活动在杭州举行 江东
艺术语言：有意味的言语形式 骆小所
李广田《花潮》的修辞技巧 周云秋
答语的艺术 刘艳春
风格要素：语言风格的美感元素 曾毅平
论文摘要的语言与写作 孟建安
语境在口语交际中的作用 刘本臣
口语修辞与书面语修辞的差异 王德福
《何典》方言词语修辞艺术 李敏红
粤语歇后语的方言性和民族性 关湘
口语停顿的修辞功能 王世凯
黎运汉《汉语风格学》序 程祥徽
《趣话书系》(第一辑) 生
汉赋中的夸张 窦丽梅
浅析禅宗语言的“言有所为”现象 疏志强
"鲜花"喻象的推陈出新 王云，叶育登
并重双关 高万云
高也可攀——我与《修辞学习》 王殿珍
锦州师院语言应用研究所简介
汉语修辞格的发展和我们的新认识 濮侃
论病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孟建安
语言表达中的时间和空间 冯文丽，孔秀祥
修辞研究的三种视角及其源流浅探 戴仲平
关于修辞及修辞学研究的三点想法 曹德和
论网络语言的几个特点 彭育波
从温州“比喻地名”看楠溪江耕读文化的特点与分布 盛爱萍
现代语体的民族文化渊源 柴俊星
移觉的认知性阐释 汪少华
语码选择心理透视 朱晓亚
预设：分析语境意义的一个切入口——就关联词语间的关系看语境中深层意义的析出 黄敖兴
中国古代女性审美的话语分析 朱玲
现代生命感：张爱玲小说比喻艺术研究之一 张晓平
“非常”的当代语义分析 朴今知
异语修辞文本论析 吴礼权
《杏坛耕播录》 侃
汉语成语的同语素异组合分析 申芝言
《迈向21世纪的修辞学研究》 百川
插入语的修辞功能 李华
“X比Y还W”格式的夸张功能 李杰
《商业语言》 百川
反语的表达机制 寿永明
如何称呼董建华先生 平
紧缩结构与言语风格初探——以《孟子》为例 张春泉
《墨子》中的“侔” 李海英
陈骙眼里的比喻 吴锡根
《修辞手法与广告语言》前言 倪宝元
中国修辞学会学术研讨会在河南信阳举行 陈伟琳
评陈汝东《对外汉语修辞学》 陆稼祥
王希杰《修辞学导论》读后 宗守云
标题与仿拟 董义
修辞中的语言经济学 黄知常
什么是“修辞的原则”?——对于修辞学若干基本范畴的重新思考(二) 胡范铸
漫谈俄汉民族的色彩观 李发元
《诗经·国风》中叠字浅析 王冀
向《修辞学发凡》献疑 谭永祥
训诂须明修辞 许征
汉俄语动物喻义的差异与成因 黄佩文
韩国新闻标题的语言特色 王景丹，申芝言
从事物性比喻到事件性比喻 刘大为
英汉形象语言喻体比较 杨贤玉
网络语言中的“试题” 霍四通
谈网络语言的谐音表义 戚晓杰
陈望道的修辞学方法论——《修辞学发凡》对结构主义方法的运用和发扬 王敏
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论辩艺术 许光烈
《水浒传》比喻的时代特征 杨云
也谈“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兼与吴传飞、许建忠两位先生商榷 于广元
关于修辞格本质即修辞格同一性的思考 张宗正
创新选词与词义变化 史锡尧
指代词“人家”的修辞作用 杜道流
从汉语人体部位特征的隐喻说开去 程淑贞
回文与回环 邓英树
十分得体 非常精彩 张学彬
褒贬并存的双关 盛若菁
新闻标题制作的十种对比方法 赵刚健
浅谈广播新闻中的数字表达法 杨林成
一部成功的修辞哲学著作——读曹德和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 高万云
修辞学博士学位论文简介(二)：《现代汉语诗歌语体论》 邹立志
从“奇强”看商业牌号的命名 宗守云
“尔”的妙用 周锦国
2000年修辞学论文索引(中)(未包括《修辞学习》所载文章) 方敏
比况性无指名词定语及其修辞效果 许彩云
言语学、修辞学还是语用学? 刘大为
隐喻的无意识性：语义泛化与意象图式 李文莉
也谈《陋室铭》开头三个复句的修辞及其他——兼与高蓬洲先生商榷 胡性初
节目主持人口误及其规避与化解 应天常
“征婚语言”的对比 邹光椿
语体的系统整合——以古代判词为基本依据 赵静
莫将“同异”当“异语” 张宏星
谚语的民族风格 许钟宁
成文法中的“或者”问题 刘红婴
浅显醒目的视觉冲击：算式 丁建川
古典诗词的组句——从“簌簌衣巾落枣花”说起 史锡尧
同指异位句与同义句式 李凌燕
同构提挈,异义纷呈——试论“嵌异”修辞艺术 李军华
一颦一笑总关情——黛玉情态语言论 王苹
由beelink到“百灵”的妙转 刘雪春
一则婚联中的修辞现象 周春健
新闻性软广告的语用分析 徐默凡
外文人名汉译选字探微 王奇
《战国策》比喻之特色谫论 王泓
从“山吐月”的“吐”字说词语选择 马德富
是比喻还是类比?——《劝学》论证特点质疑 郑光复
谈谈幽默用典 朱焱炜
离经叛道 合情入理——谈超越同一律的语言表达技巧 唐厚广
论郑敏诗歌的语言魅力 姚国建
凭阑意与登临意 王云
《谈艺录》的曲喻论和《宋诗选注》的曲喻 魏景波
安慰的话语模式和修辞策略分析 王永娜，李军
《现代汉语语境研究》 华
关于“移就”结构问题的一点想法 良止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实现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做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际间交流的友好桥梁。而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汉语言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论文联盟挑战，因此必须大力开展汉语言文化的传播，进而实现其全面的发展。当然，要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让汉语言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还需要积极的进行探索，进而寻求出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一、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上，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是这样。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汉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和变迁，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的人民都在积极的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感受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学，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当然，汉语言文学要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需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
二、汉语言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1．现代汉语言文学的现状
现如今的求学更看重实际，所以从中学起，可怜的学生们不得不面对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实用学科的重担，去承担升学的压力。因为要参加中考，参加高考，要不然就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实际问题面前，学生们不得不有所选择，那就是放弃培养国文基础，而是花大量时间去钻研数理化，去背英语。到了大学，又有新的问题出现，需要学好专业课，找个好工作，或者是考研究生。而这些事情，无一例外都对英语有要求，所以好不容易摆脱升学压力的大学生，还是需要整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专业课和英文，除了文史哲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几乎都没有时间去提高中文。所以我们才会发现，一些著名高校的校长竟然在重要场合发言读白字错字，甚至用错典故，这恐怕和如今学者的风范不符，不得不令人担忧。
2．国际化背景下的冲击
除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另外一点不得不谈，那就是西方世界的强烈攻势，尤其是英语国家的语言冲击。正如在前一小节已经提到的，现在的人们学习英语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中文的时间。在中学期间，升学的压力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大学，就业的压力恐怕是最重要的。凡是求职，公司无论大小，都要求职员cet4 或者cet6。另外一方面是出国的需要，这对英语的要求更高，toefl 和gre 耗费了多少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二、汉语言文学发展要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
1．树立起产业化发展的理念。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那么就要有效的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分析和探究，进而寻求出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划。那么，从当前的汉语言文化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就需要依照汉语言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古汉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汉语言文学最为丰富的素材宝库，他对于汉语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革，近代的白话文开始兴起，汉语言文学也就开始了一场变革和发展，而现代青少年对于深入学习研究古汉语和国学的耐心正逐步丧失。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应该与汉语支撑并由汉语表达的中国的价值观理念结合在一起，而不应该是由汉语描绘出的其他文化的内容，在这方面需要加强注意。
2．树立起国际化发展理念。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就需要做好全面的规划和详细的分析。
转贴于论文联盟
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其国际化的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更大范围内接受汉语。这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让汉语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认可，这对于汉语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语言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在这方面汉语言的发展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平台。与此同时，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就要建立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很多重要的组成，但是在发展汉语言国际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将汉语言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化。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人力以及物力和财力上，在这几个方面做好支持。最后，汉语言文学要渗透到的是世界各国，不应该急功近利只盯住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欧美各国。要实现汉语言论文联盟的国际化发展就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放眼全球的发展规划，进而建立起汉语言发展的体系。
3．树立起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理念。对于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必须紧密的和国际化的发展大环境联系起来，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任何淡化了或者是脱离了国际化来谈产业化都是片面的，缺乏客观性的。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国际化与产业化是互相支持和紧密相连的。所以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和产业化路子就要将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当然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和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和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一道走向世界。我们相信只有多方联手进行准备，汉语言的发展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4篇
赣语的大本营在江西境内，江西境外亦有赣方言分布点。江西境内的赣方言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抚河流域及鄱阳湖地区，江西境外的赣方言主要分布在湘东、湘西南、鄂西南、皖南、闽西北等地。与语音研究或词汇调查比较，赣语语法的研究相对滞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赣语语法研究的论文仅有百余篇，专著1本。下面，笔者对赣语语法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评述。
一、专著
汪国胜的《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是江西境外的一本赣方言语法专著，也是目前公开发表的唯一一本赣方言语法著作。学术界对其评价颇高。该书具有论文集的性质，由作者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若干篇论文组成，包括《大冶金湖话的“的”“个”和“的个”》（《中国语文》，1991年3期）、《大冶方言的程度副词“闷”》（《方言》，1992年2期）、《大冶话里的“很”类程度副词》（《语言学通讯》，1992年第3～4期，1993年1～2期）、《大冶话的情意变调》（《中国语文》，1996年5期）、《大冶话的语缀》（《方言》，1993年3期）、《大冶话的“倒”字及其相关句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5期）、《大冶话里的状态形容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大冶话的物量词》（《语言研究》，1993年2期）、《大冶话的代词》（部分内容发表于《语言学通讯》，1993年3～4期）、《大冶方言语法札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内容集中于大冶方言的词法。
二、论文
（一）词法
截至目前，已发表的单篇赣方言的语法论文主要集中在词法方面，多表现为对虚词的研究。虚词主要探讨助词、介词、副词以及某些语缀或词尾。其中，助词的研究成果最多。
传统语法学把助词分为三类：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
研究结构助词的论文有：肖世民的《吉安方言中的“个”》（《吉安师专学报》，1989年1期）、曹廷玉的《永修方言的结构助词“个”》（载于《登攀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研究动态助词的代表性论文是戴耀晶的《赣语泰和方言语法的完成体》（上、下）（《语文研究》，1995年1～2期），该文讨论了“矣、刮、改、阿能、呒能”五种语法形式在泰和方言中的具体用法，分析细致而深入。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动态助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动态助词》这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阳春的《南昌方言的体》（《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3期）、《南昌和上犹方言语法体的比较》（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卢继芳的《都昌阳峰方言中的虚字“得”》（《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11月），任燕平的《吉安方言动词的完成体和已然体》（《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肖萍的《吴城方言的完成体与已然体》（《南昌大学学报》，1998年专刊）、《永修方言动词的体》（《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专刊）、《对余干方言动词某些体范畴的分析》（《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都昌方言的“得2”初探》（《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赣语波阳方言的动态助词》（《苏州大学学报研究生论文集》，2003年）、《赣语彭泽方言的四种体范畴》（《语言研究》，2004年增刊）、《鄱阳湖八县方言动词的完成体与已然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汉语言文字学》，2005年3期）。
研究语气助词最早的论文是熊正辉的《南昌方言里语助词的读音》（《方言》，1982年1期），该文全面地介绍了南昌方言中15个语气助词的读音、意义和用法。汪国胜的《湖北大冶话的语气词》（《方言》，1995年2期）细致地描写了大冶话的语气词所能表示的种种语气意义，并说明了其用法上的特点。语气助词的研究成果还有：万里凤的《南昌方言语气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3期），徐阳春的《南昌话语气词“是”字初探》（《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2期）、《南昌方言语气助词“啊”的用法初探》（《语言应用与研究》，1996年3期），刘平的《宜春话的语气助词“着”》（《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王晓军的《赣语新余方言语气词的几个特点》（《新余高专学报》，2006年5期）。
有的助词是兼类词，兼有多种用法。如：陈满华的《安仁方言的结构助词和动态助词》（载于《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徐阳春的《南昌话“得”字研究》（《南昌大学学报》，1998年4期）认为，南昌话的“得”字可以用作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助动词、动词、介词、代词和后缀。该文对南昌话的“得”字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描写，是南昌方言语法研究的一篇较有分量的论文。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许小明和周玲玲的《江西吉水话的“里”探微》（《吉安师专学报》，2000年1期），李冬香的《浏阳方言的“到”》（《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5期），刘祥友的《浏阳方言的“”》（《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5期），查清兰的《星子方言的“着”字》（《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2期），龙安隆的《现代汉语和永新方言“得”字的比较》（《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邵宜的《赣语宜丰话“得”的研究》（《语文研究》，2007年1期）。
其他助词的研究成果，有陈满华的《湖南安仁方言的句段关联助词》（《中国语文》，1993年3期）、陈伟然的《关于湖南安仁方言中句段关联助词的讨论》（《中国语文》，1999年2期），等等。
研究语缀或词尾最早的是熊正辉的《南昌方言的子尾》（《方言》，1979年3期）。谢留文《南昌县（蒋巷）方言的“子”尾和“里”尾》（《方言》，1991年2期）是词尾研究论文中的力作，该文描写细致，全面地分析了“子”尾和“里”尾在蒋巷方言中的分布环境和用法，并指明了“子”尾和“里”尾在不同环境中的语法意义。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饶星的《宜春话的“积”尾》（《宜春师专学报》，1981年2期）、《永新方言的“加”》（《宜春师专学报》，1985年4期），颜森的《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方言》，1989年1期），高福生的《南昌话里的句尾“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王晓君的《赣语新余方言的小称词缀“的”及其它相关词缀》（《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期），邵宜的《从赣方言看表示动物雌雄语素的词性及其功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章新传的《余江话的“里”尾》（《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2期），昌梅香的《江西吉安赣语“得”后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3期）、《江西吉安赣语“叽”后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10期）。
关于介词的研究论文有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介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介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介词“尽”和“驾”》，这3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于副词的研究论文有：陈小荷的《清江话和丰城话的程度副词“伤”》（《中国语文》，1989年5期），彭冰泉的《安福方言的程度副词》（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阮绪和的《江西武宁（上汤）话的程度副词“死、几、蛮”》（《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期），吕华萍的《安仁方言的程度副词》（《大学时代》，2006年4期），李艳华的《湖南安仁方言中几组有特色的程度标记》（《现代语文》，2006年12期），段福德的《永新话中的程度副词“恶”》（《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期）。
研究虚词的论文还有谢留文的《南昌县蒋巷方言的两个虚词“是”与“着”》（《中国语文》，1998年2期）。文章讨论了该方言的语气助词“是”的6种用法以及“着”字的2种主要用法。
除了虚词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对代词、量词、形容词等实词的研究。其中，对代词的研究最多。陈敏燕、孙宜志、陈昌仪的《江西境内赣方言指示代词的近指和远指》（《中国语文》，2003年6期）全面地介绍了江西境内赣方言的指示代词，指出：在江西境内，赣方言指示代词有二分、多分、近指远指不分三种类型，并列表指明了其分布范围。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刘坚的《乐平方言的代词》（《景德镇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1期），万波的《安义方言的人称代词》（《方言》，1996年2期），蔡宝瑞和陈昌仪的《瑞昌（槐树下）方言的近指和远指》（《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2期），戴耀晶的《赣语泰和方言的代词（稿）》（载于《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代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代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代词》、李冬香的《浏阳蕉溪方言的代词》4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昌仪、蔡宝瑞的《吉安市方言的指示代词》（《吉安师专学报》，2000年1期），付欣晴的《浅析抚州片方言代词的特点》（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周冬梅的《峡江方言的人称代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汪平、李崇兴和蒋平的《平江长寿方言的语音语法特点》（载于《方言平议》，汪平，2003年），汪国胜的《湖北大冶方言人称代词的变调》（《中国语文》，2003年6期），聂国春的《丰城方言代词概要》（《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1期），梅光泽的《宿松话的疑问代词“么”》（《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期），阮绪和的《武宁话的代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4期）。对代词的研究，还涉及到“格”语法范畴的探讨。如：陈昌仪的《江西铅山方言人称代词单数的“格”》（《中国语文》，1995年1期），肖萍和陈昌仪的《江西境内赣方言人称代词单数的“格”之考察》（《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6期；《汉语言文字学》，2005年5期）。
关于量词的研究，有万波的《赣语永新方言量词的清声浊化》（《语文研究》，1996年3期）。
关于形容词的研究，有方平权的《岳阳方言形容词程度表示法的若干形式和特点》（《云梦学刊》，1994年1期），任燕平的《吉安市吉州话中形容词的生动形式》（《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章新传的《余江话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4期），曹保平的《都昌方言的变式形容词》（《语言科学》，2003年4期），刘君君的《新余方言形容词分析》（《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4期），肖萍的《赣语吴城方言的XA式状态词》（《语言研究》，2008年2期）。
关于动词的研究，有杨耐思的《临湘方言的动词补足语》（《中国语文》，1957年9月），该文介绍了临湘方言动词补足语的两种构成形式、作用以及出现的语言环境。
词法方面还涉及对重叠式的研究，有曹保平的《都昌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形式及特征》（《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4期），阮绪和的《江西武宁（上汤）话一种特殊的动词重叠结构》（《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2期），阮绪和、陈建华的《武宁话的重叠式》（《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3期）。
除上所述外，赣方言词法研究的论文，还有许小明的《江西吉水方言中的“几”与“个”探微》（《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1期）。
（二）句法
相对于词法研究来说，赣方言句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汪国胜的《湖北大冶方言的比较句》（《方言》，2000年3期）和《大冶方言的双宾句》（《语言研究》，2000年3期）两篇论文值得称道，前篇排比了该方言里表示比较的各种说法，后篇考察了大冶方言双宾句的各种句法表现。孙宜志的《宿松方言的“一VV到”和“一VV着”结构》（《语言研究》，1999年2期）从表义特点、组成部分、句法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宿松方言的两类结构：“一VV到”和“一VV着”。论文分析细致，结论可信。此外，还有张民权的《试论南昌方言的“不”字及“不”字结构》（《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4年2期），陈小荷的《丰城话的主观量及其相关句式》（《语言学论丛》第19辑，1997年），吴启主的《常宁方言中的一个常用格式》（《娄底师专学报》，2000年1期），胡清国的《南昌话和普通话否定标记的句法差异》（《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5期），梅光泽的《宿松话中的一种特殊双宾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6期），邵宜的《赣语宜丰话“约数（量）”的表示方式》（《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11期），阮绪和的《江西武宁话的“拿”字句》（《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2期）。
另有几篇综述性质的语法论文，例如：吴启主的《常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5期）从词类、语序、句型、句式、句类等方面介绍了该方言的语法特点。还有曹保平和冯桂华的《赣方言都昌话的语法现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2期），何清强的《江西地方戏曲中的客赣方言语法现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
三、其他
赣方言语法的研究成果，还出现在一批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博士、硕士论文中。博士后出站报告有肖萍的《江西吴城方言语法研究》（2008年）。博士论文有陈小荷的《丰城赣方言语法研究》（1989年）。硕士论文有蔡宝瑞《新建（大塘坪蔡家）方言语法概要》（1994年）、孙宜志《宿松方言语法研究》（1998年）、涂有志《永修方言虚词研究》（1998年）、肖萍《鄱阳湖八县方言动词的“体”》（1999年）、付欣晴《抚州方言研究》（2000年）、张燕娣《南昌方言代词研究》（2001年）、萧九根《八都方言研究》（2001年）、罗国荣《贵溪方言的语法特点及该地区推普问题研究》（2002年）、昌梅香《吉安赣语的常用后缀》（2003年）、肖放亮《南昌县（塘南）方言语气词》（2006年）等。另外，部分客赣方言专著也涉及到一些语法的研究，江西境内的有：陈昌仪的《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江西省方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魏钢强的《萍乡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1年），颜森的《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刘纶鑫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部分赣方言点专著：唐爱华的《宿松方言研究》（2005年），付欣晴的《抚州方言研究》（2006年），李冬香和刘洋的《岳阳柏祥方言研究》（2007年），张燕娣的《南昌方言研究》（2007年），卢继芳的《都昌阳峰方言研究》（2007年），胡松柏和林芝雅的《铅山方言研究》（2008年），刘纶鑫的《芦溪方言研究》（2008年）。江西境外的有：吴泽顺和张作贤的《华容方言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群建的《阳新方言志》（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陈满华的《安仁方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李志藩的《资兴方言》（海南出版社，1996年），吴启祖的《常宁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夏剑钦的《浏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此外，某些地方志也会介绍一些赣语语法的内容，一般都比较浅显。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12月，赣方言单篇发表的语法论文共计117篇。其中，江西境内论文数与江西境外论文数的比例约为3：2，词法论文数与句法论文数约为10：1。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3篇，70年代的3篇，80年代的9篇，90年代的45篇，2000年至今的57篇。9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数占到了87%以上。
赣方言语法研究至今虽说已有50余年历史，起步还不算太晚，近年来也有较快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尚不尽如人意，上述赣方言语法研究论文除了在总量上明显不足外（平均1年不到3篇），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缺乏系统研究（包括对单点语法的系统研究和对赣语某一语法现象的多方言点的系列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语法现象为个案的单篇论文，缺乏详细的论述，比较零散，不够全面，不具备系统性。2.对方言语法现象的解释较少。诚然，“描写不易”。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是有必要的。赣方言语法已有文献大多偏重于某一方言现象的描写，而对于该现象的解释还做得很不够，缺乏理论深度。3.句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4.在赣方言已有的语法文献中，方言研究者所选择的方言点，大多集中在县市，对古镇古村落的关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本位 教学法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一、“本位”及相关概念
要讨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本位，首先要了解何谓“本位”。有关于“本位”的问题在近几十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本位”的定义，各家的理解并不相同。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研究的领域可分为两个大板块：一是对汉语言本身的本体研究，二是对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理论与实践体系和学习与习得规律、教学规律途径与方法论的主体研究（杨庆华，1997）。“本位”的问题也分为本体研究中的本位问题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本位问题，一者基于教学实践，一者基于理论分析。虽然处于两个范围内的各本位观在名称上大体一致，但内涵常常不同。
本体研究中“本位”的定义既可以指作为语法研究的最重要单位和作为语法研究出发点的的单位，也可以指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之一，还可以指语言基本结构单位，大部分的本位观都是基于第一个定义。大体而言，传统语言学的各级语法单位都曾经被当作某种本位，如词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小句中枢以及语素本位、字本位等。
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本位问题，则是指以什么作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近些年教学本位问题也论争不断。其中对字本位和词本位孰是孰非的论争最为突出，还有语素本位，句子本位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地说，基于某种本位的研究和教学，都可以称作“本位观”。而本文主要评介“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的本体研究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并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角度，思考不同的本位观在教学中协同合作的可能性。
二、词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无论是要介绍本体研究的本位观还是教学本位观，“词本位”作为汉语第一个语法研究本位都不可忽视。词本位即词类本位，以马建忠为代表，是提出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本位观。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诞生，黎锦熙从出提炼出了“词类本位”的概念。《马氏文通》的创作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建忠，1898），马建忠先生主要借鉴的就是西方的早期普遍语法理论，它将汉语研究传统和欧洲语言研究传统结合起来，建成的是一个西方语言式的汉语语法体系。虽然在之后的“词本位”和“字本位”之争中，词本位的“印欧语眼光”饱受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词类本位的确立完全改变了汉语语法乃至整个汉语研究的格局，其影响极其深远。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本位”是指把词作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教学中词语选择以语法教学内容和课文内容为主要依据，词语释义主要使用翻译法。具体操作就是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时，将词作为最基本的教学单位，由词开始向上学习其他层级的基本单位和语法规则。也就是说，先学习词，再学习用词造句，接着学习用句子组成的课文。按照词本位原则编写的教材通常分为中外文对照词表、课文和语法规则三个部分，实际教学时也按照这三个部分展开，这与西方第二语言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我国外语教学主流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别无二致。虽然现在我们提倡将“字本位”引进汉语教学，但在实践上词本位教学法依旧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要地位。
三、语素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语素本位与词本位一样都是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提出来的。最早提出“语素教学法”的是盛炎，后来肖贤彬提出“语素法”应称为“语素扩展法”，即在词汇教学中除了讲练目标词语的词义和用法外，还要分析词语中的语素（字），然后以一定的义项为单位与其他已学或未学的词素再行组合，从而巩固所学词语（包括目标词语和己学词语）和扩大新词的学习范围。王又民是“语素教学法”的最早实践者之一，他在《汉语常用词分析及词汇教学》中，对汉语3000最常用词进行了分析统计，认为单音节词、复合词构词的意合特点是贯穿汉语词汇体系的中心链条，介绍了“一体化教学法”的词汇教学方式。
语素教学法的优点是有助于汉语学习者准确理解词义，通过对语素义的由此及彼可以有效地扩大词汇量，并且对学生掌握汉语词汇中的文化因素也大有助益。
四、字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自《马氏文通》开始，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我国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在当时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套用、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框架，熙称这是汉语研究的“印欧语眼光”。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框架来解释汉语的语言现象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字本位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字本位理论最早由徐通锵（1997）提出，他最早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地阐述，并发表刊印了一系列相关专著。1997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出版标志着字本位理论发展成型。此书对印欧语系语言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分析，强调汉语的独特性。徐通锵（1997）认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汉语和印欧语的编码方式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深刻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基础。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而印欧系语言的突出特点是语法结构，因此称汉语为语义型语言，称印欧系语言为语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词类划分，语义型语言不能单纯套用。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应是“话题―说明”，其结构单位的序列应是：字、辞、块、读、句。徐通锵认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为了与词本位的“词”的概念区别，用“辞”来指由字组成的字组；块是因交际的需要而临时组织起来、表示某一种意义的字组，是大于辞的结构单位；读是语意未完而在语音上可做短暂停顿的结构单位，它小于句而大于块，由“句读”而来。徐通锵还提出了向心、离心构辞法，对汉语音韵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声调的特点做了详细论述。
徐通锵通过一系列的论著建立了字本位理论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支持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其他主要代表学者还有鲁川、潘文国、孟华、杨自俭、陈保亚、王洪君、汪平、李树俨以及吕必松、张朋朋等人。他们有的侧重于本体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对字本位理论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本位体现为以“字”为教学的最基本单位，充分发挥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带来的作用。教学中突出字的书写与识读、字的理据性和构辞法扩展。目前公认的贯彻字本位理论的汉语教材是20世纪末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与北京语言学院的张朋朋合作编写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教材的主体内容分为课文、生词、汉字的介绍讲解、语法的讲解运用和文化几个部分。《启蒙》十分重视汉字教学，将汉字教学分为汉字介绍和汉字记忆两个部分。该书于1989年在法国问世以后，一年多就创了法国汉语教材有史以来年销售量记录。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本教材采用的“字本位”与徐通锵提出的“字本位”不太相同，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徐通锵提出的字本位与白乐桑提出的字本位区分对待。
进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字本位”的确与本体理论的“字本位”存在一些差异。就词汇教学来说，贾颖提出的字本位词汇教学法，实际上是将字本位等同于了语素本位，他认为在实际教学中应该先教基本词汇中的单音节词，然后让汉字与复合词的教学同步进行。李开认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应该强调语素和构词法，提出了“语素层级说构词法”，从语素构成的等级分类角度，对词汇的构成再进行分类。可以把语素构成系统用于词汇教学次序，在语素和构词法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词汇教学。之所以会出现将字本位等同于语素本位的观点，根源在于汉字的性质具有特殊性，后文会进一步探讨。
学界对于字本位理论既有支持，也有批判。对其支持和赞同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字本位理论摆脱了印欧语研究的束缚，为一些汉语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如汉语词性、主谓语关系和汉语的语言类型等，并且展现了一种勇于开疆扩土的学术态度和批判精神。实际教学中，也有证据证实了字本位有利于解决的汉字教学的难题。而对其持反对和批判意见的学者主要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字本位理论内部的观点不一致。如关于“字”的命名和定义，对字本位和语素本位的认识等；其次，徐通锵提出的“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也有待商榷，汉字的形音义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这样的一一对应。
五、三个本位的评价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目前学界对以上三个本位的看法不一。有认为要完全摒除词本位、大力推行字本位的极端字本位观，有提倡以字本位为主、配合词本位有效的部分的字本位观，也有认为应该将词本位和字本位结合的复合本位观。还有人认为字本位教学法的本质是语素教学法，应该取消字本位教学法，以免形成混乱。综合上述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的观点，本文认为各个教学本位都具有其他教学本位不能替代的教学优势，试图寻找一种贯穿始终的“最佳教学本位”是不可行的。这主要是由汉语语言系统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决定的。
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都是基于汉语语言单位提出来的。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观点，各语言单位无论是在西方语言学的语言系统中还是在徐通锵提出来的语义型语言系统中本质上都是呈层级排列的，每个语言单位在自己的层级上都会呈现出其他语言单位无法替代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间也可以形成一个系统层级关系，处于具体层级的本位观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整个语言系统的问题。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复杂而特殊。语言是符号和意义的结合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但同时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它又是以义为本的形、音、义结合体，与汉语结构单位有密切的关系。词和语素在书面语言中，都可以用字来记录，三者有对应的情况，但不能说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因此谁也替代不了谁。
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来说，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时要考虑多种教学任务，至少要涉及词汇的释义和词汇运用等的讲解，还要考虑选择的词汇内容和数量。词汇运用的讲解既要包括进入上级层次单位的规则，又要包括词汇隐含的文化因素的介绍，还要兼顾在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中的运用。面对的教学对象不同，教学任务还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词本位教学法与西方第二语言教科书惯用的教学法相似，符合部分外国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习惯，对词汇运用的规则讲解比较重视，有利于交际。字本位教学法重视汉字和从字到词的扩展，有利于解决词汇“会说不会写”的书写问题。语素教学法在词汇量的扩展和词义的联想上都卓有成效。因此在词汇教学中，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和不同的教学任务应该综合不同的单位进行教学。
本文所述观点只是本人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基本单位问题的一点愚见，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参考文献：
[1]郭建芳.词类理论演变与汉语词类研究[J].学术论坛，2012，（02）.
[2]李彤.近十年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中的三大流派[J].语言文字应用，2005，（01）.
[3]刘社会.评介《汉语语言文字启蒙》[J].世界汉语教学，1994，（04）.
[4]刘颂浩.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多样性问题[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6，（06）.
[5]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潘国文.“本位”研究的方法论意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1）.
[7]钱玉莲.现代汉语词汇讲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任瑚琏.字、词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及教学策略[J].世界汉语教学，2002，（04）.
[9]盛炎.语言教学原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0]施春宏.对外汉语教学本位观的理论蕴涵及其现实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2012，（03）.
[11]石如玉.汉语字本位理论研究综述[D].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2]孙德金.对外汉语词汇及词汇教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3]王又民.汉语常用词分析及词汇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1994，（02）.
[14]肖贤彬.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语素法”的几个问题[J].汉语学习，2002，（06）.
[15]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6]张朋朋.词本位教学法和字本位教学法的比较[J].世界汉语教学，1992，（03）.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6篇
《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语文出版社，2011年2月第1版）是一部以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在布局上井然有序，条理清晰，形成了各自独立却又浑然一体的理论体系；在方法上不囿成见，颇具新意，为汉语构词法与造词法的研究确立了新理论。
在书中，作者主要以认知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作指导，以数字变化规律说明语言变化规律为手段，形成了“一干四枝”的结构框架：“干”指作者构拟的二分式的构词法体系和造词法体系（第一章）；“四枝”则分别指上古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二章），中古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三章），近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四章），以及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第五章）。五个部分以时间为经，以理论为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揭示了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的发展史，挖掘出汉语词汇在不同时期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
除了精妙的布局，该书仍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史见论，以论带史。一般学者的研究大都是就专题论专题，《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则是将研究的专题置于学术史中，在史中找到研究专题的定位与发展。正如作者所说：“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模式都是在追述中进行创新，在充分回顾前修时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式的论述，从而形成开放型的理论框架”（李仕春，2011）。该书正是在对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简史进行回顾，对前修时彦的构词法、造词法理论加以审视的基础上，找到新的研究视角，构建新的研究理论。对已有文献的借鉴，作者也并非进行简单的综述与排列，而是抽取思想，上升范畴，分清流派。真正的学者只有站在学术的高峰，融各门学科之精髓为一体，以史为鉴，才能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才能生发新判断，创建新推理，构拟新体系。因此，作者的这种专题研究思路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第二，对已有定论进行大胆质疑。该书中，作者主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准绳，对学界的三个已有结论进行质疑，并提出商榷性的参考意见。质疑一，语言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同一时代语料中，口语性越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如辰苏文、朱庆之、唐子恒等学者就持此看法。作者则在对相关专书复音词的研究数据整理分析之后，提出“汉语复音化之初越是口语性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但到了春秋战国以后，却是书面语强的作品复音化程度越高。”质疑二，程湘清、徐通锵、周荐等学者普遍认为“复音单纯词是单音词复音化的桥梁”。该书则结合洪堡特、向熹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复音单纯词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汉语复音单纯词是汉语造词的副产品，不是单音词复音化的桥梁，它只是汉语单音词复音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质疑三，沈怀兴于《中国语文》（1998年第3期）上《汉语偏正式构词探微》，依据“考察历史上较好地记录了当时口语的一些文献资料和一些涵盖范围较大的语文词典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提出“从先秦到现在，汉语构词复合法中始终以偏正式构词法为最能产”。针对此论断，该书利用中古时期佛教类语料和中土文献中的构词法特点，提出“联合式构词法在中古时期最能产”这一观点，同时也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新的质疑能丰富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发展，因此，作者的这种大胆的怀疑探究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扎德认为“一种现象，在能用定量的方法表征它之前，不能认为它被彻底的理解，这是现代科学的基本信条之一”（扎德，1982）。《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用数字变化的规律说明汉语构词法发展的规律。该书一方面利用已有的专书研究数据，计算百分比，推断出上古及中古时期汉语词的构成特点和生成特点；另一方面利用网络和计算机，运用抽样统计的方法选取典型语料，对近代和现代的专书复音词数据进行统计，勾勒出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造词法。其定量的时域，从毛公鼎到毛选；书类有经史子集；项目类有字、词、词类、词频、单音词、复音词、单纯词、合成词、复合词及其构词法和造词法，总数据有8000多。作者在证明观点时得出的宝贵数据，不仅为汉语词汇史的建立提供了参考依据，而且更有利于其他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相当科学的方法，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
第四，构建了基于语义构成的构词法体系和造词法体系。关于构词法，目前学界对其已经进行了较全面地描写。人们大多使用基于语法构成的构词法体系，即将汉语合成词划分为七类，分别为偏正式、联合式、动宾式、补充式、主谓式、重叠式和附加式。而《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则从汉语是语义型语言这一角度出发，对汉语构词法进行重新分类，重构了汉语的构词法体系，改偏正式、联合式、动宾式、补充式、主谓式、重叠式、附加式的七分法为主从式和并立式的二分法。这种构词法把偏正式、附加式归为主从式，把联合式归为并立式，其余的动宾式、补充式、主谓式、重叠式视具体情况归类。此种划分一改传统的以印欧语的眼光从语法方面对汉语构词法的分类，真正做到了从汉语语义构成的特点入手，确立基于语义构成的汉语构词法体系。关于造词法，以往学者主要从造词所用材料的特点及所用材料的变化出发，按照词的结构形式，用归纳的方法构拟汉语的造词法体系。而该书则摆脱了原有造词法的研究模式，运用演绎法，结合认知语言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推演出汉语的造词法体系，主要包括单音词造词法和复合词造词法。单音词造词法分为音变造词和义变造词；复合词造词法分为音变造词、义变造词和意合造词。该书基于语义构建的构词法与造词法体系，是对已有理论的继承，也是对已有理论的重大突破，对构词法和造词法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其价值不仅有助于解决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瓶颈问题，而且还有助于解决对外汉语词汇的教学问题。
当然，《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并非完美无瑕。比如书中有些句子读起来有些拗口，不通顺。但与成就相比，犹白璧微瑕，可以说在汉语构词法与造词法研究方面该书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李仕春.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1.
[3]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现代汉语 日语 流行文化 新思想 外来词汇
美国现代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Edward；1884～1939）曾在他的著作《语言论》中说过：“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任何民族的语言都有从外国或者其他民族吸收进来的成分，我们的汉语也不例外。“沙发、拷贝、高尔夫”这些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词汇，一般都知道它们是随着我国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流中从英语“safa copy golf”吸收而来，为我所用。但对于“人气、写真、公务员”等近年来频频出现在人们口头，见诸于报纸杂志的热门词汇的来源却知之甚少，甚至理所当然的认为它们就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但追根述源，另很多人瞠目结舌得答案却是，它们来自于日语。
历史上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四大发明等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在璀璨精深的中华文化面前也一直是一个谦卑的学生，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汉字被日本所借用一直到今天。甚至有这么一种略显夸张的说法，要是没有汉字，可能今天的日本人都不会书写。然而近代经过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却迅速地崛起，走到了昔日老师的前面， 并反过来影响了昔日老师。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 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更在我们的语言文字-汉语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在我们今天的汉语中，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派出所、警察、宪兵……都是来自于日语。这些词汇多来自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战败自省所发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本来是要向西方学习，要向别人学习，就要懂得别人的思想，那么翻译西方的著作就显得很必要。再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当时他们向西方学习较早，并且学习的卓有成效，我国便转而向日本学习，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这样一来，这些当初日本人引入西方事物概念时利用汉字所创造出来的词自然又反过来输入到我国，成为汉语的一部分。
而前面提到的“人气、写真、公务员”等词汇则是近年来随着我国七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的流行文化对我国的冲击而带来的。他们多数不是直接从日本输入，而是经由台湾、香港等中华文化圈内的地方“中转”后，间接输入我国大陆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能像区分“沙发、拷贝、高尔夫”这些词汇样很容易的理解它们来自于英语，却理所当然的认为“人气、写真、公务员”等词汇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总的说来，汉语中来自日语的外来语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日语中早期的外来语，在日语中也可写成汉字，这类词数量很少，如“瓦斯，混凝土”等。另一类是在引进西方事物的概念时，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的词，其中有一些取自中国古典，而在日语中改变了原义，又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些词汇以医学术语，修辞学法居多。如“血压、细胞、议论文、形式”等等，这些词造词规律与汉语相同，在中国使用时间已久，许多词已很难分出是中文原有词，还是来自日文的外来语，甚至大部分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人气”和“写真”就是这种情况。“人气”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指人的意气、气质、感情等。日语的“人气”则是“人望、人缘、受欢迎”等意义。近年来“人气”引入汉语以后又引申为“热闹、受到瞩目”等意思并频频见于报纸新闻等媒体，如：“某位人气明星主演的电影好评如潮”等成为流行用语。后又发展为“人心、凝聚力”等义， 常用于商业领域，如“一支股票的成绩主要看成交量，只要人气足，要涨也是很快的。”“写真”古代汉语中本义是摹画人像或描绘景物。而日语则借用“写真”来翻译英语photography 和photograph，使之有了摄影照相和照片的意义，借用了其形却并未用其意。后来引入我国，近来意义也被“摄影照相”和“照片”所代替。如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写真馆”既是照相馆的意思。日语词进入汉语主要是“借形”，不采用日语的发音，汉字写法遵循汉语习惯，这是由日语、汉语都有汉字的特点决定的。其实细细算来我们现代汉语中来自日语的词汇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甚至不得不这样说，今天的中国人，如果离开了这些由日本人“创造”的汉字想说一句完整的话可能都有困难。
抛开历史的原因，为什么这些近年来出现在汉语中日语外来词汇会如此流行，并有大行其道之势？我认为，原因有三。
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接触到的新思想，新事物不断增多，原来的词汇又不能适应表达这些新思想新事物，自然而然会想去创造一些词汇，而回头发现我们的近邻日本已经创造出来，并且是用我们当年传授给他们的汉字来表达的时候，就“信手拈来”拿来用了，甚至不认为它是外来语。
其次，近年来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对外来的事物越来越认同的多，甚至趋于倾慕。例如现在的年轻人说话时能蹦出个“洋文”也觉得是件时髦值得骄傲的事情，那么日源的外来词能迅速铺展开来也不难理解了。
最后，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他的易用性，生动性。这些日语的外来词汇把外来的思想和概念汉字化了，对我们这些从小写汉字读汉字的中国人来说易懂、好用，比其他语言的外来词更容易吸收。如这几年出现在街头巷尾的“便利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日语外来词汇。“便利店”其实就是“超市”的意思，但它又超出超市的概念。“便利店”不仅具有超市可以卖日常生活用品的功能，它还可以为你充值公交卡、为手机快速充电甚至交水电费等。想想确实很便利，于是“便利店”这些能生动反映事物特征的日语外来词汇便很快的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可以说，近年来日语外来词汇的大量涌入，对我们的思维，文化甚至对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都产生了影响。他大大的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周玉琨、曲娟，《日源汉字词的语义特点》，汉字文化，2004.06
[2] 冯永胜，《汉语新词语中的外来词语》，科技信息，2006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本文对派于港台的析词语—方言词、外来词、析透词进行结构方式的归开，归开为缩略词、派生词、类化语词，然后进行杜会心理的分析.作者认为上迷析词语在汉语中得以广泛运用，主要足因为模仿心理、商业杜会化心理、术析尚筒心理等因素所致。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在语言的内部要素中，词汇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最密切，词汇是社会生活的镜子。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与香港、 台湾 等地区的 经济 文化交流日渐增多，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的交流也日益加深，尤其是词汇，大陆汉语中广泛使用的新词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港台词语中吸收的，并且在吸收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 现代 汉语的表达，而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又有着特定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新词语台词语的来源、构成方式
1,按来源可分为三种:方言词、外来词、新造词
（1）方言词
港台地区长期使用 历史 悠久的方言—广州话(粤方言)和闽南话(闽方言)，这两种方言本是祖国方言母体中的两个分支，随着港台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最先流传到全国。进人普通话的方言词语以“妙鱿鱼”一词为影响最广。“妙鱿鱼”借助“鱿鱼被爆炒后成卷”这一形态特征，暗含“卷铺盖走人”之意;后又在此基础上将“炒”单独使用而表示上述含义，如“他让老板炒了”。此外，又吸收了港台词语中“炒”的第二个义项“倒卖”，组成词语“炒股”、“炒外汇”、“炒地皮”、“炒买炒卖”。近期，由这一义项又引伸出“借助舆论反复传扬某种东西”的新含义，出现了“炒新闻”、“炒明星”、“炒作”、“她的名人地位是给‘炒’出来的”等新用法。
此外，进入普通话词汇的还有:埋单(买单)、打工、水货、大排档、生猛、烧烤、收银台、发烧友等词，生动形象，令人回味。
(2)外来词(loan一word)
语言学家萨王尔在《语言论》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语言，象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吸收过大量的外来词(借词)，目前亦如此。由于香港和台湾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加上特殊的 政治 历史原因，两地方言中的借词是各地方言中最多的，香港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 英语 ，台湾汉语中的借词大多是来自日语，也有部分来自英语。来自英语的借词，音译的如:波(ball球)、波士(buss总经理、大老板)、巴士(bus公共汽车)、的士(taxi出租车)、碟( disc唱片)、酷(cool潇洒中带点冷漠);音译加指类名词的，如:曲奇饼(cookie小甜饼)、恤衫( shirt衬衫)、保龄球( bowling ) ;意译的如:热狗( hotdog夹有西红柿片、香肠等的面包)、快餐(fastfood)、社区(community)、派对( party舞会、社交聚会)、超级市场(supermarket );音译加意译的，如作秀(make show表演)、迷你裙(miniskint超短裙);保留罗马字母形式的专用名词，如卡拉ok(无人乐队，一种配合现成伴奏演唱的自娱形式),ufo(飞碟，不明飞行物休)、eq(情绪智力、情商)、mty(可视歌曲、配景歌曲录象片)、ktv(原为卡拉ok录象片，后转为卡拉ok包房)。台湾语词中有为数不多的日语借词，传人内地的有:塌塌米、玄关、写真、料理(烹调)、人气(受欢迎程度)、企划(规划、计划)等等。
(3)新造词
由于文化环境的关系，港台词语较之内地一向是以“新”、“奇”著称。随着大陆港台文化交流的 发展 ，吸收到普通话全民语汇中来的新造词越来越多，其中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的，如层面、架构、构想、心态、氛围、资讯、认同、涵盖、反思、研讨、整合、互动、资深等;也有科技方面的用语，如微波炉、电脑、登月舱、航天站、脑电图、硬件、声控、光导纤维、环幕电影、 音乐 喷泉、心脏反搏器等。
从港台用语中吸收过来的新造词，往往是富有表现力的，比如，现代汉语里原有“设想”一词，指的是一种不成熟的假定想法，而“构想”一词则是指经过周密思考提出的想法，带有庄重色彩。再比如“反思”一词含有反省、思索之意，用在对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方面，则比“反省”、“思索”更为恰如其分，更具理性色彩。
另有一些用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词语，如形容糊里糊涂为‘满头雾水”、将佳得感情的人、有感情的人称为“性情中人”，形容某戏剧、电影特别精彩、卖座为“爆栩”，这些词语的使用特别富于表现力，令人叫绝。再比如一些受年轻人喜爱的词语，如感叹词哇塞(类似于“我的天”、“乖乖”)、形容词帅呆了、酷毙了、另类、出位;但语中的，如盖(吹牛)、罩得住(压得住、管得了)、摆平(将某人制服，将某事解决)，及老外、老士等等，充分表现了年轻人的活泼、好动、求新、求异。
2,按构成方式可分为:缩略词、派生词、类化语词
(1)缩略词
摘取原语词中最主要的语素或信息将事物的名称或固定短语简化而成的词，或抽取并列成分的共同项，再用数字构成的词。来自港台的新词语中以简缩。
形式出现的新词很多，简缩手段的运用主要是适应了人们求简的心理，比如: 交通 普察—交等、高级工程师—高工、空中小姐—空姐、共同认识—共识、公共关系—公关、清新纯洁—清纯、偏激固执—偏执、个人演唱会—个唱、直接销瞥—直销、超级市场—超市，再如选美中的“三围”等
(2)派生词
派生词指由同一词根分别加上不同的词根而构成一系列不同意义的词，这些同一词根的新词又叫同根词或同族词。
影响大陆汉语的港台新词语中的派生词，以音译外来词的词素充当词根而派生出的词为多。如:“的士”派生出“打的、的哥、的姐、摩的、货的、轿的”，还将“三轮车”雅称为“蹬的”;“巴士”派生出“大巴、中巴、小巴、巴士站”;“酒吧”派生出的“吧台、吧女、氧吧、书吧、陶吧、网吧”等等。
(3)类化语词
类化语词是指某些词或词根的词汇意义逐渐虚化，成了词级(语级)或类词级(类语级)，具有更大抽象、概括意义，而取得了类义资格，并与词根结合而构成的一系列新的“词级词’。
源自日语汉字词的外来词词级，如“族、风、屋”等，“族”，指具有相同特点的一类人，类化而成的新词:“追星族、上班族、玩车族、打工族、休闲族”;“风”，指风格，类化语词如“东洋风、西欧风、西北风(我国流行乐歌坛上曾兴盛一时的具有康放、粗犷风格的演唱方法)”;“屋”特指商号、店家，类化而成的“咖啡屋、时装屋、精品屋、西饼屋、发屋”等，内地各城到处可见。
二、新时期广泛使用港台新甸语的杜会心理分析
1,模仿心理在语言运用上的反映
社会心理语言学认为:模仿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言语生活中，当人类个体发觉某人的言语对自己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时，就会因喜欢该言语作品而倾向于接受其影响，并采取与之相类似的言语行为。言语模仿的动机有好奇心理、仰慕心理和创造心理。港台词语的特点是:新奇独特、富有表现力。大陆汉语对港台词语的吸收运用既是 经济 文化交流的豁要，更是特定 历史 时期国人对港台经济文化好奇、仰慕心理的外在表现。港台经济的超前，文化 发展 的新奇独特，使国人从社会豁要、文化豁要、思想解放的豁要等方面对港台词语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于是由最初的新鲜感而产生模仿，继而又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使用的范围由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扩展.并且渗透到全国，使用者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新词语中极具影响的一个集群。
2.新时期商业社会文化心理的语言体现一
汉语语言论文范文第9篇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的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布龙菲尔德：《语言论》，375-3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