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论文范文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1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提高，实现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做好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实现国际间交流的友好桥梁。而随着新时期的发展，汉语言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论文联盟挑战，因此必须大力开展汉语言文化的传播，进而实现其全面的发展。当然，要做好汉语言的产业化和国际化，让汉语言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还需要积极的进行探索，进而寻求出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一、汉语言文学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间的交流和沟通也越来越频繁，这不仅仅体现在国际间的经济贸易上，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是这样。作为重要的交流媒介—语言，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中国来说，汉语言的发展也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和变迁，在新的时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扩大。这样一来，人们对于汉语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国家的人民都在积极的学习汉语，开始接触古老的中国文化，感受魅力无穷的汉语言文学，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当然，汉语言文学要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发展需要树立长远的发展目标。

二、汉语言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

1．现代汉语言文学的现状

现如今的求学更看重实际，所以从中学起，可怜的学生们不得不面对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等实用学科的重担，去承担升学的压力。因为要参加中考，参加高考，要不然就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实际问题面前，学生们不得不有所选择，那就是放弃培养国文基础，而是花大量时间去钻研数理化，去背英语。到了大学，又有新的问题出现，需要学好专业课，找个好工作，或者是考研究生。而这些事情，无一例外都对英语有要求，所以好不容易摆脱升学压力的大学生，还是需要整天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专业课和英文，除了文史哲的学生，其他专业的几乎都没有时间去提高中文。所以我们才会发现，一些著名高校的校长竟然在重要场合发言读白字错字，甚至用错典故，这恐怕和如今学者的风范不符，不得不令人担忧。

2．国际化背景下的冲击

除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另外一点不得不谈，那就是西方世界的强烈攻势，尤其是英语国家的语言冲击。正如在前一小节已经提到的，现在的人们学习英语的时间远远超过学习中文的时间。在中学期间，升学的压力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大学，就业的压力恐怕是最重要的。凡是求职，公司无论大小，都要求职员cet4 或者cet6。另外一方面是出国的需要，这对英语的要求更高，toefl 和gre 耗费了多少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二、汉语言文学发展要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

1．树立起产业化发展的理念。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那么就要有效的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分析和探究，进而寻求出有效的发展策略和发展规划。那么，从当前的汉语言文化发展现状来看，我们就需要依照汉语言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探讨。古汉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汉语言文学最为丰富的素材宝库，他对于汉语的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随着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革，近代的白话文开始兴起，汉语言文学也就开始了一场变革和发展，而现代青少年对于深入学习研究古汉语和国学的耐心正逐步丧失。汉语言文学的产业化应该与汉语支撑并由汉语表达的中国的价值观理念结合在一起，而不应该是由汉语描绘出的其他文化的内容，在这方面需要加强注意。

2．树立起国际化发展理念。对于汉语言文化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就需要做好全面的规划和详细的分析。

转贴于论文联盟

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要想实现其国际化的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让更大范围内接受汉语。这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让汉语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认可，这对于汉语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语言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代表。在这方面汉语言的发展就有了很好的一个发展平台。与此同时，实现汉语言的国际化就要建立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很多重要的组成，但是在发展汉语言国际化的过程中就需要将汉语言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进行国际化。针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尤其是在人力以及物力和财力上，在这几个方面做好支持。最后，汉语言文学要渗透到的是世界各国，不应该急功近利只盯住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欧美各国。要实现汉语言论文联盟的国际化发展就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放眼全球的发展规划，进而建立起汉语言发展的体系。

3．树立起走产业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发展理念。对于汉语言的国际化发展来说必须紧密的和国际化的发展大环境联系起来，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任何淡化了或者是脱离了国际化来谈产业化都是片面的，缺乏客观性的。对于汉语言的发展来说国际化与产业化是互相支持和紧密相连的。所以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大发展和产业化路子就要将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

当然实现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还需要和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的联系起来，实现和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一道走向世界。我们相信只有多方联手进行准备，汉语言的发展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更好的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 议论文；语言；作文

一提记叙文的语言，我们马上想到的是生动形象；一提议论文，我们想到的则是枯燥乏味。其实，议论文的语言完全可以像记叙文的语言一样生动起来，下面就教你几招。

一、巧用四字词语，增强论证的气势

四字语是汉语言中独有的语言现象，《诗经》多用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感人至深。汉语独有的语法特点，四个字巧妙组合能表达不同的意思、不同的气势，可以说在表意、表情等方面具有灵活性、多样性，能起达其他字数句子所不能达到的表达效果。因此，在议论文中如果巧用四字语，能大大增强论证的力量。如2011年高考新疆优秀作文《天道酬诚信》：

诚信在心，将诚信发挥在经商致富中，可以家财万贯；将诚信延伸到安身立命上，可以后世传颂；将诚信拓展到八荒六合，四海之内，则可万民归心，顺天地阴阳、法四季轮回，运之则五岳震荡，百川奔涌，诸侯朝服，天下匡正。屈原被发行呤泽畔时，叹“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他愤恨那些“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他忠君恋阙，心系国家，屈子一跃，一河碧水为之激荡，千载令名不朽。刘邦入守关中，之所以可以深得民心，在于履行约法三章，秋毫无犯……

这段文字大量运用四字词语，或单独使用，或镶嵌在句子中，有力地论证了“诚信”这个论题。

二、引述事例诠释概念，化抽象为具体

写议论文，如果空洞地说教或空发议论，会让人觉得语言干瘪、生硬；但如果用典型的事例、典故、诗文来分析论述，就会避免这种情况，所诠释的概念会灵动起来，所论述的道理也会更具说服力。如2011高考北京优秀作文《让或不让》：

当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成为千古美谈，当六尺微巷已为众人所称颂。赞扬，面对那一枚枚闪烁着金光的世乒赛金牌，我不禁问道，我们是否应该让出它们，我们到底该让出什么？

一开篇概述出两个典故巧妙地引出了要论述的话题，既简洁又生动。

三、妙用古典文学意象，化枯燥为生动

古典文学中的一些文学意象鲜活而生动，一看便能给人以美感，如果能巧妙地借用到议论文中来，不但能使议论文的语言不再枯燥，还能让读者在美的愉悦中轻松地领悟你所论述的道理。如2011年湖南优秀作文《当你不是世界的中心》：

大自然厚德载物，却从不以造物主自居。雨水润物无声，海水容纳百川，水以天下之至柔驰聘天下之至坚，却从不居功。清风徐来，带来阵阵花香，你甚至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这些自然万物无处不在，却温柔敦厚，不事张扬。而在自然中生长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骄傲呢？因此人要学会将自己“边缘化”，即不以自我为中心。

“自然”“雨水”“海水”“清风”“花香”这都是古诗文中常用的意象，一看这些词就让人振奋，作者运用到自己的文中，巧妙地引出了“人要学会将自己‘边缘化’，即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

四、引用古诗文，增加议论文语言的文化神韵

古诗文意蕴浓郁，写议论文时如果能巧妙地把它镶嵌到说事论理的句子中，不但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浓郁的文化情趣会让读者把玩不已。如2011年辽宁优秀作文《君子之风》：

所以君子之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坚持，是“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超迈，是“我自横刀立马”的豪气，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孤傲。

作者在概述完兰、竹、菊、梅的特性后，在句子中嵌入古诗文句，生动地阐释清了“君子之风”这一概念。

五、使用整句增加语言的气势，突出文章的旨意

过于单一的散句，容易让语言乏味，但如果在文中适当加进一些整句来诠释概念或者概述事例，就会让语言生动起来，而且还会让论证更有气势，旨意更加突出。如2011北京优秀作文《包揽后的反思》：

近年来，姚明创造了中国第一高度；刘翔创造了中国第一速度；丁俊晖创造了中国第一准度；而李娜创造了中国第一力度！这一个个中国实力的体现，无不是中国近年来在体育领域进行改革，调整运作体制使之科学与完善的结果。

文章最后，作者运用排比造出一个整句，既增强了语言的气势，也有力地总结了自己对我国包揽乒乓球金牌一事的看法。

六、巧用比喻，让语言直观生动，富有感性

比喻是各类文体都可使用的修辞方法，如果能用比喻在议论文中形象、具体、感性地来论证抽象的道理，就会使所论证、诠释的观点更容易让人接受。如2011年甘肃优秀作文《让诚信之雨滋润你我的心田》：

诚信是最美的情感，请让诚信之雨滋润你我的心田；请让诚信的春风，拂尽你我心头的那些尘埃。

文章最后，重申“诚信是最美的情感”的观点，并巧用比喻呼应题目，生动又富有说服力。

总之，运用这些技巧，你的议论文语言也会和这些高考作文一样精彩，请努力试一试吧！

【参考文献】

[1] 陆丽琴. 例谈提升议论文语言生动性的方法[J]. 现代语文：中旬.教学研究，2011（9）.

[2] 邱德保. 怎样把议论文语言写生动[J]. 读写月报：初中版，2009（6）.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3篇

赣语的大本营在江西境内，江西境外亦有赣方言分布点。江西境内的赣方言主要分布在赣江中下游、抚河流域及鄱阳湖地区，江西境外的赣方言主要分布在湘东、湘西南、鄂西南、皖南、闽西北等地。与语音研究或词汇调查比较，赣语语法的研究相对滞后。据不完全统计，有关赣语语法研究的论文仅有百余篇，专著1本。下面，笔者对赣语语法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评述。

一、专著

汪国胜的《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是江西境外的一本赣方言语法专著，也是目前公开发表的唯一一本赣方言语法著作。学术界对其评价颇高。该书具有论文集的性质，由作者已发表或即将发表的若干篇论文组成，包括《大冶金湖话的“的”“个”和“的个”》（《中国语文》，1991年3期）、《大冶方言的程度副词“闷”》（《方言》，1992年2期）、《大冶话里的“很”类程度副词》（《语言学通讯》，1992年第3～4期，1993年1～2期）、《大冶话的情意变调》（《中国语文》，1996年5期）、《大冶话的语缀》（《方言》，1993年3期）、《大冶话的“倒”字及其相关句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5期）、《大冶话里的状态形容词》（《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2期）、《大冶话的物量词》（《语言研究》，1993年2期）、《大冶话的代词》（部分内容发表于《语言学通讯》，1993年3～4期）、《大冶方言语法札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2期），内容集中于大冶方言的词法。

二、论文

（一）词法

截至目前，已发表的单篇赣方言的语法论文主要集中在词法方面，多表现为对虚词的研究。虚词主要探讨助词、介词、副词以及某些语缀或词尾。其中，助词的研究成果最多。

传统语法学把助词分为三类：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

研究结构助词的论文有：肖世民的《吉安方言中的“个”》（《吉安师专学报》，1989年1期）、曹廷玉的《永修方言的结构助词“个”》（载于《登攀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研究动态助词的代表性论文是戴耀晶的《赣语泰和方言语法的完成体》（上、下）（《语文研究》，1995年1～2期），该文讨论了“矣、刮、改、阿能、呒能”五种语法形式在泰和方言中的具体用法，分析细致而深入。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动态助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动态助词》这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阳春的《南昌方言的体》（《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3期）、《南昌和上犹方言语法体的比较》（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卢继芳的《都昌阳峰方言中的虚字“得”》（《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11月），任燕平的《吉安方言动词的完成体和已然体》（《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肖萍的《吴城方言的完成体与已然体》（《南昌大学学报》，1998年专刊）、《永修方言动词的体》（《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专刊）、《对余干方言动词某些体范畴的分析》（《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都昌方言的“得2”初探》（《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赣语波阳方言的动态助词》（《苏州大学学报研究生论文集》，2003年）、《赣语彭泽方言的四种体范畴》（《语言研究》，2004年增刊）、《鄱阳湖八县方言动词的完成体与已然体》（《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汉语言文字学》，2005年3期）。

研究语气助词最早的论文是熊正辉的《南昌方言里语助词的读音》（《方言》，1982年1期），该文全面地介绍了南昌方言中15个语气助词的读音、意义和用法。汪国胜的《湖北大冶话的语气词》（《方言》，1995年2期）细致地描写了大冶话的语气词所能表示的种种语气意义，并说明了其用法上的特点。语气助词的研究成果还有：万里凤的《南昌方言语气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3期），徐阳春的《南昌话语气词“是”字初探》（《南昌大学学报》，1997年2期）、《南昌方言语气助词“啊”的用法初探》（《语言应用与研究》，1996年3期），刘平的《宜春话的语气助词“着”》（《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王晓军的《赣语新余方言语气词的几个特点》（《新余高专学报》，2006年5期）。

有的助词是兼类词，兼有多种用法。如：陈满华的《安仁方言的结构助词和动态助词》（载于《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胡明扬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徐阳春的《南昌话“得”字研究》（《南昌大学学报》，1998年4期）认为，南昌话的“得”字可以用作结构助词、动态助词、助动词、动词、介词、代词和后缀。该文对南昌话的“得”字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描写，是南昌方言语法研究的一篇较有分量的论文。这方面的论文还有：许小明和周玲玲的《江西吉水话的“里”探微》（《吉安师专学报》，2000年1期），李冬香的《浏阳方言的“到”》（《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5期），刘祥友的《浏阳方言的“”》（《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5期），查清兰的《星子方言的“着”字》（《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2期），龙安隆的《现代汉语和永新方言“得”字的比较》（《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邵宜的《赣语宜丰话“得”的研究》（《语文研究》，2007年1期）。

其他助词的研究成果，有陈满华的《湖南安仁方言的句段关联助词》（《中国语文》，1993年3期）、陈伟然的《关于湖南安仁方言中句段关联助词的讨论》（《中国语文》，1999年2期），等等。

研究语缀或词尾最早的是熊正辉的《南昌方言的子尾》（《方言》，1979年3期）。谢留文《南昌县（蒋巷）方言的“子”尾和“里”尾》（《方言》，1991年2期）是词尾研究论文中的力作，该文描写细致，全面地分析了“子”尾和“里”尾在蒋巷方言中的分布环境和用法，并指明了“子”尾和“里”尾在不同环境中的语法意义。这方面的论文还有：饶星的《宜春话的“积”尾》（《宜春师专学报》，1981年2期）、《永新方言的“加”》（《宜春师专学报》，1985年4期），颜森的《黎川方言的仔尾和儿尾》（《方言》，1989年1期），高福生的《南昌话里的句尾“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王晓君的《赣语新余方言的小称词缀“的”及其它相关词缀》（《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2期），邵宜的《从赣方言看表示动物雌雄语素的词性及其功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章新传的《余江话的“里”尾》（《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2期），昌梅香的《江西吉安赣语“得”后缀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3期）、《江西吉安赣语“叽”后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10期）。

关于介词的研究论文有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介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介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介词“尽”和“驾”》，这3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于副词的研究论文有：陈小荷的《清江话和丰城话的程度副词“伤”》（《中国语文》，1989年5期），彭冰泉的《安福方言的程度副词》（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阮绪和的《江西武宁（上汤）话的程度副词“死、几、蛮”》（《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3期），吕华萍的《安仁方言的程度副词》（《大学时代》，2006年4期），李艳华的《湖南安仁方言中几组有特色的程度标记》（《现代语文》，2006年12期），段福德的《永新话中的程度副词“恶”》（《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1期）。

研究虚词的论文还有谢留文的《南昌县蒋巷方言的两个虚词“是”与“着”》（《中国语文》，1998年2期）。文章讨论了该方言的语气助词“是”的6种用法以及“着”字的2种主要用法。

除了虚词研究成果之外，还有对代词、量词、形容词等实词的研究。其中，对代词的研究最多。陈敏燕、孙宜志、陈昌仪的《江西境内赣方言指示代词的近指和远指》（《中国语文》，2003年6期）全面地介绍了江西境内赣方言的指示代词，指出：在江西境内，赣方言指示代词有二分、多分、近指远指不分三种类型，并列表指明了其分布范围。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刘坚的《乐平方言的代词》（《景德镇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1期），万波的《安义方言的人称代词》（《方言》，1996年2期），蔡宝瑞和陈昌仪的《瑞昌（槐树下）方言的近指和远指》（《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2期），戴耀晶的《赣语泰和方言的代词（稿）》（载于《代词》，李如龙、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杨耐思的《常宁方言的代词》、董正宜的《攸县方言的代词》、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的代词》、李冬香的《浏阳蕉溪方言的代词》4篇论文收入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昌仪、蔡宝瑞的《吉安市方言的指示代词》（《吉安师专学报》，2000年1期），付欣晴的《浅析抚州片方言代词的特点》（载于《语言论集》，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周冬梅的《峡江方言的人称代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1期），汪平、李崇兴和蒋平的《平江长寿方言的语音语法特点》（载于《方言平议》，汪平，2003年），汪国胜的《湖北大冶方言人称代词的变调》（《中国语文》，2003年6期），聂国春的《丰城方言代词概要》（《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1期），梅光泽的《宿松话的疑问代词“么”》（《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期），阮绪和的《武宁话的代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4期）。对代词的研究，还涉及到“格”语法范畴的探讨。如：陈昌仪的《江西铅山方言人称代词单数的“格”》（《中国语文》，1995年1期），肖萍和陈昌仪的《江西境内赣方言人称代词单数的“格”之考察》（《南昌大学学报》，2004年6期；《汉语言文字学》，2005年5期）。

关于量词的研究，有万波的《赣语永新方言量词的清声浊化》（《语文研究》，1996年3期）。

关于形容词的研究，有方平权的《岳阳方言形容词程度表示法的若干形式和特点》（《云梦学刊》，1994年1期），任燕平的《吉安市吉州话中形容词的生动形式》（《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章新传的《余江话形容词的生动形式》（《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4期），曹保平的《都昌方言的变式形容词》（《语言科学》，2003年4期），刘君君的《新余方言形容词分析》（《新余高专学报》，2004年4期），肖萍的《赣语吴城方言的XA式状态词》（《语言研究》，2008年2期）。

关于动词的研究，有杨耐思的《临湘方言的动词补足语》（《中国语文》，1957年9月），该文介绍了临湘方言动词补足语的两种构成形式、作用以及出现的语言环境。

词法方面还涉及对重叠式的研究，有曹保平的《都昌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形式及特征》（《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4期），阮绪和的《江西武宁（上汤）话一种特殊的动词重叠结构》（《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2期），阮绪和、陈建华的《武宁话的重叠式》（《九江学院学报》，2006年3期）。

除上所述外，赣方言词法研究的论文，还有许小明的《江西吉水方言中的“几”与“个”探微》（《吉安师专学报》，1999年1期）。

（二）句法

相对于词法研究来说，赣方言句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汪国胜的《湖北大冶方言的比较句》（《方言》，2000年3期）和《大冶方言的双宾句》（《语言研究》，2000年3期）两篇论文值得称道，前篇排比了该方言里表示比较的各种说法，后篇考察了大冶方言双宾句的各种句法表现。孙宜志的《宿松方言的“一VV到”和“一VV着”结构》（《语言研究》，1999年2期）从表义特点、组成部分、句法特点三个方面探讨了宿松方言的两类结构：“一VV到”和“一VV着”。论文分析细致，结论可信。此外，还有张民权的《试论南昌方言的“不”字及“不”字结构》（《南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4年2期），陈小荷的《丰城话的主观量及其相关句式》（《语言学论丛》第19辑，1997年），吴启主的《常宁方言中的一个常用格式》（《娄底师专学报》，2000年1期），胡清国的《南昌话和普通话否定标记的句法差异》（《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5期），梅光泽的《宿松话中的一种特殊双宾句》（《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6期），邵宜的《赣语宜丰话“约数（量）”的表示方式》（《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11期），阮绪和的《江西武宁话的“拿”字句》（《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2期）。

另有几篇综述性质的语法论文，例如：吴启主的《常宁方言的语法特点》（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5期）从词类、语序、句型、句式、句类等方面介绍了该方言的语法特点。还有曹保平和冯桂华的《赣方言都昌话的语法现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2期），何清强的《江西地方戏曲中的客赣方言语法现象》（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

三、其他

赣方言语法的研究成果，还出现在一批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博士、硕士论文中。博士后出站报告有肖萍的《江西吴城方言语法研究》（2008年）。博士论文有陈小荷的《丰城赣方言语法研究》（1989年）。硕士论文有蔡宝瑞《新建（大塘坪蔡家）方言语法概要》（1994年）、孙宜志《宿松方言语法研究》（1998年）、涂有志《永修方言虚词研究》（1998年）、肖萍《鄱阳湖八县方言动词的“体”》（1999年）、付欣晴《抚州方言研究》（2000年）、张燕娣《南昌方言代词研究》（2001年）、萧九根《八都方言研究》（2001年）、罗国荣《贵溪方言的语法特点及该地区推普问题研究》（2002年）、昌梅香《吉安赣语的常用后缀》（2003年）、肖放亮《南昌县（塘南）方言语气词》（2006年）等。另外，部分客赣方言专著也涉及到一些语法的研究，江西境内的有：陈昌仪的《赣方言概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江西省方言志》（方志出版社，2005年），魏钢强的《萍乡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1年），颜森的《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刘纶鑫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部分赣方言点专著：唐爱华的《宿松方言研究》（2005年），付欣晴的《抚州方言研究》（2006年），李冬香和刘洋的《岳阳柏祥方言研究》（2007年），张燕娣的《南昌方言研究》（2007年），卢继芳的《都昌阳峰方言研究》（2007年），胡松柏和林芝雅的《铅山方言研究》（2008年），刘纶鑫的《芦溪方言研究》（2008年）。江西境外的有：吴泽顺和张作贤的《华容方言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黄群建的《阳新方言志》（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陈满华的《安仁方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李志藩的《资兴方言》（海南出版社，1996年），吴启祖的《常宁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夏剑钦的《浏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此外，某些地方志也会介绍一些赣语语法的内容，一般都比较浅显。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12月，赣方言单篇发表的语法论文共计117篇。其中，江西境内论文数与江西境外论文数的比例约为3：2，词法论文数与句法论文数约为10：1。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3篇，70年代的3篇，80年代的9篇，90年代的45篇，2000年至今的57篇。9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数占到了87%以上。

赣方言语法研究至今虽说已有50余年历史，起步还不算太晚，近年来也有较快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尚不尽如人意，上述赣方言语法研究论文除了在总量上明显不足外（平均1年不到3篇），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主要存在以下不足：1.缺乏系统研究（包括对单点语法的系统研究和对赣语某一语法现象的多方言点的系列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以语法现象为个案的单篇论文，缺乏详细的论述，比较零散，不够全面，不具备系统性。2.对方言语法现象的解释较少。诚然，“描写不易”。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是有必要的。赣方言语法已有文献大多偏重于某一方言现象的描写，而对于该现象的解释还做得很不够，缺乏理论深度。3.句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4.在赣方言已有的语法文献中，方言研究者所选择的方言点，大多集中在县市，对古镇古村落的关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东干语；语言文化；情感纽带

[中图分类号]H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05-03

一、东干族与东干语

东干族是生活在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溯源于我国晚清时期的西北尤其是陕甘地区的回族。无论是风俗习惯还是语言文化，他们至今仍较好地保留着祖上的传统。比如，在衣食住行方面，东干人体现出了我国陕甘一带的地方特色和晚清以来的古风遗俗。再如，中国的茶文化，也无时不刻地渗透在东干人的日常生活中。①

至于东干族得名之由，学术界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如张成材《“东干”音义考释》（《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指出“东干”就是“东岸”；莫超《从西北方言文献角度考察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日）以方言文献为据，指出“东干”就是“东岸”，“东岸”就是“东边”，“东干人”就是“东边人”。“东干人”与西迁自陕西、甘肃两地的回民后裔之历史事实相符等。诸如此类关于东干族的相关研究颇多，汇总而成了“东干学”，涵盖内容方方面面。而胡振华《关于“东干”、“东干语”、“东干人的双语”和“东干学”》（《语言与翻译・汉文》，2004年第1期）及《东干、东干语及东干学研究》（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常立霓《中国“东干学”研究述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就曾对“东干学”的地位和研究范围等作过一定的梳理。

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征。作为清末迁徙定居至中亚地区的陕甘回族移民的共同语，东干语与我国西北尤其是陕甘汉语方言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确切地说，“东干语是一种以我国近代汉语西北方言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为主体，吸收和融合了中亚地区多种民族所常用的俄语、突厥语以及波斯、阿拉伯语的某些成分，在语言要素上发生了一定变异的新的汉语跨境方言”。②如此独特而又极具研究潜力的学术价值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研究切入点也不尽相同，有讨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的性质或名称界定问题的，还有从社会文化角度讨论东干语言的价值和作用，或探究中亚东干语言的变迁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东干语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文章，因数量较少，不再赘述。

二、国内东干语相关研究

国内对东干语的研究成果，就专著而言，有这样几本重要著作值得提及：《中亚东干语言研究》（海峰著，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东干语论稿》（林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中亚东干学研究》（胡振华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东干语调查研究》（林涛、戴庆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中亚东干话调查研究》（王森等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以论文而言，成果略微多些。可按研究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起步期，主要是上个世纪50～90年代，以杨占武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拓展深化期，从本世纪初到至今的十几年，以林涛、刘俐李、海峰等为代表，研究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本文以东干语研究的两个发展阶段为纲，对东干语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

（一）起步期（20世纪50～90年代）

东干语研究伊始，相关论述颇少。国内期刊最初仅见几篇译文，如杜松寿译《东干语词儿书写规则》（《拼音》，1956年第2期）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了东干Z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杨占武等译《东干语的回教化和苏维埃化》（《固原师专学报》，1987年第3期）论述了回教化语言和俄语对东干语的词汇文字等方面的影响；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介绍了东干语词汇特点，并指出东干语研究蕴含着独具特色的语言学价值。丁宏《试论东干人语言使用特点――兼论东干语与东干文化传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认为，东干语顽强的生命力离不开东干人民族文化传承的意愿；丁宏《东干文与东干语》（《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回顾了东干文字的创制过程和东干语研究的进程，并就东干语的词汇特点作了细致归类和描述。在起步期，学者们注意到东干语潜在的研究价值，极富远见地指出：“东干语不独为汉语言学，也为普通语言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③

（二）拓展深化期（21世纪初到至今）

这一时期，东干语研究成果渐趋丰富，研究范围得以扩展，包括东干语本体研究、东干语与周边语言接触研究、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比较研究、东干文字的研究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具体铺陈如下：

1. 东干语本体研究

在语音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的语汇变调和语法变调》（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第三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7月）、《东干语（陕西支）声调共时差异实验研究》（《民族语文》，2013年第5期）。前者描述了东干语和西安话、焉耆话这三个同源异境的汉语方言的声调及变调特点，后者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分析了东干语（陕西支）五个年龄段声调的共时差异。林涛《东干语音系略说》（《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03年9月）就东干语的音系和声韵调配合关系作了细致的说明。星雨《东干语陕西方言语音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基于东干语的陕西方言语音的共时描写，用历史比较法分析了东干语和陕西方言的语音差异，并指出境外东干语陕西方言的研究对西安方言及关中方言的研究意义。该文肯定了东干语对汉语方言本质特点的保留，陈述详细，内容独到。

在词汇方面，有讨论东干语中借词现象的，如海峰《试析中亚东干语中的借词》（《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杨景《中外东干语外来借词评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杨景《东干语借词研究》（中国社科院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杨景通过田野调查，对东干语借词的数量和类别、变化规律以及其对东干语的影响作了全方位的描述和研究。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列举了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海峰《中国西北回族话及中亚东干语部分词汇的历史印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分析了东干语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与历史典籍中词语的印证及源流问题。此外，何向向《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的文化透视》（《剑南文学》，2016年第5期）和《东干语亲属称谓语研究》（《祖国》，2016年第16期），都从文化的角度对东干语中亲属称谓语词汇及其特点进行了探析与总结。

在语法方面，学者们关注了东干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林涛《东干语的语法特点》（《汉语学报》，2005年第2期）就东干语词类划分及特点、构词构形方式、语序特点、特殊句式（给字句、补语和双宾语表示法）等方面，对东干语的语法特点进行了论述。海峰、王景荣《现代东干语把字句》（《南开语言学刊》，2003年第00期）和焦妍《汉语与东干语“把”字句特点对比分析――以俄罗斯屠格涅夫俄文小说《木木》为语料》（《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均讨论了东干语“把”字句问题，指出东干语语法研究对陕甘地区方言语法研究具有参照价值。还有探究东干语特殊句式的，如海峰《东干语“把N不V”句式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描述了东干书面语中出现的“把N不V”，指出西北汉语方言及近代汉语中存在类似句型。

此外，虚词的探究也成果斐然。王森《东干话的若干语法现象》（《语言研究》，2000年第4期），对东干语动态助词“着、了、过”的对等表示法等语法现象作了详尽的描写和分析。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形容词后的助词“下”[]》（《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谈到了东干语中的形容词后的助词“下”[]，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完成”体貌助词“哩/咧”》（《南开语言学刊》，2006年第2期）分析了东干语体貌助词“哩/咧”的分布情况；王景荣、马庆株《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体貌助词研究》（《南开语言学刊》，2007年第2期）梳理了东干语中的九种体貌助词；王景荣《东干语、汉语乌鲁木齐方言常用语气词及语气词的共现》（《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描写了东干语和汉语乌鲁木齐方言中的几类语气词。海峰《东干语中一个特殊的ди（“的”）》（《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1期）关注到了东干语中出现的高频率语素ди“的”现象，并对其作用和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2. 东干语之语言接触及变异研究

这是东干语研究的一个热点环节，成果显著。林涛《东干语在多民族语言接触中的变异现象》（《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挠镆簟⒋驶愫陀锓角度描写了东干语在印欧斯拉夫语族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语言影响下所产生的变异。刘俐李《东干语、焉耋话，关中话同源异境之百年演化》（《中国社会语言学》，2003年第1期）指出，相比起其源头关中话和其分支焉耋话，关中话另一分支东干语则是处于无汉语的多语言环境中，在东干语形成的过程中，语言环境（如俄语和维吾尔语等的影响）对东干语语音、词汇和语法都产生了影响。刘俐李《论中亚东干语的去汉语化音变》（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2008年4月）及《论哈萨克斯坦东干语音节的辅音化变异》（《语言研究》，2015年第2期）认为，中亚东干语音系虽然在音类上保留了其源头方言的特征，但音值上却受俄语的影响而发生了一些去汉语化变异。海峰《论东干语的发展》（《新疆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认为，东干语作为汉语方言在境外的特殊变体，原本的陕甘方言受到俄语和突厥民族语言的影响，东干语在新的环境下保存和发展很具特殊性。林涛《东干语的融合、变异和演化》（《中国回族研究论集》，2005年第00期）指出，就语言要素而言，东干语融合和变异并存，东干语与中亚地区多民族语言融合主要发生在词汇层面，而作为跨境汉语方言产生的变异主要发生在语法层面上。融合和变异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对东干语自身也有不利的影响。张淑均《俄汉语言接触中东干语的变异现象》（首届海峡两岸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1年年会）则从东干语文字、语音中的新增音位、借入词语的声调化及音变、口语读音和书面语读音的分歧等角度，讨论了俄语对东干语音系的诸多影响。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核心词和特征词比较》（《语言研究》，2009年第2期）对中亚东干语、新疆焉耆话及其两者源头陕西关中话进行了比较，描述了核心词和特征词在三个方言中的保留情况，指出东干语词汇变化为语言环境影响所致。张攀《东干语词汇特点浅析》（《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列举了东干语词汇中存有的俄语、突厥族语言、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借词，指出这是语言接触和影响的极好例证。

3. 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关系研究

因东干语与汉语西北方言的渊源密切，探讨东干语与汉语方言关系自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海峰《中亚东干语是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语言与翻译》，2007年第2期）基于历史渊源、民族学和语言学标准、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等，得出了中亚东干语实为汉语西北方言的域外变体的结论；《中亚东干书面语言与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联系》（《回族研究》，2014年第4期）指出东干书面语实际是隶属于陕甘方言的中国新疆伊犁回民方言在境外的变体；另一文《同类型文体东干书面语与普通话书面语差异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通过对同一篇俄文作品的普通话译文和东干语译文的比对，指出了两者在语法形式、词汇及语言面貌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差异。刘俐李《同源异境三方言声调比较》（《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通过比较同源异境之中的西安话、焉耆话和东干语声调的异同，揭示了焉耆话和东干语的阴平调由共时的调值变异演变为历时的调类合并的原因、条件和过程，并论证了变异速度和程度与语言环境的密切关系。林涛《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北方语言论丛》第二辑，2012年第00期）认为，东干语和我国现在的北京话、西北方言相比，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存有关联，有同有异，并以列表的形式细致比较了三者在语音和词汇上的异同。

4. 东干语文字问题研究

东干语的文字问题曾引起过语言学界的激烈讨论，国内相关问题的论述有：胡振华《关于东干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语言与翻译》，2014年第3期），该文讨论了东干语言文字中诸如新词术语、文字标调和标准音等问题。此外，常立霓《东干拼音文字与汉字拉丁化的回顾与思考》（《社科纵横》，2011年第12期）和林涛《东干文――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尝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彭泽润、曾宝芬《“东干语”音素文字及其词式书写的启发》（《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曾宝芬等《东干文和世界两大文字家族的演变对汉语文字发展的启发》（《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都提到了东干文是汉语拼音文字的成功实践，并且指出东干拼音文字的经验对汉语拼音化、现代汉语音素文字的创制及词式书写等方面的规范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曾宝芬《东干语词式书写及其正词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和《东干语和普通话有关名词的正词法研究》（《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曾宝芬、朱丽娜《中亚东干语和汉语普通话有关动词书写的正词法比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都讨论了东干语词式书写的相关问题。

三、结语

国内东干语研究发展至今，成果不容小觑。从最初的零星翻译引介和宏观透视，到近十几年来的拓展研究，W界对东干语的研究势头日益强劲。就已有成果而言，可以说总体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虽起步较晚，但研究群体集中，内容涉及面广。当然也有明显不足，例如对东干语的科学理论、语言体系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语言材料也需要深度挖掘。这应当是东干语研究的日后走向。林涛、惠继东等就此作过细致的探讨，认为东干语研究应强调对科学理论、语言体系和语言材料的重视等等。④

当然，东干语一直被视为汉语方言的境外变体，具有跨境语言学研究之得天独厚的条件。⑤并且，作为联系我国和中亚地区的情感纽带，东干语的深入研究既积极响应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建设，也有利于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由于以上诸种原因，东干语研究必将成为学界一道靓丽的学术景观，而研究洪波也会一浪更比一浪高！

（本文所依据的材料为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著述，并以论文为主。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注 释]

①参见林涛等：《中亚东干族考察纪行》，《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②林涛：《东干语中的元明清白话词语》，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

③杨占武：《东干语及东干语研究的语言学意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④林涛、惠继东：《东干语言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方向》，《西夏研究》，2015年第3期。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本位 教学法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一、“本位”及相关概念

要讨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本位，首先要了解何谓“本位”。有关于“本位”的问题在近几十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本位”的定义，各家的理解并不相同。

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研究的领域可分为两个大板块：一是对汉语言本身的本体研究，二是对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理论与实践体系和学习与习得规律、教学规律途径与方法论的主体研究（杨庆华，1997）。“本位”的问题也分为本体研究中的本位问题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本位问题，一者基于教学实践，一者基于理论分析。虽然处于两个范围内的各本位观在名称上大体一致，但内涵常常不同。

本体研究中“本位”的定义既可以指作为语法研究的最重要单位和作为语法研究出发点的的单位，也可以指语法研究的基本单位之一，还可以指语言基本结构单位，大部分的本位观都是基于第一个定义。大体而言，传统语言学的各级语法单位都曾经被当作某种本位，如词本位、句本位、词组本位、小句中枢以及语素本位、字本位等。

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本位问题，则是指以什么作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近些年教学本位问题也论争不断。其中对字本位和词本位孰是孰非的论争最为突出，还有语素本位，句子本位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地说，基于某种本位的研究和教学，都可以称作“本位观”。而本文主要评介“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的本体研究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并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角度，思考不同的本位观在教学中协同合作的可能性。

二、词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无论是要介绍本体研究的本位观还是教学本位观，“词本位”作为汉语第一个语法研究本位都不可忽视。词本位即词类本位，以马建忠为代表，是提出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本位观。1898年，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诞生，黎锦熙从出提炼出了“词类本位”的概念。《马氏文通》的创作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马建忠，1898），马建忠先生主要借鉴的就是西方的早期普遍语法理论，它将汉语研究传统和欧洲语言研究传统结合起来，建成的是一个西方语言式的汉语语法体系。虽然在之后的“词本位”和“字本位”之争中，词本位的“印欧语眼光”饱受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词类本位的确立完全改变了汉语语法乃至整个汉语研究的格局，其影响极其深远。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本位”是指把词作为语言教学的基本单位，教学中词语选择以语法教学内容和课文内容为主要依据，词语释义主要使用翻译法。具体操作就是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时，将词作为最基本的教学单位，由词开始向上学习其他层级的基本单位和语法规则。也就是说，先学习词，再学习用词造句，接着学习用句子组成的课文。按照词本位原则编写的教材通常分为中外文对照词表、课文和语法规则三个部分，实际教学时也按照这三个部分展开，这与西方第二语言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我国外语教学主流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别无二致。虽然现在我们提倡将“字本位”引进汉语教学，但在实践上词本位教学法依旧占据着课堂教学的主要地位。

三、语素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语素本位与词本位一样都是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提出来的。最早提出“语素教学法”的是盛炎，后来肖贤彬提出“语素法”应称为“语素扩展法”，即在词汇教学中除了讲练目标词语的词义和用法外，还要分析词语中的语素（字），然后以一定的义项为单位与其他已学或未学的词素再行组合，从而巩固所学词语（包括目标词语和己学词语）和扩大新词的学习范围。王又民是“语素教学法”的最早实践者之一，他在《汉语常用词分析及词汇教学》中，对汉语3000最常用词进行了分析统计，认为单音节词、复合词构词的意合特点是贯穿汉语词汇体系的中心链条，介绍了“一体化教学法”的词汇教学方式。

语素教学法的优点是有助于汉语学习者准确理解词义，通过对语素义的由此及彼可以有效地扩大词汇量，并且对学生掌握汉语词汇中的文化因素也大有助益。

四、字本位的本体本位观和教学本位观

自《马氏文通》开始，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我国的语言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界在当时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套用、引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框架，熙称这是汉语研究的“印欧语眼光”。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框架来解释汉语的语言现象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字本位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字本位理论最早由徐通锵（1997）提出，他最早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全面地阐述，并发表刊印了一系列相关专著。1997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的出版标志着字本位理论发展成型。此书对印欧语系语言的特点和汉语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对比分析，强调汉语的独特性。徐通锵（1997）认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汉语和印欧语的编码方式的差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深刻影响了语言的结构基础。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而印欧系语言的突出特点是语法结构，因此称汉语为语义型语言，称印欧系语言为语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词类划分，语义型语言不能单纯套用。语义型语言的结构框架应是“话题―说明”，其结构单位的序列应是：字、辞、块、读、句。徐通锵认为“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为了与词本位的“词”的概念区别，用“辞”来指由字组成的字组；块是因交际的需要而临时组织起来、表示某一种意义的字组，是大于辞的结构单位；读是语意未完而在语音上可做短暂停顿的结构单位，它小于句而大于块，由“句读”而来。徐通锵还提出了向心、离心构辞法，对汉语音韵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声调的特点做了详细论述。

徐通锵通过一系列的论著建立了字本位理论体系，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支持这一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其他主要代表学者还有鲁川、潘文国、孟华、杨自俭、陈保亚、王洪君、汪平、李树俨以及吕必松、张朋朋等人。他们有的侧重于本体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对字本位理论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字本位体现为以“字”为教学的最基本单位，充分发挥汉字形音义结合的特点带来的作用。教学中突出字的书写与识读、字的理据性和构辞法扩展。目前公认的贯彻字本位理论的汉语教材是20世纪末法国汉学家白乐桑与北京语言学院的张朋朋合作编写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教材的主体内容分为课文、生词、汉字的介绍讲解、语法的讲解运用和文化几个部分。《启蒙》十分重视汉字教学，将汉字教学分为汉字介绍和汉字记忆两个部分。该书于1989年在法国问世以后，一年多就创了法国汉语教材有史以来年销售量记录。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本教材采用的“字本位”与徐通锵提出的“字本位”不太相同，也有学者提出应将徐通锵提出的字本位与白乐桑提出的字本位区分对待。

进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字本位”的确与本体理论的“字本位”存在一些差异。就词汇教学来说，贾颖提出的字本位词汇教学法，实际上是将字本位等同于了语素本位，他认为在实际教学中应该先教基本词汇中的单音节词，然后让汉字与复合词的教学同步进行。李开认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应该强调语素和构词法，提出了“语素层级说构词法”，从语素构成的等级分类角度，对词汇的构成再进行分类。可以把语素构成系统用于词汇教学次序，在语素和构词法的理论指导下进行词汇教学。之所以会出现将字本位等同于语素本位的观点，根源在于汉字的性质具有特殊性，后文会进一步探讨。

学界对于字本位理论既有支持，也有批判。对其支持和赞同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字本位理论摆脱了印欧语研究的束缚，为一些汉语中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如汉语词性、主谓语关系和汉语的语言类型等，并且展现了一种勇于开疆扩土的学术态度和批判精神。实际教学中，也有证据证实了字本位有利于解决的汉字教学的难题。而对其持反对和批判意见的学者主要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字本位理论内部的观点不一致。如关于“字”的命名和定义，对字本位和语素本位的认识等；其次，徐通锵提出的“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关系也有待商榷，汉字的形音义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这样的一一对应。

五、三个本位的评价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目前学界对以上三个本位的看法不一。有认为要完全摒除词本位、大力推行字本位的极端字本位观，有提倡以字本位为主、配合词本位有效的部分的字本位观，也有认为应该将词本位和字本位结合的复合本位观。还有人认为字本位教学法的本质是语素教学法，应该取消字本位教学法，以免形成混乱。综合上述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的观点，本文认为各个教学本位都具有其他教学本位不能替代的教学优势，试图寻找一种贯穿始终的“最佳教学本位”是不可行的。这主要是由汉语语言系统的特点和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决定的。

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都是基于汉语语言单位提出来的。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观点，各语言单位无论是在西方语言学的语言系统中还是在徐通锵提出来的语义型语言系统中本质上都是呈层级排列的，每个语言单位在自己的层级上都会呈现出其他语言单位无法替代的特征。这就决定了词本位、语素本位和字本位间也可以形成一个系统层级关系，处于具体层级的本位观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解决整个语言系统的问题。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复杂而特殊。语言是符号和意义的结合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但同时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它又是以义为本的形、音、义结合体，与汉语结构单位有密切的关系。词和语素在书面语言中，都可以用字来记录，三者有对应的情况，但不能说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因此谁也替代不了谁。

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来说，编写教材和课堂教学时要考虑多种教学任务，至少要涉及词汇的释义和词汇运用等的讲解，还要考虑选择的词汇内容和数量。词汇运用的讲解既要包括进入上级层次单位的规则，又要包括词汇隐含的文化因素的介绍，还要兼顾在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中的运用。面对的教学对象不同，教学任务还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词本位教学法与西方第二语言教科书惯用的教学法相似，符合部分外国学习者的语言学习习惯，对词汇运用的规则讲解比较重视，有利于交际。字本位教学法重视汉字和从字到词的扩展，有利于解决词汇“会说不会写”的书写问题。语素教学法在词汇量的扩展和词义的联想上都卓有成效。因此在词汇教学中，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和不同的教学任务应该综合不同的单位进行教学。

本文所述观点只是本人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基本单位问题的一点愚见，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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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修辞学 西方修辞理论 关系

1.什么是修辞学

修辞学（rhetoric）最初的含义是说服的艺术，其理论源自于古希腊时期的古典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被认为是修辞学的经典著作。在中世纪的西方，修辞学和逻辑学、语法并称为“人文三学科”（the trivium of the liberal arts）。然而，西方修辞学曾一度衰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修辞学再度辉煌，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言辞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修辞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了修辞学的复兴并使之从狭小的理论范围冲出来，不少学者作出了贡献，有I.A.Richards理查兹，Kenneth Burke（伯克），Donald C.Bryant（布莱恩），Maurice Natanson（内坦森），Lloyd Bitzer（比彻尔）等人。

在英语修辞学史上对修辞学下过的定义很多，有关修辞学的范围和性质的讨论五花八门。“对西方修辞原则和实践的研究也许是最古老的学科，而且修辞这个专门术语在其至少2500年的历史中，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因此如何界定修辞学是非常困难的一项工作……修辞学研究的是一切文化形式，它可以是大众传媒形式，也可以是任何这样或那样、具体或抽象的文化现象”（胡曙中，2004：2）。关于修辞学，“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西方修辞学对于修辞的定义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修辞是情感和思想固有的力量，它通过包括语言在内的符号传递给他人以影响他人的决策与行为”（温科学，2004）。综合有关提法，作为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修辞学研究的问题有：语言内在的修辞特点；人为何能影响他人和被他人影响，动机是什么；人与周围的符号的关系；修辞与现实、历史的关系；如何评价劝说性话语等。

2.几种西方修辞理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新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进入了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新修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Kenneth Burke，I.A.Richards，Chaim Perelman，Richard M.Weaver，Stephen Toulmin和Marshal Mcluhan等，他们从各个角度开展研究，为西方修辞理论的构建作出了贡献，下面着重谈谈前三位的基本理论。

2.1伯克的动机修辞学

Kenneth Burke（伯克）是公认的新修辞学的领袖人物，Burke有大量的修辞学著作和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动机语法学》（A Grammar of Motives，1945）和《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1950）。Burke的修辞理论也称动机修辞学，其主要提法是“同一”（identifications）：旧修辞的关键词是规劝，强调有意的设计；新修辞的关键词是同一，其中包括部分无意识的因素。同一就其简单的形式而言是有意的，正如一个政客试图与他的听众同一（Burke，1967：177）。“同一”的使用出于修辞“动机”（motives）。Burke的另一重要修辞观念则来源于戏剧分析的戏剧五要素，也称“五位一体论”（pentad）。这五要素即行为（act）、场景（scene）、执行者（agent）、方法（agency）和目的（purpose），把语言和思想作为行为的模式全部用修辞“动机”进行处理和分析。这个观点有着重要的意义，说明修辞的运作不仅出现在演讲、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与语言密切相关的话语形式中，而且连建筑、音乐、庆典、集会、市场等都包含修辞“动机”，按照Burke的理论，这些本质都是修辞性的。因此，修辞学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同一”，改善人际关系的桥梁。“他（Burke）对修辞学范围的开拓以及对修辞学在现代应用方面的扩展，给人们一种全新的面貌，带来全新的希望，对于西方修辞学在20世纪的复兴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温科学，2006：150）。Burke的其它有影响力的著作还有《语言即象征行为》（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1966）、《宗教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Religion，1961）等。

2.2理查兹的修辞理论

I.A.Richards（理查兹）是新修辞学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在修辞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有与an（奥格登）合著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和《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意义之意义》认为词语是符号，意义不是存在于词语或符号本身之中，借鉴符号学家的分析模式，指出一个符号所指的意义不是独一无二的，要在语境中进行理解和阐释。在《修辞哲学》一书中，Richards谈到了一些基本概念，如话语的目的、意义的语境理论、抽象过程和隐喻等。概括起来，Richards的重要理论之一是他的“意义之语境理论”（the context theorem of meaning），这一理论与“抽象理论”（theory of abstraction），即词语的意义如何产生理论密切相关。按照Richards的理论：人类的思索就是一种整理过程――把进入大脑的信息加工、分析、比较和分类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引起的刺激同语境――以往的遭遇和经验所引起相似刺激进行对比。人在这一过程中作出反应，这种反映概念化之后就用语言符号表现出来，形成符号意义。Richards的其它著作还有《文学批评的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1929）、《阅读方法》（How to Read a Page，1942）、《思辨工具》（Speculative Instruments，1955）等。

2.3佩雷尔曼的论辩修辞学

Chaim Perelman的修辞学贡献在于他的哲学探索，他有力地强调了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联系。Perelman的重要著作是与Madame L.Olbrechts-Tyteca合著的《新修辞学：论论辩》，其于1958年出版，在1969年被译成英语，还有《修辞的王国》（The Realm of Rhetoric，1977）等。“自威特利以来，没有任何修辞学家在全面阐释作为一种论辩话语的修辞学理论方面比得上佩雷尔曼影响更大的了”（Theresa Enos，1996：502）。在修辞学的论辩理论中，获得听众的信奉似乎是所有论辩者想要达到的目标，Perelman把听众的概念大大地扩展，还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辩论。“概括地说，Perelman的哲学思想代表了一种非形式逻辑的探求，这种逻辑在行为科学和哲学中所起的作，类似于现代形式逻辑和经验主义在精确科学中所起的作用”（胡曙中，1999：360）。他“拓宽了当性研究的空间。他的修辞理性的观点在可能性与或然性的领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样，他的哲学探索与修辞学研究相得益彰，客观上起到了修补哲学与修辞学许多世纪以来的分离的作用，这是他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温科学，2006：178-179）。

3.修辞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修辞学研究融合当代诸多学科的理论成果，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语言研究。修辞学与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等学科有密切的关系。

人类具有原始的思维能力之后逐渐有了精确性思维，修辞学经历了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等的学说的变化，向精确性不断发展，之后，随着形而上学的思维向辩证思维和模糊思维的发展，修辞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也有诸多表现，如“模糊语言学”和“模糊修辞学”的兴起，修辞学中常用的“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都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修辞学中的“认知论”就是同心理学结合的理论；当代主体哲学转向语言论的解释哲学，这说明语言系统需要解释，其所指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义的和不确定的，有多种解释，因此，重视语言的形式势在必然，这正是修辞学的关键，修辞就是要通过“怎么说”反映出来；修辞学界的经典之作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就是从经验材料中进行归纳和演绎进行的思辨逻辑学之上得出来的。例如，对某一文学作品所作的修辞分析往往是从该篇的材料中整理，然后得出结论。按照语义的特点，不同的修辞心理可以影响语义场内外的词语的搭配和选择，因此，有转义修辞、同义修辞、模糊义修辞等提法。语用学和修辞学都强调语境在语言运用中的重要作用，我国著名的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早在30年代就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辞，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辞”（陈望道，2000：11）。语用学的理论P.Grice（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所包含的量、质、关系和方式四个要则的运用和故意违反均可产生修辞效应。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变体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修辞学中的语言形式的取舍、修辞效果的优劣与社会环境和言语环境密不可分，使得这两门学科相辅相成。语篇语言学研究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中的连贯性语篇（text），用语篇分析理论探讨词语用法、句法特征、篇章组织等，这些内容同修辞学的研究内容互有交叉，语篇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同修辞学结合，将会深化和拓展修辞学的研究。

4.近年来中国修辞学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英语修辞学蓬勃开展，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主要成就集中在国外修辞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修辞格研究、修辞学应用和中外修辞对比研究等方面。

4.1英语修辞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英语修辞学的研究近年来很重视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引进与探讨。在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有：冯萃华著有《英语修辞学》（1983）、《英语修辞大全》（1995）；王德春著有《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1986）、《现代修辞学》（2001）；胡曙中著有《英汉修辞学比较研究》（1993）、《美国新修辞学研究》（1999）和《现代英语修辞学》（2004）；温科学著有《20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2006）；黄任著有的《英语修辞学概论》（1999）等，杨自俭（1988）、顾曰国（1990；1998）、束定芳（1990；1996）等分别将国外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与最新的动态介绍给国内，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对英语修辞学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的评述。此外，有不少的直接翻译的修辞学的原著和期刊上的论文，全方位地介绍了西方修辞学的理论与体系。

4.2英语修辞学的应用研究

在引进国外修辞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的修辞学研究主要表现在辞格研究、中外修辞对比研究和修辞学应用研究。

4.2.1辞格研究

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比较多。辞格是传统修辞学的研究重心所在。冯萃华的《英语修辞学》、《英语修辞大全》和胡曙中的《英汉修辞对比研究》中都有专章论述常见的英语辞格，并备有丰富的例证。后来，出现了辞格研究方面的专著，如李国南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1999）对辞格的研究比较全面，有说服力；徐鹏的《英语辞格》（1996）便全面系统地结合实例将英语修辞格分为相似或关系类、强调或低调类、声音类、文字游戏和技巧类，以及拟误类等五大类共100种，并论及了辞格的综合运用；李鑫华的《英语辞格详论》（2000）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哲学与心理语言学等角度专门论述了英语中19种常见的修辞格。在辞格的研究中，对隐喻和委婉语的研究比较丰富，如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2000）。该书在对西方隐喻理论进行吸收和整理的基础上，对隐喻的产生、本质特征及功能进行了全面透彻的讨论与分析，隐喻研究成果对语言教学，尤其是词汇教学和辞典编撰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所以这一研究将会更加深入。另外，委婉语的研究超出了传统的修辞格研究范围。从李国南的“英语中的委婉语”（1989）等论文中可以看出国人对委婉语的研究比较深入。

4.2.2英汉修辞对比研究

英汉修辞对比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这方面的著作有杨自俭、李瑞华主编的《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1990），李瑞华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1996），以及前面提到的胡曙中的《英汉修辞对比研究》和李国南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还有大量的期刊论文都有这方面的研究。这些关于英汉修辞对比的研究概括起来，不只是对某些辞格加以比较，还从整体上说明现代英语修辞和现代汉语修辞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特点及其异同，并尽可能地说明这些异同的成因，也有对中西修辞学科的历史性比较、共时性比较和研究特征的比较，还有对英汉修辞从布局谋篇、语段表达、修辞格和语体风格等方面的对应比较等。

4.2.3修辞学的应用研究

（1）英语修辞应用于写作教学的研究，研究者运用英语修辞学的理论与方法，着重阐述英语修辞法的特点，指出英汉作文修辞的差异，对提高中国学生的写作能力很有帮助，如邹爱民的《西方修辞学与英语写作探索》（1999）等。（2）英语修辞应用于翻译的研究，研究者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翻译中修辞学的功用，如郭著章的《从四本专著看修辞格和figures of speech的比较与翻译》（1995）、朱肖晶的《接受修辞学与翻译》（1998），等等。（3）英语修辞应用于其它文体的研究，如运用英语修辞的理论研究广告英语文本的特点，使广告的效果更加快捷、形象、有说服力，如彭家玉的《修辞在广告英语中的艺术魅力》（1999）等均着力探讨了广告英语中的修辞艺术效应。

4.3研究展望

修辞学的研究是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可以从相关学科，如心理学、哲学、逻辑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语篇分析等着手研究，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语用修辞学、话语修辞学、信息修辞学、社会心理修辞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出现。前面谈了几点英语修辞的应用研究，但也有一些更深更广的研究领域等待开发，如英汉修辞对比的研究可以更深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世界上学习汉语的外国人也将会越来越多，以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框架进行汉英修辞的比较研究将有待充实；除了写作教学外，英语修辞与外语教学的研究还可以扩大到其它方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甚少；英语修辞与特色文体的研究中，以对文学作品的修辞研究居多，实用文体只有广告英语的研究有一些，但还不成体系，修辞与其它文体如商务英语、谈判英语、旅游英语等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这方面的研究也十分有必要。总的说来，修辞学的研究前景是很开阔的，随着研究的发展，修辞不再是文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专利，它服务于大众，在许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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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语言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台湾原住民族论述在建构文化身份的时候首先要解决语言问题。他们利用罗马拼音文字直接书写、原汉对照书写及各种语言杂揉的三种书写策略进行探索。虽然原住民的探索保护了自己传统并加深外界对其了解，但是由于 历史 及现实的原因，其 发展 充满艰辛。

文化身份是台湾原住民论述的最重要焦点，原住民文化复振、文学书写及原住民叙事都是围绕着文化身份的认同、重构来展开。但是如何重构文化身份却是原住民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重要问题。语言是建构知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涉及的范畴、行为模式均与用户的文化背景有着深远联系。因此，原住民的文化身份建构首先要涉及到用何种语言来建构。事实上，原住民无论是使用汉语还是母本族语言，创作者、读者都是在原住民抗争历史脉络下进行思考与解读，因而使语言不可避免地附带着 政治 论述意义：“虽然作家、文学作品‘使用语言’的问题其实少有语言学、文学本身的理论基础，只是一种策略论述，然而作为研究问题，似乎必然触及语言作为文学的符号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书写置于在台湾社会整体论争与族群关系的社会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将会对台湾原住民族的书写有一个重新认识与思考，同时也有助于理解台湾原住族的语言策略。

一 创制文字与交掺对照——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

原住民族语言按语言发生学归属于南岛语系。台湾现在约有30多万人使用着南岛语系的十几种语言。但是正如台湾学者何大安等所指出的：“高山’和‘平埔’之分并没有语言学上的意义。唯一可说的是，平埔族由于汉化深，她们的语言也消失得快。大部分的平埔族语言，现在已经没人会说了。”由于多年来，台湾当局并不重视对原住民族语言的保护，甚至有意进行弱化和消除；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交流越来越密切。原住民族语言在这种潮流里并不能发挥其交流作用，反而容易造成交流障碍。在这两种潮流的裹挟下，即使是在原住民里，口语也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更何况他们没有发展出书写文字。因此，从延续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角度出发，有人提倡创制一种新文字，也有人提出利用罗马拼音文字对原住民的语言进行保护性定制。但是，如果从现实的书写状况来看，原住民作家里确实有一大批已经熟练掌握了汉语，要求他们重新学习一种新语言是不太符合现实。因此，就出现了一些作家既保留了原住民族的拼音文字，同时也利用自己娴熟的汉语来进行创作。

夏曼·蓝波安就是既使用汉语用得纯熟而又善于表达原住民族的独特生命感受的作家之一。例如他在(<千禧年的浪涛声》一文里就这么写：“从我膝盖出生的儿子呀!我唯一的儿子啊!你很轻了在我心中，家似是没有根的树木，我以为那一片云不再飘失了。你知道吗?儿子，我的身体很靠近鬼的家，恶灵不断地在我眼前显影，虽然我的灵魂很悍……”他写出了在千禧年里，远方求学的夏曼·蓝波安与兰屿父亲通过手机对话，父亲在手机里利用歌声传达思念与生命逐渐消失的悲伤。而第一句：“从我膝盖出生的儿子”则是夏曼·蓝波安利用他族群里的创世神话而来。这首诗很好地利用了汉语的表达，却始终围绕在达悟族的气氛里。

夏曼·蓝波安不但有创作汉语作品，他还通过利用原住民拼音语言与汉语的互相交掺，构出一个新的书写模式。如一九九二年晨星出版发行的《八代湾的神话》，就是以每一则口传故事，都以原汉语隔页对照注记，如《小男孩与大鲨鱼》一文：“kowyowyod na no kanakan a zokang ori ranam，do jimasik rana yam，amiyan so tawo amiyaven do vahay am，amiyan so kapaka nateng so awawan am，abo pa o kanen da sospa ya，am aboji rapong sira a paciwalaman，ta ji sira mangononong so kalahetan no keilyna ya，no manireng sira yam，marang—kong kaminang—kongk wan da,ori tonadpodponi no tawo do naworad da a mangononong．

小男孩与大鲨鱼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jimasik社有对夫妻结婚了八年膝下仍无子女，在社里他们被喻为模范夫妇，除了天天上山外，在休闲之余成以微笑迎人，甭谈李家长、张家短，因而，社里大大小小，男女老幼皆喜欢到这家人的凉台(noworad)(类似汉语的院子)说故事。”

在使用何种语言上，作家显然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迷失。而夏曼·蓝波安的创作表达了一种民族的取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信息交流的载体。语言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认识到自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此，语言在一个民族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性是鲜而显见的。其次，语言的差异反映的是一系列繁杂的生活系统。每一族群语言文字其背后都有一个实际的“经验世界”与“生活世界”来支撑。卡西尔说“语言间的差异不单单是声音和标记有所不同的问题，而是关于世界的概念各不相同的问题。”因此使用民族创制的新文字背后隐藏着的是建构自己民族身份的努力：“母语得以保留后，文字便成为纪录的绝佳工具。‘有语言无文字形同无文化’的观感多少存在为数不少的汉人朋友的片面印象中；历史的发展也看到不少殒落的民族，因为仅有语言没有文字，即使苟活一时，也必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迁而遭淘汰的命运。原住民自主意识的抬头，重建母语及发明原住民文字便成为符合时代潮流的诉求。……‘原住民作家有必要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书面语，唯有如此，它才能把作者的心声传达给自己的族人。”

孙大川指出：“显然语言文字不仅能通人情而已，其象征性的力量是人类生存、行为规范、文化社会形式之张本。尤其重要的是：语言文字使人类经验的累积和传递成为可能，使人因此成为一个历史的存有。语言文字的使用，使人们能够了解并族类整体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他因而不再是其所属‘环境’的奴隶，他创造了自己的世界”“没有文字，不但无法形成一个以族群为主体的历史传统，也无法将民族有血有肉的情感和想象藉文学的力量绵延下去。”

台湾学者提出创制新的文字策略显然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口语都被迅速同化的当代，如果没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创制语言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孙大川就创制文字指出其范围狭小，容易导致生命力与延续力不强：“这些努力和成果，或只限在少数宣教者身上，或只适宜流传在研究报告里，始终不是一个统一且具有生命力的存在。……不少原住民文化及文学工作者，如泰雅族的娃利斯·罗干，以罗马拼音文字从事原住民的文学创作，……这些当然是值得肯定、鼓励的……但是就原住民文学之可能这个角度说，母语拼音有它一定的限制。”诚然，创制新文字虽然有利于保护传统，但是这种文字如果没有现实的支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青年一代会学习与运用这种语言，那么创制出来的新文字其传承作用就大大减弱，最终还是逃不出消失的命运。如果提侣以创制的新文字进行文学书写，却会成为原住民族文学推广的阻碍。原住民族的创制新文字文学必须通过翻译才能进入到主流的研究视野里，这对于已经处于边缘战斗的原住民族来说无疑更为艰难。

但是面临现实的要求的时候，原住民作家又必须使用汉语。由此才有孙大川在提出鼓励原住民语言符号化之时，还提出原住民族文学使用语言的策略：一、母语的保存不能等同于文学创作。二、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相对于意义和经验本身，语言文字终究只是一种‘工具’”，应该积极地去开拓原住民汉语创作可能。但是他也提醒要时时警惕汉语的强大同化作用的：“向族群经验回归，重构部落之古典，可以使我们的汉语写作具有族群的纵深，而不是漫无限制的任性想象，更不是对汉语全面之投降而任其宰割。”坚持原住民的特殊经验，才有可能使语言变成一种工具，否则原住民作家很容易会向更为强大的汉语思绪投降。如何表达原住民的特殊经验呢?孙大川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如在《久久酒一次》书中，他指出酒是原住民的重要经验所在：“就像世界各地的部落族群一样，山地饮洒现象本有它宗教、社会、 艺术 想象以及集体活动等之丰富内涵。在山地社会未完全崩解之前，饮酒不是‘孤立的行动，它总是和宗教祭仪、婚丧喜庆、歌唱舞蹈等伴随而生；更多的时候它和劳动生产密切地关联着”当然，孙大川也关注到了山地酗洒问题，但是他认为“与其从‘涵化’压力的角度来考虑，不如从‘原始生命力’的扭曲和丧失来构思。”

二杂揉语言——第三条道路的可能与分歧

不同于孙大川的语言“工具”说，瓦历斯·诺干则将“语言”视为是否为原住民族文学的标准。他主张母语书写，以此强迫读者进入作者的世界，理解和阅读作者所试图表达的内容。他注意到原住民族语言在面对强大的现实挤压时的危险处境：“语言文学本身就是一组权力中介的萤要作用，当原住民使用‘帝国语言’(中文)以定义自己的时候，除非是毫无反抗的、拒斥自己的本源、向中心吸纳的欲望靠拢的这种‘向中心模仿’的态度……否则，弃用或否定中心的优惠以及对中心语言的挪用与重构便会发生”。由此，瓦历斯·诺千认为文本中对于汉文词语、逻辑的‘挪用’和‘弃用’，正是向中心对话、挑战、对话与寻求多元并存的重要形式之一。这种以杂揉为手段的语言使用方式，得到其他学者的赞同。傅大为认为一旦介入、寄生、繁殖于主流书写文化中，便在某个程度撼动了汉文逻辑，进而产生颠覆、挑战等效应。”。删这种书写策略就是采用各种语言的杂揉，通过这种杂揉展现原住民族的经验与思考。

杂揉语言的采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特别是在一九九零年代以阿美族阿道·巴辣夫(江显道)发表的作品，此后，原住民文学的小说、新诗、散文、以及报导文学的语言叙事策略均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超越出汉语书写模式，转向族语、双语、混语书写的实验，从而强化了原住民在 台湾 的差异性文化存在。特别是进入到一九九零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台湾的中文发生了很大的杂揉趋向：“……是揉合了中文、福佬话、日语、 英语 、客家话及其它所有流行于台湾社会的语文。

对于这种杂揉语言的写作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未翻译，直接采用原住民语言。如拓拔斯·塔玛匹玛的忏悔之死趴最后的猎人里大量运用原住民的神祗名称而不加以翻译。夏曼·蓝波安在也有类似的杂揉方法，如“雅玛，在海上看天空很漂亮啊!yaro mata no angit!’他的母语脱口而出：‘好多眼睛的天空!同样，原住民作家里的奥威尼在其《云豹的传人》以及《野百合之歌》里都有原汉语言并列的情况。在云豹的传人》里，鲁凯族的母语基本上还是运用汉语拼音。但是在《野百合之歌》里则用罗马拼音字进行标注，使得发音及语法更靠近鲁觊族的使用习惯。如在《野百合之歌》里利用汉语音译再加上罗马拼音，并且不做解释：“底哦得尔(tiethedrerr)的声音从另一个地方夜深人静着温柔地啼叫。”

另一种方式是把地方方言与普通话进行杂揉，即在中文内部的杂揉。像拓拔斯·塔玛匹玛《冲突里就把大量的闽南话用中文的音译方式采用，整个文本读起来显得很怪异。阿道·巴辣夫是这其中的代表者。例如在《好想“弥啁啁”啊，现在》：“牧师在讲摩西还在埃及的故事时，我的眼睛才会睁得好大——大啊，原来，天使的‘阿灵0’所飘之处，哀豪遍野……除非‘宰羊’的门楣上有血涂抹，那一家人能得平安外，其余，‘莫宰羊’的……都死得好惨”。在这个作品里，阿道写其听到传教故事，不禁与阿美族的传统故事‘阿灵0’的传说相对照。阿道用“宰羊”、“莫宰羊”来理解《圣经》里的故事，而闽南语发音里，这两个词分别是对应“知道”、“不知道”，而这也与文本的意义相符合，知道者可以避过灾难，而不知道者则毁于灾难。汉语、外来故事、阿美族传说、音译的闽南语都在这里面形成一个特异的文本。阿道·巴辣夫很善于把台湾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杂揉，其中以他的《说：我们才是爱币力君啊!——给雅美勇士》为代表。这首诗里看似粗俗的标题里用了英语、闽南话的音译和阿美族一些特殊服饰将台湾当局侵犯原住族的生活，批判其短视近利，只是跟着钱走的“爱币力君”，将其 政治 讽喻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种杂揉就是采用所谓的句法融合。在最后的猎人》序里，吴锦发透露拓拔斯·塔玛匹玛在创作小说时，是先在脑中用“布侬语”写好，再脑译成中文写出。通过这几处策略，原住民文学里特有的杂揉语言也就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疏离”式的效果。但是这种方法运用必须靠着作者的叙述才能得到证明，而事实情况是否真如作家所言，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因此，在实践中也引起许多争论。

针对这些写作策略，台湾学者傅大为在观察一九八零到一九九零年代原住民混语式书写时，提出不同的看法，首先他肯定了混语书定的操作方法，“先选择一些布农族的概念与感觉，然后也许透过汉文迷彩的伪装，去介入、寄生于百朗书写文化之中，并进行‘地下恬动”’。他认为这种语言的错置陈列，其内在潜藏的力量足以撼动既有的汉文化语言政治，形成新的 历史 ，新的政治，新的语言地理观，期望能干扰汉语既有的语言逻辑。但是他同时也提出疑问，原住民文学把台湾流行的语言纳入后，是否真的跨越了“沉默在边缘”的宿命，得以“去挤破、乃至颠覆汉文字的框框?”同时这种混语实际上不经意地泄漏了“提示了、重演了原住民文化与百朗文化在历史与语言层次上的政治关系”。其次，傅大为对原住民作家以“布侬语”写作而后翻译成汉文的作法表示了怀疑，若是“穿上百朗文化的戏服、玩百朗文化的游戏”，那么“原住民的文化主体并没有真正发言”；最后，傅大为对以罗马拼音书写虽然肯定了它的意义“真正地在建构属于原住民的‘书写文化’的尊严”，但也质疑罗马拼音对于百朗书写文化遭遇的对话效果，“比较是一种隔岸的宣言，对百朗书写文化所产生的挑战可能有限”。在 论文 的结语提出了“如果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要保持某种‘反宰制’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则需要不断地提出与检验各种积极而主动的策略”。孙大川在针对这种混语的策略时也表示了一定的忧虑“这种策略，目前似乎已成为原住民精英的书写方式……有它的陷井，它极有可能成为汉人文学市场的俘虏，而逐渐失其主置。”因此，他极力要求原住民作家们提高及掌握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主置。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枚” 词义演变 词语复活

2010年《新快报》上出现“立威廉，怎么看都是帅哥一枚吧，不过相比于明道、阮经天沸沸扬扬的绯闻，立威廉可称得上是绯闻绝缘体”这样的句子，其中“帅哥一枚”顿时令人耳目一新。于是，量词“枚”便引来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至今用“枚”来修饰人的用法还颇受追捧。然而在此之前的现代汉语中，我们却很少用到量词“枚”，量词“枚”修饰人的用法更是闻所未闻。那么量词“枚”修饰人的用法是不是新产生的呢？它如今为什么会如此火热？

一、“枚”的历史演变

量词不是一个先在的语法范畴，它是由其他词语法化而来的，量词“枚”也不例外。

“枚”最初只是普通的名词，《说文解字》中有“枚，干也”，其本意即“树干”（不是现在意义上的粗大的树干，而是细长的枝条），例如：枝曰条，干曰枚。（《毛传》）。由于“枚”本意“树干”有“小”“细长”的语义特征，“枚”由此引申为其它的义项，如“小木条”“马鞭子”等，例如：引申为衔枚之枚，为枚数之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由于“枚”的这一特点，上古时期“枚”常被用作计量单位和长度单位，已经初步具有了量词的一些特点，例如：十分寸之一，谓之枚，部尊一枚，弓凿广四枚，凿上二枚，凿下四枚（《考工记》）。

汉初，量词“枚”已经产生，不仅典型，而且刚开始就有泛化的趋势，可以修饰动物、植物、器物、衣物、书籍等许多事物，例如：血如豆比五六枚（《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买狗四枚（《居延汉简》）。

魏晋南北朝时期，“枚”的量词用法进一步发展，可以广泛地用于事物和动物，还可以用于人（用例较少），这时的“枚”几乎是使用范围最为宽泛的量词。例如：有石碑一枚（《洛阳伽蓝记》）；雨中有小儿八九枚（《述异记》）。

但是自近代以来，“枚”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狭窄，一些用法被专用量词和“个”所取代。现代汉语中，“枚”只用于修饰邮票、钉子等之类有体积小或细长特征的事物，多出现在书面语中，而且可以被其它量词替代。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量词“枚”的使用范围呈现出由小到大，又由大逐渐变小直至萎缩的历时演变过程。

二、“枚”的演变动因

我们认为促使“枚”变化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语言在社会发展中根据明晰性原则和经济性原则不断进行内部结构调整的结果。具体表现如下：

1.语言的明晰性原则，要求词语的丰富多彩，这为量词“枚”的产生和l展提供了契机。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人们为了具体形象地描述事物势必需要更多的量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系统还不成熟，很多事物没有专用量词，而这时量词“枚”恰好迎合了人们的需要，于是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2.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要求语言实用、简便，这也为“枚”的泛化提供了可能。

唐以后量词繁多，这不仅给人们造成了记忆负担，也给量词的使用带来了困难，这就需要一个泛化量词加以调节，泛化量词“枚”便有了存在的必要。

3.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和明晰性原则还要求语言内部要素的相互补充和竞争，并优胜劣汰，这又使量词“枚”被其它专用量词和“个”所取代，使用范围逐渐变小。

语言的明晰性原则促使量词分工日益细密，丰富多彩的量词使得语言表达更为清晰、形象，但也给人们的使用增加了难度。同时，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又要求使用比较少的、省力的或者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于是又产生了对泛指量词的需要。在量词分工的发展和人们对泛量词需要之间的矛盾斗争中，泛量词“枚”和与它有着相似发展轨迹的泛量词“个”也在进行着激烈的竞争。语言发展的经济性原则不会允许重复无用的语言现象长久共存，“枚”和“个”势必要有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由于语言使用者喜新厌旧的心理和“枚”本义特征的回归倾向（由其它词语法化而来的量词滞留有原词的语义特征，这限制着它同名词和动词的双向选择）使其失去了和“个”的竞争优势，于是“枚”便被“个”永久性取代了。

可见，量词“枚”修饰人的用法不仅不新，可以说很古老了。那现代汉语中几乎销声匿迹的量词“枚”如今为什么那么火，是不是要复活了呢？

三、“枚”的复活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1）a.正月初五顺产男孩一枚，母子平安。（准妈妈论坛，2012年2月7日）

b.一枚孕妇的自白书（汉语言论文新浪博客，2011年12月29日）

c.准妈妈一枚，迷死上万人！（开心网，2012年8月15日）

（2）a.苦逼青年一枚、吃货一枚

（3）a.送你一枚童话（《羊城晚报》，2010年5月8日）

b.叶天伸出手，摸了摸下巴，随即露出一丝邪笑，“要不然奖励你香吻一枚好了。”（凤舞文学网，2011年7月4日）

由以上例句以及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认为“枚”如今又被重新使用有以下原因：

（一）表达色彩意义的需要

一个词除了有理性意义以外，色彩意义（感彩和语体色彩）也很重要，它在语言交际和语言使用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第一组例句，“枚”分别用来修饰新婴儿、孕妇、准妈妈，给人一种亲切、美好的感受。第二组例句有自嘲或谦虚的意味。第三组例句则比较文艺，给人一种清新或者温馨的感觉。“枚”本来是比较典雅严肃的词语，多用于书面语，通过如以上例句的用法，“枚”则庄谐并举，或调侃，或文艺，生动活泼，使人耳目一新，取得了非常好的表达效果。由于色彩意义表达的需要，“枚”便逐渐从书面走向口语，更贴近生活，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二）“枚”自身的特点

语言在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自身结构的内部调整，而又由于语言明晰性和经济性原则的制约，这种调整往往倾向于用语言原有元素实现新的功能，很少表现为创造新的元素。为满足如今人们追新求异的心理需求，量词便进行了内部调整。虽然用法广泛的“个”的许多修辞形式也有很好的表达效果，但用久了人们也会审美疲劳。于是，量词就需要另一个类似于“个”的词来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历史上的“枚”恰好满足条件。如“枚”有“细长，体积小”的语义特征，用于修饰人、抽象事物有种可爱的感觉，“枚”历史上本身就可以修饰人，“枚”曾经作为泛化量词的用法较“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枚”这些特点使它满足了语言结构内部调整的需要，因此“枚”得以被重新使用。

（三）网络平台的推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喾⒄梗网络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许多网络流行语进入现代汉语中。以上例句就多出自网络用语，我们可以想见“枚”受到了网络平台的推动作用，这有利于它在人们的语言交际中被普遍运用。

综上所述，量词“枚”从产生到现在，用法在总体上是逐渐萎缩的，但最近有重新复活的势头。而语言的明晰性和经济性原则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语言自身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下，“枚”还会不会有新的变化还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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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曾柱.“枚”的扩张[J].语文建设，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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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文婷.从认知角度看量词“枚”的语法化与复活[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2，（06）.

[6]王子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鸡出入簿》小议――兼说汉代量词“只”“枚”的用法[J].考古，2003，（12）.

[7]谢冰.凌量词“枚”古义复活现象浅[J].现代交际，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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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义.汉语通用量词“枚”与“个”的嬗变[N].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外语词汇学习中的文化盲点遍及各个层面，是学习者有效地进行词汇输入和输出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以《大学英语》教材为主例，就这一i’m题作一定的分析，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总述

早在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sapir就在他的《语言论》(1anguage)-书中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各种做法和信念。他认为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表达方式”。概括地讲，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则是语言的底座或环境。

在现实外语教学中，我们在要求学生掌握英语语言技能的同时，也包括要求其掌握语言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因为掌握语言技能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而应用语言技能需具备一定的文化氛围。为此，在利用外语教材传授语言技能的同时，要对语言材料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予以重视。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了解掌握一定量的国外社会文化知识对其外语学习及应用十分必要。在教学实践中，笔者试着把文化导入教学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大学英语·精读》第3册第4单元“ladyhermitswhoaredownbutnotout”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ifshechoosesyourdoorwayasherplacetosleep in thenight，itisasmorallyhardto turn herawayasitisalostdog．在讲解这句话时，我先问了学生们对于狗的看法。多数同学都说狗让人联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如“狗腿子”、“狗仗人势”、“猪狗不如”等。于是我进一步解释说，“狗”在英美人眼中是美好的字眼。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所以英语中有这样的谚语：“everydoghashisday．”(人人皆有得意时)，还有：“youare，indeed，aluckydog．"(你真是个幸运儿)。因此，就本句来讲，赶走一条迷失的狗在西方就被认为是很残忍的。所以，简单地把文中的“lostdog”翻译成“丧家之犬”，在字面上是可以的，但我们应引导学生在文化背景方面，真正理解某些词语的文化内涵。

所谓的文化盲点，指的是在外语学习中，由于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缺乏了解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偏误，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词汇中的文化盲点也同样，它主要由不同文化背景下母语和目的语词汇文化内涵上的差异而引起。学习者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背景知识，缺乏对所学词汇的文化意义的足够认识，加上受母语文化负迁移影响，学习者常借助于母语的一些规则作为拐棍，容易形成词汇习得中的文化障碍。

二、英语词汇习得中文化盲点存在的层面

(一)文化蕴涵的不等值性

不同文化背景下词汇的蕴涵在涵盖面上可呈现不等值性。这种不等值以英汉语言来分析，可表现为词汇信息上的增值或减损，即在一种语言中词汇所含有的意项要小于或大于另一种语言中的对应词。以《大学英语·精读》第3册第3单元“whyiteach”一文中的“clay”一词为例，汉语中，其概念意义上的对应词“黏土”在文化蕴涵上缺乏相关的联想意义。而在英语中，“clay”却有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蕴涵：“肉体、人体”。这一蕴涵源于与西方文化有关的《圣经》。根据《圣经》记载，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生命之气吹在他的鼻孑l里，使之成了有灵气的人，这样上帝“造人”的工作就完成了。本文作者借用这一典故，把教师的工作比作上帝造物之工，同时隐含教师工作比上帝造人更伟大、神圣。有意思的是，汉文化中却常把教师的工作同“蜡烛”连在一起，因为在汉文化中，“蜡烛”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蕴涵，这在西方人看来同样不可理解。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把各自语言所包含的文化涵义加以充分联想、扩展，造成母语与目的语之间词汇涵义涵盖面上的不等值。所以．如果外语学习者缺乏对目的语文化知识的了解，也就难以体会和把握目的语词汇所衍生的文化涵义。

(二)文化蕴涵的非对应性

在不同背景下，词汇的文化涵义还更多地表现为相互之间的差别。因为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为不同语言间的词汇概念意义的貌似对应而实质涵义的大相径庭，由此造成的障碍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英语中有着大量的习语，包括谚语、成语或寓言，它们都含有丰富的英美文化知识。但是如果缺乏这方面的文化知识，就会影响对所学内容的准确理解，甚至还有可能引起误解。例如《大学英语·精读》第3册第4单元中有这样的一个句子：thiswasthelaststraw。它源于谚语itisthat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谚语的原意是指骆驼无法承受最后往它身上加的稻草而倒了下去，它往往意指在某个工作、任务、环境等变得无法忍受的最后再增加负荷。课文中指当作者了解到自己将要干的苦差事之后，又得知还要在一个女人手底下工作时．再也无法忍受的心情。如果不了解这一文化背景知识，而是从汉语民族的文化角度进行思维的话，就有可能将该句理解为“这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样就完全背离了该句的原意。

(三)文化蕴涵的零对应性

这一特性表现为不同文化背景下词汇涵义上的空缺。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些特定的词汇，在原语词汇中一定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民族文化空缺，成为盲点问题。像在英汉语中都存在着不少和宗教、神话及特定历史事件有关的词汇，带有各自民族文化的烙印。对于学习者来说，很难在母语中找到与目的语对应的说法。同样，母语中的一些习语性词汇要用对应的目的语来表达也很不容易，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相互找不到位置，这就是词汇文化蕴涵的零对应性。比如：不了解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就难以理解汉俗语“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说曹操，曹操到”等习语。不对英语中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人名或地名及典故有所研究，也就无法揭示shylock、melodrama、epic、waterloo等词的深层涵义。

三、消除外语词汇习得中文化盲点的措施

词汇文化蕴涵上的盲点问题常使外语学习者在词汇习得中获得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信息，影响对目的语的理解尤其是深层理解，而学习者在词汇习得时一般满足于对词汇概念意义的理解，忽略或缺乏了解与之紧密相关的文化蕴涵。一旦学习材料或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涉及词的文化涵义时就不知所措或理解错位。那么，怎样才能消除外语词汇习得中的文化盲点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抓起：

(一)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词汇文化蕴涵的主题性教学

《大学英语》教材中有不少单元涉及目的语文化的主题，像老人问题、社会现状、西方节日等，教师在授课时可以就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分单元进行文化导入。围绕某单元的文化主题，让学生课后收集有关材料，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或简略介绍相关词汇的文化蕴涵，通过比较不同文化词汇表达上的差异来内化课文中所提供的一些代表性词汇、短语，加深理解和记忆，为实际运用打下基础。例如：在《大学英语·精读》第1册第5单元，“amiserable，merrychrist．mas”一文中，“christmas，christmaseve，christmastree．santaclaus，chimney，stocking”等均是些蕴藏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词汇，值得我们去挖掘和了解。掌握这些涉及圣诞节习俗的语义词，对正确深入地理解课文将起到很有效的作用。

(二)树立语言学习即文化学习的理念，在词汇教学中进行“文化渗透”

语言反映着文化，文化又渗透于语言之中，语言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我们在进行词汇和语篇教学时，要有意识地将文化因素渗透到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以文化讲解保证语言教学的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在教学中，教师不应为教词汇而教词汇，把词汇与具体的语言材料相脱离，而应充分利用教材这一词汇所依存的最好的文化语境，把词汇及与其相对应的课文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在教“abrushwiththelaw”(《大学英语》第3册第1单元)一文中的法语词组“aufait”时，如能联系本文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学生会更好地理解文中运用此词的双重意义：代替词组“befamiliarwith”避免重复；通过借用被视为“科学”、“高雅”的法语来显示叙事者良好的教育背景。

(三)广开渠道，引导学生灵活掌握词汇的文化涵义

要有效地理解和掌握词汇的文化蕴涵，消除盲点，除了课堂中进行各种文化导入及模拟输出外，课外活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1)教师应正确引导学生阅读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例如，我们可以建议学生在课外读一些有关《圣经》的故事，因为《圣经》可谓西方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里面有许多经典故事，对了解西方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教师应鼓励学生课外多听多看英语教学节目以及英美原版电影和录像等，因为大部分电影和录像片本身就是目的语文化的某个侧面和缩影，是真实语境的体现。通过观看，学生可以了解和学到多种和目的语有关的生动的交际方法和手段，真切体会词汇在实际语境中的意义。(3)从学习外语的角度来讲，和操目的语的本族人接触是十分有益的。如有条件，应鼓励学生课外多接触外籍教师和外国留学生等，鼓励他们用英语思维和表达，这样，学生能在真实语境中学到许多生动的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知识。从学习词汇的角度讲，也可以提高和加深对词汇涵义的理解及在不同文化氛围中灵活地运用的能力。

汉语言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的语言研究历史悠久，从书面语的角度对语言的语音和文字两种形式的系统做过突出的研究，但是具有系统的语言理论意识比较晚。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受到外国学者的启发，通过引进、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语言学。但是，相对来说，研究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等具体语言的人多，自觉地进行普遍理论探讨的人少。理论成就有，但是理论意识比较弱，理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与文学理论比较，“语言理论”研究几乎没有专业研究队伍，“理论语言学”简直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理论几乎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也没有相应的专门的学术组织。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期，重视语言理论研究和普及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语言理论课程得到越来越的大学的重视。

语言不能离开社会，社会不能缺少语言教育。20世纪中国的理论语言学，伴随着中国社会、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的发展而成长。20世纪的中国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愚昧、保守、封闭的封建社会。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没有被落后的社会现状吓倒，而是从各个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封建社会的结束，自然会引起落后的语言生活的变革。

20世纪的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在面向现实、正视活的口头语言方面，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纪的语言变革和实践，使中国人开始进入现代化的语言生活。面对现代化的语言生活，有的人清醒，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兴奋，有的人痛苦，有的人留念，有的人超前，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虽然在改变旧习惯的过程中，各种心态会出现，动力和阻力会同时产生，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挡语言现代化的车轮，没有人不承认语言信息处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了，语言生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语言生活的质量大大改善了。

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中国语言生活、语言教育和语言理论分成3个阶段做概要的论述。关于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分语言性质和功能、语言结构、语言发展、语言研究方法4个专题另外讨论。

1949年以前的50年

1.1中国的内部语言生活的发展

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特别是在中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语言（主要是汉语）生活特别是语言教育发生了几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1913年成立国语语音统一研究组织，1918年公布了国语的“注音字母”，1919年公布现代标点符号，1920年小学废除文言的国文教学，采用白话的国语教学，1928年公布“国语罗马字”。30年代前后为了打击文言复古势力，配合拉丁化新汉字在中国大地奇迹一样地传播、应用的形势，开展了大众语运动。1941年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具有音素文字性质的新汉字跟具有语素文字性质的旧汉字都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以前很少有人关心。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袁家骅、马学良等开始进行调查。

1.2中国的外语教育

伴随清朝政府的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振兴计划，中国从1903年开始在中学以上的教育中开设外语课程。从1911年孙中山发动的封建社会的辛亥革命到1919年,一直保持这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在受到外国人欺负的情况下，中国从清朝末期的1870年到1949年解放，有成千上万的人到外国留学。这些条件给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不同语言，形成语言分析的敏感能力，学习外国语言理论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机会。

1.3语言理论研究

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本语言理论著作：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北京）。以后有王古鲁、沈步洲、张世禄等的著作。探讨汉语理论的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商务印书馆，1923年，北京）以及其他论文。1938到1943年在语言大众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语言的现实特点，开展了语法研究革新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国语推广的背景下，汉语方言学也得到蓬勃发展，使现实的活语言的研究得到广泛的重视。

1949年以后的30年

2.1中国内部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担任主席。1950年作为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管理机构成立。1955年国家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明确现代北京话在现代汉语共同语中的标准地位，制止文言、方言等破坏它的纯洁性，并且提出改进和制订新文字来有效地书写这样的汉语。

中国内部的汉语教育从50年代开始用“语文”的名称。其中1956年到1958年学习苏联把“语言”和“文学”分开教学。1955年确定和推广“普通话”。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在20世纪民间试行50年的基础上，1955年《光明日报》带头，1981年国务院文书处理办法规定，汉语正式采用横向排版和书写。1966年开始以后的10年，中国语言生活在狂暴的“革命口号”中几乎窒息，人们都不敢说话。

中国对外汉语教育1950年到1965年开始发展。后来中断。1972年恢复。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0年开始得到全面重视。1952年成立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为了识别民族和了解民族分布，制定民族语言政策，特别是为了给没有文字的语言制定文字，王均、王辅世、陈士林、喻世长、岑麒祥、高华年、严学窘、傅懋责力、罗季光、金鹏等进行了田野调查。

1956年成立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又派遣700多人组成的7个工作队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语言。他们到1959年完成了42个民族的语言普查工作。1962年机构调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2.2中国的外语教育

1949年以后，由于新中国学习苏联，特别重视跟苏联的往来，外语教育几乎变成俄语教育。1957年又开始注意发展西方语言教育，1964年把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1966年以后中断。1970年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外语教育才得到恢复。

2.3语言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在中国发表以后，语言理论普遍成为高等学校与语言相关的专业的必修课程，高名凯、岑麒祥、石安石、罗常培、王均、朱星、宋振华、方光焘等出版了有关教材和专著。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言语”、“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共同语的标准化”、“语言混合和语言融合(替换)”、“词义和概念”、“词的辨别”等讨论。

1976年以后的20年

1976年粉碎“”，结束了1966年以来的“”。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全国科学会议、教育会议分别召开。中国进入20世纪的改革开放的20年，一切蓬勃发展。

3.1语言研究阵地

这个时期国家对语言工作的管理更加全面、深入。1985年为了扩大机构的职能，国务院决定把“中国文字工作委员会”改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制定了新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除了继续原来的工作以外，增加了对信息处理等领域的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任务，强调规范化、标准化、法律化。同时，一些研究机构也成立。

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1981年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在厦门成立。1994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在北京成立。

这个时期一大批语言学刊物出现。1978年《中国语文》刊物恢复。1979年《方言》、《语言教学和研究》，1980年《语文研究》，1981年《语言研究》、《汉语学习》，1982年《修辞学习》，1986年《语文建设》，1988年《古汉语研究》，1992年《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当代语言学》，2000年《语言》创办。

3.2汉语生活

这个时期以北京话为核心基础的汉语，作为国语在中国语言生活和语言教育中充分体现了它的共同语地位和口语地位。语言生活现代化、国际化的速度更加迅速。跟20世纪以前的中国语言生活相比，简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国家制定和颁布的系列规定、标准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1977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联合国用拉丁字母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正式出版代表国家水平的最先具有明确的汉语“词”意识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公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国际标准。1982年中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95年确定和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psc）”。1996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5年颁布)成为国家标准。1998年确定每年9月第3个星期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200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3.3汉语教育

这个时期中国的语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受到的批评较多。虽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口语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口语和口语教育的重视仍然不够。小学拼音教学一直没有采用“正词法”，例如把“一会儿yīhuìr”死板地对照汉字错误地拼成“yīhuìér”。小学汉字教学没有建立在词汇教学这个基础上，“字”和“词”混淆的现象，无论是教材、教师，还是学生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对“口语”以及口语中的“词”的基础地位的正确认识，汉语规范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由于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只能是有自己系统的北京方言，而错误地含糊地把一个多系统的“北方话”当做虚幻的基础方言，导致共同语标准不明确、不严格，以至白话文到了20世纪末期仍然有人随意混杂不少文言和方言成份，一定程度上出现书面语和口语脱节的局面。例如，英语一个“of”，汉语说的是“的”，写的可能是“之”；英语一个“this”，汉语说的是“这”，写的可能是“此”。有人甚至在教学中，把这种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脱节现象当做修辞技巧加以肯定、提倡。

“语文”教学没有很好地对课文进行规范，没有对生活必须的现代汉语能力进行重点培养，而把时间过多地浪费在文言文教学中。有些语文老师自己就不会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只能用方言教语文，用夹杂方言和文言的白话写文章。就连“大学语文”课程也仍然把许多精力花在文言文这种死语言上面，仍然不很重视现实中的活语言教育，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大学生的现实语文能力。

但是，从1982年开始推广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小学语言教学实验，在黑龙江等地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极大地发挥了汉语拼音的对内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制度，虽然比英语水平考试（ept）、汉语水平考试（hsc）两个制度的推行要晚，但是，它对于广大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的现代汉语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重要保证。

3.4对外汉语教育

中国的对外汉语教育蓬勃发展。1983年成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7年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1985年制定《汉语水平考试（hsk）大纲》（现代出版社）并且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制度。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律采用“生词”教学模式，与对内汉语教学中的“生字”教学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推动中国词典、词意识的不断完善，对汉语的健康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3.5少数民族语言生活、教学和研究

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中80年代以前有文字的民族用民族语言教学，没有的用汉语教学。80年代以后普遍采用双语教学模式，就是在低年级用民族语言，高年级用汉语，这就兼顾了用母语提前开发儿童智力和在生活中沟通全国通用语言两个方面。

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语言在这个时期得到深入研究。1979年成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创办《民族语文》。1979年“全国民族院校汉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到1985年改名“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语言研究室和《民族语文》联合成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突出语言在民族研究中的特殊性和独立性。这个时期先后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新文字使用总结”、“少数民族方言和空白语言研究”。

3.6外语教育

1978年教育部召开外语教育座谈会，使外语教育进入飞速发展时期。20多年中，从城市到农村、从中学到小学外语教学迅速发展。中学、大学几乎普及了英语教学。在hsk实施以前，国家就要求大学生必须通过英语水平等级考试，本科必须达到4级。在大学的专业外语教育中，以英语为主，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越南语等30多种对中国重要的语言也没有忽视。由于各种升学考试和职称晋升都要求考外语，也促进了知识阶层人员的业余外语教育。

3.7语言方面的高等教育

1977年恢复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与语言有关的汉族语言文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专业在高等教育本科、专科开设中国语言课程。其中“现代汉语”课程比较普遍，“古代汉语”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系统比较普遍，“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本科层次比较普遍。

几乎同时，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生招生也迅速发展。根据笔者初步统计，2000年全国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中，“语言”（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7个、28个；“汉语”（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1个、58个；“民语”（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专业语言方向的博士生、硕士生招生单位分别有2个、8个。

3.8语言理论的重视和研究

这个时期在语言理论研究方面继续发展，人们对语言理论的作用在认识上逐渐提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进入高潮。

1980年教育部确定把“语言学概论”作为高校必修课程。20世纪末期中国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二级学科合并成“汉语言文字学”，增加“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1992年李行健《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语文研究》第3期)等文章强调语言理论建设的迫切意义。

1994年伍铁平强调“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何九盈说“轻视理论的倾向，至今仍然有极大的市场，这是值得担心的。”（见《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第422页，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许嘉璐《面对新世纪的我国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正是语言学发挥作用的时刻，也是语言学家观察语言变化，从应用中发现语言理论努力方向的大好机会”，除了继续加强语言本体研究以外，“还需要在语言理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和语言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1999年江蓝生《开拓新世纪的语言学》（《中国语文》第5期）说：“我觉得面对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应该增强理论意识，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在业内大力提倡语言理论修养的提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

1999年彭泽润《素质教育和“语言学概论”的学科建设》（《语文建设》第2期），2000年徐越《对“语言学概论”教学的再认识》（《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扬1958年到1959年《中国语文》关于“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的讨论精神，强调在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中重视语言理论的普及和教育，加强语言理论研究。从1994年到2000年湖南师范大学彭泽润主持编辑《语言理论教师通讯》(从2001年第15期开始改名《语言理论通讯》)内部刊物14期，促进了语言理论教学和研究队伍的沟通，引起许多同行专家建议成立“中国语言理论学会”。

这个时期还召开了专门的语言理论会议：1982、1985、1987年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召开“二市一省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湖南邵阳召开“语言理论教学语研究及同四化关系讨论会”。1987年在南昌召开“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研讨会”。

1988年在太原召开“第一届现代语言学研讨会”，持续到1998年一共召开了6届“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在主持组织“现代语言学”学术会议的同时，持续到1997年，上海大学余志鸿主编了《现代语言学》内部刊物38期。

从1984年到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萧国政主编了数期《语言学通讯》内部刊物，发表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语言学思想。

这个时期开展了“语言和思维”、“语言的性质”、“语言的起源”、“汉语的亲属语言关系”、“文字和汉字性质”、“字母、字和词的关系”、“语言学的性质”、“语言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正词法和词式书写”等讨论。出版了不少理论专著,例如:陈保亚的《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1996年)、徐通锵的《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3.9语言理论教材

这个时期先后出版的语言理论教材有42部。

1981年：李兆同、徐思益主编《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版），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修订）。

1983年：王振昆等《语言学基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宋振华、刘伶《语言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年：王振昆、谢文庆《语言学基础讲话》（南开大学出版社）、刘伶等主编《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修订），戈弋、王振昆《语言学概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戴炜栋等《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修订）。

1985年：张静《语言简论》（河南人民出版社），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戚雨村主编《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陈长茂《基础语言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年：王德春《语言学教程(语言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修订），郭谷兮主编《语言学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雷友梧主编《语言理论纲要》（江西教育出版社），倪立民等《语言学概论》（浙江大学出版社），黄弗同主编《理论语言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刚《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

，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壮麟等主编《语言学教程》（英语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徐思益《语言学简明教程》（新疆教育出版社），陈林华《语言学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0年：丁金国《语言学基础》（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高继平、高育寒《新编语言学概论》（辽沈书社）。

1991年：孙维张、刘富华《语言学概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年：叶宝奎《语言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1993年：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余志鸿、黄国营主编《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刘冬冰、刘宏主编《简明语言学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杨茂勋《普通语言学》（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年：岑运强主编《语言学基础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文字原理（语言理论）》（岳麓书社，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王红旗《语言学概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8年：李宇明主编《理论语言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骆晓所主编《现代语言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周静、刘冬冰主编《语言学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年：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

这些教材许多是用专著的方式写的，没有采用集体合作编写的方式。这说明这门课程的建设本身不很成熟，缺乏集体性的专业工作队伍进行建设。另外，普遍出现与现代汉语等具体语言课程的教材内容雷同的现象，没有明确把目标定位在宏观理论上。伍铁平、余志鸿、彭泽润等分别主持编写的教材，理论性有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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