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传播“走出去”的关键性问题

时间:2022-10-23 11:54:56

中国话语传播“走出去”的关键性问题

2004年9月3日,由马其顿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和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合作创办的马第一家孔子学院在斯科普里成立,至此拉开了我国孔子学院文化外交的序幕。同年,美国设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截至2014年12月7日,全球126个国家(地区)建立475所孔子学院和851个孔子课堂。在现有中国文化外交模式下,孔子学院以阵地化的形式在境外各地扎根下来,成为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增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为汉语走向世界、适应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需要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孔子学院蓬勃发展的同时,国外对于孔子学院的质疑声亦此起彼伏。随着规模的扩大和与当地社会接触的深入,孔子学院与所在国之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渐凸显。2012年5月,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2014年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捍卫学术自由”的名义宣布停止与孔子学院合作;2015年1月,欧洲第一家孔子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也宣布将于6月关闭。这些情况也迫使我们重新反思孔子学院的运营与发展。因此应该从孔子学院发展的瓶颈切入,探索相应对策,从而为我国开展文化外交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一、宏观层面:顶层战略定位不清

1.“官方包袱”的无奈

官方身份是孔子学院的软肋,孔子学院一直被认为是与英国文化协会、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等西方跨国文化交流机构作用相当的非盈利组织。事实上,上述这些文化交流机构和孔院一样带有或多或少的官方色彩。例如,英国文化协会就声明自己预算的四分之一来自政府。

孔子学院机构设置的背景决定了它官方背景的属性。虽然其与政府、与孔子学院总部没有上下级或者隶属关系,而是相对独立于所在国大学的在地汉语教学机构,但这种色彩就国外看来仍然刺眼。由于总部要提供相应的资金、师资以及管理方面的支持,所以被某些舆论误解也就不可避免,而国外相关机构可能出于特定的考虑,推波助澜,将此误读放大化,从而对孔子学院的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便不难理解在形式上的官方色彩背后,在面对外界对此的质疑甚或是抨击时,孔子学院总部所要背负的是多么大的一种无奈了。

2.机构设置的捆绑

中国孔子学院的运作模式较上述文化机构略有不同。从英国文化中心到塞万提斯学院这些机构的运行模式以项目推广、交流为主,起到引导中介的作用。它们可能会单独开设一些语言课程,但是跟所在地的大学无关。而孔子学院的运行模式则是通过和当地的教育机构合作,直接在当地大学当中建立孔子学院。由于背后的政府色彩浓厚,多被认为是政府项目。这在西方大学里普遍浓厚的自由主义空气中显得不易兼容。

3.文化传播内容不明确

孔子学院在进行语言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软肋其实并不在于其机构设置本身,而在于传播内容的模糊性。事实上,一直以来,孔子学院到底要传播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孔子学院要向世界传播的自然是中国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内容,但是什么样的文化既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髓,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同时又是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具有显著差异之处,这不仅是孔子学院,也是中国文化传播中一个不是很清楚的问题。长期以来,“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思维束缚了我们的文化外交活动,我们总是认为中国是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就理应受到相应的尊重。诚然,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资源是文化外交中的软权力资源,但并不是现实的文化力和软权力。中国文化资源虽然很丰富,但其文化张力依然不足,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资源缺乏足够的投射能力和支撑能力,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外交形式经常流于表面化、肤浅化。中国过去的不少文化外交活动都流于形式,表现为过分倚重比较表层的文化活动,如中华功夫、歌舞杂技、古董、艺术品或民俗展演等;而我们能够影响他国意志的无形精神力量,如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念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即软实力、软权力)等仍然不够。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有三大来源,即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①,如果我们的各种文化外交活动没有中华文化的思想启迪或核心价值观的支撑,这些表层文化活动也就沦为了国际舞台上的娱乐活动,无法在目标国民众心里产生长久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外交活动现在只有“形”,却没有“魂”。

二、中观层面:运营制度规范缺位

1.制度建设管理缺乏规范

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个由众多部门共同打造的文化品牌。孔子学院的建设步伐在不断加快,然而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在战略和策略上还存在诸多不适应,有利于孔子学院建设的外部体制尚未理顺。②政府各部委及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关体制尚未理顺,部门间缺乏协调配合,尚未形成适应国际文化市场发展的运作机制,无法较好地体现出国家对孔子学院的支持力度。在制度建设上,由于孔子学院的建设速度较快,其管理模式、海外布局尚未经过科学论证,管理缺乏规范性。各项管理制度、建设规划、质量标准体系有待进一步制定出台。

2.现有财力投入同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快速发展不相适

现在每建设一家孔子学院,国家会拨款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用作孔子学院的场馆建设与设备购置。但这与发达国家在语言传播上每年动辄十几亿美元的经费投入相比,差距很大。目前每年的运营经费是按照孔子学院申报项目拨款的,没有日常运作资金。经费保障机制的不完善造成_展项目少的孔子学院产生了运营上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文化推广的力度。根据《孔子学院章程》规定:孔子学院总部对新启动的孔子学院投入一定数额的启动经费,孔子学院的年度项目经费由外方承办单位和中方共同筹措,双方承担比例一般为1:1左右;孔子学院不以营利为目的,其收益用于教学活动和改善教学服务条件,其积累用于孔子学院的持续发展。③孔子学院建立以来,各国孔子学院所在大学和举办机构都十分重视,并尽量为孔子学院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保证学院的正常运行。但由于经费来源不一,难免出现未如人意的情况。如有的学院配套经费没有稳定的保障,而学院本身正处在汉语教学的初创阶段,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维持孔子学院的日常运行;更有甚者,有的学院上马以后,连基本的办学条件如教学场所、师资及工作人员也达不到起码的要求。这些问题无疑制约了孔子学院的后续发展。

3.师资难题亟待破解

孔子学院的教师主要由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中方汉语教师、中方志愿者和中方留学生以及当地聘任的汉语教师组成。不同的学院教师数量和教学水平也各不相同,有的只有中方外派的一至两名教师。随着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和文化推介活动的增多,汉语教师缺乏的情况日渐凸显。除此以外,有些国内外派的教师虽然在汉语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由于不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仍然不能完全胜任当地的汉语教学工作。孔子学院还在幼儿园、中小学开展汉语教学活动,所以还要为幼儿园、中小学汉语教师进行培训,客观上需要各个层面的汉语教师及教育专家,甚至还需要其他专业的中方教师。师资问题不解决,孔子学院就无法真正走长远。

三、微观层面:有效话语体系缺失

1.语言与文化传播动力不足

孔子学院在进行语言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源于其“氛围困境”。目前,我国的语言传播和文化输出还缺乏民间能力。从这个角度说,一国文化传播最重要的是语言传播,对别国语言的学习成为成功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要内容。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当今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积极推动本国语言的对外输出,努力扩大其国际影响。因此,仅仅依靠官方努力并不足以为孔子学院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外交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也无法真正让世界对中国文化产生好感。

2.合作双方的综合实力与定位认识偏差

合作双方的综合实力对孔子学院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综合实力不对等,势必很难为孔子学院有效管理提供相应的保障。不同国家、不同合作方的办院动机不一,有的合作伙伴自身为营利性机构,在建设孔子学院的过程中体现出较强的商业化倾向;有的则过分依赖中方的资源,单纯地把目光定在中方的资金投入上,甚至把孔子学院当作是一个免费的汉语教学资源。这些偏差直接影响着孔子学院在所在国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如何纠正合作方对办院宗旨的认识偏差,确保孔子学院在作为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广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这一大宗旨下健康运作,是当前孔子学院建设中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3.合作双方文化根源性冲突

中国大力推广孔子学院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传播传统文化,提升外国公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提升自身的软实力。然而,根据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孔子学院的积极态度的来源,大多是经济上的考量,几乎没有一项与文化直接相关。而消极态度的来源中,则有很多是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孔子学院在当地的深入发展,它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一个符号,因此,国外一些人对孔子学院的偏见和反感,根源在于对于中国文化的不认同和警惕。文化层面上来说,在全球化之前世界已经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文化圈,它们都是按照各个区域的规则相处。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各种文明都曾有过自己的国际秩序定义,把自身视为世界的中心,将自己的原则视为世界的普遍价值。西方的外向型文明与中国的内向型文明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对待其他文明的看法也不一样。从这个层面来看,孔子学院发展遇到的困境,正是在于中西方文化特性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陌生和误解。

「注释

①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2004, pp.11一12.

②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工作报告》,孔子学院:第二届孔子学院大学特刊,2008年。

③李真:《“孔子学院”连锁海外》,《华人世界》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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