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秀才科方略策小考

摘 要: 古代日本所举行的贡举考试科目中最为隆盛的是秀才科。日本秀才科被设定为文学之科,其考试试题方略策的特征为考察美文与博学。虽然据研究者的推测,日本的方略策与唐代方略策是不同的,但其特征的形成与初唐时期时务策的影响,以及日本时务策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关键词: 日本贡举制 秀才科 方略策 唐代策文

八世纪初,日本模仿唐制编纂了律令,完善了律令制国家体制。此时也引进了官吏录用考试制度的贡举制,设置了秀才、明经、进士等六个科目。由于日本律令制是由上级贵族中再产生高级官僚的制度,因而日本的贡举制并没有得到像唐朝那样的发展,十世纪以后就仅剩下一种形式而已,之后就消失了。实行贡举期间,最隆盛的科目为秀才科。

那么,日本秀才科到底是怎样的科目呢?本文通过日本秀才科与方略策的实际状况来看一下唐代策文对其产生的影响。

一、日本秀才科实际状况

首先,先来看一下律令上的规定。日本贡举制基本上是沿袭唐制,秀才科被置于贡举科目之首,是及第后待遇最高的科目。唐代与日本的秀才科考试规定如下所示:

在考试试题仅为方略策与评价标准为“文理”这两点上,唐代秀才科与日本秀才科是一致的,可以说日制是对唐制的移植。但是,日制中方略策的出题数为两道,比唐制下的五道有了大幅减少。这一出题数的减少也同样出现在进士科时务策中,可以说这是一种在考虑到文化水平基础上作出的调整。

日本模仿唐制制定了贡举制度,但作为这一制度运用前提的人才,即贡举应试者必须由国家培育。于是朝廷设置了教育机关的官学(中央为“大学寮”、地方为“国学”),实施教育奖励策旨在培养人才。在当时的日本,如果未经过官学教育而修得学业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贡举各科考试者都必须经过官学的选送。选送秀才科应试者的为大学寮。〈学令〉中对有关学生的选送作出了以下规定:

凡学生通二经以上,求出仕者,听举送。其应者,试问大义十条,得八以上,送太政官。若国学生虽通二经,犹情愿学者,申送式部。考练得第者,进补大学生。

凡学生虽讲说不长,而e于文藻,才,堪秀才、进士者,亦听举送。④

选送的原则为精通二经并通过大学寮内的考试(“试问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但秀才科与进士科即使不善于经学讲说,如果善于作文且具有考试能力的话,也是可以允许被选送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秀才与进士科应试者所要求的是文才,即文章作成能力。本来大学寮是进行儒学教育的场所,但天平二年(公元730年)为了培养文学人才而新设了文章科(其后学科名改为纪传道),后来成为秀才、进士科考试的必经过程。因而,日本秀才科的实体与进士科一样,为“文学科”。

那么,秀才科与进士科的区别在哪呢?律令对二者的考试、及第等级、叙位与人才等作出了以下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对人才的规定。《养老律令》的注释书《令义解》对“博学高才者”注为:“谓,博学者,博涉群书,举其大体。即通与博学。文义稍也。”⑧由此可以看出秀才科所考查的学习范围很广。而秀才科所指定的必修科目为《文选》、《尔雅》,因而可以说其学习范围比秀才科小得多。因此,秀才科在知识量上要超过进士科。

二、日本方略策的特征

如上所述,日本秀才科是选拔“博学高才”的“文学之科”。那么,其考试试题的方略策又是怎样的呢?《B老律令》的注释书《令集解》中对“方略策”作出了如下注释:

谓,方,大也。略,要也。大事之要略也。《释》云:师说云,方略无端也。多闻博览之士所知无端大事。假如“颜渊短命,盗跖长生,福善祸淫何其爽欤?”之类也。《古记》云:……(中略)……假令,试问云:“何故周代圣多,殷时贤少?”如此事类二条试问耳。一云:“何故马大行之后闻地,犬者小行之时上足?”是亦为无端事也。……(后略)⑨

可以说方略策考查的是“大事之要略”“无端大事”,那么,所谓的“大事”是指什么呢?一般首先会想到“重要政事、国家大计”。然而,三例的具体例为“颜渊短命,盗跖长生,福善祸淫何其爽欤?”“何故周代圣多,殷时贤少?”“何故马大行之后闻地,犬者小行之时上足?”一例是问马、狗大小便时的行动理由,这与天下国家完全无关。然而,《令集解》把这种问题视为“是亦为无端事也”。“无端”为不限定范围的广泛、规模外之意,而“大事”则与“多闻博览之士所知无端大事”相关,可以视为通过多闻博览所获得的知识,即汉籍知识。因此,日本秀才方略策所考查的为应试者的知识与文采。

现存八世纪十二世纪的日本策文中,根据同时代资料可以特定为方略策的为策问41篇、对策31篇。下面将其一览表列出作为参考。因现存方略策都付有题目,由此可以得知其出题内容。

现存日本方略策一览:

从上面的一览表可以甜其出题包括“生死”、“魂魄”、“命运”等概念、“地震”、“山水”、“春秋”等自然现象,以及文学、风俗等多个领域,此外从其题目中多用“辩(辩论)”、“详”、“陈”等,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考察应试者对出题事务的说明。

下面来看一下日本方略策的实例。以下是公元869年题为“漏刻”(又称为“漏刻”)的方略策,其策问的作者为春澄善绳、对策文的作者为都良香(对策当时称为都言道,之后改名为良香)。

“漏刻”{10}

问:居诸递转,昼夜轮回。命彼挈壶,掌此漏克。阴虫吐溜,注虬箭而不穷。历鸟流声,共鸡人而合唱。盖所以即宣阴阳之序,无愆天地之心,幽赞神妙,轨成蠢物者也。但聚拓之警,未记所由?爨鼎之勤,何缘所执?陆机孙掉之说,应有短长?卫宏霍融之论,M无详略。汉永元之旧制,梁高祖之新规,并举纲要,陈其可否。

对:窃以,蒸云溽露,陶炎凉而调年,驿日驰星,运昆明而成岁。是故中和之职,吹风律于阴阳,司历之官,分虬箭于昼夜。自古孕化湛运之君,临人宰物之后,莫不顺天道而垂法,叶神机而裁规。故役金徒于守漏,锱铢之间靡差。课铜史以候时,赢缩之理不失。县泉飞射,以没刻成期。幽水澄清,以盈器取准。夏至冬至,缓急之度斯存,春分秋分,中正之法已立。鸡人晓唱,声惊明王之眠。凫钟夜鸣,响彻暗天之听。风雨而晦,与斗杓而冥符,光景以移,共圭阴而相传。甲乙丙丁,五更之期能授,寅卯辰巳,百w之点自分。遂使天地之意,可得而知,鬼神之情,无隐其奥。斯盖物同灵造,自然而然。迹入精微,至妙物乎。若夫守不假器,挈壶以执勤。慎勿失机,视刻以从事。更阑人定,聚拓之警可知。月冷水,爨鼎之功攸在。且其永元之制,虽为长代之规。既火早旰之里,亦乖m侈之实。霍融之谈,详而不密。卫宏之沦,较而不详。登高作赋,陆机粗陈升降之仪。器立铭,孙掉未尽短长之善。逮于,梁高博练,灵鉴昭渐,上应天时,下参人事。反覆其二十三箭,调御被三百六旬。群品裁成,朝坐之节有定。庶官与治,晡食之候无亏。改旧失于往年,创新法于今日。袁司空之平议,足以可观。刘左丞之赞成,减为有味。言道精非鬼血,辨沦之口易穷。学异神聪,习诵之徒腐。食时之期忽过,顾准南而有耻。舂夕之漏频泻,望山西以惊魂。谨对。

可以说策问对策全篇使用句型、文字数规整的精致骈俪文体。策问前半部分是对题为漏刻的山题的相关论述,具体的出题即征事是在“但聚拓之警……”之后。最初的两问(“聚拓之警”“爨鼎之勤”)是关于在《周礼・夏官》有所记载的挚壶氏的执掌的问题,接下来的两问是问有关刻漏的言说(“陆机孙掉之说”“卫宏霍融之论”),最后的两问是问新旧刻漏制度(“汉永元之旧制,梁高祖之新规,并举纲要,陈其可否”)概要及可否,出题数共计六题。奈良期的出题为大局性的,而与此相比,平安期的出题内容则变得极为详细。针对这个征事的对策文的解答部分为:“若夫守不假器,挈壶以执勤。慎勿失机,视刻以从事。更阑人定,聚拓之警可知。月冷水,爨鼎之功攸在。且其永元之制,虽为长代之规。既失早旰之里,亦乖m侈之实。霍融之谈,详而不密。卫宏之论,较而不详。登高作赋,陆机粗陈升降之仪。器立铭,孙掉未尽短长之善。逮于,梁高博练,灵鉴昭渐,上应天时,下参人事。反覆其二十三箭,调御被三百六旬。群品裁成,朝坐之节有定。庶官与治,哺食之候无亏。改旧失于往年,创新法于今日。袁司空之平议,足以可观。刘左丞之赞成,诚为有味。”首先根据《周礼》就关于挚壶氏执掌的问题作出了同答,以后与出题顺序不同,提到了“汉永元之制”,提出了对“陆机孙掉之说”“卫宏霍融之论”的看法,并详细叙述了应当作规范加以模仿的“梁高祖之新规”。解答顺序与策问的出题顺序不同可能是作者为了按周汉梁的时代顺序展开论述。对策文的前半部分与策问一样是关于漏刻的说明与叙述。山田尚子认为此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陆《新刻漏铭并序》(《文选》卷五十六收载)的影响,并指出它并非是对《新刻漏铭并序》的简单重复,除此之外还就《周礼》、《周易》及陆机《漏刻赋》等适于论述漏刻的书目中的内容展开论述。{11}对策文的最后,对策者用了一些谦虚之辞,但这也有意识地使用了时间的经过与漏刻之水的表现(“食时之期忽过,顾准南而有耻。舂夕之漏频泻,望山西以惊魂。”)。

因而可以说罗列起来的与出题相关的文辞,其目的仍然完全在于显示其作者的文才与博学。

三、唐代策文与日本方略策

日本采用律令制开始实行贡举制是在八世纪初期,由这一制度是对初唐时期的复制可以认为当时曰本的策文也是以初唐时期的为范本的。

由“方略策”这一名称可以推测日本的方略策是以唐代方略策为范本的,但二者的性质还是有区别的。关于唐代方略策,傅璇琮提出了“所谓方略策,具体何所指,由于没有策文{12}传下来,已不能确知其详情,如作望文生义的推测,或者是陈述对国家人政方略”的主张,此外,陈飞也指出:“……‘秀才’本来就没有确定的界限,不过是在此名目下选拔杰出人才而已,而制举的本义也是要选拔‘非常之才’,因此其名目及其指含多有与‘秀才’相似和相通者。如‘开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异等、拔萃超群,咸令自举。’这种‘有茂才异等’、‘拔萃超群’之类科目,其名与实皆和‘秀才’无多大差异。”{13}论述了唐代秀才科与制科的相似性。由于唐代制科策文政治内容丰富且源于现实,因此,若根据陈飞的这一观点的话,唐代秀才科方略策也应该是政治性的、现实的内容。也就是说推断的唐代方略策与日本方略策之间的悬殊甚大。日本引入贡举制是在唐代废止秀才科约半个世纪以后,{14}另外,律令的注释书《令解集》引用魏征的策文作为唐时务策的实例,但却未引用唐方略策的实例,这说明很有可能唐方略策并未传到日本。因此就很难说日本的方略策是以唐方略策为范本的了。

前面已经论述过,日本秀才科是文学之科,其目的在于寻求文才之士,因而可以说它是以唐代同为文学之科的进士时务策为范本的。进士科所考查的时务策是以当时的“时务”为主题,论述政治方策。但初唐时期的时务策其出题以“刑罚”、“求贤”、“政理”等当代时务为主题,但未必提及与现实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且对其进行回答的对策文也仅仅停留在抽象论、观念论的位置上。关于初唐时期的时务策,傅璇琮指出:“内容上除了对于当今圣朝的颂扬以外,再也找不出关系实际,陈当务之急的任何一点现实的影子。初唐时期的这些进士策文,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当作精致工丽的胼文来看待,而他们实际上也是一种赋体;如果一定要加一个名称的话,不妨称之为‘策赋’。”{15}也就是说,初唐时期时务策的特征为可以被称作“策赋”的精致、端整的骈俪文体,可以说其议论的内容也是偏离现实的。《中国状元大典》中也指出:“进士时务优劣的标准主要看文章词华,尤其是在唐初,朝野承南北朝以来注重藻饰之文风,从朝廷公文到举子对策多用骈体文。”{16}认为初唐时期时务策的评价标准在于文章的巧妙与华丽。因而,可以说日本方略策的特征是继承于初唐时期的时务策。

但是,初唐时期的时务策,先不论其议论内容,其出题是于当代时务策相关的内容,仍为具有政治色彩的内容。而日本方略策的出题中却完全没有政治色彩,在这一点上也是与初唐时期进士科时务策不同的。

那么,为何日本方略策中没有提到政治内容呢?这是因为在日本也是将进士科作为贡举科目引入的,时务策的出题范围被定为“治要铡薄H毡竟本僦贫扔胩浦埔谎将秀才科置于最高位置,接着为明经科、进士科与明法科。最高科目的秀才科方略策的出题为“o端大事”,它必定要与下位科目进士科时务策中考察的“治要铡庇兴不同。由于日本的秀才科与进士科都是文学之科,因而要区别这二者,最为合理的做法就是从方略策中排除时务策中的政治话题。其结果就是,日本的方略策其目的在于纯粹地寻求文才与博学之士。

因此,可以说对有关汉籍知识的出题用美文与博学进行回答这一日本方略策的特征,是因初唐时期时务策的影响,以及日本时务策的存在而形成。

注释:

①《养老律令》原文已散失,不过在其注释书《令义解》《令集解》里完整地保留下来。

②《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45.

③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四卷《令集解 后篇》卷二十二〈功课令〉.吉川弘文馆,1955:645.

④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三卷《令集解 前》〈学令〉.吉川弘文馆,1943:453-455.

⑤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四卷《令集解 后篇》卷二十二〈功课令〉.吉川弘文馆,1955:646-647.

⑥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三卷《令集解》〈x叙令〉.吉川弘文馆,1943:505-506.

⑦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三卷《令集解》〈x叙令〉.吉川弘文馆,1943:505.

⑧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三卷《令x解》〈x叙令〉.吉川弘文馆,1939:165.

⑨日本: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四卷《令集解 后篇》卷二十二〈考课令〉.吉川弘文馆,1955:645.

⑩引用本文源于大根章介・金原理・後藤昭雄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27本朝文》.岩波店,1992:162-163.

{11}山田尚子.对策の变容―故事と论述(《和汉比较文学》)第37号.和汉比较文学会,2006:1-16.

{1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二章)《总论唐代取士各科》.陕西人民出版社,初版1986年;2003:28.

{13}陈飞.唐代“秀才科”考辨.文献季刊,2002.7,(3):39-40.

{14}《唐六典・尚书吏部》对唐秀才科的废止注曰:“自^後~。”《新唐书・选举志 上》曰:“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推测为七世纪中期。日本贡举制与律令一起引入日本,因日本最早的《大宝律令》是于公元701年开始施行,因而从唐秀才科停止到秀才科引入至少有50年左右的时间。

{15}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七章)《进士考试与及第》.陕西人民出版社,初版1986年;2003:168.

{16}毛佩琦主编.中国状元大典《中国科举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