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测试的批评应用语言学视野

摘要：语言测试的中立性立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体现出监管、控制、权势等意识形态特征，语言测试存在被滥用的危险。改进测试本身已难以解决语言测试所面临的问题，应关注语言测试的社会及政治语境。本文结合相关案例，从批评应用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倡导将语言测试批评的视角从考试结果转向考试过程及考试所涉及的社会因素，进而真正发挥语言测试所应有的功能，促进语言测试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语言测试；批评应用语言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H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66-04

语言测试的初始功能是检测应试者的语言能力及达到的水平，为相关大学或社会机构提供基于语言水平的选拔或判别标准，语言测试工作者为测试的设计和实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致力于改进测试的信度和效度，以提高语言测试的信度和效度，增强其社会公信力。然而，越来越多的语言测试有被滥用的危险，语言测试已经超越测试专家的控制范围，被赋予越来越高的社会权重（ibid: 369），从而成了施加监管、控制的手段，体现出权势和控制的意识形态特征。国内有关批评语言测试的文章焦点主要集中于测试的反拨效应，尤其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批评尖锐而激烈，但缺乏对超越语言测试的社会语境的关注。本文从批评应用语言学的视角，提出改进语言测试的反拨效应不足以解决当前语言测试所面临的困境，作为一种社会产物，应当将语言测试置于其得以存活的社会语境进行考量。

一、文献综述

对考试的批判性思考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批评研究创始人之一Foucault（1979:184）指出：“考试将维护等级差别和实施标准化判别结合起来，它从标准化的角度实施监督，使量化、分类和惩罚成为可能，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对个体作出区别和判定。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约束机制中唯考试独尊的原因所在。”Madaus（1991）认为，考试代表了一种深深植根与教育、政府和商业的社会技术，为他们实施权利和控制提供了途径。Noam（1996）将考试当做施加诸如成功、知识、能力等隐性观念的工具。Shohamy（1998）认为，当考试成了决定个体命运的唯一指标时，它就具有了非常强大的权力，可以凌驾于其他指标，如课程、教材和教学，而被当做接纳或拒绝的标准。作为考试构成要素之一的语言测试概莫能外，它已然成为很多国家实施监管、施加影响和控制的工具。

将考试融入社会、教育和政治语境，是一种批评测试范畴，而将语言测试置于上述范畴，就是批评语言测试（Shohamy，1998: 332）。批评语言测试（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 CLT）主要源自Pennycook（1994）的批评应用语言学（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 CAL）理论，该理论源于各式各样的批评理论，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直接植根于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Pennycook（2001）认为传统的应用语言学过度关注理论研究，有脱离社会语境的倾向。语言和话语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特征是批评应用语言学的核心观点，CAL力图突破传统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路子，主张语言与广泛的社会语境相结合，在更广泛的社会、阶段、权力、种族、差异性范围内研究语言的应用，摆脱语言应用于研究中单纯的理论探讨。Pennycook（ibid）所倡导的批评应用语言学涵盖了以下六个研究领域：批评话语（语篇）分析、批评认知能力、翻译的批评研究、批评语言教育、批评语言测试、批评语言规划和语言权利以及语言、文化和工作场所用语的批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批评应用语言学主张的批评研究范式并没有“挑错”的含义，“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术语也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制度等含义，而是从社会语境的视角探讨理论的应用及应用中的问题。

批评语言测试挑战语言测试的中立性立场，认为语言测试是文化、社会、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和代表，它对应试者个体、语言教师和学习者的生活进行干预和规范。Shohamy（1998： 332-3）总结了批评语言测试的核心观点：（1）CLT视应试者为一定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主体；（2）CLT将语言测试置于不同的互相争夺统治权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场合，把它当做衡量成功与否的工具；（3）CLT探讨诸如测试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和谁的目的这样的问题；（4）CLT挑战心理测量的传统，关注测试的解释力；（5）CLT认为语言测试实施者应追问自己，语言测试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社会形象，语言测试对提升社会形象有何作用；语言测试的目标仅仅是实现预定的课程目标还是语言目标亦是其他目的；（6）CLT关注考试考的是谁的知识，语言测试实施者和应试者之间没有协商、质疑的可能，是否经得起公开辩论和解释；（8）CLT将语言测试当做是与教育和社会制度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认为将语言测试当做“只不过是一种考试”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将要语言测试和他所发生的语境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

其他学者也对语言测试进行了批评性研究，如Spolsky（1995）对“托福”考试历史的研究发现，这一考试反映了一种权势和控制关系。Kunnan（2000）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语言考试的可及性和公正性问题上，即针对某项考试，应试者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地理、亲历性和教育可及性，也就是应试者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是否能够抵达考试地点，应试者是否能够亲自参加考试，是否具备相应的教育水平。公正性是指考试结果是否促进了社会公平还是对社会公平产生了损害。Norton和Stein（1995）认为如果某些应试者具备了与命题者相同的阶段、种族、性别特征的话，比起不具备此种条件的应试者，他们就可能从中受益更多。

二、相关案例

本文所讨论的批评语言测试案例主要指将语言测试用于带有政治或意识形态目的的测试。McNamara和Shohamy（2008）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规定移民申请者必须通过该国的国语或官方语考试，以此作为是否接受申请者进入该国获得居留权和公民权的主要条件。要获得移入国的公民权，首先必须通过语言考试，至于居留时间、就业状况、收入、教育状况等并非首要条件。瑞典在20年前就采用语言测试的方法来鉴定移民和难民的入境申请，即采用面谈录音的方法，申请者需使用自己的母语或第二语言回答相关问题，将谈话的内容录音后送交私人鉴定机构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发音、词汇和语法特征，以此来判定申请者的出生地，进而决定是否允许申请者入境。遗憾的是，这些鉴定机构事实上并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因此极有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语言测试专家对此类考试进行系统分析后发现，这些考试的信度很低（Eades，2005引自McNamara, Shohamy, 2008）。以语言测试决定移民或难民申请结果的方法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开发了一种计分考试系统，根据申请人的年龄、健康、职业、教育水平和语言水平打分，而语言水平的得分即可以决定申请人是否被接受还是拒绝。地缘政治的变化也使语言测试被运用于决定移民资格以及公民权，苏联解体后，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独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为了限制俄罗斯人而将爱沙尼亚语和拉脱维亚语作为求职、享受社会福利和获得公民权的门槛。而这类为了本民族利益而牺牲其他民族利益的歧视性做法并不限于上述部分国家。德国政府为了减少被前苏联遣返的有权获得德国公民权的少数民族回国而采用语言测试的办法，1996—2000年间，44%的申请者被拒绝（McNanara, Roever, 2006）。荷兰是在移民和公民权方面采用语言测试进行判别的先锋国家，荷兰人的海外配偶必须在荷兰口语方面通过考试才能获得进入荷兰的权利，这对于那些不可能获得相关培训的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de Jong, 2007引自McNanara, 2008）。曾经鼓励移民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最近几十年也提高了对移民申请者的语言要求，理由是为了防范恐怖威胁（McNamara, Shohamy, 2008）。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区别是，美国的语言考试以测试申请者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为主，测试者以听写的方式进行，从一些未出版的文献中抽取几个句子让申请者听写，难度不高，效度也不高（Kunnan, 2007）。澳大利亚紧随其后，效仿美国的做法，仍然让移民申请者完成有关澳大利亚社会知识的考试，但是对申请者的语言水平和识字能力提出一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