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构建

内容提要：许多学者都认为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在理论上很强，但由于缺乏对文化确定性的整体信息，使得很难去建构两者间的关系模型。在对经济复杂系统认识的一定层面下，作者提出了非线性、间断理的假设和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偏好与选择一致的假设，并运用模糊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建构了建立在价值取向基础之上的一个微观个体选择模型，从而为解释文化价值取向条件收敛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方法。本文把文化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解释性变量，但逻辑起点并非以往研究的信任、信仰等，而是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其研究的逻辑络线是：主体价值取向决定了行为的选择，而行为选择推进了团体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的设计，进而与经济绩效发生关联。

关键词：文化价值取向 ；收敛性 ；模糊经济学；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117-04

引言

文化作为产生内生行为模式的一个源泉，其演进过程对经济发展或经济绩效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对此问题都有所研究。韦伯（Weber，1930）［1］较早地关注了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认为来源于宗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①，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行为方式的变革，最终推动了经济绩效的提高。但由于文化作为一个宽泛的定义，其组合要素的单位和精细分类程度又很难以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经济影响的真正要素是什么更难以真正去把握。尽管随着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已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文化所包含因子对经济的影响，如信任（Beaugelsdijk，2006［2］；Zak,

Knack,2001［3］）、经济自由（Dollar,1992［4］;Johnson,Lenartowicz,1998［5］）等，但是因为相关概念定义的不统一和交叉模糊，以及缺少直接变量和经济发展发生关系，使得此研究的视阈有所偏窄。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反映了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的影响。诺思（1990）［6］认为在小型的不发达的市场上，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在这些市场上，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被用来保证契约实施，防止人们之间相互占便宜。这种关系是由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决定的，进而构成了团体的行为模式。Aoki、Dore（1994）［7］在研究日本和西方工业国家企业的区别时，得出了企业不一定采用所属行业中认为最有效的组织方式，而是采用反映该国最基本的组织实践的方式。就我国而言，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是人际交往中价值判断的重要条件，构成了个人关系的主体。Weidenbaum、Hughes（1996）［8］从海外华人投资地域的选择角度，论证了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这两种价值取向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的某些普适性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平等）是置于偏好的优先位置的，支配着对事物的选择，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的人际结合。将个人动机和信仰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进而与作出的选择联系起来的任何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反馈过程都将是路径依赖的（达斯古普特，2005）［9］。然而这并不断言文化的价值取向就决定着经济绩效的健康良性运作。由于机会成分的存在，使得这些价值观不能普惠市场上所有的潜在参加者，有时还会削弱或打破原有的价值标准。正如Sethi 、 Somanathan（1996）［10］关于机会主义者和合作主义者的博弈模型，如果人口中有足够多的机会主义者，那么未来将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在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时会出现冲突，但如果着眼于长远，依赖规则而不是任意的特殊干预，冲突是可以被缓和的，甚至还能被转化为互补的②（柯武刚、史漫飞，2004）［11］。

从模糊经济学角度来看，模糊数学为个体行为选择向群体行为转变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模糊经济学始于1975年篷萨尔（Ponsard）的研究，此领域的独创之处在于采用了一组由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定义的新概念，运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展开对经济学的研究。他先后研究了消费者空间偏好（1981）［12］，消费者的多重标准分析（1986）［13］，纳什均衡（1987）［14］，经济选择、经济计算和一般均衡理论（1988）［15］，个体选择的传递性（1990）［16］等问题。此外，Banerjee（1995）［17］通过显示性偏好满足一定的规则条件，研究了模糊集合确定的选择函数是可以看作理性表现的。Shepherd(2006)［18］讨论了模糊建模和经济关系估计的问题。

笔者将在以上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借用文化功能学派的视角③，从微观经济决策单位的模糊选择机制出发，运用模糊经济学相关研究，探讨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宏观问题，以此佐证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又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论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界定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并阐述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第二部分探讨了文化价值取向功能收敛性的模型的引入，第三部分构建了具体的分析模型，第四部分解释了模型蕴含的意思。

1.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界定及其条件收敛性的阐述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learnt rules of conduct）构成的传统”(哈耶克,2001) ［19］。诺思认为，“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诺思，2000）［20］。文化涉及了人类行为的出发和价值标准。假定文化给定，并视其为经济定价过程中的输入变量，那么文化的价值就可以看作人们所持有的一种已知偏好（Throsby，2001）［21］。文化的功能是指文化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马林诺斯基，2002）［22］，它的重要性是在于人类活动的体系，并不是偶然堆集而成，而是有组织的、完善配置的及永久的。这就是说，同样的体系可见于全球各地不同的文化中。由于行为模式必然要反映相应的价值标准，行为间的相互关系随价值体系的变化而变化。文化的价值功能通过行为模式而成为判断标准。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反映着主体受文化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对价值追求、评价、选择的一种倾向性态度，也就是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并做出选择。它涉及微观经济个体做出选择和决策，是本文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

如何来界定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首先要确认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诺思(North,1992)［23］认为，正式规则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因为虽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合法的规范给正式规则，但是革命性的变革从来不像它的支持者所期盼的那样，其实施过程也从来不像所预期的那样。一个社会移植另一社会的正式制度，是与原创国家的实施特征明显不同的。这是因为两者的非正式标准和强制执行特征是不同的。反向考虑此问题，造成经济社会差异的一个构成要件是非正式标准，而根据前面的界定非正式标准正是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其次，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指的是在相关变量都相等时，区域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差异表现出一种缩小的趋势。再次，如何进一步去佐证文化条件收敛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哥登卫舍(Godenweiser)“有限变异”原则（马林诺斯基，2002）［21］可以体现这一点，即对于一种文化的需要，满足这需要的方法的变异是有限的，于是由这需要而引起的文化结构是被决定于极少可能变异的程度之中的，各地区域间有些制度化活动的基本相同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在一个文化所涵盖的领域，由于这种价值是一种判断的标准，那么文化自身的自我强化会使价值取向功能趋于条件收敛。最后，还需要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勾勒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是为了减少生活中人际交流的不确定，但由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不是同一的，社会将面临自由、平等、信任等的多维度选择，进而这可能使得社会整体的预期潜在收益并非主要表现在金钱上。Stigler、 Becker（1977）［24］认为，偏好是“随着时间逐步稳定并在人们之间变得相似”。价值取向作为反映偏好的一个方面，其条件收敛性也正反映了这一过程，其随时间维度而自我强化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惯例或风俗的形成。一个倡导经济自由（主要指个人财产的保护，交易自由，个人自主）的社会文化氛围，其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会促进经济的增长（Johnson, Lenartowicz,1998）［25］；而一个社会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是偏向于保守和等级制度的，这种路径依赖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为这与经济增长又呈负相关的。此外，外来文化渗入会影响原创文化的价值取向，其滞后的影响也可能改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文化价值取向功能收敛性的模型的引入

从经济系统复杂性的角度看，复杂的经济系统是异质的行为人在一个空间内部采取的行动是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是系统内的要素相互作用及其与环境的非线性作用而产生的，行为结果是无序的。在复杂经济系统中，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紊乱的，不存在一个超能者能够利用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系统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获取超常的好处。在经济系统中，人的行为会表现出非单一特征，有时会有跳跃式行为，有时会表现出突变现象，这意味着个体行为在特定时间表现出的非线性和间断性。当我们要处理的事情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逻辑思维受到限制，缺乏足够的计算能力理性地应付这些复杂性问题。但这种受到限制的逻辑思维，并不能禁锢决策者可能采取的行为。

从“经济人”视角的角度看，考虑把经济个体定位于放在某一社会背景中的“经济”人，即个体不仅要考虑自身的财富上的逐利和非财富的追求，他还要权衡与他人的利益冲突,也就是使我们去考虑行为主体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经济模型中的表现与量化。此外，近些年以伦理为核心的利他行为逐渐进入了经济学中研究视野，贝克尔(Beker,1976)［26］用理性选择模型对利他偏好做出了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利他行为的均衡是施用者的边际适用性等于受惠者的边际适用性。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扩展的“经济人”偏好选择模型。

从主体价值取向的心理现实化和判断模糊性角度看，传统经济学建构的经济学微观心理基础是效用理论，无论是采用基数效用理论还是序数效用理论，都趋向于建立以财富状态量为价值载体的绝对函数。正如哈耶克（1997）［27］认为，当我们努力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时候，假设我们又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 。这种经济运算方法的发现之所以无法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这种经济运算出发点的“数据”或“基据”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一个能够计算其结果的单一心智来说，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如此给定的。非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产生了信息种类、数量、可靠性、一致性的模糊性问题，进而影响着经济个体的选择问题。而个体在做出选择时，影响因素应为权重，正如Kahneman 、Tversky（1979）［28］指出，决策者赋予各种可能结果的权重是决策权重，而不是概率。

从价值取向功能收敛性的角度看，由于经济主体文化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所引致的行为判断的相对稳定性，与经济发展所带来产品的丰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以及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选择行为的约束与现实选择单一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理解为“收敛”和“发散”的相对均衡。且从短期来看收敛性居于上风；从长期来看，除非打破原有的价值理念，否则收敛性依然存在。通过对个体目标的多样化和主体文化观念的模糊性的整合，反衬出个体整体利益观的形成和路径依赖，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往往会形成趋同的价值评价。

3.模型构建

3.1 相关假设

a.非线性、间断理的假设。主体经济行为的非线性和无序性，以及选择视角拓宽所引起量纲的不统一，因而假定理性人的可具有非线性、间断理。

b.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可使偏好与选择一致的假设。这是因为生活中选择可能与偏好、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不一致而作的假定。

3.2 模型框架

a.设是论域X到［0，1］的一个映射，定义：X［0，1］，x(x),称是X上的模糊集，(x)称为模糊集的隶属函数。我们用隶属函数反映个体的偏好程度，可避免量纲的不统一，如财富可以用金钱衡量，但非财富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4.结论

在同一文化的价值取向下，在某时点的时间界面上，文化群体的选择会趋向于一种稳定状态；从长期时间序列的情形看，其可能选择的演进方向是k，但序列的数目是趋于减少的。在其他相关变量都相等的条件下，这反映了区域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差异的缩小的趋势，即我们定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这时个体会趋于形成一个稳定的习惯，并且不会轻易改变。同一社会近似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减少了经济个体估算的成本；另一方面，经济个体又较容易地判断社会中的其他人，即为经济生活提供了一套框架，使合作和竞争具备了一定的预见性和依赖性。因为经济个体所需的信息和计算能力的容量大大超出了经济个体的能力，要对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有意识的理想思考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也为经济主体提供了一套稳定的判断选择标准，主体采用相对权重选择机制，为其做出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减少了决策判断的交易成本。这种自我强化往往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若这种路径依赖强化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如信任、平等、自由等，这将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在多元文化中，个体受其他文化价值取向观念的影响，其权重分配及评价等级也会发生改变，此时合成矩阵种类的多样性会远远大于单一矩阵幂的多样性(M1M2)，个体可能会改变现有价值取向。当然，这种演进过程通常是人们生存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或者说是个体所接受的新思想和习惯之间的优胜劣汰。这种影响因素的扩张，会增加文化群体的可能选择，但由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一定会影响这种价值判断，进而促进或阻碍经济的增长。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割裂原创文化的以期重现强国之路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如拉丁美洲移植了美国的宪法等制度，但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的增长。

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体现的是在相关变量相等时，价值取向功能差异缩小的趋势。在一定情况下，文化的价值取向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当这种条件收敛性被打破时，可能带来经济更好的发展，抑或造成经济一定的衰退。此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佐证着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又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

注 释：

①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构成了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这些价值原则进行社会行动.

②当弘扬一种基本价值又进一步实现了另一种价值时，这两种价值就是互补的。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此学派学者认为，把文化分成原子及个别研究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文化的意义就在要素间的关系中，他们亦不同于文化丛体是偶然集合的说法。他们偏重于文化的动态，以此观察文化要素如何活动、如何集合及如何帮助人类满足需要及实现他们的命运。参见马林诺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16.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2］Beugelsdijk,Sjoerd.A Note on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Trust in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Growth［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0：371387.

［3］Zak, P. J.,and Knack,S.Trust and Growth［J］.Economic Journal,2001,（111）：295321.

［4］Dollar,D.(1992).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y Do Grow More Rapidly:Evidence From 95 Ldcs,1976-1985.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40:523-544

［5］Johnson,James P.,Lenartowicz,Tomasz .Culture,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 :Do Cultural Values Explain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98，33，(4)：332－356.

［6］North,Douglass C.Institutions,Institutionsl Change,and Economic histor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7］Aoki,Masahiko,and Ronald P.Dore,eds.The Japanese Firm:The Source of Competitive Strength［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8］Weidenbaum,Murray and SamuelHughes.The Bamboo Network［M］.New YorK:Free Press1996.

［9］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张慧东、姚莉、刘伦、吴京芳、申小玲.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Sethi,Rajiv,and E.Somanathan.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 in Common Properth Resource Use ［M］.New York:Wiley.

［11］Ponsard,Claude .An application of fuzzy subsets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umer's spatial preferences［J］.Annals of Operations Reserch ,1990，（23）：279-288.

［12］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经济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3］Ponsard,Claude. An application of fuzzy subsets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umer's spatial preferences ［J］.Fuzzy Sets and Systems,1981,5(3) ：235-244.

［14］Ponsard,Claude .Spatial fuzzy consumer's decision making: A multicriteria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86,25（2）：235-246.

［15］Ponsard,Claude .Nash fuzzy equilibrium: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a spatial duopoly［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87,31（3）：376-384.

［16］Ponsard,Claude .Fuzzy mathematical models in economics［J］.Fuzzy Sets and Systems,1988，28，（3）：273-283.

［17］Ponsard,Claude .Some Dissenting Views on the Transistivity of Indicidual preference［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90,8（1）：93-94.

［18］Banerjee,Asis .Fuzzy choice functions, revealed preference and rationality*［J］.Fuzzy Sets and Systems,1995，（70）：31-43.

［19］Shepherd,David,Shi,Francis K.C. .Fuzzy modelling and estimat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J］.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 Data Analysis,2006，（51）：417433.

［21］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哈耶克论文集［C］.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22］诺思,道格拉斯•C.《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于詹姆斯•A•道等编《发展经济学的革命》(论文集)［C］.上海：三联书店,2000.

［23］Throsby,David.Economics And Culture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

［24］B•马林诺斯基,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5］North,Douglass C.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st，1992.

［26］Stigler,G.and Becker,G.S.De Gustibus Non Est Dis putandum［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2)：76-90.

［26］Johnson,James P.,Lenartowicz,Tomasz .Culture,Freedom and Economic Growth :Do Cultural Values Explain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1998，33，(4)：332－356.

［27］Becker,Gary S..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J］.Cambridge Press,1976.

［28］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9］Kahneman,D.,and Tversky,A.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J］.Econometrica,1979，47，(2)：263-292.

［作者简介］闫磊(1977-),男,甘肃高台人,河西学院经管系讲师,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经济理论与区域经济研究。

［收稿日期］2008-03-15（责任编辑：罗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