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若不完整呈现就难称“经典”

摘要：本文就语文教材编写过程中对经典的呈现问题作了探讨，并结合李思衡老师的观点进行了分析研究，以期能给语文教学带来些许帮助。

关键词：语文教材编写；经典；呈现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15-0109

湖南夏峥嵘老师在《经典理应完整呈现》（《语文学习》2013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了教材编写者删改经典的问题，该文认为：经典完整呈现，是正确解读经典的基础，是语文教学最起码的要求，也是传承文化的必然态度，对经典进行裁剪要十分慎重，别让裁剪变成糟蹋。山东李思衡老师对此颇有异议，他在《经典一概完整呈现有必要吗？――兼与夏峥嵘老师商榷》（《语文教学通讯》201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经典大可不必“完整呈现”，根据需要当删则删。笔者认为李思衡老师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什么是经典？这是语文教材编写者面对是否删改经典这一问题时必须迈过的一个坎。在汉语中，“经”的本意是织布的纵丝。《说文解字》说，“经，织从丝也。”段玉裁的注解说，“织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从这层意思出发，“经”被引申用来指代儒家的经典。“典”的本意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典，常也”。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也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至道”突出了权威和规范的意味，“恒久”与“不刊”则说明经典的意义永在，不可改变，不容置疑。试问，为了一时一地的语文教材编写而删改经典，又有谁有如此学识和胆识。

叶圣陶在编写语文教材时曾根据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大肆删改过很多作家的作品，他认为，“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则文中疏漏之处，自当为之修补润色。固陋之作者或将不快，明达之作者宜必乐承。”我们可以想象，明达之作者会乐承吗？《中学语文》1981年第1期曾刊登一篇名为《茅盾、巴金、孙犁对删改他们的文章作为教材的意见》一文，文章以同孙犁同志通讯的形式，反映了茅盾、巴金、孙华，对中学语文教材编选他们的作品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随意删改不满。不知道叶老自己的作品选入教材时有没有被随意删减，我们只知道，叶老在建国后编写的语文教材已经无人提及，而他在上世纪30年代初编写的一套小学语文教材《开明国语读本》在现在又站在了流行书的行列，从选文上看，《开明国语读本》比起叶老建国后编选的教材更加注重的是对经典作品的选择与尊重。

佛克马、蚁布思在他们合著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出版）中通过西方对经典问题的讨论得出了自己的关于文学经典的看法。他们认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提供参照系是经典选入教材最重要的意义，如果参照系随意变更，广大师生是否还会相信天天面对、视为金科玉律的教材。

笔者曾在网上读到一篇名为《不能说的秘密――扒一扒我们曾经的中学语文课本》的文章，列举了众多被删改的经典作品，并阐述了原因。文中说，“这些被隐藏的秘密，来源于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年代接受教育的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这里面有80后一代人的唏嘘感叹，有《羚羊木雕》作者张之路的不满，也写了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对当年删改原著的歉意。温儒敏在谈到现在教材编写问题时说，现今教育规模巨大，社会关注度高，动辄就是“政治问题”或“公众事件”，教育部门不得不严加管理，即使一纲多本，编写教材基本上也还是“官方”行为。社会上争论最大的问题是教材对经典作品的选入比例问题，并非是是否删改经典的问题。笔者认为，是否删改与如何教学是两个问题。“官方”是否有权利、有能力删改传世经典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李思衡老师对夏峥嵘老师提出的“经典理应完整呈现”的三点理由做了一一反驳，笔者认为多有不妥。

其一，李老师认为“对于一个备课认真的、能够在备课中先自觉‘裸读’文本的教师来讲，如果看到一个编者注明有所删节、改动的文本的话，肯定会想方设法找到完整的版本看看”。笔者大为不解，删改经典著作本是教材编写者所为，为何又把这些问题转嫁于辛苦的一线教师身上，如果编者没有注明文本有删节或是改动，教师岂不是以讹传讹，教着假经典，还自以为在“传道授业解惑”呢。另外，即便教师能够弃一斑而窥全豹，靠自己“转述”经典的能力去教学生，试问，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吃着嚼过的馒头会觉得香甜吗？

其二，李老师认为，虽然存在着个别删节不当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全盘否定。实际上有些删减可能是编者出于考虑教材对所编选的文本篇幅的限制，或考虑学生的认知接受程度，或是为了主题的表达更为集中等。首先，笔者要申明的，夏峥嵘老师谈到经典删改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一棒子打死，他只是反复强调我们要采取的是“十分慎重”的态度。其次，李老师将现今使用的两个语文教材版本中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做了比较，认为鲁教版虽忠实于原文。

但结合编者所加题目看却不如人教版删改版的妥当。我们姑且不论两篇文章章法上的高下，就鲁教版之原文而言，妄加题目本身就有画蛇添足之嫌，也属于对经典作品的小删改，不若取文章首句，来的便捷、准确，而人教版的删改更是有自作聪明的弊病，如果真是为学生学习复杂的记叙文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大可不必拿着一个假冒的经典来做例子，我们完全可以“完整呈现”，至于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如何评价文章的章法，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应该是他们最基本的权力。

其三，李老师提出了一个“名著节选或原著改编”类的课文到底该怎么教的问题？这个问题教学名家都多有论述。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的核心是“怎么教”的问题，而夏峥嵘老师谈论是经典作品进入教材时如何选的问题，如何选固然影响着如何教，但是只有先选好，才有后面的好教。浙江省的程永超老师在其《关于“节选课文”教学的再思考》中确实很好地问答了如何教问题，但是“节选”不等于删改，“节选”课文只是给了我们一个窗口，让师生们可以透过窗口看一看外面绚丽的风光，至于他们看过以后想不想推开门出去走走，就要看自己心情或是整体的安排，如果我们在窗户外面，设置的是人为改造的风景，这或许会打消了观光者们的积极性。

李老师说：“我们曾经有多少人都学过编写者节略后的教材，我们感到过权威的教材欺骗了我们吗？”笔者读到这句话是，禁不住哑然失笑，是否可以请李老师在百度里面输入“语文教材删改经典”几个字，人们的呼声也就不言自明了。

黄厚江老师执教《黔之驴》和《西地平线上》等课文的教学实录，确实属于巧用、妙用教材的精品。但是我们能奢求所有的语文教师都有黄老师驾驭教材的能力吗？如果不能巧用妙用教材，不妨还经典以本来面目，至少在学生心目当中，留下的还是真实的东西。

最后，笔者想用清华大学蒋劲松教授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语言文字是民族精神最重要、最直接的载体，语文教育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以戒慎敬畏之心，尊重凝结了历史文化积淀的经典，回到传承文明继往开来的教育本质上去。在语文教材编订和语文教学实践中，不应为一时风气的变化所干扰，应更加尊重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经典，更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挖掘。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

（作者单位：陕西省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71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