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矿产增税看我国政府策略选择

进入2012年，继印度、越南提高铁矿石税赋后，另一个铁矿主产国澳大利亚也提高了税赋。3月19日，澳大利亚议会参议院通过了矿产资源租赁税法案，澳大利亚政府从今年7月1日起，对年利润超过7500万澳元的铁矿石、煤企业征收矿产资源租赁税，税率为应税利润的30%。

澳大利亚作为主要的矿产国，征税影响将波及全球市场，而我国受影响最深。2011年，我国一共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2.96亿吨，同比增长11.8%，占到了我国进口总量的43%。

各国政府增税策略不同

应该讲，全球范围内资源税赋都在提高，但资源征税方式上，各国费尽脑筋，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减轻对本国经济影响。当然，这也直接导致各国政策有所不同，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出口关税和限制出口，二是征收资源税。

一类是以新兴国家为主，印度、越南选择提高铁矿石出口关税。工业化发展带动钢铁消费量上升，钢铁工业需要铁矿石，新兴国家增加资源税赋，采用征收出口关税方式，目的是使本国铁矿石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从而鼓励国内钢铁企业扩大生产，吸引国际企业到当地投资建厂，在吸纳就业的同时，增加当地政府财源。

另一类是本国不消耗铁矿石，提高铁矿石资源税来增加国民收益。目前，澳大利亚的州政府（地方政府）征收一定比例的政府矿产税。这次，澳大利亚计划征收全国范围的铁矿石资源税，且征收比例相当高，达到30%。

新兴国家和澳大利亚政府的铁矿石资源增税方式不同，对本国经济影响不同。近几年，印度、东南亚钢铁产能加快增长，未来将成为全球钢铁消费最有潜力地区；而澳大利亚本国钢铁需求吸纳量小，加上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导致其以出口资源为主。

这两种征税方式，各有利弊。采用出口关税和配额容易造成贸易纠纷。中国已经积累了教训和经验，2012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就美国、欧盟、墨西哥诉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世贸组织争端案裁决报告，裁定中方涉案的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措施不符合中方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和有关世贸规则。

从这方面讲，征收资源税从形式讲更隐蔽一些，利用环保等理由，提高矿产资源税，不易形成国内外价格差，外界难以形成非议，但同时致命伤在于提高了国内企业成本，削弱本国产业的竞争力。

此次澳大利亚征收的矿产资源租赁税，税种应该算资源税，但课税对象是企业利润，这更具企业税的特征。其实，澳大利亚政府不愿对本国矿业生产造成打击，又想分享矿产利润，所以选择了征收企业30%的利润税，即所谓的“资源超级利润税”，试图抑制税赋转嫁。

澳大利亚铁矿石增税存在长期影响

目前，全球铁矿石供求偏弱的格局，造成了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租赁税短期难以向下游的转移。但要看到，全球铁矿石市场处于供方垄断态势，澳大利亚企业利润税最终还是会对行业产生影响。

一方面，矿石企业有税赋转嫁倾向。这次矿石企业利润被征税三成，企业有向下转移成本的动力。全球铁矿石的垄断市场格局，易于将税赋转嫁到下游用户。在矿企、用户的利益博弈中，矿山企业将运用其垄断的市场地位，达到税赋转嫁效果。而下游矿石用户力量分散，缺乏利益输送渠道和代言人，容易在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成为利益受损者。

从我国资源产品增税情况看，税赋很容易转嫁到下游。近些年，我国尝试资源税改革，将天然气的税率提高，但天然气的价格也明显爬升，对下游等以天然气为原料的企业形成冲击。化肥等产品的价格上升，最终税赋的承担者，并不是资源开采企业，而是下游用户。

另一方面，企业利润税将抑制长期铁矿石市场供给。目前看，这次的矿产资源租赁税法将尚未盈利和处于投资回收期的矿山企业排除在征收范围外，

澳洲传统优势资源被大型矿企所占据，而在上一轮矿石投资高峰，即金融危机后进入澳大利亚开矿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大幅高于这些大矿企。投入的资本收回后，将征收一定的资源税，这将对矿石企业的后期盈利形成考验，甚至直接吃掉全部利润。中国的宝钢、鞍钢、中信泰富等企业都在澳大利亚投资了铁矿。矿业税改革措施的落实，增加了我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风险。澳大利亚政府征收的矿产资源税和全球矿石供给的长期影响，对铁矿石投资项目吸引力的下降，将导致矿山开采投资额的减少。

我国增收资源税要讲究策略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3月18日表示，下一步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近几年，我国在调高资源税赋，西部地区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实行从价计征改革，调整油气资源税的计征办法和税率，调高焦煤和稀土矿的资源税税额标准，以及2月份政府上调了铁矿、锡矿等六种矿产资源的税率，这些措施带动了资源税快速增长。

但个人认为，增收资源税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在当今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情况下，一国增税对国际市场存在连带影响，一石投水，满湖皆波，需要根据本国情况，具体品种，具体分析。对于铁矿石品种增税，所产生的涟漪影响，超出平常认知。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直接提高铁矿石资源税有欠妥当。

中国市场严重依赖国际市场，铁矿石的对外依赖达到60%，需求缺乏弹性，税赋上升，我国铁矿石边际生产成本上升，最终国际矿石企业获得额外收益。所以，铁矿石税赋提高，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转嫁到下游企业的负担会大于财政增税额。

我国应该总结和汲取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征税经验。首先，注意税赋转嫁。近些年，我国也开始提高资源等品种税赋，天然气、石油、铁矿石等品种，以资源税的形式按比例征收，在我国征收税赋的过程中，税赋很容易转嫁到下游。而澳大利亚政府提高铁矿、煤炭品种的资源税赋，是通过征收企业利润为对象，尽管不能杜绝对全行业的影响，但税赋会暂时大部分地由矿山企业承担。

其次，应注意征税倾向。澳大利亚的征税目的相当明确，让获利丰厚的矿业公司补贴国家财政，同时要保证整体国民经济不受影响或影响最小。

我们要借鉴这种增税思路，应该结合我国实际，提高资源税赋。要考虑清楚谁最终承担资源税，追求目标就是在选择的品种上。国内市场尽量少地承担转嫁税赋，这样才能增加国民收益，否则像铁矿石一样，下游钢铁等行业承担的税赋大于增收的税款，尽管财政多收了三五斗，但国民经济整体得不偿失。

一个国家要增加财政收入，最佳效果是增收税赋要大于国内企业承担的税赋。这点，要学习澳大利亚政府，选择增加铁矿石品种税赋，最终，税赋将大部分地转嫁到国外钢铁等下游行业；甚至学习欧盟政府，选择征收航空碳排放税，连带着把排放在别国的碳税也征收了。一句话，动用增税手段，增加的是他国企业的负担。但我国增加铁矿石资源税，最终是国内企业承担着成本。

根据目前情况，我国应该考虑需求在外的品种。比如稀土，据统计，中国用占全球30%左右的储量提供了90%的市场规模和贸易规模，一半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出口量占国际贸易的60%以上。

我国稀土增税力度不足，固定税率征收力度有限，因此应及早从价计征。资料显示，目前对稀土课征资源税是每吨60元，但碳酸稀土每吨均价为69000元左右。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稀土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政策不满，我国应该大幅提高稀土的资源税。

此外，焦炭、铝土等资源出口关税和出口配额，也纷纷遭到欧美等国质疑。建议征收资源税，弱化国内外的价格差，取消出口配额制度，终结此类低等级的贸易保护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应该像我国一般公务用车标准那样，采用的是技术贸易壁垒，而不是关税壁垒和配额等直接措施。

（作者为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

2012年，中国经济调整，十几年来拉动全球铁矿石消费的火车头突然减速，造成目前铁矿石市场整体疲软。

在对外贸易上，应该像我国一般公务用车标准那样，采用的是技术贸易壁垒，而不是关税壁垒和配额等直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