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 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点为农民工市民化。本研究以重庆市9个主城区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为样本，在分析当前农民工结构、素质及未来发展预期的基础上，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研究了新老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城乡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工作压力等7个因素对其在城乡之间循环流动有重要影响。而宅基地作为农民工最后退路的保障，或因对宅基地的未来收益看涨，大多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宅基地。

关键词 农民工；市民化；转户；宅基地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5）09-0070-11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为657万，占总人口的0.66%；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16.16%，增长了33.7倍。以农民工为主流的劳动力大规模迁移为经济增长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力量。正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转移至其它行业的行为，使得劳动力重新配置，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1]。但受制于户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约束，农民工很难在大中城市永久定居，这也使得农民工把外出务工视为一种增加家庭收入的策略，更多的选择往返于城乡之间进行循环流动。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对全国17个省份2 749个村庄的调查报告显示，举家迁移完全脱离农业、农村的农民工仅占19.95%，循环流动依旧是农民工迁移方式的主要选择[2]。这种候鸟式的迁徙，使得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有很强的流动性，并被称为“半城市化”[3]。因此，留城还是回流，已不仅是当前农民工就业选择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流入、流出地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分析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候鸟式迁移的模式及其关键影响因素，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梳理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劳动力迁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早在1969年托达罗提出城乡预期收入差理论，认为只要城乡收入差距的预期存在，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必然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这一理论对农民进城务工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就因此而能定居城市。很多调查显示，由于中国存在一系列阻碍劳动力在城市定居的制度，农民工进城后，很难在正规部门就业和享有社会保障待遇，多数实现了向城市迁移的农民工，并不能在迁入地长期定居下来[4-7]。因此，对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分析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例如，从制度角度，分析探究传统的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制度安排对潜在劳动力转移的限制[8-10]；从自身素质角度，分析包括观念、信息、教育水平等农民工自身素质对市民化进程的作用[11-13]；从城市发展水平、社会保障角度，研究社会保障条件差、就业渠道不畅会阻碍农民工定居城市[14-15]；从对家乡的归属感角度，分析农民工“候鸟式”生活方式是系于与亲人的关系还是其他方面的依赖[16-18]；以及从职业转化等角度进行分析[19]。总之，国内外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成果涉及各个领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城镇化及农民工市民化都存在着地区差异，现有文献中还鲜有对重庆市劳动力“候鸟式”迁移的相关分析，从农民工是否将户口转变为市民，是否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是否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下来等三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的文献更是稀缺。

基于此，本文从农民工是否将户口转变为市民，是否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是否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下来等三个维度，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问卷调查，利用868个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对现阶段农民工在城镇、农村“候鸟式”迁移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定量分析。以弥补现有文献中的不足，为市民化提供政策参考。

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7-8月本课题组在重庆市9个主城区进行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由经培训的课题组人员完成，调研主要以一对一、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本次调查涉及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和巴南区9个主城区，除重工业比较发达、农民工聚集度高的渝北区和九龙坡区分别发放150份问卷外，其它城区均随机抽取100个农民工进行访谈。共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978份，其中有效问卷868份，有效率为86.8%。

2.2 样本描述性分析

2.2.1 样本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中，被访农民工总计868人，其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及在务工地定居意愿如表1所示。从总体上看，在被访的农民工当中，愿意转户的农民工超过三成（30.99%），愿意在务工地定居的农民工约占六成（59.77%），而愿意放弃宅基地的农民只有不到二成（17.97%）。这印证了当前阶段农民工群体的双重心理：既希望能在城市定居，又不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也正是因为这种两头兼顾的社会心理，促成了农民工在城镇、农村“候鸟式”迁移的现状。

进一步查看调研对象的基本特征，处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对转户、放弃宅基地及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35岁以下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意转户的农民工比例呈增加趋势（16.16%、24.19%、36.32%），35岁以上趋于稳定，略多于三成（32.59%、30.46%、30.77%）；35岁以下的农民工放弃宅基地的意愿较低（16.67%、14.52%、17.37%），而35岁以上相对较高（18.67%、20.53%、30.77%）；对于务工地定居的意愿，35岁以下农民工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意在务工地定居的农民工比例呈增加趋势（25%、52.15%、70.53%），35岁以上则趋于稳定，维持在六成左右（60.76%、55.63%、69.23%）。可见，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留城还是回乡的想法存在差异。

2007年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20]以年龄为标准，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1980 年以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独有特性，他们生长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变革的时代，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值、对物质和精神享受均相对较高，且接受过工业文明的洗礼，其思想观念与35岁以上农民工群体有显著差异。因此，笔者也将总样本划分为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两个群体。由于问卷设计时“年龄”这一变量是选择题，以区间的形式选取，而非连续型，所以，本文定义的新生代农民工为年龄≤35岁的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为35岁以上的农民工，与以往的界定有2年的差距。

2.2.2 新生代农民工对转户、放弃宅基地及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

（1）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其对转户、放弃宅基地及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有效问卷中被访的新生代农民工有388人，其中男性占50.52%，女性占49.48%；他们的文化素质普遍较高，92%以上具有初中及以上的文化水平；他们80%以上的人在城市定居1年及以上，工资正常发放的略超过80%；但在城市买房的人仅不足16%，并且接近70%的人家里的农田还是由留守在农村父母耕种，即表中的自种（详见表3）。可见，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还停留在农村、城市的“候鸟式”生活状态，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又没有能力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农村、土地隔离，对乡村文化的融入不高，与土地的联系已渐渐疏远，但又离不开农村，与农村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候鸟式”迁移的缘由。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状况看，调研的388个新生代农民工有六成（59.38%）希望在城市定居，但有能力买房在城市长期居住下来的只有15.98%，大多数人虽然工资发放正常（81.19%），但由于在城市务工的时间还比较短（务工时间5年以内的有78.35%），财富积累相对有限，并没有能力支付在城市购房定居的成本。从他们与农村的关系看，这388人中有267人家里的农田还是由其留守在家的父母耕种，年迈的父母不可能进城务工，高昂的家庭转移成本更是让他们在城市定居举步维艰，所以，这388人中有84%的人不愿意放弃在农村宅基地，愿意转户的也只有29.90%。当被问到对城市生活的感触怎样，以及未来是否要回农村从事农业时，调研的388个新生代农民工有364人会继续留在城市务工或创业，占93.81%（见表4）。由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适应性也比较强，已经基本上融入了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城市文化，并不愿意再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对于他们外出务工的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城乡的收入差距，根据调查资料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收入是在家务农收入的2.31倍。

总之，从整体上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根本动因，可高昂的购房定居成本和家庭迁移成本迫使财富积累有限的他们对定居城市只能望而却步，处在农村与城市“候鸟式”生活的状态。但从生活习惯和未来预期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最终去向必将是城市。

2.2.3 第一代农民工对转户、放弃宅基地及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

（1）第一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及其对转户、放弃宅基地及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在被调研的农民工群体中，35岁以上农民工共计480人，其中，男性188人，占39.25%，女性291人，占60.75%；年龄在36-60岁者占97.3%，60岁以上者占2.7%；这一群体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9.38%，其中，文盲及小学文化程度占30.42%；他们中有31.95%愿意转移户口，59.30%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但却有80.38%的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见表5）。

调查还发现，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60岁以上、在务工地居住超过5年、在城市有自买房的农民工，他们的转户意愿（30.77%，36.55%，43.55%）、放弃宅基地意愿（30.77%，22.69%，26.61%）及在城市定居的意愿（69.23%，69.33%，72.58%）相对较高。另外，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农村的田地以给亲朋好友代种或转租形式的比例较高，占49.17%，由留守在家父母耕种的比例占50.83%，这一部分群体由于其父母老迈，自己年龄也较大，老家农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极大可能将由他们耕种；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时间普遍较长，5年以上者占49.58%，在城市有房产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占25.83%。这说明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受其文化水平、生活习惯、财富积累及对农村的留恋程度不同，其未来的动向将发生分流，已在城市买房或准备买房的群体，其财富累积较高，未来将在城市定居，而另外一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更大的可能是返回农村。

（2）第一代农民工在城乡“候鸟式”迁移的缘由。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动因一样是城乡收入差距，根据调查资料统计，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收入是在家务农收入的2.54倍，略高于新生代农民工（2.31倍），这是由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务工时间普遍较长，49.58%务工5年以上，工作技能熟练，工资相对较高。但与新生代农民工不同，被调研的第一代农民工有124人已在城市买房，占25.83%，这一群体已经逐渐由农村、城市的“候鸟式”生活转变为城市定居，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每年都要回农村老家时，绝大多数的都是逢年过节偶尔会回去探一下亲朋好友，极少部分称已有多年没有回过农村老家，亲戚朋友也基本搬到城里居住。另外356人没能在城市购房定居的群体中，把阻碍其定居城市的原因归结为城市生活费用太高者所占比例最高，为64.89%（见表6）。由于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都已肩负着养家的重任，上有老下有小，近几年通货膨胀严重对生活拮据的农民工而言更是雪上加霜，部分人已准备打道回府，重新回到农业生产中去（56人，占15.73%），或者在靠家近的地方打工就业（55人，占15.45%），以减少食宿、交通等日常生活开销。选择工作竞争激烈、压力太大为阻碍其在城市定居者占比例排在第二，为51.69%，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类的工作，以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和服务员为主，替代效应强，再加上近年来农民工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2012年中国的农民工总量有2.6亿人，占总人口的19.2%，比2011年增长了3.9%，更是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和工作压力。由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都是自己或夫妇到城市务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很多亲戚朋友也都在农村，因此，有37.36%的人认为家里的亲人、朋友是阻碍其定居的原因。子女教育也是阻碍第一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一大原因，就读私立学校费用太高，一般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就读公办学校却因为户口的问题，使得孩子根本不能和同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还有部分农民工觉得城市居民及行政部门对他们存在歧视，从劳动分配同工不同酬、不能享有同等福利待遇到补偿、人权等方方面面都存在不平等待遇，认为受歧视的人群占17.98%。

总之，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怀揣梦想和希望到城市打拼多年，也已经到了开花结果的阶段。不少人成功跳出“农门”逐渐同化为城里人，但有部分农民工群体由于其受教育程度、环境适应能力、对故乡的情感等的限制，或因财富积累不足，或因对家乡的不舍，现阶段还处在农村、城镇“候鸟式”生活的现状，这一群体未来返回农村的可能性较大。

3 计量模型与实证结果

3.1 实证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现有理论，并考虑被访问的农民工是否愿意转户、放弃宅基地或在务工地定居等均为愿意或不愿意，是二分变量，因此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Logit模型不要求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服从多元正态分布，而是以事件的发生概率为依据，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对二分变量，设定愿意转户、愿意放弃宅基地、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为1，相对应地，在三方面不愿意则为0。假设影响意愿的因素向量为X，则构建回归模型为：

其中， P（Y=1|X=x）为市民化意愿的条件概率（愿意转户、放弃宅基地、在务工地定居等的概率）， α为截距项，β为解释变量的系数向量，其符号方向代表了解释变量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方向。该模型可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参数向量进行估计，估计详解可见Wooldridge[21]。

课题从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农民工的务农情况及在城市工作的收入情况、城市打工期间的工作环境及条件、打工期间的城市生活状况等四个方面设计了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调查问卷，解释变量也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设计，具体的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见表7。

3.2 模型的运行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2.0统计软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Logit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8。从总体回归的显著性上看，影响农民工将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的回归方程（y1），以及影响农民工是否愿意在务工地定居的回归方程（y3），不包括常数项均有11个变量在10%及以上的显著性水平显著，这两个回归方程的总体对数似然函数卡方值均在1%水平以上显著不为零，即回归方程总体显著，说明这两个回归方程具有解释力。而影响农民工是否愿意放弃宅基地的回归方程中，除常数项全部变量只有2个显著异于零，总体回归的对数似然函数卡方值不能在10%水平显著，表明回归方程整体不显著，回归无解释力。各模型的估计结果及具体分析如下：

3.2.1 影响农民工转户意愿的回归分析

（1）个人基本特征对转户意愿的影响。本文选用的农民工劳动力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已婚和家庭人口规模5个变量。其中，性别对转户意愿有限制的负向影响，说明男性较女性更不愿意转户。受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男性较女性接受外界信息量大。近年来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发展的强力支持，内容涉及惠农资金、农产品补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干部选拔、城镇化改革、农村教育、计划生育、家电下乡等多领域，农村户口的“含金量”上升，“非转农”较“农转非”更为困难，有部分农民工还处在“留城不易，回村亦难”的尴尬处境。年龄对转户意愿有限制的正向影响，较年轻的农民工，18-25岁组以及26-35岁组的农民工，比其他年龄段的农民工更愿意将户口转变化市民。年龄越大越容易安于现状，风险偏好弱，趋向于保守和稳定，不愿转户。其他方面的个人基本特征的差异，包括不同文化程度、是否已婚、家庭人口规模等，对农民工的转户意愿差异无显著的影响。

（2）务工、务农收入情况对转户意愿的影响。务工、务农收入情况包括承包地的面积、种植方式、老家住宅的建筑面积、对收入增加的满意度、对福利待遇的满意度、城乡收入比和月工资是否正常发放7个变量。其中，种植方式对转户意愿的影响，委托亲友代种其农地的农民工相比于自种或转租农地的农民工，显著地不愿意转户。根据调研数据，委托亲友代种其农地的农民工总共276人，其中，第一代农民工184人，占66.67%，其它两类种植方式共592人，第一代农民工291人，占49.16%，前文已分析出年龄越大越趋于稳定不愿意转户，因此委托这种种植方式对转户的影响显著不愿意。务工收入越高、城乡差距越大，农民工的转户意愿越高，具体表现为：对今年的收入相对于去年收入增加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转户，显著性水平超过1%；对城市打工收入与务农收入倍数越高的农民工，越愿意转户，显著性水平也超过1%；而对福利待遇的满意度对转户意愿有10%的负显著影响，显著符号与预期不符，可能是由于控制了收入增加、打工与务农收入差距后多重共线性引起的，因为这三项内容均为关于收入水平，相关性较高。其他的务农及城市收入影响因素，包括拥有承包地的面积多少， 老家住宅的建筑面积，打工

时月工资是否正常发放等，对农民工的转户意愿无显著影响。

（3）城市工作环境与条件对转户意愿的影响。在城市工作环境与条件等众多影响因素中，显著地影响农民工转户意愿的变量只有两个：①每月加班天数有超过5%的显著负影响，即加班天数越多的农民工，转户意愿越低；②在职业类型的变量中，相对于其他职业，建筑工人及在工厂打工的工人，更不愿意转户。也就是说务工压力越大农民工越不愿意转户，薪酬制度不公平、薪酬较少、职业发展不明朗、工作难度大、工作自主性不强等使得农民工不舍完全脱离农村、不舍放弃田地转户为市民。其他方面的因素，包括每天工作时间，外出打工是否带家属，务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获取工作的方式，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工作的培训意愿等，均未在10%以上水平显著。

（4）城市生活状况对转户意愿的影响。在城市生活状况的变量中，相对于居无定所或租房的农民工，自己买房的以及单位提供住宿的农民工更愿意转户。住房问题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大关键，近年来房价连年飙升，抹灭了众多农民工转为市民的想法。其他因素，包括是否享受过公共服务、对政府农民工政策的满意程度等，均未显著地影响农民工的转户意愿。

3.2.2 影响农民工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的回归分析

（1）个人基本特征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在农民工个人基本特征方面，青壮年农民工（26-35岁组）相对于其他年龄组的农民工更愿意定在务工地定居。需求是具有购买能力的欲望，青壮年农民工既希望能留在城市，又有一定的财富累积，而26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财富累积还较有限，第一代农民工留城的欲望则相对较弱。受教育水平对定居的影响，初中及高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相对其他水平组别更不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下来，因为这一类群体高不成、低不就，处在两难的尴尬局面，一方面不愿从事基础性体力劳动，另一方面又不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的能力，因此工作不顺心、事业不如意，留城意愿不强。其他因素，包括性别差异、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数等，对农民工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无显著影响。

（2）务工、务农收入情况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在务农及城市工作收入的7个影响因素中，与转户意愿的回归结果类似，显著的变量也较多。其中，委托亲友代种农地的农民工更不愿意在打工地定居，这一群体主要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他们普遍安于现状，风险偏好弱，趋向于保守和稳定，倾向于返乡。与预期相反的是，老家住宅建筑面积越大的农民工，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反而越强，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这一群体的综合能力较强，对城市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同时务工收入相对较高造成的结果。打工收入比务农收入倍数越高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务工地定居，月工资每月正常发放的农民工在务工地定居的意愿也显著地更强，显著性小于1%。

（3）城市工作环境与条件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在城市工作环境与条件等众多影响因素中，显著地影响农民工在务工地定居意愿的变量主要为在务工地的居住情况。住房是定居城市的必备条件，房价也是近10多年来举国关注的焦点。回归结果显示，在务工地居住5年以上，或在务工地居住1-5年的农民工，显著地比暂住或居住1年及以内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下来，显著性水平均超过1%。其他影响因素皆未在10%水平显著。

（4）城市生活状况对转户意愿的影响。在城市生活状况的影响因素中，住宅条件上，自己买房或租房的农民工相对于居无定所、或单位提供住宿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下来。其他影响因素均未显著影响定居意愿。

总体上，转户意愿和定居意愿，均从不同角度或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二者有较多的共同显著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两个回归结果相互印证，表明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当中，转户意愿和定居意愿的共同显著因素包括：年龄、承包地的种植方式（委托亲友代种土地）、城市打工与务农收入的差距、城市打工过程中的居住条件等。而对宅基地的回归分析整体不显著，表明农民工视宅基地为城市打工过程中农村的最后退路，或者考虑宅基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增值可能，因本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大多农民工均不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

4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4.1 结论

本文从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3个维度对农民工“候鸟式”迁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研究了其代际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其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在务工地定居意愿均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讲，当前阶段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双重心理：既希望能在城市定居，又不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也正是因为这种两头兼顾的社会心理，加上农民工群体相对较低的财富积累能力，导致他们在城镇、农村“候鸟式”的生活现状。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适应能力强，完全能融入城市的工作、生活，但由于财富累积有限，又没有能力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农村、土地隔离，对乡村文化的融入不高，与土地的联系已渐渐疏远，但又离不开农村，与农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了个人特征、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及城市生活四类因素对农民工转户意愿、放弃宅基地意愿和在务工地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青壮年、对收入增长满意、城乡收入比高、留城时间长、在城市有自买房的农民工其转户意愿和定居意愿较高；初、高中受教育程度、土地委托亲朋好友代种、加班多、从事建筑的农民工其转户意愿、务工地定居意愿较低；宅基地的回归分析整体不显著，农民工视宅基地为城市打工过程中农村的最后退路，或者为自己唯一拥有的未来可能增值的资产，因本不受其他因素干扰，大多农民工均不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

4.2 政策启示

第一，国家战略和制度安排上，应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及路径安排进行整体规划和布局。1982年中国中央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劳务”以来，农民工历经30年的发展，仍然处在“候鸟式”生活的状态。农民工始终是被当作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而非市民化的公民。当城镇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时，政府放宽对农民的管制，促进其进城；当城镇就业压力大、失业严重时，则对农村劳动力进城速度、从事行业、职业、工种等进行限制。综合而言，农民工是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和结构性压力的产物。为了扭转这一局势，保证政府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重大战略顺利实施，这也就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及路径安排进行更预防性和前瞻性的整体规划和布局。

第二，加速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推进“就地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具有创造潜在内需的持续动力，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提高城镇化质量，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①要努力实现农民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稳定就业是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②要继续落实农民工政策，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纠正拖欠行为，落实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以减少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压力；③要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工在本地享有同样的城市生活创造条件，提供“就地市民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大力发展政府开发的廉租房，乡村社区建设的农民工公寓等，多渠道解决农民工住房。住房是农民工能否定居城市的关键，改善住房条件是当前农民工最迫切的愿望。本文认为，单纯的通过取消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从社会现实看，大量离开土地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工在理性决策下仍然谨慎保持自己的农村户口，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城乡结合地区的居民千方百计想恢复自己的农民身份。土地，作为一种生存资本，是农民工的最后退路，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城市住房问题，农民工根本不可能定居城市，实现市民化，这也是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农村宅基地根本原因。

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搭建好农民工的返乡平台。考虑部分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性、融合度和财富累积有限，返乡成了他们的唯一选择，这也就要求劳动力大量输出地区要搭建好返乡平台：①应当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制度，逐步探索出租、转让、入股、互换等多样化的土地流转形式，加速农地流转进程，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②积极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完善和改进宅基地审批机制，建立和健全集约型宅基地的共同管理责任机制，探索宅基地的有偿使用和退出机制；③要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包括在城镇就业的各种技能培训和创业技能培训，实现返乡再就业和再创业。地方政府还应提供土地、财税和金融政策方面的优惠和支持；④应当充分发挥城镇的辐射作用，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对接，充分发挥新农村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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