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以统计资料和对农民工的访谈为基础，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家庭、妇女的互动关系进行性别反思。佟新的研究认为，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网络)力量无不作用于家庭，女性廉价劳动力市场在此过程中形成。

3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形成如下局面：首先，通过改造国有企业、鼓励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引进外资企业，中国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其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和城镇贫困人口。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后一直在0.4以上。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维护了低水平的平等。

那么，人们如何应对这种经济的迅速变化呢?

在剧烈的经济变迁面前，家庭成为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至少在精神意义上，家庭利益成为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并发展出各类应对模式。城市底层居民多以家庭共同体模式为主。以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迫使城市居民走向个体竞争，但面对残酷的竞争，个体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显得更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团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家庭共同体。而农村居民则以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为主。对于广大的乡村来说，现代性为每个家庭提出了一个像城市人一样生活的目标，其结果就是在一个“想象”的家庭利益模式下，每个家庭成员为应对变迁付出成本：老人和孩子守在村庄，青壮年劳动力以个体的方式走进城市，家庭生活变得支离破碎。

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下具有国家保障意义的商品供应被市场化，家庭成为人们应对经济变迁的重要单位，经由家庭分工来削减经济发展的成本，变个人成本为家庭成本。而家庭中的女性成为家庭成本的承担者。

经济转型使平均每户就业人口数减少，最低收入户就业人口数远低于平均水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和交通等都有国家的最低保障，而市场化条件下，人们的居住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都大幅增长。每人年收入2005年比1990年增长了746.4％，但食品支出增长了420％，居住支出增长了1328％，交通通信支出增长了2460％。这种增长给贫困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对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原因的调查表明，有29.7％的失业女性是因为要“料理家务”而失去工作，这占了女性失业原因的第一位；而同样原因的男人只占16％。毫无疑问，妇女会像男人一样承担着家庭经济开支和消费的重负，特别是在贫困家庭中。

当实践家庭计划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利益”，并可以站在家庭利益的立场上来分析家庭应对策略。但是，家庭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而非一致性的利益则意味着不公平的权威关系，如丈夫对家庭事务似乎具有更多的合法性权威；如男性比女性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因此更应当让男性发展其社会能力等。那么，站在女性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利益掩盖下的女性利益的缺失，正是经由市场化过程和家庭的中介，一个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才得以稳定的存在，成为一个劳动力的蓄水池。

佟新认为，廉价的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就是嵌入在市场化与家庭利益之下的。当国有企业改制，迫使大量的女工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时，女性“更适合在家庭”的意识形态使女性合理和合法地“回家”。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东北三省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1982年，这6个省市的女工人数为767万人，占全国女工比重的25.98％；2000年这6个地区的女工人数大幅度下降，仅有476万人，比重降到12.78％。但是，“回家”的女性直接感受着家庭收入的锐减，因此她们不得不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此时，她们只能进到工资更为低下、缺少社会保障和工作更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领域。

当家庭就业人口趋于减少，家庭支出又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力就不得不出外寻找工作才能维持家庭开支。两种力量的挤压：――正规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排斥和家庭经济的压力――迫使妇女不得不在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工作，进入到没有保障的各类加工业和照顾性工作中。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中结构位置的变化大大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市场成本。女性劳动力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化又使女性以个体化的方式应对排斥，而无法形成团结的力量，几乎毫无谈判能力而言。其结果是女性不仅以自己低价的劳动来应对市场变化，同时她们的劳动贡献还被掩盖在巨大的市场阴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