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人格结构探索――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

摘要研究人格特质背后潜在的结构一直是人格心理学家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存在着人格结构因素（维度）之争；而论证某一人格特质结构的文化普适性（etic）或者文化特殊性（emic），则成为当今人格特质研究者们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因而存在着彼一人格结构与此一人格结构能否相容之争。文章回顾总结了20多年来有关《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假说（SFM），并通过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样本在“六因素”结构中的“人际关系性（IR）”和“开放性（O）”因素上的显性/隐性表现，指出人格因素数量及其理论定性之争很可能仅具有方法学意义，对于真正了解人格的本质并非关键。真正找到人类共有的和某一人群特有的人格特质结构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各种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心理学家超越各自理论、彼此平等接纳、从文化的、乃至遗传的角度共同探索。

关键词人格特质结构，CPAI，NEO-PI，六因素模型，人际关系性，开放性，文化普适性/文化特殊性。

分类号B848

1 引言

人格特质理论是人格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该理论认为，特质是构成人类个体人格的基本单元，可分为表层特质和深层特质[1,2]。表层特质会因人而异，但深层特质则在个体间存在着共同结构。深层的人格结构可以用分类的概念，或者用维度（或因素）的概念来加以界定。无论采用怎样的概念，特质理论的关键点就在于：首先承认人格特质是可以测量的，然后再在测量出来的特质基础上探索人格的结构。

人格特质理论在人格研究的历史上曾经一度沉寂，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它又回来了[3]。使特质理论回到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心舞台的一个重要突破，就在于西方多位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人格特质中背后存在着一个五因素结构[4~9]。众多的后续研究将其称为人格五因素模型（FFM），并不断重复验证该人格结构模型存在的合理性[10]。因此，人格特质五因素模型风靡一时，导致许多研究者相信，五大人格因素就是人类个体行为背后的共同人格结构，具有人类普遍性。背负着历史使命的心理学家们始终真诚地希望，他们也能够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那样，最终有一天会发现普适的心理结构（无论它是认知结构、还是人格结构），从而帮助揭开人类行为之谜。为了进一步验证人格特质五因素结构，后来的研究者便朝着两个方向继续探索，一方面他们努力探究人格特质的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广泛寻求该结构的跨文化研究证据（本文的探讨将主要集中在第二个方向上的研究）。

因此，有关人格结构文化普适性的研究陆续在世界其它地方出现[11~19]。这些研究者中既有西方的学者，也有一些掌握了西方研究方法、在本土进行研究的非西方学者，还有一些对西方人格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的非西方学者。到目前为止，由于西方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占有话语主导地位，因此，大部分研究结果都倾向于支持人格五因素模型的普适性。但的确也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五因素结构可能只具有部分的普遍性，或者根本不具有普适性，因为毕竟五因素模型初始是建立在西方理论、方法和人群样本的基础之上的。

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心理学研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起步[20~26]。由于中华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华文化不仅起源早，并且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十分独特的。因此，中国的学者似乎有更多、更强的理由相信，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乃至人格特质中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特殊性”，中国人人格研究中的“本土化运动”便是这方面十分鲜明的代表[20,21,27]。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上升，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

本文通过总结我们过去20多年中进行的系列实证研究结果，尝试提出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假说，并试图回答人格结构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问题。

2 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发现的四因素人格特质结构

早在西方人格五因素模型开始被人们广泛认识之前，我国学者就已引进了大量西方著名的人格测验工具，如MMPI，16PF，EPQ等[28,29]。这些研究表明，西方人格测验在中国人群中使用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30,31]。但引进的人格测验在我国人群中使用时，也存在着诸如文化偏差等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问题[19,25,30]。因此，一些心理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便开始探索建构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人格测验工具，其中综合性的人格测量工具当属《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简称CPAI》[24,32]。

CPAI（第一版）的测量量表分为三种类型，即3个效度量表、22个人格量表和12个临床量表，其中人格量表部分包含着许多西方人格测验不曾有的“本土化”人格构念，如“面子”、“人情”、“和谐性”等（见表1）。这些人格构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下来的丰厚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24,32]。对CPAI的22个人格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的人格特质背后潜藏着一个四因素共同结构，即可靠性（DEP）、个人性（IND）、领导性（SOC）及人际关系性（IR）（见表2），其方差总解释率约为59%。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性（IR）”这个因素包含了众多“本土化”人格构念，显示出中国人在社会上如何“做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如讲究往来人情、避免当面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大家都有面子等。

3 西方的人格特质五因素结构

恰逢CPAI研究进入探索人格特质结构之时，西方的“人格五因素”模型开始被人们广泛认知，并影响到整个人格特质研究领域[33]）。测量人格五因素模型的一个主要工具为NEO PI人格问卷[34~36]。该问卷共有30个亚量表，每一个人格因素量表由6个亚量表构成（见表3）。

这样两个人格特质结构历史性地撞在了一起，因而，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既然NEO PI测量到跨文化的人格特质，而CPAI测量到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格特质，那么两者测量的结果是相互包容、还是相互区分的？如果两者能够相互包容，那么至少说明CPAI测量的“文化特色”人格特质可能并不那么具有特殊性，因为它也是可以被人格五因素模型加以涵盖和解释的，这当然会间接地暗示出，五因素模型在中国人群中具有适用性；但是，如果两个结构相互区隔，那么这就意味着，NEO PI的五因素结构模型难以全面、完整地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因此中国人人格特质具有某种特殊性的假设，就是可以预期、并值得加以求证的。

4 CPAI与NEO PI共同揭示的人格结构

1997年，研究者对CPAI和NEO PI各分量表作了一次求证性的联合因素分析（joint factor analysis）[37]。该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现出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其中有4个因素分别与NEO PI中的情绪稳定性（N）、外向性（E）、宜人性（A）和责任性（C）人格因素相包容；第5个因素仅容纳NEO PI中的开放性（O）量表，单独构成一个因素；而CPAI中的“人际关系性（IR）”量表则未与任何NEO PI的量表相交融，也独自形了第6个因素（见表4）。

第一次揭示出的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暗示着如下的推论：1）五因素模型可部分地适用于描述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但远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人的典型社会行为模式；2）CPAI的“人际关系性（IR）”刚好从中国文化角度，补充测量到中国人具有的特殊社会性人格特质，而IR行为模式在西方人群中可能并不十分典型和突出；3）“开放性（O）”更可能是西方人的典型人格特质，它在中国人群可能不具有突出的社会生存价值。

5 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的验证研究

为了验证上述推论假设，陆续在1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一致性地表明，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的确存在于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人群之中[38,39]。表5显示的是对一组新加坡华人样本联合施测CPAI和NEO-FFI后所得到的因素分析结果，六因素结构模型得以清楚的复现，其中因素1即为CPAI的“人际关系性（IR）”因子，其余则为FMM的五因子。

随后进行的两个研究，分别使用非学生样本和非华人样本对“六因素模型”作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的拟合指数均高于“五因素”模型。

以上各项研究的结果一致显示，虽然人格五因素模型的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但人格“六因素”模型较“五因素”模型可能具有更全面的适用性。CAPI的人际关系性因素（IR）与NEO PI的宜人性因素（A）之间较低的相关系数表明，在华人社会中可能存在着两种人际关系行为模式，“A”更多地表明一个人行为模型是否被动地受他人欢迎，而“IR”则表明一个人主动寻求与他人建立互动交换关系的行为模式。也既是说，前一行为模式更多地与如何“做好人”关联，而后一行为模式更多关乎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如何“做人”。与临床量表的相关研究显示，“IR”与MMPI的神经症量表（Hs和Hy）呈负相关，与精神病性的量表（Ma、Sc和Pt）则呈正相关；而“A”则与所有MMPI的临床量表呈负相关关系[40])。

但在上述研究结果中也出现了一个值得人们特别给予关注的“意外”，即在表6所列的第二研究中，受测者全部为主在夏威夷的非华裔美国少数族裔人群。能够在非华裔人群的人格特质测量结果中发现“六因素”结构，的确多少令研究者感到很有些意外。因为在此项研究之前，我们多保持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人格五因素模型更适用于西方人群，它在描述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时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需要补充进CPAI的“人际关系性”因素、合成较完整的“六因素”结构后，才能较完整地描述和解是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但是，在非华人样本中也能复现“六因素”模型只是一种偶然性呢，还是具有更为深层的理论性的暗示？

6 在西方人群中发现“人际关系性”特质因素

为了能够排除偶然性的解释，研究者又将曾被用于夏威夷非华裔大学生样本的英文版CPAI，对美国本土的白人大学生样本进行了施测。该项研究使用了Procrustes旋转因素分析方法，将最初在中国受测者群体中发现的人格“四因素”结构设为靶目标，再不断旋转美国大学生的CPAI人格测量数据，考察该数据四因素结构与靶目标的符合程度。一般而言，经Procrustes旋转后的因子共同性指标应高于0.90。表7的结果显示，旋转后的四因素共同型指标均高于0.90的标准，实测数据与靶目标结构是分吻合，其结论就是，人格特质“四因素”结构在美国白人大学生中也能得到复现。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人际关系性（IR）”因子在西方人的人格特质中也潜在地存在着。

追踪系列研究的结果到此为止，一个大胆的假设推论逐渐地清晰起来，即开放性（O）与人际关系性（IR）人格特质因素均展现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独特性，人际关系性更多地折射出中华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而开放性更多地反映出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求索精神。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在塑造个体的人格特质时，将“开放性（O）”变成为显性的特质因素，而将“人际关系性（IR）”抑制成为隐性的特质因素。在此文化环境中编制出来的西方本土人格测查工具，在测量个体人格特质的过程中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盲点”，抓不到潜在的“人际关系性（IR）”特质因素。与西方文明相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特色的文化将“开放性（O）”压抑成为隐性的特质因素，而特别突出了“人际关系性（IR）”这一显性的特质因素。因此，中国本土化的工具（如CPAI）在测量人格特质时，同样也存在着一个“盲点”，难以探查到潜在的“开放性（O）”特质因素。

近百年来，中国的国策由“闭关自守”专变为“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得以大举进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因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依大、中、小城市和农村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顺序，上述文化环境改变的程度呈梯度变化趋势，传统文化依次保留着更大的影响力，而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那么，六因素结构总的“开放性（O）”因素和“人际关系性（IR）”因素是否如前面推论所作预测的那样，在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影响的人群中呈现出某种高低分布的模式呢？

7 “开放性(O)”与“人际关系性(IR)”在中国大中小型城市中分布模式

CPAI在2001年被修订为《中国人个性测量表2，CPAI-2》[37]。CPAI-2在原有的本土化量表的基础上、测量人际关系性人格特质之外，还针对“开放性盲点”，又增加了根据焦点小组访谈结果而编制出的本土化开放性量表，用以测量中国人的开放性人格特质[37]。当今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并不同步，大城市居民现代生活水平较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较深，而中型城市、特别是小型城市和乡镇居民的生活距离现代化的标准尚有较大的距离，因而更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承认城市现代化程度与城市居民从传统文化转型到现代文化的过程直接相对应的话，那么考察O和IR两种人格特质因素在不同规模城市人口中的分布情况，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O因素和IR因素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我们在最近的两项研究中，使用城市综合实力指标[41]来标志和区分各类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结果如下：

7.1 中国人的开放性

如同表8所示，CPAI六个开放性量表（新颖性、多样性、多元化思考、唯美-艺术感、容人度）在以城市综合实力指标划分的三类地区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42]。与事先的推论假设相同，第一类城市（最为现代化地区）的受测者在开放型诸量表上的得分最高。可以说，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的居民，其开放性亦越强。

7.2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性

表9则显示出不同现代化地区居民受测者在CPAI“人际关系性”六个量表上的得分差异，其中传统-现代化、人情、纪律性和谐性四个量表上的地区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43]。总体趋势为，第一类城市的受测者在所有“人际关系性”量表上的得分均为最低，也就是说，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居民在传统人际关系性上表现最弱。

上述两个研究间接地证明了，西方文化与“开放性”人格特质因素的关联性更大，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际关系性”人格特质因素的关联性更大。那么，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中的其它因素与文化的关联性又是如何呢？如何回答“什么样的人格结构更具有文化的普适性、或者相反更具有文化的特异性”的问题呢？

8 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假说带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回顾、总结了20年来有关CPAI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格特质的六因素假说。各种深入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因此，以提出几点思考和启示的方式为本文作出总结论，似乎更为合适。

（1）基于纯粹本土研究而建构的人格测量工具（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测验）可能都存在着一些“盲点”。这些盲点的存在显然导源于研究者、被研究者共同处于某种显性的文化之中，从而产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困境。西方学者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之上，看到了人格特质背后存在着的“五因素”共同结构，其中包括了影响人们“创新、审美、不拘一格”行为模式的“开放性”潜在特质因素；而中国学者站在“团体主义（关系主义）”的立场上，看到了人格特质背后存在着的“四因素”共同结构，其中包含着影响人们进行繁忙的人际交往行为的潜在人格因素“人际关系性”。

（2）基于自己的立场和理论观点，西方学者编制出NEO PI一类的人格测量工具，使用这些工具不仅可以测量出西方人的人格结构，而且可以“强制性”地测量出其它文化人群的人格结构，因此，西方学者便在占有话语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声称，人格“五因素”模型具有文化普适性。在同样的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其它文化中的人格研究者在发现西方工具无法测量出来的“新”人格因素时，往往会略显“胆怯”地说，这仅仅是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人格因素。但CPAI的系列研究结果却显示出，一旦中国本土的人格测量工具用于西方人群时，它亦可“强迫性”地测量出西方工具原本未能发现的潜在人格特质因素。

（3）因此，如果仅仅依靠某种与特定文化绑在一起的测量工具，就匆忙地声称能够发现跨文化一致性或者文化特异性的人格特质因素，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武断、且显得不够宽容。而如果能够平等、宽容地对待在其它文化和本土文化下产生的人格测量工具，并使用它们来共同测量不同人群的人格特质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单独使用任一测量工具都难以全面揭示出来的人格特质因素结构。这正是“联合使用CPAI和NEO PI、从而导致发现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4）人格特质研究领域中不仅存在着“四因素”、“五因素”和“六因素”模型，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结构模型，诸如“三因素”模型[1]、“七因素”模型[44]）、乃至“十六因素”模型[45]等。“六因素”假设模型带给我们的另一想启发就是，各种因素模型之间根本的差异可能至多只存在于方法学或认识论的层面，还远没有达到人格的本质或者本体论层面。由于人类各个种族之间共享基因达到了99.99%，因此，在本体论层面，人类各个种族（个体）之间的人格结构的共同性应该远大于结构的特殊性。人格“六因素”结构或许是从多元文化角度发现的第一个共有的人格结构。

（5）如果说，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们个体行为模式中的中、西文化差异的话，那么得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中更多地体现出德行的规范（IR因素），西方人行为模式中更多体现出理性的引导和知识的力量（O因素）”这样的结论，应该离人类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生活相差不会太远。儒家认为，人际交往中要守礼。人际交往中的守礼除了礼貌、礼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礼让。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讲礼，最终是为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本土化的人格研究，如果要坚持实证科学的标准的话，那就一定要用测量的数据结果说话，否则纯思辩式的人格结构探索结果尽管会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很难与西方的科学研究结果进行平等的沟通和比较，那又如何去辨别、判断这类研究结果真的具有文化特殊性呢？

（6）六因素中E和N两个因素与遗传的关联性更大，而O和IR的文化（环境）关联性更大。从生理心理学家的视角来看，基本人格维度源自于遗传而来的生理结构。一些研究结论支持FFM五因素结构中E和N与基因遗传的关系[46~48]，但很少有研究证实开放性（O）、宜人性（A）、责任感（C）存在相应的生理基础[49]。这可能意味着开放性等人格特质因素更多地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正如我们的研究所示，中国人的开放性会随着现代化程度的进程而增加。“人际关系性（IR）”这个因素包含了许多“本土化”人格构念，显示出中国人在社会上如何“做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如讲究往来人情、避免当面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大家都有面子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际关系性因子又可以看作是一个传统性因子。因此，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居民的传统性也越少。这当然也说明了人际关系性人格特质因素与文化环境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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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for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Chinese: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a Six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Traits

Zhang Jianxin,Zhou Mingji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Finding a latent structure for personality traits has been consistently one of the focuses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while fin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f culture-general or culture-specific nature for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is at present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have disputation over the number of factors (or dimensions) for such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over the adaptability of a structure from one culture to people of another culture. The present paper summarizes various findings resulted from a series of studies on CPAI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over the past period of 20 years to put forward a Six Factor Model (SFM). Based on the responses to IR and O factor of SFM from the sampl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the paper therefore suggest that the number of factors and culture-specific nature in any of the existing personality structures be only meaningful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adopted by its researchers. The only way to find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culture-general or culture-specific is to let personality psychologists of many cultural backgrounds work together equally.

Key words: Personality Structure, CPAI, NEO-PI, SFM, IR factor, O factor, etic/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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