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

时间:2022-10-17 03:35:48

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

[收稿日期] 2013-0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6CZW014);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NCET-09-0332)

[作者简介] 罗宗宇(1968—),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摘要] 沈从文的创作与傩文化关系密切,在多方面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傩祭仪式和傩戏是沈从文创作表现的重要内容。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表现为塑造神巫形象、写信仰傩神的俗民、给人物取有“傩”字的姓名以及采用与傩相关的语汇写人物。沈从文创作的情节设置、神秘风格与小说的尚“三”特征也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傩文化; 傩祭仪式; 傩戏;沈从文; 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5—0088—04

傩是源于远古的一种驱鬼逐疫,祈福攘灾的祭祀性巫术活动。傩文化是与傩相关的诸种文化事项的总称。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习俗的原因,湘西的傩文化发达。作为湘西的儿子,沈从文从小对傩文化耳濡目染,他的创作与傩文化关系密切,在多方面受到了傩文化的影响。

傩祭仪式是请傩酬傩的祭祀仪式,也是傩文化最原始的表现形态。湘西苗族崇拜傩神,常常用傩祭仪式许愿酬傩,“苗人的酬傩,……他们以洪水故事中的兄妹二人为傩神,称之为傩公傩母。凡遇人口不安,六畜不旺,五谷不丰,财运不佳,瘟疫盛行,以及其他灾厄、口角或见了怪异现象等等;经巫师卜知触犯了傩神,就要许愿酬傩。此外,如没有子女的要求子,也只要求傩神;家中终年平安无事,也以为是傩神之赐;都要许愿酬傩。”[1](P126-127)湘西苗族学者石启贵也指出:“俗谓圣公为傩公,圣母为傩娘,故有傩神之名称也。此神根始,出于桃源,在湘西边县,占最强大之势力,不仅苗人信奉已深,而文明汉族亦已深信崇奉也。”[2](P428-429) 沈从文记录他“年幼时对湘西的‘傩’的印象”[3](P180),傩祭仪式在其创作中多有表现。在1926年5月6日《晨报副刊·诗镌》第6号发表的诗歌《还愿》中,沈从文最早描述湘西苗民傩祭仪式的狂欢场景:“锣鼓喧阗苗子老庚酬傩神,代帕阿花衣花裙正年青:舞若凌风一对微微翘,唱罢苗歌背人独自微微笑。傩公傩母座前唢呐呜呜哭,在座百人举箸一吃两肥猪。师傅白头红衣绿帽刺公牛,大缸小缸舀来舀去包谷酒。”[4](P13)随后,他在《神巫之爱》、《阿黑小史》、《凤子》和《哨兵》等小说中都对傩祭仪式有表现,小说叙事基本上采用一种人类学民族志的笔法,如《神巫之爱》第2章对“还傩愿”场景的描述:

松明,火把,大牛油烛,依秩序一一燃点起来,照得全坪通明如白昼。那个野猪皮鼓,在五羊手中一个皮捶重击下,蓬蓬作响声闻远近时,神巫戎装披挂上了场。

他头缠红巾,双眉向上竖。脸颊眉心擦了一点鸡血,红缎绣花衣服上加有朱绘龙虎黄纸符。手执铜刀和镂银牛角。一上场便在场坪中央有节拍的跳舞着,还用呜咽的调子念着娱神歌曲。 他双脚不鞋不袜,预备回头赤足踹上烧得通红的钢犁。那健全的脚,那结实的腿,那活泼的又显露完美的腰身旋折的姿式,使一切男人羡慕一切女子倾倒。那在鼓声蓬蓬下拍动的铜叉上圈儿的声音,与牛角呜呜喇喇的声音,使人相信神巫的周围与本身,全是精灵所在。[5](P377)

小说《凤子》开头介绍凤凰“年末则居民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巫者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6](P107)在结尾“神之再现”一章则详细叙述了谢土还愿的傩事活动。从傩事活动前众人忙碌准备的情景到活动中巫师请神、迎神、献牲、奠酒、上表的法事活动,以及众人娱神、送神的场面,作者用近三页的笔墨还原了傩祭仪式。[6](P159-162)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5期罗宗宇,翟翊翔:傩文化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一些散文也注意表现傩祭仪式,如《我所生长的地方》写“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娱神。”[7](P245)《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表现凤凰的“还傩愿”:“岁暮年末,居民还愿的,多预先看定日子,邀请当地著名苗巫,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杀猪宰羊,捶大鼓如雷鸣,主事苗巫即穿鲜红如血缎子袍服,吹镂银牛角,舞铜刀、法器、锦拂,踊跃鼓舞娱神。每堂法事都含有一点法术表演,且于法事间隔中,进行人神同乐的戏剧。”[8](P290)

傩戏是一种利用歌舞形式进行驱鬼酬神的宗教祭祀活动,是在傩歌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民间小戏,是傩文化最重要的综合表现形态。湘西傩祭“至晚,演傩戏,鸣锣击鼓,戴纸面具。”[9](P154)沈从文对傩戏有深厚的感情。早在1926年,他就明确表示要将湘西傩戏介绍出来:“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10](P20)。在1930年代末,他认为:“如用凤凰县苗巫主持的大傩酬神仪式作根据,加以研究比较,必尚有好些事可以由今会古。”[11](P327)1982年,80岁的沈从文回到凤凰听傩戏,不但泪流满面,而且动情地称其为真正的“楚声”。[12](P254-255)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对傩戏有具体介绍,如“这种酬神戏与普通情形完全不同,一切由苗巫作主体,各扮着乡下人,跟随苗籍巫师身后,在神前院落中演唱。或相互问答,或共同合唱,一种古典的方式。……戏多就本地风光取材,诙谐与讽刺,多健康而快乐,有希腊《拟曲》趣味。不用弦索,不用唢呐,惟用小锣小鼓,尾声必需大家合唱,观众也可合唱。尾声照例用‘些’字,或‘禾和些’字,借此可知《楚辞》中《招魂》末字的用处。戏唱到午夜后,天寒土冻,锣鼓凄清,小孩子多已就神坛前盹睡,神巫便令执事人重燃大蜡,添换供物,神巫也换穿朱红绣花缎袍,手拿铜剑锦拂,捶大鼓如雷鸣,吭声高唱,独舞娱神,兴奋观众。”[13](P374)在《湘西·凤凰》中也记载:“男巫用广大的戏剧场面,在一年将尽的十冬腊月,杀猪宰羊,击鼓鸣锣,来作人神和乐的工作,集收人民的宗教情绪和浪漫情绪。”[14](P401)

傩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也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它在多方面展开。一是塑造了神巫这一特殊形象。巫师是傩事活动的主持者,他起着沟通神与人的作用。小说《神巫之爱》就塑造了一个受广大女性喜欢但用情专一的美丽神巫形象。小说以神巫之爱为叙事中心,写神巫是花帕族年青女人之所爱,她们都希望神巫爱自己,“花帕族的女人,在恋爱上的野心等于白脸族男子打仗的勇敢,所以每次闻神巫来此作傩,总有不少的人在寨外来迎接这美丽骄傲如狮子的神巫。”[5](P369)但神巫不为众女子所动,坚持做傩仪,唱神歌,做法事,“神巫上场,换长袍为短背心,鼓声蓬蓬打了一阵,继着是大铜锣铛铛的响起来,神巫吹角,角声上达天庭,一切情形复转热闹,正做着无涯好梦的人全惊醒了。”[5](P381)当一白衣女孩来到神巫面前跪下、对神巫美目流盼却不言语时,“这神巫有点迷乱,有点摇动了”[5](P385),他钟情于此女子,在傩仪后勇敢地用歌声和行动寻找爱去了。小说罕见地塑造了一个亦人亦神、美丽多情的神巫形象。《阿黑小史》也有一个为阿黑打鬼治病,“把红缎子法衣穿好,拿了宝刀和鸡子吹着牛角,口中又时时刻刻念咒”的神巫形象。[15](P249)二是写信仰傩神的俗民。俗民是一定民俗文化中的民众,在湘西傩文化场域中,民众认为傩神有祈福攘灾的功用,因此傩神信仰与崇拜是俗民的重要精神观念和心理。美国人类学者保罗·本尼迪克特曾从汉藏语系的某些词汇来挖掘“傩”字的起源,认为它是从有关“病”的词汇的词根变迁而来,后变为“驱逐病魔仪式”的名称。[16](P280-281)《阿黑小史》在“病”这一章中,写的正是阿黑及其父亲信仰傩神能驱逐疾疫的观念。阿黑生病,不问原因,就请巫师用傩仪来捉鬼治病。[15](P243)《山鬼》中的癫子失踪,他的娘“为了癫子的平安,曾在傩神面前许了一匹猪,约在年底了愿心;又许土地夫妇一只鸡,如今是应当杀鸡供土地的时候了。”[17](P339)在《边城》中,翠翠得知王团总的女儿加入爱情竞争、感觉柔弱无助时,她就在船上轻轻的哼着巫师迎神的歌,以求傩神保佑自己“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18](P96)三是沈从文喜欢给笔下人物取带“傩”字的姓名,这是他在傩文化影响下的一种小说人物命名思维。如《阿丽思中国游记》中的男主人公为约翰·傩喜先生,在中西混搭中突出了“傩喜”之名,意味着“还一次愿为傩神所喜而赐”。[19](P37)《边城》中的二佬取名为傩送,意即傩神送来的,从中还见出人物命运的安排,“在取名问题上沈从文实际上作了解释:顺顺无意识地偏爱小儿子,因为当地人认为傩神要比汉人的‘天’更加灵验。天保的夭折也与此相应。”[3](P148)《月下小景》的主人公傩佑,实为“傩神保佑” 之意。此外,《一个妇人的日记》中的男主人公取名为傩傩,《喽啰》中的主要人物为三傩四傩兄弟,《爹爹》中的外科医生吴成杰被人们喊作傩寿,《湘行散记·老伴》中的年轻伙伴叫“傩右”,《屠桌边》中的妇女叫老傩嫂子,《山鬼》中有人叫“傩巴”等,无一不是取“傩”字来命名人物的。最后则是用与傩相关的语汇来写人物。如《三三》写有人“学着打大傩的法师神气”来吹唢呐[20](P12),《羊羔》中的把总用凤凰县城歇后语“小傩妈看戏,依不得那么多”来表明对有的事不必那么认真对待。[21](P35)拟狂言剧《鸭子》中的葛喜发说自己“一提到霄神就心虚”等,[22](P46)从而突出了人物的傩文化色彩。

傩文化还影响到了沈从文创作的情节设置、神秘风格与尚“三”特征。1926年,沈从文创作了独幕笑剧《霄神》。霄神是湘西汉族傩戏诸神之一,原意为凌霄天神,乡民们也用同音字称其为“小神”。剧本的情节是周必富(舅舅)在家中神像前以傩的形式向霄神还愿,希望霄神显灵、赐宝物给自己以遁身。恰在此时,他的外甥因输光了钱,来舅舅家吃饭,外甥见舅舅在埋头求霄神保佑,于是偷偷溜进屋假装为霄神显灵,骗舅舅的酒食供品最终被发现。关于《霄神》的戏剧情节设计,金介甫曾指出:“设计的戏剧情节……很可能是来自湘西的傩戏。”[23](P203)沈从文自己后来在解释《霄神》的创作时也认同这一点,“故事则出于本乡本土。春秋时孔子说的‘傩’,在我国解放前,还完完整整保留在我家乡中。主持‘傩’事的照例属于在当地极有威信的苗巫。”[24](P413-414)小说《神巫之爱》的情节也借助傩祭仪式展开,神巫来到云石镇主持傩祭仪式,得到当地女子们的的欢喜和爱慕,在“请神酬神送神” 的傩祭仪式上,一白衣女孩让他钟情,仪式完成后,神巫开始了爱的追寻。《山鬼》的情节设计也有傩文化的因素,“代狗王”发癫,巫师在寻找其发癫原因时认为是他“得罪了霄神,当神洒过尿,骂过神的娘,神一发气人就变癫了”[17](P342),因此要按照习惯借助傩神的攘解来治癫。另外,小说《边城》的情节模式实际上是翠翠要追求者为自己唱歌的“难题”婚姻模式,其情节原型可能是苗族洪水神话故事中兄妹(即后来傩神崇拜中的傩公傩母)成亲的难题婚姻演绎。

沈从文创作的神秘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傩文化相关。傩神信仰是一种鬼神信仰,有充满离奇怪诞的预兆禁忌以及五花八门的占卜、咒语等。傩仪作为驱鬼逐疫、祈福攘灾的巫术祭祀活动,具有神秘性。以傩为表现内容的叙事就自然成为了含魅叙事,《凤子》、《神巫之爱》和《边城》等小说表现傩文化事象于是造成了叙事的神秘,[25]特别是《神巫之爱》“晚上的事”一节中那杂沓纷扬的声音,诸如号角声、令牌声、刀剑声、锣鼓声等“傩坛巫音” 给人以闪烁不定的神秘感,并不是一种音乐声,而是一种阴阳交感的信号,“那在鼓声蓬蓬下拍动的铜叉上圈儿的声音,与牛角呜呜喇喇的声音,使人相信神巫的周围与本身,全是精灵所在”[5](P377),“不仅能通神,而且能驱邪唤善、招风请雨,具有十分奇特的、不可思议的作用”[26](P81-82),所谓“牛角之声震天地,令牌一响鬼神惊”,让小说叙事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我所生长的地方》中“还傩愿”那肃穆的祭祀,威严的仪式加上宗教意境氛围,同样让叙事走向神秘。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具有尚“三”特征,它主要表现在人物设置、氛围营造、情节安排等方面。[27](P134-137)如小说《三三》中的女孩取名为“三三”,《长河》中男子取名“三黑子”及《虎雏》中的人物“三多”等。《静》中数字“三”给人以神秘的联想。《菜园》中充满恐怖的“白”色,也遍布不祥的“三”数。[28](P191)《边城》中的人物关系常常由三者构成,如翠翠的父母加杨马兵,翠翠、傩送与天保等。对于尚“三”特征的形成,有研究者认为是以“三”为法的民族无意识潜在支配的结果[26](P138),笔者则更愿意把尚“三”特征的直接成因归为湘西傩文化的影响。在湘西傩神崇拜中有“三本”观念,“三”是傩祭的哲学基础,如傩祭中烧香三支为一炷,三炷为一料。三拜为一小礼,三拜九叩为一大礼,祭祀品“刀头”肉需三斤六两,糍粑需三升六碗,祭符则纸吊要黄标三张,每张剪符三行,供品要“三牲”,卦有三种,神有三清等等[29](P26-27),沈从文从小对此耳闻目睹,一生对傩文化情感浓厚,对于傩神崇拜中的“三本”观念他应当了解和接受,进而影响了自己的小说创作思维,使其小说创作具有了尚“三”特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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